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日本士官学校史上最尴尬一页 前三名竟全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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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百里将军，名方震，字百里，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的传奇人物，这位陆军上将同时还是徐志摩的密友，西方美术史专家，为兴登堡器重，舌战过墨索里尼，用个副官都叫蒋纬国少尉，若是谈他的传奇，得用一本书来写。
蒋百里将军在1901年留学日本，经成城 ( 初级军事学堂 ) 而进士官学校,1906年毕业的时候，日本天皇赐刀给最重要的步兵科毕业生中的第一名，结果蒋百里夺了这个第一，把日本天皇的赐刀带回中国去了。
看过日本的有关资料，描述得比国内所记载要详细得多，特别是看过一本蚁屋书房出的《陆军士官学校関系者》，里面记录蒋百里是一个日本陆军历史上极为尴尬的人物。
他毕业获奖的场面颇为传奇，因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宣布毕业生的名次是从前向后的，念的第一个名字就是“蒋方震”。
当时九期步兵科毕业生有日本人三百余人，中国留学生四名，泰国等国留学生若干名，就这样，第一名，被中国留学生蒋方震，就是蒋百里拿了，天皇的赐刀当然也归中国了。日本士官普遍感到面子上难以忍受，谁知接着宣布第二名，还是中国人，这位第二名就是后来从云南起兵反袁的风流将军蔡锷。这样引起的骚动更厉害了。于是宣布第三名之前日本方面先检查一下 -- 不幸，这次的结果还是中国人！名叫张孝淮。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发布官是伏见宫亲王，惶恐之下感觉无法象天皇交待，临时从后面换了一个日本学生作第三名，想想前四名日本人不过半也尴尬，又增加了一个日本学生作第四名，张孝淮得了第五。
增加的两个日本人是谁呢？一个名叫荒木贞夫，后来的日本陆军大将，陆相，甲级战犯，一个名叫真崎甚三郎，后来的台湾总督，陆军大将，二二六事变的幕后黑手。。。此外，这一期里面的日本毕业生还包括如下名字 -- 小矶国昭，本庄繁，松井石根，阿部信行。。。堪称日本陆军的一代精英，皆惨败于蒋百里蔡锷之手，从此以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规定中国留学生必须与日本学生分开授课，以免同样场面重演。
蒋百里受了日本人这样的荣誉，日本人也真希望他说两句日本的好话吧，谁知道百里将军的评价却是说了一段话，大意是中国从日本学了两件东西最不可救药，一个是教育，一个是陆军。。。然后飘然到德国，以德意志国防军第七军营长的身份，继续考察军事去了。
百里将军对日本人的军事评价不高，但是他后半生和日本结缘不少，他是国民政府对日作战计划的主要设计者，他编著的《国防论》成为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军队的战略指导依据，在这部让蒋百里耗尽心血的千钧之作扉页上，将军饱含深情的写下了这样的字句 – “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八年抗战的战场上，无数百里将军在保定军官学校，在陆军大学带出来的国防军子弟浴血沙场，成为中国军队高层指挥官的柱石。唯一遗憾的是百里将军自己未能见到抗日战争的胜利，1938年早逝于广西宜山。
蒋百里将军的夫人是日本籍的左梅女士也是一位奇女，自22岁嫁给蒋百里将军就断绝了和日本的联系，抗战中和中国女性一样为中国伤兵治疗裹创，不辞劳苦，将军去世后，在误解和怀疑中抚养五个子女，皆以中国文化传统为教育，不习日语一字，获得了中国人的普遍尊敬。
顺便说一句，中国人里那个唯一没有中奖的呢？据说此人有过目不忘之才，可是生活优越，因此不好读书，学习成绩一般，但是谈起兵来可以彻夜不眠，这个人是孙中山部下的粤军名将 -- 许崇智。
来源：中国战略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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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校的招生对象、专业设置和学制几经改革。1875年，第一期学员入学，招生对象为初中毕业生，学制3年，下设步、骑、炮、工4个专业，至1887年共招收11期，培养军官1285名。1889年，该校进行教学改革，实行士官候补生制度，招生对象改为高中毕业生，至1945年共招收61期，培养军官36900名。1896年增设后勤专业。1898年，日本陆军设立教育总监部，学校转属教育总监领导。1917年起扩大招生对象，除招收高中毕业生外，还从部队招收经考试合格的军士入学。1920年分设预科和本科，学制延长，预科两年，本科1年10个月，中间需在部队服役半年。1924年增设航空专业。1937年，预科和本科分别成立分校，本科分校迁往神奈川县相模原。1938年在埼玉县丰冈设立航空分校。1941年，预科分校迁往埼玉县朝霞。为提高军官的合成军队指挥能力，学员入学后不再分专业，进行各兵种专业课程兼顾的综合训练。1945年日本投降后，陆军士官学校被撤销。
