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晚清--帝国死亡日记之四：战法记 - 冰雪的日志 - 网易博客

夜读晚清--帝国死亡日记之四：战法记

 作者：西门送客

四、1883：战法记

古代中国与周边的一些国家，如越南、朝鲜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政治关系，即所谓的宗藩关系或者说朝贡体系。这种关系，常常被认为是一种宗主国和藩属国的关系，西方也通常以保护国与被保护国来加之定义。

具体而言，这种东方特有的宗藩关系有以下三个主要内容：一是藩属国的国王继位，须经过宗主国的册封，才算取得合法的地位；二是藩属国需定期向宗主国纳贡；三是宗主国负有帮助藩属国维护统治秩序的责任。

　毋庸讳言，由于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实力的差距，加上中国和周边国家山水相连，唇齿相依，长期的历史交往，自然就形成了这样一种特殊的封建等级关系。毕竟，大象一翻身，邻居心慌慌，在大象的旁边立国，很难不形成这个结果。

中越宗藩关系的形成，主要也是环境和历史所形成的。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宗藩关系，如清王朝对越南国王的册封，仅仅是对既成事实的认可，并不会具体干涉其内政。更为重要的是，清王朝并不染指藩属国的领土，也不谋求经济上的特殊利益。事实上，越南和朝鲜等国向中国朝贡的时候，清王朝回赠的礼品价值往往都要远远大于其贡品。这种朝贡关系，很大意义上具有国际贸易的性质。

　从效果上来看，通过这种朝贡关系，既可以保持中华帝国周边的安全，又可以维护周边藩属国的稳定，这和西方列强殖民统治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如法日在越南和朝鲜的割地赔款、掠夺财富、干预内政外交，甚至派总督进行直接管理等等，都有着本质的区别。

4．1、法人侵越日甚一日，黑旗军志愿抗法　

　清廷自从剿灭太平军以后，虽然还有捻军、回乱和新疆阿古柏和伊犁等乱事，但总体局势还算稳定，人心思定，各地也都争办洋务，开矿建厂，中外相安，帝国一时间欣欣向荣，颇有“中兴”之象。但在这平静当中，却隐隐有着一种不安的气氛，首先是在帝国的周边，危机开始蔓延。譬如，帝国最南边的藩属国越南，就突起了波澜。

越南，古代也称交趾，或者叫安南，自汉朝以后的一千多年间，一直属于中国封建王朝的管辖地。公元679年，唐朝在南越设安南都护府，“安南”名称由此而来。公元973年，宋太祖册封了安南郡王，此后越南又经历了前黎、李、陈、黎等朝代。1802年，阮福映建立了阮朝，取国号为“南越”，第二年清朝政府（嘉庆八年）将安南国改为越南国，封阮福映为国王，越南由此而得名。

话说那欧洲的法兰西国，也是个老牌的殖民帝国。在拿破仑第一帝国时期，该国已经开始了工业革命，到他的侄子路易.波拿巴的第二帝国时期，工业革命已经基本完成，国力也是蒸蒸日上。只是很不走运的是，法兰西国旁边的普鲁士王国，也就是后来的德国，却也正处于上升阶段，结果是一山难容二虎，1870年两国终于交战，谁知道色当一役，法兰西国一败涂地，从大皇帝到元帅到做饭的伙夫，一股脑儿都做了普鲁士人的俘虏，第二帝国也就自然土崩瓦解。随后建立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虽也号称民主共和，即使在新败之下，却仍旧侵略成性，而当时的矛头所向，正是大清帝国南边的藩属国------越南。

　法国对越南的觊觎之心由来已久。早在1787年，也就是乾隆五十二年，法国的波旁王朝时期，法国传教士百多禄趁着越南局势不稳，就曾跑去帮助越南南方的割据势力阮福映训练军队，并自告奋勇的作为阮福映的代表前往巴黎，在凡尔赛宫签订了《法越攻守同盟条约》，内容主要是法国派兵帮助阮福映夺取政权，到时越南割让土仑、昆仑两岛给法国，并享受贸易特权。

　　只可惜人算不如天算，条约刚签订，法国却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国王路易十六也被送上了断头台，而阮福映则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国内战争中取得胜利，恢复了阮氏王朝的统治，这个条约也就被人淡忘。

　　十九世纪初，法国人刚刚安定下来，突然想起了革命前签订的那个条约，于是便又漂洋过海来到越南，去找阮氏王朝兑现上个世纪所做的承诺，但阮氏王朝认为法国人没有履行义务，因而加以拒绝。

　　法国人由此怀恨在心。1856年，英国纠集法国对大清帝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战争刚一结束，法国便将侵略中国的军队抽调出来，去找越南算账。越南抵挡不住法国人的长枪大炮，阮氏王朝被迫签下了第一次《西贡条约》，条约规定越南割让南边三省给法国，并开港通商。由此，越南开始逐步沦为了法国的殖民地。一年后，法国又搞定了柬埔寨，使得整个湄公河下游都落入了法国人之手。

　　1867年，法国再割越南三省，整个越南南部都划为了法国的殖民地，法国人将之改名为交趾支那，并设立总督治理。但是，法国人还不满足，侵略的爪子又伸向了越南的北部，并试图打开中国西南地区的门户。

　　1866年到1868年间，法国人组织了一支庞大的探险队，试图找出通往中国西南地区的航路，但法国人顺着湄公河往上的时候，发现湄公河的上游，即中国的澜沧江，滩多流急，在当时的航运条件下，并不适合航行。

　　正当法国探险队灰心之时，一个名叫堵布益的法国军火商却告诉他们说，越南北部红河的航行条件很好，顺着这条河就可以进入的中国西南地区。堵布益回到法国后，跑到法国海军殖民部游说，说让他带领一支炮艇前往越南北部，保证打通红河航道。法国海军殖民部信以为真，便指示交趾支那总督给予协助。1873年，堵布益一行不怀好意的来到河内，并在那里瞎搞八搞，胡作非为，引起越南地方政府的抗议，并派人向交趾支那总督控告了堵布益。

　　法国交趾支那总督接到控告后，便派出上尉军官安邺带领小分队（大约一百多人）前去调查，但安邺到达河内后，也违反权限与越南官员发生了冲突，安邺欺负越南官军武器低劣，便下令进攻河内城，尽管河内巡抚阮知方组织人马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越南人的竹枪土炮根本就不是法国人的对手，结果河内城反被安邺小分队给轻易地拿下。

　　安邺由此骄横异常，变本加厉的横扫了越南北部海阳等省，一时间可谓是得意忘形。阮氏王朝无可奈何之下，便向当时在保胜活动的黑旗军求援。黑旗军不是越南的军队，而是中国人组成的非官方军队，其领袖刘永福，原本是广西天地会的领导人之一，他的队伍以七星黑旗为战旗，故称黑旗军。在太平天国时期，黑旗军经常活跃于粤桂边界，太平天国失败以后，在清军的进攻下，刘永福便率黑旗军转移到中越边界地区活动。

　　刘永福，字渊亭，祖籍中国广西博白，1837年生于防城司属古森峒小峰乡。刘永福率黑旗军退入越南后，正值越南北圻

(北部地区)盗匪猖獗，残害人民，刘永福便协助越南官军共同打击当地盗匪，并逐渐控制了安礼、六安、保胜(老街)等地。黑旗军后来在这些地区“开辟山林，聚众耕牧”，自耕自养，倒也安抚一方百姓，该地还出现了“烽烟不警，鸡犬无惊”的安定局面。

　　但是，刘永福的黑旗军在越南毕竟是一支客军，虽然阮氏王朝在剿灭越南盗匪和乱党的时候会有所依仗，但对黑旗军终究心有顾忌，难以重用；而黑旗军要想回到祖国，又因为曾经是反清的起义军，回去后怕被镇压。在这种尴尬的局面下，刘永福和黑旗军可谓是左右两难。但是，法国人的进一步侵略，却改变了刘永福和黑旗军的轨迹和命运，使这支客居越南的反清农民起义军，转变为反抗法国侵略的前锋部队。

　　　　当时的越南驸马黄佐炎，正奉命统督北圻军务，刘永福曾经与之密切合作，并在他调派下参与平定边匪，这时黄佐炎便再度邀请刘永福，希望黑旗军能前来共同剿灭安邺侵略军。刘永福得令后，便率黑旗军从驻地保胜日夜兼程，疾驰千里，翻过宣光大岭，突然出现在河内城外。

　　安邺闻讯，急忙率队出城迎战。但这个安邺太轻敌，太自以为是了，他以为黑旗军和越南官军一样，自己只要带上个几十个法国兵，一门小钢炮，就可以横扫对方数百上千人，殊不知，黑旗军都是些作战经验非常丰富的老战士，他们先把法国人引诱到早有埋伏的纸桥(位于河内城西2里处)，等到敌人上钩后，突然间发动猛攻，一时间，黑旗军将士“奋勇向前，悉力攻敌，势极猛烈”，法国人一看大势不妙，抵挡不住，便一窝蜂奔着城内逃去。

　　安邺小队长一时慌乱，不小心掉进一个坑内，情急之下怎么也爬不上去，他的手下们却自顾自己逃命，对他弃之不顾，结果黑旗军先锋吴凤典飞马赶上，“喀嚓”一声，砍下了安邺的脑袋，随后黑旗军乘胜追击，夺回了河内城。

　　这一仗，学界称第一次纸桥大战，此役黑旗军大获全胜，法军死伤惨重，越南阮氏王朝为表彰刘永福，封他做了“三宣副提督”，并破例铸了一颗“山西、兴化、宣光副提督英勇将军印”给他，以示褒奖。但是，阮氏王朝害怕法国人大举报复，结果还是通过外交妥协，和法国人第二次订立《西贡条约》。而法国这方面，一来刚刚在普法战争中惨败，还没有恢复元气，暂时无力发动大规模的扩张行动，加之堵布益和安邺等人超越训令，打乱了原有计划，于是便顺水推舟，宣布放弃越南北圻，而越南则同意向法国开放红河航道。

