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禁，删，禁，删”——1930年代国民党的书刊审查》

王彬彬, 国民党, 书刊, 审查 　　王彬彬，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文学专著和思想随笔多种。4 A$ L8 J$ b; g# z7 F* v" _.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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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后期的杂文集，如《伪自由书》、《准风月谈》、《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 二集》，都有一个长长的后记，除了说明自己的文章被攻击的情况外，主要的篇幅是用来说 明自己的文章被官方审查机构禁和删的情况，以及国民党政权对整个左翼文艺运动怎样地进 行打击、压制。例如，《且介亭杂文》“附记”中，说到了《门外文谈》、《不知肉味和不 知水味》、《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病后杂谈》等文章发表时，有的“删去二百余字 ”，有的“后半篇都不见了”，有的“凡是对于求神拜佛，略有不敬之处，都被删除”，有 的则五段的文章“登了出来时，只剩下第一段了”，以至于有人读了后认为“鲁迅是赞成生 病的”。还有的文章，像《脸谱臆测》干脆就“不准发表”，而《阿金》则“不但不准登载 ，听说还送到南京中央宣传会里去了。……后来索回原稿，先看见第一页上有两颗紫色印， 一大一小，文曰‘抽去’，大约小的是上海印，大的是首都印，然则必须‘抽去’，已无疑 义了”。也有的文章，例如《病后杂谈之余》，本“是向《文学》的投稿，但不知道为什么 ，检查官这回却古里古怪了，不说不准登，也不说可登，也不动贵手删削，就是一个支支吾 吾。发行人没有法，来找我自己删改了一些，然而听说还是不行，终于由发行人执笔，检查 官动口，再删一通，这才能在四卷三号上登出。题目必须改为《病后余谈》，小注‘关于舒 愤懑’这一句也不准有”。这篇“附记”以这样的话结尾：“我们活在这样的地方，我们活 在这样的时代。”在《且介亭杂文二集》的“后记”中，鲁迅说：“至于审查员，我疑心很 有些‘文学家’，倘不，就不能做得这么令人佩服。”这是指审查员们的嗅觉常常是很灵敏 的，从他们的立场看，许多被禁和被删的文字，确乎是“有问题”的。但有时一些与政治毫 无关系的文字也遭删禁，令人百思不解。对此，鲁迅表示了充分的“理解”和“同情”：“ 自然，有时也删禁得令人莫名其妙，我以为这大概是在示威，示威的脾气，是虽是文学家也 很难脱体的，而且这也不算是恶德。还有一个原因，则恐怕是在饭碗。要吃饭也决不能算是 恶德，但吃饭，审查的文学家和被审查的文学家却一样的艰难，他们也有竞争者，在看漏洞 ，一不小心便会被抢去了饭碗，所以必须常常有成绩，就是不断的禁，删，禁，删，第三个 禁，删。”在鲁迅看来，审查人员有时简直是为禁删而禁删。在这篇写于1935年最后一夜的 “后记”中，鲁迅说，如不了解当时官方对书刊的审查情况，“就不能批评近三年的文坛。 即使批评了，也很难中肯。”
