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我是这样背叛湖南广电的！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5/05 00:14:01
『传媒江湖』 [人物聚焦]我是这样背叛湖南广电的！
作者：八卦先锋 提交日期：2007-9-22 1:48:00
看了《魏文斌和他的电视湘军》一书，有一领悟，这便是：人在江湖，的确需要对单位和自己的领导有一种炽热的忠诚。
对单位忠诚，才会受到单位文化的熏陶，才会有资历，也才能成为业内真正的资深人士；对领导忠诚，才会受到欣赏、赢得信任、得到提携，这样才会有可能有所成就。
回顾本人20年的职业生涯，特别是30岁以后的10年时间里，我缺少的就是这种对单位和领导的忠诚，以至于人过中年，至今还是这样漂泊着一事无成。
如果说20几岁时的几次跳槽是属于组织调配我自己无力扭转的话，但自辞掉公务员跑到湖南电视台工作开始，我却一直都没有过这样的忠诚。
现在回想起来，我惟有愧疚。
也期望这一迟到的领悟，能对我今后20年的人生和我的蚊子以及其他的年轻人们，带来一丝经验和教训。
1
1995年，那时我在湖南电视台新闻部所属的焦点专栏，直接领导是制片人吕焕斌，分管领导是新闻部副主任刘惠东。
当时，吕焕斌正准备去刚刚成立的湖南经济电视台担任新闻部主任。
去一个新单位，肯定得有一批自己的人。为此，在焦点专栏7、8个同事中，除了吴澧波已被竞聘成功经视台长的欧阳常林选中去经视做台长助理外，其他的几个同事，老吕只准备带我和方列去经视，其他如晓凌杨、丁晖、邱天等人他都不准备带走，足见老吕当时对我是很器重的。
后来听说，他的想法是让方列去负责经视新闻部的编辑组，让我去负责记者组。可是，我很弱智地拒绝了老吕。当时拒绝他的原因我现在已经说不清了，隐约记得，除了对经视前景的不信任，似乎还有舍不得离开湖南台的成分。
其实当时我已经30岁了，按理说是不应该这么不成熟的。偏偏我就是这样不成熟，跟他说不去的时候，居然是在所有同事一起聚餐的时候说的，我当时就看出了他的不高兴。
我就是这么笨啊。
本来，他没有要其他同事去，其他同事不管是不是愿意去，但肯定心里本来就不太舒服了，而我被他选中了，却还在公开场合回绝他，同事们听着不爽，他更不爽啊。
没有跟老吕去经视，这绝对是我人生中的一大不应该。说穿了，是我缺乏对欣赏自己的领导的忠诚。
当时不想去经视，我的理由之一是不想离开湖南台，可是，仅仅半年以后的1996年年初，我还是离开湖南台，去了湖南有线电视台。
当时去有线台的原因，仅仅是因为有线台同意给我安排一套住房。因为当时我老婆孩子已准备从资兴调长沙了，在湖南台附近德雅村租住多年的我，为了房子，毅然决然地离开湖南台，去了比湖南台差了一大截的湖南有线台，鬼晓得我当时是怎么想的。
说到底，还是缺少对单位的忠诚导致的。
其实，我老婆的调动，湖南台还是出了力的，当时台政治部是以解决夫妻分居的名义帮我出具相关手续后才搞成的，可是，我……
对湖南台和老吕的不忠，令我一辈子都觉遗憾，否则，我现在应该也不至于人到中年了却高不成低不就，还在老老实实给人打工啊。
焦点专栏当时的同事们，真可谓湖南电视的一帮精英，正是因为他们的坚守，他们现在大部分都已有所成就：
吕焕斌，湖南省广播电视电影局副局长兼湖南广电集团副总经理、湖南经济电视台台长（当时的制片人，现副厅级）。
丁晖，湖南电影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当时的编导，现副厅级）。
