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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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沙,1969年10月7日卒于广州,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
陈寅恪(读作chén yín que,虽然“恪”字普通话念“kè”,
光绪二十八年(1902),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吴淞复旦公学。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回国。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渡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
1925年,陈寅恪回国。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国学研究院,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人为导师,人称清华四大国学大师。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梁启超也很尊重他,虚心地向人介绍:“
1928年,陈寅恪在上海结婚,时年37岁,夫人唐篔,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也是一位教师,在清华园相识,两人志同道合。
他在1929年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在清华大学开设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证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宫洞》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1930年,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陈寅恪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我国的历史考据学。
陈寅恪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有重要发现。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四、五十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治丧完毕,寅恪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1938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
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命,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以示讽刺。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 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再次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并顺便到伦敦治疗眼睛,经英医诊治开刀,不仅无效,目疾反而加剧,最后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寅恪怀着失望的心情,辞去聘约,于1949年返回祖国,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解放前夕,他到广州,拒绝了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聘,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遂移教于中山大学。
解放后,他受到党和政府的器重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先后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据《
十年动乱期间,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含恨离开人世。
陈寅恪长期致力于教学和史学研究工作。他热爱祖国,治学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在史学研究中写出了高水平的史学著作,为人们开拓了历史的视野,对我国史学研究做出了贡献。一直受到人们的崇敬。寅恪不仅为大史学家,旧体诗亦卓然大家。他佩服陶(渊明)杜(甫),虽爱好李白及李义山诗、但不认为是上品。他特别喜好平民化的诗,故最推崇白居易,在他《论再生缘》中所以有“论诗我亦弹词体”之句。有《诗存》问世。其平生著作,经过他的学生复旦大学中
陈寅恪在1920年代倡导,为人治学当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1953年已决定其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在他1953年12月1日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遂不能就任。仍任教于中山大学。此事于20世纪80年代方公之于世。 陈寅恪的“四不讲”
著名史
陈寅恪治学面广,宗教、历史、语言、人类学、校勘学等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他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因此,陈寅恪的课上学生云集,甚至
此外,陈寅恪讲学还注意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对学生只指导研究,从不点名,从无小考;就是大考,也只是依照学校的规章举行,没有不及格的。他常说: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生学问的最好办法,因此每次他都要求学生写短篇论文代替大考。但陈寅恪又强调:做论文要有新的资料或者新的见解,如果资料和见解都没有什么可取,则做论文也没有什么益处。
陈寅恪在讲授历史研究的心得时,常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以证明史实,认识史实,对该史实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这就是史学与史识的表现。”他的学生曾经回忆道:“陈师在讲历史研究时,常说: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留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有’,那是还不能说定了,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陈寅恪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由此可见一斑。难怪傅斯年对他进行这样的评价:“
他人评价
完全没有俗世的声名,不像梁、胡、冯等成为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人物。论语大半能背诵,且每字必求正解,却不作经学与三代两汉之学问。
《吴宓文集》说:“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
傅斯年对陈哲三说:“
胡适在1937年2月22日的日记中称:“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
《编年事辑》(略)
《石泉访谈录》:他的家世是晚清变法思潮中的中坚产物,他本人却被胡适称为“遗少”。在时代思想中他是一个“落伍者”,用他的话来说,西学学历极深,学养极厚,却极热爱中国文化,坚持中国文化本位论。
《编年事辑》
间接传播文化,有利亦有害:利者,如植物移植,因易环境之故,转可以发挥其我而为本土所不能者,如基督教移植欧洲,与希腊哲学接触,而成为欧洲中世纪之神学、哲学及文艺是也。其害,则展转间接,致失原来精意,如吾国自日本、美国贩运文化中之不良部分,皆其近例。然其所以致此不良之果者,皆在于不能直接研究其文化本原。
寅老敢说“文化本原”,极自信。“贩卖”云云,似指胡适之等留学学人。
既不跨海入台,亦不过岭南一步。
《哀金源》、《青鸟》等诗可见其对蒋政权的失望与愤恨。
青鸟传书海外来,玉笺千版费编裁。可怜汉主求仙意,只博胡僧话劫灰。
无酱台城应有愧,未秋团扇已先哀。兴亡自古寻常事,如此兴亡得几回?
