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申辩

几个月前，我以一首诗结束在北京大学的一场演讲。儘管那首诗不短，但同学们还是很有耐心地默默听完。我还发现，随着自己不由自主地渐渐投入，台下的空气也逐步绷了起来，紧张到最后一句读完，整个空间好像才释然地舒了一口气。后来大家都说，这首诗真好。当然，那是杨牧的《有人问我公理和正义的问题》。

这首诗于我，大概就像普鲁斯特回忆中的小蛋糕，无论任何时候，只要一读到它，某个年代的声音、气味、色彩与光影就会一一应召，回到眼前。这也就是为甚么我总是要写陈智德的缘故了，不只是为了我俩乃相识二十年有多的老同学，而且是因为关于他的回忆总是夹杂在这首诗的段落之间，形成稳定的联想模式。所以每次写到陈智德，回忆就无可避免地成为主题，这不仅仅在于他和他的作品里的怀旧气息扑面而来。

例如他的新着《抗世诗话》，里头有一篇《重读<有人>，怀何丧先生》。他谈至自己初读杨牧是在中六那一年（恰巧是我们相识的时候）。他又谈到那一年看过一场名为《唯有我永远面对目前》的装置剧场（这是我第一个正式参与的剧场公演），其中一名演员坐在角落的帐篷，仿效彼时北京绝食学生的姿态，轻轻读出：“有人问我公理和正义的问题/写在一封縝密工整的信上，从外县市一小镇寄出，署了真实姓名和身份证号码……”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时那位演员的名字叫做张达明，也许智德不知道。

然后陈智德也在这篇文章里告诉我一个我不晓得的事实。我们的班主任“何丧”是个怪人，上课不依课本，天马行空地从西洋文学说到经子史集，真要讲课文，那多半是在骂它编排注释的混账。这么一位有性格有才华的老师，可不是每个学生都受得了的。并且我还记得他的固执。有一回我在周记里向他喜孜孜地报告遭遇高达电影的惊艳，结果他非常不以为然，批评高达中后期的孤芳自赏钻死胡同，与我在周记本上来回笔谈了一个月。原来陈智德也有类似的经验，他说：“我几次在周记里与他讨论新诗，反方向地向他推介新诗作品，他不喜欢新诗的意向始终顽强。”可智德究竟和我不同，他干脆把一首诗影印下来贴在周记本上，终于使得何丧承认“我喜欢，这种诗我是懂的”。这首诗，竟然又是杨牧的《有人问我公理和正义的问题》。

听说陈智德是个很好的老师，像何丧一样顽固，诲人不倦，能够把最不懂得欣赏新诗的顽石点化成狂热的诗迷。如今不少年轻诗人，都曾是他诗歌课里的学生。一页页翻读结在《抗世诗话》里的这些小文章，我可以约略领会他做老师的风格。它们真能把很多人心目中极难理解极为坚硬的现代诗一一化成绕指柔，且灵活机敏地以不同范例不同角度因材施教，为品性各具的学生辟出种种方便法门。如同当年他鍥而不舍地说服了自己的老师，眼前这本书是一闋义无反顾的诗之“申辩”（apology），点点滴滴，磨杵成针。难怪它被命为《抗世诗话》。

据闻诗集的出版在冷战时期的捷克是种事件。只要听说某部作品面世，哪怕隆冬盛雪，大清早的书店门口还是会排出一条人龙静静等待。然而，这对香港绝大多数的诗人与爱诗人来讲，都是个只能想像的幻境，现实往往是我们并不需要诗。所以我和智德老是要怀念从前那间诗人开给诗人的“东岸书店”。就像他说的，在我们旺角书店游的行程规划里头，总是最后来到东岸书店，喧腾闹市中的最终喘息。我们同时还都明白，这种书店的倒闭是多么容易的一件事。于是它就倒了。

再这么说下去，我们很容易就会变成发酸发臭的讨厌鬼了，明明自己不合时宜，却怨天尤人；明明身无长物，却感慨怀才不遇。必须承认，《抗世诗话》偶尔会发散出一股怒其不争的怨气。但陈智德非常清醒，他瞭解这不是时代的错，社会的错，香港的错。容我大胆地替他说一句，这根本是诗的错。他在《诗魔之怒》精当地引述了白居易的《与元九书》：“今僕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僕之所轻”。请注意，这是以“老嫗能解”着称的白居易呀，连他都忍不住表露出了抗世的情绪，诗歌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

在陈智德看来，这个问题正正是诗的本份：“以文艺的美来抗衡时代主潮的暴虐和丑陋，以文艺的真去揭露潮流的偽假和遮蔽性，为达致此，诗语言的建构和独立性十分重要，个体理念之清晰自主至为关键”。也就是说，如果还原到最基本的层面，诗是语言的反抗。它反抗意识形态对母语的摧残，如保罗·策兰（PaulCelan）以深奥难解的手法在纳粹留下的德语废墟里植出新株，它反抗消费主义强迫人人失忆的现实力量，以及它在语言上散播的病毒所造成的空白，不断扩散：“删去名字、删去部首，删成没有署名的文字，往下还缺去几句……”面对日常语言的破蔽和偽饰，诗的反抗力量来自于它释放世间万事万物的能耐。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说得好：“说到底，诗不是现实主义的，而是现实自身”。

诗是现实自身，因为它不呈现包括人类行动在内的事物，而是直接触摸它们，于废墟和瘟疫之中救赎它们。正如列维纳斯(EmmanuelLevinas)所说的，“事物的聚拢就是诗”。因此，千万不要以为只有愤怒的诗才是抗世的。儘管陈智德备受称颂的近着《市场，去死吧！》果决有力，彷佛一把不可掩盖的吶喊，但这并不表示这本温和可亲的《抗世诗话》就一定顺世苟且。不，任何真诚的诗以及正直的诗人都一定是抗世的。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语言世界是这么地空洞和扭曲，把屠杀说成事件，把蜗居说成豪宅，更深深地从根处斩断了语言与事物之间最源初最神秘的命名关系，而且还使我们习惯它的虚妄，以为这才是常态。不用愤怒，你只要认真对待语言，诗自然就是一种反抗了。如果我们觉得诗的语言太过新奇，那是因为我们的语言陈腐；如果我们认为诗的语言难以索解，那是因为我们的感觉早已麻痹。

就像杨牧的《有人问我公理和正义的问题》，它一点也不激动，反而语调和缓地道出人在不义之前的困惑与沉思。如斯淡静，却正好彰显了社会的不公与理想的沦丧。因此，它感动了一个顽固的老师与一群陌生的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