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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两千五百五十年前）周朝最年轻的王——太子晋论官道革命

中国两千五百五十年前的太子晋，是周灵王的长子，也是中华民族最年轻的王道思想家。对太子晋言论的曲解，是后儒掩饰“单氏取周”反社会的手段之一。我们从对太子晋言论的正确解译中，可以领悟出中华民族进退的原因和义治观的官道革命纲领。
《周书》：“晋侯尚力，侵我王略。叔向闻：储幼而果贤，复王位作太子晋。晋平公使叔誉于周，见太子晋而与之言。五称而五穷，逡巡而退，其言不遂。归，告公曰：太子晋行年十五而臣弗能与言，君请归声就，复与田（注意：后儒说声就、复与是田地）。若不反，及有天下将以为诛。”
晋国靠实力欺负王室，晋叔向听说王储贤能，且复了王位叫太子晋。晋平公就派叔誉去周同太子晋论政，叔誉谈了五个问题都被说得哑口无言而退。回国对平公说：“太子晋十五岁我都说不过他，请主公归顺臣服称谓，恢复田贡。不然他继位后，将讨伐我们。”平公想归顺，但师旷不同意，他说我再去看看，不行再归顺。师旷见太子说：“我听说太子言谈高于泰山，昼夜不安，故远道来求教。”师旷接着提出了一系列古今大政问题：“太子对答如流，告诉师旷“立义治律万物皆作，分均天财万物熙熙。”师旷跺脚说：“善哉！善哉！”太子问他为何跺脚？师旷说是冻的。太子请师旷入席，师旷扶琴歌唱《无射（注意：后儒把古心射的射说成是矢射的“身矢”）》：“国诚宁矣远人来观，修《义经》矣好乐无荒。”太子也助兴歌唱峤：“何自南极至于北极，绝境越国弗愁道远。”师旷要回去，太子送他四匹马的车，告诉他驾车要善“御”，师旷说没学过御，太子说《时诗》讲马是刚的，彊绳是柔的。但“马亦不刚绳亦不柔，志气尘尘取与不疑。”这就叫“御”。师旷说自己见识少，是替人辩，称赞太子晋将要成为天下的共主。然而太子晋因病早逝，晋国仍继续“侵王略”。周景王继位后因晋不进贡，批评晋的籍谈是“数典忘祖”，得罪了晋国，晋国从此想搞垮景王。
《国语》：“灵王二十二年，谷洛斗（注意：后儒把虚怀王室与洛邑地方势力之谷洛斗说成是“谷水和洛水”之水“斗”）。将毁王宫，欲壅（镇压）之。”太子晋进谏灵王说：不可！我听说古代爱民者，不破坏天然山、薮（音叟，人、草群居处。注意：后儒将薮当泽解）、川、泽。山聚土，薮归物，川导气，泽聚水，才有了天地高下。疏通是为川谷虚怀导气，池塘洼地是用以积聚之美。因此，聚而不失，物有所归，气不沉滞也不散越，官民生有财用而死有所归。这样人既没有寿短、迷乱、瘟、病的痛苦，也没有饥饿、冷冻、疲乏、无资的忧虑。所以官民上下团结一致，以防不测。古代聪明的领袖，对待这些问题很慎重。
过去共工抛弃了这些道理，追求享乐，淫欲失身。他就用压服百川百家的手段防乱，削凸补凹以害天下。天官没福，地民没助，祸乱横行。共工灭亡的原因是《有》学——为利不为用的观念和理想（注意：后儒说“有虞”是人名，将“共工用灭，其在有虞、有崇。”给分开断句。字解依《辞海》，“有、无”解依老子）。伯鲧散播共工错误，赞成他的过失，尧在羽山把他杀了。鲧的后代——大禹看明白了他们的错误，改变了制度和象物天地的手段。大禹用新手段来类比各项准则，以表率于人民，观察于众生……。
今天我执掌周朝政权，《无》学已经立了根基，《有》学已经有所避讳。然而，狡猾的辩者（注意：后儒回避了“滑夫”二字解而冠以神灵）秉两系精神，起哄争鸣妨害了王宫，父王还要还要掩饰他们。难道《无学》行不通吗？有人说：“《无学》不入乱人之门。”又说：“帮厨的人先知味，帮斗的人先受伤。”还说：“祸不好，不能成为祸！”一首诗说：“四马军车飞扬军旗飘飘，天下战乱不平国事摇摇。”还说：“抗民贪乱，宁死不屈。”你若见乱而不警惕，受残害必多；掩饰社会问题，民众也会有怨乱。实际情况都禁不住，更何况是精神问题呀！父王要防派性斗争以粉饰王宫，是掩饰内乱而帮助派斗，这就使《无学》局面显出了祸端而伤及社会。自从我先王：厉王，宣王，幽王，平王，因贪欲而造祸天下，苦果到现在未食完，我又接续，怕祸及子孙、王室更加卑微呀！难道就这样下去吗？
自从周先祖后稷以来都在安定祸乱，经过文、武、成、康四世王的努力，仅仅是安定了官民的生活。当初后稷安定官民，经过十五个王到文王时才平定，经过十八个王到康王时天下才完全安定下来。先辈创业的艰难就是这样。
周厉王时开始“共和”改革典章制度，到父王是十四个王，如果我基德十五才平掉基祸，那十五还能济世吗？我从早到晚都在警惕惧怕，对自己说：“还有什么原则制度没有修正而没能光顾王室，以克服官道的惰性？”父王又认可加剧祸乱，我怎么能承受得了？父王何不借鉴黎王、苗王到夏朝、商朝时的经验，他们上不意象天理，下不比照地物，中不和谐民情，方法没时机，没有共同信仰，轻视并抛弃了这五项原则。所以，被人平了祖宗庙，火烧了信物，子孙当了奴隶。原因他们把自己降为平民，而不去学习前代科技家制度的令德原则。尊重五项原则者，就能受到天然的丰收幸福，得到人民的拥护，子孙繁衍，不忘令德。这也是社会领袖该知道的事情。
