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优秀的战略家

>>库桂生：国防大学国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彭光谦：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赵  刚： 中国科技部软科学组织处处长

>>吕德宏：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研究员

>>张文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沈志华：国防大学副教授

>>丁  利：北京大学讲师

>>张  峰：解放军报编辑

>>李际均：军事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孙子兵法学会原会长

战略目的决定战略方向

 >>库桂生： 八十年代我们开始研究军事与经济的关系，起因是美国空军的一个研究员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军费越多、经济发展越快。这个看法与我们以前的看法不太相符，如果军费越增长，经济增长就越快，那岂不是猛增经费就可以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们的研究分析最终表明，二者的关系并不确定，无法确切地说是军费与经济增长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

军费对经济有一些牵动作用，用凯恩斯的理论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扩大军事需求，促进经济发展，这是经济学上永恒不变的定理。在有些条件下，比如说有些产品生产过剩，如果军队进行采购，就能推动某一个部门的发展。军费到底对经济有没有促进作用？我们提出一个理论叫做“军费结构理论”，军费有一部分是纯消耗的，有一部分是有“溢出效应”的。如果有一部分投入到科研当中，投入到军事人力培养方面，这就有了溢出效应。就是说不仅在军队能起作用，还能对民营经济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历史上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战争，战略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研究认为，最终目的还是“利益”。比如美国进行的伊拉克战争，并不是因为老布什和小布什跟萨达姆本人有什么个人恩怨，最终还是因为经济利益，在国防经济学中，这叫做“战争经济本源论”。

军事、国防是保护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环节，只要有国家存在，在国家产生之后，就有一部分经济资源用于保卫国家，保卫国家的工具就是从其他单位分解出来的。亚当·斯密把一个国家的国防称为“国家的守夜人”，他是保护国家安全的，国家发展没有守夜人不行。叫花子讨饭得有打狗棍，以保护安全。因为叫花子本身没有多少财富，他的财富就是一个要饭的碗，现在有说讨饭的成为了富翁，这只是个别现象而已，他保护安全的工具就是打狗棍，这个成本比较低。但是作为小康之家保护安全就是防盗门，这比打狗棍的价值要多。因为小康之家的财富比叫花子的多得多，所以保护安全的工具显然就要复杂一些。再深入一层，大款保护自己安全的工具除了自己家的安全门之外，还要雇保镖，因为他的财富比小康之家的多得多，雇保镖的花费要更大一些。国家保护国家安全的费用，与国家整个财富的积累是成正比的。

>>彭光谦： 从长远看，以前的三线建设给今天的西部大开发提供了重要基础，军事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比如农业时期兵农合一，农民扛着锄头去打仗，冬天打仗，开春种地。工业时期专业化、职业化程度比较高，军事技术和民用技术发展关系越来越大。到了信息技术时期，信息技术的兼容性、共享性、开放性使军用技术和民用技术差别越来越小，民用技术向军事技术转移，军事技术向民用技术转移，兼容的程度越来越大。军事不仅仅是为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提供了消极的、被动的安全保障，还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态势。

>>丁  利： 几位老师都谈到了通过加强军工企业和国防开支的方式推进我国的宏观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请允许我对此泼点儿冷水。

中国目前高速的GDP增长能持续多长，什么时候能够达到极限，碰到边界反弹回来怎么办？持续了二十几年的经济增长，一方面是改革发挥了个人激励作用，另外一方面是我们学习了西方工业革命，以及一部分信息工业技术。但是，这样的发展给能源和环境带来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如果我们的能源技术和资源技术在可预见到的二三十年之内，不能有本质改善的话，就会失去持续高速发展的可能，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社会发展的基本背景。

由此，我们能做哪些策略选择？由于所有的创新最终都是从个人的脑子里体现出来的，一个社会和一个组织如何激励个人的自由发展？通过组织的多样性来推动技术进步，实现知识创新，这是尤其重要的。考虑到中国的能源和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压力的基本背景，可以说在技术没有本质进步的情况下，必然会与另一个国家进行实质上的竞争，比如说石油矿物资源的竞争。这样的竞争未必是以军事直接竞争体现，但我们增强军事能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增加了我们的bargaining power（讨价还价能力）。博弈论分析谈判问题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如果一个人的底线很低，跟别人讨价还价的能力是非常弱的，因为他很容易就得到满足。底线最高的人的讨价还价能力才是最强的，这样他才能得到最大的好处。当然，我觉得非常值得强调的是，古人早就说“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加强军事能力的目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另外，加强军事力量也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增加军队与其相关部门所控制的资源。军事技术的提高本质上源于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搞好大学和科研院所也许更是治本的办法，当然前提是解决好相关的激励与甄别机制，而目前这个问题并不乐观；以军工产品拉动总需求的庸俗化的凯恩斯主义有着严格的限制，一方面是它只有在经济没有达到技术可能性边界时才起作用，另一方面这涉及到“面包和大炮”之间的权衡以及对相应的再分配因素的评价；还有，我们的文化传统上都强调文官政府控制军队，中共中央也一直强调“党指挥枪”。信息经济学里也特别重视的是，一个委托人让代理人掌握了太多的资源反而容易被hold-up（“套牢”），所谓“太阿倒持”反为其所制。

