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刘芳]当经济学家开始欲言又止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22:42:39
来源：解放日报 时间：2007-09-29 01:46 网友评分：4.1分
在沪上某高端报告会现场，笔者注意到一个现象。数位著名经济学家不约而同地向主办方申明：现场不要有记者，今天的报告，请不要报道。凭笔者对这些学者多年的关注，今天的他们在发表观点的时候，明显比以前要谨慎很多。很多时候欲言又止。
这是一个比学者观点本身更加值得关注的细节。被媒体一手捧红的经济学家们，今天为何如此忌惮媒体？当众多曾经头顶“意见领袖”光环的经济学家们面对媒体欲言又止时，我们要反思了：是学者出了问题，还是媒体出了问题？微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思潮涌动？
还是让我们先看看这些经济学家在哪些问题上顶风发言的吧。6月，在上海财大召开的每月知识与创新论坛上，吴敬琏说，我知道我今天说这个话一定要挨骂，中国的电力能源价格偏低，涨价是必然的。8月，在同一个论坛上，樊纲说，中国要走重化工之路，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不是中国追求经济发展的后果，而是环保没有同时跟上的结果，中国未来的大城市发展将成为世界城市的标杆……在一片声讨电力和石油等垄断巨头以行政之力推高公共品价格的时候，吴敬琏此言的潜在代价将是，他会再次戴上“垄断利益代言人”的帽子，上一回，是他在两会上提出春运涨价合理时。虽然多年顶戴“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的荣誉，仅一次“不代表民意”的发言就足以让他被骂得很难堪。而向来坚守比较优势原理、认为中国的竞争力从来不是高科技而是小商品的樊纲，早在几年前就被套上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名头，此话一出，无异于是在全民反思“唯GDP论”的当下的又一次“标新立异”：重化工难道不是高污染高能耗的代名词？中国的城市缘何要好高骛远地攀比世界大城市的标杆？
观点的对错本可以讨论，可是这些曾经很牛的经济学家在更牛的“民意”面前，好像渐渐失去了自信。始自三年前的“郎顾之争”中，中国几乎所有出名的主流经济学家，都在民意面前遭遇了集体滑铁卢。太多直抒胸臆的学术观点似乎注定要遭致“缺乏人文关怀”的骂名。总体上看，经济学家以研究社会总体福利为己任，为达到社会财富的最大化，倡导最有效率的制度和最有效率的组织。至于公平问题，经济学家们多数主张应在效率最大化后通过再次分配实现。于是，几乎所有主流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应该以产权制度的建立为基础，能卖的早点卖掉，没有了产权激励，国有资产早晚如冰棍般融化，效率固然是没有了，公平也成了无源之水。于是，在穷人富人问题上，身体力行地为穷人办事的茅于轼却说，要保护富人才能保护社会的财富；在教育收费问题上，张维迎说，“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理由是一个真正好的体制，我可以收费高，但我花80%在奖学金上，穷人就上得起大学了。在教育和医疗问题上，周其仁坚持要依靠市场和产业化。在银行收费问题上，钟伟认为不仅该收，而且收得还不够……
这已不是个别学者与个别观点的争辩。当经济学与“民意”整体发生了背离，单纯要求某一方深刻反省甚至推倒重来，恐怕都会流于偏颇。和谐的社会舆论不怕意见多元，怕的是非左即右的全方位对立。人们很难想象：如果有一天，中国的经济学家因为“民意”都开始三缄其口，中国的改革将要遭遇怎样的抵牾？
首先需要反思的当然是经济学家自己。身为著名学者、公众人物，公众对你们的道德期望远远高于常人。你们是否更应该慎于言、谨于行，安于书斋静静地做点深刻的学问，少说一些自己没有深刻研究过的话。尤其是，别总让“天价出场费”成为研究和发言的动力，无论所说多么真诚。事实上，这才是舆论总爱跟学术明星们作对的理由。当知识被财富包裹，人们很难相信这样的知识是绝对客观与独立的。真正的大师，不会在一次两次辩论中败北，一是源于他的学术功力，二是源于他的道德口碑。学术研究中必须保持道德冷静，更要深怀一颗悲悯同情之心。伟大的学者从来都是为了终极解决人类的苦难而生。马克思如此，哈耶克亦如此。我们的社会，不缺乏生活优越的专业意见提供者，缺乏的是有着终极关怀的大师。