该校重视军国主义精神教育，强调提高学员的文化水平和战术素养，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培养了大批高级将领，其中6人曾担任内阁首相。
蒋百里13岁时父亲亡故，与母亲相依为命。出家人不能归族，其父未得到遗产，家庭生活困苦。其时蒋百里的叔父蒋世一延请老秀才倪勤叔给自己的孩子授业。喜欢读书的蒋百里经常溜到书房里去听讲，倪勤叔见他聪慧，顿生爱才之心，知道他家境清寒，就对他的母亲说：“这孩子是可造之才，我愿教百里读书，不收‘束修’（按当时的习俗，未做诗文的学生每年6元至8元大洋，已开笔的8元至12元）。”从此穷学生就从倪勤叔读书，学习诗文。蒋百里过目不忘，除了能熟背四书五经，课余还读《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榜》等古典小说，爬上茶馆茶桌，手舞足蹈，绘声绘色地讲上述故事给茶客听，被誉为“神童”。
中日甲午之战，深深地刺激了蒋百里。15岁时他经常手捧《普天忠愤集》，挑灯夜读，读至热血沸腾处，放声痛哭，泪如雨下，立誓为国效命。1898年，戊戌变法，16岁的蒋百里考中秀才。受维新思想的影响，渴望读到新书。恰逢双山学院购进了四大橱经、史、子、集和时务、策论、算学、格致等书。听到这个消息，蒋百里真如穷人得着了宝藏，请求老师早一二小时放学，让他到双山书院中看书。蒋百里如饥似渴地吸吮知识，以研读文学一类为多。 核心提示：徐志摩与蒋百里为亲族，曾共同组织新月社。在徐志摩经济最为拮据的时候，蒋百里将自己在北京的寓所交徐志摩出售，帮其度过难关。1930年蒋百里受牵连入狱，徐志摩竟然扛上行李到南京陪蒋百里坐牢，一时天下轰动。
1912年，蒋百里在北京。
在德国哈尔伯斯达特军营 (1911年)
蒋百里，本名方震，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我国著名军事家，夺刀日本陆军官校，育百颗中国将星，凭舌战折服墨索里尼，以《国防论》引导中国抗战，一生皆是传奇，已广为人知，这里，仅选其平生轶事，聊作一文，以祭奠将军于地下。
谈兵
蒋百里将军，曾号称东方第一军事家，谈起传奇，自然要从谈兵开始。
人忆将军最后一次谈兵，是在去世前不久，到达宜山时见到冯玉祥，对冯玉祥说，建议多修高等级公路。将军解释说，此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我军装备多靠外援，日本必定要切断我国国际交通线。我国内地没有橡胶资源，轮胎只能靠进口，所以多修公路，修好公路可以减少轮胎磨损，实际增强我国作战的后勤能力。而我国人口众多，劳力便宜，修路，就是惠而不费的事情了。
将军不久去世，而预言竟成真，日军切断香港，滇缅补给，与苏联签订友好条约后，中国外援断绝。轮胎的匮乏使中国无法集中进行一次大战役的所需物资，一时竟有“一滴橡胶一滴血，一个轮胎一条命”的说法。此例可见百里将军谈兵风格，一言以蔽之，简明实用。
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担任校长时，蒋百里给学生上课，先不讲，在黑板上写一个题目——一个人打十个人怎么打？让学生们讨论。
此地是中国当时最高军事学府，堪称众星云集，然这些未来叱咤风云的将领们面对这个题目，瞠目结舌，无言以对——是啊，这一个人打一个可以讨论，打十个除非对方个个病猫，又如何打法？
半晌，百里将军乃从容讲道——一个人打十个人的法子，便是一个一个地打，打了一个再打一个。一句话点出了兵法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精髓，众人恍然大悟之下，这堂课学到的东西大约终生不会忘记了。
蒋百里赴欧考察时留影 (1919年)
对日
蒋百里将军一生研究对日作战，1923年即断定中日将来决战之地为平汉线以西的襄阳、洛阳、衡阳，他所作的《国防论》成为指导当时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方针。
时抗战军兴，敌强我弱，形势严峻，当此艰难时刻，蒋百里却发表文章，在充分分析中日国情后，坚定鼓励大家——“打不了，也要打，打败了，就退，退了还是打，无论打到什么田地，穷尽输光不要紧，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一时传彻全国，舆论为之振奋。
