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波:来到中国才知道误读了中国(中国青年报 201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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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中国才知道误读了中国

    抱着“这一代年轻人有责任了解实情”的信念,进入战争历史和当代社会,在历史容颜和现实面目的交织中,体验一个真实的中国。日本大学生表示——

    花田达朗教授一直觉得自己对中国了解挺多。在担任东京大学社会信息研究所所长期间,他曾多次到北京和上海的几所名牌大学访学交流,也与中国一些知名教授相熟。但3月间这趟中国之行,却让他感觉“像以前从没来过中国”。

   这位已经转任早稻田大学新闻教育研究所所长的教授,此次实地寻访的,是北京郊区唐家岭的“蚁族”,以及白洋淀里经历过侵华日军“三光”政策的村庄和幸存者。

    与他同行的,还有早稻田大学参加此次研修旅行课程的16名学生。

    该课程由花田教授的同事野中章弘教授发起,起因于野中在日常教学中的发现——那些选修传媒课程的学生,对日中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史几乎毫无所知。

    在他看来,这些“将来要成为记者的人”,不了解历史显然不行。但野中也明白,“连基本的知识都不具备,并非学生自己的责任,因为日本从小学到高中都欠缺这些应有的历史教育”。

    他还发现,除了历史,中国的现实面目在日本大学生的心目中也模糊不清。“被称为‘蚁族’的那些年轻人,在网络上发泄他们的不满。‘80后’的大学毕业生成为在网络上不断宣扬极端主张的网络暴民”。他的学生太田绿在查阅报道时,发现中国的年轻人是这样被形容的。太田也正是带着这种印象,开始了她的旅行课程。

    在曾担任记者多年的野中教授看来,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不了解日本最大邻国的“实情”,这显然是不可接受的。

    于是,野中带领学生在2009年寻访了南京。今年则带另一批学生来北京和白洋淀,“让学生到现场去,亲身确认战争的伤痕”,也了解中国的现实,与中国学生交流,以便“相互理解得更深”。

    这也吸引了花田教授,他和野中都认为,“这一代年轻人有责任了解实情”。

    “我们大多数日本国民并未意识到不知情也是一种罪”

    花田和野中这两位老师都不曾料到,自己的学生在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生之间进行交流时,火药味儿会这么浓。

    “清华学生的直率想法刺痛了我。”在总结自己的中国之行时,太田绿写道。

    到北京第一天,她和同学们被教授带到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在那里,这些平时更关注动画片和影视、体育明星的年轻学生,第一次对残忍的战争有了直观感受,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疑问。

    而交流一开始,这些疑问便被抛了出来,并立即遭到清华学生的激烈反驳。一位清华女生正气凛然地问道:“日本人习惯了嘴巴上的道歉,但你们真的有负罪意识吗?”

    刺痛太田绿的,正是这句话。她和她的那些同学,由于种种原因,对发生在六七十年前的那场战争,“几乎不知情”,并且“从来不知道有关战争的责任自己也是需要学习的”。

    面对中国学生的质问,日本学生大都一脸茫然。大二女生荒川丽未则在事后反问自己:“假如我们面对的不是清华学生,而是哈佛学生,我们会对他们说‘你们应该向我们日本人道歉’吗?”

    她最终没有得出答案。但在接下来的行程中,她很快便意识到,确实有些东西是她这个不了解实情的年轻人所难以理解的。比如,在日本的教育中被淡化的日中战争,却给那些亲历者留下了难以摆脱的阴影。

    最先为这群学生揭开战争伤疤的,是河北省安新县端村东堤的老人朱德顺。老人所在的端村,在侵华日军扫荡期间曾发生80多人被杀害的“端村惨案”。

    野中教授认为,除了看战争纪念馆,还应该让学生亲自听到战争亲历者的证言,因为“幸存者当面讲出的证言,更令人信服”。在中国纪录片导演季丹的帮助下,他们找到了86岁的老八路朱德顺。