　　1874年第二次《西贡条约》签订后，法国于次年照会清政府，通告该约的内容，意在争取清政府的承认，以试图排除中国在越南的影响。清政府收到后，复照对该条约不予承认，时任驻英、法大臣的曾纪泽对法国在越南的行动还提出了多次严正抗议。但是，因为越南阮氏王朝没有要求清廷保护，清廷也就乐得装聋作哑，按兵不动。

进入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法国国内情况好转，色当之耻渐渐远去，好了伤疤忘了疼，法国人的野心又开始再度膨胀，特别是新出任内阁总理的茹费理上台后，就毫不掩饰的说，“难道法国只是个大陆国家吗？殖民地领土的寸土寸地，对于法国来说都是宝贵的，放眼看看世界地图，看看许多大国，他们是怎样急切的、怎样火热的在世界上建立自己的市场的！”（1）

　　于是，刚恢复了元气的法国，再次加紧了对越南的侵略，其目标就是十年前暂时放弃的越南北圻，并企图进一步打开通向中国的陆路通道。1882年初，法国派遣海军上校李威利率军北上，并于4月间再次占领河内，越南形势再度严峻起来。据说，当时李威利占领河内后，为了报当年安邺被杀之仇，还曾悬赏一万元，捉拿刘永福，取其首级。

　　清政府这时也意识到法国占领越南北部后的危险，在局势还不明朗的情况下，很多人提出招用刘永福正驻扎在中越边境的黑旗军，毕竟黑旗军熟悉地形，并曾经和法国人交过手且取得胜利，能起到遏制和打击法军的作用；而且，黑旗军虽说是由中国人组成，但不是清政府管辖的正规军，即使清政府对其资助，黑旗军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志愿军，黑旗军打败法军固然好，打不赢也可以先试探并消耗法军的实力------要是法军打败黑旗军，则正好为朝廷除去边患。黑旗军当时夹在中间，中越两国政府都没有给予充分的信任。于是，清政府决定资助刘永福抗法，使黑旗军在中法战争正式爆发前，成为抗法的主力。由此，清政府在决策上也可进可退，保持灵活。

　　这时，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那就是时任吏部主事的唐景崧。唐景崧本是广西灌阳人，进士出身，但仕途并不顺利，他入得翰林院三年，十五年后方得一吏部候补主事的职位。侯门一入深似海，朝中无人别做官，唐景崧浮沉宦海十余载，空有一身才华，却始终得不到机会施展。

　　在得知法国加强侵略越南并威胁广西边境时，唐景崧一方面挂念桑梓，另一方面也想寻找施展才遇的机会，于是就自告奋勇，毛遂自荐，向朝廷自请前往越南招抚刘永福，准备大干一场。朝廷见唐景崧人才可用，便将他派往南方听候云贵总督岑毓英的差遣。

　　这样，唐景崧作为朝廷特派员到了越南后，面见刘永福并向他提出三个建议：上策是取越南而代之，归顺清廷；中策是保越南击退法国，清廷暗中援助兵饷；下策是株守保胜，但万一被法国人打败，退入中国，恐怕也为清廷所不容。

　　刘永福听后沉吟良久说，上策不敢想，下策不愿想，唯有拼尽全力争取中策，即“为中国捍蔽边疆”，“为越南剿平敌寇”。

　　法国人对越南北部地区的侵略，必然要和黑旗军发生冲突，这对于黑旗军来说，是威胁到生存的根本问题。对于中越两国，假如法国人真的击败黑旗军占据越南北部，这对大家都没好处。正因为如此，中越两国政府也就明里或者暗中的支持黑旗军抗法，意在把黑旗军推上抗法的前沿。一言而蔽之，外敌当前，一致对外。

　　1883年5月，刘永福率黑旗军进抵距河内不远的怀德府，向法军下战书。刘永福深知黑旗军长于野战，短于攻坚，便想引诱法军出战。李威利见援军未到，不敢出战。等到援军到后，李威利开始信心满满，率法军出城进攻纸桥以西的黑旗军阵地。刘永福设下埋伏，诱敌深入，提前部署了先锋管带杨著恩、左营管带吴凤典、前营管带黄守忠等部严阵以待。

　　法军见黑旗军一路败退，便在在大炮掩护下，分两路冲过纸桥，杨著恩部迎敌后，假装支撑不住，退到上安决村。李威利以为黑旗军不过如此，便大摇大摆的继续前进。等到法国进入埋伏阵地后，说时迟，那时快，黄守忠、吴凤典率部突然跃起，以密集的枪弹对法军加以痛击！

　　法军猝不及防，慌乱中夺路而逃，李威利还想整理队伍，无奈乱军之中，兵败如山倒，自己也被流弹击中肩膀，一下栽倒在地，溃兵们纷纷掉头就跑，顾不上自己的统帅，结果李威利和安邺一样，被黑旗军割了脑袋，几十名法军士兵包括几个军官也都丧命河内城外，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第二次“纸桥大战”。

　　战后，越南政府为表彰刘永福，授予了他“一等义勇男爵”和“三宣正提督”之职。

　　法国人听说李维业死了，恼羞成怒，决定发动全面的侵越战争，除增援陆军外，还成立了北越舰队，由海军上将孤拔带领，攻占了越南都城顺化。恰好这时候阮氏王朝的国王阮福时病死，宫廷出现内讧，结果在法国人的威逼之下，1883年8月25日，越南被迫签订了《顺化条约》，法国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

　　在制服了越南之后，法国人的矛头，开始指向驻扎在越南边境的黑旗军和清军，并进而试图侵犯中国的西南地区。由此，中法之间的正面冲突，也就开始日益逼近。

　　战争的阴云，逐渐笼罩在中国的西南边疆，对此，清廷准备好了吗？

　　注：（1）、周志初：《不败而败：中法战争》，第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4．2、首鼠两端，战不胜，和不成

　　越南当时是中国的藩属国，按理说，清政府是有责任和义务去帮助越南维护国内稳定和抵抗外来侵略的。但是，大清帝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清廷吃尽了洋人们的苦头。如今的大清帝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面对这些如狼似虎的西方列强，清政府即使有心援手，但也得先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不然，搞不好就会弄得自己灰头土脸的。

　　限于实力问题，清政府内部也是意见不一，朝议争论不休，当时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是主张对法国人采取强硬措施，甚至不惜与之一战。他们的理由是，假如对法国软弱妥协的话，其他列强也将步法国的后尘，对大清帝国的其他藩属国心存觊觎之心，到时候局面更加不可收拾，倒不如现在就防微杜渐，即使现状付出代价也在所不惜。这派观点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左宗棠和张之洞、张佩纶等人。

　　第二种观点是主张不卷入法越矛盾漩涡，甚至干脆放弃越南，比如李鸿章就提出，法越1874年的和约，“语多悖谬，当日越王既未请示，此时中国实难代为反悔，似只有听越之自为而已”。（1）也就是说，既然越南没有来求援，而且对大清帝国离心离德，倒不如放弃掉算了。持这派观点的人还有恭亲王奕訢等人。

　　第三种观点走的是中庸路线，主张援助越南官军和黑旗军，打击法国侵略，在必要的情况下，派清军驻扎在越南北部边境，相机行事，以最大可能的维护大清帝国的利益。这一派则有曾纪泽、刘长佑、刘坤一等人。

　　在朝议中争辩最为激烈的，总是那些清流派少壮官员，这些人激情有余，但实务经验往往不足。这些官员在入仕途中正好遇到同治中兴时期，参与并感受了洋务运动所带来的新气象，譬如清军也都开始配备洋枪洋炮，甚至开始有了现代化的海军舰队，但对于真正的战争，特别是十九世纪下半叶世界上军事发展的情况，这些人却大都是知之甚少，甚至是纸上谈兵，很多时候完全是想当然，过于天真。

　　譬如曾纪泽，也算是出过洋见过世面的洋务派专家了，在完全不了解中法海军的实力对比的情况下贸然提出，出动海军“示形慑敌”。而清流派代表人物张珮伦，提出中国干脆就出兵攻取越南，“夫我不取越，越终折入于法，不如暂取而还封之”，这又完全高估了清军的实力。

　　还有一位候补道王之春向朝廷建议说，暹罗国（今泰国）和越南毗连，朝中掌管兵政大权的都是两广之人，假如大清联合暹罗国对法国占据的交趾支那发动攻击的话，就可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先覆灭了法酋的老巢。另外他还说，英国的属地新嘉坡，有十多万华人居住在那里，如果朝廷悬以重赏，密约两处壮士，到时暹罗发动进攻时，新嘉坡人作为内应，就可以法国人阻止通过马六甲海峡，夺其兵船，焚其军火，断了法国人的后路，建议派人前往联系。报上去后，被朝廷斥为一派胡言。（2）

　　现在很多人都以为，朝廷中软弱妥协的一定是坏人，是无耻投降卖国的，有汉奸的嫌疑，比如李鸿章，就背了这么多年的骂名；而只要是主张采取强硬措施抵抗的，那一定热血爱国的，即使失败了，那也是悲情英雄，值得称颂的。

　　但笔者却认为，中国有太多的悲情，反没有了意义。世界上的很多事情，往往坏就坏在那些高调分子手中，譬如如今网上之愤（粪）青，往往是高谈阔论，指点江山，脾气远胜于知识，名为爱国，实则误国，这愤青之流，古而有之，幸好这种精神疾病大多数会因年龄增长而自然愈合。

　　话说法国迫使越南签订《顺化条约》后，中国即成为了法国“保护”越南的唯一障碍。为了消除这一障碍，法国人首先是想用外交方式达到目的。1883年9月，法国人在谈判开始的时候提出一个方案，要求清廷承认法国对整个越南的殖民统治，并要求中国撤出驻越军队。由于双方分歧太大，谈判没有什么进展。

　　鉴于和越南的传统关系和对中国西南地区的屏护作用，加上左宗棠、张之洞等主战派的高声疾呼，清廷这次也一改以往的消极态度，在敦促李鸿章加强和法国谈判的时候，另一方面也派军队出关，以表示不惜一战的决心。但是，清廷知道自己实力不济，便再三训令清军不得主动出击，不得启衅。