而中日此后的战况一如将军所料。中国最终也没有和日本讲和，终于迫到了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不知道此时人们是否还记得将军的这段话？
有趣的是，蒋百里将军在讨论中日问题时，首先就指出——中国不是一个尚武的民族。好家伙，就这一句话，能被标榜爱国的人士骂死的——谁说我中华民族不尚武？！这个帽子谁敢戴啊？蒋百里敢戴，他说的有道理，我们“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传统，能和德国日本这样的军国主义比尚武么？
如果话尽于此，对蒋百里先生谈不上佩服，他不过是敢说实话罢了。我们很多人也就话尽于此，也许这就是我们和蒋先生的差距所在。
蒋先生随后指出，虽然我们尚武不及敌手，但是我们也有优势。我们不是工业国而是农业国。工业国好打，占领它的关键地区他就要投降，纽约就是半个美国，大阪就是半个日本，打不下去了。而农业国你占领了我最重要的沿海沿江地区也不要紧，我这样一个松散的国家你没有要害可抓。所以，我们的抗战可以以国民为本，打持久战，这是我们打持久战的条件。
所以，蒋百里先生说：“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赴欧考察团在巴黎（前排左2为蒋百里，左3为梁启超） (1919年)
友人
蒋百里是兵学家，又是国学家，其父本是海宁藏书名家，一生风流倜傥，身边名士云集。他好交朋友，罗素、郑振铎等都受其帮助；蒋纬国、唐生智虽为部下却感情深厚，蒋百里的朋友，也都是大有性格人物。
徐志摩与蒋百里为亲族，曾共同组织新月社。在徐志摩经济最为拮据的时候，蒋百里将自己在北京的寓所交徐志摩出售，帮其度过难关。1930年蒋百里受牵连入狱，徐志摩竟然扛上行李到南京陪蒋百里坐牢，一时天下轰动，新月社的名流纷纷效仿南下，一时“随百里先生坐牢”成了时髦的事情。
梁启超与蒋百里尽管有师生名分，政治观点上却相左，经常激烈争论。有人对此不解，蒋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曰：“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两人的争论丝毫不影响感情，梁启超也是出名的豁达人。蒋百里曾作《欧洲文艺复兴史》，请梁启超作序，梁看了非常赞赏，下笔就没了定数，写完一看，居然比原作还长——天下没有这样的序，梁只好另作一序，原来那篇长序呢？干脆充实为另一本书发表，这序呢，就请蒋百里来写，遂成佳话。
蒋百里和蔡锷是同年秀才，又是同学，相交莫逆。蒋从日本士官学校以第一名毕业回国后，袁世凯对他极为器重，彻夜谈兵孜孜不倦，随后根据他的建议组建“模范团”，作为中国新式陆军的样板部队，逐渐推广全国。因袁称帝倒台，这个设想没有实现。不过模范团的后身第九旅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兵海参崴，以纪律严明为中国争得一份光荣。
当袁世凯酝酿称帝的时候，蒋百里不顾个人恩情，和蔡锷、张宗祥等11名将领秘结同盟，先后南下组织反袁护国。这中间，蔡锷因受到监视，乃采取蒋的妙计深居简出、吃花酒做出一副醉生梦死之态，乃至家人反目而走减轻了袁的疑虑，然后突然逃走，到云南组织讨袁战争，这就是电影《知音》中小凤仙掩护蔡锷出逃的真相。同盟中人曾担心袁派人追杀蔡，蒋却胸有成竹，道“老袁用错了人”，原来他已知晓袁世凯派出追杀的是陈仪，也是同盟中的一员。
不久，蒋亦南下加入讨袁司令部，参加北伐。袁惊惧而死后，蔡锷因喉病逝世于日本福冈，蒋百里时在其侧，代拟遗电，并护送灵柩回湖南安葬。时人论曰，蒋之反袁，取大义而舍私恩，万里扶棺，是豪杰显真性情。
与左梅夫人及儿蒋昭、蒋雍、蒋华合影(1925年)
妻女
蒋百里的婚姻很是有名，因为他是一个以研究对日战略著名的中国将领，却娶了一个日本妻子。其过程早有披露，盖将军为保定军校事心灰意冷而自杀，日本护士佐藤屋子照顾他时两人产生感情而成眷侣，过程则一波三折，不及详叙。
两人成亲后，佐藤屋子改名佐梅，盖将军酷爱梅花。两人曾在海宁植梅数百株，意将来归老此地，皆毁于抗日战争之中。
冯玉祥本是蒋百里将军好友，在军中办教育班，内容多是“孙子曰”、“岳飞曰”、“华盛顿曰”，其中竟然还有“蒋方震曰”，对将军的推崇可见。因此闻知将军去世不免反应过激，出身日本的佐梅夫人就成了他的怀疑对象，于是写文章说将军是被佐梅夫人用毒针杀害，因为“你爱你的祖国，我爱我的祖国”。其实，这句话是两人成婚前佐梅夫人表达自己对百里将军研究抗日理论的理解而说的，原话是“你爱你的祖国，亦如我爱我的祖国一样”。
这件事给佐梅夫人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但是佐梅夫人很快用自己的行为赢得了中国人的信任与爱护。她此后用华语教育将军的五个女儿，带着她们一起到街头募捐处，拔下头上的首饰捐助抗战事业，并亲赴前线为中国的伤兵治疗服务。佐梅夫人晚年曾讲，她这样做，因为她认为当时中国的战斗是正义的。