刘惠东，湖南广电集团副总经理，湖南电视台副台长（当时的分管副主任，现相当于副厅级）。
张华立，湖南广电集团副总经理，湖南电视台娱乐频道总监（现副厅级。焦点老人，老编导，没和我直接同事）。
吴澧波，原湖南经济电视台副台长、湖南电视台生活频道副总监（当时的编导，后副处级），现经商开公司。
施华耕，湖南电视台新闻中心主任（现正处级。焦点老人，老主持人，没和我直接同事）。
傅湘林，湖南电视台电影频道总监（当时的主持人，现正处级）。
方列，湖南电视台体育频道副总监（当时的编导，现副处级）。
晓凌杨，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当时的编导，老吕离开后的制片人，后为央视焦点访谈一组编导）。
邱天，湖南电视台娱乐频道节目部主任、艺术玩家节目制片人、艺术玩家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当时的编导，杨离开后做过焦点改版后栏目副制片人，现正科级）。
杨蔚然，湖南电视台电影频道主任（当时的见习编导，现正科级）。
肖亚飞，湖南电视台节目中心制片人（当时的见习编导，现正科级）。
苗丹，湖南电视台节目中心制片人（当时的后期制作，现正科级）。
我，中央电视台永远的打工记者（当时的编导）。
还有两三个人，我不知道去向，如赵斌、廖俊军（当时的摄像）等。
2
两年半以后，我离开湖南有线台来了中央台。这次离开，我觉得倒是没有对单位的忠诚和背叛问题。
我到湖南有线台后很快得到了当时分管新闻的廖治安副台长的亲睐，不到一年，即1996年年底，在廖台长极力坚持下，台里发红头文件给我安排了一个副科级的职务，让我担任了报道部《有线新闻网》节目的责编。当时同时提升为报道部责编的还有现任湖南经济电视台副总编辑的罗芳红、现任央视新闻频道《360度》主编的徐红。
1997年10月，台里还给我评了中级职称。
但1998年6月的离开，我是得到了主管新闻的副台长廖治安同意的，而且把工作关系留在了台里，随时可以回台。当时廖台长很开通，说：做电视的如果不能在中央台干几年也是遗憾，既然你能去，就去锻炼几年吧，反正你随时可以回来。
正因为如此，我在央视的几年里，我老婆孩子一直都住在有线台宿舍。
离开有线台，我没有遗憾，毕竟，我是往常人心目中的高处走了。
湖南有线台报道部的一些同事的现状是：
李浩，湖南电视台总编室主任（当时的部门主任，后任副台长，现正处级）。
周石星，深圳卫视总监（当时的部门主任，后任都市频道总监，湖南经视副台长，正处级）。
汪湘陵，长沙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当初的记者，后任长沙市广播电视局副局长，正处级）。
穆勇，湖南电视台电影频道总监（当时的记者，后任新闻中心副主任，现正处级）。
谷良，湖南经济电视台台长助理（当时的记者，后任责编、主任、台长助理）
罗芳红，湖南经济电视台副总编辑（当时的责编，后任副主任、主任，现副处级）。
周新天，湖南经济电视台经济中心副主任（当时的记者，后任责编、制片人，现正科级）。
王成刚，湖南经济电视台制片人（当时的副主任，现副科级）。
潘介泉，不知。（当时的记者，后任制片人，副主任）。
马晶，湖南广电集团办公室副主任（当时的记者，后任责编、主任，现副处级）。
黄自笑，湖南广电集团办公室（当时的记者，后任副主任）。
龙映晓，湖南省委宣传部科长（当时的记者，现科级）。
胡拥军，湖南省委宣传部杂志执行总编（当时的记者，现副处级）。
彭海波，中国教育电视台2套总监（当时的记者，后任旅游卫视副总监）。
