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的流行词汇

样板戏
    那会儿公认的样板戏有八部，人物讲究的是“三突出”，一上场忠奸立辨：好人是英气逼人、相貌堂堂，坏人则委委琐琐、贼眉鼠目。剧情一般演绎得很“虚”，英雄在革命时往往都会“壮烈牺牲”。除了武装斗争外，很少有其他的历史活动。不论哪部戏，台词必能牵扯到党的宣传口号和毛主席语录。典型的形象是：站在高岗上，手臂僵硬地弓着，身子往前倾，嘴唇紧闭，两眼深情地望向远方。此外还有阿庆嫂、江水英，一个一个都是丈夫不知去向的女性。

平反、昭雪
    黑龙江的一名知青１９７３年写信控告张春桥时曾引用过鲁迅的一句话：“中国总归要有人说话的。”在信中，他写道：“倘若此信不幸落入张派爪牙手中，那我等着挨批斗，甚至于准备将双手伸进镣铐，坐进铁窗里。”
    光明其实并不遥远，“四人帮”一手制造的沉疴终于可以一笔笔地清算。从１９７７年开始，在邓小平、陈云等人的推动下，党中央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的步伐：著名戏剧工作者孙维世被迫害致死九年之后，沉冤得以彻底昭雪；赞扬贺龙元帅的文章也得以登了出来。同样遭迫害致死的原教育部长周荣鑫也恢复了名誉；所谓“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终于真相大白；“王亚卓事件”冤案也平了反……“平反、昭雪”给许多支离破碎的家庭带来了轻松，给很多原本黑暗的角落送去了阳光。

三转一响
    七十年代有首很流行的《择婿歌》：“一表人才，二老归天，三转一响，四十平方，五十工资，六亲不认，七尺男儿，八面玲珑，九（酒）烟不沾，十分听话。”今天看起来有点好笑，但那时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都是结婚必备的物什，少哪样都不行。如今微不足道的小商品，在当年可都是高档货。新娘子出嫁那天，一伙亲戚弄来辆平板车，浩浩荡荡地押了那几大件，为了显摆，还专门挑人多的地方走。土木结构盖新房，松木椽子柳木梁，石灰抹墙砖漫地，新人喜坐拖拉机，这就是那时结婚的景象，“三转一响”只是其中几样道具，却添得了满堂彩。

卖花姑娘
    这部朝鲜电影以苏欧色彩的歌曲和东方色彩的故事，倾倒了时处文艺饥渴症的中国观众。它以朝鲜民族沉沦的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为时代背景，以佃农的女儿花妮及其一家的悲惨遭遇为主线，精心刻画了丧国无权的民族在殖民地社会生不如死的悲惨状况。催人泪下的《卖花姑娘》曾经伴随一代人成长，即便是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也让那些经历过的和没经历过的两代人都为之动容。我们知道长白山的时候就知道了金刚山；知道《白毛女》的时候就知道了《卖花姑娘》。但直到几十年后，人们才知道，当年曾在中国引起轰动的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其原作者竟然就是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

走后门
    七十年代初期，有个很奇特的现象：一方面，是对文化科学知识的轻视和对知识分子的歧视；另一方面，却是众多的人们迫切希望通过“群众推荐，领导批准”这条无需考试的“捷径”，使自己或其子女走进大学校门，成为一个知识分子。这现象还催生了一个后来持续多年、手法多样、影响深远的新事物——“走后门”。其实，国家在１９７０年招收第一批工农兵学员时，“走后门”已经初露端倪，１９７１年之后，“走后门”之风已经传播得沸沸扬扬。一些手中握有实权的人，堂而皇之、千方百计地把自己以及亲朋好友、上级下属的子女送入大学，权再大一点的，则要把子女送入好大学、好专业……