>>沈志华： 我看过一些关于军事与经济的关系的材料，讲得比较绝对，或促进，或阻碍。我觉得这个里头还应该考虑到几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状况。如果一个国家的资源已经得到了充分利用，这个时候加强军事开支，挤占民用资源，这对一个国家是不利的。如果资源没有充分利用，加强军事开支，把经济利用起来是有好处的，这是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与军事开支结构有关。 第三个因素是一个国家军事部门，特别是科技工业部门对外开放的情况，有些国家的出口武器装备占了比较大的比重，对整个经济起到了带动作用。反过来说是另外一种方向，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又是另外一个方面。

国防科技工业是连接军事与经济的桥梁与纽带。新中国成立以来，依靠社会主义优越性和计划经济的优势，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们国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成功地研制了一大批武器装备，为保障国家安全做出了突出贡献；建立了比较独立、完整的国防科技体系，为国民经济和国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发挥了辐射和带动作用，有力地支持了国家的经济建设。

>>吕德宏： 安全是任何经济活动的基础，而军事是安全的支柱。英国历史学家卡尔说过，“经济学预先假定了一个给定的政治秩序，如果脱离政治，不能很好地研究经济学”。投资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或一个企业的发展都至关重要。投资的首要目的是安全，其次才是盈利。银行业的可靠运转，影响着整个经济的顺利运行。为什么我们在银行存款？因为我们相信银行可以在任何时候偿付我们的钱。银行的偿还能力，不仅是个金融能力，还是个安全问题。当我们处在稳定的国内环境中时，常常把银行的安全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在一国内，银行安全是政府垄断武力的溢出效果，是国民经济顺利运转的先决条件”。

与此类似，企业在国内或国外的投资，首先要考虑的也是安全。政治有序、社会有序是经济活动的前提，暴力是政治秩序的基础，在国内暴力由国家垄断；在国际上，政治秩序归根到底由实力对比决定，国际经济是在国际政治秩序规定之下的经济。军事优势所提供的安全，增强了美国经济环境和美国资产的竞争力，吸引国外资产流入美国。美国财政部的一项研究表明，如果沙特不用美元为石油定价，而是像科威特那样用一揽子货币定价，会更有利。用美元定价和购买美国国债，对美国有巨大的经济利益，使美国可以使用源源不断的外国资金。美国经济的赤字运行和石油美元的再循环，显示了军事力量怎样与政治影响相联以产生这些作用。如无军事优势，美国不可能享有这些有利的经济结果。

除提供安全之外，并无经济学原理表明，军费开支必然会促进或阻碍经济增长。军事与经济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理论问题，而是战略运营问题。运营得当，军事与经济、科技相互促进；运营不当，两头皆失。美国和前苏联，可以说是运营得当和运营失当的两个范例。得当与失当的关键，在于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加强，在于沈教授所说的集权与赋权之关系的处置。国家经济竞争力来自国家创新系统，军事因素在美国国家创新系统中起了塑造和枢纽的作用。

>>张  峰： 我国对军事与经济的关系研究得还很不够，也没引起足够的关注，主要有四个原因：第一，是混淆了战争与军事的关系。 第二，对国家核心战略产业的定位不明确。第三，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的认识。第四，缺乏一个共同研究讨论框架和平台。有一点十分明确，我们说发展军事力量，不是要威胁别人。

>>张文木： 我说两个意思，第一，富不等于强。先不说我们富不富的问题，但首先要明确，富裕未必就不挨打。1820年到1840年间，满清王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这一点已为各国经济学家所公认。对19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组织专家进行了比较精细和全面的定量测算，其研究成果发表在麦迪森著的《世界二百年回顾》上。据测算，在GDP总量（单位：百万1990年国际美元）方面，1820年，中国199212，高居世界首位；当时西方最发达的国家英国34829，位居世界第四；居第二、三位的是印度（110982）和法国（37397）。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28.7%,比印、法、英三国共占26.5%的总和还要多。但是，我们能说满清王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吗？当然不能。由于缺乏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和雄厚的国防力量，尽管它是富有的，但却又是世界上最孱弱的国家之一。

