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解】我是怎么当上经济学家的

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感言
保罗.萨缪尔森/文 从一种角度上来看，我研究经济学，完全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的机缘巧合。在高中毕业之后，1932年1月2日，早晨8点，当我第一次走进芝加哥大学的讲堂的时候，我又“再生”了一次。那天的讲座主题，是马尔萨斯的理论——直到密集程度超过了每英亩土地所能够维持的人口生活水平达到最低限度之前，人口都将像兔子一样的繁殖，之后不断增长的死亡率则与出生率达到了平衡。它们是如此简单易懂的一些不同的微分方程，以至于我怀疑自己是不是遗漏了什么神秘的复杂性。
幸运吗？的确。而终我一生，我都在恰当的时间出现在恰当的地点。虽然在当时的那个时候，芝加哥大学是旧式的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但是，我当时却并不知道这一点。我进入这里学习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芝加哥大学离我的高中和家乡很近。之后，当我被“贿赂”着离开芝加哥大学这块孕育我的伊甸园的时候，我的选择，可以被浓缩为两项：要么是哈佛，要么是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在芝加哥大学里的那些备受我尊重的导师们——Frank Knight, Jacob Viner, Henry Simons, Paul Douglas, ...——无一例外的说，“选择哥伦比亚”。从来没有一个人会盲目的接受来自成年人的建议，我选择了哈佛大学。我是出于误认的情况下选择了它，期待着它能够成为连绵的丘陵地中的一小块绿洲。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要感谢希特勒。是他使得我在1935到1940年逗留哈佛期间，能够让赶得上它的经济学文艺复兴的浪潮，Joseph Schumpeter, Wassily Leontief, Gottfried Haberler, 以及“美国凯恩斯” Alvin Hansen这些躲避战祸的经济学家推动了这一潮流。同一时期的哈佛研究生们都具备了在才华上的这种新哈佛能力。Richard Musgrave, Wolfgang Stolper, Abram Bergson, Joe Bain, Lloyd Metzler, Richard Goodwin, Robert Triffin, James Tobin, Robert Solow,... ——他们全部都是我的同辈们——变成了1950-2000年代世界经济学前线上耀眼的明星。的确，哈佛造就了我们。但是，就像我之前已经多次写到的那样，我们也造就了哈佛。
惠灵顿公爵曾经说过，“滑铁卢战役，是在伊顿的运动场上取得胜利的。”我可以这样说，“二次世界大战，赢在剑桥、普林斯顿以及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的研究室里。
或许，比仅仅是运气所导致的结果更加重要的，是这样的一个有益的现实：经济学正好适合我。在当时，这个学科刚好在理论和统计上都进入了一个数学化的阶段。作为一个早熟的年轻人，我一直熟稔于逻辑操作以及解谜的IQ测试游戏。因此，假如说经济学对我是最理想的一个学科的话，也可以说，我也是经济学最理想的研究者。永远不要低估，在你的职业生涯早期就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这能够让可能的后进生变成开心的战士。
1932年，是大衰退的终结之年。这还不是去劳动力市场找工作的好时机。就在我刚好完成自己的学术培养阶段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接后的十五年时间里，是大学经济学大扩张的阶段。我这一代人，乘上了历史的风帆。我的有名的老师们，四十多岁的时候就成为了正教授。而在我这一代人里面，在三十岁之前，就能够坐到这一位置。在象牙塔之外，经济学家们开始被政府、公司、华尔街、教科书出版者们所雇用。
在研究一个学者的研究贡献的时候，人们开始理解他们的传记的重要性。在大学之前，我从来没有翻阅过我父亲书架上的亚当斯密的书籍。但是，在我的事实上的幼儿时期，我已经亲身经历了繁荣经济的消失，室内水管装置的到来，以及电气照明。在穿过空气的电波和电视图像之后，剩下的是一颗空虚的心灵。
更重要的是，这能够让我亲眼目睹一战给美国印第安纳州的钢铁行业所带来的繁荣：东欧的工人们万分高兴于能够在这里一天工作12小时，一周工作七天。我看到，而我的家庭也学会了艰难度日，在衰退之后就是繁荣。当我10岁的时候，我住在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海滩，我亲身体会了房地产泡沫的样子。以及当泡沫破裂的时候，会出现什么。
所有的这一切，都帮助了我去研究大萧条以及战后的通货膨胀。我的那颗芝加哥式的头脑坚持不懈的认定了凯恩斯式的革命方式。但是，理性却胜过了传统及教条。
所以，就在我回头检视我在经济学领域里的过去五十年时间的职业生涯的时候，我认识到：所有的这些因为好运气所导致的事情，都应该放到经济学历史中的根本性趋势这一背景之下去理解。我是一个运动场上的看台座位，能够坐到上面去观察几乎一个世纪的基础性经济学的历史。它的巨大的幸福是，能够位于那些永远改变了经济学的改革的前方。
一如既往，在做那些能够给我带来纯粹乐趣的事情的时候，我的所得远大于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