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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通才刘鹗的双面人生

默认分类 2010-07-26 00:09:04 阅读3857 评论7   字号：大中小 订阅

通才者，通晓各个知识领域的人才也。人生有限，要成为通才委实不易。晚清时代，就出过这么一位通才。他就是刘鹗，他学识博杂，精于考古，长于文学，并在算学、医道、治河等方面均有出类拔萃的成就，被海内外学者誉为“小说家、诗人、哲学家、音乐家、医生、企业家、数学家、藏书家、古董收藏家、水利专家、慈善家”。

胡适先生曾概括刘鹗的一生，称其“有四件大事：一是河工，二是甲骨文字的辨认，三是请开山西的矿，四是贱买太仓的米来赈济北京难民。”胡先生没有提到刘鹗的另一件大事，即他还写过令他名垂青史的《老残游记》。

 刘鹗

 作为罕见通才的刘鹗涉猎了众多领域，著述颇丰，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除《老残游记》外，刘鹗还著有天算著作《勾股天元草》、《孤三角术》，治河著作《历代黄河变迁图考》、《治河七说》、《治河续说》，医学著作《人命安和集》（未完成），金石著作《铁云藏龟》、《铁云藏陶》、《铁云泥封》，诗歌集《铁云诗存》等。

然而，刘鹗的人生充满了传奇色彩，精明强干的他屡遭官场陷害，同时又因为他贿赂官员，给世人留下了“反腐作家也腐败”之讥。他参与洋人开矿等事情，又被民间直呼为汉奸。其双面人生，令人唏嘘不已。

                                          一

刘鹗的小说《老残游记》是晚清的四大谴责小说之一，也是十大古典白话长篇小说之一，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文学名著。全书共20回，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发表于《绣像小说》半月刊上，到13回因故中止，后重载于《天津日日新闻》，始全。原署鸿都百炼生著。作者刘鹗在小说的自叙里说：“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小说是作者对“棋局已残”的封建末世及人民深重的苦难遭遇的哭泣。小说以一位走方郎中老残的游历为主线，对社会矛盾开掘很深，尤其是他在书中敢于直斥清官误国，清官害民，指出有时清官的昏庸并不比贪官好多少。这一点对清廷官场的批判是切中时弊、独具慧眼的。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赞之：“叙景状物，时有可观。”

刘鹗，原名梦鹏，又名孟鹏，谱名振远，字云抟、公约，又字铁云，别署洪都百炼生。祖籍江苏丹徒，1857年10月18日生于江苏六合。刘鹗出身于封建官宦人家，其父刘成忠与李鸿章是同年进士，后来曾任京中御史、河南知府与道台。刘鹗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七岁读书，从小散漫，聪明过人，喜杂学，什么医学、数学、乐律、方技、词章等，学一行精一行，唯独对科举之学不感兴趣。光绪二（1876年）五月赴苏州，秋至南京应试，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最终榜上无名。

科举失意后的刘鹗，从此便无意仕途，热衷于经商。作为官宦子弟的刘鹗要去闯风险甚大的商海，这在当时也算是惊世骇俗之举。但刘鹗说干就干，先后在淮安开过烟草店、在扬州开过诊所、在上海开过印刷厂，但是开一家赔一家，他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如此蹉跎到了31岁（1887年），他的人生际遇终于来了。

黄河在历史上频繁决溢，是世界上最复杂、最难治理的河流，历朝历代治理黄河始终是一大难题。这一年，开封、郑州段黄河决口，几位治河官员都束手无策，清政府调来了广东巡抚吴大澄。吴大澄与刘鹗的父亲刘成忠有旧交。刘成忠曾在开封当过知府，还将自己的治河经验写成了书，叫《河防刍议》。刘鹗受其父之影响，从小喜好水利，并认真研读过父亲的此书，他认为这是一个自己施展身手的好机会，必须抓住。

于是，刘鹗果断地关闭了自己在上海的印刷厂，打点行李北上投奔吴大澄，出任河督局提调官，投身于治黄大业。果然不负所学，刘鹗治黄很有一套，他以大禹治水的精神鞭策自己，不畏艰险，不辞辛劳，身临一线，与河工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短衣匹马，与徒役杂作”，采用科学方法及新材料进口水泥，功夫不负有心人，其“束水攻沙”的方略大获成功，终于令黄河河堤合龙，河复正流。可谓初战告捷。