　　清廷毕竟才刚刚接触国际实务，对其中的规则难说了解，而“和战”政策，那是需要相当高的水平，并不是一般人能够掌控得了的。清政府中法战争“和战”政策的失败，关键还在于重心的失误上。

　　所谓“和战”，重点是战，重心应该放在备战上，即使你外交做得再漂亮，甚至根本就没有放过一枪一弹，问题全在谈判桌上搞定，但胜利者最后依仗的，其实还在于其军事实力。

　　备战，不等于要开战，但是，至少应该等于可以随时开战并战而胜之，这样的霸气，才是外交谈判最有力的武器。而当时的清廷，却反其道而行之，军队出关是虚张声势，并不想流血牺牲，也不去认真备战，反而左右约束，一心指望谈判桌上解决问题，这样的好事，怎么就想当然砸自己头上呢？

　　清廷决策时举棋不定，原因就在这里。

　　反观法国的部署，见谈判讹诈不行，就干脆坚决使用武力。1883年10月底，法国东京海域分舰队司令孤拔被任命为北越法军统帅。12月中旬，越南北部的法军人数已经增加到九千多人，并决定向红河三角洲的中国军队发动攻击。

　　 战争爆发了。

　　当时的形势，黑旗军驻扎在河内以西的山西，清军主力徐延旭指挥的黄桂兰及赵沃的部队驻扎在河内以东的北宁。法国的行动计划，是利用黑旗军和清军的隔阂，先攻击驻扎在山西的黑旗军。他们认为，如果先攻击北宁的话，黑旗军一定会乘虚攻击河内或者分兵驰援北宁，但攻击山西的话，清军未必会援助黑旗军。

　　法国人的判断是对的。虽然黑旗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由于清军坐视不救，黑旗军孤军难支，最后只得放弃山西，撤往兴化城。山西的失守，使得黑旗军和清军东西两线互相倚靠并钳制法军的形势完全失效，对整个战局影响很大。

　　　　1884年2月，米乐继孤拔为法军统帅，法军兵力增至一万六千人，图谋进一步攻占北宁，把中国军队彻底赶出越南。当时清军本在北宁驻军四十营，但由于统帅徐延旭年老昏聩，对热兵器时代的现代战争知之甚少，却刚愎自用，徐延旭本人还是个鸦片鬼。

　　主将黄桂兰，虽说是行伍出身，但长期得不到重用，部队装备也不好，大量使用当时已经被淘汰的后膛枪而不自知。更为要命的是，黄桂兰也被上面的政策搞昏了头，以为驻军只是摆摆样子，结果在临战之前，还大肆召来越南土妓娱乐自己，黄桂兰最后兵败自杀时，帐帷中还有土妓十余名。

　　1884年3月12日，法军来攻北宁，在法军的猛烈炮火下，清军抵挡不住，北宁很快失守；七天后，太原也告失陷；4月12日，法军进驻兴化。清军全线溃败，退到了中越边境的保胜、河口一带。至此，短短两三个月的时间，法军就基本控制了越南北部整个红河三角洲。

　　　　当山西、北宁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满朝文武大为震惊，舆论一片哗然。当事人是肯定逃不过去的，主要责任人前军主帅徐延旭被革职拿问，开始被判为斩监候，后被发配到新疆，处分相当严重。随后，为了表示重整旗鼓，鼓舞士气，清廷很快又任命了潘鼎新为广西巡抚，张凯嵩为云南巡抚，立刻赶往出事现场，进行善后。

　　这事还没这么快完结，接下来倒霉的是军机处的那帮子人。当年为慈禧太后夺权立下汗马功劳的恭亲王奕也被黜退。他的同事们，宝鋆、李鸿藻、景廉、翁同龢，一概以“委蛇保荣，办事不力”的罪名被逐出军机处。

　　新的权力班子，以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工部左侍郎孙毓汶五人为军机大臣，贝勒（后为庆亲王）奕劻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没两天，慈禧太后又下谕：“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著会同醇亲王奕譞商办”。一时间，醇亲王奕譞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

　　这次清廷的重大人事异动，历史上称“甲申易枢之变”，也叫“甲申政潮”。要说这套新班子，比奕那届政府班子差的不是一点半点，譬如代替奕地位的醇亲王奕譞，也就是奕的小七弟，此人城府远不如老哥，而且他的老婆是慈禧太后的妹妹，自己的儿子也被慈禧太后抢去作了皇上（光绪帝），骨肉分离，常年不得一见，表面风光，其实有苦说不出。另外为了避嫌，奕譞非常害怕别人在慈禧太后的面前说他以皇上老爸的名义擅权，弄得遇事总是畏畏缩缩，不敢当头。

　　新班子的另一个主要人物孙毓汶，则是慈禧太后的铁杆心腹，拍马屁的功夫那是一流。至于其他的人，基本上不足挂齿。这样的一套人马，慈禧太后当然是称心如意，凡事可以自作主张，但你说一个写个一百字不到的诏书都有十几个错别字的半老太婆，能有啥好主张？

　　实事求是的说，恭亲王奕算得上是相当有才的了，自从1861年协助慈禧太后发动“辛酉政变”夺权后，一直以议政王名义任首席军机大臣兼管总理衙门，总揽清廷内政外交大权，和慈禧太后形成了权力平衡，在他和其他洋务派的努力下，垂死的帝国似乎焕发了第二春，时称“同治中兴”。

　　1875年，同治帝突发天花暴毙，慈禧太后就这么个亲儿子，丧子之余，开始变得疑神疑鬼，对谁都不信任，还有点万念俱灰，变得喜欢把持权柄。中年丧子的妇女出现这种情况，大概也是正常。

　　慈禧太后打儿子死后，开始变得神经兮兮，意气用事。这次人事大调整，的确是出乎人的意料，事情完全没必要搞那么大嘛。恭亲王奕委屈也没用，最后还是被“开去一切差使”，令“家居养疾”，好好一个栋梁之臣，本正是政治家的当打之年，却只能提前回家养老，等到十年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重新出山，奕早已成了一个胆小怕事的小老头，和他的小七弟奕譞一样，已是暮气沉沉，哪里还能发挥半点作用呢？

　　所以说，这专制政权的毛病就出在这里，要是碰到厉害能干的君主，比如俄国的彼得一世，国家发展，民族命运，也未必就比民主政体差。但问题是，要碰到个昏聩无知又刚愎自用的皇上，那倒霉就是只有小老百姓了。从概率上来说，民主政体相对还是安全保险有效率些，毕竟有竞选机制，谁在台上不行干几年就下去嘛，不像专制政权，皇上他要老不死，还给国家添乱，但老百姓能拿他怎么样？

　　花开两朵，另表一枝。再说那法国人，虽说在越南战场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法国人在全球的野心太大，战线拉得过长，这刻又在埃及和英国人较劲，这时把中国军队快赶出了越南，便也想鸣金收兵，以便把胜利成果以条约的形式肯定下来。

　　1884年4月，法国海军中校福禄诺通过粤海关总税务司的德国人德瑶琳，向李鸿章提出谈判。福禄诺给李鸿章捎了封信，说如果中国承认越南和法国的保护协定，并允许法国人在西南地区通商的话，可以在措辞上顾及大清帝国的颜面，并且可以在军费赔偿上做出让步，但要是不答应的话，法国就要再派舰队扩大战争。

　　这封信，可谓是虚虚实实，实实虚虚，要求中国承认现状是实，保持面子是虚；赔偿军费是虚，扩大权益是实。另外，福禄诺还要求中国驻法公使曾纪泽调离法国，因为小曾的主战言论，法国人差点就把小曾宣布为最不受欢迎的人给驱逐出境了。

　　李鸿章对这个战争本来就没什么兴趣，于是在得到清廷的同意后进行谈判，并任命李凤苞为驻法公使，代替主战的曾纪泽。经过短暂的谈判，李鸿章与福禄诺于1884年5月11日在天津签订了《中法简明和约》（又称《李福协定》）。

　　《李福协定》主要有五款内容：中国承认法国与越南签订的条约和对越南的保护权；法国与越南修约时，不出现有损中国体面的字样；中国驻越清军调回境内；法国不索赔款，中国在中越边境开埠通商；三个月后，双方派遣全权大臣，制定详细办法。

　　《李福协定》其实是初步协定，具体条款还需要进一步议定。5月17日，福禄诺交给李鸿章一份节略，通告法国已派巴德诺为全权公使来华会议详细条款，但在中国军队撤军接防问题上，福禄诺自说自话，单方面规定了中国军队在越南北部原驻地分期“接防”的日期。

　　要命的是，李鸿章这次对“接防”这个事情居然不置可否，不说同意，也不提出反对，这样的态度被法国人认为是默认，结果在后面引发了“观音桥事件”。就这件事而言，李鸿章是要负主要责任的，他当时就应该提出异议嘛。何况，这事还被他给瞒了下来，没有上报朝廷。

　　问题的关键，是双方对“调回边界”的理解，清廷的理解是清军调回边界地区，而不是中国境内，而法国人的理解则是要求清军撤出越南境内。正因为如此，李鸿章才把“接防”这个事情给瞒了下来，就是害怕清廷不同意，导致整个和谈结果功亏一篑。

　　　　对中国官场术语一无所知的福禄诺，把李鸿章的含糊其辞当成了明确的应允，于是他兴冲冲的通知在越南的法国远征军总司令米乐说，“中国人答应限期撤军！”结果在当年6月23日，法军就急吼吼的跑到谅山附近的北黎（观音桥）地区去“接防”，要求清军立即退回中国境内。中国驻军听后觉得莫名其妙，自己也没有接到上级让撤军的命令，于是拒绝了法国人的要求，说要请示上级再做决定。

　　历史的发展进程完全是偶然的。李鸿章的含糊其辞和福禄诺的急于求成，这样的外交纰漏在当时的环境下在所难免。但是，如果碰到是个冒失鲁莽之人去执行这样的任务的话，后来的事情往往会不可收拾。该死的是，法军的这个领队官杜森尼上校偏偏就是这样一个人，连他们自己人都这么评价他，说此人“身高而瘦，面多血色而易动怒，毫无外交手段，但能事事破坏，甚至连自己亦有破坏的危险”。（3）