王室器重的子孙，要是下落到田间，欲望可能会驱使他成为乱民；田间之人，要是上升到王室，欲望也会驱使他去治民。谁也走不了样。《诗》说：“商朝失败的借鉴不远，近在夏朝失败之后世。”我们为什么还为掩饰王宫问题而帮助动乱哪！思度王朝精神看不到祥和，比照地物变化没有规律可循，归类民则得不到仁义关怀，方法没时机不能顺利，对照前人遗训不在正道。观看《诗》、《书》和《民之宪言》都是死去的王所写，上下规范不能比较，父王还要图它？用它办大事不合意象，办小事不合规范，上不符合王法，下不符合伦理，中不符和民情，方法没机遇，因而实践者必不节制。工作没有节制，是害人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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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难想象，上述的文章是出自一位两千五百五十年前15岁到19岁的青少年之手！试想：我们现在15岁到19岁的青少年，甚至几十岁的成年人（包括中央领导）在想些什么呢？又有多少人对中国的传统理性感兴趣呢？我们现在的教育系统，能培出这样高品位的青少年吗？老子说：“知大己而小天下。”当然，不知“大己”就要“惑天命”。什么叫“大己”？所谓的“大己”就是有别于自己身体和思想的社会群体事物和精神，“大己”与小己相对。眼、耳、鼻、舌、脑、四肢、身体是自己的小己，它们在人类社会进化中的外延——望眼镜、收音机、香精、美食、电脑、机器和国家却是社会“大己”分工创造的。你能知道“大己”，天下自然就小了，甚至可以小到运筹在帷幄之中！如今的我们，和我们的现实，缺的就是这种古传的社会精神——太子晋的“知大己而小天下”！
太子晋说的“无”和“有”是我国古代对意识形态的称谓：《无学》是指古代“知无”的科学，既今天说的科学精神；“有学”是“知有”的学说，既今天说的依赖精神；所说的《民之宪言》，是指2841年前民众起义“厉始革典”时立的中华共和元年的宪言（可惜被孔子约修掉了）。老子在总结有和无的观念时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说有和无是人观念“当其”的判断，“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的“以为”是人的意念决断。公元前 524年（昭公18年），《左传》记载的鲁国闵子马言论“无学不害，不害不学”，就是用意念“以为”的“不”，偷换观念“当其”的“无”，用意念“不”偷换观念“无”并攻击周景王是“大人患失而惑”。“有”和“无”是人们观念“当其”的判断，《无学》告诉人们，人的认识是科学地“自无起有”，因此，也是无止境的。而闵子马歪曲的可和“不”，是人们的意念决断，是“自有起有”的封建。闵马父用意念决断“不”偷换观念判断“无”的目的是：把世界观的认识问题歪曲成社会操作行为问题，恶意攻击周景王“铸无射”和老子文，以达到复辟周公“自有起有”的“封建亲戚，以蕃蔽周”的反动目的，从而诋毁“厉始革典”“共和”制以来300多年的革命成果。这一点，从景王“铸无射”的源头——《太子晋谏》，源尾——《王子朝告诸侯书》的全面破译中，可以得到明确答案。
生活中，人们很少留心知识和技术、观念和意念、恍和惚、真理和理想、无和不之间的差别，常把追求真理的科学知识观念问题看成是追求理想目的的图谋手段问题。而这，也就成了古今理论投机家们陷害对方的最得意的伎俩：过去鲁昭公18年闵马父对老子“无学”发难称它为“不学”、21年单穆公对周景王“铸无射”发难称它为“玄惑之明”——22年害景王杀宾起及景王的八个王子、鲁定公 5年杀王子朝形成的“单氏取周”和王权旁落的历史格局，都原于这种把科学观念硬说成是人文意图的逻辑偷换；现代1957年“反右斗争”和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对广大民众和干部的陷害，也原于这种性质的逻辑偷换。中国两千多年的落后和近百年的民道革命历史充分证明：仅仅民自作主和仁义帮助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为民作主的官道和道义法律制度；仅仅追求物质翻身和民道革命胜利也是远远不够的，也还必须要追求精神翻身和官道革命的胜利。官上责民下利，上下不移而人移，责制官，利制民，是中国的传统制度。反思古今，有理由说：精神道义革命是一场极其艰巨、深刻和宏伟的历史革命，它须要从个人的学习中、行为中和做人准则中彻悟老子“知大己而小天下”的道理，须要现代社会领导人继续完成周景王未尽的改革变法事业，从而把自己和社会置于纵贯古今、横溢上下社会自然的中华传统官责民利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