《寄杨树达》诗,又可见出其对共产党的不合作态度。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他即感觉到空气十分的压抑与不自由:
昔年跋春在翁有感诗云: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
留命任教加白眼。
剩有文章供笑骂。
闭户高眠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
双目失明之后,仍能锲而不舍,穷十年岁月,写出《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这样的巨著。其毅力与精神,极富传奇色彩。而《别传》的写作缘起,又起因于抗战时在昆明得常熟白茆钱宅红豆一粒,晚年重萌相思,又极富浪漫色彩。
《突厥通考序》:
考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迨至后来,遂若尺雷破柱,怒涛震海之不可御遏。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论唐代之衰亡,归结到唐末东南诸道财富之区的破坏与汴路运输之中断。其结论是:“藉东南经济力量及科举文化权维持之李唐皇室,遂不得不倾覆矣。”
其书四次遭劫:清华园的窃贼;抗战的流离颠沛途中;内战时卖书以购煤取暖;文革时的红卫兵抄家。
(二)绝世孤衷的畸人
《编年事辑》157:
桑下三宿,佛徒所戒,此固人人知之,而宓读襄楷传乃知楷之言天象实指人事,盖当时滥刑多杀,士气郁湮,故致天变,襄楷等非方士,乃直谏之忠臣耳。要须久久诵读方可尽寅恪诗中之意。
《别传》:
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馀,往往窥见其阪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
《编年事辑》引《吴宓日记》:
寅恪细述其对柳如是研究之大纲。柳之爱陈子龙及其嫁牧翁,始终不离其民族气节之立场、光复故物之活动。不仅其才高学博,足以压倒时辈也。总之,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藉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绝非消闲风趣之行动也。
与友人论陈寅恪
胡晓明来函言及近年有多篇文章论及
《陈寅恪传》已经出版,作者搜访材料,用力颇勤,但读后感觉甚平浅,未能表出此老人格生命的复杂深邃与学术文章之精深广大。陈氏为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极富传奇色彩的学人,他的人格因素,竟是由一系列悖论构成,仅此而言,亦大有深意。请列举如下数端:
“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老同涑水迂叟之迂”(《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他的家世是晚清变法思潮中的中坚人物(他的学生中竟有人说他是所谓“晚清封疆大吏等高官家庭的子弟”,这是很可怪的),他本人却被胡适称为“遗少”。在时代思想中他是一个“落伍者”,用他的话来说,越来越成为一个“寂寞销魂人”。
西学学历极深,学养极厚,却极热爱中国文化,坚持中国文化本位论。
间接传播文化,有利亦有害:利者,如植物移植,因易环境之故,转可以发挥其我而为本土所不能者,如基督教移植欧洲,与希腊哲学接触,而成为欧洲中世纪之神学、哲学及文艺是也。其害,则展转间接,致失原来精意,如吾国自日本美国贩运文化中之不良部分,皆其近例。然其所以致此不良之果者,皆在于不能直接研究其文化本原。
寅老敢说“文化本原”,极自信。“贩卖”云云,似指胡适之等留学学人。
王国维与陈端生,一为殉中国文化“三纲六纪”背后最高之理境而死;一为欲摧破近代中国奉为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三纲,然在
既不跨海入台,亦不过岭南一步。
“党家专政二十年,大厦一旦梁栋摧,乱源早多主因一,民怨所致非兵灾”,寅恪对蒋家王朝已经完全看透,完全失望。然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他即感觉到空气十分的压抑与不自由。昔年跋春在翁有感诗云: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诗中常常流露出此川真实心情,如:“留命任教加白眼”;“剩有文章供笑骂”;“闭户高眠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以及“领略新凉惊骨透,流传故事总销魂”,等等。他的诗,是一部现代知识人的可信可传的“心史”。