孔老二
    看一看那会儿的战斗檄文：
    在讲坛上，孔老二总是满口“仁义道德”。一次，有人跑来问孔丘：“我有个老乡，为人正直，他父亲偷了羊，他就去揭发，这算不算讲道德？”孔老二冲着他说：“我认为，老子偷羊儿子隐瞒，这才称得上为人正直！” 原来在孔老二心目中，互相包庇就是“仁义道德”……
    １９７３年，毛泽东多次谈到“批孔”问题，并认为只有“批孔”，才能挖透林彪的思想根源。他批评郭沫若写的《十批判书》，并称赞柳宗元的《封建论》。同年５月，他还挥毫一幅：“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在这一年，江青一伙还向周恩来发动突然袭击，擅自召开批林批孔万人动员大会。在会上，江青颐指气使，点了郭沫若等人的名。

评《水浒》
    毛泽东曾对《水浒》作了如下批示：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这场运动的初衷是反苏反帝而不是党内斗争，没想到后来被“四人帮”偷梁换柱，进行了一场啼笑皆非的大批判，还把矛头直接指向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等领导人。看来，文学在政治面前，能奏的多是理想的悲歌。

“五七干校”
    其缘自毛泽东在１９６６年５月７日对一个报告的批示，指出军队既要学军，还要学工、学农；工人也要学农、学军、学文化……后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在纪念毛泽东“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时，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个把机关干部和走资派送去劳动改造的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之后毛泽东又发了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于干部是一个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要分批下放劳动。”因此，全国各地都相继开办了“五七干校”，数十万知识分子被送往农村的偏远穷困地区劳动锻炼、接受改造，“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
    其实，所谓革命化的“五七干校”只是投机分子迫害异己、惩治知识分子的一种手段，是“变相劳改”的一个地方，大批文化人士在这里洒下血汗也受尽屈辱。直到１９７９年，有着十年历史的“五七干校”才告“结业”。

哥德巴赫猜想
    这是陈景润做出来的一项世界领先的数学研究成果。粉碎“四人帮”以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陈景润享受副部级待遇。徐迟在采访的基础上以很有感染力的文字写出了长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曾唤起许多中国人的科学意识，也使这一“猜想”成为当代中国最出名的一道数学题。从顶尖数学家到普通的数学爱好者，摘取这颗“数学皇冠上的明珠”，成为成千上万中国人的梦想。
    但是，《哥德巴赫猜想》在弘扬科学精神的同时，给人“中国是世界数学大国”的错觉，吸引许多没有基础的青年人把精力耗费在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的努力上。一些“偏激”的数学家甚至认为《哥德巴赫猜想》应该得负的一等奖。

恢复高考
    １９７５年，毛泽东在经过深思后，决定再次起用治国很有一套的“矮个子巨人”——邓小平，这是邓小平一生中“三起三落”之第二起。在邓小平看来，林彪、“四人帮”执行的那一套是严重错误的，它也不可能培养出中国现代化所需要的人才。斗争随之而起，他的意见遭到了“四人帮”的猛烈反对。他们认为，“卫星上天，红旗 就要落地”，他们“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到了１９７６年“四人帮”垮台后，邓小平顶着层层阻力，于１９７７年在全国恢复了高考。这可称得上是世界教育史上规模最大的考试。而面对如此庞大的应考队伍，偌大的中国，竟然无力提供足够的试卷纸张。但高考消息一出，全中国都被搅动了。它带给无数在文化黑暗中挣扎的青年，尤其是农村的青年一个巨大的希望。有人这样说道：“当时那种情况，有点像在黑夜里走路，四面全是黑的，什么东西都看不见。恢复高考这个消息，相当于前头突然冒出火光，当时没有别的念头，只想着赶快蹦到那儿去。”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世界在变化，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而变。过去把自己封闭起来，自我孤立，这对社会主义有什么好处呢？历史在前进，我们却停滞不前，就落后了……拿中国来说，五十年代在技术方面与日本差距也不是那么大。但是我们封闭了二十年，没有把国际市场竞争摆在议事日程上，而日本却在这个期间变成了经济大国。从长远看，要注意教育和科学技术。否则，我们已经耽误了二十年，影响了发展，还要再耽误二十年，后果不堪设想……科学技术方面的投入、农业方面的投入要注意，再一个就是教育方面。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要注意解决好少数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尊重他们，会有一批人做出更多的贡献。我们自己的原子弹、氢弹、卫星、空间技术不也搞起来了吗？我们的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在全世界也是居于前列的。知识分子待遇问题要分几年解决，使他们感到有希望……要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嘛。”这是邓小平的一篇论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也是从这时候开始提出来的，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使那些埋首攻坚的人有了憧憬和希望。