历史表明，富裕不等于强大，发展不等于安全。英国在和平(自由)贸易中，先后输给了印度和中国。但英国用暴力打破了自由贸易，粉碎了当时印度领先于英国的纺织能力，把印度由纺织制成品出口国打成了原材料出口国、进而成了彻底的殖民地。在与清代中国的交往中，自由贸易使英国向中国打开了自己的大门，于是英国中止了自由贸易改用战争贸易，用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输入了鸦片，抢走了白银。同样，在19世纪中期名不见经传的日本，用军事打败中国，满清政府割地赔款，其数额之巨，竟高达日本当年财政收入的8倍。以致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日本成功赶上并步入发达国家之列，根本原因之一是随战争胜利而来的赔款。而为此付出惨重代价的中国，现代化进程至少被推迟了数十年。 “从1840年到1900年，相隔仅60年，中国人竟由世界首富国家的大清臣民沦落为‘东亚病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是在1900年，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产量中所占的相对份额仍高于日本2.6倍”。

>>彭光谦： 军事技术创新可以给经济技术创新提供强大的动力，一般的经济体制和企业承担不了创新的巨大风险，军事领域才能提供需求、创新动力、组织保障、资金保障、风险保障。一旦创新成果产生出来，并成为国家创新领域的一部分，就能带动国家的整体创新。

>>赵  刚： 从历史来看，军事技术突破了，往往能带动民用技术，特别是能带动民用产业的发展。推动军事技术的发展有利于带动战略产业的发展。很多军事技术带来了巨大的产业突破，信息技术、核能、航空、航天最早就是从军事方面开始的。军民融合非常重要。从国外发达国家来看，军民结合做得很好。有了好的平台和人才，需要民品可以生产民品，需要军品可以生产军品。我国应大力推动军民结合。

在大国关系中，科技因素已经上升为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过去研究大国关系，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安全、经济占了主导地位。但是随着经济科技的发展，科技的因素已经上升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做出这个判断的理由有三个。

第一，总是在科技革命到来的时候产生着新的军事革命，我国军事装备从过去的机械化、半机械化向信息化过渡，这里面科技因素起了主导作用。

第二，科技在国际竞争当中，已经上升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研究了各个国家发展的方式可能有三大类：第一类是资源驱动型，第二类是要素驱动型、第三类是创新驱动类型。

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靠资源驱动，我国靠要素驱动，靠低廉的劳动力、土地来投入。创新驱动主要是靠技术、科技创新驱动国家发展。世界上大概有20几个国家，比如美国、日本、韩国都是创新驱动型国家。创新驱动型国家的特征：1，对外技术依存度是5%，很低。如果技术依赖别人，高端的发展肯定也依赖别人。2，科技对经济的贡献率在70％以上。3，三方专利拥有量。三方专利是指在美国拥有了专利，又申请了欧洲、日本的专利，因为欧洲、日本、美国这三方从技术、经济来讲都是一流国家。拥有这三方的专利，创新型国家占了97％。我们不是创新型国家，而且离创新型国家的距离非常大。

第三，高科技已经成为调整大国关系的政策工具。美国一直对中国进行技术出口管制，有些重要的高新技术不向我们出口，在所谓WTO的自由贸易体制下，仍然如此。我们拿钱买美国的技术，他不卖，还阻挠我们买他国的技术。管制不但没有放松，而且越来越严。他让你掌握了技术以后，他就等于失去了自己的优势。

>>李际均： 现在的事实是，不依赖国外而依靠自主开发的，航天、船舶，都搞上去了；完全依赖国外的，都没搞起来。有的想用市场换技术，市场没了，技术仍然落后。现在有一些经济学家把自由主义经济学那一套搬过来了。俄罗斯走过这条路，吃了大亏，普京把300多家企业收回来了，又制定了矿产法，保护战略资源。香港两个经济学家轰了两炮，这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就集体失语了。

