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荧--敢为胡风申辩的人

1955年5月25日，也就是《人民日报》公布《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的第二天，在北京东城贡院西街北总布胡同的新闻总署礼堂，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举行了据说有七百余人参加的联席扩大会议，讨论“胡风集团反革命活动问题”。在此前九天，胡风夫妇已被逮捕。从5月中旬至6月上旬，在北京及其他省市，陆续有人因受株连而失去人身自由。
上述会议由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主持。
中国作协秘书长陈白尘报告说：
近期中国文联和作协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文艺界二百余人签名的六十九封来信，信中一致要求“把胡风从革命阵营里清除出去，并彻底揭露这一集团的全部阴谋活动”。
大会以掌声通过了如下决议：
我们不能容许伪装拥护革命而实际反对革命的暗藏分子胡风继续混在革命队伍里。为此一致决议：
1. 根据《中国作家协会章程》第四条，开除胡风的中国作家协会会籍，并撤销其所担任的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和《人民文学》编委的职务。
2. 撤销胡风所担任的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3. 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依据宪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   撤销胡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资格。
4. 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建议：对胡风的反革命罪行进行必要的处理。
5. 我们警告中国作家协会及中国文联其他协会会员中的胡风集团分子， 他们必须站出来揭露胡风，批判自己，重新做人。今后是否保留他们的会籍，将根据他们的实际行动来加以考虑。
会议完成了既定任务。如果说在进行的过程中尚有不够“圆满”之处，那是由于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插曲。新华社在报道此次会议时，最后附上了这样一笔：
会上，胡风分子吕荧在发言中为胡风集团辩护，遭到会议一致的驳斥。
吕荧原名何佶，1915年11月25日生于安徽省天长县，1935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一二 .九”运动中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为北平进步文艺团体“浪花社”骨干，1941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四十年代在文学评论与译介普希金代表作方面卓有成就，五十年代初任教于山东大学，后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一名编外特约翻译，陆续出版一系列译著与文艺论集，1954年加入中国作协并被聘为《人民日报》文艺部顾问，1955年6月至1956年5月因反胡风运动中受株连而被隔离审查，出现轻度精神分裂症状，1966年6月被公安部以“胡风反革命分子影响社会治安”为由收容强制劳动，1969年3月5日病逝于北京清河劳改农场，终年五十四岁，1979年5月公安部予以平反、恢复了政治名誉。
为了弄清1955年5月25日中国文联主席团与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上吕荧主动登台发言的情形以及事后种种，笔者怀着一种“抢救史料”的心情，走访或以电话询问了十几位在京的知情者，然而，毕竟经过了四十六年的时光的淘洗，而且，被访者对这同一件事的印象、感受、理解也不尽相同。这里权且将访问记录扼要整理如下：
许觉民：那天我在场，而且坐得靠前。大约有五六个人发过言后，吕荧递了张条子上去。又有两人发了言，郭沫若宣布：“现在，由吕荧先生发言。”吕荧上台后开头讲了：“胡风人很直爽，但性格有些缺点，文章艰涩难懂，让读者感到吃力，我也曾对他表示过批评性的意见。”接着又说：“我们批评、帮助胡风是应该的，但他不是反革命，他所写的都不过是文艺问题上的讨论……”这时，坐在台下的张光年站了起来，冲着吕荧大声说：“你不要讲了！……”人们跟着哄了起来.。郭沫若说：“吕荧先生，你停止发言，群众对你的发言提出了批评。”吕荧面色灰白，嘟嘟囔囔地。没过几天，《人民日报》点了他的名。那天散了会，回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我和楼适夷私下议论说：“吕荧真是书呆子，那种情况下还出来唱反调！”现在看,他不完全是书呆子，他那样做还出于主持公道的勇气和良知 。