) X* w- o, X6 M3 K0 a* @3 P　　鲁迅的这几篇后记，我每次都读得兴味盎然，且颇想对当时官方查禁左翼书刊的情况知 道得更多，尤其想知道些“正面”的情形，即当局当时是怎样看待左翼文化，他们在审查时 怀着怎样的心态以及是怎样具体操作的。但由于懒惰成性，每次都是想想而已，并没有去潜 心搜求这方面的资料。前不久，在旧书店见到一本《左翼文艺运动史料》(下称《史料》， 陈瘦竹主编，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1980年5月编辑出版)，翻开一看，“附录”部分收有不少 能“正面”说明其时国民党官方查禁左翼文艺书刊的资料，如“国民党中宣部的宣传品审查 条例”、“蒋介石重令禁止普罗文学”、“国民党反动政府查禁普罗文艺密令”、“一九三 四年国民党政府查禁一四九种文艺书籍的密令”、“上海市党部文艺宣传工作报告”、“国 民党各省市党部关于‘取缔反动书刊’等的报告”、“图书杂志审查办法”等，共十九条之 多，虽然其中几条已被鲁迅录入那几篇后记，但大多数是寡陋如我者所未曾见过的，于是欣 然买下。回来后细细一读，终觉那几元买书钱没有白费。读了这些“正面”反映国民党当年 查禁书刊的资料，对鲁迅那几篇后记以及鲁迅后期杂文，都有更好的理解，对那时代的思想 文化状况也有更切实的感觉。如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的“后记”中说道：“总而言之 ，不知何年何月，‘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到底在上海出现了，于是每本出版物上，就 有了一行‘中宣会图书杂志审委会审查证……字第……号’字样，说明着该抽去的已经抽去 ，该删改的已经删改，并且保证着发卖的安全。”鲁迅说“不知何年何月”，我也就一直不 知这“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于何年何月成立。读了《史料》中“图书杂志审委会”这条资 料，“何年何月”的问题也就弄清楚了。该资料云：“年来书坊出版之图书杂志，思想纯正 者固多，而别含作用的诱惑青年者，亦复不少。党政机关，对于此项含有作用之书刊，自必 予以检禁或扣留之处分，惟在书坊及作家方面，则不免成(承)受出版后损失之苦。近闻中央 宣传委员会，有鉴于此，乃决定组织一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举办审查原稿，以减除书坊与 作家所受之损失。该项组织章程，早经中央常会通过，并定先在上海试办……该会已于本月 二十六日在中央党部第二会议厅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内容，除报告筹备经过及接洽人事 经费情形外，并通过审查办法……并闻该会办公地点，已定于上海市党部隔壁，并已拟于六 月一日始办公。”这则史料是发表于1934年5月30日《中央日报》上的新闻。据此，便可知 道该“图书杂志审委会”于1934年5月26日成立于南京，1934年6月1日正式“办公”于上海 。至于作为中央机构的“审委会”为何在上海“办公”，那自然是因为上海乃左翼文化的“ 重灾区”。是“乱萌”之滋生和发源地。这一点，从《史料》所收录其他省市的有关报告中 也可知晓。其他省市在向国民党的中宣会等机构报告本地查禁左翼书刊的情况时，往往都要 强调当地并无左翼书刊出版，所流传之“反动书刊”大抵来自上海等外埠。例如“江西省党 部文艺宣传工作报告”中称：“本省文化以二十二年为萌芽时代，即合理之文艺作家社团， 在本省党政提携扶掖之下，犹未能即臻盛境，其他反动作家社团受党部政府行营(引者按： 为对‘工农红军’进行‘围剿’，1931年2月，蒋介石令军政部长何应钦组织南昌行营，由 何任行营主任兼总司令)三方之严密监督，其不敢有所活动，亦不能有所活动，更无论矣。 惟反动刊物则以来自外埠，一时犹难尽免，盖凡反动作家社团事先对于各省书店，莫不调查 详尽，故每逢印行反动书籍，即不问各省书店之是否愿为代购(售)，一律按家邮寄，而各店 又以昧于小利，不辨邪正，故每贸然为之代售。”从这里，我们还能知道当时左翼文化团体 扩大影响的一种策略，即先把各省书店了解清楚，每有书刊出版，则不管人家愿意进货与否 ，径行寄去再说。由于左翼书刊本不以营利为首要目的，想来颇对店方让利，而店方受利益 驱动，往往也就“为之代售”了。' N( k) ~/ [% ~: j; `
