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不起的配角

所谓的香港精神，重要的一点就是“打好呢份工”的敬业与务实，这一次，我们把目光投向那些沉默的香港影视配角演员，可以清楚得看到这一点，和香港电影曾有的辉煌

8月的香港，和过往的每个夏天一般的炎热而潮湿。四通八达的地铁线像蜘蛛网般延展开来，通向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大街小巷簇拥着内地游客，一张张脸上写满的，有初来乍到的好奇，更多的却仿佛久别重逢的熟稔。

《旺角黑夜》、《月满轩尼诗》、《情陷夜中环》、《庙街十二少》，这些港片就是香港最好的导游。站在九龙观塘任意一条街道上，都会油然而生似曾相识的亲密感——仿佛突然穿越于杜琪峰电影的无边的黑夜中，寻找救赎之地；砵兰街和油麻地狭窄的街道里，随时会有青葱的惨绿少年擦身而过，谁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下一个刘建明(《无间道》主角)。在虽从未踏足却早已烂熟于心的香港街道里穿行，就像是亲手触摸属于一代人的温软的回忆。

以1949年分界，在过去的60年间，香江之畔的这座城市，源源不断地缔造着独属于光影的传奇。早在我们可以亲近香港之前，香港就已用影视剧抚慰、感召并振奋过我们的心灵。少年为小马哥流泪，母亲为大头文心酸，“丁蟹”效应甚至会影响股市。“香港有个荷里活”，几成半个亚洲在某个年代的共识。

站在尖沙咀“星光大道”上，咸湿的海风日日夜夜都温柔地吹拂脚下方方正正的名牌。年轻的白人男孩儿在李小龙名牌前摆出经典的截拳道姿势，口中不忘高喊“Bruce Lee”，刘德华、成龙和周星驰的名牌前永远游人如织，还有黎民伟、张彻、胡金铨，还有林黛、胡蝶、白雪仙。60年里，历数香港影视人沉浮兴衰，总是风流。

他们都是香港影视圈这座金字塔顶上方熠熠闪光的明珠，是主角，是俊男美女，也是大明星。但还有一些人，是“死跑龙套的”，是主角的朋友、父母或者敌人，是建起这座金字塔的每一块砖瓦，他们叫配角。

有些人一演数十年，最终媳妇熬成婆，如鲍起静黄秋生，最终封王封后，是为金牌配角；有些人兢兢业业，演过上百部戏都只有三五句台词，港人称他们为“茄哩啡”，取自英文“Carefree”，意为无足轻重；少数人如田启文能打拼成为幕后重要人物；还有更多人连名姓都无，一概称之为“乜水乜水”(即：“那个谁谁”)，一句“二打六”足以蔽之，要到多年后偶有网友发掘，惊呼TVB有个万年出租车司机，才能在20年后被报章翻出个阮毅雄。

很难忘记李健仁狂挖鼻孔的“如花”，吴孟达的二当家，罗兰的鬼婆，或者是秦沛塑造过的上百个爸爸。总有那么一些瞬间，荧幕上闪现出他们的笑靥，观众会指着大叫，这不是那谁谁吗？认得他们，却总叫不出名字。他们于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1960年代，《纽约时报》评价时值蓬勃发展期的香港电影“尽皆过火，尽是癫狂”，这本是一句带有轻蔑含义的玩笑之语，却精准勾勒出了香港影视的真正魅力。正是如此处处张狂到极致，不留余地，不讲章法的香港影视剧，才容得下最奇诡的想象、最出格的走向、最辛辣的讽刺和最洒脱的演绎方式。

相形之下，仍需顾及形象的主角们，还是多了层羁绊与束缚，反倒是这些绿叶们，得以不留一丝情面，不带一分顾忌，用最敬业的方式，“打好电影呢份工”，塑造出一个个经典角色。

所以，这一次，我们把目光投向这些沉默的配角们。

制片厂时代的演员

香港演员，尤其是老演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将表演视为一份普通工作。这本是常识，却因明星制的建立而被湮灭。老演员的敬业与专业，就尤为难得。贵为香港电影金像奖影后的鲍起静，和其先生、知名电影监制方平，都毫无凌人之盛气，为人谦和平顺。年少时做主角，到老来做配角，也毫无不适之感。而聊到兴起处，还会手舞足蹈。

直到拿了影后，鲍起静还是习惯自己化妆，不愿劳烦别人。吴君如见而大叫，“你现在怎么还能自己化妆。”她还奇怪为何不能。摄影师拍照时，雨后山路泞滑，鲍起静自己爬上爬下，毫无怨言，手中的包宁可放在泥地上，也不愿劳烦他人。而与他们同代的邵氏影星如姜大卫、谷峰，也一样极好说话。这或许与他们共同出身于大制片厂时代有关。

成立于1950年代的爱国影视公司“长凤新”(泛指长城、凤凰、新联三家左派影视公司)，与邵逸夫成立的邵氏兄弟公司和电懋共同开创了香港电影的第一个高潮。“长凤新”主打反映劳动人民的影片，在当时风头无二，而随着大陆政治形势越发激进及电懋老板陆运涛辞世，自1960年代始，邵氏的歌舞片、黄梅调片、武侠片及至后来的风月片开创了商业电影制作新纪元。

彼时，各家公司都开有自己的艺员训练班。也自有一班固定龙套，由龙套头来负责，需要时呼之即来，一盒盒饭足可打发。而有台词有戏份，稍为重要一些的配角，却多半出自各家的艺员训练班。

鲍起静与方平就毕业于“长凤新”艺员训练班，接受基本演艺训练的同时，还得下工厂“接受爱国教育”，鲍起静在荃湾纱厂做了3个月纺纱女工，数十年后仍然记得要用膝盖去顶纱布上机器的动作，又在清水湾片场从铺水泥做起，做过配角，再至主角。

同班同学里，有长相千娇百媚的，长相朴实大方如鲍起静的演员，也因为要“宣传左派思想”而获重用。至于邵氏，则更青睐郑佩佩等美女明星，或者姜大卫、狄龙这样英俊又带一丝侠气的男角。拍的电影种类不同，待遇却都是相似的。那个时代的电影演员，多半都住在集体宿舍，出入起居有公司职员照应，标准远不如今日的纸醉金迷。

香港是弹丸之地，演艺业十分发达，从业者多，在竞争激烈又带有明显指向性的情况下，演员着实只是一份普通工作，与其他一般无二。当然，所有演员都存过做主角的梦想，但机遇并不垂青每个人。

午马也毕业于当年的邵氏艺员训练班，演技精湛，却几乎没做过主角。他感叹自己的配角生涯，在竞争激烈的情况下，“跑龙套很正常，能混口饭吃都不错了。我们那时候，也是这样的想法，也想过走红，但没有遇到机会。”他原名冯宏源，当年影片打演员字幕是以姓氏笔画为序，笔画少在演员名单中可以排在前面，观众容易记住。因此他将本名改为午马。由此也可知，为何当年演艺圈中会有很多女艺人的艺名姓丁。

际遇相似的还有邵氏固定配角谷峰，被称为“演得比邵氏两大红星狄龙与张彻都多”的他，擅演反派，演戏不计其数，仍然“演什么像什么”。在同一时期内扮演的角色年龄跨度之大令人咋舌。他演过狄龙姜大卫的平辈、情敌、同志，还演过他们的爹。“既抱着姜大卫被分尸后的头痛哭过，也被姜大卫愤怒地捅死过。”在痴迷邵氏电影的老影迷中，他的每一次出镜都会被人津津乐道，演技有口皆碑。由于常演配角，虽然见证了邵氏的整个变迁，邵氏日后制作的明星系列扑克牌中令人意外地没有他的身影，令人唏嘘。

时过境迁，当年的老演员如今都已洗尽铅华，仍然频繁出现在荧幕上，只是都随着年纪变化而做起了配角。过去十数年香港无线(以下简称TVB)与亚视两家电视台制作的电视剧中，时时都会见到这些出身于老制片厂时代的老戏骨身影。扮演的多为父母或前辈角色，与表演稚嫩的年轻演员一比，更显演技老辣。

鲍起静更是极端，她在出演电影女主角的同年(1979年)，就已成功转型去做电视剧的配角。方平笑称，“内地人说得好听，这叫华丽转型，其实就是调整一下。”她自己则说，“年纪大了，当然要退下来。”甚至连扮演其他女演员最忌讳的母亲角色，对她来说也毫无阻碍。34岁就演《秦始皇》中的刘永母亲，对方只比自己小1岁。她甚至称，自己是在40岁之后，出演《肥猫正传》中的妈妈，才真正明白什么叫做演戏。

转型后的30年间，她签约亚视，在大小银幕上“做”了多个不同的自己。“长凤新”1982年解体重组为“银都”，曾经答应过要养方平和她一辈子的“国营机构”一夜间灰飞烟灭。他们的境况堪比1990年代的国企下岗职工，握着仅有32万的解散费不知何去何从。幸好心态摆得正，“打好呢份工”的30年里，她和方平都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定位。他们仍然演戏，只是不再是呼风唤雨的大侠，而是平凡卑微的中年夫妻，或是人在江湖的何去何从。

中年之后，他们不再是电影里的主角，却逐渐成为人生的真正主角。方平成为香港电影圈金牌监制，作品包括《窃听风云》、《新宿事件》、《老港正传》。鲍起静则是演戏生活两不误，在亚视的电视剧里令人印象深刻，去年更是重做主角，凭《天水围的日与夜》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当然，他们还出现在许多电影中，比如《无间道》、《月满轩尼诗》或者《兄弟》。几分钟的戏份，几个镜头带过，无关其他，只为乐趣。

相似的还有姜大卫，在两年前的TVB台庆大戏《珠光宝气》里，他演3个成年女儿的父亲，怯懦软弱暴露无遗，一点都看不出当年那个浪荡儿的影子，和他的哥哥秦沛，或是岳华、谷峰一般，不求名利，但求开心。