看到刘鹗治理黄河卓有成效，喜出望外的吴大澄又聘请刘鹗担任了“豫、直、鲁三省黄河图”提调，以协调黄河下游各省的统一治河。刘鹗不负吴大澄之厚望，又苦干了近一年，天天“与波涛相出没”，他向山东巡抚张曜提出具体治理办法，得到采纳。第二年，张曜去世，福润继任山东巡抚，由于刘鹗治河有方，黄河大堤一直安然无恙，受到福润赏识。在治黄过程中，刘鹗写下了《历代黄河变迁图考》10卷。后来经福润两次推荐，刘鹗终于在1895年进了总理衙门，成了清政府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

                                          二

刘鹗性嗜金石、碑帖、字画及善本书籍，在上海生活时，他就开始收购铜器，已“聚古器数十”。在甲骨文的研究方面，刘鹗也很有见地，他第一个提出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文字”，其见解最终被其后的研究成果所证明。

说到刘鹗的甲骨文之缘，不能不提王懿荣。王懿荣是大清国子监祭酒，也是享誉北京城的著名金石学家。1899年的秋天，王懿荣的一场疟疾，改变了甲骨文被病人吃掉的命运。

王懿荣得病的时候，他的好友、《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正住在他家。作为朋友的刘鹗不但过问他的病情，还关注他吃了什么药。当看药时，刘鹗惊奇地发现王懿荣吃的竟然是假药——这哪里是“龙骨”（真正的龙骨是古生物化石），分明是龟板！再仔细观察，刘鹗发现龟板上有影影绰绰的契刻的东西，形状奇怪，好似天书。他拿给王懿荣看，俩人“相与惊讶”。王懿荣认为这是古物，便问仆人龟板是从哪儿买来的。之后，他来到售卖龟甲的达仁堂药店“询其来历”，人家告诉他龟甲出自河南汤阴……刘鹗则找遍北京城的所有药店，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收购了不少文字比较清晰的龟甲。

山东潍坊的古董商人范维卿深知王懿荣这位老乡“好古物，一遇有罕见之品，辄登门求售，以获善价”。1899年夏末，范维卿携带刻有文字的甲骨12片进京拜见王懿荣。王懿荣把这些甲骨视为珍宝，尽管每板索银2两，他还是全部收购。1900年春，范维卿又带来800余片甲骨，其中有一片是全甲的上半，刻了52个字，王懿荣照例全数购下。后来，又有一个叫赵执斋的古董商携来数百片甲骨，虽模样不一，但片片有字，王懿荣亦尽收其囊。于是，古董商知此骨可以赚钱，每有所得便携之登门，时过不久，王懿荣已收甲骨1500余片。

王懿荣把龟甲骨片逐一摊开，反复推敲、排比、拼合，最后确认这些甲骨上所刻的符号是一种文字，是商代的占卜档案，也就是史籍上所讲的“殷人典册”！王懿荣对甲骨文字的最初判断，为后来的研究所证实。他是揭示甲骨之谜的第一人，中国的文字史也由此向前推进了一千年。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一年后，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太后与皇帝仓皇亡命。王懿荣在庭院徘徊了一夜，于翌日清晨书绝命词一纸，曰：“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写完，他投井自尽！之后，他的妻子谢夫人带着长媳张氏也一起投井而亡。

王懿荣死后，他的长子为了还债，将父亲收藏的甲骨大部分转售给了王懿荣的生前好友刘鹗，计1000余片。刘鹗还委托赵执斋“奔走齐鲁赵魏之地，凡一年，前后收得3000余片”。另外，刘鹗还派儿子去河南收集甲骨，前后加起来，有5000多片。刘鹗宣称：“己亥一坑所出，虽不敢云尽在于此，其遗亦仅矣。”

1903年，刘鹗从他的5000余片甲骨片中精选了1000多片拓印成书，即大名鼎鼎的《铁云藏龟》，这是甲骨学史上的第一部著录。从此，甲骨文从由只供少数学者在书斋里观赏、摩挲的“古董”，变为可资社会上广大学者研究的珍贵史料，从而扩大了甲骨文的流传范围，促进了甲骨学的研究。

刘鹗在《铁云藏龟·自序》中也提到了发现甲骨文的过程：“龟板己亥岁出土在河南汤阴……既出土后，为山左贾所得，咸宝藏之，冀获善价。庚子岁，有范姓客挟百余片走京师，福山王文敏公懿荣见之狂喜，以厚值留之，后有潍县赵君执斋得数百片，亦售归文敏。”