反潮流
    １９７３年，“反潮流”成为言语新时尚，首先起因于一个叫李庆霖的福建小学教员。他写信向毛主席诉苦，说自己孩子还小，可口粮年年不够吃，又没有分文劳动收入，甚至连理发钱都掏不出来。他做梦都没想到毛泽东会给他寄来３００块钱，且还在复信中称其为“反潮流”代表。之后辽宁又出了个张铁生，由于考试分数太低，他在试卷后洋洋洒洒地写了一封信，称别人是大学迷和不务正业的书呆子。他在发了一通牢骚后还不忘自我吹嘘一番。于是，张铁生一夜之间成了闻名全国的“白卷英雄”，也成了一个反潮流的先锋。紧接其后，河南省十五岁的女学生张玉勤也在英语考试中交了一份白卷，其背面还附了首打油诗：“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ＡＢＣ，也能做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她遭学校批评后竟投河自尽，使该县２８０人受株连。更精彩的还在后面，到了１９７３年底，北京小学生黄帅的日记摘抄在《北京晚报》发表，她对班主任的严格管束提出了质问和批评，因此被堂而皇之地称为“反潮流的小英雄”。

手提式录音机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都市兴起了一股购置家电的热潮。手提日本录音机，眼戴蛤蟆镜的年轻人成为都市的一道风景。有人这样归结各个年代小青年的流行形象：“五十年代是一身中山装，一双黄皮鞋，一头瓦片发，上衣口袋插上两支钢笔。六十年代是旧军装，宽皮带扎腰，头发剪得短短的。到了七十年代，则是‘敞摆’衣服齐腰杆，小裤管把屁股和腿脚绷得紧紧，大包头擦得油光光的，尖头皮鞋雪亮雪亮，手上还提了一个特大号的录音机。”
    如今，人们家里摆满了录像机、饮水机、微波炉、空调、ＶＣＤ、电脑……“手提式录音机”早已被人遗忘。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１９７１年３月，第三十一届世乒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当时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打出的口号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是“文革”后，中国球员首次出国比赛，没想到却有一个意外收获——把美国乒乓球代表团邀到中国来了。在这些善意的“老外”访华期间，尼克松公布了改善中美两国关系的一系列措施。后来，经过精心安排，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秘密到北京访问，中美两国关系出现了震惊世界的急剧发展。
    周恩来总理在接见美国乒乓球队时曾说，世乒赛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为两个大国的握手创造了一个最好的契机，这真叫——“小球舞出大乾坤”。

工农兵学员
    工农兵学员是指按所谓的教育改革新办法进入大专院校的学生，这些学生入学不经文化考核，水准相差悬殊。他们的任务也简单得可笑——“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
    后来，北京市在一所高等院校对工农兵学员作了一项调查：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２２％，初中文化程度的近６０％，相当于小学程度的占２０％。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教学环境下，有些数学系的学生竟闹出了１／２＋１／２＝２／４的笑话。

万岁
    这个词本为臣下对君主表示祝愿其长生不老，活一万年之意，后来逐渐演化成对皇帝的专称。即只能对皇帝老儿翘着屁股大呼：“万岁”，并祝其“万寿无疆”。后来到了“文革”，“万岁”就成了对毛主席个人的即兴狂呼。
    那会儿虽然也有工人万岁、农民万岁、工会万岁之类的口号，但它们都是为“毛主席万岁”做铺陈的，摆在一起，高下立现。“文革”一开始，“党和人民的好儿子”——林彪就以“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的形象出现，不但对毛泽东个人“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喊得声嘶力竭，还由他一手掀起了跳忠字舞、唱万寿无疆歌的狂潮。后来，只要是毛泽东提倡过的事物，统统以“万岁”称之——“文化大革命万岁”，“一月风暴万岁”，“四大”“造反”均万岁……这种种万岁，肆虐了十年，也使一个群体，在盲目中癫狂了整整十年。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自六十年代中期以来，毛泽东对国际形势估计过于严重，与此相对应，在民间也大肆流传着“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言论。那时，国家每年都要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于人防工程建设，挖防空洞，修工事，储备粮食和布匹。后来，毛泽东指示说，我们不应当有大国霸权主义思想，但要切实做好战备工作，要进一步挖深防空掩体，加强粮食储备。这一指示又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热浪推向了新的高潮。
    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些蔓草丛生的防空洞如今又重新启用，被改成了地下超市或小酒吧，恋旧的顾客络绎不绝。