鲍起静（大食）

艺员训练班的浮沉

电影《喜剧之王》里，周星驰扮演的尹天仇被人暴打却一动不动，只因在戏里，“死跑龙套”的他是一具尸体，而“导演未喊卡，当然不能动”，这才是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观众在银幕前哈哈大笑，却鲜有人知，这是真事。不过并非发生在他身上，而是与他合作十余年的好搭档田启文的故事。在拍《九品芝麻官》时，周星驰用夹子夹弄田启文的要害处，扮演死尸的田启文一动不动，直至导演喊停，周星驰问田启文会不会痛，田启文如是回答。日后，这一桥段被用在了《喜剧之王》中。

同样是真事的还有周星驰总是不肯死的桥段，在1983年版的《射雕英雄传》中，周星驰还是个角色小到可以四度出场而不被人发觉的小龙套。他向导演提议“我挡一下再死吧”，却换来了“话不要那么多”的呵斥。

若干年后，那部《射雕》被网友们饶有兴味地一帧一帧滤过，演兵将的周星驰、刘德华、梁家辉，演侍女的刘嘉玲、演乞丐的吴孟达，演道士的黄秋生，演渔夫的郑少秋，演村民的吴镇宇……名单还可以继续列下去。如今呼风唤雨的大明星们，都曾是无线电视剧里不起眼的“死跑龙套的”。而《喜剧之王》，则成了周星驰怀缅光辉岁月，向不屈不挠的香港影人致敬之作。剧中种种情节，由田启文说来，就是“都是真事，不是我们的，就是听来的。”

周星驰和这些香港影视圈未来中坚初出茅庐的岁月，正是邵氏电影公司没落、嘉禾如日中天、新艺城兴起与TVB壮大之时。而伴随着香港经济的腾飞，彼时的香港影视圈也在等待机会。

1980年代，香港影视圈真正的大时代终于出现。香港在两岸三地率先建立起了真正的明星制和电影工业化制度，并通过标准化模式的操作，辅以商业包装宣传手段，以类型化电影出击，在全亚洲乃至世界范围内卓有声名。

随之兴起的成龙、周润发、周星驰、刘德华、李连杰、梁朝伟，是真正意义上的巨星。成就他们的，是机缘，是时代，也有他们身后的一班演技炉火纯青、收放自如，又舍得自己来尽皆癫狂的配角们。

和周星驰一样毕业于香港无线电视艺员训练班的，还有自1970年代起至今的数百位演员。承继邵氏艺员训练班，艺员们大多在此训练演戏、形体、理论，再由龙套做起，熟悉影视圈的前前后后。这里走出了周润发、周星驰和无线五虎，还有吴孟达、李子雄和吴君如。在这里，所有演员无一例外，都得从跑龙套开始，一般演员要跑两三年龙套，才能有望演出配角，而能否演主角，就要尽人事听天命了。1976年的周润发，给伍卫国跑过龙套；1980年的黄日华，给周润发跑龙套；1983年的周星驰，则给黄日华跑龙套。周而复始，如是循环，造就着无线电视和香港电影一代又一代的演艺人才。

更早之前，还有另一家电视台丽的电视(亚视前身)所开办的艺员训练班，如今的无线“阿姐”汪明荃就出自于此。其后的亚视训练班一样培养出许多影视人才，万梓良、何家劲、江华等人莫不如是。某段时间的香港影视圈内，大多数有名有姓的配角主角，都来自两家电视台所开办的艺员训练班。

日后凭借演配角，光芒甚至盖过主角的黄秋生，当年也出自亚视训练班。1985年出演电影《花街时代》后，他自觉演技不够水准，第二年考入香港演艺学院，成为该校第一届毕业生。他的同班同学共有13个人，其中有一个叫张达明，日后演电影、做编剧，自编自演自导的舞台剧居香港翘楚。时至今日，他们班上仍有11个人从事演艺工作。

张达明最早只是因为做演员能“沟女仔”而对剧场表演产生兴趣，但学习严肃表演之后，却真的生发了对表演的兴趣。毕业大戏，他排的是契诃夫的《樱桃园》，在美国进修后，对standup comedy，performance show等先锋舞台艺术有了更深的心得。排一台舞台剧《长河之末》，更是演艺学院15周年院庆重点大戏。

但在严肃表演外，他也出演了上百部香港电影，也一样时不时在无线电视客串一把。他是猥琐的市井小民，是好色的皇帝，也是能言善辩的状师。做惯了高雅艺术，他也并不排斥看似低俗的角色，“一个是事业，一个是职业，job不等于Career，我分得清楚的。”好朋友杜国威也劝过他，趁还年轻，尚有市场，利用电影电视剧来赚钱，待到年老，再追逐自己喜欢的舞台剧。他“听了一半，也算没听一半”。拍拍电影，也做做舞台剧，用商业的钱来支持艺术追求，两不耽误。

在舞台剧里，他可以做主角，但在电影里只能做配角，他安之若素。“片商都是很势利的，你演得好，但红不起来，卖得不好。自然做不了主角。”所以从《天若有情2》到《志明与春娇》，十几年过去了，每年他的名字都会出现在七八部电影中。即使在香港电影最艰难的2001年，他都拍了11部戏。走出片场，走出“日夜颠倒，只能在车里睡觉，什么事儿都不能做”这种让他很不喜欢的电影拍摄生活，他还是香港首屈一指的舞台剧专业演员、导演和编剧。

而他的同学黄秋生，则在无线电视从龙套一路演到重要配角，再在各种B级电影里出演杀人狂魔或变态者。在各种角色间游刃有余，他能演出《无间道》里的疲惫与挣扎，也能在《Laughing Gor之变节》里成为不多的亮点。是个“永远都会盖过主角戏份”的配角。他甚至放言，“没有不好的角色，只有不好的演员。”

也许这句话，对吴孟达同样适用。他被称为“香港电影圈最贵的配角”，身价甚至超过许多主角。同样出自香港无线艺员训练班，同期的周润发日后成了“发哥”，他也成为了影迷心目中的“达叔”。若干年后，他可以笑着回忆当年，“毕业前，我们都在剧组跑龙套，那时我都有台词了，周润发还在后面当布景。”

做配角做多了，吴孟达甚至做出了心得，明白配角定位只是配合主演。“一部电影90分钟，给配角的戏不会超过20分钟，后来明白做人比演戏更重要。比如四大天王是4条鱼，我熬的鱼汤就会是4种味道。鱼汤味道好不好，关键在于配料。就像四川最出名的火锅一样，主角都是一样的虾啊、肥牛啊，但怎么样才好吃，就讲究汤味了，配角就是那锅汤，看各人有没有秘制配方，我就和成奎安、午马、黄秋生的配料不一样。”

和演戏保守、形象要求正面的刘德华演戏时，吴孟达会选择收敛的诠释方式。而和周星驰配戏时，在需要观众笑起来的戏之前，吴孟达会早早开始夸张烘托气氛，让观众情不自禁地大笑。他说，“看这样的喜剧，观众的身体应该是慢慢往前倾的。”这种对演配角的精准揣摩，也让他成为身价远超许多主角的香港最贵配角。

同期的知名女配角里，还包括吴君如和苑琼丹，分别出自无线与亚视训练班。一个是洪兴十三妹，化着夸张的妆容拿着砍刀穿行在砵兰街上；另一个则是石榴姐和老鸨，张着血盆大口，扮丑作怪毫无避忌。苑琼丹说，“丑就要做到最丑，不能保留丝毫的美，我觉得这也是在追求完美”。石榴姐一句“我只不过是尿急，抖了一下”的台词，逗得众人大笑，苑琼丹却为了这样一个“抖了一下”的表情，试到脸抽了筋。

“千美易寻，一丑难得”的影视圈里，有如此至情至性的女演员，不能不说是香港影人的幸运。

出自训练班或演艺学院的演员，无论演技如何、地位如何，共通之处就是敬业。即便日后从小荧幕走上大银幕，也依然恪守本分。8月底的香港奥海城，一个无线新电视剧宣传活动正在上演——数十位演员无分角色大小，统统身穿厚厚古装、头戴重重霞冠、化着浓妆出场，其间始终保持嘴角笑容弧度不变，前后左右的阿婆小孩均照应得当。

宣传活动结束，配角们即刻自行换装，拎上袋子，便回复正常生活。路上偶有师奶认出，打个招呼也就罢了，鲜有人要求合影签名，即便签了，也都以握手拥抱作结，仿似兄弟姐妹般自然。

即便是戏里的主角，也丝毫没有明星架子。他们距离那些艺员训练班的前辈，那些在大银幕上呼风唤雨的大明星，还相去甚远，自己也深知这一点。无论是TVB拍戏，还是所谓的“大制作”，演员们都是按照通告，“到点上下班”。在无线的将军澳影视城里穿行，吃食堂，自己化妆，下了班，还有凡俗生活需要料理。

在这座只有两个免费电视台的城市里，谁不和一两个演员沾亲带故呢？又有几个人是真正的巨星呢？演戏，只是一份工作；名利，只是这份工作的附属品。“做好呢份工”，是每个人无需再提的格言警句。

两名在戏里饰演侍女的小配角笑着携手离去，没人注意到她们。但谁又知道，在发达的造星工业里，她们有没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林青霞或张柏芝。当然，更多的可能性是成为无线电视数千名艺人中默默无闻的一员。跟着固定的监制拍片，一年开工两三部戏，衣食无忧，但也仅此而已。

张达明（大食）

田启文（大食）

本土配角的消逝

上世纪最后20年，香港影视行业和经济一样发展迅猛，艺员训练班培训的艺员数量远不能跟上行业所需。大批黄金配角发迹于此，他们或是主角们的发小或亲友，与演艺圈的风雨休戚相关，机缘巧合下入行，如周星驰的好友“如花”李健仁；或是自小醉心于此，长大后苦苦寻觅机会，终于从龙套一路打拼到在圈中拥有一席之地，例如田启文。电影工业曾经成就了他们的梦，于是反过来，他们再成就更多人的梦。

