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兴东

  
2007-09-28 11:1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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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人文/历史
也就是在今年上半年，我突发奇想，希望以“幽默”为切入点解读反右文革这段特殊历史。这段历史是反常的，从某种角度，不负责任地讲有些幽默，甚至非常幽默。——比如农民劳作的田间挂着毛主席语录以鼓励劳动。这就好像是某个滑稽的角色，他本人不知道任何滑稽不当之处，却以严肃认真的态度，以高贵的理想和伟大的责任感投身于滑稽的事业中去。这幽默的事业构成了举世瞩目的全国性癫狂，甚至一度波及西方，连萨特这样的人都为其鼓动。不管是余华的《活着》还是巴金的《沉思录》，都充满沉重的幽默，这就是余华讲的“以笑的方式哭”，——连郭德纲的相声都以此为题材[通台北、百万雄师]。沈立行的《我的铁窗生涯》虽名不见经传，然却是我所见第一本以幽默为视角的回忆录叙事文本。后来陆续见到几本，比如《文革大笑话》《文革时期怪事怪语》《文革笑料集》等。这种幽默研究可以延伸到早期的左翼文学，及建国后郭沫若的歌功颂德的马屁文学（章怡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中尚以此影射郭沫若：“[有人建议将张伯驹的私宅改为张伯驹纪念馆]，在我们今天的意识形态背景下，有关方面是不会批准的。尽管公认张伯驹是爱国的，却不会相某个受宠作家，其作品大部分已被历史淘汰，其故居却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P89）。萧红小说《王阿嫂之死》：“张地主……调着他那有尺寸的阶级的步伐从前村走来，用他压迫的口腔来劝说……”（见《萧红全集》上卷）。这也是一种幽默。这种幽默来源于语言的意识形态化，语言失去了个人的力度，小说成了阶级斗争的战场。男人出去工作，劝留守的女人：“你要不断进步，好好生产。”——这种对话不仅在小说中，也在生活中，这种对话是幽默的、反常的，从某种角度讲，可以当《笑林广记》来读。
我要说的第二种幽默是建国前，尤其是五四前后的幽默。这种幽默在鲁迅的小说中体现得最多，也最深刻。“非以明民，将以愚之”的统治下，中国数千年皆处于反常之中。在新文化兴起之后，则第一次显示出其全部的幽默滑稽之处。这种幽默表现在愚昧、无赖、赤贫、保守。当西方的汽车被献给清政府，政府人员以为让一个奴才坐在前面开车，是大不敬。后来决定让奴才跪着开。当英国人在北京宣武门外建了一条１又四分之三英里的铁路，清政府出动了军队强行拆除。后来又建造了吴淞铁路，清政府高价购回，然后拆除，沉于台湾打狗港。幽默还包括吃人血馒头，还包括那个举世瞩目的人物阿Ｑ。
第三种幽默则专属80后，不管是冯唐的《万物生长》还是韩寒的文字，都以轻松反叛、调侃为事。其幽默不同于鲁迅式的、或我所谓文革式的（《活着》）。此幽默乃是一无所是、一无所用之轻松一笑。其兴起并走红源于两个原因：其一是意识形态的控制让文革的历史被忘却，历史的断裂恰恰是80后最大的现实。二战之后，也就是希特勒式的国家实验失败之后，哲学文学皆为之转向，而中国虽有反思性作品，然因受到控制，根本未成风气，亦是大打折扣。故文革的特殊历史并没有被80一代继承，并非作为80后的成长背景而存在（80后不同于70后，因为70后既与特殊历史交接，且与另一段发生在89年的特殊历史叫接）。其二是、经济改革之后，思想进一步解放，但政治改革依然滞后，意识形态依然广泛地渗透于出版、新闻（西人Lord Northcliffe有言曰：“Real news is something someone somewhere wants to hide, and that all the rest is advertising.”，诚哉斯言，有人以CCTV1的叙事口吻描摹美国总统布什的访问救灾写出新闻，十分有趣）、学术、娱乐（联欢晚会），自由的年轻一代亟待逃脱现实的意识之牢笼，因此，向一无所是，一无所有的轻松转向亦可以理解。周星驰不是在开放的香港社会走红，而是在大陆这块特殊的土壤中走向大众，是有其内在的原因的。这种幽默的需求源自于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间巨大的落差。——要言之，这是一种逃避的幽默。
