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结束了张闻天政途 他是代替陈毅参加的

张闻天性格温和，从不对孩子发脾气，但是张虹生一直说自己怕他。

记者：您父亲毕生都在追求真理，都在学习，对自己要求也很严格，听说他因为对音乐美术不熟，就让指挥家李德伦每周来讲课，后来对音乐很精通。平时在生活上他也这么严格吗？

张虹生：我父亲在生活上，对自己的要求也很严格，他在苏联当大使时，行李箱自己拿，衣服自己洗，不让别人帮忙。他认为自己是为广大群众谋利益的，就该和大家一样。任驻苏大使时，我记得有一次他回国述职，从准备回国到回国述职大概中间有半个月，再加上那次坐火车回来的十几天，秘书说给他发了那个月的工资，他说这个月怎么还给我发工资，我又没工作。他自己生活很简朴，衬衣穿到了让我穿三天就破的程度。

记者：您是他唯一的儿子，又多年没见，他对您是不是很喜欢很爱护？

张虹生：父亲是个感情不易外露的人，他对我的爱，我年少时体会不到。但据警卫员说，父亲每次工作回来后，都要来到我的房间，站在我的床前，静静地看一会我酣睡的面孔，好久也舍不得离去。这说明他心里是喜欢的，但他就是不流露出来。他当着你的面反而比较严肃，我很怕他。

从小他对我管教非常严，不是一般人想象得到的。我在东北的时候，小时候男孩淘气，我和我们的一个警卫员吵架，吵得厉害，后来我拿着警卫员的枪就去追他。当时父亲不在，秘书就把我的枪骗下来了，我还跟秘书闹，结果就被捆在床脚上。我心想父母亲总会说一说，说秘书对孩子太严厉，可他们回来却说秘书做得对。

记者：那父子之间怎么交流呢？您犯了错误父亲怎么对待？

有时候他也是不讲理的，譬如说，有次他带我去颐和园，我不会游泳，换了衣服，我以为他会给我个游泳圈什么的，他才不，他让警卫员一下把我扔到水里去了，我乱扑腾，实在不行了才把我捞出来，不过学得真快。

记者：解放后，很多老革命家身居高位，都特别注意不让自己的子女有特殊化的思想，您父亲在这方面怎样教育您的？

张虹生：我小时候很喜欢坐小汽车，小孩都喜欢啊，但父亲不让坐。有一次我先坐在车上面赖着不下来，他竟气冲冲地步行上班去了，把我和车都扔下了，我只好不坐了，车也不开了。我从小学就开始自己洗衣服，这是他规定的，我们家有勤务员、警卫员、保姆，本来保姆就可以干了，他不让，不准阿姨管。那时填履历，一般学生都是填革干、军干，我就问我父亲应该填什么，填革干还是军干？他说你只能填职员，我们只不过是国家政府雇用的高级职员，家庭出身里面没有革干军干之说。后来我的履历里面一直是职员，他不准你有一点特殊想法。

我母亲也是这样，她对我要求严着呢。父亲去世后，1997、1998年，我回北京，我妈还不准我坐她的车，用她的话说这是国家配给她的车，她的车那时已经用得很少了，她都不让我坐。南京大学（张虹生当时所在单位）那时缺木料，党委会决定让我到东北去搞木料，我就去了，因为那时老干部都还在位，人家对我挺照顾的，给了我不少木料，大概600立方米。我把这件事告诉我妈了，她就说我是走后门，而且是打着父母亲的旗号走后门，还把我们校长批评了一顿。校长说这确实是党委会决定的，她才好了一点。

记者：那您能理解父母亲的苦心吗？

张虹生：其实我还是很理解父母的，他们老一代的革命家有自己的信仰，而且一直是忠于他们信仰的，凡是涉及党的形象的事他们都非常重视，不但自己以身作则，而且注重保持党的优良传统。他们从来不给我走后门，不光不给我们走，还堵后门，每次我求人帮我办什么事，人家总要告诉我妈，她一听就要给堵住，所以后来我也不求人了。

记者：听说您1959年想报考外交学院，当时您父亲担任外交部副部长，您非常希望父亲能帮帮您。但他却让你凭本事考。

张虹生：是啊，我考大学时，父亲根本不帮忙。外交学院是我父亲帮着组建起来的，人也比较少，所以我就跟我父亲说想考外交学院。我父亲说，你凭本事去考吧，别想让我给你说话。那时我从农场回来功课落了很多，考起来比较费力，很想让他帮我说句话。我父亲根本就不帮，到青岛去了。后来我考上的是北京师范学院。