还应该看到，隐约浮现的社会舆论对立，肇始于中国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放入历史与全球的视野，这一幕都曾经在不同时候的不同地方上演着。如工业革命后的欧洲，转型期的俄罗斯，乃至今天正日益撕扯开来的“两个美国”。如当前我们正在发生的，这些时候的这些国度，都出现了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均问题。著名学者秦晖有一句话，只有指向公平正义的社会转型，才会对民粹主义产生真正的免疫力。
中国过去30年的社会转型是由极端平均主义向有效率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当时的国情下，强调效率当然比强调公平更加重要。但是，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历史早已用无数个史实告诉我们，市场发展到极致，必须有新一轮的制度整合来维护市场的自由竞争能力，不然，市场本身就会自动流向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更何况，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处于初期阶段，各方面的改革和配套政策的失同步化，使得权贵资本的身影蠢蠢欲动。在此背景下，我们一要问一问，以市场经济的正宗原汁分析对照当前的经济社会形势，是否依然入情入理？二要问一问，如何疏导舆论，才能在避免民粹主义情绪抬头的同时，传达正确的意见？
也许，我们应该更加积极地看待我们正在遭遇的“表达的尴尬”。沉默的大多数终于不再沉默，虽然真理未必掌握在多数人的手中，但让越来越多的人学会为尊重别人的情绪而选择表达的方式，终究是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进程的题中应有之意。今天，当更多的经济学家因为或对或错的主张而遭遇劈头谩骂的时候，多少曾经锁于厅堂之上的议题被民间一遍遍地翻炒。总在一边倒的谩骂与责难之后，会有更具理性和说服力的声音站出来主持公道。也因此，吴敬琏和樊纲等才能在遭受越来越多的“板砖”的同时，也赢得了越来越多的粉丝。无疑，比懊丧更应该采取的姿态，应该是庆幸。因为，无论如何，崇尚辩论与反思的年代，才属于真正伟大的年代。
在沪上某高端报告会现场，笔者注意到一个现象。数位著名经济学家不约而同地向主办方申明：现场不要有记者，今天的报告，请不要报道。凭笔者对这些学者多年的关注，今天的他们在发表观点的时候，明显比以前要谨慎很多。很多时候欲言又止。
这是一个比学者观点本身更加值得关注的细节。被媒体一手捧红的经济学家们，今天为何如此忌惮媒体？当众多曾经头顶“意见领袖”光环的经济学家们面对媒体欲言又止时，我们要反思了：是学者出了问题，还是媒体出了问题？微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思潮涌动？
还是让我们先看看这些经济学家在哪些问题上顶风发言的吧。6月，在上海财大召开的每月知识与创新论坛上，吴敬琏说，我知道我今天说这个话一定要挨骂，中国的电力能源价格偏低，涨价是必然的。8月，在同一个论坛上，樊纲说，中国要走重化工之路，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不是中国追求经济发展的后果，而是环保没有同时跟上的结果，中国未来的大城市发展将成为世界城市的标杆……在一片声讨电力和石油等垄断巨头以行政之力推高公共品价格的时候，吴敬琏此言的潜在代价将是，他会再次戴上“垄断利益代言人”的帽子，上一回，是他在两会上提出春运涨价合理时。虽然多年顶戴“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的荣誉，仅一次“不代表民意”的发言就足以让他被骂得很难堪。而向来坚守比较优势原理、认为中国的竞争力从来不是高科技而是小商品的樊纲，早在几年前就被套上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名头，此话一出，无异于是在全民反思“唯GDP论”的当下的又一次“标新立异”：重化工难道不是高污染高能耗的代名词？中国的城市缘何要好高骛远地攀比世界大城市的标杆？