　　这样的家伙当然干不出什么好事。双方在阵前谈判中相互指责，说着说着，这个杜森尼心头怒起，竟然将中方使者枪毙，并命令法军立刻逼近清军阵地，结果导致武装冲突瞬间爆发。经过两日的交锋，法军死伤近百人，法军的进攻受挫，双方重新进入了战争状态。

　　“观音桥事件”发生后，双方相互指责对方破坏和约，但毕竟是杜森尼杀害了中国使者，“观音桥事件”的主要责任显然是在法国一边。但强蛮的法国人不这么认为，他们照会清政府，要求清军队立刻撤退，还要讹诈军费两亿五千万法郎（约合白银三千八百万两），如果不照办，法国就要占领中国一两个海口当作赔款的抵押。

　　虽然这明显是无理勒索，但7月下旬，清廷还是派了两江总督曾国荃在上海与法国人进行谈判，但由于法国人的过分要求，谈判没有有结果，法国便真的将战火扩大到了中国东南沿海，战争进一步扩大化了。

　　历史总是偶然的，细心的读者对照以下后来签订的《中法新约》和《李福协定》就会发现，这两个条约基本大同小异，但“观音桥事件”的发生，却把双方重新拖了进一步的战争。回头想，如果没有这个事件，是不是就不会有后来更大的冲突，或者说，这后来更多的人员伤亡和金钱花费，都是本可以避免的呢？

　　但历史是不可以假设的，这也是历史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点所在。

　　注：（1）、《中法战争》（五），第150页。

　　（2）、（清）罗惇曧：《中法兵事始末》，选自《罗瘿公历史笔记辑》。

　　（3）、《中法战争》（三），第507页。

　　4．3、基隆退敌，马尾饮恨

　　“观音桥事件”发生后，正当中法两国谈判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法国却决定对中国实行“踞地为质”的惩罚，让清廷在谈判桌上屈服于法国人的武力。没过几天，法国便将它在中国和越南的舰队合编成远东舰队，以远东地区扩张的积极鼓吹者孤拔为统帅，准备攻占福州和基隆，扣押为质，作为谈判的筹码。

　　不知道是巧合还是英明，就在法国人组建远东舰队的同一天，也就是1884年6月26日，清廷为加强台湾的防卫，在曾国荃的推荐下，淮军将领刘铭传被派往台湾督办军务。

　　果不其然，8月5日，法国舰队便杀气腾腾的来到基隆，猛烈炮击后见清兵撤退，法国人以为清军不堪一击，便开始强行登陆，谁知道刘铭传早已派兵设下埋伏，等到法兵上岸后，清军突然三路杀出，把法兵杀得晕头转向，吓得飞也似的向海上的军舰跑去。但没料到的是，这时突然涨潮，下船容易上船难，在清军的追赶下，不少法兵葬身大海，幸好有军舰炮火的掩护，不然法国人的损失大了。

　　法国人很胸闷的是，本以为拿下基隆不过是闲庭信步，轻而易举，没想到反被打得狼狈逃窜，还损失了上百人，硬生生的吃了个大败仗！

　　法国人太小看中国的对手了。负责守卫台湾的刘铭传，乃李鸿章的老部下，淮军主将之一，那是沙场老将了。刘铭传也是合肥人，作为李鸿章的部下和老乡，两人关系相当不错。临行前，李鸿章还特意面授机宜，并拨给刘铭传三千洋枪，还有江南制造局造的三十门大炮，以加强台湾的防卫。刘铭传到了台湾后，形势当然大不一样。

　　法国人并不甘心失败，8月16日，法国议会决定扩大战争，并拨出专款三千八百万法郎，专款专用，要用各种“必要方法”让中国屈服。更搞笑的是，法国的外交部门在谈判中也同步调整了要价，要求清廷赔偿因基隆战败导致的八千万法郎的军费，这真叫做“输的出钱，赢的打人！”

　　当然，要别人赔钱的前提条件是，要打赢。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为什么战争特别多，这个国际惯例可谓是起了非常坏的作用------既然打赢了什么成本都没有，各国当然大搞军备竞赛，以打赢为目的，后来清廷打造的北洋舰队，当时号称世界第八，也算是世界军备竞赛的小小浪花呢！

　　1884年7月14日，两艘法国军舰趁着中法还在议和之机，以“游历”为名，驶进福建闽江口。两天后，法国舰队司令孤拔也乘军舰到达闽江口，随后法国舰队居然陆陆续续的进入了福建水师的马尾军港。两个近乎交战国的舰队同处一港，也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事。

　　要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事，说来话长。在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后，左宗棠在福州筹备创办福州船政局设厂造船，当时邀请的是两个法国人，江汉关税务司的日意格和退役军官德克碑，当时以这两个人为福州船政局的技术总监，来负责设址、建造和延请欧洲洋教习和洋匠（多为法国人）等事务。

　　后来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由沈葆桢接手福州船政局，当时仍旧是以法国人为主，开展了海事海军教学、建造兵船和建设福建水师三大事宜。实事求是的说，这些外国专家还算是尽心尽力，譬如福建水师的很多战舰如旗舰“扬武”号等，就是在法国人日意格和安乐陶等人的监造下完成的。一直到1874年，福州船政局和这些洋人的五年合同期满，这些外国专家才陆续离开了福州。

马尾是闽江下游的天然良港，位于福州东南，当时福建水师和马尾船厂都在马尾港内。也许是有这一份师生情缘和故国友谊，或者是因为当时认为和议将成，所以法国军舰陆续闯入闽江口并进泊马尾港的时候，当时的钦办福建海疆事宜大臣张佩纶、闽浙总督何璟、船政大臣何如璋、福建巡抚张兆栋和福州将军穆图善等人，根据清廷“不可衅自我开”的训令，对法国舰队的进入不但没有进行任何的拦阻，反而给予了热情款待，也是奇谈。

　　由此，法舰在马尾港可以随意进出，相反，福建水师反而处处受制，左右为难。笔者猜测当时法国舰队可以和福建水师能够同处一港，恐怕根本原因是法国舰队已经封死了福建水师的出海口，福建水师已经成瓮中之鳖，就双方实力而言，根本就差了好几个档次，这在后来法国舰队半小时不到就解决福建水师可以看出。现代战争特别是海战，玩的是技术和实力，靠勇气和牺牲根本就解决不了问题。

　　何况，法国人对福建水师的战舰可以说是非常之熟悉，福建水师的战舰大都是法国人的设计监造、由福州船政局自己生产，和强大的法国舰队相比，根本就是拳击比赛中以轻量级对阵重量级的------没法打。

　　我们来看一下数据。当时泊于马尾的法国军舰8艘，排水量为14500吨，重炮77门，官兵1800人。而福建水师虽有兵舰11艘，但排水量仅9900吨，普通火炮47门，官兵1100人，法国舰队另有鱼雷艇2艘，还有2艘军舰在金牌、琯头一带江面，防止清军塞江封口，以保障后路的安全。

　　最为糟糕的是，法国舰队都是铁甲船，而福建水师却都是些木肋兵船，正如张珮伦所言，“船略相等，而我小彼大，我脆彼坚”，如之奈何？法国舰队配置的都是重炮，可以轻易击穿福建水师的木肋甲板，而福建水师的火炮对法国舰队的铁甲基本没有威胁，也就是说，从吨位、防护能力、重炮数量、兵员素质等方面来看，法国舰队有着太过于明显的优势。马尾海战简直就不是一场海战，而是一场屠杀，法国人太不厚道了。

　　由此，我们似乎没有理由去苛责福建水师，甚至那些妥协的官员们。毕竟，技不如人，换谁结果都一样。受此启发，北洋舰队后来都去欧洲改买重装铁甲船，特别是在德国订造的“定远”和“镇远”两个巨无霸战舰，铁甲极厚，船上多重炮，威力巨大，在黄海海战中，日本舰队就一点便宜都没占到，五艘日本军舰围攻了这艘两主力舰几个小时，在“定远”舰和“镇远”舰上打出几百个坑，但楞是打不沉，而“定远”和“镇远”重炮一发威，只要打中，定要打日本军舰一个大窟窿。黄海海战中，中国舰队五艘被击沉，“定远”舰和“镇远”舰安然无恙，而日本舰队有五艘被重伤，而最后被迫首先退出海战，双方基本打个平手，后叙。

　　非要说失误，失误在不该让法国舰队进入马尾港。本来闽江口外，满是岛屿礁沙，譬如五虎岛、大小龟屿等，两岸都是山岭夹峙，地形相当险峻，而从闽江口至马尾港，水道极为狭窄，最窄处仅300米，如果没有熟悉的引水员，法国舰队很难在此航行，譬如他们有一艘炮艇就因此搁浅。而且，沿途两岸都建有炮台，对于贸然进入的法国舰队可以形成很大的威胁，但闽浙总督何璟和福州船政大臣何如漳等人，担心阻止法舰进港会发生冲突，弄不好影响中法和谈，责任太大，于是便无所作为，不知道是经验不足还是缺乏勇气。

　　等到法国舰队进入马尾港后，一切都晚了。当时也有人建议对驶入马尾港的法舰进行武力驱逐，但问题是，现在还真不知道是谁驱逐谁了。清廷当时抱定“彼若不动，我亦不动”的妥协方针，恐怕也是无奈之举，而何璟和何如璋等人命令“严谕水师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也就毫不奇怪了。

   在谈判没有结果的情况下，法国政府于8月22日电令孤拔消灭中国福建海军。孤拔准备妥当，便决定于次日下午开战。据说，当时法国人向福建水师的扬武管驾（舰长）张成递送战书，张成见后赶紧送到福州船政大臣何如漳手中，何如漳收到后，手足无措，竟然秘而不发。

　　第二天，马尾港内的各国领事和商人都赶忙下船，这时傻子都知道要开战了，福建水师的将士们纷纷请战，要求做好临战准备。毕竟这海军作战和陆军不一样，要升火起锚、调整炮位等，仓促之下是无法进行战斗的。