失明、膑足之际,仍能坚苦卓绝,锲而不舍,穷十年岁月,写出《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如此巨著。其毅力与精神,极富传奇色彩。助手黄萱曾感慨:“寅师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而《别传》的写作缘起,又起因于抗战时在昆明得常熟白茆钱宅红豆一粒,晚年重萌相思,既“珍重君家兰桂室”,“裁红晕碧泪漫漫”(柳如是诗句),且讳深心苦,诚韩退之所谓“刳肝以为纸,沥血以书词”者也。
其历史观既注重经济动机,又注重精神动源。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论唐代之衰亡,归结到唐末东南诸道财富之区的破坏与汴路运输之中断。其结论云:“藉东南经济力量及科举文化权维持之李唐皇室,遂不得不倾覆矣。”
《突厥通考序》:“考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迨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涛震海之不可御遏。”
后者不易学,唯其如此,
其藏书有四次劫运:清华园的窃贼;抗战的流离颠沛途中;内战时卖书以购煤取暖;文革时的红卫兵抄家。
来函论及寅老兼史家与诗人于一身。此正是他不可及处。希腊哲人亚里斯多德曾谓,史“叙述已然之事”,诗“则叙述或然之事”;“诗言普遍而历史则记特殊”。我国史学精神,则直追“天人之际”,力通“古今之变”,已由“特殊”而进于“普遍”。史亦可言“或然之事”,其大义即涵具于太史公所谓“述往事、思来者”六字之中。
明南都倾覆,延平一系能继续朱氏之残馀,几达四十年之久,绝非偶然。自飞黄大木父子之后,闽海东南之地,至今三百馀年,虽累经人事之迁易,然实以一隅系全国之轻重。治
案:明言“至今”,即“述往思来”义。余英时说“由于这一隅之地已成为国际经济系统中的一环”,故不可谓不系“全国之轻重”于一隅。
《别传》又云:
噫!三百五十年间,明清国祚俱斩,辽海之事变愈奇,长安之棋局未终,樵者之斧柯早烂矣。
案:“辽海”云云指韩战后的新局面。长安之棋未终,大有深意存焉。1945年诗云:“花门久已留胡马”,“收枰一着奈君何”;1948年诗云:“消得收枰败局棋”,寄寓有关苏俄觊觎东北的隐忧。但是,自韩战后,冷战局面终于形成(韩战的背景是美苏争夺亚洲霸权;朝鲜半岛的政治分裂局面是汉文化圈整体最严重的创伤),中国之命运,与世界之局势相绾合(即寅老之著名文化史观点“外族盛衰连环”说),成为一“未终”之棋局。“烂柯”即表明世事变化极大极快。此四句话,正是诗心史笔浑然一体。寅老的感慨极深,他对于中国未来的关切心事与卓越见识,真是并世无二。
《别传》又云:
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馀,往往窥见其阪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
此一段文字,极具唱叹生情之妙,亦为研究
陈寅恪天性涵具诗人气质。有两条材料,可以说明。一是汪《传》引李潢语:“其对国家民族爱护之深与本于理性,而明辨是非善恶之切,酒酣耳热,顿露激昂,我亲见之,不似象牙塔中人”(p33)。二是钱穆《师友杂忆》记,钱氏于云南宜良北山岩泉下寺幽居作《国史大纲》时,一日寅恪偕锡予(汤用彤)来此地一宿,曾在寺院中石桥上临池而坐,寅恪对钱穆言:“如此寂静之境,诚所难遇,兄在此写作真是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经病不可。”这条材料极可宝贵。
近参加编选《中国文化百家文萃》,选近现代论文,一家一篇;于陈寅恪文,选其《论韩愈》。兹简述其理由如下:
1,文化史眼光
《论韩愈》云:
今所欲论者,即唐代古文运动一事,实由安史之乱及藩镇割据之局所引起。(明案:这是大判断,下得深切、准确。)安史为西胡杂种,藩镇又是胡族或胡化之汉人,故当时特出之文士自觉或不自觉,其意识中无不具有远则周之四夷交侵,近则晋之五胡乱华之印象,尊王攘夷所以为古文运动中心之思想也。
案:一般论者只能着眼于以古文反对骈文的文体之争,仅仅着眼于文学史、批评史上的范围来讲古文运动的发生,更可笑者以骈文代表大地主阶级利益,而以古文代表新兴中小地主阶级利益,非常别扭做作。
一般论者只从非常有限的意义上去肯定“文以载道”说,只有寅老才看出了古文运动的中心思想,即所载之“道”,乃是政治上的“尊王攘夷”,以及文化上的“尊儒排佛”。政治与文化之所以有现实的关联,是因为自安史乱后,唐代之藩镇多胡族或胡化之汉人。这样,“文以载道”之作为古文运动的中心思想,其文化大义遂得以真实呈露。