“星星”美展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北京出现了一个“星星”美展。在那个寒冷的冬天，２３名青年业余作者，选择行人如梭的街头，展示了他们创作的１６３件美术作品。这些国画、油画、木刻、木雕都是力与美的表达，给尚处蒙昧之中的国人以深深的震撼。
    一个时代的图景得靠许许多多的有志者一同勾勒，正如那些热血青年在“美展”前言中所说的：“过去的阴影和未来的光明交叠在一起，构成我们今天多重的生活状态，坚定地活下去，并且记住每一个教训，这是我们的责任；世界给探索者提供了无限的可能……”

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文革”十年积累起来的考生足有５７０万之多，他们齐齐坐到了考场里，结果只有２２万多名考生能够“挤”进大学。对于５４０多万名的落榜者而言，重振旗鼓，披挂再战肯定是他们中大多数人的选择。不过，面对不能回避的落榜，一种适当的安慰和得体的鼓励显然是必要的。于是，在七十年代末，“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这句人们早已遗忘的口号又被重新喊了出来，并赋予了它更积极的含义。
    一个人在年轻时受些挫折，可能会在以后的日子里，走得更为坦荡。如今，可供落榜者发展的空间和选择的机会大大增多了。

梁效
    “文革”期间由江青一伙控制的写作班子很多，它们有“呼风唤雨之气势，颠倒黑白之才能，含沙射影之功效”。这些个班子又像倚仗着主人威风，张牙舞爪的恶犬，逮着谁咬谁。那会儿风头最劲的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一个批判组，它只有一个笔名——梁效，就是“两校”的谐音。
    后来有人为了讽刺他们，随手涂抹了一首打油诗，叫做“给梁效画像”——上海牌汽车，气魄太小，高级钢丝床，睡得我直不起腰。牡丹烟味怎么那么辣？糖醋鲤鱼端上饭桌竟然已经不会跳。哼！怎么能保证我精力充沛，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大作来定稿？中央首长可没让咱们白效劳，赏下冬瓜一筐，芒果两枚，茄子三条……

伤痕文学
    伤痕文学以刘心武的《班主任》为先声。这篇小说在控诉和揭露之后，发出了一声呼喊：救救被“四人帮”坑害的孩子。在它之后的一两年里，又接连出现了小说《神圣的使命》、《大墙下的白玉兰》、话剧《于无声处》、散文《一封终于发出的信》、《怀念苏珊》、诗歌《小草在歌唱》等。而真正使“伤痕文学”得以命名的小说还是《伤痕》，它说的是一个叫王晓华的女中学生，在母亲被打成“叛徒”后，毅然与母亲划清界限，下乡去了农村。她以为界限分明就会迎来光明，不料“血统论”的幽灵始终挥之不去，她的成长机会一次又一次被剥夺。“四人帮”被粉碎后，母亲来信要她回去，万没想到，她回去后，饱经磨难的母亲已经去世，她最终才发现永远无法再抹去被戳在心上的“伤痕”。
    １９７９年又出现了一些更有针对性的作品，如电影剧本《苦恋》、《在社会的档案里》、《女贼》、话剧剧本《假如我是真的》、中篇小说《飞天》和《调动》等。千千万万捧读“伤痕文学”的人，在这些文字和影像里，看到了“文革”的荒诞和对人性的摧残，也在阅读的同时，抚平着自己心灵的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