民国年间曾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有“中国考古学之父”之誉的李济先生在《安阳》一书中，称王懿荣是中国古文字学科的达尔文，把刘鹗比为赫胥黎。王懿荣是第一个认识到甲骨文学术价值的人，刘鹗是第一个对这些完全不为人知的古文字进行整理、出版的人。

　　
                                          三

刘鹗是近代较早把眼光注意到西方世界的中国人。在列强频频入侵的晚清大变局中，他为风雨飘摇的清王朝开出的“扶衰振敝”的药方是，借用外国资本兴办实业，筑路开矿，使民众摆脱贫困，国家逐步走向富强。他给著名考古学家罗振玉（后来与刘鹗结为了儿女亲家）的信中曾这样说道：“晋矿开则民得养，而国可富也。国无素蓄，不如任欧人开之，我严定其制，令三十年而全矿路归我。如是，则彼之利在一时，而我之利在百世矣。”

他的观点听似有理，但将国家矿藏资源的开发权交给外国，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更为当时的朝野所不容。

那时，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丰富的矿藏虎视眈眈，以掠夺资源来对中国实施经济侵略。1896年，“皮包”公司“北京辛迪加”（福公司）在伦敦注册后，创始人罗沙第便风尘仆仆地赶到北京进行公关。他需要先找一名熟悉中国官场又能托付些微妙任务的总经理。他的好朋友、中国招商局总办马建忠就向他推荐了刘鹗。马建忠还帮助刘鹗与晚清重臣李鸿章及其两个儿子搭上了关系，获得了足够分量的政治支持。

这时的刘鹗，曾应湖广总督张之洞之邀到湖北商办芦汉铁路，但却玩不过盛宣怀的手腕，受排挤落马；随后他又上书直隶总督王文韶，建议修筑津镇（镇江）铁路，却卷到镇江乡党的内斗中，惹了一身骚。

刘鹗还因进京行贿而在京城官场中留下了相当负面的评价。他曾带“字画数十件余”前往行贿身居高位的另一老乡翁同龢处，翁同龢是光绪皇帝的老师，时任军机大臣、户部尚书，他在1895年五月廿一日的一则“日记”为证：“刘鹗者，镇江同乡，屡次在督办处递说帖，携银五万，至京打点，营干办铁路，昨竟敢托人以字画数十件餂余。记之以为邪蒿之据。”

刘鹗行贿翁同龢，自然是为了“承包”铁路工程，没想到翁同龢高风亮节，不念同乡之谊，不为重金所动，还在日记里把刘鹗的这一丑行记录下来了。

所以，当罗沙第来北京时，在总理衙门工作的刘鹗正郁闷不得志呢。经马建忠牵线，自然一拍即合，刘鹗便欣然出任福公司的华人经理，开始了其颇受人诟病的买办生涯。

刘鹗的买办生涯伊始，他的亲家毛庆蕃、妻舅高子谷都曾经居中帮忙。毛庆蕃是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翁同龢的亲信下属，刘鹗与翁同龢的交往，由他承转。翁同龢对福公司的态度，他也随时向刘鹗透露。高子谷虽然是刘鹗在总理衙门的同事，但他身为北洋大臣王文韶的孙女婿，其能量自然非刘鹗可比。王文韶以军机大臣身份兼管外务部之后，高子谷掌管着外务部的电报密码本。清廷高层关于福公司事务的机密文电，他都会在第一时间告知刘鹗。

曾经商海的刘鹗是操作高手，善于打擦边球，去绕开政策之限制。当时矿藏是严禁外资染指的，刘鹗便想了个办法：煤矿在名义上还是国有，自己开采，但因为资本不够，便向福公司借款白银一千万两，福公司因之而获得了山西盂县、平定州与潞安、泽州两府属矿六十年开采权中利润的50%，并承担其间所有的开支。合同名为“筹借洋债”，但既没有规定还款期限，也没有规定借款利息，实质上就是变相卖矿，于国于民皆不利。