观点的对错本可以讨论，可是这些曾经很牛的经济学家在更牛的“民意”面前，好像渐渐失去了自信。始自三年前的“郎顾之争”中，中国几乎所有出名的主流经济学家，都在民意面前遭遇了集体滑铁卢。太多直抒胸臆的学术观点似乎注定要遭致“缺乏人文关怀”的骂名。总体上看，经济学家以研究社会总体福利为己任，为达到社会财富的最大化，倡导最有效率的制度和最有效率的组织。至于公平问题，经济学家们多数主张应在效率最大化后通过再次分配实现。于是，几乎所有主流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应该以产权制度的建立为基础，能卖的早点卖掉，没有了产权激励，国有资产早晚如冰棍般融化，效率固然是没有了，公平也成了无源之水。于是，在穷人富人问题上，身体力行地为穷人办事的茅于轼却说，要保护富人才能保护社会的财富；在教育收费问题上，张维迎说，“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理由是一个真正好的体制，我可以收费高，但我花80%在奖学金上，穷人就上得起大学了。在教育和医疗问题上，周其仁坚持要依靠市场和产业化。在银行收费问题上，钟伟认为不仅该收，而且收得还不够……
这已不是个别学者与个别观点的争辩。当经济学与“民意”整体发生了背离，单纯要求某一方深刻反省甚至推倒重来，恐怕都会流于偏颇。和谐的社会舆论不怕意见多元，怕的是非左即右的全方位对立。人们很难想象：如果有一天，中国的经济学家因为“民意”都开始三缄其口，中国的改革将要遭遇怎样的抵牾？
首先需要反思的当然是经济学家自己。身为著名学者、公众人物，公众对你们的道德期望远远高于常人。你们是否更应该慎于言、谨于行，安于书斋静静地做点深刻的学问，少说一些自己没有深刻研究过的话。尤其是，别总让“天价出场费”成为研究和发言的动力，无论所说多么真诚。事实上，这才是舆论总爱跟学术明星们作对的理由。当知识被财富包裹，人们很难相信这样的知识是绝对客观与独立的。真正的大师，不会在一次两次辩论中败北，一是源于他的学术功力，二是源于他的道德口碑。学术研究中必须保持道德冷静，更要深怀一颗悲悯同情之心。伟大的学者从来都是为了终极解决人类的苦难而生。马克思如此，哈耶克亦如此。我们的社会，不缺乏生活优越的专业意见提供者，缺乏的是有着终极关怀的大师。
还应该看到，隐约浮现的社会舆论对立，肇始于中国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放入历史与全球的视野，这一幕都曾经在不同时候的不同地方上演着。如工业革命后的欧洲，转型期的俄罗斯，乃至今天正日益撕扯开来的“两个美国”。如当前我们正在发生的，这些时候的这些国度，都出现了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均问题。著名学者秦晖有一句话，只有指向公平正义的社会转型，才会对民粹主义产生真正的免疫力。
中国过去30年的社会转型是由极端平均主义向有效率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当时的国情下，强调效率当然比强调公平更加重要。但是，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历史早已用无数个史实告诉我们，市场发展到极致，必须有新一轮的制度整合来维护市场的自由竞争能力，不然，市场本身就会自动流向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更何况，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处于初期阶段，各方面的改革和配套政策的失同步化，使得权贵资本的身影蠢蠢欲动。在此背景下，我们一要问一问，以市场经济的正宗原汁分析对照当前的经济社会形势，是否依然入情入理？二要问一问，如何疏导舆论，才能在避免民粹主义情绪抬头的同时，传达正确的意见？
也许，我们应该更加积极地看待我们正在遭遇的“表达的尴尬”。沉默的大多数终于不再沉默，虽然真理未必掌握在多数人的手中，但让越来越多的人学会为尊重别人的情绪而选择表达的方式，终究是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进程的题中应有之意。今天，当更多的经济学家因为或对或错的主张而遭遇劈头谩骂的时候，多少曾经锁于厅堂之上的议题被民间一遍遍地翻炒。总在一边倒的谩骂与责难之后，会有更具理性和说服力的声音站出来主持公道。也因此，吴敬琏和樊纲等才能在遭受越来越多的“板砖”的同时，也赢得了越来越多的粉丝。无疑，比懊丧更应该采取的姿态，应该是庆幸。因为，无论如何，崇尚辩论与反思的年代，才属于真正伟大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