庐山会议：张闻天人格的另一个华彩乐章

1959年夏天，张闻天避开了儿子报考外交学院的求情，却投入了那场很多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政治风暴，从此他被划入另类，走下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记者：1959年7月2日，中国共产党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庐山开幕，会上您父亲张闻天提出13个问题，批评了“大跃进”的工作失误和党内生活中的问题，提出了与毛泽东相左的经济路线，因此遭到排挤和批判。

张虹生：庐山会议本来我父亲是可以不参加的，因为他是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主持工作的，刚从东南亚考察回来。当时外交部长陈毅说他有事不能去，让我父亲去，我父亲就上山了。上山的时候他开始并没有准备什么发言，前半个月是“神仙会”，大家各抒己见，气氛还很好。后来在会上，彭德怀率先发言批评“大跃进”中的浮夸风，让会议发生了转向。

张虹生：我父亲和彭德怀本来没什么特别的交情，来往也不多，过去两人是上下级，后来没什么联系。我跟了他这么多年，只知道他到彭德怀家去了两次，那还不是主要去彭家，而是去任弼时家，当时任家是前一个院子，彭家是后一个院子，这样才去的。到庐山去的时候，巧了，两人在一个火车车厢里；到庐山以后，我父亲和彭德怀又住隔壁。后来父亲碰到他，两人也一起谈了一下下乡的情况，都感到有些问题要谈一下，说清楚，总结经验，以利于更好地工作。

记者：彭德怀发言后，当时引起了各种反应，您父亲在精心准备发言的时候，听说主席对彭德怀的发言有看法，但他还是按自己的计划发言了，是吗？

张虹生：讲话前一天，毛主席秘书田家英打电话给父亲，说有些问题不要讲，好像主席态度变了。但父亲还是讲了，有话不能不说。父亲不争权不盲从，但是用他的话说就是肩膀上要扛着自己的脑袋，要负责。外国有很多文章，说主席看不起我父亲，父亲也看不起主席，不可能。只是他发言的几点让主席受不了，比如党内民主问题，集体领导问题。我父亲说，要造成一种敢于说话、不整人的气氛。他讲了三个半钟头，13个问题，按我父亲的话说，是不容易被驳倒的，有逻辑的。这个对主席的刺激挺大的，所以后来就批判父亲。

记者：在庐山会议发言时，您父亲有那么多资料都是经过调查研究的，他是个对真理很执著的人，他会承认错误吗？

张虹生：父亲这个人坚持自己的意见，但是为了党内的团结，他往往从这方面考虑多一些，所以有时显得很软弱。大家都认为错了，他就会写检查，他写了检查，但至于他认不认识错误，那还有一段时间考虑。他后来做检查，检查得很深刻。但是事实后来证明他所检查自己的6点主要错误，事实证明都是对的，改革开放初期基本上就是按他说的搞的。

“我被勒令退学，我跟校长说，我们30年以后见分晓，到底谁对谁错”

张闻天的命运改变给张虹生带来了冲击，但这种冲击很大程度上是他自己选择的，他经受了14年的边疆磨砺，父子有着默契的思想、相似的性格和命运。

记者：庐山会议的时候，您父亲是少数派，很多人都反对他，您当时是怎么看的？您认为父亲正确吗？

张虹生：我父亲刚受批判时，我是支持毛主席的，并不支持我父亲，因为我觉得主席是对的，那时候我觉得，主席就是神啊，主席什么都对。我记得庐山会议后，父亲曾对自己产生过怀疑：我是不是真的错了。跟我聊过，我说当然你肯定错了，可是后来我的思想转变了，我觉得我父亲说得对。

1960年开始了长达三年的自然灾害，1961年我还在上大学，可是当时响应党的号召，贯彻“农业七十条”，我们北京的文科生都到农村去作宣传，帮助整社，我下到中介公社东坝大队，分管园林二队。那时候年轻人正义感比较强，下去以后感觉老百姓确实苦得很，在北京郊区，一天就半斤粮，而且不是正规粮，是大麦面什么的，小孩的肚子都鼓得绿绿的，一个生产队就养一头猪，很瘦，跑得比狗都快。这就让我对人民公社有疑问了，当时给我们的指示是只宣传、不动作，可我看着不对，就逐渐感觉我父亲提的是对的。

