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讲述中国故事

《山楂树之恋》导演张艺谋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谈论——
如何讲述中国故事
本报记者 董 阳《 人民日报 》（ 2010年09月16日   24 版）

 
9月14日，电影《山楂树之恋》公映前夕，本报记者专访了该片导演张艺谋。
只为感动，不为“翻身”
记者：《山楂树之恋》和《我的父亲母亲》讲的都是特殊年代纯净的爱情故事，但感觉很不一样。十多年后再拍类似的故事，你有哪些新的想法和突破？
张艺谋：两部电影题材类似，主题也类似，却是完全不同的风格。天底下没有新鲜的故事，但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讲述方法，这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构成了艺术的角度。艺术并不是告诉你真理，也不会让你突然醒悟。艺术就是用独特的方法讲一个司空见惯的事情，你因此受到感染。
拿这两部电影对比，就可以看到形式的功能。《我的父亲母亲》有绚烂的色彩，一个女孩子穿着红棉袄奔跑在山花烂漫中，强烈的视觉给人一种如诗如画的感觉，拍出一种诗情画意。《山楂树之恋》不同，没有告诉你它有诗情，让你看到的就是平淡如水。如果你体会到诗情，那是你的感觉，我完全没有把这种“诗情”外化出来。所谓的洗尽铅华，所谓的返璞归真，所谓的娓娓道来，所谓的天然去雕饰等等，我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所以，我觉得它跟《我的父亲母亲》倒真是构成了一个话题，这就是形式的话题。
在艺术领域，纯形式的探索有时候甚至能带动一个时代，形成一个流派。我迷恋形式，所以你看我的电影，基本上都很注重视觉形式。就是无论讲什么故事，我都要打一套组合拳，让视觉形式有特色。其实，《山楂树之恋》的这种视觉形式就是一种特色，我本人很喜欢做这种挑战，这种形式也一反我的传统色彩观。
记者：电影开拍之前，很多专家不建议你拍，你为什么要坚持？
张艺谋：他们觉得分量不够。拍完《三枪》以后，很多专家学者要帮我打“翻身仗”，觉得《山楂树之恋》不是一个能够翻身的题材。开选题会的时候，95%以上的专家都反对。我要是很功利地去打“翻身仗”就听他们的意见了，我想的是故事为什么感动了我。我读剧本的时候，当读到静秋来到老三病床前，周围人让她喊老三名字，静秋却叫不出来，一直在作自我介绍，“我是静秋”，读到这里，我就特别心酸，眼泪就在心里流。
后来，我就跟所有的专家学者们讲，大家都爱护我，讲的都很有道理，我承认，大家的批评很犀利，但是你们说我为什么看到这儿会心动心热？我不是要拍一个伟大的作品来帮张艺谋做所谓的翻身。我没有这个野心，我就是想保持这个心动的感觉。拍的时候也是这样想的，不想让演员哭天抢地地嚎啕，而是要尊重原始感情，娓娓道来，平静地叙述，静静地看，淡淡地跟进演员的感觉，某个地方就心动一下。我拍电影，就是把自己心动的感觉传达给观众。
其实什么是导演？导演的工作就是让大家跟你有同感，有共鸣。你不要有更大的野心，这都不需要。大概就是基于这种情况，我才众里寻他千百度，坚持选择这个故事，把两个人物找出来，坚持把它拍完了。
故事稀缺，我是等米下锅
记者：摄影出身的你特别讲求画面，画面是用韵味打动人，但是商业大片大多通过纵深的结构也就是故事吸引观众，在你的电影里，故事占据了怎样的地位？
张艺谋：对今天的电影来说，故事是最重要的，故事包含着万物。因为今天的观众观影经验丰富，花拳绣腿诱惑不了他们。故事和人物如果不好，最终会失败。你看好莱坞8大公司每年生产那么多的大片，所有的东西都是超一流的，你最后看到还是故事差一点，还是人物薄一点，你常常会发出这种感叹。难道他们笨吗？难道这些电影公司不知道可以赚更多的钱吗？可能确实是故事结构改不动。我不相信他们没有注意到故事和人物。很多情况下那个剧本和结构怎么都改不动，又不能推翻重来，就七改八改，最后还是先天不足。实践中，这种事情太多了。
所以，对卡梅隆来说，我认为电影技术进步之后，他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是，今天人们是如此容易喜新厌旧，如此见多识广，电影的故事和人物要是不好，那就死定了。