刘鹗的此举，自然侵害到了山西当地窑主们的利益，大家义愤填膺地群起而攻之，强烈指责刘鹗的此举实为卖国行径。山西的窑主们广为发动各种社会关系，山西籍的京官和举人们交章弹劾，声势浩大，当时正是华北仇外气氛活跃，朝廷也是保守派当道，于是，山西巡抚胡聘之被勒令提前退休，刘鹗则被开除公职。福公司也暂时偃旗息鼓，被迫停止运营，直到义和团运动后才在山西重新运作，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山西之矿中饱了福公司之私囊。

在山西遇到的麻烦，使刘鹗汲取了教训。痛定思痛后，他在河南的做法就有所改变。福公司的河南业务相对比较顺利。在河南，刘鹗低调地躲在幕后，让他的亲家、分省补用道程恩培和翰林院检讨吴士钊，出面成立了“皮包”公司“豫丰公司”，豫丰公司一无资金二无矿址，其实就是专为福公司绕开外资禁令而量身打造的一顶“红帽子”。随后便是“标准流程”：豫丰公司向福公司“借款”开矿，由意大利公使萨尔瓦作保，在河南地方官员的大力配合下，很快获得朝廷批准，开设了焦作煤矿。刘鹗成了福公司的红人，忙得不亦乐乎，不仅帮着修订焦作煤矿章程，还协助老外分送股票、安排“买办们”的工作和报酬等，深深参与到煤矿的实际管理中，在为国人所痛恨的买办路上越走越远。

战果辉煌的福公司中国业务拓展得很快，在四川麻哈金矿，浙江衢、严、温、处四府煤矿铁矿等业务中，刘鹗都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上蹿下跳，左右逢源，帮着福公司四处打点，被民间直呼为“汉奸”。先富起来的刘鹗也先后在上海自办商场、纺织厂，但都失败；随后干脆和日本人合作在东北开设盐场，违反国家政策大肆走私到缺盐的朝鲜，牟取暴利，也帮了日本在朝殖民当局的大忙。又私自拜见日本使节要人，并多次东渡日本，这些都构成了他的人生污点。

刘鹗的社会关系极广，为其帮忙者不少。他的买办活动受到舆论指责之后，同乡狄楚青的报社成为刘鹗为自己声辩的主要阵地。他的上海《时报》、《南方日报》，都曾为刘鹗的买办言行“鼓与呼”。

                                          四

1900年，是中国农历庚子年，这一年夏天，中国与当时世界上8个主要强国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这场100多年前爆发的动荡也被中国人称为“庚子国变”。庚子之变发生，慈禧太后仓皇西逃，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恣意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北京居民同时还面临饥饿威胁。刘鹗于八月冒险北上，九月初抵京后，致力救济并参与和议斡旋条款。当时北京市面上无粮可供，刘鹗从上海购粮食经海路运至天津，再运到北京。他创办了平粜局，一面粜，一面赈。时俄军占领北京太仓，因仓内有老鼠，俄军扬言要举火焚烧，刘鹗紧急联合其他赈济团体集款，将太仓存米全部买下，作为平粜，救下许多人的性命。不料后来此举成为刘鹗“盗卖太仓官米”的一大罪状。

1905年，刘鹗与长江水师提督程文炳合伙买下江浦县九濮洲3890亩地皮，其中刘鹗名下为1945亩，并办理了执照。刘鹗认为这个地方将来会成为商货吐纳之所。江浦有个豪绅陈浏，曾做过五品京官。这时朝廷决定筑津浦铁路，以浦口为终点，地价势将攀升，他见刘鹗买了浦口附近的地皮，占了便宜，便设计通过京中御史吴文翰将禀帖投到军机处、外务部、邮传部，控告刘鹗“私集洋股，揽买土地”，欲将刘鹗置之死地。

也该刘鹗倒霉。恰巧此时，朝中权臣袁世凯以直隶总督奉诏入军机处，接触到的第一个案子便是控告刘鹗的，而袁世凯与刘鹗素有积怨，正好借此落井下石。刘鹗与袁世凯曾在山东巡府张曜麾下共事过，袁为自己长久不被重用，曾请刘向张请求提拔任用的事，而张却认为袁“才可爱而性未定，资可造而识未纯”，没有同意袁的要求，因此袁世凯以为刘鹗不肯为他出力，一直怀恨在心。如今，袁世凯已权倾一时，刘鹗自然难逃厄运。