13岁那年，田启文看了部电影《五毒天罗》，被大银幕上的变幻深深吸引，开始想方设法加入娱乐圈。他没有试过报考无线训练班，没有相符的履历，年龄也不符合。而且，“无线训练班都是俊男美女”。遵从家人愿望做厨师后的他，有机会就讨好来吃饭的演艺圈人士，希望由此入行。对方利用了他，却甩下一句，“带你进这个圈不难，让你留下来才难。”就此作罢。憋着一肚子气的田启文索性由丽的电视的龙套演起。入行数年后，才反应过来，对方说的话，委实是句真理。

第一次拍戏，《十大奇案》。本来是个毫无台词的龙套，田启文因为呆等一天而心情烦躁，副导演走进休息室问，“有没有人懂说话的？”生气的他随口回一句——“又不是哑巴当然会说话。”下一秒钟，两张有台词的纸塞进他怀里，还有副导演的恐吓，“说不好有你好看。”

龙套变成了一个酒店服务生的台词，出乎副导演和田启文自己的意外，一个长镜头一次过，导演赖水清很是满意，难得有龙套演戏自然不造作还会念台词，索性留了他的电话，表示下次拍戏还会找他。

田启文自己想，演得自然，全是出自生活经历，做服务生和厨师，都要看人家脸色。不过是“本色出演”。

但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他索性加入了丽的电视，3年时间，每年拍的电视剧都不下100集。家里穷，只有一把电扇，还得烧水洗澡，他索性带了个睡袋睡在有空调、地毯和热水器的片场。日子长了，发现演龙套的日子不靠谱，“今天这个戏你演了一个小人物，只要有一句台词，后面的你就不能再做了。我就开始挑角色，有发挥的才能在镜头里看到我，要不然就躲，不让镜头take到，这样才能有更多工作机会。”但这始终不是长久之计，跑龙套始终是被动的工作，“要个老人，要个女的，要个小孩我都不能去，不能创造机会。”

值夜班的剪辑师灯光师困得发慌，他就去和人家聊天，听他们骂导演，怎么能这样拍；骂演员，走位应该这样走才对。没人教，就自己看和听，一点点记在心里。数年之后，终于有机会从龙套晋身演一个弱智青年。为了追求效果，导演决定在暗处架设摄影机，让他扮作弱智青年冲进超市偷东西，来营造最真实的效果。

“我就冲进去啦，没想到跑出来外面有警署，呼啦啦冲上来几个警察，拿枪对着我。我吓得要死，还要保持继续演。后来他们告诉我，幸好让我举起手来我真的照做了，要不然他们就开枪了。”

这件事上了香港新闻，戏上映后他的牺牲终于得到了回报。他不再是走在街上默默无名的“死跑龙套的”，人人都会指着他说，“这不是那个傻子么？”

而在遇见周星驰后，他和林子聪、李健仁、罗家英等人一样，因为周星驰电影，而以配角的面目为整个华语区的观众所熟知。这个绰号“田鸡”的瘦小男人，是《九品芝麻官》里的痨病鬼，是《行运一条龙》里的茶餐厅伙计，是《少林足球》里的三师兄，也是《功夫》里的师爷。他说，“我从来没想过做主角，重要的是参与这个行业。参与这一行之后，就发现要面对现实。主角是一个虚衔，真实的是你有没有市场价值，有才能当主角。主角有卖钱的，有自己掏钱的，还有些是老板要捧你。真正的主角是恰当的，有这个能力，又让人家信服，才能坐这个位置。”

和田启文比起来，还有更多的配角，是真正的草根英雄。他们是路人甲、茶水小弟、政府官员，也是出租车司机。57岁的阮毅雄的工作就是出租车司机，1988年起，他就在TVB剧集里开始客串自己的本职工作。从《义不容情》到《珠光宝气》，他始终是微微左侧着脸，对着镜头微笑，台词从“你以为是在拍戏么？”到“你到大埔去？”通常只是一句话的分量，却一演就是22年。

在阮毅雄看来，自己根本就不算个“角色”，22年里，他看着无线电视台的一线小生由黄日华到欧阳震华再到林峰，他从黑黑胖胖的“的士小哥”，到了两鬓斑白的“的士佬”。不变的是好心态——“我这算拍戏么？我没有受过训练，我有自知之明，所以想都不会想(成名)。”“做好呢份工”的心态，不仅仅体现在做配角，也体现在做出租车司机。

或许，像阮毅雄这样的草根配角“二打六”，未来会渐渐消失于香港影坛。97金融风暴后，香港影坛一蹶不振，两大电视台只剩TVB仍在坚持制作新戏，亚视已然停工3年。而随着政策开放，为了寻求内地市场，越来越多的香港影人选择进军内地——一位内地电影记者说，“要找香港电影演员？到北京和横店去都比在香港多啦。”

已经很少有独立演员存在，大多数演员都选择签约某家电影公司，或是与TVB签约，形式多样，可以是“部头约”，也可以是“长约”。“不这样很难活下去吧。”方平说。而鲍起静和田启文也都承认，现在的境况，对于香港配角来说，是“远不如以前了”。

在和内地演员的竞争中，他们也处于劣势。在近10年的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的评选中，获奖者只有一个张柏芝是年轻的香港演员。除此之外的惠英红、鲍起静都是老树发新芽，内地的周迅等强势抢滩。而最佳男主角虽然仍有香港人的面孔，但却都是些20年前就已活跃在影坛的人物。

“很难有新鲜人再出来。大家都爱用明星，以前有艺员训练班，还能够再捧一捧新人，现在中生代演员和新生代都太少了。”方平说。为了内地市场，这几乎是必然的牺牲。香港电影想要在国内顺利上映，除却一大堆繁琐的审查，还必须有内地演员参与。不管这些内地演员是否在香港电影中表现得格格不入，他们都必须存在。像陈道明在《无间道3》中一样的违和感，还时时存在。而人工更便宜的内地配角，毫无疑问拥有更广大的市场和更强大的竞争力。

更严重的是幕后班底的萎缩，现在最流行的制作模式是香港导演+港台男演员+内地女演员+内地市场和制作班底。化妆场务这样的幕后角色，除了那些业已成名的大师，几乎都要北上“求碗饭吃”。在这样的境况下，那些土生土长的配角们生存艰难，自是不在话下。

他们也开始自寻出路。张达明坦言，在同样的条件下，他现在更青睐去内地拍片，因为内地的观众群更多，市场前景也更辽阔。13亿，听起来就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数字。不过，在同样的条件下，“哪个给的钱多我就去哪个咯。”他很坦诚，坦诚本身，也是敬业的一种表现。拿一份钱，就出一份力。

而内地“奇怪”的电影审查制度，也让香港影人很无奈。他们不是不想拍出好片子，但很多时候，这不是个人力量能够决定的。“你知道吗？最近有部刚上映的片子，里面有一句台词叫‘房中术’，审查部门要他们删掉。因为这个听起来像是‘防御中国的招数’。”田启文两手一摊，“还有什么‘五体投地’不能出现，因为这影射民族宗教！”

在处处都是禁区的情况下，香港影人开始艰难的自我审查。那个“尽皆过火，尽皆癫狂”的香港电影黄金时代，或许真的一去不返。而留给那些在那个时代里演尽了三教九流、看惯了世态炎凉的配角们的发挥空间，也自然不复存在。

他们有些人离开了光影世界，做起了生意；有些在无线电视台每年都要开拍的数十部肥皂剧里，演起了家长里短却得心应手的婆婆妈妈；还有些则投身了内地博大的影视市场，在永远只“宣传忠君爱民”、重复了30年的喜剧段子仍然乐此不疲的古装戏里卖力地跳上跳下，被所有娱乐记者和现场工作人员传颂着“香港演员都很敬业亲民”的佳话。

黄秋生：最毒的不是我的嘴 是我的思想

“你知道其他剧组会怎么样吗？这边在喊，我X你妈……那边就更大声地喊，我X你祖宗……其他人在做什么？没反应！没有任何人对这种激烈的语言有任何反应。我看到的就是一个神经病院。你说它是中国特色吗？你说这样可以专业吗？不可能的事情”

本刊记者  易立竞  发自北京

1993年，5月，香港铜锣湾街头挂着一幅巨大的电影海报——《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海报上的黄秋生穿着带血的T恤，面无表情坐在两笼热气腾腾的叉烧包中间。两笼人肉馅的叉烧包。

看过黄秋生面带笑容剁斩人肉，熟练地包着人肉叉烧包，你可能会觉得这个世界万分凶险，而一切与肉有关的食物都很可疑。

这一年，香港市面上没有叉烧包供应。影片公映后，很多人戒了叉烧包。

《人肉叉烧包》大卖，出乎所有主创的意料，他们不看好此片的很大一个原因是——主角黄秋生当时只是一个小演员。

黄秋生对他演艺学院毕业后签下的第一个电影合约记忆犹新，那上面写着“特约演员”几个字。“特约演员”，俗称跑龙套，有台词，一天4000港币。“我看到‘特约’两个字心里面很难受，想想4000块，拿了吧，签名，走……签名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有一天我会是影帝的。”

谁也没想到，《人肉叉烧包》会成就这个小演员的影帝之梦。更令人惊奇的是，他成了香港金像奖历史上第一个靠三级片摘得影帝桂冠的人。那一年，他32岁。

很多人认为《人肉叉烧包》是黄秋生的代表作，他本人却非常讨厌这部电影。《人肉叉烧包》之后，黄秋生连着演了几年的变态狂，最后得了抑郁症。“那时候跟我妈一起住，住的地方楼层很高，有一个玻璃顶，每天我睡到中午才醒，睁开眼睛就能看到鹰在飞。我就想：跳下去吧。跳下去我妈怎么办？”然后他就开始折磨邱礼涛(《人肉叉烧包》导演)，打电话给他，“我今天就想死。”“你没事的，你很强的，明天就会没事了。”果然第二天没事，而且过得很开心。第三天，想死的念头又冒了出来，又给邱礼涛打电话。这样的电话每个礼拜要打3次。这种状态持续了3年。