记者：你如此重视故事，仍有批评说你迷恋视觉效果，忽视故事。
张艺谋：关于电影形式上的东西，我常常认为自己的这两下子就够了。我把大量的时间用在磨剧本上，常常用两三年的时间琢磨故事、人物，想把它搞到最好。我不是外界批评的那么简单，说《满城尽带黄金甲》、《十面埋伏》里我忽略故事，只是迷恋视觉。根本不是！我只是不解释。我在故事上真是伤透了脑筋了，下的功夫远比造型、视觉、色彩、运动、摄影方面多得多，花的时间多一百倍。我力有不殆，在那个情况下只能做到那个程度。
当然，冤有头，债有主，我的能力是一部分，关键还得回到我们中国电影最根本的问题上——剧本。实际上，能自己当作家、自己当导演的人很少很少，那是天才。大部分的导演就只是导演——用影像讲故事，他需要强大的文学基础，才能提升电影品质。
什么是好的文学作品？思想性、文学性、可读性三性统一。我非常欣赏这句话。这句话说了十几年，非常简洁，可是这太难了。
我这一生拍的所有电影，让大多数人都说好的，没几部。批评的时候，一定会说是缺一“性”。所以，文学要发展和繁荣，才会有影视的春天，才会给导演提供许多条件。我现在是完全没有好剧本，《金陵十三钗》拍完了以后，我拍什么呢？我不知道。媒体有这样的问话：张艺谋是不是拍了几部这样的电影，想转个弯，想回顾一下？我哪里有理性的设计，我是等米下锅，还顾不上理性设计。
人本位的电影超越国界
记者：你早期的电影成了中国文化符号，奥运会开幕式也是文化展示，你选择文化符号的标准是什么？有没有考虑到价值介入？
张艺谋：你说得很对，我一直这么想，我坚持中国特色，坚持某种民族性，我觉得这是我的特点。这体现在我创作的各个方面。比如奥运会开幕式，我们就一定要找到一个载体，这个载体一定是特别具有中国情调的东西。我们选择了“画卷”，这个载体是特别典型的中国人画作方式，它的中国独有特色，让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拍电影也要考虑到文化特性。电影故事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有时候也许就是音乐元素。我经常跟大家说这个地方应该上民族乐器，有时候他们说钢琴没问题，但我还是要改变一下，我认为一个独有的音色还是要有的，中国独有的、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一些形式和元素都是我每次慎重考虑的。我想这样你会在世界上形成特色，也会形成吸引力。
记者：你执导的早期电影和奥运会开幕式直接影响了世界观众对中国的印象。在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时，什么样的讲述方式更容易让人接受？
张艺谋：其实西方媒体常常问这个问题。我是这样考虑的，理由如同我们为什么喜欢很多外国电影一样，现在中国有人喜欢外国电影超过国产电影，对很多外国电影如数家珍，其实我们未必了解它的国情，未必了解它的历史，未必了解故事发生的背景。我们喜欢它，还是在人文的层面上，我们被人的故事所感动，被人的情感所感动。反过来考量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如果想让外国人喜欢这个电影，一定要从人本位上去想，才有可能让他们走近。从某种角度来说，电影作为一门艺术可以是无国界的，它是人类共同喜欢的艺术。
记者：你怎样看待中国电影在当今世界影坛的竞争力？
张艺谋：好莱坞大片对娱乐电影的操控能力是压倒性的。它不光比中国强，它比哪个国家都强，它要赚全世界的钱，而且它的娱乐电影也在改进，越来越国际化，《阿凡达》就是例子。
所以，如果哪一天我国的年轻人失去了对国产电影的兴趣，只看外国电影，那我们津津乐道的那些银幕数字和票房数字，就都是别人的。
好莱坞早就看重这块地方了，它苦心经营10年以后培养的观众群现在是一亿到两亿。这是多大的数字！就像麦当劳一样，口味养成了，孩子非吃不可，大人没办法，只能陪着去。
因此，我还是有忧患意识。从本土电影发展的角度和培养本土电影观众持续性的角度，我是觉得需要大家共同保护，也呼吁大家来共同培育本土电影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