康晓辉，不知。（当时的记者，后任过副主任）。
佘树忠，湖南电视台电影频道广告部主任（当时的记者，现正科级）。
欧阳国忠，北京某公司总经理（当时的记者，后任多个栏目制片人、执行制片人）。
吴文刚，湖南广播电视局办公室科长（当时的记者，后任制片人，现正科级）。
徐红，央视360度栏目主编（当时的责编）。
邓文初，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当时的记者，后任责编）。
邓翔，中央电视台（中央科教电影制片厂）10套编导（当时的记者，后任责编）。
刘军辉，海南新大洲公司上海总部投资部经理（当时的记者）。
刘立，湖南潇湘晨报特稿部记者（当时的记者）。
谭柯，不知（当时的记者）。
文为明，央视法治在线栏目编导（当时的记者）。
左柯，湖南经济电视台主编（当时的记者）。
张欣，北京某影视公司主编（当时的记者）。
还有一些人，忘记名字了。
还有我。
3
从1998年7月起，在中央台焦点访谈一组，我干了两年。在这里，我为我们组拿回了第一个中国新闻奖。尽管这个奖拿得很有运气的成分，并不说明我的能力有多高，但毕竟是组里第一次拿到这样的大奖，领导和同事还是不得不承认我有拿奖的运气，因为我在湖南就已经拿过一次中国新闻奖。
可是，那时的我有太多的不懂事，还是或多或少地给同事和领导留下了一些不佳印象，特别是普通话不标准经常遭人笑话，还有一些非常不良的习惯，比如夏天晚上不回组里安排的住处而在办公室值班床上半裸体睡觉，在对编机前编节目时脱鞋摸臭脚丫子，等等，受到了不少女同事的深恶痛绝，以至于女同事不敢再在值班床上睡觉，不敢使用我使用过的编辑机。制片人阿关为此非常严肃地专门找我谈过两次话，搞得我此后一直在组里灰溜溜地，慢慢地与一些同事有些疏远，加上2000年栏目大批法某功，几乎大部分时间都是播出这样的节目，而我没有什么节目播出，我便有了离开的想法。
向阿关提出想走的时候，阿关很吃惊，问我真想好了？我回答他想好了。他说很多人想来都来不了，你真的这么轻率放弃？我说我这个人没什么追求，放弃就放弃吧。于是，阿关问我想去哪里。我说想去新闻采访部门。阿关问我想去做哪类新闻，我说想去政法新闻。阿关因此在2000年5月把我推荐去了社会新闻部的政法组。
就这样，我背叛了阿关这样兄长般的领导和包容性非常强的新闻评论部，从此走上了一条崎岖的人生道路。
现在，阿关是央视新闻评论部的副主任。
其他一些同事，现在的状况是：
柏杨，央视办公室秘书处副处长（当时的编导，后任制片人）。
魏驱虎，央视某公司官员（当时编导，后任副制片人）。
王同业，央视焦点访谈一组制片人（当时的编导）。
刘爱民，央视东方时空时空连线制片人（当时的编导）。
包军昊，央视新闻会客厅制片人（当时的编导）。
余伟利，央视新闻评论部中心组制片人（当时的编导）。
汪力，央视新闻调查副制片人（当时的编导）。
凌泉龙，央视经济频道综合部制片人（当时的摄像）。
晓凌杨，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当时的编导）。
王文雁，央视新闻会客厅策划（当时的编导）。
黄瑛、李玉强、姚宇军、黄洁、郭峰、喻晓轩等现在均仍为焦点访谈编导、王守城、张林刚、邹德隆、张预北等现在均仍为焦点访谈摄像。
还有我。
4
在社会新闻部政法组，制片人陈杰还真把我当成了大人才，因为我是从最牛皮的访谈出来的，而且是阿关这样台里的精英推荐来的。陈杰对我十分的器重，组里的同事也因此对我非常客气。我到组里没几天，就解决了编制指标问题，而且，陈杰特批给了我每月1500元的房租补贴。
可是，我在政法组干了半年多一点，我又萌生了去意。
