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陈云在各历史阶段的共识与分歧

2010-01-13   深圳新闻网

　　《毛泽东与陈云》(湖北人民出版社，王玉贵著)从比较研究的角度，介绍了两位伟人在各历史阶段的共识与分歧:遵义会议时陈云投了毛泽东的赞成票，延安时期明确反对毛泽东与江青草率结婚，“文革”后提出要全面客观评价毛泽东……表现了陈云“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崇高情怀。

遵义会议

　　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正式从红色首都江西瑞金出发，开始长征，在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后，红军由出发时的86000多人锐减到了3万多人，损失极为惨重。面对由“左”倾领导人的错误指挥而造成的越来越被动的局面，广大指战员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反“围剿”战争之所以失败，长征以来之所以遭到了惨重损失，前途之所以越来越不够明朗，就在于“左”倾领导人排斥了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于是怀疑与不满增加了，要求更换领导人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毛泽东在同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经过多次商量后，提出根据变化了的军事形势，红军已无法按原计划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了，而应当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这一主张得到实际主持军事工作的周恩来的赞同。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通过会议决定红军立即转向贵州。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提出红军应继续向贵州西北前进，在川黔边敌军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

　　在从黎平向西北的路上，一直争论不停。王稼祥提出应通过中央政治局会议来解决争论，张闻天表示赞同，并表示要把博古、李德轰下来。张闻天还认为，毛泽东指挥打仗有办法，要请毛泽东出来领导。

　　陈云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关键时刻投了毛泽东一票。会后，他和张闻天、毛泽东一起被指定为会议内容的主要传达者。为此，他起草了一份《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对“左”倾错误路线进行了有力批评，对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则作了全面肯定。

　　为了重新建立起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将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有关情况及时通报给共产国际，并相机恢复党在上海的组织和活动，毛泽东等人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派长征以来一直随红五军团行动的中央代表、具有在白区工作丰富经验的陈云去完成这一重要使命。

　　毛泽东和陈云相识很晚，彼此也未曾在一起共过事，直到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陈云在开幕式上当选为主席团成员，闭幕时又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相互间的交往才逐渐增多起来。不过，与毛泽东的赫赫名声和巨大功绩相比，陈云虽已高居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位置，但由于他主要负责指导工人运动，在当时全党已将工作重心转到以武装手段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背景下，加上他本人不事张扬、沉默奉献的个性，在“左”倾领导人实行宗派主义组织路线的情况下，自然难有显山露水的机会。

　　长征开始后，陈云受命担任红五军团的中央代表，担负着为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的殿后重任，中央代表实际上握有一切重大行动的最后决定权。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有条不紊的办事风格，指挥若定的组织才能，善于做思想工作的过人魅力，让陈云这位从未在军队中任过职的领导人，获得了充分展示才能的机会，也由此引起了毛泽东等主要领导人的注意。

　　1935年9月，在宋庆龄的帮助下，陈云和陈潭秋、杨之华等躲过敌人的追踪，坐上了一条苏联的货船，辗转来到莫斯科。陈云到达莫斯科后，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介绍了中国的最新情况，通过陈云的介绍，共产国际领导人更加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情况，对毛泽东等的了解也更加全面。这对后来共产国际公开支持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领导地位是有很大关系的。可以说，陈云对确立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导地位有着直接的贡献。

敢断家务事

　　贺子珍出走之后，毛泽东的个人生活显得非常寂寞，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他的工作又异常繁忙，身边没有人照顾，确实很难。这给随后来到延安的江青提供了乘虚而入的机会。用张闻天夫人刘英的话来说，就是“毛主席身边无人，江青就钻了空子”。

　　但毛泽东毕竟是党的领袖，他的婚姻已不单纯是个人的行为。而且，他所选择的江青，由于其有在上海的不良表现和一段不清白的历史，因此，当毛泽东表示要与江青结婚时，遭到了党内高级领导人几乎一致的强烈反对，军队中的许多领导人也很有意见。一天，时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的胡耀邦，带了两个人来到陈云的办公室，谈了两个小时，向他反映军队中一些高级将领的意见。因此，在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作为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根据他对江青的了解和党内军内广大干部的意见，明确表示反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婚。但由于毛泽东的态度很坚决，与会者只好表示同意他和江青结婚，但有一个条件，就是毛泽东和江青结婚后，“江青只能以一个家庭主妇和事务助手的身份，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与健康，将不在党内机关担任职务，或干涉政治。”也就是说，她在同毛泽东结婚后必须遵守“约法三章”，即:20年内江青不许从政；江青在和毛泽东结婚后只负责毛泽东的生活；对外江青不得以毛泽东夫人的名义公开露面。

　　因陈云曾反对过江青和毛泽东结婚，因此，江青对陈云一直怀恨在心，伺机报复。“文革”中，陈云拖着病体一个人被“疏散”到江西，爱人于若木也因在中南海贴出第一张揭发江青的大字报，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而被造反派押送到湖北、湖南劳动改造，昼夜都有人看管。在其他人都回到北京后，她又被安排在北京植物园监督劳动。直到陈云写信给北京市委，说自己身体不好，需要于的照顾，才被放了出来。

主张客观公允评价毛泽东的功过

　　1978年11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又一次不顾压力，率先在小组会议上提出，要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先要解决影响大涉及面广的历史遗留问题，并列举了薄一波等61人和陶铸的历史冤案、彭德怀的名誉恢复、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康生的严重错误等6个问题。由于这几个问题都是触及“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的关键性问题，因此，他的发言在简报上刊登后，立即引起与会代表的热烈反响，一下子使会议气氛活跃起来。在与会代表的共同努力下，这些问题一一得到解决，使这次会议开成了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会议。随后，邓小平又在闭幕会议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在此基础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得以顺利召开，并取得成功。

　　针对20世纪70年代后期80年代初社会上及理论界屡屡出现的试图全面否定毛泽东的不正常苗头，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陈云不止一次地提出要对毛泽东的是非功过做出符合实际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科学评价。他指出:《决议》要按照邓小平的意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要达到这个目的，使大家通过阅读《决议》很清楚地认识这个问题，就需要写上党成立以来60年中间毛泽东同志的贡献，毛泽东思想的贡献。他建议，在《决议》的正文前面加上一段文字，集中论述建国前28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夺取民主革命胜利的历史，特别要把毛泽东的重要贡献讲清楚。他认为，只有如此，毛泽东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说明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说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服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