舒芜：我和吕荧不熟，尽管都是“胡风派”。那天他上台发言时做出一种“我也要批胡风”的姿态。他不是“上纲”而是“下纲”，认为胡风的问题是理论问题而非政治问题。他列举了好几条，说要批就得这么批，否则，胡风就会如何如何说……当时已完成了开除胡风的手续，突然来了这么个插曲，和整个会议全不谐调。看得出吕荧基本不赞成说胡风是反革命。他说了不少的话。台下有人站起来阻止他，他还在说；台上也有人制止，他还在说。直到郭沫若半欠起身子来说：“我以主席身份请你停止发言……”吕荧才愣住、不再说了，转过身彬彬有礼地朝主席台鞠了一躬，走下去了。会议继续进行。这不过是个小插曲。蛮有戏剧性的。
涂光群：那天吕荧穿得很厚，和五月底的气候很不协调，张光年很凶的，高呼口号：“不许为胡风反革命分子辩护！”会场乱哄哄的，吕荧被拉下台了。
杜高：那天我完全想不到会出现这种事情。一个身体瘦弱的书生主动要求上台发言。在整个社会已经决定将胡风开除的时候，他居然还不识时务地为胡风辩护。他话音很低，结结巴巴地，但却毫不含糊地说了这句话：“胡风不是反革命……他是学术思想问题。”会场上几百人，没有第二个人敢站出来这么说。看来他实在是克制不住了。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全场爆发出一片惊心动魄的吼声。我看见他不屈地站在讲台上，面色苍白，淌着汗，直到被一位大理论家给揪了下去……
李希凡：那天吕荧发言不是为胡风辩护。他是说自己早在四十年代就对胡风的文艺思想提出过批评。吕荧在文艺论争中一向自信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当时还没说几句，张光年就振臂高呼：“你现在不要讲这么些东西了，要交代你和胡风的关系！”整个会场愕然了。我的脑子“轰”地一下。光年这件事做得很不好。那次会后，胡乔木问：“吕荧先生是怎么回事？”聘吕荧为《人民日报》文艺部顾问是胡乔木的意见。
蓝翎：那天我在会场，我看见吕荧手里拿着发言稿走上讲台。他给我们上课时也总是有讲稿。他是个谨严的人。那天他的发言不能看作是为胡风辩护。他不是那样的人。严格地说，他是个书呆子，离现实太远。反胡风运动之前，他常约我们到东安市场喝咖啡、聊天、赠书给我们，所谈的都与文学相关。他注意的焦点是在现实主义问题上。他常说：现实主义问题相当复杂，不是哪一个人说了就算的，还大有争论的必要。那天不等吕荧把准备好的讲稿讲完，张光年就激昂地大声喊叫起来：“你还是先交代自己的问题吧！”吕荧讲不下去了，只好拿着讲稿离开了讲台。郭沫若总结发言时，用他那老腔老调说：“对胡风，我们就是要坚决镇压”！
赵淮青：那天的会我不在场。1956年我在银川遇到李季。听说我是山东大学毕业的、是吕荧的学生，李季谈起那次会上吕荧的发言，说：“你们那位老师真是个笨拙的反革命！”据李季说，那天吕荧一连递了三张条子要求发言，主席台上几个人还交换了意见，认为他与胡风关系不密切，才同意他上台的。吕荧老师的确是个书生，他有赤子之心，有什么说什么。如果那天他没有为胡风辩护，怎么会被轰下台呢？
杜高：吕荧那天没为胡风辩护？这说法不符合事实。他发言中明确地说了：“胡风不是反革命，他的问题是是理论上的，不是政治上的。”这是我亲耳听见的。
陶扬：我那天没到会，不过很快就听说了：郭沫若一宣布开除胡风会籍，吕荧就上台了，发言说：胡风不是反革命，他的问题是文艺理论上的，不是政治上的。我们几个山东大学的同学在一起议论说：“吕老师在那样的情况下还上台发这么一通言，不是自己找罪受么？这个人真不知政治为何物！但是，他的率直却又体现出一种宝贵的性格。他的确非常重视现实主义问题，上课时曾经说过在这个问题上学术思想是容易存在分歧的。
张凤珠：当时的气候已经相当严峻，尤其是在那天的会场上，连沉默都是不被允许的，谁还敢去辩护？可是，吕荧突然上台了。他的意见很明确：胡风不是反革命，这不等于说对他的文艺思想不该批判，这是两码事，胡风的问题是学术思想问题。吕荧说得很平静，但全场却哗然了。我记得非常清楚，吕荧很瘦弱，带着一副近视眼镜，像小说里的知识分子，站在讲台上，像狂风中的小树。他那样发言，太稀有了！没点大无畏—有人说是“迂”—根本不可能。
黎辛：当时我不在场，事后吕剑特别谈到吕荧的发言，他很有感慨。
吕剑：我在场，听见了吕荧的发言，我佩服他的勇气。
张光年：事隔多年，具体情况记不太清了，不过，确有这件事：一次反胡风的会上，我突然站了起来，向正在发言的吕荧同志提出质疑。那时候，整个是个人迷信，执行上面的决策，开始也吞不下，然后就紧跟，犯错误，经过“文革”才认识了。吕荧同志我不熟，很对不起他……不要再说这件事了！你们搞历史，根据当时的情况，该怎么写就怎么写，我一点意见都没有。