当袁世凯将控告刘鹗的奏折带到会上时，参加会议的新授文渊阁大学士世续闻知是控告刘鹗，也来劲了。原来世续的父亲与刘鹗的父亲刘成忠是好朋友，当年世续考中举人后，也像一般读书人一样，向亲友“打秋风”。世续带了一块家藏端石，来到刘成忠府上请谒，以求资助。谁知刘成忠见了世续，摆出老辈面孔，教训他：“你方年少，前程不可限量，却为何学起世俗子弟？你到京后，如果真的发生困难，我当会汇款接济。”年轻气盛的世续从此跟刘家结下冤仇。如今刘家儿子落在自己手里，正好公报私仇，当即同袁世凯唱起一个调子，主张密饬两江总督端方严密查报，如系属实，应即请旨逮捕法办。

军机处领班庆亲王奕劻对刘鹗一案尚存疑虑，故持谨慎态度。经过一番了解，并无证据证明刘鹗私集洋股购买地皮，就将此事搁了下来。袁世凯、世续两人认为庆亲王庇护刘鹗。袁世凯对世续说：“刘鹗这汉奸是饶他不得的，辛丑那年，他和俄军勾勾搭搭，以办赈为名，盗卖仓粟牟利，现在户部里报失的案子还没结呢！中堂（指世续）见到肃王（善耆）和泽公（载泽）时提一提，叫他们报了上来，来个并案办理，好歹总有个结束。”

善耆和载泽都执掌着户部，皆与世续是好友，于是，户部很快奏报刘鹗“擅卖太仓存谷牟利”之罪，再加上为外人在浦口购地一案，庆亲王奕劻便同意依议处理了。袁世凯立即以外务部名义密饬两江总督端方，将刘鹗密捕归案，时为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五月。

两江总督端方和刘鹗有些交情，接到复电，知道不抓捕刘鹗已不可能，便想法在捉拿过程中做手脚，他一面布置巡警道总监去拘捕刘鹗，一面又说这是袁世凯奉密旨交办之事，不能打草惊蛇，抓捕行动放在后半夜更为妥当，故留巡警道总监吃饭喝酒，同时又让王孝禹急速派人通知刘鹗，赶快逃离南京避祸。谁知阴错阳差，刘鹗当晚外出未归，通知之事又为刘鹗仆人所误，当刘鹗半夜归家后，正好被抓拿归案。

1908年六月二十五日，巡警总监委员许炳璈亲自乘兵船将刘鹗押至汉口，随后改由湖广总督督标亲兵押送，取道陆路北上，然后由沿途河南、陕西、甘肃巡抚派兵接差。当年秋天，刘鹗被押解至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

被流放到迪化后，刘鹗举目无亲，人地两生，万般无奈，只好来到了西门里的一座城隍庙，将之作为栖身之所，当时住在庙里的人大都是无家可归的贫民，他们白天上街乞讨，晚上回庙住宿。刘鹗虽然落难，但他终究是个做过官且有文章传世的斯文之人，不便沿街乞讨，生活几无着落。

天无绝人之路。这时恰好城隍庙里有一寄宿道士，人称“刘长腿”，此人精于医道，来庙求医者络绎不绝。他听说刘鹗懂医学还开过诊所，便邀请刘鹗帮忙一同为人治病，二人遂成莫逆之交。他们轮流上山采药，轮流在庙应诊，倒也相得益彰。刘鹗非常佩服“刘长腿”的为人，曾专门为其题诗一首：“道人居市不居山，治病救人岂等闲。凭得阳春两只脚，一生九度玉门关。”不久“刘长腿”应朋友之邀投奔山西五台山，后在庙中坐化。

“刘长腿”离开后，刘鹗就独自在城隍庙应诊，他本来就通达医学且又在内地游医多年，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并且收费低廉，对贫穷患者有时还分文不取，所以很快便誉满全城。迪化附近的老百姓都知道城隍庙里住着一位“菩萨大夫”，便慕名前来就诊，病人的信任和需要，对于“负罪”谪戍边疆的刘鹗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安慰和鼓励。

在迪化期间，刘鹗在行医诊病之余，还经常与当地的文人墨客诗文唱和，可惜现已大多失传。他还发挥其叙景状物的特长，用对联的形式为后人勾勒出一幅维妙维肖的清末迪化风土图，令人叹为观止：“流水小桥催钓影，春风深巷卖花声。”

1909年）七月初八，刘鹗突然中风，于贫病交加中逝于新疆迪化，凄凉辞世，终年52岁。三年后大清国也同样急性中风而亡。（刘继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