1978年，夫人病逝，墓碑上篆刻的名字为“蒋佐梅”——一个传统的中国人妻子的名字。
与夫人女儿在德国参观柏林动物园时合影，并在照片上题词“垂老雄心犹未歇，将来付与四狮儿”赠与蒋英(1936年）
在意大利我国大
将军和佐梅夫人生有五女，除大女儿蒋昭早逝外，也都颇有传奇色彩。
二女儿蒋雍，原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抗战开始后按照父母的劝导回国参加救护队，为伤员服务，后定居美国。
三女儿蒋英，是著名钢琴家和歌唱家，毕业于柏林国立音乐学院，音域宽广优美，是德律风根公司的十年唱片签约歌手。1955年随丈夫钱学森回到祖国，在中央音乐学院工作。
四女儿蒋华，定居比利时，曾筹办欧洲中山学校，为华侨教育做出重大贡献，在钱学森回国过程中，承担了重要的穿针引线作用。
五女儿蒋和，幼年就曾随父亲环游欧洲，解放后定居北京。“文革”期间，因为她的身份受到严格审查。蒋和傲然不屈，在写交待材料的纸张上写道——“陈伯达是杂种”，吓得审问人员张口结舌，不敢将材料上交。
一代名将，风流竟不灭凡七十年也。
1900年春，蒋百里18岁时，应同邑桥镇孙氏之请，聘为塾师。他趁清明回乡扫墓之便，顺道拜访一位同族塾师，看见案头有新任桐乡县令方雨亭（国民党健将方声涛之父）观风题一纸，列题三十，限期一月交卷，文体虽仍是制艺诗赋策论之类，但意义革新，都是关于实际民生的论题。蒋百里思想开朗，对这类试题颇有兴趣，跃跃欲试，便抄录了题目回去，挑灯走笔，如期作成交卷，洋洋洒洒写了数十万字。同年冬天揭晓的时候，蒋百里被取为超等第一名，方雨亭在批示结语上写道：“此真我中国之宝也！”破例给予奖金及膏火银币30元，并且派人请蒋百里到桐乡相见。
翌年春，蒋百里到桐乡拜见方县令。方雨亭虽是旧官僚，但他思想开明，劝蒋百里不要循科举途径求取功名，应朝着实际的经世济民的方向努力。方雨亭将蒋百里推荐给杭州知府林迪臣。方、林两位福建人，都爱才如玉，无地域观念，不抱门户之见，介绍蒋百里到林迪臣创办的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就读深造，同学中有钱学森之父钱均夫等人。蒋的一切费用由方县令供给。进入求是书院后，蒋百里两次考试皆获冠军，课余又参加林迪臣所创的另一东城书院月课，屡次名列榜首，因此文名大噪，引起求是书院监院（教务长）陈仲恕（陈叔通之兄）的注意。
1901年，方县令、林知府、陈监院3人共同出资，送蒋百里东渡扶桑留学。胸怀报国志的蒋百里投笔从戎，报考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在军事、文化两条战线上施展才华。在一次军事考核中，他获步兵科超等第一名，日本天皇亲自向他授军刀，日本军人并称蒋百里、蔡锷、张孝准为“中国士官三杰”，自叹不如，羞愧难当。在文坛上，蒋百里亦如鱼得水，主编杂志、撰写了大量文章，同学们都称赞他是“文武齐备的奇才”！
敢于同梁启超公开论战
蒋百里与蔡锷同庚，同为秀才，在日本留学期间一同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两人志同道合，一见如故，遂结成生死之交。蔡锷是维新派领军人物，梁启超的弟子，那时梁启超在日本避难，由蔡锷介绍，蒋百里结识梁启超并拜他为师。梁启超对蒋百里的文学才能分外赞赏。
1902年，中国留日学生已达3000人左右，大多思想激进，倾向革命。同年，蒋百里当选为中国留日学生大会干事，并组织“浙江同乡会”，又于1903年2月创办大型综合性、知识性杂志《浙江潮》。该杂志32开本，月刊，每期约8万字，行销国内，鲁迅先生积极支持《浙江潮》，每期都寄回国内让亲友阅读，他的第一批作品《斯巴达之魂》等，即发表于《浙江潮》。身系上海狱中的章太炎先生的诗文也在该刊登载，《狱中赠邹容》一诗万人争诵。
蒋百里为《浙江潮》所写的发刊词，情文并茂，传诵一时。他又以飞生、余一等笔名，发表《国魂篇》、《民族主义论》等长篇论文连载，鼓吹民主革命，提倡民族精神。立论独到，条理清晰，文辞流畅，感情奔放，颇类梁启超文笔；而他倾向革命，又不同于梁启超的改良主义，颇受读者注意。
