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创意 成就创新

 
 
 　　中国人为什么创新不起来？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无数次，却始终没有得到答案。之所以说没有得到答案，是因为迄今为止，我们尚未见到中国人在哪一位“先知”的醍醐灌顶下彻底觉醒，从一个循规蹈矩的民族变成一个引领时尚的民族。然而，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出于担当和良知，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被誉为“当代最具批判与反思精神的管理学家”的肖知兴教授，最近在新著《中国人为什么创新不起来》中给出了他的答案。
 　　中国历史上最具创新精神的时代有三：一是春秋战国，一是魏晋南北朝，一是民国。春秋时代百家争鸣自不消说，魏晋时期出现过最好的书法《兰亭序》、最好的文论《文心雕龙》、最好的文选《昭明太子文选》、最好的数学家祖冲之，民国年间则是贯通中西的大师辈出。我们细细琢磨这三个时代，会发现一个微妙的特点，它们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一统”格局，相反，都是八方割据群雄逐鹿天下大乱。
 　　这刻，请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千里之遥的欧洲。欧洲的面积和中国差不多，但是却四分五裂成数十个国家。可偏偏是在这片土地上，孕育了人类的现代科学和现代文明。那么多国家，那么多民族，关系错综复杂，加之北欧极圈的寒冷，南欧岛屿星罗棋布交通不便，按照中国人的逻辑，这样的格局极不利于调配资源“干大事”，怎么可能领导世界风潮呢？
 　　然而恰恰是这样“恶劣”的环境，成全了欧洲人的创新之梦。国与国之间的激烈竞争，迫使每一个国家寻求自己独特的生存之道。“太暖和、太舒服的环境是不容易产生有创造力、有竞争力的文明的。”
 　　国与国之间如此，国民与国民之间亦莫不如此。所以，欧洲人自古里来崇尚独立精神。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做一个随时有累卵之危的国家的公民，是多么没有安全感。远的不说，光看二战时候的波兰、奥地利、法国等国家，一夜之间竟可亡于纳粹德国之手，人民徒遭灭顶之灾。个人若不能自强，哪里还有生存空间？不似中国，城头变幻大王旗，朝代的更迭只是换个人做皇帝而已，老百姓依旧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千年不变的生活。
 　　不过话说回来，若说欧洲人完全没有“统一”亦不正确，他们有整齐的信仰——上帝。所以，在各自力求创新的过程中，欧洲人总能找到契合点。而这又是创意之所以能付诸实践的关键所在——在共同的信仰机制下，人与人之间建立了“信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者林·扎克提出人类社会信任建立的三个阶段，第三阶段即是“整个西方的资本主义发展依赖的阶段，以制度为基础”，这无疑是建立在基督教伦理基础之上的。
 　　中国人其实是非常具有创意的一群人，但是因为缺乏信仰，人与人之间重重提防。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这些话正反映了中国人对他人不信任的心理。没有信任，缺少分享，创意要在激烈的碰撞中才能发光发亮。而中国人往往是好点子烂在肚子里，从生到灭，只有自己知道。笔者就曾被问到这样的问题：“我与别人分享自己的创意，最后成功了，利益要怎么划分呢？”这是典型的中国式思维，不是想着如何把事情做好，而是首先想到事成之后如何瓜分利益。他不知道，分享创意才有可能成功，成功之后才有瓜分利益的可能性；如果任凭创意荒废，连可能性都没有。
 　　当然，光是有创意，还谈不上创新。创意只是一个开头，要走到创新的结果上，还需要诸多机缘的配合。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的罗纳德·博特提出的“结构洞”理论，是创意转化为创新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因素。“结构洞”的“核心思想就是，经纪人通过联系不同的社会群体，控制结构洞，能够创造出各种利润丰厚、影响深远的机会”。也就是说，一个创新者必须掌握融合各种资源的能力，才能把一个创意变成创新，并最终创利。在任何一个团体里，人际关系、行业关系都是错综复杂的，只有那些善于整合不同资源的人能最终胜出；相反，闭门造车的人只能把自己逼入死胡同。最典型的例子是大学者陈寅恪的留学经历。陈先生在外国留学16年之久，辗转德国、美国、挪威、瑞士、法国等国家，却没有拿到任何学位。他在留学期间只讲学问不讲学位，什么课都听，什么书都看，最终成为学贯中西不世出的大学者，被称为“教授之教授”。陈寅恪就是充分掌握了“结构洞”的人，他为柳如是一人所作的传记，简直就是一部明朝社会百科全书——这就叫创新。
 　　最后，让我们回到这个老大难话题：中国人为什么创新不起来？我们不由得想起国学大师熊十力在《新唯识论》中的一段话：“有依人者，始有宰制此依者；有奴于人者，始有鞭笞此奴者。至治恶可得乎？吾国人今日所急需要，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一切依自不依他，高视阔步，而游乎广天博地之间，空诸倚傍，自诚自明。以此自树，将为世界文化开发新生命，岂唯自救而已哉？”缺少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没有人能创新得起来。万法归一，肖知兴教授在本书的末尾用一个字给中国的“创新之路”指明方向，那就是《论语》开篇的第一个字：“学”。不是亦步亦趋的盲从，而是虚心的、谦和的、理智的、宽容的学习别人的长处。 作者 ： 许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