　　这册《史料》中收有一份《上海市党部文艺宣传工作报告》(该报告选自1934年度的国 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文艺宣传会议录》)。这份报告十分规范和有条理，让人感叹上海真 不愧是上海，老早就养成了办事正规的习惯。报告共分“引言”、“上海的文艺界”、“本 会(引者按：似应指上海市党部宣传委员会)过去工作情形”、“结论”四部分。在“引言” 部分，指出上海是“全国文化中心”后，就强调“如果对上海文化界加以透视，就可知道… …大都是些普罗作品与准普罗的东西；这种文化思潮的发展，实为复兴民族文化的一大障碍 ，荀(苟)不加以适当之阻遏，则民族文化前途，非转变入于恶化的倾向不可，这却是一个严 重的问题”。在“上海的文艺界”部分，从“出版界”、“杂志与报纸”、“著作界”、“ 文艺团体”、“戏剧界”、“业余剧社”、“电影界”七个方面汇报了上海的文艺状况。在 “著作界”部分，对其时“上海的著作家”分为三种：“第一种：无聊文人；第二种：民族 文艺运动者；第三种：反动分子。”这里的“无聊文人”，指“专门谈风弄月，毫无中心主 张”的所谓“鸳鸯蝴蝶派”；而“民族文艺运动者”，则是国民党官方作为“正面”的“作 家”而予以扶持的一干人；至于“反动分子”，就是指“左翼作家”了。这份报告最堪玩味 的是“本会过去工作情形”部分，这是在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成绩。该部分先说明过去的 “工作方针”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两大“标的”。所谓“积极的”，也就是“建设 性”的，这有四个方面：“出版刊物”、“供给各刊物关于民族文艺运动的作品”、“组织 文艺团体及有关文化的团体”、“组织剧社(正在进行中)”。所谓“消极的”，也就是“破 坏性”的，这有两个方面：“查禁反动刊物”、“制裁反动作家”。报告在指出这两大方针 后，紧接着便说明：“惟前者因人力，财力的关系，殊少成绩，而后者因环境的关系(租界 关系)，更觉难满人意。而实际比较，后者固当胜于前者也。”无论是“建设”还是“破坏 ”，都谈不上卓有成效，但两相比较，“破坏”的成绩要大于“建设”。在做了这样的说明 之后，报告写道：“现在且将过去工作情形，举其荦荦大者，胪列于后。”但有趣的是，后 面所胪列的七项内容，有五项是过去“消极”一面的“工作情形”，“积极”一面的工作， 只列了二项。但“结论”部分，则几乎全用来表达对“积极”一面工作的请求和希望：“本 会默察当地的环境，及本党的文艺运动的使命，认为应以本市为本党文艺运动的中心，而所 感觉苦闷者，即缺少文艺人才，与乎经济耳。苟中央而能注全力于上海的文艺运动，则人才 ，经济当无问题。一面充量发展本党的文艺运动，一面竭全力以阻碍反革命的文艺势力之抬 头，上海既为本党文化政策所统制，则全国的文化倾向，必然随之以转变，所谓牵一发动全 身者是也。”这是在强调正面开展“本党文艺运动”的重要性，而这一运动又应以上海为“ 中心”，如果上海能全面地“为本党文化政策所统制”，则必能带动全国“文化倾向”的“ 好转”。