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民族性比较

 

 中日两国民族性比较
—在北大“京论坛”上的演讲

陈言
  
1）  从国土上看中日的不同
我在日本生活时看到的几个现象：在东京有很多地方叫“富士见”，在日本以能够见到富士山为最佳。去富士山附近看了一下，山本身果真高出了所有山峰至少一倍，在日本就再也看不到比富士山高的山了。在中国可以看到各地有各地的高山，不一定是泰山，黄山。

日本更容易尊崇一人，一山，一地。日本人的眼睛中只有一个国家，过去是中国，现在是美国。2030年以后，又该是哪里呢？日本政府5月28日发表展望报告《世界经济的潮流》，说2030年以后，世界GDP规模的排名为中（2010年的8.3%→23.9%）、美（24.9%→17.0%）、日（8.8%→5.8%）、印。日本眼睛能看到的大国有两个，一个是中国，另一个是美国，这让日本非常的不适应。日本已经习惯只看到一山、一国，让他们要同时看到世界其他高山，还有更多的大国，日本就会不适应。在中国的眼里，日本的行动将更加矛盾，动荡不定。环境使之然。

中国本来就不会崇拜一山，虽然在众山中，泰山的地位相对高一些，但祭泰山基本上是帝王的事。普通市民大概更多的是为了求子而去拜的泰山。文人将泰山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含义。满山的石刻说明了这些。中国的九华山、武夷山、五台山更多的具有某种宗教的含义。市民去那里很多也是宗教意义上的活动。日本帝王并没有祭山的特别活动。日本的宗教虽然也有和大山大河有关联的，但像中国这样明确的、长期的文化宗教含义并不清晰。

在现有的历史地理环境下，中国本身是众多因素中的一个，而不是唯一。中国有过汉帝国、唐帝国的时代，但那时也不是唯一，一直有匈奴、有北方的威胁。日本学界有个词是“中华思想”，汉字是这么写的，中国人读起来没有太多的语感上的不快。其实这个词在日语中含有夜郎自大、唯我独尊、目中无人的含义，总的来说是个贬义词。日本是这样看中国的，这一直是日本历史上对中国感到不快的重要原因，也是日本一定要打倒中国，在发生战争的时候，日本比任何西方国家要更加残忍地屠杀中国人，要把整个中国夷为平地的最大原因。二战以后，除了在较短的时间内，日本媒体有过反省战争主张走和平路线的时候，但在中国一旦略微在经济上有了一点发展以后，战前的“反中华思想”的意识便会得以复苏。如果中国真的像日本内阁府发表的报告上所说的那样，GDP规模成为世界第一的话，日本将显得更加的不适应。中日政治关系会出现更大的不确定性。

2）  “鸡对鸭说”的“历史”对“技术”
从国民性上看，中国是个重史的国家。在中国最好的文人会去写史，我们知道的司马迁、班固等人，就是优秀的历史学家，虽然他们也是优秀的文学家、官僚。在以史为文化中心，以能得到的历史结论为行为准则的国家，它要求人具有某种战略眼光从长计，比如说用10年、20年的眼光去看待世界的变化。“史”或者说“历史”是一种结果，除了个别的想去“创造历史”的时期外，大多数情况是等待一种变化结果的到来，这显示了中国国民性中保守的一面。中国人基本上不会在世界上树立一种唯我独尊的态势，如果能达到这个地步，也希望是四方主动来朝，不会去征服异域。在这样的历史观下，国家强盛的时候，的确有四方来朝，但在国家羸弱的时候，则是备受侵掠。1840年以后尤其是这样。中国不仅被英国法国多次侵掠了，而且被日本抢了个干干净净。把中国历史读遍，可能找不到 1840年到1945年这将近百年，如此悲怆的时代。而这其中彻底地要毁灭中国文化的，大概应该说是1931年到1945年这段时间。这个时候，中国最重视历史的文人、革命家，如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如孙中山的爱弟子汪精卫等等，已经完全成了日本阵营中的一员，他们对中国文化完全绝望了。最近有不少抗战片在上映，但基本上是娱乐片，找几个刚学习了一年日语的学生，在影片中扮演日本士兵说让几句生硬的日语，让几个在中国留学的日本学生扮演日军军官，把打仗当成了儿戏。而看了这些电影的观众，则多少对日本有些反感，一种新时期的没有历史感的反日娱乐出现在我们面前时，中国国民性中的历史要素减少了，而单纯的反感增多了。这时再和日本谈历史，日本就更难以和中国用同样的思维方式来讨论问题了。
 
我们看到，从国民性上说，日本是个重技术的国家。这不仅反映在他们的家电产品上，在论事做人上，也更多地需要有精确的数字来表现。不去说南京大屠杀的人数，我们仅举一个在北京卢沟桥附近的例子。两边军队隔着一条小河，彼此都能看得见对方，谁开了第一枪，那么开枪人就可能是制造卢沟桥事件的肇事者。日本的报纸，比如《产经新闻》，日本的学者用了大量时间去考证1937年7月上旬的枪声，他们得出的结果是中国阵地那里先开了枪。于是战争便成为中国军队蓄意挑起的，而且一下子就打了那么多年。我不是历史学家，也没有去考证7月5日到7日之间，隔着卢沟桥为什么在中国军队控制的宛平县城丢失了一个日军军人，后来那个军人为何又在8日回到了军队中等等。和日本讨论这段历史往事，恐怕不能只讲历史观，它需要特别具体地整理整个过程。

我常常觉得很多时候中日之间方法的不同，鸡对鸭说，都叫得很厉害，但彼此并不懂对方的语言。历史中有技术的追求，技术中有历史的过程，但纯粹的历史对技术，是很难谈拢的。

3）中日电影小说中的对方国家的人物
我小的时候北京还烧蜂窝煤。我常看到一些小学生蘸一下煤，在仁中那里点上一个仁丹胡子，然后扣上风纪扣，拿一根竹子当战刀，高喊“偷刺爱鸡，牙涙！”然后在其他小学生的乱枪中倒下。拘谨、愚蠢、滥杀无辜，最后又把自己的死当成一种儿戏，便是四十年前的人对日本的印象。

最近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电影《霸王别姬》、《梅兰芳》中的二战时的日本人已经变得多少懂一些艺术（或者是技术）的人了。至于电视剧中的二战日本人物，则和我儿时看到的没有多大变化，是非常脸谱化的人物。日本在中国有数万家企业，用商务部发表的数字来说明的话，日本企业直接或者是间接在中国雇佣了 1000万人。但就是在我们的电影中还看不到1949年以后的日本人。战后日本的国民性，在中国的作品中已经没有显现了。这里出现了一个断层。

日本小说是以“私”（自我）为主题的，日本电影直接表现中国的也似乎不是很多。小说、电影中出现的中国人很少，很难成为主人公。最近看的小说，比如真山仁的小说《北京》，讲到了几个中国官员，很脸谱化的贪官污吏，精于溜须拍马，权力斗争的那种人。

从文学、艺术等方面中日双方对对方国民性的理解的缺失，是两国难以沟通的另一个原因。今天在座的至少是对中日问题感兴趣的同学，我想我们在对对方国家、国民性的理解上，今后有太多的事可做，可去研究。我今天的演讲但愿能抛砖引玉成为大家克服困难，去好好地研究对方国家的一个契机，让我们共同迎来一个中日关系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