我要谈的下一种幽默是欧洲启蒙时期的蔚为大观的幽默现象，其代表人物是伏尔泰，举另一个例子就是霍尔巴赫的《袖珍神学》（商务有译），甚至体现在改编的电影《十日谈》之中（其中有一个故事是：某修道院需要一个哑巴园丁。某人假装哑巴混进当园丁。某修女勾引之，乃发生关系。其事渐渐走露了风声，结果所有人都觉得不公平，于是人人都要求与男子做爱……），还有《巨人传》《无名氏书信集》《波斯人信札》，而且有一点必须指出，《百科全书》中，到处充斥着讽刺、滑稽、幽默、讥笑。这种幽默购销了神学的正当性和神圣性。这种幽默被米兰·昆德拉重新拾起（《被背叛的遗嘱》），作为从神性领域夺回人性的手段。神学是最不幽默的学问，在中世纪，对神学的稍许违抗就会被处以极刑。——死亡阻止了幽默。因此，人们日复一日地做着上帝存在论的证明，或者讨论上帝创造亚当有没有肚脐眼，或者探讨吃人的野蛮人肉体复活的是被吃的人还是他自己。这些东西在神学的范围内皆是至为严肃的事，甚至头等大事。然而走出神学，以“人”的眼光惊鸿一瞥，人竟然笑了。对着这至为严肃的神学，人竟然笑了！这种幽默除了在名著中体现之外，另外一些不那么出名的书也是不能不提的，比如安波罗斯·比尔斯的《魔鬼词典》（The Devil's Dictionary），涉及宗教的有：
忏悔室（confession）：神父听取忏悔的地方。在这里，神父往往凭听到的点滴罪恶就宽恕了巨大的罪恶。又修女院（convent）：这个地方专供那些无所事事的女人们沉思懒惰之恶。又：大主教（archbishop)：一个比主教更神圣一丁点的高级牧师。然后又引了约多·雷姆的一首诗：“如果我是一个快乐的大主教／每个星期五我都要变换花样吃鱼／鲑鱼，比目鱼、沙丁鱼，数也数不清／其他日子还要享用其他好吃的。”洗礼（baptism)：一种功效显著的神圣仪式。没有受过洗礼的人，即使侥幸进入天堂，也永远得不到幸福。这种仪式是用水进行的，方法不外乎两种：让受礼者浸入圣水中，或将圣水洒在他的头上。又圣餐（encharist)：在这一教派的信徒中间曾发生过一次很不幸的辩论，大家为他们吃的到底是什么而争执不修，论战的结果是五百人被杀，而答案至今不得而知。又福音派教徒（evangelist)：这种人给我们带来福音，尤其是使我们相信——我们自己的灵魂会获得拯救，而邻居却会下地狱。
——此余所见之四种作为社会现象的幽默。由于中国古代历史上没有激烈的变动，故幽默之事发生甚少，有可以擦点边的，是明代文人对理学的讥笑讽刺，亦算一大风气（如有人编出故事称，有贼寇入侵，某儒生念朱子书，贼寇感其德，引兵而退）。然而此幽默尚未能成一风气。笑有对象，更像是交流，因此一个人很难发笑（可参见柏格森的《笑》，三联有译）；而哭则不同，是一种发泄，故一个人哭起来更伤心。既然笑是一种交流，其奥秘在于落差和对比。卓别林本人无论如何都不幽默，只有在正常的（自以为正常）的观众的正襟危坐面前，才成其为可笑。同理，解放前的中国亦不幽默，而在新文化被引进之后，才显出其愚昧落后的幽默。文革之所以可以被当成笑话，是因为文革不再。神学之所以可笑，乃在于科学的观点被广泛接受。然而鲁迅的幽默最不像幽默，因为此幽默需要一种置身事外，而鲁迅首先要解决的是民族、前途问题，其责任让幽默无从轻松。其所凭借的，是孟子式的“君子野人”的区分，是“先觉觉后觉”巨大的“先觉”（启蒙者）的骄傲——这也是一种置身事外。故鲁迅反对自由与民主，以为群虻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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