当时国民党官方正面开展的“本党文艺运动”(即所谓“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发 起者是“本党”的一批大小政客和官员。鲁迅曾写过《“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一 文，对这一旗号下的若干作品进行了尖锐的嘲讽。这一“本党文艺运动”，也确乎是以上海 为“中心”的，如果在上海都“殊少成绩”，在其他地方就更是凄清寥落了。上海市党部对 “本党文艺运动”成绩的估价，与鲁迅其时对它的估价是一致的。在《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 现状》一文中，鲁迅写下过这样一段话：“然而统治阶级对于文艺，也并非没有积极的建设 。一方面，他们将几个书店的原先的老板和店员赶开，暗暗换上肯听唆使的自己的一伙。但 这立刻失败了。因为里面满是走狗，这书店便像一座威严的衙门，而中国的衙门，是人民所 最害怕最讨厌的东西，自然就没有人去。喜欢去跑跑的还是几只闲逛的走狗。这样子，又怎 能使门市热闹呢?但是，还有一方面，是做些文章，印行杂志，以代被禁止的左翼的刊物， 至今为止，已将十种。然而也失败了。最有妨碍的是这些‘文艺’的主持者，乃是一位上海 市的政府委员和一位警备司令部的侦缉队长，他们的善于‘解放’(引者按：即指‘死刑’) 的名誉，都比‘创作’要大得多。他们倘做一部‘杀戮法’或‘侦探术’，大约倒还有人要 看的，但不幸竟在想画画，吟诗。这实在譬如美国的亨利·福特(Henry  Ford)先生不谈汽 车，却来对大家唱歌一样，只令人觉得非常诧异。”这里的“上海市的政府委员”指朱应鹏 ，此人其时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上海市政府委员，也是“民族主义文学”阵地之一的 《前锋月刊》的主编；而“警备司令部的侦缉队长”则指范争波，此人其时是国民党上海市 党部常务委员、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队长兼军法处长，也是“民族主义文学”阵地之一的《 前锋周报》的编辑。由这样一些角色来开展“本党文艺运动”，“殊少成绩”自在情理之中 了。上海市党部的报告中，丝毫没有夸大“积极”一面的政绩，也算得是“诚实”。
  u* _, u9 g* @4 d: Q, Q4 l　　上海市党部的这份报告所列举的“过去工作情形”中，令我会心一笑的，是“举行滑稽 剧竞赛”一项。这一项是这样说明的：“查本市滑稽剧演员(即独脚戏)，为数甚多，平日多 在各游场表演，以其材料颇富低级趣味，故甚为一般民众所欢迎，但其行为思想，殊欠高尚 ，影响社会教育，民众心理，实非鲜浅，苟能诱之为有意识之表演，不殊提高民众之娱乐， 抑且有助于党的通俗文艺宣传，然本会以过去缺少连络，致觉指导无从，去年接奉中央饬办 通俗文艺之时，即经会同市教育局举办滑稽剧竞赛，以推行社会教育，发扬爱国思想，改善 民众娱乐，鼓励高尚游艺为目的。并派员评判优劣，以资策励。此项竞赛，影响游艺界颇大 ，成绩尚佳。”独脚戏为上海一带的地方曲艺，在下层民众中极有市场。从上海市党部的这 份报告中，可知其时的有关“当局”已注意到利用和改造民间文艺形式的重要性，已意识到 应该让这种“甚为一般民众所欢迎”的文艺形式尽可能地为现行政治服务——所谓“诱之为 有意识之表演”，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