2003年4月，我又成为了陈杰的部属，这是后话。
5
2000年11月这次我离开央视政法组，当时的真正原因是离家将近三年，我有些想安心过日子了，而且，蚊子面临小学毕业该上初中，我该尽尽做父亲的责任了。
我没有回湖南有线台，也没有去湖南经视。
这是因为，我离开有线台时的台长已经换人，支持我去央视的廖台长也已经不在有线。
而吕焕斌这时已经成为经视的副台长，我为自己以前没有追随他而愧疚，无颜再去找他。
为此我找了好朋友王平。他当时是湖南台新闻中心副主任。
因此，2000年11月，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我回了湖南台，被安排在重点报道部做编辑。
之所以安排我去这个部门，是因为这个部门其实就是为央视供稿的部门，也是王平分管的部门，安排我去这个部门，是他的权利范围，也可以发挥我熟悉央视的优势。
这时，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让我不想在湖南台干下去了。
以前我在湖南台，是正式职工，这次从央视回来，却变成了聘用职工，而且是新闻中心的中心聘职工，待遇什么的都差了一大截。
而且，我过去在焦点的同事和搭档丁晖，这时候已经变成了新闻中心的主任！说老实话，这个问题我不是很看重，过去的同事能做官，也许还能关照自己。
但是，两个月后，也就是2001年1月，我还是离开了湖南台，离开了一直与我私交甚好的王平。
6
这次我去的地方是刚刚创办的湖南潇湘晨报。
我成为了这家报纸的首任时政新闻部主任。
报纸初创时的方案里，本来是没有时政新闻部的。当时，这份报纸甚至根本就不准备做时政新闻，而是打算完全以社会新闻打天下。我一直认为，是因为我的极力呼喊和促成，当时的执行总编辑、来自四川华西都市报的柳祖元和社长、总编辑龚曙光才同意成立了这个部门，也才意识到必须做时政新闻。
当时我所任职的时政新闻部，总共才区区6个人。听说，现在这个部已经是晨报人数最多的部门。
我在潇湘晨报做时政新闻部主任只做到了2001年9月，但我可以不谦虚地说，我为这份报纸搭好了一个崭新的时政新闻架子，完全不同于省内其他报纸时政新闻的架子。而且，这也是潇湘晨报完全有异于四川那些都市报的地方。
另人遗憾的是，9个月后，我离开了这份如今已成长为湖南最牛皮报纸的报纸，以至于龚曙光愤怒地斥责我是晨报的叛徒，永世不得再成为晨报员工。老龚如此光火的原因，是因为，我投奔了当时晨报的最大敌人长沙晚报。
其实，晨报本应该是我重新开始的起点的，我相信，如果我能够坚守下去，我的命运不会是今天。
据我所知，晨报时政新闻部之后的主任分别是：
刘立、谢立松、张树忠。之后是谁，我不知道。当时我部里的记者贺正举，听说现在已经做了报社总编室主任，刘立后来还做过热线新闻部主任、新闻中心副主任（我在的时候没有中心这一级），现在听说又变成特稿部的记者了，谢立松后来去了长沙晚报子报东方新报做编委，现下海开公司去了。
7
去长沙晚报，是因为晚报的总编辑邬恩波和当时的总编助理、现在的副总编辑潘开政亲自请我吃了一次饭，并许诺给我安排一套100多平米的新住房，并在适当时候安排相应职务。
当时，我已经铁下心要安心过日子，晚报是党报，如果给职务的话，也是长沙市委正式认可的有行政级别的官员，而晨报当时前景未明，职务也属于聘任制，两相比较，我选择了晚报。
当时之所以对住房也有兴趣，是因为我去晨报之后仅仅一个月，湖南有线台就以我已不是广电人为由，收回了我居住多年、每月房租仅10多元的住房。无奈，我只好住到了马王堆我老婆单位分配的一套2居室的住房。
说到房子，得插空说几句。