    在东堤小学的国旗杆下,衣衫破旧的老人语气平静地讲述了当年所见的烧杀奸掠场面。学生们第一次现场听说这种战争场面,或一脸愕然,或默默地在纸上记录。

    “日军非人道的行为令人沉痛。”学生山下直人写道,“绝对服从于国家,否则丢命,于是对待别人的生命如此粗暴残忍,同样身为日本人,这让我感到憎恶。”

    当他们乘船穿越白洋淀,到达郭里口村,邓德顺老人的讲述更让山下体会到,“战争是如何剥夺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平静”。

    84岁的老人曾经在对岸,眼睁睁望着自家的几间房子被烧成灰烬,然后只能在夜色中,从结冰的河面上爬回家,盘点最后残留的家当。而村里一位刚娶过门的媳妇,被6个日本兵轮奸后试图自尽,获救后又离家出走,至今杳无音讯。听到这样的故事,屋子里女孩子们再也忍不住,抽泣声此起彼伏。

    “我只讲我看到的,听说的我不讲。”老人一再声明。这种精神,也赢得了花田教授的尊重。“老人特别重视什么是事实,是一个令人尊敬的证言提供者。”教授告诉他的学生们。

    尽管老人再三表示,“为了中日友好,这些悲伤的往事不要再提”,但在师生们的要求下,这一场讲述,一直持续到夜幕完全降临才结束。而离开时,差不多每个学生都向老人深深地鞠躬道别。老人讲的内容令他们动容,但他们之前几乎闻所未闻。

    回想起来白洋淀之前和清华学生进行过的讨论,太田绿终于明白为什么清华学生会追问:“日本人对于战争有没有负罪意识?”

    “我们大多数日本国民并未意识到不知情也是一种罪,也没去思考,那么多加害于人的事实,我们是否担负其责了。”她总结道。

    然而这些正是受害者所在意的。“在日本,书上不讲,这些孩子的父母没经历过战争,也不会亲口讲给他们听。”野中教授说,这些年轻人不了解实情,所以他要带他们来中国,到战争现场确认“日本侵略中国时的屠杀和伤害是事实”。

    野中自己也是在上世纪80年代亲自到南京,听到大屠杀亲历者的证言后,才确信这些“实情”的。他的祖父和两个伯父都曾参与这场战争,其中祖父死在负伤回国途中,二伯死在山西。野中说,他每次到现场寻访,都会有新的发现,并会为自己仍然那么不了解战争历史而羞耻。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他这样,尤其是一些年轻学生。回到日本后,一名学生在课外活动时,试图与同学分享这次与战争历史有关的体验,得到的却是这样的答复——“我从没想过什么战争这种事,想这个有什么好处,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离我太远了吧!”

    如果花田教授听到这样的答复,他肯定难以接受。在他看来,“日中两国的未来,将落在这些年轻人的肩上”,这些年轻人了解历史和现实的实情,“是他们的责任”。

    “和日本国内的报道不太一样啊”

    实际上,中国的现实,和曾经的战争历史一样,在这群初次到中国的日本大学生心目中,都是支离破碎或模糊不清的。

    在他们的印象中,日本媒体里提到的中国年轻人,要么是唐家岭的“蚁族”同龄人,要么是足球赛场上焚烧日本国旗的“愤青”。这些蚁族,“自封知识阶层,但是没有实际的社会地位,被迫捆绑于贫困阶层,目睹富豪们的豪华生活以及权力腐败,很难保持内心的平静”。

    在清华学生的带领下,这群二十二三岁的学生到了唐家岭。那天,垃圾和灰尘漫天飞舞,狭窄的过道旁,墙上被反复撕贴的招聘小广告上,付给应聘者的月薪只有这些日本学生每月花费的十分之一。以至于太田绿忍不住感叹:“这里的青年和我年龄相仿,却处在如此境地,世界真不公平。”

    但接下来采访的结果与他们曾看到的报道大不相同。

    接受采访的4个年轻人,都表示“对都市生活充满希望”。其中两名来自山东的女大学毕业生,刚到北京5天,还没找到工作,但她们认为“这是自身能力不够,不是政府和经济大环境的原因”。

