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赫鲁晓夫的幽灵：大跃进与庐山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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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8月和10月，苏联成功发射火箭和率先发射人造卫星，这一成就鼓励社会主义阵营赶超资本主义阵营的竞赛热潮。中国大跃进正是在冷战两大阵营的经济竞赛推动下产生的。
1957年11月，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宣称，苏联的经济建设将在十五年后超过美国。毛泽东也立即在会上宣布，十五年后中国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他当时指的主要是钢产量。刘少奇12月2日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十五年后苏联的工农业在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可能赶上和超过美国，我们应当争取在同一时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于是，“以钢为纲”、“全民大办钢铁”的工业大跃进就这样开始了。“超英赶美”的时间表在大跃进中一再缩短，后来一度想要两年超英，六七年超美。
然而，1958年的工农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引起国民经济发展比例失调等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也引起领导者间的意见分歧。从1958年11月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接连召开许多会议，试图纠正冒进的错误。19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基本精神是要纠正“左”倾冒进的偏差。但是，因为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要求认真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大为不满，于是会议矛头转向批判以彭德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并且挖出了一个由几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组成的“反党集团”。这简直就是两年前的“整风─反右”模式在中共领导层的重演。为甚么一封信会惹出这么大的祸？这同毛泽东对彭德怀的历史成见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对这封信的国际背景有所猜疑。
当时，苏美两个阵营的大多数国家，都对中国大跃进、人民公社持怀疑和否定态度。毛泽东对此种国际压力很不满，尤其不满赫鲁晓夫的态度。1959年5、6月间，彭德怀率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东欧，途经苏联及在阿尔巴尼亚时，先后同赫鲁晓夫会过几次面。他回国后即参加庐山会议，并以写信方式表达意见。毛泽东视彭此举为“下战表”，是想在中共中央树一面纠集反对派的旗子，于是愤然迎战，将彭的信起名为“意见书”，印发与会者讨论。毛泽东等人怀疑彭德怀出访时“摸了国际气候”，“在莫斯科取了点经”，“闻了人家对大跃进、公社看法的气味”，故猜测此信与赫鲁晓夫的影响有关。联系到彭德怀以往反对个人崇拜的言论，认为彭自苏共二十大以后就很佩服赫鲁晓夫，现在又乘国内外、党内外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等议论纷纷之际，向党和毛泽东进攻。而彭本人在向毛泽东和其他一些人指出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不良后果时，也曾多次讲过：“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早就要发生匈牙利事件，要请苏联军队来。”彭的支持者还在激愤之下说过，毛泽东的一些做法“很像斯大林的晚年”，“翻云覆雨”，“一手遮天”。凡此种种，都使毛泽东认为彭德怀问题的性质很严重，不是国内的孤立现象，非反击不可。刘少奇后来对此解释说：问题不是彭德怀这封信写错了，而在于彭是“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他们“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彭德怀同志带领军事代表团在国外走了几个月，回来以后就急急忙忙写了那封信，是有阴谋的”。国际背景对中共党内斗争影响之深，可见一斑。
庐山会议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迈上一个新台阶。一方面，毛泽东由此把阶级斗争扩大到党的最高领导层。他断言：
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于是，中央领导层就成为未来阶级斗争的主战场。另一方面，毛泽东把怎样评价大跃进、人民公社看成是对“革命的群众运动”持甚么立场的问题，从而助长了“群众运动天然合理”，只能“鼓干劲”，不许“泼冷水”的风气。庐山会议后，全党立即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倾”运动，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的干部、党员达365万之众，大都是敢讲真话，敢于反映实际情况和敢于提出批评意见的人。继1957年反右派运动后，这一大批党内精英又一扫而去，全党、全国对毛泽东“继续革命”的路线，就只有顺从而很难形成牵制力量了。
1957年11月，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宣称，苏联的经济建设将在十五年后超过美国。毛泽东也立即在会上宣布，十五年后中国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他当时指的主要是钢产量。刘少奇12月2日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十五年后苏联的工农业在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可能赶上和超过美国，我们应当争取在同一时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于是，“以钢为纲”、“全民大办钢铁”的工业大跃进就这样开始了。“超英赶美”的时间表在大跃进中一再缩短，后来一度想要两年超英，六七年超美。
然而，1958年的工农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引起国民经济发展比例失调等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也引起领导者间的意见分歧。从1958年11月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接连召开许多会议，试图纠正冒进的错误。19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基本精神是要纠正“左”倾冒进的偏差。但是，因为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要求认真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大为不满，于是会议矛头转向批判以彭德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并且挖出了一个由几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组成的“反党集团”。这简直就是两年前的“整风─反右”模式在中共领导层的重演。为甚么一封信会惹出这么大的祸？这同毛泽东对彭德怀的历史成见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对这封信的国际背景有所猜疑。
当时，苏美两个阵营的大多数国家，都对中国大跃进、人民公社持怀疑和否定态度。毛泽东对此种国际压力很不满，尤其不满赫鲁晓夫的态度。1959年5、6月间，彭德怀率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东欧，途经苏联及在阿尔巴尼亚时，先后同赫鲁晓夫会过几次面。他回国后即参加庐山会议，并以写信方式表达意见。毛泽东视彭此举为“下战表”，是想在中共中央树一面纠集反对派的旗子，于是愤然迎战，将彭的信起名为“意见书”，印发与会者讨论。毛泽东等人怀疑彭德怀出访时“摸了国际气候”，“在莫斯科取了点经”，“闻了人家对大跃进、公社看法的气味”，故猜测此信与赫鲁晓夫的影响有关。联系到彭德怀以往反对个人崇拜的言论，认为彭自苏共二十大以后就很佩服赫鲁晓夫，现在又乘国内外、党内外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等议论纷纷之际，向党和毛泽东进攻。而彭本人在向毛泽东和其他一些人指出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不良后果时，也曾多次讲过：“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早就要发生匈牙利事件，要请苏联军队来。”彭的支持者还在激愤之下说过，毛泽东的一些做法“很像斯大林的晚年”，“翻云覆雨”，“一手遮天”。凡此种种，都使毛泽东认为彭德怀问题的性质很严重，不是国内的孤立现象，非反击不可。刘少奇后来对此解释说：问题不是彭德怀这封信写错了，而在于彭是“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他们“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彭德怀同志带领军事代表团在国外走了几个月，回来以后就急急忙忙写了那封信，是有阴谋的”。国际背景对中共党内斗争影响之深，可见一斑。
庐山会议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迈上一个新台阶。一方面，毛泽东由此把阶级斗争扩大到党的最高领导层。他断言：
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于是，中央领导层就成为未来阶级斗争的主战场。另一方面，毛泽东把怎样评价大跃进、人民公社看成是对“革命的群众运动”持甚么立场的问题，从而助长了“群众运动天然合理”，只能“鼓干劲”，不许“泼冷水”的风气。庐山会议后，全党立即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倾”运动，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的干部、党员达365万之众，大都是敢讲真话，敢于反映实际情况和敢于提出批评意见的人。继1957年反右派运动后，这一大批党内精英又一扫而去，全党、全国对毛泽东“继续革命”的路线，就只有顺从而很难形成牵制力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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