+ k  g) _9 Q4 k　　在《且介亭杂文二集》的“后记”中，鲁迅说：“为了写作者和检查者的关系，使我间 接的知道了检查官，有时颇为佩服。他们的嗅觉是很灵敏的。我那一篇《从帮忙到扯淡》， 原在指那些唱导什么儿童年，妇女年，读经救国，敬老正俗，中国文化本位，第三种人文艺 等等的一大批政客豪商，文人学士，从已经不会帮忙，只能扯淡这方面看起来，确也应该禁 止的，因为实在看得太明，说得太透。”其时从事具体的书刊检查工作者，确实并非都属酒 囊饭袋，有些人还是很懂一点文学的。这本《史料》中，收有一份1933年国民党政府查禁普 罗文艺的“密令”，其中转发了武汉警备司令叶蓬的“密呈”，叶蓬“密呈”称：“案查本 部前准汉口特别市党务整理委员会函，以汉市各书店，不免时有反动刊物出卖，经本部暨汉 口市公安局各派一员，会同该会，前往密查，以杜隐患；并经会制密查证，派定本部参谋李 起坤执行密查各在案。”下面就是这个李起坤参谋向武汉警备司令部的报告：“谨呈者：职 奉派会同汉市公安局协助市党部密查本市各书店刊物，计前后两次，第一次三个半天检查完 毕，第二次两个整天检查完毕，其发还与扣留之刊物，已面告党部，列表通知。查本市书店 约计九十余家，其书籍，除极少数线装书外，均系上海出版，大部由轮运，少数由邮递到汉 。此九十家中，大部系书摊或印刷局文具店兼营代售，且所售多中国经史旧式小说儿童读物 ；其堪称为正式书店出卖新书杂志者，不足二十家，其店址多在特三区及其附近地带。检查 的对象，除学校课本传记小说，与社会及自然科学之纯理论作品，毋庸注意外，其应予以查 禁者厥为：一、共党之通告议案等秘密文件及宣传品，及其他各反动组织或份子宣传反动诋 毁政府之刊物。二、普罗文学。关于第一种反动刊物，其旗帜鲜明，立场显著，最易辨识； 但本市各大小书店，此种刊物尚未发现。其最难审查者，即第二种之普罗文艺刊物，盖此辈 普罗作家，能本无产阶级之情绪，运用新写实派之技术，虽煽动无产阶级斗争，非难现有经 济制度，攻击本党主义，然含义深刻，笔致轻纤，绝不以露骨之名词，嵌入文句，且注重体 裁的积极性，不仅描写阶级斗争，尤为渗入无产阶级胜利之暗示。故一方面煽动力甚强，危 险性甚大；而一方面又是闪避政府之注意。苏俄十月革命之成功多得力于文字宣传，迄今苏 俄共党且有决议，定文艺为革命手段之一种，其重要可知也。本市坊间书籍，除自邮递来汉 者，有邮检所检扣外，其大部分轮运来汉之书籍，品汇既杂，数量复多，船舶检查所工作时 间迫促，当然无法尽量检扣，故普罗文学刊物，本市各书店亦有出卖，其中亦有作品内容之 攻击对象与时代背景，已属过去者，尤费考虑，经审慎检查之结果，已扣留多种，均存汉市 党部。兹谨将中国普罗文艺作家姓名(或笔名)列表附呈。惟意职此事关系甚大，过严则阻碍 文化之进步，过宽又恐贻党国以危机，如能组织专审械(机)关，聘任封(对)于此类文艺素有 认识者若干人，悉心审查，权衡至当，无纵无枉，党国前途，实利赖之。”该报告认为“第 二种之普罗文艺刊物”为“最难审查者”，从对“最难审查”的理由所做的说明，可看出这 位李参谋还是比较准确地把握了这类作品的特性的，用鲁迅的话说，“嗅觉是很灵敏的”。 大概因为这份报告写得颇有水平吧，先是被层层上报，一直报到行政院，后又由行政院层层 下发。参谋李起坤在报告中说到书刊审查之难在于分寸不易把握，“过严则阻碍文化之进步 ，过宽又恐贻党国以危机”。这两句话也足以发人一笑。作为警备司令部的一介参谋，在奉 命进行书刊审查时还能想到“文化之进步”，虽属难得，但以为只要“权衡至当，无纵无枉 ”便无碍于“文化之进步”，又属无知昏昧，他竟不明白这种书刊审查制度本身，便是对文 化的摧残扼杀。在报告中，李参谋建议“组织专审机关”，有关方面的答复是：“查检查及 禁止反动刊物，早经中央宣传委员会及内政部负责进行，且内政部时时秉承中宣会意旨办理 ；若另设机关审查，不特在事实是为骈枝，且易招外界之误会。”也就是说，李参谋希望设 置的“专审机关”，已经有了，如再设置，不但骈拇枝指、重叠多余，而且会引起社会上的 种种猜测议论，不利于“稳定”。