    这令日本女孩加藤纱衣子肃然起敬。她原本以为,中国学生会跟他们一样,如果找不到工作,会说“经济不景气”、“政府措施不力”,把责任推到他人和政府身上。

    但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他们看到的却是中国年轻人显示出的强大的上进心。这令太田绿感觉“有些糊涂”:“和日本国内的报道不太一样啊!”她的同学佐佐木幸子则从专业的角度,试着解释了原因——传媒为了强调问题性,会把最悲惨的和最好理解的部分拿出来,但是在深入思考社会问题和寻找对策时,再局限于此就错了。

    这趟实地参观和寻访,让日本学生意识到,这些他们一直觉得“女生装单纯,男生没主见”的中国同龄人,竟然具有着“异常高涨的自我责任心”。这一点令加藤最为吃惊。她眼前的中国学生即便一时找不到工作,也会信心满满地告诉她,“自己是支撑国家发展的生力军”。尤其是听到那两个待业女大学生说“为了国家发展,自己吃点苦也没什么”时,她甚至断言:“中国国民的上进心会让未来的中国更繁荣。”

    而闲下来与清华学生聊天时,荒川丽未则意外发现,聊起日本动画片和明星,清华学生“比我这个日本人对日本文化更了如指掌”。这令她非常开心,甚至“那一瞬间觉得是在和早稻田的同学聊天,没什么不同”,也根本感觉不到反日情绪。

    于是她得出结论,“国家不同,但人民的想法应该大体相同”。只是这些人民,往往由于各种原因,很难了解到实情。“记者,作为国家和世界的权力监督者、作为国民的看家狗,应不屈于强权,当好保护国民知情权的角色。”这个立志成为记者的女生,颇为庄重地写道。

    “我们都负有责任,需要知道到底发生过什么,并要讲述出来”

    不过,她的老师花田教授很清楚,尽管人民的想法大体相同,但在沟通时稍有不慎,便会产生误解和纷争,更何况人们有时候很难搞清楚实情。

    在北京的最后一个晚上,早稻田的学生和清华学生在南锣鼓巷一间酒吧里轻松交谈,3天前激烈交锋的气氛已荡然无存。但花田教授仍在反思争论时的情景。“应该先讲清事实,再发表观点,但我们的学生当时把顺序说反了。”他认为这是当时引起清华学生激烈反驳的原因。

    当然,他也知道,对于历史和现实的一些实情,他的学生和清华学生,甚至是两国的人民,在一起也很难说清。在白洋淀,被日军残忍杀害了父亲的老人,不再流露出愤怒和悲切,而衷心希望“中日友好”,悲剧不再重演。倒是在一些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中国中青年身上,花田和他的学生们,隐约感受到了一种仇恨。一些年幼的孩子,刚刚从日本学生手里接过糖果,他们的父母听说对方是日本人,便马上露出一副冷漠的表情。一些家长得知给自己孩子拍照的是日本学生,便护着孩子扭过身去。

    现实经历的这些场景,把日本学生拉进了对历史的反思之中。“是的,我们没有经历战争,但我们生存在一个背负着历史的国家里。”太田绿写道,“我们都负有责任,需要知道到底发生过什么,并要讲述出来。”

    日本师生来到白洋淀,也让邓德顺老人意识到“自己的记忆还有价值和意义”。第二天,他专门赶到县城,找到写县志的人,把自己给日本人讲过的内容重述了一遍,让他们记下来,“以便传给后人”。

    新听到的讲述和新接触的现实,也让花田教授开始重新审视这个他自认为比较熟悉的国度。他感觉,“中国就像一个深邃的山洞,自己现在刚刚站到洞口”。

    野中教授则相信,这一趟中国之行,学生们“学到了很多在教室里绝对学不到的东西,会改变他们之前那些偏见和固定的想法”,而这些经验,“一定会在他们成为真正的记者时发挥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