我在有线台的时候，台里给我安排了一套房子，而且在1997年交了省广电厅统一在现在金鹰城集资建房的2万多元钱。后来我来了央视，想着老婆孩子住到马兰山那边离市区太远，而我自己是不是会回去也无法预料，为此把集资款退了，而在1999年买了老婆单位在马王堆的福利房。这套房子装修以后便一直空在那里，老婆孩子一直住在有线台。
住到了东城的马王堆，我每天得骑着摩托到南城的晨报上班，而且，作为部门主任，每天回家最早也得在晚上10点以后。从东城到南城，得走长沙的二环线，我每天都是一身的灰尘。而到晚报的话，我自己的住房离报社只有不到两公里，要是单位能分房，则就住在报社院子里，这对当时已经打算安心过日子的我来说，应该诱惑不小。
晚报的房子当时在长沙是很不错的新房子，而且就在报社院子里，美化和环境都不错。事实上，后来晚报的确也分给了我一套三居室的住房，不过这房子很出乎我的预料，竟然是那种毛坯房，地面、隔墙都得装修时自己重新做的那种，我一看，天啊，没有10几万搞装修，别想住进去呀。我当时的想法是，这房子又不是卖给我，只是给我租住，我何必花这么多钱去装修啊？何况，我当时压根就没有一种对单位忠诚的心态，心里想着：天知道我在这能干几年啊。为此，我看了房子后就把房子退给了报社。
也许，如果当时装修了这套房子并且住了进去，为了房子考虑，我也会在晚报长久呆下去了。
可是，我没有装修并住进这套房子。也许上天也知道从未忠诚单位的我不会在晚报长久干下去吧？
果然，在晚报总编室做了3个月编辑、在社会新闻部做了半年副主任、在机动记者部做了将近一年负责人（没有安排主任的副主任）之后，我毫不犹豫地离开了长沙晚报。
离开晚报，我至今也没有太多后悔，毕竟，在这个论资排辈的官僚机关，我绝对不会有什么作为。
8
离开长沙晚报，最主要的原因是正在读初一的蚊子在2001年9月考上了北京的一所艺术中专学校。不到13岁的孩子一个人到北京生活、学习，让人无法放下心来。为此，在她到北京几个月后，我离开长沙晚报，再次来到了北京。
来到北京，本以为能够很容易地找到工作，却没想到遇到了一些麻烦。在北京呆了近一个月，我没能进入自己心仪的单位，而由于脸皮有点薄，也不好意思去找以前央视的领导和同事。无奈之下，只好放弃了在北京照顾蚊子读书的打算。
这时，回长沙已不太现实。湖南电视台是无脸再去了，两家好一点的报纸——晨报和晚报，是我背叛不久的地方，更不可能回去。
怎么办？
我只能把眼光投向南国广州。
广州一直是我向往的地方，记得90年代初我就曾到这里闯荡过几个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经过一番努力，2003年1月，我进入广东新快报，成为了要闻部的一名编辑。
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我职业生涯里最舒适、最满意的一段日子。住在羊城晚报员村四横路宿舍，每天下午4点乘直达公交去上班，晚上12点和一帮同事AA制租车下班，一日三餐按时正点的热饭热菜和没有压力、悠闲自在的生活，很快使我胖了起来，大肚腩在这时也冒了出来。
3个月的试用期过得很快，报社按时和我签定了劳动合同。可是，就在我打算扎根广州干下去的时候，一个来自北京的电话又一次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
9
电话是我曾经的领导、一直非常欣赏我的陈杰打来的。
原因是，央视将开办新闻频道，而陈杰将领衔主持一档叫做《法治在线》的专题节目，这档节目正在招兵买马，而我以前一直做专题，正是他们非常需要的人才。他说，这是一个你重新进入央视的机会，如果这次你不抓住机会，以后恐怕就难以再来了。