　　可恶的是，督办福建军务的总负责人张珮伦居然还斥责请战将士，让他们滚出去，连军火武器也不发下去。据说，连当时的法国教习迈达都跑来告诉他的学生魏瀚说，马上要开战了，这些领导就是不听。等到下午一点，法国舰队已经升火起锚，张珮伦和何如璋等人这才慌了神，赶紧派魏瀚去见孤拔，要求明日再战。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这战争岂是儿戏，你说改就改的！

　　再说，孤拔选择中午退潮时开始攻击，也早在计划当中。因为当时港口内军舰系泊用船首，船身随潮水涨落而改变方向，涨潮时船头指向下游，退潮时船头指向上游。孤拔选择退潮时开战，福建水师的军舰正好位于法舰的前方，暴露在敌人的炮火之下，孤拔对此早已观察仔细，岂能说改就改的？

下午一点半，马尾港中潮水涨平，天空突然黑云滚滚，风雨大作，云层中传来沉闷的雷声，只见一道刺眼的闪电划破晦暗的天空，法国人开始攻击了！在倾盆大雨中，福建水师的军舰还没有起锚就被法舰击沉两艘，并重创了多艘。旗舰“扬武”号，在管带张成的带领下，没有理会何如璋的禁令，事先已经作好了准备，当法国人发动攻击时，立即进行回击，并用尾炮击中法国舰队的旗舰“伏尔泰”号，当下就击毙法军6名。

　　法军鱼雷艇见“扬武”号凶猛，便偷袭过来，发射了几枚鱼雷，“扬武”号不幸被击中，随后搁浅沉入港中，管带张成等人在混乱中跳水逃生，事后居然被清廷问斩，实在是奇闻。不知道是因为张成违抗命令备战了呢，还是因为他没有殉国而逃生，反正都没有丝毫道理。

　　这艘法国的鱼雷艇，正洋洋得意的时候，船上锅炉突然被炮火击中爆炸，随后赶紧逃离了战场。尽管福建水师的官兵都很英勇，但是，毕竟实力悬赏，准备又不充分（即使准备充分，结果也难有改观），海战不到30分钟，福建水师兵舰11艘，扬武、济安、飞云、福星、福胜、建胜、振威、永保、琛航9舰被击毁，另有伏波、艺新两舰自沉，19艘运输船沉没，水师官兵殉国者，七百六十人。而法军只有5人被击毙，15人受伤，两艘鱼雷艇受重伤，其他战舰基本无碍。

　　福建水师的炮艇“福星”号，刚一开战，就已经被敌舰击中，船上燃起熊熊大火，在危难之时，官兵们仍旧断锚转向，冲入敌阵对敌旗舰猛烈射击并连续命中。但“福星”脱离本队后，被敌舰团团围住，重炮轰击，结果火药库中弹爆炸，全艇官兵壮烈殉国。

　　战舰“扬威”号，在被两艘法舰的夹击打穿了船体后，随后又被鱼雷击中，舰上官兵置生死于不顾，在被击沉前的瞬间，发射出最后一发炮弹，重伤敌舰长和两名士兵。

　　“飞云”号、“福胜”号，都奋勇抵抗，拼命杀敌，直至沉没。对于这些英勇的战士，我们有什么理由去苛责呢？

　　倒是福州乡人回忆说，总负责人张佩纶和何如璋，听到海港内的隆隆炮声，吓得赶紧从福州船政局的后山逃走。据当时人的描述，当天天下大雨，还伴着电闪雷鸣，张佩纶吓得连鞋都掉了，跑到一半实在跑不动了，只好由亲兵拖曳着往前走，最后逃到了鼓山，当地百姓都拒不接待他，张佩纶只好隐匿在一个禅寺下院，此地距离船厂已有二十多里。第二天，张佩纶到了鼓山彭田乡，恰好这时朝廷圣旨到了，闽浙总督何璟到处找张佩纶都找不到，最后命找到来报信的赏钱一千，才算把这个可爱的主战派给找到了。

　　不久前，张佩纶还情绪激昂的在朝廷上慷慨陈辞，大骂别人卖国投降，等到朝廷真派他去福建主持军务时，却侈然自大，漫不经心，结果致此大败。据说法国舰队进入马尾港后，张珮伦居然把福建水师的所有战舰全部集中起来，和法国舰队近距离聚泊，并自称是背水布阵，置于死地而后生。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其实是为法国舰队聚歼福建水师创造了有利条件，如果福建水师的战舰分散停泊的话，损失是有可能降低的。

　　文官好战，外行指挥内行，后果当然很严重。

　　福州船政大臣何如璋更倒霉。马尾海战的风雨飘摇之时，何大人吓得躲进安施氏祠，谁知乡人为了将他赶走，竟然连祠堂也给烧了。何如璋没办法，只好连夜逃走，投宿到洋行。第二天早晨，何如璋入城后想住到两广会馆，结果又被商人们驱逐，真可谓是狼狈不堪。（1）

8月24日上午，法国舰队又持续炮击了马尾船厂达五小时之久，船厂厂房、仓库和一艘尚未完工的巡洋舰遭到了很大破坏。本来为了防止法国人夺取马尾船厂，当时清军已经埋下地雷准备炸毁，但当时风雨大作，引线没有点燃，后来法国舰队轰击时离得太远，破坏效果有限。战争结束后，船厂经过维修后又恢复了生产，也是不幸中的大幸。

　　在炮击马尾船厂后的几天里，法国舰队又将两岸炮台全部摧毁后，才驶出闽江，至此马尾大战结束。遭此大挫后，清政府谴责法国“专行诡计，反复无常，先启兵端”，决定对法正式宣战，发动反击。

　　9月中旬，孤拔率军舰5艘，副司令利土比率军舰3艘，分别进攻台湾的基隆和谈水，企图占领这两处，然后分进合击，进军台北。刘铭传鉴于台湾的兵力不足，便决定放弃基隆而坚守淡水。10月1日，法军在军舰的掩护下，攻占了基隆。法军攻占基隆的目的，是想占据当时已经开发的基隆煤矿，以补给他们的燃料需求，不过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清军早已在法军到达之前将煤矿破坏，法国人得到的，只是一片荒滩废墟。

　　法国人更没有想到的是，本以为是闲庭信步的淡水登陆战竟然遭到惨败，法军非但没有占领淡水，反而伤亡了上百人，最后只能狼狈的逃回军舰。法军占领基隆一隅，无法深入，只能转而对台湾实行海上封锁。基于刘铭传的英勇表现，清廷后来任命了刘铭传为第一任台湾巡抚。

　　1885年初，法国舰队跑去骚扰浙江镇海，截击南洋水师由上海往援台湾的五艘军舰。其中，

“澄庆”、“驭远”两舰由于航速较慢，脱离舰队就近避入了浙江石浦，被七艘法国军舰追上，后来这两艘军舰被法舰的鱼雷击沉。

　　另外三艘巡洋舰，“开济”号、“南瑞”号和“南琛”号，因为速度较快，而且当时海上大雾弥漫，从而摆脱了追击的法国舰队，避入岸防严密的浙江镇海口。

　　在击沉“澄庆”、“驭远”两舰后，法国舰队离开石浦，在得知“开济”等舰停泊在镇海口后，便又又前来进犯镇海，清军在浙江提督欧阳利见的指挥下，沉着应战，在守军猛烈的炮火中，法国人多次袭击非但没有成功，自己的旗舰反被击伤，连指挥官孤拔本人也在炮战里中弹受伤，最后只得悻悻然的撤离镇海，南撤后转而攻占澎湖岛。

　　不久，孤拔就因伤客死他乡，死在浩瀚海洋包围的澎湖孤岛，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海战的硝烟逐渐散去，和刘铭传、欧阳利见的表现相比，钦差大臣张佩纶、闽浙总督何璟、船政大臣何如璋、福建巡抚张兆栋，后来被乡人戏称为“两张没主张，两何莫奈何”，群众的眼光，果然是雪亮的呢。

　　注：（1）、（清）罗惇曧：《中法兵事始末》，选自《罗瘿公历史笔记辑》。

　　4．4、晚清外战第一捷，镇南关老将雄风

　　对法国正式宣战后，清廷考虑到敌我的实力对比，制定了“海上防守、陆路进攻”的战略计划，正当法国舰队进攻台湾、骚扰镇海的时候，清军也开始着手在越南北析向法军发起反击。

　　当时越南的陆战战场主要分为西线和东线：在西线战场上，主要由滇军和黑旗军联合进攻，夺取被法军占领的宣光城；在东线战场上，则是由桂军负责进攻谅江和太原，随后与西线清军会师，联手合攻北宁和河内的法军。

　　西线的进展开始不是很顺利，自1884年10月底，滇军和黑旗军进军到宣光城下，随后朝廷特派员唐景崧同志也募兵四个营前来助战，中法双方经过反复的争夺，各有伤亡，但因不断有法军前来增援，清军一时间未能攻克宣光城。但是，西线的作战很大程度上吸引了法军的注意力，并迫使法军分兵作战，有力的支援了清军在东线的作战。

　　在东线战场上，清军统帅、时任广西巡抚的潘鼎新率军出击谅山，并一度攻占了船头和郎甲两地。但在1885年1月底，法军主帅波里也和副手尼格里率领七千多法军由河内出发，气势汹汹的反扑清军阵地。尽管清军在人数上占据优势，但由于和法军在武器上有很大差距，加上潘鼎新指挥失当，清军一路溃退，不但撤出了船头和郎甲一线，而且还主动弃守战略要地谅山，直接退回了中国境内。

　　随后，法军攻破越南通往中国西南地区的门户-----镇南关（今友谊关）。镇南关历史悠久，形势雄伟，可谓是四面陡壁，居高临下，乃中越两国的边境重镇，有着极为重要的战略价值。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22年后还在这里发动了起义呢。

　　战争打到镇南关被破的份上，法军的战火等于烧到了中国境内。当时清军全军的后路，广西的龙州，当地商民听说镇南关失守后，纷纷举家迁徙，战败的清军游勇也大都溃散，逃军和难民成群结队，蔽江而下，广西全省大震，人心惶惶。

