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号错了脉的末代王朝

几千年来，号脉一直是中医诊断病情的主要手段，诊断是否准确完全依靠医生的感觉和经验，主观性非常强。号脉因其具有难以言传的玄奥色彩，又时常被人视为一种骗术。据说医生是不给自己号脉看病的，大概也是深谙“当局者迷”的道理。不过，当中国历史上一些王朝病入膏肓或行将灭亡的时候，总有一些当事人喜欢给自己的王朝号脉，结果常常是南辕北辙甚至令人啼笑皆非。

公元554年，是南朝梁元帝在位的第三个年头，也是梁朝的最后一年。当西魏军队攻破江陵的时候，梁元帝“入东阁行殿，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西魏军仅从余烬中收拾残书4000余卷。梁元帝虽然从小就瞎掉了一只眼，却一生酷爱读书，并收藏了大量的传世典籍。《梁书·元帝本记》称赞他“博览群书，下笔成章。”有学者估计，梁元帝此次焚毁的图书约占中国传世典籍的一半，给中华文化遗产造成的损失不亚于秦始皇。梁元帝居然把梁朝灭亡的原因归罪于自己读书太多。他在被俘后说：“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 梁元帝还有一个比他更出名的妃子叫徐昭佩，人们熟悉的“徐娘半老，风韵犹存”中的徐娘就是她。史载这位相貌平常的女子很会卖弄风情，并给不幸的梁元帝戴了好几顶绿帽子。　

1644年3月18日，李自成起义军大举围攻北京，而大明王朝的守军已完全丧失了抵御能力。末代皇帝崇祯自知已回天无力，如热锅上的蚂蚁彻夜未眠，大呼：“内外诸臣误我！误我！”。最后只得带着太监王承恩，逃到煤山自杀。崇祯把明朝灭亡的原因归罪于诸位大臣，显然也是号错了脉。客观地说，倒是大明王朝误了许许多多大臣，如于谦、袁崇焕等等。

鸦片战争爆发以后，大清王朝一蹶不振，败相日显。大厦将倾的阴云深重地压在国人的心头。造成晚清长期被动挨打局面的病因在哪里？在长达70多年时间内，无数有识之士曾为晚清号脉，并开出自己的药方，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几种。

一、改革吏治。号脉者：龚自珍（1792---1841）是著名思想家、文学家。他38岁中进士，曾任内阁中书、礼部主事等官职，曾全力支持林则徐禁除鸦片，主张对外抵制外国侵略，对内革除弊政，因而被后人称为近代改良主义先驱。

龚自珍早在年轻时就对清朝吏治腐败有深刻的认识，他指出，腐败的原因首先在于皇帝视臣下如犬马、奴才，使大臣不知廉耻，只知朝夕长跪，只知追求车马、服饰，以言词取媚君上。他还在《明良论》开篇指出：“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 龚自珍到了中年以后，随着仕途失意，对清朝在用人方面的种种弊端感慨日深。他在1839年写下著名诗篇：“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仅仅两年后，龚自珍就死于非命，年仅49岁。临死前，他正准备赴上海投身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战斗。

二、兴办洋务。号脉者：洋务派，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为代表。他们亲身体验了西方洋枪洋炮的厉害，于是力主实行洋务运动，希望增强抵抗外敌的力量。晚清因此一度出现所谓“同光中兴”。然而这只不过是晚清灭亡前的一次回光返照，并未挽回其颓势。北洋水师的覆灭一举打碎了洋务派的强国梦。

三、君主立宪。号脉者：改良派，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清朝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海战，屡遭英国、日本这两个岛国的欺凌。改良派发现这两个国家实行的都是君主立宪制。这种制度虽然落后于欧美的共和制，但在当时仍是相对先进的政治体制。日本就是在明治维新后的短短20多年，取得了极大的飞跃，一举成为世界列强的。康有为在给皇帝的上书中指出：“东西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改良主义者坚信，只要清朝像英日那样实行君主立宪制，就会迅速走上强国之路。然而戊戌变法虽然得到光绪皇帝的全力支持，却遭到保守派的残酷镇压而迅速夭折。