蒋百里一向视梁启超为恩师，执礼甚恭，但在革命与改良问题上，却从不含糊，敢于同恩师公开论战。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宣扬“立宪”，尤重“新民”，指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接着他又写出了《新民说》、《新民广义》等文章，加以系统地阐述发挥，改良主义论调泛滥一时，迷惑了不少人。蒋百里立即用笔名“飞生”，撰写《近时二大学说之评论》，刊于《浙江潮》，尖锐指出：“《新民说》不免有倒果为因之弊，而《立宪说》则直所谓隔靴搔痒者也。”此文连载两期。刚刊出上半篇，即引起梁启超的高度重视，马上回应，写了《答飞生》一文，刊于《新民丛报》，进行辩解。这场论战，实际上是后来章太炎与梁启超那场大论战的前奏。同好问蒋百里：“梁任公是你的恩师，你怎么同他公开论战？不怕损害师生情谊吗？”蒋百里直言相告：“吾爱吾师，但我更爱真理！”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蒋百里正与梁启超等一起去欧洲考察。次年春回国，正值国内提倡新文化，一时如风起云涌。梁启超深感于欧洲的文艺复兴，决心放弃政治生涯，全力从事新文化运动，蒋百里积极参与，成了梁氏最得力的助手，号称“智囊”。他不仅出主意，更著书立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战将。
1920年9月，蒋百里主编的《改造》杂志发刊，销路日增，成为当时仅次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有数几家全国性刊物之一。蒋百里每期至少有一篇文章发表。其时，“省自治说”颇为流行，以对抗北洋政府的中央集权。蒋百里陆续写了《同一湖谈自治》、《联省自治制辨感》等篇。公众对社会主义颇感兴趣，《改造》每期都有文论及，蒋百里也写了《我的社会主义讨论》、《社会主义怎样宣传？》等文章，更加引起梁启超、陈独秀等的关注。
蒋百里醉心研究文学。1920年，他从海外归来，写了一本《欧洲文艺复兴史》，于文艺复兴时期精神，体会很深。他在“导言”中指出：“文艺复兴，实为人类精神界之春雷。一震之下，万卉齐开。……综合其繁变纷纭之结果，则有二事可以扼其纲；一曰人之发见；二曰世界之发见。”梁启超评论此书为“极有价值之作，述而有创作精神”。蒋百里撰写的《欧洲文艺复兴史》是我国人士所撰有关文艺复兴的第一本著作。1921年问世后，14个月内出了三版。当时正值五四运动之后，“民主、科学”两大旗帜深入人心。蒋百里在文中提出的“人之发见，世界之发见”两点，正是“民主、科学”的生动注脚，符合于时代精神。《欧洲文艺复兴史》约5万言，由梁启超作序。梁下笔不能自制，一篇序言竟也写了5万字，与原书字数相等。他又觉“天下固无此序体”，只好另作短序，而将此长序取名《清代学术概论》，单独出版，反过来请蒋百里为该书作了序言。这一文坛趣事虽不能说是绝后，却属空前未有。
笔伐日寇 奇文共赏
蒋百里倾注了大量心血的《共学社丛书》，从1920年9月到1935年7月，15年间，共出丛书16套、86种，是旧中国规模最大的学术文化丛书之一。当时进步作家瞿秋白、耿济之、郑振铎等翻译了许多俄罗斯文学名著，都在蒋百里的帮助下，收入《俄罗斯文学丛书》，由“共学社”出版。
蒋百里在文史方面亦有建树，写过《宋之外交》、《东方文化史与哲学史》、《主权阶级与辅助阶级》等，颇有独到见地。他在抗战初期写了许多文章，其中最出色的当推《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这篇剖析日本形势的杰作，极大地激励了四万万同胞的抗日斗志。
抗战初期，国民党节节败退，形势万分危急。蒋百里在1937年秋冬撰写了《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一文，断言日本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文章结语写道：“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日寇）讲和。”次年8月修改定稿，在汉口交《大公报》连载，轰动一时。该报发行量日增万份，供不应求，有些读者甚至天亮前就在报馆发行部的门前排队，等购当天报纸。后方重庆、桂林和香港等地报纸纷纷转载，读者纷纷猜测。有人说是郭沫若写的，有人说出自“文胆”陈布雷之手，又有人说郭、陈两人虽是大手笔，似又无此亲切笔意。最后一笔刊出，文章末尾呈现“蒋方震于汉口”6字，人们才恍然大悟。熟识蒋百里的人，拍着他的肩膀说：“百里先生，你真会开玩笑，大名隐至今日才出现。”不认识蒋百里的人则说：“果然名不虚传，不愧是抗战文坛健将。”此文当时被誉为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纸弹”。黄炎培写诗赞曰：“……一个中国人，来写一篇日本人，留此最后结晶文字，有光芒使敌胆为寒。”
1938年，蒋百里病逝。许多名人写挽联挽诗哀悼。章士钊《挽百里》诗云：“文节先生宜水东，千年又致蒋山佣。谈兵稍带儒酸气，入世偏留狷介风。名近士元身得老，论同景略遇终穷。知君最是梁夫子，苦忆端州笑语融。”
张孝准,（1881-1925） 字闰农（也作韵农），号运隆，生于长沙县沙坪乡赖家屋场人。父植之，曾任岳阳邮政局长，小有田产。张孝准７岁入乡塾读书，１７岁在王先谦家任塾师，为王赏识。得王赞助，光绪二十七年（1901）留学日本成城学校，毕业后，进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工兵班。学习刻苦，成绩优秀。三十一年毕业时，与蒋方震、蔡锷同列前三名。次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
