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非:善良的心是一盏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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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富有同情和爱心的学生。有没有善良的心,有没有同情与悲悯的情感,是区别“人”与“非人”的标准。教会学生学会同情,是教师工作的一部分。那些等到大学生拿硫酸泼狗熊或是用铁锤锤死了几个同学,才在电视屏幕上放马后炮的教育家,为什么没想到同情与爱才是应当“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呢?
郭虹是我的学生,医科大毕业后在一家医院工作。当医生的第一个除夕,轮到她在病房值班。晚上九点,她打电话拜年,——先前,她总是在除夕零点前后打电话的。我说:“离新年还有三个小时呢!”郭虹说:“病房里只有一个孤老太太,估计过不了今天晚上,也许只有一两个小时了,我要去陪她。”我问:“就你一个人吗?”郭虹说:“还有一个小护士。”
那天晚上,我一直没法定下心来。因为郭是个胆小的女孩,直到上大学,在家里还会撒娇。我无法想象她是如何在寂静的病房里陪着那位孤老太太的。年初三,郭虹按老例来拜年,我没问这件事,虽然我很想问。她主动说了。那位老太太是在凌晨两点多去世的,她和小护士替她换上街道居委会准备的衣服,推着躺车把她送到太平间去。“当时我一点也没害怕,这是送她去天国呀,”郭平静地说,“她孤苦伶仃,在最后一段路上有我们送她,我觉得挺神圣的的。”
好多年过去了,这件事一直记在心间,多次说给朋友们听。郭虹从小时候起,就是一个善良的小姑娘,她见不得别人吃苦受罪,看见别人吃药打针也如同身受。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听说过特蕾莎嬷嬷在印度拯救穷人的故事,更不知道证严法师为了穷人,在台湾办起了亚洲最大的平民医院。改革开放多年,中国大陆在许多领域出了许多杰出人物,让人遗憾的是,中国人认识了大批的富豪,但是目前仍没有出现能引导群众行善的大慈善家。
教育要重视培养学生仁爱的禀赋,这就需要教师道首先成为情感健全的人。在有仁爱之心的教师眼中,学生首先是人,是需要关怀的人,在那样的班级中,学生也懂得了平等仁爱。我的几位同事,自奉甚薄,却一直慷慨地资助家庭贫困的学生,帮助学生走过最困难的人生阶段。教师的这种美德让学生感受到博大的爱,仁爱的情感也就能这样传给下一代。
教会学生善良,是文革中我在农村当代课教师时就考虑过的事。农民的纯朴感染了我。文革摧毁了人仅存的一点善良,而贫苦农民的善良让我看到了高贵的宽容。当年,我见过青年学生无情地批斗“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看过青年农民批斗“地富反坏右”,经常一斗争就是两三个小时。我亲眼看到中学生用铜头皮带打退休教师,看到大学生把墨汁浇在教授头顶上,看到几十个“权威”被所谓红卫兵“坐飞机”架上大会堂舞台……可能是我中的“毒”太深,就在那时候,我想到过,这些人也有家庭,有自己的尊严,如此侮辱他们的人格,他们将怎样活下去?这些人,即使是反动的,即使是革命的敌人,但是他们的年龄应当受到尊重,人格应当得到尊重。年轻人对老年人下手,这是勇敢吗?中国人是讲“因果报应”的,没过多少年,“报应”也就来了。
我到中年后才有了一些醒悟和思考。中国世俗社会一向没有什么信仰,人的善恶意识来自简单的道德判断,在一般人眼中,悲天悯人是圣人的情感,因此同情与怜悯就未必是一般人的“任务”。在中国的寺庙里,人们在求神明保佑的时候投下零星的硬币,如同对乞丐的施舍,这足以说明,人们对神圣貌似尊崇,实则轻蔑,带有极大的功利性。与此相反的是,当“红太阳”倡言“造反”时,人的内心压抑不住的邪恶便全部释放出来;暴力之外,又倡导冷酷,所谓“对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冷酷无情”,在颠倒黑白的年代里,这样的话在暗示着什么呢?我又想到,文革中被批斗的先生们,在此前的运动中,手上有没有无辜者的血呢?因为没有同情,也就没有了良知。相比而言,同情是近于本能的基本情感。物伤其类,人怎么可以发明那样多的酷刑折磨同类,而且是“以革命的名义”?
如果人间有同情,有爱,会出现那悲惨的10年吗?
我逐渐懂得,对没有觉醒的民族而言,它的本能同情并不能衍生出博爱;而如果人没有真正的自尊,他的情感是会被强权玩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