当时我到各家去做调查，98户人家，我访问了96户，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一致认为要解散食堂，认为还是各家包着好。结果我就第一个把东坝食堂给解散了，当时这在全国都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那个时候我父亲还遭受批判，我准备把包产到户继续搞下去，结果人家把情况反映到工作组，工作组就把我调回来，说我犯错误了，让我写检查，我不写，我说我做的是对的。因此学校把我定为坏学生要我退学，临退学前，我跟校长说，你说我错，我们30年以后见分晓，到底谁对谁错。这话终于在30年后兑现了。

记者：您被勒令退学，这种做法挺过分的，当时您父亲没有对学校的做法提出意见吗？

张虹生：在这个问题上，我父亲没说一句话，就是学校勒令我退学他都没说一句话。只不过让我母亲找了王震把我送到新疆，因为我给他们写了一封信说学校既然勒令我退学我就离开北京，那时他是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我说既然离开北京要么到新疆要么到海南，我母亲就找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王震，王震同意接受，就把我送到新疆建设兵团去劳动，而且当时讲的是同吃同住同劳动。

张虹生：那时的生活特别艰苦，而且艰苦的程度不是一般人能够想象的。我们8000多亩地，当时只有30多个劳力，一天到晚干，天一蒙蒙亮就到工地了，早饭中饭就在地里吃，一直劳动到晚上回来。每年春天二月份就开始浇地，往地里灌水，水里还结着冰，给你一个马灯，一件皮大衣，一双毡靴，那劳动强度现在的人都不能想象。干了十几年，我就落下了胃溃疡、腰肌劳损、关节炎、肝炎等好几种病，后来我们这一批支边的到50多岁就都病退了，不能再干了，人都伤了。不过我们也很有成果，新疆原来是荒山野岭，到我走的时候比这边农村好多了。

记者：您是1979年调到南京大学的，您整个的青春期，从23岁到快40岁，整个就在新疆了。中间这么长时间，您向父亲诉过苦吗？

张虹生：他知道，他总认为是应该的，苦一点累一点是给国家多作贡献，他从不表示同情。当时他俩工资加起来是全国最高的，只有总理跟他们差不多，因为我母亲的工资和邓颖超阿姨差不多，父亲的工资和总理一样，有一段时间他拿外交一级，比总理都高。但我在新疆他从来不给我钱，就是结婚给了我400块钱，后来我在新疆得了肝炎，他给了我100块钱，这就是我在新疆他给我的所有的钱。

记者：可以说是您父亲的命运转折带来了您命运的曲折，您受了这么多的苦，有没有对父亲有一点怨言？如果他苟且一些，你们的生活就会好得多呀。

张虹生：“文革”的时候，专案组负责人曾经找我谈话，声色俱厉地叫我公开宣布与张闻天脱离父子关系。我可不吃这一套，火暴脾气一下子点燃了，我说，父子关系怎么可能脱离呢？就是一万年，他也是我的父亲！不管遭受多大的磨难和冤屈，父亲在我心中的形象一直是崇高而伟大的，我从精神上理解他。

“父亲的经济思想不是凭空来的”

庐山会议一番公开的心里话，给张闻天换来两顶吓人的帽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成员。当张虹生在新疆经受磨炼的时候，父亲在经受另一种考验：被自己热爱的人否定和排斥的痛苦，一片苦心被误解的委屈，但他没有消沉和灰心。

记者：庐山会议这一场猝不及防的政治风暴，给张闻天同志带来了意料不到的巨变，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成为他一生中又一个转折点。后来，他担任中国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一直在压力下求索真理。其实关于经济问题，他已经思考了很多年，后来也一直没有停止。

张虹生：是啊，他的经济思想由来已久。父亲刚从苏联回来，1931年就写出一本论中国经济的书，4万多字，把中国经济状况和搞什么经济说得透透的，他还和博古争论，坚持在苏区发展私营经济。建国以后，父亲在东北写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五种经济成分和它的发展和党的政策》，报给中央，毛主席让刘少奇作了一些文字修改。

我父亲的经济思想不是凭空来的，他很注重结合实际，特别注重调查研究。他坐到自由市场上跟人家聊起家常来，用不了多久就能谈得热火朝天。他有一套艺术方法，能引导你把心里话讲出来，很快了解你的家庭、经济状况、想法。现在我们很难做到，跟农民谈话常常是牛头不对马嘴。

记者：庐山会议之后，您父亲从庐山带着两顶帽子下来，也曾怀疑过自己是不是真的错了，后来他就到江苏、上海、浙江去考察，考察了半年，回来他感觉不错，而且写了很多东西，《农村集贸市场》那篇文章就是考察以后写出来的。听说那篇文章引起了较大的轰动，他更正了自己的观点吗？