>>吕德宏： 理查德·纳尔逊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提出，“研究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创新体系的结构性区别，军事研究开发和军事采购是两个最重要的公众政策问题之一。……在过去30年里，只有3年时间军事研发费低于联邦研发总额的一半,在美国国家研发中起主导作用。”实际上美国经济和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问题是民用经济与防务生产的关系。通过民用工业生产武器和战争物品，美国结束大萧条（扩大内需和就业）。战争也迫使美国工业进行创新，以制造出先进的军事装备。作为战争时期研究开发的结果，钢铁、煤炭和汽车制造，成为一般性工业，不再是先进技术也不再能推动民用经济的增长。实际上，当苏联制造出更多坦克，和其他国家钢铁产量正在赶上来的时候，美国正面临着如何进行军事竞争的问题，这是一个即使对国民经济有影响也必须要解决的防务问题。出路是从大规模生产到技术创新。美国不去与苏联拼数量，而是提高坦克和飞机的火控系统。作为这些创新的结果，美国军事研发成为美国工业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推动。

1990年代，出现了从防务转向民用的技术汹涌浪潮（技术溢出效应），让人们想起1950年代。除了直接的军事研发外，相当大的一部分军事采购费直接或间接（企业赢利后投入）进入美国军工企业研发费，成为美国工业研发资源的一部分。德国经济学家布劳恩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表明，科学技术可以对国家财富起重要作用，做出巨大贡献。第二次世界大战表明，通过大规模的政府控制的计划，国家可以（在科学技术和国家财富的结合上）取得重大成就。1944和1945年，（美国政府）在曼哈顿计划上投资7.3亿美元和8.59亿美元，分别超过这两年（常规）国防预算的63%和67%。实际上，主持这项工程的美国科学家要多少，政府给多少。……至今，美国仍大体沿用这种政府支持的技术发展模式。”“美国政府的研发资源主要是在合同的基础上由私人企业运营。不仅民用技术或军民两用技术如此，二战后的许多大型军事计划，如核动力潜艇、超音速作战飞机和洲际弹道导弹计划，也如此。”

>>张  峰： 我认为，军事科技的发展促进国家科技的发展，有利于国民经济。先进的技术买不来，只能靠自己奋斗过关。军事科技创新是国家创新体系中的酵母和最活跃的驱动分子。美国的军事需求和军费开支刺激军事科学技术突破，带动国家整体科学技术和民用科学技术的发展，帮助美国企业做大做强，提高国际经济竞争力。

二战以后，美国的国防科学研究在应用技术的发展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许多重要的技术都是首先作为军事目的而开发，而后转为民用的，如核技术、空间技术、激光技术、生物工程技术，以及集成电路、高速宽带通讯、光学通讯和数学信号处理等。与国防科研密切相关，美国科学家先后在核物理、空间物理、半导体科学、电子和光电子学、材料科学、生物学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本世纪的一些重要产品如晶体管收音机、彩色电视机、录像机、数控机床、电子计算机等都是由美国最先开发研制成功。

军事战略与企业战略

>>丁  利： 首先，我必须声明自己勉强算是李院长批评的所谓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工作者之列，但我想做一个小小的辩解。像我们这样的人也和大家一样看到了改革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但这是有一些人错误运用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结果，所谓好经让歪嘴和尚给念坏了。抛开那些制度创新必有的失误，很多不合理的政策与操作手段都可归咎于他们知识的局限性，对很多经济理论囫囵吞枣、牵强附会的理解，以及以教师爷自居的心态。即使这些人算得上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阵营，最多也只是代表他们自己的声音，不应该被视为代表整个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群体。实际上，在政策层面，经济学远非局外人看来那么高度一致。

我要提一下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的一句话：“学习经济学的目的，并不在于获得一系列关于经济问题的现成答案，而是为了懂得如何不被经济学家所蒙骗” 。如我们多次强调的，经济学本质上是“静态”的理论，而改革和制度变迁是“动态”的问题。现代经济学往往告诉我们的是改革完成之后的理想的社会状态，很难告诉我们如何改革。譬如仅仅产权理论不能直接推出中国国有企业如何进行产权改革，更不能用来论证那些“靓女先嫁”、“送给在位的管理层”、“吐痰在别人的饭碗里”之类的庸俗招数的合理性，这都是些小聪明的伎俩，暂时看起来行得通却遗患无穷。因为如何改革应该由一个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公共选择过程来决定，而不是变成权贵们“吃柿子单拣软的捏”的结盟、分赃；经济学家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只是告诉人们各种技术上和激励上可行的备选方案及其结果，换句话说，我们应该提供菜单而不是代替社会来点菜。