“直到38岁，才彻底走出《人肉叉烧包》带给我的阴影与表演上的限制。”

语调一转，黄秋生一脸不吝地说：“其实抑郁也没有什么大不了，我觉得人的心和身体一样，也需要休息。该低沉的时候低沉一下，就是一种休息。谁能一直那么昂扬地活着啊？休息完毕，就可以继续为非作歹，拍戏骂人了。”

全香港最毒的嘴

拍戏，骂人，是黄秋生生命中很重要的两件事。这个有着全香港最突出面孔的人，还有一张被视为全香港最毒的嘴。

问他，平常听黎明的歌吗？他会一脸无辜地说：“真的很抱歉，我听没几分钟，就会开始头痛，然后身体变得很热很热，然后很想尖叫，如果这时候有什么人刚好过来，我就会发神经想动手打人。他们的音乐没有变化，一直喔咿喔咿，好像有只苍蝇在你旁边飞。歌词都是那些我想着你啊你想着我啊，重复又重复，每首都一样。”

谈起绯闻女友，他毫不犹豫地表态，“她的脑袋是全新的没用过的。我喜欢像张艾嘉、胡茵梦那般高贵、有气质、有味道、有智慧的女人。”

对于大导演吴宇森、陈凯歌的某些作品，他拿起来就批，连个小弯儿都不拐，连个缓冲的词儿都没有。

至于后辈，批起来更是劈头盖脸，“余文乐长得帅，但没有内容，不知有什么特质”。对此评价，余文乐也只能低声嘀咕：他也20几岁过啊。

这个“老愤青”满嘴真话肆意喷出，惊愕得那些听他放炮的人都想捂住他的嘴。“给人留颜面”是谎话最好的温床，成人世界，谁经得起这么真呢。因为说的话太真，有一段时间，每个人都觉得他经常说谎。“人生有限，时间不多，花那么多时间拐弯抹角，最后都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何必呢！如果我得罪的是给我饭吃的人，会有问题。如果我得罪的那些人根本不会给我饭吃，那就无所谓了。”

秋生啊，你不要那么硬，那么臭脾气

黄秋生不怕得罪人的性格在香港演艺学院上学时就已初见端倪。

演艺学院刚开始没有学生会，学生有事情需要解决，跟校方沟通时经常出现问题，黄秋生和同学商量要成立学生会。去跟院长谈的时候，谁都不说话。看到这种情况，黄秋生第一个站出来跟院长提要求，其他同学纷纷表示同意。院长的脸马上黑了下来。要知道，黄秋生在学校里是院长、老师都宠爱的学生，院长怎么也没想到他会带头闹事。

黄秋生让院长意外的事远不止这一件。有一次，为了半价早餐，他被人向院长投诉。

学校餐厅的早餐10点之前是半价，一般超过四五分钟也会按半价卖给学生。有一天黄秋生10：05去买早餐，眼瞅着一个同学在他前面买了半价的，到他时，老板突然说：“已经过钟，不能半价了。”

“我刚才看到你卖给他了，那也得卖给我啊，学生没钱啊。”

“不行不行，已经过钟了。”

一个很疼他的老师说，“秋生啊，你为什么要为这些无聊的事情影响你的艺术生命呢？你不要那么硬，那么臭脾气。”

“我经常跟孩子讲，男人就是个战士，要时刻准备战斗。”黄秋生说自己身上有个盔甲，这盔甲是随着时间一块一块贴上去的，要到死了的时候才可以卸下。

出道30年，300多个角色，配角居多，大部分是烂片

黄秋生活得自在、自傲的同时也自嘲。

他说自己是烂片之王，不是普通的烂片，是200万小投资、七八天拍完的烂片中的烂片，“导演编剧演员无一不烂！”

黄秋生自信，对烂片，他最有发言权。“烂片有很多种，每种我都演过。所以一部电影，我说是烂片，一定是烂片。连吴宇森都拍烂片。”

人们不得不服的是，每一个烂角色他都演得无可挑剔。

出道近30年，演过300多个角色，配角居多，而且大部分是烂片。他也曾为此失落。

2001年，香港国际电影节为3位演员做了回顾展：黄秋生、刘青云、吴镇宇。这3个香港演艺圈的中坚人物私交甚笃。放映期间，看着两个好朋友的片子，部部平头正脸的，自己参演的片子大多属于三级片，黄秋生有些坐不住了，“真希望快点结束放映。”

现在，他就像从来没那么想过一样：电影烂不烂无所谓，只要我演的角色好，对我来说就是一部好片。假如我没拍过那些烂片，今天根本就不可能有那么多人认识我。这种机会不是每个演员都有的。

对于刘青云、吴镇宇两个死党，黄秋生是真心地欣赏。

“刘青云是郭靖，演的大多是正面角色，大智若愚。他是个很gentleman的人，不太讲话，其实有很大的智慧，绝顶聪明。看起来闷闷的，其实心里火比我还大。

“吴镇宇是黄药师，纯粹的邪派高手。他比我还疯，我佩服他的天马行空。我们很多想法相似，他有时替我说出我没有说的话，做我没有做的事，有他在，我总是很镇静。

“我是丘处机，内功高手，可以正也可以邪。”

“丘处机”年轻时最无法忍受的就是别人说他演技不好，“因为那个时候演技真的不好”。偏偏亚洲电视有一个导演经常跟人说“不要用黄秋生，他没有演技，没有希望”。

“我是新人，我演技不好，你要给我机会，不要到处讲不要用他嘛。谁好啊？没有一个新人是好的。那些漂亮女孩子你就给她机会，所以她有机会，我没有机会。”

黄秋生说，如果把自己的人生拍成电影，第一个镜头应该是父亲上飞机走掉的情景。

黄秋生的父亲曾是驻港英军。他4岁时，父亲离开香港，再没见过面。母亲靠给别人做女佣维持生计。“现在这个时代，混血很吃香，可在当时，我们经常被人叫做杂种，遭人打骂。每个人都取笑我，叫我鬼仔，说我没有父亲。”

上小学时因为没穿内裤被老师体罚，脱光衣服在操场上示众，被同校的女生看到，从此留下心理阴影，经常梦见自己赤身露体站在街头，不知道怎么回家。“这个阴影一直到拍了第一部三级片才消除。拍三级片对我是一种心理治疗。”

过往的经历在黄秋生的脸上都能找到印迹。警惕，霸气，桀骜不驯，跟这个世界对着干。他从不讳言对名利的追求，“没有名就要有利，没有利就要有名，名、利都有就更好。”

有导演来找他拍戏，他从不听对方表白自己如何有诚意，“烂剧本、烂导演都说自己有诚意，凭什么你的诚意就比他的诚意高？不用讲太多，把钱拿出来，看看到底谁有诚意。废话我已经听得太多也讲得太多了。”

在香港，这种事绝对不可能发生

人物周刊：《精武风云·陈真》新闻发布会上，光线传媒的总裁仔细算着你们这些主演所能带来的票房，你听着什么感觉？

黄秋生：演员就是商品。这是一个多重身份的年代，有可能你是艺术家，也是一个商人，也是一个商品。这是资本主义社会把人异化的现象。

人物周刊：你戴过票房毒药的帽子吗？

黄秋生：没有。票房毒药这个帽子是有名的人才可以戴的，比如说你应该票房很好，可是你每一部票房都不好，就有人说你是票房毒药。我们这种以前根本都不起眼的演员，你连当票房毒药的资格都没有。通常我当主角的戏都是比较艺术性的，票房不好是正常的。《精武风云·陈真》，我不是主角，所以票房好不好我都不会成为毒药。在巴西拍的《荡寇》，我是主角，可是票房好不好，没有关系呀，因为这个定位是一个艺术片。

人物周刊：艺术片就不用考虑票房吗？

黄秋生：因为没人看啊，没人看就没人注意，没人注意就没人批评，就没事了。

人物周刊：有人说，你用貌似不吝的说话方式掩饰你的不善交际。

黄秋生：我真的是不善交际。演员不是一个PR(public relations)。我是演员，我不是公关，我不善交际是正常的。有太多的演员是公关不是演员，公关做得很好，当演员的时候做得很烂。我拒绝，是因为我根本没有这个能力。有些时候我知道需要公关，有些时候我愿意，可是我没有这个能力。

人物周刊：这导致你说话很坦白，也就是媒体常说的炮轰？

黄秋生：坦白是你这个人的个性，炮轰是你对这个事情有不同的理解。比如我叫服务员，“这个桌子很脏，你帮我抹干净”。是真的很脏啊，你可以看见的啊，我叫他清洁一下就是炮轰啊？顶多算是放一个鞭炮吧。

人物周刊：你公开表达对电视剧《杨贵妃秘史》台词的不满，没有考虑过可能带来的影响吗？

黄秋生：每一个人对历史、对剧本、对人物的理解都不同，我当然有自己的理解，可是一个演员到最后必需根据编剧、导演对剧本的理解去创作。我可以根据你的要求去做，如果你不需要、不喜欢我去设计的话，我就会变成一个装修工。你是要一个设计师，还是要一个装修工？“李白来了一次，你就诗(湿)了三遍”，我说这种对白跟任何一个正常女性说，都会让人家脸红的吧，都会令她觉得尴尬吧，我还以为他们会把它剪掉，可是已经播出了。“诗”(湿)同音的烂笑话，还不止一次，玩了大概有4场戏。有一次我在拍戏的时候，都受不了了，石小群的台词是：“跟她玩湿的还是玩干的？”我说：“干的也好玩吗？！”他说：“你说什么？”这个对白剧本里没有。我当时有点生气了。这是在电视上播的剧，在香港，这种事情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所以我说现在大陆除了政治，所有都是自由的。