张虹生：没有。他认为调查恰恰证明了自己是正确的。后来刚给他平反时，我到一些老干部家去，都说当时看到我父亲的文章觉得寒寒的，心都拎起来了，怎么敢写这种文章？

相伴40年，“不像夫妻”的爱侣

明月如灯，河水似练。革命年代的婚姻绝大多数真纯无邪，一无粉饰，一致趋向于简朴，皈依于自然，呈示圣洁之极致。张闻天和刘英在孩子眼中“不像夫妻”的婚姻生活，正是革命时代婚姻的一个缩影。

记者：您父母在“文革”中，他俩遇到了很大的灾难，受到审讯和逼供的非人道摧残。听说被监护时，他俩不能见面，就只知道对方身体怎么样，是不是还活着。但他们相濡以沫，相互鼓励对方，相互支撑共同度过了艰难的岁月。能谈谈他俩生活中的一些细节吗？

当时监护就在我们家里，分两间房子，父亲一间，母亲一间，父亲房间里只有一套“毛选”，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父亲对“毛选”熟得不得了，一年多时间全看“毛选”。我母亲也一样。那时父亲有心脏病，母亲就把他放到盆子里的衣服洗了。母亲个子很小，没有力气，拖地拧不动拖把，父亲就把拖把洗好拧干放在那里，让母亲拿去拖地，这倒像夫妻关系了。

记者：1969年，您父亲被下放到广东肇庆，在那里生活条件很不好，他们的生活状况怎么样？

张虹生：对我父亲来说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我母亲把家务管起来了，父亲还是整天看书写文章。他仍然到农贸市场去和农民聊天，一坐就聊好久好久。在那里他又写了很多文章。

他们在肇庆的时候，我曾去探亲，父亲最大的乐趣还是看书思考，我们都叫他标准钟，早上6点钟起床，散步半个钟头，吃早饭，以后进书房，一直看到11点半吃中饭，11点半你饭做好没做好他都往桌前一坐，吃完饭睡一个钟头觉，起来看书，看到5点钟左右，散半个钟头步，5点半左右吃完饭，再散一个钟头步，回来又是看书，一直看到睡觉。他一天的生活跟书分不开，看书、写笔记、写文章。我妈妈说，他写的文章太多，笔头快，把他的文章总共算起文集的话，大概有五六千万字，这挺吓人的。

到广东肇庆一年，他写了20多万字。后来到无锡以后，他跟我说他还想写，但身体不行了，写文章要组织好文字、要条理化、要有逻辑，很费脑子，他现在不能用脑，一用就血压太高，所以他很遗憾这一年没写东西，只把原稿修改了一下。

父亲留下的是一种精神

遵义会议上的慷慨激昂，庐山会议上的掷地有声，构成了张闻天生命中的两个最强音，至今想来都荡气回肠。

一个儒雅谦逊的人，一个稳重厚道的人，在事关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都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明知前方阴云密布，骤雨狂风，他总是站在真理这一边。

尽管有时，真理并不被人理解。

记者：197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55周年纪念日那天，张闻天同志心脏病突发，含冤病逝。听说当时您远在新疆，连父亲最后一面都没有见上，是吗？

张虹生：是，我收到的电报是在父亲去世以后拍的，我从新疆赶回无锡，父亲的遗体已经火化了。我母亲强忍着悲痛告诉我，父亲在弥留之际，非常想念远在新疆的儿子。他离去的时候，身上穿的是染过好多次的旧制服。

记者：张闻天同志逝世后，听说“四人帮”一伙不许你们召开追悼会，您母亲的花圈上只能写“献给老张同志”，骨灰盒上也不许写真实姓名，是吗？您父亲有没有给您的遗言或者遗物？

张虹生：我父亲是突然去世的，他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当时我捧着父亲的骨灰盒，真是泪落如雨。父亲去世前，让母亲写下保证把他的4万多块钱都交了党费，我母亲去世时也把钱全交了党费。一般人家里这种情况是不容易出现的，就是因为他们有他们的信仰，有他们的道德观和是非观。作为子女，我们认为父母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你捐了就捐了，捐得对。作为我来说，一直到现在，我的思想还是比较正统的。那是他们的钱，不是我的。

要说张闻天给儿子留下了什么遗物的话，大概就应该是他所写的那些文稿了。还有就是一种精神，在张闻天的书桌的台历上一直写着列宁的一句话：为了能够分析和考察各个不同的情况，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这是张闻天用一生的行动来实现的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