我们当前面临的真正问题，恰恰是这种公共选择和公共决策机制的缺失或扭曲。中国社会一直不能解决的头等问题之一就是官僚体制，古代皇帝能治住任何一个大臣却制止不了整个官僚队伍的腐败，现在则是与商人勾结起来的官僚队伍尤其可怕。由于我们制度改革的不彻底，反而使得有些看起来好的制度改革的效果走向了反面。经济学里有一个次优定理，它讲的是，要实现最优目标可能需要很多的条件。如果只有部分条件达到了，其他条件达不到，那么这时候的结果可能还不如让所有条件都达不到的好。所以一个社会的改革必须有一系列制度协调得非常好，才能够实现社会福利目标，局部改革往往不能做到这一点。这个定理并非否定所有渐进改革的合理性，但却告诫我们注意各种制度之间的关联，以免徒劳无功。

>>沈志华： 当前我国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要处理好集中与分散、竞争与垄断的关系。集中与分散是个体制问题，关键是要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宏观管理体制。宏观管理要集中统一，分散管理不利于长期发展。宏观管理应该是以需求为导向的管理。一方面是需求，另一方面赋予部分行政职能，有利于把全社会资源整合起来为武器装备研制和生产服务，有利于把全社会精华的资源组合起来，有利于打破分割、封闭的割据。另外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竞争与垄断的关系问题。经济学的马歇尔冲突理论认为，竞争与供需之间是矛盾的。追求竞争，众多厂家生产一个产品，规模就上不去；追求规模，生产企业必然会减少。必须在规模效益和竞争效益之间做选择。一些中小企业可以得到轻松的发展，但重复建设问题会导致规模效益下降，我国目前同时存在竞争活力不足与经济规模效益不足的问题。此外，还要高度重视技术的自主创新。

>>张  峰： 美国的战略思维超前，他们提前想到了石油、粮食和其他矿产资源的问题。

>>李际均： 美国国防部的文官是几大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与利益集团、宗教集团、金融集团、军火集团关系很深，这批以拉姆斯菲尔德为代表的文官都没有战争经历，他们认为以美国现在的军事力量能够完成任何政治目标，所以他们就很轻率地发动了战争，而且在发动战争的时候，还没有考虑到如何结束战争，这在战略上是很欠缺的。所以我一直说拉姆斯菲尔德是一个优秀的老板，但绝对不是优秀的战略家。战略家知道在何时何地止步，而他不知道。

>>丁  利： 我注意到拉姆斯菲尔德有一句话很有趣。他说，我知道我们知道一些事情，我们知道有些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有些事情我们不知道。

>>李际均： 老子道德经第71章早说过，“知不知，上；不知之，病。”这不是新发明。知道自己不懂，才算明白。不足为奇。美国奉行军事凯恩斯主义，搞军民一体化的经济体制，对国防科技工业实施集中统一管理。中国的风险来自安全利益与国家实力的差距。落后就要挨打，崛起必遭遏制，分散必然倒退。军工企业不能盲目引进市场机制，靠私有化无法建立强大的国防科技工业。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才是根本的国家发展战略。

>>张文木：什么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国家战略能力。我读李际均先生的学术著作有一点心得，国家战略能力，体现在战略文化、战略思维、战略管理三个方面。战略文化表现一个民族对战略的意识，战略思维是在复杂问题中抓主要矛盾，战略管理是把握一条自主的道路。

>>吕德宏：我国处于从大国向强国的转型过程当中，这个过程不会很短也不会很轻松。大国是祖宗留下的，地图上我国边界线的每一个皱纹里都有无数的奋斗牺牲，很不容易。向强国的转变，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责任。我们对内主张和谐社会，对外主张和谐世界，这都很好，符合中国利益也符合世界利益。主张和谐的另一面就是关注和处理不和谐的因素。德国一位社会学家提出人类在整体上步入了高风险社会，从近年来世界危机动因的复杂性、危机爆发的突然性和危机后果的战略性来看，这在我们观察世界局势值得重视的观点。

战略规划的两件大事，一是找出正确的问题，二是正确地解决问题。文木先生有两句话说得非常好，“说正确的话比正确地说话重要，走正确的路比正确地走路重要”。找出正确的问题，最需要的是对观念和思想的前提进行反思。一个国家，一支军队，一个企业，可能犯的最大的错误是前提和假设出错。二战之前，航母代表未来海上优势，在此时期，铁甲战列舰造得再好也无济于事，属于正确地干错误的事，干得越棒，结果越糟；效率越高，浪费越大。对于那个时期，造航母还是造巨舰大炮，这是典型的战略选择中的前提区别或假设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