　　在危急形势下，新任两广总督张之洞上奏朝廷，举荐当时已经解甲归田的老将冯子材出山。张之洞在奏章中称冯子材“老成宿将，熟习边境军务，威望远播”，“冯虽老，闻未衰，将才难得”。在他的推荐之下，冯子材取得广西关外帮办军务之职，这在后来证明为一次极为重要的换将。虽然张之洞也是个喜好夸夸其谈的书生（“书生”是李鸿章送给张之洞的外号，张之洞为此恨死老李了），但这次他识人之敏锐，也的确值得夸奖一下。

　　老将冯子材（1818—1903），字南干，号萃亭，生于广西钦州。冯老将军自幼父母双亡，流落江湖，后来加入天地会率众起义，比洪秀全还要早参加革命。但是，冯老的“革命”意志不够坚定，后来他向宋江同志学习，受了朝廷的招安，并一直跟随广西提督向荣尾追太平军，一直追到南京城外，扎下了江南大营。向荣在围困天京的时候，曾被李秀成和陈玉成合手打得大败，江南大营被攻破，冯子材也在此役中被打得落荒而逃。

　　冯子材多年的军旅生涯，后来积功被擢升广西提督。在剿灭太平军后，冯子材又相继到广东、广西、贵州等地“灭火”（扑灭各地的起义军），干的是刀口上舔血的活，也算是为清廷立下了赫赫战功。1869到1879年间，冯子材受越南政府邀请和清廷派遣，三次出关平定退入越南的广西农民起义军和哗变的清军，由于所率军队纪律严明，人称为“冯青天”，在当地军民中享有很大的威信，这为后来抗击法军中奠定了良好的民意基础，拥有了信息和后勤等方面的诸多优势。

　　1881年，冯子材因为和上级徐延旭关系不和，并屡遭其排挤，便“称疾”解甲归乡。中法战争爆发后，听到清廷已经对法宣战，老将心忧边事，不顾自己已经年近古稀，携二子上书朝廷请战。经朝廷同意后，冯子材召集旧部，以极快的速度募集“萃军”十八营（“萃军”因冯子材的号“萃亭”而得名），随即开赴广西前线。

　　冯子材统率的萃军，纪律严明，部队行军打仗，严禁扰民，违者都要以军法严处。萃军行军之前，往往先派炊事班到前方地点先去熬粥做饭，等大军来后及时的打尖充饥。在一般情况下，冯子材不准士兵沿途买卖，以防止发生纠纷。在晚上宿营的时候，萃军都是自己搭建帐篷，升火做饭，禁入民房，不得骚扰沿途百姓。萃军官兵如要外出，必须要持有军官发的手令，有违令者，处斩。

　　冯子材还发布严厉的“四斩令”，“拦路抢劫者斩，强奸妇女者斩，偷牛偷猪者斩，拐卖人口者斩”。据说有这么个故事，说萃军路过一个集镇，冯子材发现当地一个粉丝店老板揪着一个萃军士兵，大声嚷嚷说当兵的吃了粉丝不给钱，引起众多的人围观。冯子材见状便上去讯问，那士兵极力辩称自己没吃，冯子材便跟老板说，萃军军纪，士兵不能上街自行买吃的，这个士兵说没有吃你的粉丝，那就应该没吃。但粉丝店老板蛮横的很，非要一口咬定这个士兵强抢强拿，吃了东西不给钱，还大声讽刺萃军不过徒有虚名，周围的闲汉们听后乘机起哄，指责冯子材包庇部下。

　　那个士兵又急又气，拔出佩刀，大声说：“不许你们诬蔑冯大人，我没有吃粉丝，我现在就剖开肚子给你们看！”说完，那个士兵真的剖腹自尽。后来一检查，果然没有粉丝。真相大白后，冯子材大怒，下令将这粉丝店的奸商斩首示众。由此，萃军纪律严明的名声也广为流传。

　　中法战争爆发后，冯子材虽然“廉颇老矣”，当仍旧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报国之心并没有丝毫的减弱。冯子材久任广西提督，并有三次出关作战的经验，在广西和越南北部颇得人心。在潘鼎新溃败后，冯子材被新任广西巡抚李秉衡等前敌将领推为前敌主帅。李秉衡大人为官有清誉，只可惜后来迷信义和团，死于庚子年乱事，殊为可惜，后叙。

　　冯子材到达广西前线后，首先大力整顿溃军并团结其他各军，迅速稳定溃败后的局面。同时，冯子材利用多年的老关系，广泛联络边民，加紧修筑前线工事，准备积极出关反击，收复镇南关。

　　法军慑于中国军民的强大声势，又担心给养困难，战线过长，便炸毁了镇南关城墙及附近的清军防御工事，退回越南境内的文渊（今同登）、谅山。临走前，法军在关前废墟上竖起一块木牌，狂妄地宣称“尊重条约较以边境门关保护国家更安全，广西的门户已不再存在了”。

　　镇南关失而复得后，清军在法军竖立木牌的地方也竖立起一块木牌，上面针锋相对地写道：“我们将用法国人的头颅重建我们的门户！”

    由于镇南关城墙和防御工事都已被法军破坏，冯子材经过实地勘察，决定以镇南关以北十里处的关前隘作为为诱敌聚歼的主战场。关前隘是镇南关以北的一个通道地区，地势险要，中间只有一条宽约两里的关道，东西两面都是高山夹峙。东面的大青山，海拔八百米，南与小青山、马鞍山顺势相连，一直延伸到镇南关的东面。西面的凤尾山，海拔六百米，向南倾斜直至龙门关，经一座大石山延伸到镇南关的西面。冯子材命令部队在关前隘两旁的东西两岭赶筑堡垒群，安设炮位，控制山上的制高点，以屏护长墙主阵地。

　　关前隘南面的谷地宽两里，谷地南端至镇南关都是起伏不平的山丘，人称横坡岭。冯子材令所部士兵在东西岭之间构筑一道三里的长墙拦住关道。长墙用草皮棍堆砌而成，两米多高，三米多宽，每隔三十米左右开一个缺口，缺口上安有栅门。长墙外，冯子材则命士兵挖了几千个梅花坑，坑上盖着草皮捉，并在东西两岭半山腰挖了四尺宽的深堑，切断关道，以利坚守，从而构成一座坚固而完整的山地野战防御阵地体系。

　　在兵力部署上，冯子材将各军分为左中右三军，互为犄角，相互策应。冯子材和两个儿子亲率所部十八营萃军作为中军，扼守关前隘的长墙和两面高山险要，担任最艰苦的正面防御；王德榜所部的十营定边军，驻在镇南关东南十五里外的油隘，作为左路军，准备抄袭来犯敌人后路，切断敌人的补给线。魏纲所部的鄂军八营驻镇南关西面的平面关，控制由艽葑(七溪)至龙州的水道，为右路军。

　　王孝祺部的八营勤军列于萃军后半里处，作为正面防御的第二梯队；苏元春及陈嘉所部的桂军十八营屯于关前隘后五里的幕府村，作为总预备队；蒋字汉所部的十营广武军、方友升所部的四营抚标亲兵屯于凭祥，作为第三梯队，防止敌人暗袭；潘鼎新所率的淮军五营屯于海村，以镇后路。

　　另外，冯子材还在长墙主阵地后面半里、四里及纵深地区，都配置了多重预备梯队，进可攻，退可守，蒙家村由蒙大带领敢死队持大刀埋伏于坑内待命。加上驻龙州、新街等处的部队，东线清军的总兵力约达八十多营，共五万多人，前线部队兵力约两万人，在数量上占据了绝对优势。

　　冯子材周密布防后，为了打乱法军的部署，便决定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先发制人。在冯子材的指挥下，萃军于3月21日夜主动出击，突袭了盘踞在文渊的法军，以提高清军的作战士气，并引诱法军来攻关前隘。

　　法军受损之后，指挥官尼格里果然按捺不住，于23日凌晨指挥法军两千多人和三个炮兵连，分兵三路，气势汹汹的进犯清军长墙主阵地和东岭炮台。西路法军从文渊出发，经镇南关西面沿偏道入龙门关，上西岭风尾山攻打王孝棋勤军阵地；中路法军闯过镇南关，沿关道进抵关前隘长墙外；东路法军从谅山上马鞍山后沿山脉直扑小青山的清军阵地。

　　战前，冯子材和各军将领誓众说：“法军要再入关的话，我们这些人有何面目再见父老乡亲，此战我们必须以死拒之”，将士们很感奋，约定“如有退者，无论何将遇何军，杀无赦”，誓与阵地共存亡。

　　随后两军展开激战，争夺东岭炮台的战斗尤为激烈，“炮声闻百里，山谷皆鸣，枪弹积阵前寸许厚”，最开始的时候，双方争夺激烈，势均力敌，死伤也相当。在枪林弹雨中，清军将士个个奋勇杀敌，抗住了法军一波又一波的攻击。

　　这一仗，打得天昏地暗，一直打到入夜时分，乌雀南飞，双方的枪炮声逐渐小了下去，战斗渐息，法军陆续撤回。清军乘着短暂的休战，连夜赶修工事，补充给养弹药，当夜无话，以备明日再战。

　　24日清晨，镇南关的关里关外，几十里都大雾弥漫，能见度不超过十步。在清晨飘忽的雾气里，弥漫着一种不安的气氛。守卫长墙和高地的清军将士个个睁大眼睛，时刻警惕的看着前方。果然，法军利用天降大雾的有利时机，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兵分三路，再次发动猛攻。在双方的喊杀声中，关前隘里硝烟和浓雾交缠在一起，弥漫四野，双方在相互冲击的过程中，甚至难辨对方旗帜。

　　当日午时，当法军接近长墙主阵地，并开始攀爬长墙的危急时刻，年近七十的老将冯子材见形势危急，大吼一声，首先打开栅门，大呼杀出，身先士卒的冲向敌阵！

　　壮哉！只见冯老将军手持长矛，长须飘飘，奋勇冲出，果然是宝刀不老，英雄不减当年！其他官兵见状，人人感奋，没话说了，纷纷拿起武器勇猛的冲向法军阵地。

　　霎时间，只闻关前隘里，杀声震天，清军和法军捉对厮杀，在枪林弹雨中，不断的有人倒下去，又不断有人爬起来，却没有一个人退缩。肉搏战里，清军将士人人以死报国，奋勇拼杀。在冯子材老将英勇精神的感召下，中华遍地是英雄，爱国官兵们个个杀红了眼，有力的打退了法军一波又一波的猖狂进攻。