人物周刊：拍之前，读剧本的时候你没看到这些吗？

黄秋生：这部戏刚开工导演就开了一个会，讲了两个小时， “这个剧本非常好，编剧花了3年时间写的，对白里的每一个字都不能改。”我就问导演，“一字不能改啊？”导演说，“朝廷上的对白不能改，平常的可以改。”我自己的我会改，用我自己的方法改，可是人家的对白，我怎么在现场叫他去改？我不能跟导演说你叫他改一下吧？我不能教人家演戏吧？

这件事以后，我再拿到剧本会完整地看完，然后在合约里写明：我有权利改剧本，改我自己的对白。但是百分之多少你可以改？这还是个问题。

风流和下流的界限在哪里？有些人觉得这是风流，我说这是下流。

人物周刊：我查过“炮轰”的意思，指对事件或者个人进行语言攻击，原先用于战争。

黄秋生：我这个不叫炮轰，这是表达我自己对这件事的看法和感觉。现在的人词汇太贫血，什么事情都把它形容为炮轰，哗众取宠！不说你炮轰谁看？恨不得说你要杀人，把你形容为一个野兽、魔鬼才好。

我年轻时的状态还可以说是炮轰，因为比较激烈，比较激动，比较用力，我现在都没气力去炮轰了，我讲的只是一个事实，有证据的事实，没有证据的我都不讲。比如《杨贵妃秘史》这部戏，所有的剧本我都留下来了，所以千万不要再说我是乱讲。

人物周刊：你表达了这种不满后，碰到过导演尤小刚吗？

黄秋生：我是对事不对人，我针对的不是他啊。后来去宣传时也碰到他啊，他对我很好，很有礼貌。剧组里面有很多事情都很开心的，为什么不讲开心的事情呢？为什么总讲负面的事情呢？

人物周刊：香港媒体和演艺圈一直是对抗的关系吗？

黄秋生：在他们眼里我们这一行的人都是做“鸡”、做“鸭”的，全部都是黑社会，都是抛妻弃子的，所有人都是坏人。挖，挖到了就把那个点扩大。我认为香港没有媒体，所有的杂志都是色情狂的杂志，买来看一下你就知道，你低胸他就拍你胸部，女的穿裙子他就趴在地上拍，那不是有牌的偷窥狂吗？把所有的这些上封面。他们的视点全部都是你离婚啊，没钱了就说你精神病啊。香港媒体是病态的，他们的心态是扭曲的，我觉得应该介绍一个好的心理医生给他们。

人物周刊：你发现狗仔队偷拍怎么办？

黄秋生：打跑，打到他们怕，告到他们怕。

内地剧组为什么这么乱？

人物周刊：拍了这么多年戏，你待过的哪个剧组最专业？

黄秋生：我刚才还在和他们(助手)讲，哪有那么专业的剧组啊。刚才在刘伟强的剧组，他在休息的时候，大家研究说这个西瓜要不要开，刘伟强突然间大声说，开。门口工作人员立刻往这边看，以为怎么了。你知道其他剧组会怎么样吗？对不起啊，我要讲一些比较极端的例子：这边在喊，(突然很大声地)我×你妈……那边就更大声地喊，我×你祖宗……其他人在做什么？没反应！没有任何人对这种激烈的语言有任何反应。这就是其他的剧组。刘伟强的剧组只要有一个人声音比较大，就会很突兀，因为你在拍摄现场发飚，肯定是有一些工作上的严重的事情，你才会这样喊出来。在其他剧组你就会看到很多的神经病。所有人都在喊，所有人骂所有人。

人物周刊：在这样的场景中，你是什么状态？

黄秋生：我是个旁观者，坐那儿抽烟，看，分析，为什么会这么乱？我看到的就是一个神经病院。你说它是中国特色吗？你说这样可以专业吗？你说这样拍摄的时候可以比较顺利，比较省时间吗？不可能的事情。

人物周刊：内地剧组会不会好一些？

香港演艺界最敢说话的人

人物周刊：据说在香港演艺界，你和吴镇宇是最敢说话的人。

黄秋生：我比他更敢。有不满，这个不满是大家的，不是你自己的不满。比如说我喜欢喝茶，可是现场只有咖啡，我非常不满，这个跟大众的利益无关，是你自己的事情，你就不应该讲出来。可是我要求的只是对白写得好一点，为什么那么下流的对白会不停地出现呢？我要求拍摄现场的环境健康、卫生，有问题是应该讲出来的，不讲出来怎么解决呢？我进棚第一天，发现身上很痒，还以为自己过敏呢。第二天还是那么痒，我就问其他人，有东西咬吗？“有啊，有跳蚤。”我问他们有没有喷杀虫水、有没有消毒，说没有。我让工作人员晚上我们收工后喷杀虫水，第二天发现没事了，那就证明我说对了。我会搞清楚，这个是不是我自己的问题，证明了这个不是我自己的问题，我就要解决。如果是老鼠身上的跳蚤，会传染瘟疫的。为什么要求这个？我们不是乞丐呀，我们是演员，商业上你是明星，再高一点，你是搞艺术的。没有人会喜欢看一个三天不洗澡、乱七八糟的人去演戏的。

网上有人说我演的唐明皇牙齿黄，说我抽烟太多。我不是抽烟太多，是喝红酒太多。进剧组差不多两个月，我照镜子看自己都觉得没事，挺好。一是每天还没见到阳光就进棚，天黑了才回房间，二是我住的那个地方光线不够。为什么每次我去剧组都要看房间的光线？因为我老了，眼睛老花，不够光的话，我看不清楚。有一天在窗子前照镜子一看，哇，像死尸一样。

我可以说网上说我的人是挑事吗？我可以说他们是炮轰吗？人家提出意见是有原因的，是真实的，是为你好。你自己要注意，因为我们是明星，我们要卖钱。我应该感谢他们提出来，知道问题，就可以改善了，你才可以进步啊。多少年前鲁迅已经写了——你说我脸上有毒疮？我自己看不见，我还以为我的毒疮很美呢。《华盖集》里面写的，大家再去看一次鲁迅。

人物周刊：一直这么坦率，生存不艰难吗？

黄秋生：当然有人告诉我这样很艰难，很辛苦，不过我也不觉得他们(不坦率的人)很容易呀。我艰难，可是我开心；你也艰难，你看你多不开心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区别呀。我从来没有跪下来求人，我如果妥协，也是战略性退却，为了下一次进攻，为了更好地再一次出发。两万五千里长征就是这样啊，为了保留实力，毛泽东的思想、战略好厉害。我妈喜欢背诗词，喜欢中国古典文化，我从小就受她影响。小学五年级的时候请了一个补习老师，马老师，他是香港大学读政治的，左派，我到他家看到很多历史、哲学类的书，包括马克思、毛泽东，我在一边做功课，他就在一边纸上写毛泽东诗词，我经常偷着把他写的东西收起来回去读。我喜欢毛泽东的诗词，大气磅礴。在我眼里，他不只是一个政治家，还是一个优秀的诗人。

五戒全犯，犯了之后就忏悔

人物周刊：有人说你有霸气，与你合作很麻烦。

黄秋生：我的个性跟一般人不一样，大多数人都是“有话就别讲，省得麻烦，别挑事，别逞英雄”。可是我们小的时候，学校里教我们学岳飞呀、史可法啊，长大后到了社会上，又要我们“把以前那些都忘了吧。你需要知道这些，崇拜这些人，但你不要做这种人。你要当英雄啊？千万不要”。那我为什么受教育呀？只是知道几个概念，几个人物，几个年份就算了？浪费时间。

人物周刊：你的性格与演艺圈格格不入？

黄秋生：我也不需要入。我好像一直都没入过。有些时候，想入一下，可是入不了。比方说你不是同性恋，然后你身边一大堆同性恋，你想尝试一下自己是不是同性恋，那根本不可能，因为你没有输入这个软件。

人物周刊：你最看不惯这个圈子里的什么态度？

黄秋生：没有立场，和稀泥的态度。

人物周刊：“香港最毒的嘴”这个称谓是你有立场的一种表现吗？

黄秋生：最毒的嘴呀，我是其中一个，还有人更毒呢。你有一张很毒的嘴，也需要一些很毒的思想才可以，没有思想配合，只是嘴毒，没有意义。我觉得最毒的不是我的嘴，是我的思想。嘴巴只是一个工具。

人物周刊：通常认为，笃信佛教的人性情温和。

黄秋生：我个性鲜明。《水浒传》里面，鲁智深打烂那两个叫金刚，怒目金刚抓小鬼，我就是专门抓鬼的。香港一个画家画的一张“此君能抓鬼，名字叫钟馗”，我非常喜欢。我还经常打妄语。妄语不单是说谎，吹牛、乱讲话、讲色情笑话都是妄语，所以我经常打妄语，五戒全犯，犯了之后就忏悔，忏悔之后又犯，简直就是一个俗物。唉，真要彻底戒了就成佛了。

人民艺术家才是最高境界

人物周刊：1993年，《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中的变态杀手为你赢得了第一个影帝——第1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可那次拿奖，你似乎并没有太多喜悦。

黄秋生：拿奖之后有人恭喜，当时可能是我非常自卑，没有感受到那种真诚的、热烈的感觉，好像中间隔了一层纱，看所有的事情都好像不是真的。在酒店举行庆功宴做访问，做完访问很晚了，回头一看，东西都收了，人都走了，没有人留下来跟你庆祝。没有吃饭，又冷，又饿，旁边一个人都没有。半夜12点多在尖沙咀，走出酒店，风在吹，“唉？我去哪儿？我今天发生什么事情了？”好像是做了一个梦。一个人饿着肚子拿着奖杯走在街头，就好像拿着一瓶酒，也没有人看你，好像鬼魂一样。