我考虑了整整半个月。我当时是非常不想离开广州的，广州清闲的工作、不高但也不低的收入和悠闲的生活深深吸引着我，何况，报社领导张洪潮、郑杰，部门领导张翔等人对我都不错，同事们的关系也很融洽。
可是，那段时间，陈杰几乎每天一个电话问我考虑得怎么样了。
这种情况下，我当时也想了很多。再去北京，能照顾蚊子；再次进入央视，能够找到久违的自豪感，洗却离开央视后的那种虎落平阳的自卑；甚至还有希望以记者身份参加奥运会，等等。
最后，我还是说服了自己，终于在2003年4月中旬离开广州重上北京，加入了《法治在线》。
这个阶段蚊子一直在北京读中专。为了蚊子在北京找到有家的感觉，我决定在北京定居，因此在2003年年底，我在北京购买了一套住房。2004年9月，一家三口终于住进新房，结束了流浪的日子。
2004年6月，随着央视裁员工程的完成和人事制度的改革，我成为了央视首批签约员工。
这个时候，我响应台里号召自行参加了焦点访谈栏目制片人的竞聘。竞聘当然以失败告终。可是，我的新上任的部门主任为此对我大光其火，说我参加竞聘没有通过节目组，也没有通过部门，属于无组织、无纪律行为。这事，让我感觉到我在央视已无升迁的可能，多年的电视生涯，也使我的厌倦情绪越来越浓烈，加上不断传来湖南台那帮老同事一个个升官的消息，我再次浮躁起来，产生了离开电视的想法。
2005年1月，我放弃了同央视续签合同的机会，自行离职。
这一离开，没有想到的是，一把年纪而又没有其他特长也没有经商资本的我居然成为了一个难以找到合适工作的失业者。
10
在社会上漂泊一年半，我到多个收入极少、地位极低的单位打过零工，一家人生活才勉强维持了下来。经过这一洗礼，我不知不觉地步入了中年，却也想明白了许多。
幸亏老天开眼，让我很偶然地知悉了经济频道正面向社会招考记者的消息。
我参加了有5、600人参加的笔试。
我参加了有200来人参加的面试。
我参加了有将近100人参加的二次面试。
于是，在2006年的5月，我进入了现在所在的栏目，并在7月正式签约。这样，我又成为了央视的一员。
11
忠诚，是我近日在网上看《魏文斌和他的电视湘军》一书后领悟到的一个其实非常浅显的道理。
我领悟得太晚了，以致在走了很大的一个圈之后，又回到了1998年7月的起点。
既然已经领悟到了忠诚单位、忠诚领导的道理，我想，我惟有用行动来践行了。
当然，我说的忠诚是有前提的，首先是这个单位是一个很有成长性的好单位，其次是你的领导非常地欣赏你。在单位好，领导又欣赏你的时候，你的回报当然应该是忠诚，不要随意离开，不要对你的老板背叛，即便老板对你有一时的误解甚至反感，你都要坚定不移地忠诚他、维护他，说不定那是人家在考察你。
只有这样，当你的老板上到更高一层的时候，你才会跟着步步上升。
我觉得，进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单位，还不如进一个刚刚成立、规模不太大的中型单位，并且要死心塌地地忠诚这个单位。这样的单位成长性好，上升的空间很大而且非常快速，而历史悠久的大单位，人才众多，论资排辈严重，哪怕你很忠诚，但上升的空间非常狭窄，时间漫长。
即便付出了同样的努力，也许干上10来年，你在大单位还是办事员，但在那种新成立不久的单位，你也许已经做到部门主管甚至子单位的老板了。
就像当年的湖南经视，成长性是如此之好，据我所知，湖南经视10年前的那批元老，现在已基本上都是湖南电视界的掌权人了。
还有像湖南的潇湘晨报，创办几年，就迅速超越了长沙晚报、三湘都市报等等老牌报纸，成为了湖南报业老大。