我读了《论韩愈》之后,有一种想法,搞批评史、文学史的人,眼光不能太短浅了。
此文的文化史眼光又体现在作者将韩愈在中国文化史上准确定位,即中国文化前后两期转旧为新的关捩点之人物: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此一论断,下得大气磅礴。
2,辨证思想
我曾经见过不少选本,都选了韩愈的代表作《原道》。新选家们似乎都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一方面肯定其“排佛”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则无一例外地指责韩愈宣扬“唯心”,宣扬封建统治者正统的伦理思想,
汪荣祖说:“从来儒者以韩愈排佛而钻研佛理,或讥之,或讳之,俱未悉伐异必须细究敌说之理。韩实以敌说为己用,以助阐道统,何妨其仍以儒学归心立命。”(汪《传》,此说语焉不详。实际上,在
3,现实关切与终极关怀
案:彼说可以助成己用,寅老自有其深切的现实关切存焉。参见同年(1951)写作诗句:“同酌曹溪我独羞,江东旧义雪盈头。”坚持“江东旧义”即“不负如来西来义”,即坚持中国文化本位。“桃观已非前度树,藁街犹是最高楼。名园北监空多士,老父东城剩独忧。”即表明对于异质文化主宰中国思想界的深忧。“八股文章试帖诗,宗朱颂圣有成规。白头宫女哈哈笑,眉样如今又入时。”以及“刀风解体旧参禅,一榻昏昏任化迁。病起更惊春意尽,缘阴成幕听鸣蝉。”“蝉鸣”即极单调的声音,即对于学术文化定于一尊的讥剌。可见他的关心,乃是文化精神的方向。这不仅是写作《论韩愈》一文的心境,而且是
《别传》结束语:
刺刺不休,沾沾自喜,忽庄忽谐,亦文亦史。述事言情,悯生悲死。……痛哭古人,留赠来者。……
《广州赠蒋秉南》诗云:
孙盛《阳秋》海外传,所南《心史》井中全,文章存佚关兴废,怀古伤今涕泗涟。
《别传》的动机:
余英时说:“借钱柳关系说去留问题”。其根据是:1,《霜红 集望海诗云“一灯续日月不寐照烦恼不生不死间如何为怀抱”感题其后》诗云:“不生不死最堪伤,犹说扶馀海上王。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王”、“兴亡”兼古典与今典;“同入”,即感同身受,不是一般的读后感。2,《别传》第116883页,引张煌言《上延平王书》,明确说出“海外扶馀“不足以“王”,其古典即台湾的郑延平不足以王,其今典即今日流亡之政权不足以王。3,《别传》中寅老对于郑延平的一段分析,余英时认为是讲他自己的事:
寅恪案:郑氏之取台湾,乃失当日复明运动诸遗明之心,而壮清迁及汉奸之气者,不独苍水如此,……牧斋以为延平既以台湾为根据地则更无恢复中原之希望,所以辛丑逼除,遂自白茆港移居城内旧宅也。然河
其实,陈氏并无更多的寓意,只是讲明“钱柳二人性格之不同”。再联系到钱穆《师友杂忆》中记
(三)中国文化的托命人
1951年听说北京“琉璃厂书肆之业旧书者悉改新书”,有诗云:
迂叟当年感慨深,贞元醉汉托微吟。而今举国皆沉醉,何处千秋翰墨林。
迂叟(张之洞)《咏海王村》尝有“曾闻醉汉称禅瑞,何况千秋翰墨林”之句,海王村琉璃厂正是中国文化的一个象征,
《赠蒋秉南序》:
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
从道德观点对宋学作了最高的礼赞。
《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
中国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中国将来之发展,必定是“宋学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
从文化理想对宋学作了最深刻的预言。
托命河汾。“疏属汾南何等事,衰残无命敢追攀”
《赠蒋秉南序》(1964)
至若追踪昔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暇想而已。
陈寅恪的传记,比较有名的有汪荣祖著的《史家陈寅恪传》和陆键东所著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凄惨离世
身居北方的弟子汪篯自杀,好友向达死了,“论交三世”的俞大襟魂归西天,世侄傅乐焕钻入了湖底。躺在南国病床上,在“文化革命”狂潮的洗礼与巨大冲击中奄奄一息的陈寅恪自是在劫难逃。