不像现在，谁拿了奖，访问后都有一个PARTY，一堆朋友，你认识的、不认识的都在等你。我那个时候真的一个朋友都没有。一个人，我没吃饭，你可以想象吗——那种孤独，荒谬。我只有打电话给邱礼涛，然后两个人在一个小酒吧里喝啤酒。

人物周刊：那时大家怎么看你？

黄秋生：我怎么知道人家怎么看我，我连朋友都没有。后来有些人告诉我说，“那个时候，我觉得你很讨厌，脏话多，又很容易发脾气，又没有人缘。现在好多了，讲话又好笑。”可能我现在讲的废话多了。

人物周刊：你害怕衰老吗？

黄秋生：你不能怕它，这是一个阶段啊。我觉得我怕年轻比怕老多。

人物周刊：因为你年轻时一无所有？

黄秋生：年轻的时候一无所有，什么都不知道，得罪人，前路茫茫，什么都不稳定，也不满意。现在我比较容易把控周围的事情，我现在过得蛮好的。年轻惟一的好处就是比较容易认识女孩子，年轻有精力嘛，可以跟女孩子去吃饭，吃完饭去喝酒，喝完酒玩到天亮，再开车去山上看日出。不会谈了好半天，最后变成——“今天我们去吃饭吧。”“好啊，叔叔，我能约我男朋友一起来吗？”(笑)

人物周刊：1998年，因为《野兽刑警》，你第二次得了金像奖影帝，那时你好像病着？

黄秋生： 1997、98、99年得了甲亢，演《野兽刑警》时已经好了一点了，可还是很胖，全身都肿。特别是97年，病得很重，肿得跟猪头一样，有一阵没有工作，就去了伦敦学戏剧。每天想的就是学英语，上学，买东西回家煮饭，睡觉。早上起来听听教堂的钟声。躺在浴缸里面，点个蜡烛。英国的房子很暗、很黑。

人物周刊：没有危机感吗？

黄秋生：我就是因为担忧太多，所以才有这个病的。伦敦之行思想、见识都改变很大，整个人的性格都改了，变得让自己比较舒坦。

人物周刊：有人帮你算过，迄今为止，你得过6个影帝，但你经常说奖杯无用。

黄秋生：当你没有的时候就有用，你需要鼓励的时候就有用。到现在我自己都可以鼓励自己的时候，奖杯有没有都没所谓。有一天，我可以拿到一个人民艺术家的奖杯，那就有用了。(笑)人民艺术家不是一个奖那么简单，一定要有经典作品，比如说赵丹、于是之，他们有很伟大的作品。姜文是一个艺术家，可是我觉得还没到人民艺术家的境界。

人物周刊：你觉得自己是艺术家吗？

黄秋生：我现在还不是，我要开始做了，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对人有贡献的艺术家。之前我觉得演戏只是我的工作、职业，现在是开始实现我的事业的时候。我要实现我对艺术的追求，实现我自己的创作理念。我希望我的作品，除了带给人娱乐之外，还有很多思想性的影响，这样才是一个艺术家。或者我的创作里面有新的、经典的风格，比如说我现在创作一种新的演戏概念，这个概念影响整整一代，那就厉害了。

骗子才去玩抽象

人物周刊：你觉得演戏是有意义的事吗？

黄秋生：有，非常有意义。这个问题我想了好久，可以肯定告诉你，有。我们卖的是梦，人需要的就是梦。我们人类所有的文明都是建立在梦上面的，所以我们这个行业是非常重要的。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有些导演边做梦边说教？

黄秋生：说教的导演没人看，不会说教的导演肤浅。我在伦敦学习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们，不要经常说教，偶尔说一两句就对了。你一开始就说尼采、黑格尔，谁要听啊大哥？都睡着了。先讲一个好听的故事，里面偶尔有一两句说教，回过头来接着讲故事，这就对了。

人物周刊：你曾说，一直在跟自己抗争，现在呢？

黄秋生：还在抗争，减肥呀。我喜欢吃，太喜欢吃了，我要抗争到底。我是很懒惰的一个人，我要和我的惰性抗争。我要继续努力，把我的艺术呈现出来，我要把所有我得到的回馈给社会。很伟大吧。(笑)有很多人40岁开始中年危机；50，累了，退休了；60，快死了。我高兴的就是我找到了目标。之前我就是要赚钱，要拿奖，要读书，我要学很多很多。现在我是要把我知道、我得到的力量回馈给社会。要快快快，没有时间了。

人物周刊：哪部戏是你的代表作？

黄秋生：我的代表作在舞台上。1986年我在演艺学院上学时演过一部《大鼻子情圣》(根据法国戏剧家埃德蒙·罗斯丹的名剧《西哈诺·德·贝热拉克》改编)，这部戏的制作费是20万，当时社会上的反响说学生不应该有那么多的制作费，浪费。公演获得很大的成功，法国文化协会写信到学校表扬，特别是黄秋生。当时很多专业演员(现在是好朋友了)很感动，跑到后台抱着我哭，“我现在知道什么叫演戏了。”演完之后，当初骂学院说浪费的评论家又说“值”。这种演出让整个学校被社会接受，那部戏直到现在，在学校里面还被作为教材用。演艺学院上学那3年，几乎每一个大戏都是我主演，连续3年都是最佳男主角，奖项一大堆。

5年前，我排了一部英国的戏，《家庭作业》。有一次，我演得很好，那些影评人、剧评人来看，居然没有反应，我出来谢幕的时候，看着他们，心里想，“哼，你们算是观众？”冷笑后转头就走。来看戏你们在分析，分析这个戏怎么样怎么样，我感受得到他们那种讨厌的态度。你喜欢就鼓掌，演员要的就是一个掌声，要的就是一个鼓励，你们明明知道是好的，为什么要这样反应？演戏是要打动你的心，你把心都关起来，它怎么打动你啊？你在那儿分析个屁呀，最重要的是把心打开。

人物周刊：林奕华在内地很有市场，你看过他的话剧吗？

黄秋生：我在演艺学院上学的时候就跟他开骂了。有一次他在舞蹈学院搞了一个小小的表演研讨会，我去看，几个学院，分别有人表演芭蕾舞、中国舞、现代舞，轮到他的剧团表演时，几个小朋友出来放些音乐随便跳了跳，跳完之后大家研讨。我就发问，“你这个是艺术啊？”他说，“每个人都有权利去表演他自己的艺术。”我说，“你这样的艺术我看不见技巧啊。收我20块，我为什么要来看你这样跳？我为什么不回家照着镜子自己乱跳？你这样是艺术吗？表演什么东西给我看？我明天发明一个石头舞(做石头状，扭动几下)，这样可以吗？”他说，“可以呀。”“那我没有问题了。”第二天他在报纸上写了一大段理论，讲了德国舞蹈家皮娜·鲍什，我看完之后心想，“真是神经病啊，你把自己跟皮娜·鲍什相提并论啊？她怎么样，你就可以怎么样？我看过皮娜·鲍什的表演，她舞台的设计美不胜收啊。你那是什么表演啊？你把自己当作皮娜·鲍什，我当我自己是莎士比亚，简直就是艺术界的无耻之徒。”我那时是这样想的，我现在跟他没有什么关系，现在人家搞了那么多的戏我没看，没有资格评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从小就有挫败感

人物周刊：你什么时候有过挫败感？

黄秋生：我一直以来就有，从小就有很多挫败感。我真的可以说我的整个成长过程就是一部奋斗史，包括我的人格，包括我的命运，我是怎样从一个小学毕业生变成现在演艺学院院士的。从小我妈就希望我读书，但我小学毕业后一直在工作，直到进了香港演艺学院才真正读书。真是想不到，最后我会成为院士。

人物周刊：经济状况最差的时候什么样？

黄秋生：哇，穷得不得了啊。我妈有肺病，我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后来她再结婚就是为了养我。我那时候没学历，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又反叛。虽然爱看书，知道的东西比同年纪十几岁的人多，可不等于说我学历比他们高，他们中学毕业后可以找一份很普通的工作，我中学都没毕业，找不到工作。23岁去了演艺学院，那几年是最好的了，我一直逼自己，因为我爱这个行业，这个工作，学校老师都讲英语，一定要不停地学，其他同学学历都很高，我一定要跟人家去比较，追，一直在追。

人物周刊：童年时的恶梦或者阴影还有哪些在影响你？

黄秋生：没有了，真的没有了，连做梦我妈死都很少了。以前经常做的恶梦——裸体回不去家、母亲死了、挨打后打不回去，都没有了，现在通常在梦里会把人打死。

人物周刊：你把当年拍三级片的经历称为心理治疗，现在如果有一部戏需要这种……

黄秋生：(打断)唉，做不了了我，我现在在他(经纪人)面前换裤子都不舒服。其实我从小的个性就很害羞，天生的。小时候放我在凳子上面，把我的鞋子拿走，我绝不会光着脚踩在地上去拿鞋，觉得脏。后来因为家庭穷，读寄读学校，什么垃圾也放嘴巴里面，什么乱七八糟环境也睡，不洗澡，这些都是后天培养的。我在家里换衣服要背着我老婆的。

人物周刊：完成这种心理治疗后，你又拍过裸戏吗？

黄秋生：有过，还拍过王晶的那些戏，后来我告诉他我不裸了，让女孩子裸吧，反正你们都要看女孩子，谁要看一个大肥佬裸体呀？

我喜欢战士，我有英雄情结

人物周刊：你在《太阳照常升起》里演一个解放后从南洋回国的老师，对自己的表演满意吗？

黄秋生：那时刚解放，很多留学生从南洋、美国、香港回到大陆，姜文有当时的照片，我看了之后都吓了一跳，原来那么洋化，那么开放，那么好。我觉得我自己演得很好。

人物周刊：姜文很了解你吗？

黄秋生：我也不清楚，反正就是有点感觉，大家有某种东西很接近。他的风格，他的视野，我比较欣赏，比较理解。他不需要了解我，他了解他自己就了解我了。我还非常喜欢鲁迅，他对我影响很大。