李参谋增设机构的建议虽不被采纳，但有关方面根据其报 告的情况，还是“兹经决定办法四项：(一)内政部审查此项(引者按：应指李某报告中所说 的第二项即‘普罗文艺刊物’)刊物时，须更严密，毋使漏网。(二)建议中央积极实施民族 文学之计划。(三)由教育部密令各学校，注意学生思想及关于课外阅读之指导。(四)中央宣 传委员会及内政部决定已禁之出版物现仍流行市面者，应由各执行机关切实认真取缔”。这 四项中，第二项是“建设性”的，即希望以“民族文学”来取代“普罗文学”。正面建设“ 民族文学”的重要性，当时国民党的上上下下许多人都意识到了，但“民族文学”始终未成 气候，让“民族文学”挤垮“普罗文学”的计划终成泡影。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党国”人 士都习惯性地把“民族文学”未臻繁荣归咎于人财两缺，他们以为只要有人有钱，“民族文 学”就一定能雄霸文坛。这真是大错特错。这种“御用文学”无论怎样投入人力财力去扶持 ，都不可能依靠自身的力量把别种类型的文学从文坛挤走，必须先用刺刀把文坛清理干净， 然后只允许“御用文学”存在，才有可能让“御用文学”全面“占领”文坛。这道理，当时 “党团”人士也许不懂，也许虽然懂了但却无力做到。
! o1 @& \: m8 a- @　　这册《史料》中还收有浙江、河南、江苏、天津、湖北、江西等地的国民党党部的文艺 宣传工作报告摘要。浙江的报告中说：“前年五月花剧社来杭，表演田汉之《战友》《乱钟 》者左侧剧本，煽动青年，本会除以文艺批评方式加以抨击，派人秘密加入侦查外，并予以 逮捕及禁止开演。”这里令我又发一笑的是“以文艺批评方式加以抨击”。国民党也明白这 道理，要实行文化专制，光有刺刀手枪还不行，还要有“文艺批评方式”，谁说“文艺批评 ”不重要呢?湖北的报告中说：“本会于数年中，对于中央命令所查禁之书，随函令政府机 关及所属党部遵照外，并随时会同省会公安局，往各书店查禁，有时亦派员前往各书店，佯 为买书，实行察查，发现有应行禁止者，即行封禁。”浙江是“派人”到剧场“佯为”看戏 ，实则是“秘密加入侦查”，并随时可逮捕和禁演；湖北是“派员”到书店，“佯为”买书 ，实则是秘查，并随时可封禁。——难怪鲁迅要悲叹“我们活在这样的地方，我们活在这样 的时代”。这册《史料》中还收有上海、江苏、山东等地的党部关于怎样“确定本党文艺统 制政策以遏乱萌而收宏效”的“提案”，其中上海的一则“提案”是这样的：“慎重选择党 中同志之长于文艺者专任撰著本党之文艺作品以替代反动文艺而供读者之需要。”在诸提案 中，这一则显得分外天真可笑。《史料》中也收有“中央宣传委员会文艺宣传工作报告”的 摘要，其中对各省市在审查禁止“反动文艺书刊”中的不力颇有责难：“各地出版物异常繁 多，征购时有遗漏，而各省市党部对于此项审查工作又向不注意，以致反动文艺书刊往往充 斥坊间，及经本会发觉予以取缔，则该项书刊出版几经数月，且将销售无余矣。故此种工作 ，实无若何效果。惟照宣传品审查条例及出版法之规定关于书刊审查，本会仅负终审之责， 各省市党部应负初审之责。过去各省市党部对于各该管辖区域内新出版之文艺书刊似不甚注 意审查，偶有因特殊原因，加以审查者，又从不将审查意见报会，仅径行予以处置；及遇本 会密函处置之反动文艺书刊，又不切实执行，致使反动文艺书刊，愈禁愈多，而本会之禁令 ，反成为反动文艺书刊最有力量之广告，言之殊为痛心!”这最后几句痛心疾首的话，真让 人忍俊不禁。既知“禁令”会成为“最有力量之广告”，又何必去干此等蠢事呢?
' c& q  R: G( v, f  o( x; K　　2002年7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