大约是1984年初春的一个下午，笔者带着一叠有关吕荧的手稿到木樨地胡风家求教。胡风正休息。怕吵醒他，也怕一提起吕荧他会激动，梅志陪我坐在客厅里距卧室较远的一张沙发上，小声地解答着我提出的问题。不料还是被胡风听见了。他走了出来，穿了一身洁净的睡衣，拄着一根沉实的手杖，一步一顿地，边说：“你们在说吕荧？怎么不叫我？”久病的胡风口齿不很利落，好在有梅志一旁帮助，我弄懂了他的意思。
胡风告诉我的第一件事是：他与吕荧的交往始于1937年初。那时，他正在上海编《工作与学习丛刊》，收到署名“倪平”的一位青年从北平寄来的信和两篇文稿—《论艺术方法上的鲁迅》和《田间与抒情诗》。那青年就是吕荧，当时是北大历史系二年级学生，“倪平”是他最初的笔名，那信的开头这样写道：
当你接到这两篇东西的时候，因着这个陌生的名字和突兀的举动，你会感到惊讶吧？
你是不认识我的，也许还是第一次看见我的名字，不过你的论文我是十分熟悉的。你的深湛的文学修养使我感到一种亲切的印象，并且使我决定了这个突兀的举动。
这两篇东西寄给你，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无情的、严厉的批评，并且我相信，你是不至于使我失望的。
由于《工作与学习丛刊》很快就遭禁，吕荧的那两篇文稿未能及时问世，但胡风提出了中肯的修改建议，吕荧将它们认真地重写和扩展了之后又交给了胡风。胡风将它们发表在四十年代由他主编的《七月》上。《七月》上发表的吕荧的作品不止这两篇，还有他写于抗战初年的小说《北中国的炬火》以及译著数种。吕荧最初的和有代表性的文学论文集《人的花朵》于1945年2月由重庆大星出版社出版，作为“七月文丛之四”，编者是胡风。吕荧最初的长篇译著《欧根.奥涅金》于1947年在上海由胡风所主持的希望社正式出版和再版。
胡风告诉我的第二件事是：抗战胜利后在重庆，吕荧身患慢性阑尾炎却拖着不治，胡风得知后甚感不妥，坚持把他送进医院做了手术。不久，胡风即将携家眷离渝返沪，行前特地与梅志一同前往医院探视。吕荧深受感动，分别时从床头柜上抓起几瓶“潘尼西林”（青霉素）交与梅志，说路上也许用得着，而他是可以请医生再开一些的。
八十年代初，吕荧的长女潘怡前往探视胡风夫妇，胡风说：“我傻，你爸爸比我还傻”。
胡风逝世后，又过了十六年，笔者再度叩开梅志的家门。坐在放有胡风雕像的客厅里，年届八旬但依然矍铄的梅志又谈起了吕荧，她说：
在开除胡风作协会籍的那次会上吕荧发了言，这一情况，直到1961年我被释放出来后才听人说起，胡风得知此事就得更迟了。胡风说：“吕荧这个人哪，太正直了！”吕荧那样做符合他的性格，他是个书生，毫无自我保护的能力。正因为这样，反胡风前，有些事我们都没有对他说，没想到他却正面地跳了出来。他的结局，让人一想起就难过。真可惜啊！不然的话，他是很可以做些事情的，他是那么认真、严肃，他若是能学得稍微滑头一点儿，也不至于……当然，不要像某些人那样过于滑头了。     回想起自己出狱后、时而在东城朝内大街一带与吕荧相遇的情形，梅志说：
那时我在街上见到熟人一般都是不打招呼的。有时我看到吕荧像是要去小饭馆、铺吃面似的，有时见他用张纸托着个烧饼。有一回，在街角上我们说了几句话。提到那次会上他登台发言的事，他说：“他们胡说，我想纠正他们的。几次赶我下台，我还是接着讲下去，跟他们斗啊！……”还有一回,他随我回到家里,我对他说:“你的日过得这么狼狈呀？”他不好意思地笑了，说：“是啊，狼狈，狼狈……”不过他转而又说起正想再写一些文章参与美学论争。我说：“那你就安安心心地写吧！”我留他吃便饭，他不肯，说：“等胡兄回家后再吃吧！那时一定要干杯痛饮、庆祝一番！……”这是我和吕荧最后一次的交谈了。    八十年代初骆宾基在香港《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学家吕荧之死》的文章。提及吕荧那次令人难忘的发言，骆宾基说他不愧为“五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这篇文章还特别提到吕荧的译著《列宁论作家》里选译的列宁对十九世纪著名俄国民主派赫尔岑的论断。这部译著是吕荧1952年受《文艺报》无端指控、宁肯丢掉公职也不愿作无原则的“检讨”、离开山东大学、赴上海之后译毕和付梓的。透过此书的编译，可见吕荧当年力图借列宁的论述匡正极左路线的良苦用心。
也是八十年代初，笔者曾拜见姜葆琛先生。吕荧逝世前在清河农场585分场时曾与这位年轻的难友朝夕相处。姜葆琛说，冬天的早上他常见吕荧捧着一只盛了热水的搪瓷盆站在广播喇叭下面，一面焐手一面全神贯注地听“新闻和首都报纸摘要节目”；姜葆琛还说，每逢他获准进城瞧病，吕荧总是嘱托他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办公楼看看大字报上又有了什么新东西—由此可见，吕荧并不是一个只知埋头做学问而缺乏政治敏感的书呆子，说他是“唯一敢为胡风申辩的人”并不过分。
2001年11月初稿
2008年1月修订
五柳村2008年1月5日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