人物周刊：你所欣赏的人——毛泽东、鲁迅、姜文，身上都有战士的特质。

黄秋生：对，我喜欢战士。我喜欢的历史人物也是战士，我还喜欢亚历山大、成吉思汗、贝多芬。崇拜英雄，有英雄情结。

人物周刊：你说姜文是中国惟一保持自己状态的艺术家。

黄秋生：他真的是。最近他拍的《让子弹飞》我没看，可能又不一样了。穷久了，就拍一个商业的，真的没所谓。后面你再拍你自己的电影，走你自己的路。

人物周刊：你对好莱坞大片怎么看呢？

黄秋生：什么大片！大烂片！都是垃圾！

人物周刊：如果他们来找你，你会接受吗？

黄秋生：有钱就拍啊。我拍那个《木乃伊3》，制作很大啊，出来变得很烂。

人物周刊：你对奥斯卡向往吗？

黄秋生：奥斯卡没拿过，给我我会要，这是我入行的时候答应我妈的。现在有一个替代品，刚入行的时候去美国旅行，买了一个奥斯卡奖杯模型。等我拿一个真的回来，就放在旁边，一个大的一个小的。

怎么中国人说我是老外，到了英国，人家又说我不是老外？

人物周刊：你一直说要过自由的人生，怎样才算是你所说的自由的人生？

黄秋生：其实很多时候你不自由是因为你自己的概念把你困在一个不自由的状态。有的时候跟人谈起潜规则的那些女孩子：第一，其实不是她旁边有潜规则，是她自己认为有潜规则；第二，她也认同这个潜规则；第三，她又进去这个潜规则。这个潜规则不是人家给你的，是你自己给自己的，你自己没有这个潜规则，这个潜规则就没有。

人物周刊：现在还有什么事情困扰你吗？

黄秋生：困扰我的就是那个不专业的环境，还有在现场人不尊重人，我最看不顺眼的就是这个。如果一个人生活的世界永远就是我自己好就算了的话，那没什么意思——旁边有强奸我不管，反正不是我老婆；旁边有抢劫我不管，反正不是抢我，到最后就抢你了。用置身事外的态度生活的人，到最后他就会受到伤害，他是用默认的行为去赞同这种不应该发生的行为。

人物周刊：现在还有自卑感吗？

黄秋生：没有了。以前别人叫我杂种我就打，后来有一个好朋友他也是混血，他说实际上人家说杂种就是一种称呼而已，对你没有什么态度，我就接受了。后来我爸呀，我的背景啊，我的过去啊，一步一步都过关了。

人物周刊：你的人生一直在过关。

黄秋生：对，我的人生一直在过关。以前会觉得自己没有学问，没有学位，不会英语，每个人都以为我的英语很好，年轻的时候人家跟我讲英语，我脸红得不得了，一句都不会。慢慢学，会讲了又不敢讲，怕发音不正确，后来在英国的时候过关了。我真的去英国寻根了，“我是谁，怎么中国人说我是老外，到了英国之后，人家说我不是老外？”我经常问人，“你说我是什么？”人家说，“你也不是中国人，你是哪里来的？”后来就发现，我根本就混血嘛，寻什么？根本都在。佛教说你的心在哪儿？心在里面嘛，一直都在。这个世界根本没有变，变的是你自己。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你心在动。

人物周刊：你喜欢节日吗？

黄秋生：有些人生日喜欢去餐厅，找几个女孩子陪着插蜡烛，我觉得他们很悲惨，没有小孩帮你插，没有亲人帮你插，没有母亲帮你插，要几个不认识的人陪着插蜡烛，然后给你唱happy birthday to you，你还在笑，非常悲哀。有的时候在餐厅吃饭，会看到旁边又来一个这样的笨蛋。

圣诞节也没什么意义，我看到有人圣诞节就去找女人喝醉，睡大觉。再不就晚上出去男的找女的，女的找男的搞在一起。12点听到外面钟响，人们尖叫，一年又过去了，生命又少一年了，你们还有什么好兴奋的？

人物周刊：若干年后，你希望人们在提起你时怎么评价？

“黄金配角”李健仁：“如花”只是我的工作

李健仁（姜晓明）

回头看这几十年的人生，他觉得像戏一样不可思议，谁是主角，谁是配角，“真是说不准的”

本刊记者  卫毅  发自北京

此刻，坐在我对面的这位先生正吃着烧鹅，喝着红豆冰。这家港式茶餐厅的地道口味让他面露满足感。整齐的三七分头型，胡须剃得足够干净，胳膊上肌肉凸出，蓝白横条T恤，白色休闲裤，白色复古球鞋……1米8的个头坐在那里，空间显得有些狭小。

如果你对这位硬汉感到陌生，就让我们重温一些熟悉的镜头吧。在周星驰电影《唐伯虎点秋香》里，“江南四大才子”看到桥头上有一位背影婀娜的女子，其中3位怂恿星爷扮演的唐伯虎上前搭讪。此女子转过头来，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经典形象出现了：浓妆艳抹、胡茬密布、左手掏鼻。

这位仁兄就是那个背影婀娜的“美女”。他叫李健仁。

周星驰叫他“阿仁”，他称周星驰“星仔”。“现在大家都叫他星爷，就我还叫他星仔。”

李健仁和周星驰是中学时的同桌和好友。相比周星驰，李健仁似乎更容易踏上电影之路——他的父亲李有棠是香港著名摄影师。“我爸原来在邵氏，后来嘉禾公司要成立，就拉他出来，当时只有两个摄影师，他是其中之一。”

李健仁视父亲为偶像，小小年纪就跟着他在片场出入，亲睹电影的拍摄。但父亲并不想让他走自己的道路，“道理很简单，我肯定也不会给我儿子做这一行，爸爸永远感觉自己很辛苦，不想儿子这么累。”

中学时代，李健仁要比同桌周星驰更有名。“我当时是香港青年足球队的守门员，全校就我一个人代表香港到全世界去比赛。” 他现在还清晰地记得，当他在香港政府大球场扑住点球时，从草坪上传来的掌声。

李健仁狂爱足球，周星驰则痴迷功夫。多年之后，《少林足球》就是这两位同学爱好的产物。彼时，周星驰模仿李小龙，不仅形似，而且神似，以至于有一个外号叫“小龙”。“你看过《逃学威龙》吗，在天台上，周星驰一脚把别人嘴里的烟踢掉，那都是他的真功夫，导演当时都看呆了，没想到周星驰有这样的功夫。”坐在周星驰旁边的李健仁经常成为周的陪练——就是充当人肉沙包的角色。不过，在校园里，李健仁觉得跟“小龙”在一起，会多一点安全感。“我们学校很厉害的，不是念书厉害，是打架厉害，《逃学威龙》就是我们学校的影子。”

“如花”初长成

坐在我对面的李健仁说话风趣，喜欢用各种形体动作再现回忆的场景。在他的印象中，后来成为喜剧之王的周星驰从小便是沉默寡言。周的家境很穷，单亲家庭，与家人住在租来的小房子里，“自己的房间就这么大。”李健仁用手势对着茶餐厅里的一个卡座比划了一下，几平米的样子。

中学毕业后，两人都没读大学，李健仁在香港愉园队做过守门员，随后进入餐饮业。周星驰跟他做过餐饮，“后来在写字楼做过事，卖过旅行社的飞机票，还做过银行的工作人员。”这段时间，他们认识了周星驰姐姐的一位朋友，在一家鞋店工作。“就是在鞋店里给女孩子试穿鞋的店员。”这位朋友叫梁朝伟。他们当时还有一个朋友，“在楼梯间底下开了个小店，”这个朋友叫戚美珍。4人同龄，全都生于1962年。

“那时日子很苦，大家都没钱，晚上有时候凑几十块钱到夜店去听歌、喝酒。周星驰、梁朝伟都是很沉闷的人，我比较好，想着办法逗大家开心。”

李健仁跟这几位好友开过一个玩笑。“我说，我们什么都有了，我做摄影师，戚美珍可以做女主角，周星驰可以做男主角，梁朝伟可以做男主角，谁做导演呢，你们两个，随便一个做导演啰，可以开工了。”

他们几个人当初真还做过这样的事。“梁朝伟、周星驰和我一起拍过一个功夫短片，当时大家都还没有入行，机器是周星驰买的。我后来问过他，他说搬了好多次家，找不到了。很可惜。”

在随后的几年里，这几位的人生开始有了变化。先是戚美珍考入了香港无线艺员培训班，做了演员；接着是梁朝伟，然后是周星驰。李健仁则做了多年的餐饮。“我没有进培训班，我做餐饮十几年，我的生活就是培训班。”

李健仁当时管理着3个餐厅，一个月有5万块的收入。但他觉得没意思了，这个行业对他已经没有太多吸引力，他想着能做点别的，所以离开餐饮业，进入了片场。“刚从片场起步的时候，我一个月赚3000块。”

这是1990年，周星驰正好要到北京去拍《武状元苏乞儿》，拉上李健仁一块到北京玩。“有一天，他抓住我说，帮帮忙啊。我说帮什么忙啊，他就叫人给我化妆，把我画得很丑，让我帮他拍一个镜头。”——“我朋友的阿姨的妹妹”。这是李健仁第一次出演周星驰的电影。

这个“极品”美女的形象一直到了《九品芝麻官》里，才有了“如花”这个名字。“那部戏我做副导演，我拿着剧本，看到王晶取的‘如花’这个名字，身体都有点抖了。我感觉到我能够凭着这个名字获得一点知名度。周润发有了‘小马哥’这个名字后红了。成奎安没有‘大傻’两个字也出不了名。在戏里面要有个名字才行，不然别人只会说，你看这个丑女人。”