四、三民主义。号脉者：共和派，以孙中山、黄兴等人为代表。1895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孙中山被迫逃往国外。在流亡欧洲期间，他在认真研读了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实地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后，提出“余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后来又将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定为同盟会的政纲。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清帝也在此之前宣布退位了。然而中国并没有因此就走上强国之路，而是继续处于下行通道。因此，孙中山才留下著名的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他显然意识到当年“一劳永逸”的想法实在是太天真浪漫了。民国时期，不仅许多内政积弊难返，外部危机也日渐深重：外蒙古宣布独立、“九一八”事件、七七事变接踵而来，中华民族时刻面临着亡国的危险。

自古以来，华夏大地一直游走着这样一类人，他们声称拥有“包治百病”的所谓“祖传秘方”，在装模作样地给病人号脉以后，就信誓旦旦地宣称将“药到病除”。人们通常把这类人称为“江湖郎中”，百姓则有句口头禅叫“害人郎中”。笔者无意把龚自珍、洋务派、改良派和孙中山当成江湖郎中，相反，他们确实是中国近代史最有见识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问题在于，中国的事情太复杂，每一个当事人又处在某个特定位置，难免有较大的局限性，当然就很难用超脱的视野看待时局，并作出准确无误的判断。正如东坡先生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现在有个流行的说法，认为清朝灭亡是其拒绝或拖延改革所致。笔者感觉也不尽然。首先应该看到，封建王朝的覆灭其实是大势所趋，本来就是无药可治的。其次应该承认晚清统治者还是做了许多改革尝试的，如改革吏治、实行洋务运动等，戊戌变法虽然遭到镇压，但清朝统治者后来还是采纳了改良派的许多治国方略。1905年9月2日，经慈禧太后恩准，清王朝下诏一举废除了已延续1300年的科举制度。当时社会各界深受龚自珍改良主义思想影响，把清朝的衰败归因于吏治腐败，而吏治腐败又直接与科举制度有关。因此，废科举已成为当时各界人士的共识。无论保守派还是改革派，满清贵族还是汉族读书人之间，对此竟然没有多大分歧。当时的《申报》、《大公报》等主要报刊也未就此展开过激烈辩论。科举被废了以后，并没有产生一个更好的官员选任制度。官员的选拔完全靠举荐，于是任人唯亲大行其道，许多官员受人之托，竟然为写举荐信忙得不可开交，而对自己所举荐的人却往往一无所知。

其实，吏治腐败是贯穿于历朝历代的一个常态。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朝中有人好做官”说的就是这种现象。官员的升迁一向与德行是否优良、才能是否出众并没有什么关系。曹雪芹笔下的贾雨村，虽有贪腐前科，后又枉法裁判命案，却凭借“护官符”，一路官运亨通，以至官居大司马，相当于现代国家的国防部长。若论最重用人才的封建王朝，当首推北宋。赵普、寇准、吕蒙正、吕端、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等一大批文人政治家先后走上政治舞台。与此同时，一些有一技之长的人也受到重用，如书法家蔡京、擅长踢球的高俅等。然而，如此重用人才的北宋却始终未能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最终遭遇靖康之耻。晚清后来也重用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一批文人主政，但并没有因此就能逃过灭亡的命运。

清朝灭亡以后，举国上下似乎换汤不换药，人们依然看不到国家与民族的前途。一些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继续为自己的祖国号脉。新一代知识分子认定，造成中国长期落后挨打局面的思想根源就是儒家学说。于是“五四运动”提出“砸烂孔家店”，还有一些受过西方教育的人甚至喊出“砸烂旧北京”的口号。他们以为，当代中国只有切断历史的脐带，甩掉历史包袱，才能像美国那样走上强国之路。当人们把国运不昌完全归因于历史时，就如同一个频遭挫折的年轻人为此怪罪父母一样，说明其自身已经陷入深度迷茫、以至完全不知所措的状态。

古诗云：“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强国梦，一代代“号脉”者接踵而来。然而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要解决好中国的问题从来就不会那么简单。他们开出的“药方”是耶非耶，只能由后人去评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