　　与此同时，王德榜在油隘的清军出击了法军运送军火的驮马队，切断了法军的粮械供应。在关前隘里展开激战的时候，东岭炮台也形成了拉锯战，清军争先攀登，三面围攻，夺回了已被法军占领的小青山，重新控制了两面高山，并将夺取的炮口对准山腰的法军，法兵见势大恐，纷纷从山上飞奔逃命。

　　攻下周围炮台后，清军的后援部队源源赶到，而法军的增援部队和弹药给养被清军截击，法国人因得不到及时补充而陷入困境，士气下降，镇南关的局势瞬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冯子材见机不可失，便立刻指挥清军发起了声势浩大、排山倒海般的反攻。

　　事先埋伏好的大刀队在近身肉搏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漫天的刀光血影下，直杀得法国兵心惊肉跳，尸横遍野。攻入关前隘的法军在清军的冲击下，撤离长墙，随后被清军截为四股，压到田丘里且战且退，狼狈逃窜。清军将士乘胜追击，王孝棋部将潘瀛更是杀得性起，脱去上衣，光着膀子率队持刀冲进法阵。而此时的法军弹尽粮绝，终于支撑不住，指挥官尼格里见大势已去，急忙率领残部狼狈溃逃。冯子材率军乘胜追击，追出关外二十余里，直至深夜才暂且收兵。

　　战后，法国兵仍旧心有余悸的回忆说，“在我们的脚下，敌人从地上的一切缝隙里钻出来，手持短刀，开始了可怕的混战。他们的人数比我们的多十倍、二十倍，所有的军官和士兵都被围住或被俘虏”，“中国军的号筒，愤怒的响起‘前进！’的命令，从所有的堡垒，从所有的天边各处，烟云一般的敌人展开旗帜冲来，发出似乎把枪炮声都盖住的喊杀声。”（1）

　　这真是法国兵的恶梦。经过这两天的激战，法军全线崩溃，狼狈的逃出镇南关，退到文渊。镇南关一役，清军取得大胜，共击毙法军精锐上千人，缴获枪枝弹药不计其数。法国人在战后也不得不承认，自他们入侵中国以来，“从未受此大创”。

　　镇南关大捷和当地老百姓的支持也是分不开的。在激战之时，当地的壮、瑶、白、彝、汉等族人民也纷纷赶来助战，为清军运送粮食等补给，提供了坚强的后勤保障。越南北部人民听说冯子材大战法国侵略者，也建立忠义军五个民团共两万余人在关外配合清军作战，对法军起到了很大的牵制作用。

　　为扩大战果，冯子材决定率军出关，乘胜追击，不给法军以喘息的机会。3月26日，清军追击到文渊，惊魂未定的法军听到清军攻来的消息后，撒开脚丫就跑。3月29日，清军克谅山，并在战斗中重伤了法军指挥官尼格里。在慌乱当中，法军甚至将三十八门大炮和大量银元弃入淇江，狼狈南逃。

　　3月30日，清军克谷松，次日清军再克北黎，并收复了观音桥。此时的法军，犹如惊弓之鸟，一口气逃到郎甲、船头一带。在整个东线陆路战场上，中方出现了空前的大好形势。

　　3月23日到24日，也就是在镇南关大捷的几乎同时，西线战场上也取得了重大胜利，当时法军将近六千人前来攻打临洮城，守城的黑旗军依托工事，布下地雷阵顽强抵抗，最后和来援的清军内外夹击，在临洮大败法军，杀敌上千，取得临洮大捷。紧接着，清军和黑旗军又乘胜收复了广威府、黄冈屯、老社等十几个州县。

　　至此，越南北部战场的敌我形势已经全然改观，胜利的天平开始倒向了清军一边。在这大好形势下，冯子材决定于三月初亲率东线全军进攻北宁、河内，将法国侵略军彻底赶出越南北部地区。但就在这时，清廷突然下诏停战撤兵，前线将士一片愕然，乘胜追击的作战计划也只能告罢。

　　而这时，法国的内政也起了大变化。当法军在镇南关和谅山惨败的消息传到巴黎后，引起法国政局的极大震动。好战的茹费理内阁在国内本来就不得人心，法军在越南战场上的失败更是火上浇油，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失败的消息加剧了法国人民对茹费理内阁的不满，巴黎人民纷纷走上街头，高呼打倒茹费理的口号，要求茹费理立刻下台，“几使巴黎闹成革命”。法国的反对党也乘机猛烈抨击茹费理“是国家的蟊贼”，让茹费理赶紧收拾铺盖滚蛋。3月31日晚，在一片责骂声中，茹费理内阁惶惶然如丧家之犬，轰然倒台。

　　注：（1）、郑彭年：《甲申甲午风云》，第132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4．5、《中法新约》，不算成功的成功

　　战争和外交就像是一对孪生兄弟，总是联系在一起的。要想处理好这两者关系，绝对需要非常高超的操控水平。

　　在中法之战中，清廷没有中断过和法国的谈判，这与其说是妥协投降，倒不如说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一种进步，一种大大的进步。只是，清廷还没有从国际政治学习中完全毕业，也没能拿到一个相对高的分数，这虽然让人觉得遗憾，但决不能说谈判就很丢脸。

　　事实上，中法战争爆发后，各方围绕“和战”问题的外交活动和秘密谈判几乎就没有停止过。打仗这东西，耗钱费力，毋庸多说，道光皇帝当年吃了败仗，很大原因其实也是因为不想多花钱。譬如这中法战争，这一仗下来，白花花的银子就花了一亿多两，可谓惊人。一百多年前也有愤青，他们不当家，不知道柴米油盐，当然可以一路高喊奋战到底，不计成本，但这白花花的银子从哪里来，怎么花，作为大清帝国的董事长慈禧太后，就不得不仔细斟酌了。

　　打仗这件事，是最能花钱的。打赢了，不但可以收回成本，还能敲诈以笔；但要打输了，不但血本无归，还要倒赔战胜国的军费。这在十九和二十世纪那弱肉强食的国际社会里，也是通例。譬如，德国人在色当战役里打败了法国人，法国人不但损兵折将，还得赔偿50亿法郎并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给德国人。一战结束后，德国人被打败了，就得反过来赔偿1320亿马克给那些战胜国。德国人最后付不起，经过希特勒一嚷嚷，弄得德国人不干了，要重新打过。这不，二战就这样爆发了。从此以后，战胜国黄世仁向战败国杨白劳强索战争赔偿的事，也就收敛不少，要这杨白劳破罐子破摔，跟你玩命，也是件麻烦事。

　　且说镇南关大捷后，正当冯子材联合各路清军将领，准备分兵南下收复河内、太原的时候，1885年4月7日，清政府却突然于下达了“乘胜即收”、停战撤兵的命令。

　　命令来得太突然了，很多清军将士接令后，气得捶胸顿足，“拔剑所地，恨恨连声”，极为的痛心疾首。许多士兵甚至跑到将帅帐外，写血书，立军令状，“磨拳擦掌，同声请战”，“战如不胜，甘从军法”。冯子材、王德榜等清军将领在大胜之下，也不想轻易放弃扩大战果的机会，便联合起来致电上司两广总督张之洞，要求代奏清廷，诛杀议和之人，以振士气。

　　说到这里，当时人写诗讽刺清廷说：“十二金牌事，于今复见之。黄龙将痛饮，花目忽生期”，十二金牌的事，不就是当年南宋朝廷令岳飞从朱仙镇退兵的金牌诏吗。连清政府派赴广东会筹防务的彭玉麟也愤愤然的赋诗一首：“电飞宰相和戎惯，雷厉班师撤战回。不使黄龙成痛饮，古今一辙使人哀”。但胳膊毕竟扭不过大腿，冯子材被迫遵旨撤军后，彭玉麟只能叹道，“老臣抗疏千行泪，一夜悲歌白发生！”

　　事实上，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在整个中法战争期间，即使在宣战以后，也始终在或明或暗地寻求和平活动。镇南关大捷本来使中国在军事和外交上都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地位，但是，慈禧太后担心法国会“因愤添兵”，不断扩大战争，兵连祸结，这时李鸿章等人认为镇南关大捷是“乘胜即收”的好机会，慈禧太后便点头称是。

　　武人好战，情有可原，但大清帝国的董事长慈禧太后，考虑的可能要多一点。就当时的情况来说，虽然清军在镇南关、谅山等地大败法军，并在北越处于一个有利的地位。但是，法国舰队当时也占领了澎湖，对台湾地区形成了封锁状态，中法在陆海两个战场上，双方互有胜负，总体上形成一种均势。

　　慈禧太后担心的是，法国人会因失败而愤怒，因愤怒而继续扩大战争。事实上，对于越南未来的战局，不要说慈禧太后没有十分的把握，恐怕前线将士心里也未必有底。冷静的说，镇南关大捷和临洮大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清军在人数上的压倒性优势所取得的，而双方在军事实力上的差距，并不是短时间就能够弥补的。

　　譬如在海战方面，中国的海军和法国舰队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对手，这从马尾海战和浙江石浦中国两艘军舰被击沉，中国战舰在战争中避而不战，就可以看出问题所在。更让慈禧太后心烦意乱的是，法国舰队可能会对南方到北方的海上漕运构成威胁，甚至可能像第二次鸦片战争一样，法国舰队北上进行骚扰，再度攻击京畿，这也导致清廷对持续作战底气不足。

　　海防空虚，加之战争耗费巨大，清政府在财力上难以支撑，也是停战求和的重要原因。中法战争总共耗资一亿多两白银，清政府并为此欠债达两千万两，其中相当部分还是以海关税收作为担保，向外国银行所借的债款。（1）慈禧太后是个极度抠门的人，这银子水一样的花出去，很难不对她的决策起到很大的心理作用。