张孝准回国后，入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幕，又由徐保送，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４年，除精通日语外，还懂德语、英语，在当时留学生中颇不多见。
宣统三年（１９１１）辛亥武昌起义前夕，张孝准回国。民国元年４月南京临时政府撤销，黄兴任南京留守府留守，他被任为军务处处长。时驻南京军队有十余万人，北京政府不给军饷，留守府处于困境。他协助黄兴、李书城等将各军队属江苏者划归江苏都督管辖，属浙江、广东和湖南者，分别调回原省；为保存革命实力，又将所有遣散部队中的优秀军官及精良武器另组第八师。
南京留守府结束后，张孝准于民国二年（１９１３）２月回湘任军事厅厅长，拟建立一支新军，得不到湘督谭延闿支持，计划无法实施。当时一些退伍军官埋怨情绪日益增长。３月，以易堂龄为首，反对张孝准，运动少数巡防部队，围攻都督府。张孝准于５月辞职，程潜继任军事厅厅长。
７月初，张孝准随黄兴去南京参加讨袁（世凯）战争。失利后，被通缉，乃携眷赴日。不久，参加李根源、彭允彝、程潜等所立欧事研究会，任该会干事，继续进行反袁活动。
民国四年（1915）１０月，黄兴得蔡锷密信后，嘱张孝准与蔡锷密切联系，准备在西南发难讨袁。张孝准回国后，在天津与蔡锷秘密会见，商定出走计划：张先赴日，与石陶钧、杨源睿等人设法为蔡锷避开新闻记者与袁氏侦探；蔡锷到神户，即将随身所带重要文件、勋章交张保存，蔡锷又写信多封致北京各高级军官，嘱张旅行日本各地，每到一处即寄发一封，以示蔡在日本游历。如此，掩护蔡锷得以辗转潜赴云南。张孝准又受黄兴指派，向日商借贷日币２００万元，作为发动讨袁费用。
民国五年（1916）５月，滇、黔、桂、粤４省护国军军务院在广东肇庆成立，张孝准任军务院驻日委员，经办对日一切交涉事宜。这时，日本政府答应贷款日币３００万元与黄兴，以在浙练兵一军。后接黄兴函部署讨袁，即赴沪，与柏文蔚商议成军计划。６月上旬，因袁世凯死去，此事作罢。
民国六年（1917），张孝准由沪回湘，任湘岸榷运局长。在任秉公办事，不任用私人；并积极支援湘军总司令程潜军费。民国十三年（1924）湖南发生大水灾，张孝准应省长赵恒惕聘，任水灾筹赈会坐办。是年底，奉命去北京购运芦盐。次年３月，因赴章士钊宴会，饮酒过量突发脑溢血，不久去世，终年４４岁。
又名: 原名艮寅 字松坡
生卒年: 1882～1916
国别: 中国
省: 湖南
中国近代爱国将领、军事家。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邵阳人。
1897年入长沙时务学堂，接受了梁启超等人维新思想的影响。
1899年赴日本，先后毕业于陆军成城学校和陆军士官学校，曾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
1904年回国后，在江西、湖南、广西等地从事军事教育工作。其间著有《军事计划》一书，对加强国防建设和治军用兵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
1911年初调云南，任新军第19镇第37协协统，为加强新军建设，编撰了《曾胡治兵语录》。武昌起义爆发，他与革命党人密商响应，10月30日在昆明组织武装起义，次日起义军占领全城，被推为云南军都督府都督。不久，他鉴于帝国主义觊觎我国西南地区，主持编写了《五省边防计划》，提出了拱卫边疆，加强防务，对付帝国主义侵略的具体方案。
1913年被袁世凯调北京任参政院参政等职，授将军府昭威将军。
1915年袁世凯称帝，他由北京潜回云南，与云南将军唐继尧等人于12月25日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发动护国战争。他抱病率第1军入川，依靠人民支援和士气优势，运用近战和迂回包围战术，同数倍于己的北洋军鏖战川南，克宜宾、江安、纳溪等地。
1916年6月，护国战争胜利结束，任四川督军兼省长，11月8日病逝于日本。
1924年1月，被推为中央监察委员，兼国民党中央军事部长。3月，任建国粤军总司今。
1925年6月，平息滇、桂、直系军阀叛乱。7月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被任命为军事部长兼广东省政府主席。
1939年，迁居香港。
1965年1月25日，病逝于香港。
许崇智：繁花时节突凋枯