1966年7月,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声浪中,中山大学的“革命者”闻风而动,开始造起反来。霎时,整个校园内鸡飞狗跳,人喊马嘶,大字报铺天盖地。陈寅恪由原来的大字号“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水涨船高地被加封为“牛鬼蛇神”、“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同时被指斥为大肆挥霍国家财产,享受高级护理待遇,非美帝国主义的药物不吃,有意污辱为其理疗的年轻女护士等的“罪魁祸首”。而随着原中南第一书记陶铸被江青等“文革”新贵打倒在地,一直颇受陶氏关怀的陈寅恪更是雪上加霜。助手黄萱被赶走,当年受陶铸直接关怀而委派到陈家的三名护士被撤除,陈寅恪工资停发,存款冻结,陈家居住的校园内东南区一号楼被大字报覆盖,远远望去如同一口巨大的白色棺材,兀立于树木丛生的校园一隅,望之令人恐怖惊悚。接下来,大字报由楼外糊到了室内,门脸、衣柜、床头,甚至陈寅恪的衣服上皆由大字报贴盖。面对此情,唐筼曾发出了“人还没死,已先开吊了”的哀怨。
造反派们见陈家虽已“开吊”,但人还继续活着,为做到名符其实,索性进行抄家与劫掠财物的大规模行动。陈寅恪后半生积攒的书籍全部查封,手稿被掠。唐筼先祖遗留的一点纪念性首饰及陈寅恪历尽千难万险,历尽十几年战火侥幸保存下来的二十余封祖父往来手札亦被劫走。经过几次“战斗洗礼”,陈家财物尽失。为达到终极目的,致陈氏于死地,“革命者”心生奇计,先是把几只大字号高音喇叭吊至陈宅窗前屋后,让其听取革命群众对其发出的怒吼之音。双目失明,不辨牛马且患严重失眠症与心脏病的陈寅恪,突闻几个“怪物”整日在耳边嗷叫不止,惊悚不安,惶惶不可终日。“革命者”见效果初成,乃加大攻伐力度与强度,将高音喇叭干脆搬进室内,绑到了陈氏的床头之上。每当“革命者”呼声响起,整个陈宅如狂飙突至,风雷激荡。陈氏夫妇未闻几声,即感天旋地转,双双心脏病复发,口吐白沫,倒地不起。
1969年春节后,陈寅恪一家被扫地出门,迁至中大校园西南区五十号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居住。此时陈寅恪病体衰弱得已不能吃饭,只能进一点汤水之类的“流食”,偶有亲友偷偷登门拜望,他躺在病榻上已说不出话,只是眼角不断有泪流出,望者无不凄然。身处困厄绝望的陈寅恪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但面对几次被登门的 “革命者”乱拳打倒,心脏病日趋严重几乎瘫痪的唐筼,陈认为爱妻可能将先于自己命赴黄泉,悲凉无助中,夫妻相对而泣。奄奄一息的陈寅恪怜夫人之悲苦,叹命运之不公,心怀无尽的怨愤与痛楚,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曲挽歌《挽晓莹》:
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
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1969年5月5日下午,躺在床上气脉已竭的陈寅恪,再次被迫向当权者作口头交代。陈寅恪有“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之语,终至泪尽泣血,口不能言方休。延至10月7日晨5时30分,心力衰竭的陈寅恪于凄风苦雨中溘然长逝。
一个月后的11月21日,唐筼撒手人寰,追随陈寅恪而去。
关于陈寅恪在生命旅程中最后一段时光的生活以及因何致命创伤而死去,当时住在中山大学的
泰山其颓,梁木其坏,哲人其萎。三百年乃得一见的史学大师就此远去。
此前的1964年,陈寅恪在《赠蒋秉南序》中云:“凡历数十年,遭逢世界大战者二,内战更不胜计。其后失明膑足,栖身岭表,已奄奄垂死,将就木矣。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踪前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呜呼!此岂寅恪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又说:“虽然,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纯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此篇泣血滴泪之序文,是陈寅恪生命中的一曲悲歌,是一个文化殉道者的独白,同时也是一位虽九死而不悔的学术老人留给这个世界的一个隐语。
文革后,陈寅恪与夫人合葬于庐山植物园内,墓碑上刻“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