　　再从当时的国际形势来看，虽然英美等国在战争期间保持中立，但战争的过分延长，往往会危及到这些在中国的商业利益。正因为如此，英美等国一直在给清廷施加压力，迫使中国尽快对法妥协，早日结束战争。何况，英美等国并不希望中国取得对法战争的全面胜利，因为这可能会使得清廷对西方列强采取强硬措施，譬如英国外交大臣就曾说过，“中国的任何胜利，都会一般地对欧洲人发生严重后果”。

　　而中国的两个邻居，俄国和日本，也在虎视眈眈的看着战争的进程。拿俄国来说，早两年因强占伊犁的阴谋未能得逞，目前正企图利用中法战争，混水摸鱼，这也是俄国人的一贯本色。1884年9月，在法国突袭马尾港的福建水师之后不久，俄国报纸竟然声称：“中国伊犁背约，将来怯攻中国，俄亦欲夺疆土”。俄国人对土地的贪婪，的确让清廷头疼不已。

　　更为严重的是未来的中日冲突。中法战争期间，日本策动朝鲜的亲日派开化党发动“甲申政变”遭到失败，也在不断的鼓吹武力侵朝，这对中国北方的安全形成了潜在的巨大威胁。1885年初，正当中法军队在北析激战之时，日本代表伊藤博文来华与李鸿章谈判有关朝鲜“甲申政变”的善后事宜，却暗中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暗通来往。清廷当时最担心的就是，法国和日俄勾结，南北呼应，乘机在北方挑起事端，到时清廷根本无法同时应对。毕竟，以清廷当时的实力，打一场战争已经是够呛，怎么可能同时打赢两场战争呢？

　　此外，当时台湾仍受到法国舰队的严密封锁，形势比较险恶。而越南当局在中法战争中一味的妥协投降，甚至在法国人的胁迫下，公开断绝了同清廷的宗藩关系。越南的离心离德，也让清廷心灰意冷，失去了继续援越抗法的信心。

　　正是处于多种考虑，慈禧太后在权衡利弊后，决定舍越南而保台湾，承认越南沦为法国保护的现状。恰在此时，法国茹费理内垮台，政局的不稳定加上打远距离战争的困难，新的法国政府对持续的战争也感到不堪重负。正因为双方都不想再打下去，两国间已进行了多日的秘密谈判便开始走向互相妥协，彼此都表现出和平解决的意愿。

　　1885年1月，在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插手干预下，清政府授权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驻伦敦办事处的英国人金登干作为中国代表，同法国外交部进行秘密谈判，大清帝国大概以为国际上也是熟人好办事，还真就放心大胆的使用外国专家了。

　　镇南关大捷后，主管谈判事务的李鸿章说，“谅山已复，若此时平心与和，和款可无大损，否则兵又连矣”，“当藉谅山一胜之威与缔和约，则法人必不再妄求。”以胜求和，倒也是顺理成章。据此，清廷授权金登干于4月4日同法国外交部政治司司长毕尔签订了《巴黎停战协定》（又称《中法议和草约》）。

　　金登干签的只是初步的合作意向书，正式文本还要双方正式代表重新谈判拟定。这样，法国政府代表兼驻华公使巴德诺来到天津，和李鸿章进行谈判，以敲定和议最后的正式文本。1885年6月9日，中法双方在天津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通常称《中法新约》），和约共十款内容。

　　到1886年到1888年，根据《中法新约》的约定，清政府又和法国签订了《中法越南边界通商章程》、《中法界务条约》、《中法续议商务专约》等后继条约，由此，法国终于打开了通往中国西南的商业之路。

　　清廷乘胜求和基本没有什么疑问，但中法战争到底是不是“不败而败”，学界也是一直争论不休。不如我们先来看看条约原文，逐一解读。

　　条约第一款和第二款，说的是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具体来说，就是规定越南境内的事情比如叛乱什么的，由法国自行弭乱安抚。中国境内的匪党等事情，由中国设法解决，不要弄到越南来。至于那些在越南的中国侨民，改由法国保护，一视同仁。无论遇有何事，法兵永不得过北圻与中国边界，法国并约明必不自侵此界，且保他人必不犯之。法国既担保边界无事，中国约明亦不派兵前赴北圻。

　　第二款说，法国与越南自立之条约，不管是已定的还是续立的，都请中国不要干涉，至于今后中越往来，也不要有碍中国的威望和体面。

　　说白了，越南以后是死是活，都改由法国来保护，清廷就别管了。反正大清帝国在越南也没有行使过什么实质性的权利，现在又无力承担义务，天朝的面子问题都是虚的，设法保全就是。至于第一款的后面规定，更像是中法互不侵犯条约。

　　第三款提出要勘测界址，划定中越国界。说句题外话，中国古代不存在什么具体的国界概念，“普天之下，尽是王土”，世界以中国为中心，还划什么界啊？但是，近代民族国家的观念兴起后，敲定双方的边界成为国际通常做法，划界也是迟早的事情，不提。

　　第四款讲的是对中越老百姓往来两国的边境管理，比如发放护照之类的，这些也是欧洲人搞的新鲜玩意，也算是学习了西方国家的先进管理经验了吧。

　　第五款说的是通商问题。中国与越南北圻陆路交界，允准法国商人及法国保护之商人并中国商人运货进出。通商处所在中国边界的指定两处：一在保胜以上，一在谅山以北。法国商人可以在此居住，和其他通商口岸无异。中国应在此设关收税，法国亦得在此设立领事官，其领事官应得权利，与法国在通商各口之领事官无异。中国亦得与法国商酌，在越南北圻各大城镇拣派领事官驻扎。

　　第六款是对第五款的补充，商定以后具体讨论关于通商的章程和税收等问题，这就是后来签订的《中法越南边界通商章程》、《中法续议商务专约》。

　　上面这两款，原来的观点认为是侵犯了中国的权益，说是法国人打通了侵入中国西南的门户，被骂得很厉害。但以现在的观点看来，这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通商条款，从条约内容上来看，双方都是平等的，谈不上谁侵犯谁的问题。看来，教科书的老调子是跟不上时代潮流了。

　　第七款是关于修建铁路的，法国将在越南北圻一带开辟道路，鼓励建设铁路。“日后若中国酌拟创造铁路时，中国自向法国业此之人商办；其招募人工，法国无不尽力劝助”。但特别说明的是，“不得视此条系为法国一国独受之利益。”

　　从这条来看，也看不出有什么不平等的，法国人已经特别说明了，中国修建铁路可以考虑和法国多合作，但没有规定这是法国独享的权利。事实上，战后中法两国和好如初，后来北洋舰队的船坞工程，和马味港一样，还是请的法国人承包建造呢！

　　第八款约定通商条款和将来的章程十年为期，期满可续修。这也是当时的国际惯例，不提。

　　第九款是法国撤兵的规定，规定条约彼此画押后，法军立即退出基隆，并除去在海面搜查等事。画押后一个月内，法兵必当从台湾、澎湖全行退尽。

　　第十款是关于双方换约的，不提。

　　条约就是这样。

　　最大的争议，莫过于关于越南的保护问题，正如从中调停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所说，“中法争端是解决了，条件是所能希望中最易行的，简单的说，就是承认现状，这真是：‘谁能抢就抢，谁能抢到就算他的！’”

　　但是，笔者认为，关于越南沦为保护国，其主要责任不在清政府，而在越南阮氏王朝，退一万步来说，那也是实力问题，无可奈何的事情。据说，在李鸿章和福禄诺于1884年5月签订了《中法简明和约》后不久，越南阮氏王朝就在法国人的指使下，将清政府颁发的玉玺、封册等当众焚毁，

公开宣布断绝和中国的藩属关系，接受法国的保护。

　　皮之不存，毛之焉附？越南阮氏王朝公开投降法国的举动，事实上让中国军队援越抗法失去了基本前提和理论依据。而且，这还对后面的战局造成重大的影响。毕竟清军取得胜利的镇南关等地，都靠近中越边境，后勤保障和补给相对容易，而且得到了当地人民的支持，但如果深入越南中部和南部，没有越方的支持，情况就很难预料了。

　　当时的大清帝国，在西方列强面前，远谈不上是什么大国，在自己国力并不强大，且万事待兴的情况下，去保卫一个没有太多利益且已经单方面宣布中断传统关系的藩属国，未必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越南的情况，和后来的保卫朝鲜，情况还不完全一样。

　　从战略上来说，做出一个决策，我们必须要界定自己的威胁是什么，利益在哪里，在怎样的资源条件下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在大清帝国实力有限的情况下，去保一个对自己没什么实质意义的藩属国，正如李鸿章认为的，避重就轻，意义不大。何况，当时最可怕的敌人其实应该是日本，李鸿章敏锐的意识到这一点，并为之做了准备，可惜最后还是功亏一篑。

　　如果按这样的思路的话，中法和谈如能早日实现，反倒是件好事。正如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徐中约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指出的，“事实证明，清廷的优柔寡断和举棋不定造成了灾难。坚定的作战政策本来可能制止法国的侵略；如果坚持和平政策，本来也可以保住福建水师和马尾船坞。可是，庸碌无能的领导层却毁了这两者，而且还丧失了安南这一朝贡国。清流党意气用事，无补于事，因此对这些后果应负大部分责任。”（2）

　　做决策，最可怕的就是首鼠两端，举棋不定，最后弄得两头落空，损失惨重。这些损失，和慈禧太后的意气用事是分不开的。至于《中法新约》，就条约本身而言，不但不能说是失败，相反，是一种进步的表现。

　　尽管后人大都认为清廷腐败无能，但对于《中法新约》，我们似乎没有必要不妄自菲薄，更不能因此而认为它是卖国条约，尽管它有着这样或者那样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注：（1）、参看邵循正：《中法越南关系始末》，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2）、（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第12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本章参考书目：

　　1、张壮强：《广西近代援越抗法战争》，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廖宗麟著：《中法战争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3、周志初：《不败而败：中法战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4、（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5、（清）罗惇曧：《中法兵事始末》，选自《罗瘿公历史笔记辑》。

　　6、郑师渠：《中国近代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7、郑彭年：《甲申甲午风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8、《中法战争》，（三）、（五），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国史学会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