正如李健仁所预料的，“如花”这个名字红得像花儿一样。大家开始在周星驰的电影里期待他的出场，“如花”的每一次亮相都能让人抓狂不已。有人评价称，这一形象充分表现了什么叫“恶鬼的化身”和“上帝的废品”。

这些年里，李健仁除了“如花”，还演过许多配角。有朋友算过，他一共出演过80多部电影，这吓了他一跳，“我自己都不清楚拍了这么多部戏。”他对待配角非常认真，曾把导演给他的3页台词全都改了。他从来不把自己当配角，在周星驰的电影里，尽管只有几个镜头，他都想着要比周演得好。

现在，大家都很清楚李健仁那几位朋友的故事了。周星驰和梁朝伟成为了一代巨星、万人偶像。戚美珍也曾红极一时，嫁给苗侨伟之后淡出娱乐圈，前两年又复出了。

吃完烧鹅的李健仁抽了几支烟，回头看这几十年的人生，觉得像戏一样不可思议，谁是主角，谁是配角，“真是说不准的。”

他昨晚跟人谈剧本，很晚才睡。前些天，他刚从山东拍了一部戏回来。他从来都不只是一个配角，他做过多年的副导演和制片人，只不过“如花”的名声将这些遮蔽起来。现在，他想做的是导演，在大陆生活的时间越来越长，走街串巷，观察生活，写剧本，“有好的本子我就会拍。”他对生活则没有太多的奢求，“能吃到烧鹅、喝红豆冰，和朋友聊聊天，就很开心了。”

2003年，在朋友的帮忙下，李健仁用积累起的名气在香港铜锣湾开了一家名牌手包店，店名就叫“如花”。但他的运气并不如花，“非典”很快就来了。整整一年多，没有人来，每个月的店铺租金28万，手包是时尚的东西，过季就不值钱了，一年下来就亏了几百万。

惨败的李健仁在那之后成为了基督徒。如今，无论是在香港还是北京，周末若有时间，他都会去教堂做礼拜。偶尔，他还会去踢一场足球，这么多年了，基本功还在，不知道他经历的人会为他的球技而惊讶。“人生就像足球一样，输了一场还有下一场，要想开一点，和许多人相比，我们已经过得很好了。”

关于配角

人物周刊：你如何理解“配角”这个词？

李健仁：我根本不当自己是配角，每一部戏我都当自己是女主角或男主角，跟周星驰演戏，每部戏我都想强过他。每一个行业，有老板，有员工，电影里也有各种各样的角色，所有人都很重要。你看王宝强，原来不懂演戏，当群众演员、跑龙套，后来当配角，现在是主角了。人生要经过这条道路，从上学到工作到成家立业，每个人都是从小弟做起，从配角做起。

人物周刊：评价一下你演的配角。

李健仁：我也不希望我的形象这么丑，我不想做这个表情，但观众喜欢，导演喜欢，有笑声掌声，能让别人高兴，就可以了，因为这是我的工作。在《午夜出租车》里，我很喜欢我演的出租车司机，我希望多扮些男的。

人物周刊：演了这么多“如花”，有没有厌烦的时候？

李健仁：如果让你天天吃烧鹅，你也会烦的，但只要有效果，我就会去演。我演“如花”，有些导演不知道怎么拍好看，我告诉他怎么演，他不听，说，行了，就这样演。没办法，你是导演，我是打工的，我跟着你演了。为什么在周星驰、刘镇伟、王晶的电影里，我一出来，一两个镜头就给大家留下很深的印象，但是在其他一些导演那里没有这样的效果，导演不一样啊。

人物周刊：在众多“如花”里，你最喜欢哪一个？

李健仁：我比较喜欢《国产凌凌漆》的那个“如花”——一个本地“鸡”。周星驰要拍这场戏时说，我又没叫过“鸡”，谁能写这场戏出来呢？他找我说，你以前做餐饮的，肯定去过啦。其实我真的没去过，但知道有朋友叫过，周星驰就让我写了这场戏。

关于周星驰

人物周刊：你眼中的周星驰是怎样的？

李健仁：人生真是说不准的，我跟周星驰做同学的时候，哪里想得到他现在是这样？上中学时，我开玩笑说过他的名字。我说，喂，你的名字起得很好啊。他说，怎么好啊？我说，周，周围的人；星，STAR，明星；驰，驰名天下。他说，是这样就好了，不可能。

当时我看他练功夫练得很好，我想他可能会成为武术演员，但是想不到他从演“无厘头”演到现在的成就。以前没有人这样演的，他是第一个这样演的，表情动作很夸张，这些方法以前是没有的。在电视台的时候，他和吴孟达用这个方法表演，其他演员看了说，他们两个是傻的，我们不要学他们。没人跟着学他们俩，结果他们火了。人生很奇怪的，把握住一个机会就可能成功。

人物周刊：周星驰是怎么把握机会的？

李健仁：他做过电视台儿童节目的主持人，一个星期可以录好多期节目，一个月有两万八千块。有一天他跟我说，他想改变自己，想去话剧组。去话剧组的话，一个月只有3800块。我说，没关系，年轻嘛，如果3年不行，就干其他啰。当初如果他不去话剧组，就不会是今天这样。演了两三部电视剧之后他就红了，他就从电视台出来去演电影了。他很聪明，知道一个演员经常在电视上免费被观众看到的话，是没有票房的。他演的第一部电影是《捕风汉子》，第二部是《霹雳先锋》，就拿了金像奖最佳男配角。

人物周刊：他的性格是怎样的？

李健仁：他是很沉闷的人。每个人性格不一样，我理解他，他在现场把所有精力放在拍戏里，你叫他，他完全听不到的。我从小就了解他，所以他在工作的时候我不会去打扰他的。他要求很高，只想着把电影弄好，弄不好会不爽啊。

关于电影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演员这个职业？

李健仁：我做演员从来没有架子。我是一个人，只是工作不一样而已。现在我看到很多内地的年轻演员，在现场装大牌，啥大牌啊，根本没人认识你。有的工作人员说我们香港的演员蛮好，没有装。香港是个小圈子，你装就没人理你了。

人物周刊：年轻演员里，你欣赏谁？

李健仁：现在的年轻演员大都被宠坏了，但有一个人我是很敬佩的，就是谢霆锋。他爸谢贤在加拿大搞地产亏了很多钱，他16岁被送到英皇签了15年，赚钱给他爸还债，这么小出来当演员，你以为他想吗？多痛苦啊。驾车顶包案，他被警察抓去，他不害怕吗？后来接着拍戏，结果老婆又出事了。他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你现在看他的电影，看他的眼神，成熟了，有苦在里面。演员要靠心来带动眼神，这个心怎么来，要靠经历，周星驰和梁朝伟都是这样的。光看书是没用的，比如，这本书是10年前的，介绍北京的，现在的北京跟10年前的北京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们要攒钱多出去看看，不要去菲律宾，去其他地方。每个地方会有不一样的感觉，人生要亲眼见过才是真的。

人物周刊：你发掘了许多演员？

李健仁：我做副导演的时候，帮周星驰找了很多演员。张柏芝本来是拍广告的，那个柠檬茶的电视广告拍得好，她有camera face。但周星驰很少看电视。要拍《喜剧之王》的时候，我跟他说，这个女演员不错，后来周星驰见到她，听到她的声音，还说，这样的声音怎么拍电影啊。谈完后，觉得她还行，就定了她。那是张柏芝第一次当女主角。

人物周刊：你做过足球运动员，《少林足球》是你出的主意？

李健仁：《少林足球》是我想出来的。这个电影本来是我想做导演拍的，我对足球非常有感觉。当时要办韩日世界杯了，我觉得要拍一部和足球有关的电影，但没什么投资。有一个老板愿意投资给周星驰拍。周星驰说，不如我拍了。我就让他拍了。结果，他拿了8个奖。他拿奖的时候我很开心，我想出来的东西得到了好的回报。

关于香港和内地

人物周刊：觉得北京怎么样？

李健仁：北京是工作的地方，不是生活的地方。每个人在北京都有梦想，北京这个地方很奇怪，也许刚来北京几千块，现在几亿身家都有，我一直想写外来人来北京的故事，很难。

人物周刊：为什么要从香港来内地发展？

李健仁：现在市场在内地。但香港很多题材的电影不能在大陆拍，要知道内地的游戏规则，就像你写东西，很多东西不能写的，大家心里都明白。以前我们没有这个概念，现在我们要学，在编剧时要想，怎么不超出这个范围，不来大陆怎么知道这些？还有，内地的喜剧演员和香港的不同，笑的地方不一样，小沈阳、赵本山、潘长江，以前我们哪里懂这些人啊。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现在的香港电影？

李健仁：香港市场基本没有了。内地市场这么大，我有钱为什么不拍内地的。唱歌更离谱，你现在还买唱片吗？他们更可怜，只能开演唱会了。香港这个市场只有小本的东西能生存下来。今年彭浩翔的《志明与春娇》，我感觉挺好看，在抽烟的生活里说爱情故事，如果你能听得懂粤语，里面的很多对话很精彩的。但来了大陆就不行，只有粤语能表达出来，配了国语就不一样了。

人物周刊：如果要拍电影，你会拍什么样的电影？

李健仁：我希望我拍的片子是关于情感的，是笑中有泪的。

人物周刊：将来有什么打算？

李健仁：我现在学习做导演，以前学过摄影，又演了这么多年戏，我其实对自己做导演很有信心。我想大家知道，“如花”是可以做导演拍电影的。今年我推掉了两部可以做导演的片子，剧本不好，我不喜欢的话是不会去拍的。在片场发脾气的导演太多了，我如果做导演，希望开开心心工作。我都想好了，以后我做了导演的话，每天起来大家都要抱一抱，耶，开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