广州的气候，似乎永远都逃脱不了潮湿的困境。短暂的冬季，并没有为大自然储存任何的能量，反而是到了本来应该明媚的春天，物品常常会因为受潮而糜烂；所以南方人通常并不喜欢这种讨厌的气候，只有在早春的时候偶尔会赞叹一下“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繁华。似乎是因为受到了厌春的影响，作为广州人，许崇智也并不喜爱自己的故土，长达78年的生命历程：待在广州的时间却不超过1／3。他的一生与这种既定气候有着无数的共同之处，同样的短暂辉煌，在反反复复之中浮浮沉沉，在本来应该繁花锦簇的时节过早的颓靡凋谢。
15岁那一年，许崇智踏上了东入闽南的求学之路，这个时候的少年，无论如何也猜想不到自己的人生便是在首次离开家乡之后产生了巨变，一个极其普通的纨绔子弟，在还没有摒除奢华旧俗以前便到了日本研习军务，强烈的新旧对比让他无法把贵旅的遗臭与革命者的理想完全区分开来，同时也注定了他的一生将在这样的新旧对立中徘徊。然而，许崇智毕竟是个军人，一个彻底的军人，他身上的火药味道在某个阶段甚至几乎盖住了鸦片和铜臭。他的身上通常配有两杆枪，一杆是手枪，一杆是烟枪，但在他的思维世界里，第一杆枪终究还是安身立命的保障。当他最终要和自己的佩枪分崩离析的时候，他便知道他的权力生涯也同时到了终点，永远都无法凭着乖张的小聪明和匹夫之勇再一次笑傲江湖。
1911年11月，许崇智参与福州起义，任起义军前敌总指挥，以先发制人的策略，率部克复福州。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他任陆军第十四师师长和福建北伐军总司令，挥师北伐。旋因清帝退位，撤回福建。“二次革命”中许任福建讨袁军总司令，失败后流亡日本。民国3年(1914)加入中华革命党，任军务部长兼中华革命军福建司令。1915年5月、9月，许两次被派到新加坡进行反袁集资活动，取得较好的成果。11月回国后，任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参谋长，参与反袁武装斗争。袁世凯死后，东北军交由驻防南京的冯国璋部收编。许返回上海，任中华革命党军务部长，与蒋介石结为拜把兄弟。所谓少年得志，许崇智在30岁以前便以极少的失败经历和顺利的军事前途确立了自己在革命党中的重要地位，这个时期，孙中山还没有形成强势的实力，其对许崇智的倚重使后者在广东成为一方英雄，与此同时，许崇智对孙中山的死忠也成就了他自己的前期辉煌。然而，军人的本性并没有为许崇智的仕途带来太多的优势，他知道子弹可以穿透敌人的心脏。反过来也可以穿透自己的心脏，这种亦勇亦畏的性格在乱世之中成了最大的绊脚石，在无数次战斗之后，许祟智从一个坚决的革命者慢慢转变为一个因势而动的机会主义者。正是这种转变，让许崇智在国民革命战争的历史上鲜有留名，学过近代历史的人几乎都会知道他的名字，然而真正了解他的经历的人，却是少之又少。
许祟智生于粤，也成名于粤，终究也在广州冬天来临的时候陨落。
廖仲恺的被刺，成了许崇智被释兵权的导火索。外界对廖仲恺被刺案本身的关注远远超过了该案对其他人造成的影响，事实上，正是因为这个事件的发生，蒋介石才得到一个独自掌权的契机，许崇智也因此掉进了历史的泥潭，再也没有崛起过。在此之前，许崇智在广东的地位可谓至高无上。汪、蒋、许三权鼎立，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右派刺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兼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廖仲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定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组织特别委员会，控制局势，处理廖案，由此可见许之实力难为任何派别所忽视。廖案之后，蒋介石派人送亲笔信给许崇智，信中说：“粤军已有变动，请总司令去上海暂避一下，由我代为安排整顿。6个月后，再请回来共同主持北伐。”许无可奈何，悄然离粤赴沪。这一走，标志着许崇智和广东时局永远的脱离开来，也标志着他的军事生涯从此，画上了一个无奈的省略号。
春天毕竟是复活和再生的时节，然而不是所有的物种都能够无限茂盛生长，复活与昙花一现也许只是一线之差。许崇智在这段历史中没有留下太多的足印，有关他的一切印象，对于广州人来说，到底还是模糊的。甚至于研究近代史的学者，因为没有谁会过多的涉猎其历史生涯。
效忠、叛逆
中国军人的字典里头，“忠”字的分量始终都是最重的。当然，这种“忠”可以是忠于自己，也可以是忠于国家，或者是忠于某个灵魂人物。纵观许崇智的治军历程，最值得肯定的一个评价，便是他自始至终都忠于孙中山，甚至有愚忠的嫌疑。日本留学的经历，让许崇智接触到以孙中山为主的一系列国民党人，从此也使其抛弃了在传统官僚结构中缓慢爬行的决心，没有在旧有的体制中沉沦。许崇智两次逼迫孙道仁参加革命，反对帝制，一次是响应武昌起义光复福州，另外一次是力促孙道仁宣布独立，加入二次革命的阵营。这两个事件都显示了许崇智坚决反帝的意识，叛逆的个性昭然其中，更甚于脱离旧俗的断然。如此一“忠”一“逆”，可见许崇智的双重性格，同时也造就了他的成功和落魄。
许崇智忠于孙中山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孙中山的政治主张符合时世的趋势，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孙中山的个人魅力确实能够让人为之倾倒。直至孙中山离开人世，许祟智都没有摆脱一个忠实的追随者的身份，或者说是角色。这种忠实为他换取了不少好名声，尽管他的许多战绩都不尽人意，但即使是战败，也被人视为英雄——“当世之任将帅而具有资格者，鲜有其人，有之，惟北伐军之许军长崇智耶”(邓泽如语)。许崇智所领导的粤军，当时成了孙中山政权唯一可凭借的坚实军事力量。与此对应的是，孙中山在军事上也十分倚重许崇智的才能，自从粤军成立之后，孙中山便一直把许崇智当作是左右手，视粤军为主力军。陈炯明叛变的时候，许崇智甚至是孙中山困处在永丰舰上的唯一希望。可惜许崇智没有趁着这个机会完全赢得孙中山的信任，接连的战败使得孙中山只能在绝望中离开广州前往上海，许崇智的声望也从此一落千丈。
避嫌、中庸
对许崇智影响最深的人，除了孙中山之外，蒋介石便是首当其冲。许、蒋二人曾经五度共事，许崇智成为粤军主帅之后，蒋介石一直在其旗下做参谋长。民国十三年孙中山邀请当时在上海的许崇智返粤任粤军总司令，许曾提出五项要求，一是表明愿意就任，要求统一整理粤军；二是要让蒋介石任总司令部参谋长；三是要求所有粤军驻防各地的财政交粤军统一管理；四是请胡展堂任广东省长；五是要求广东兵工厂交粤军司令部管辖。由此可见蒋介石与许崇智的关系非同一般，许对蒋也十分倚重。其实，早在1915年，许、蒋再加上张静江，三人结为拜把兄弟，感情也一直不错。
蒋介石凭借精明实干为许崇智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精于作战的许崇智也看出了蒋介石的过人能力，常常对自己的部下说蒋之命令便是我的命令，希望粤军将士不要排斥他。
不过蒋介石对许祟智却并不是一味的愚忠，他与许崇智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具有极大的政治野心，而后者只是一个纯粹的军人。蒋在一封私人信函中提及对许崇智的议论：“办事无序，重内轻外。”在这种意识的导向下，蒋对许的取而代之成了注定的计划。许崇智当然也是聪明人，当他看到了蒋的力量已经超越自己的时候，便主动或被动地让出了自己的兵权。许之部下因为在廖案中有重大的嫌疑，许崇智为了避嫌向国民政府提出了辞职的申请，要知道，当时许崇智在广州的实力并不在汪精卫和蒋介石之下，避嫌的原因，则是形势所趋，以权换命而已。
其实，许崇智采取避嫌的做法是有先例的，早在闽南孙道仁麾下的时候，许祟智便有了功高振主的情形，孙道仁两次被许逼迫革命，心中早生铲除之意，许崇智意识到这一点，也没有趁势夺取兵权，反而是到了上海，远离是非之地。许祟智领军打仗，从来都没有显示出好战好胜的粗犷性格，能够打赢的仗便挥师挺进，不能够打赢的便迅速撤离。这种性格让许崇智的性命没有在连年战火中遭到任何的威胁，是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就是许崇智的中庸。
晚年的许崇智也有避世的作风。得权之后，蒋介石曾经安排他做监察院副院长，不过许崇智始终没有赴任。不善处理官僚关系的许崇智非常明白自己的处境，没有枪也就没有了实权，军人失去了武器等同于雄鹰失去了翅膀，无法继续翱翔。许崇智未到中年便过早的退出了政治舞台，身边的人却趁着乱世纷纷上位，唯独他自己却选择了在香港度过余生。
小聪明、糜烂
粤军总司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官衔，并不是普通人能够随意得到，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许崇智的确是能够胜任这个角色的。尽管去日本留学的经历，是许家的旧势力帮了大忙，不过许崇智并没有浪费了远涉重洋的艰苦历程。从士官学校学到的知识让许祟智的军队一次又一次取得了胜利，特别是在对付传统军阀以及没落清军的时候，先进的军事理论到底还是超越了传统的治军方法。
许崇智打过的战役，一般都不会有太多的伤亡，在双方激战之前，许崇智一般都会做好事先的准备，例如在敌军之中安排好内线，或是预先在有利地形布置好兵力等等，这些小聪明，使得他的军队经常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结束战斗，甚至兵不血刃就取得了胜果。当时的许崇智甚至被赞许“奇谋多智”，军事上细节调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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