在长沙晚报，撑死也只能做到副总一级，这还不知道需要多少年的等待和排队。而潇湘晨报的元老们，随着报纸的成长，不仅能很快做到副总一级，而且他肯定还会扩张发展，子报子刊的老总们当然都会从那批元老中间产生。
其实，虽然说是元老，到现在也不过进入了5年啊。在一个单位做了5年就能独当一面负责一家子报子刊，在长沙晚报是不可能的，在央视更不可能。
作者：八卦先锋 提交日期：2007-9-22 1:48:00
看了《魏文斌和他的电视湘军》一书，有一领悟，这便是：人在江湖，的确需要对单位和自己的领导有一种炽热的忠诚。
对单位忠诚，才会受到单位文化的熏陶，才会有资历，也才能成为业内真正的资深人士；对领导忠诚，才会受到欣赏、赢得信任、得到提携，这样才会有可能有所成就。
回顾本人20年的职业生涯，特别是30岁以后的10年时间里，我缺少的就是这种对单位和领导的忠诚，以至于人过中年，至今还是这样漂泊着一事无成。
如果说20几岁时的几次跳槽是属于组织调配我自己无力扭转的话，但自辞掉公务员跑到湖南电视台工作开始，我却一直都没有过这样的忠诚。
现在回想起来，我惟有愧疚。
也期望这一迟到的领悟，能对我今后20年的人生和我的蚊子以及其他的年轻人们，带来一丝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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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那时我在湖南电视台新闻部所属的焦点专栏，直接领导是制片人吕焕斌，分管领导是新闻部副主任刘惠东。
当时，吕焕斌正准备去刚刚成立的湖南经济电视台担任新闻部主任。
去一个新单位，肯定得有一批自己的人。为此，在焦点专栏7、8个同事中，除了吴澧波已被竞聘成功经视台长的欧阳常林选中去经视做台长助理外，其他的几个同事，老吕只准备带我和方列去经视，其他如晓凌杨、丁晖、邱天等人他都不准备带走，足见老吕当时对我是很器重的。
后来听说，他的想法是让方列去负责经视新闻部的编辑组，让我去负责记者组。可是，我很弱智地拒绝了老吕。当时拒绝他的原因我现在已经说不清了，隐约记得，除了对经视前景的不信任，似乎还有舍不得离开湖南台的成分。
其实当时我已经30岁了，按理说是不应该这么不成熟的。偏偏我就是这样不成熟，跟他说不去的时候，居然是在所有同事一起聚餐的时候说的，我当时就看出了他的不高兴。
我就是这么笨啊。
本来，他没有要其他同事去，其他同事不管是不是愿意去，但肯定心里本来就不太舒服了，而我被他选中了，却还在公开场合回绝他，同事们听着不爽，他更不爽啊。
没有跟老吕去经视，这绝对是我人生中的一大不应该。说穿了，是我缺乏对欣赏自己的领导的忠诚。
当时不想去经视，我的理由之一是不想离开湖南台，可是，仅仅半年以后的1996年年初，我还是离开湖南台，去了湖南有线电视台。
当时去有线台的原因，仅仅是因为有线台同意给我安排一套住房。因为当时我老婆孩子已准备从资兴调长沙了，在湖南台附近德雅村租住多年的我，为了房子，毅然决然地离开湖南台，去了比湖南台差了一大截的湖南有线台，鬼晓得我当时是怎么想的。
说到底，还是缺少对单位的忠诚导致的。
其实，我老婆的调动，湖南台还是出了力的，当时台政治部是以解决夫妻分居的名义帮我出具相关手续后才搞成的，可是，我……
对湖南台和老吕的不忠，令我一辈子都觉遗憾，否则，我现在应该也不至于人到中年了却高不成低不就，还在老老实实给人打工啊。
焦点专栏当时的同事们，真可谓湖南电视的一帮精英，正是因为他们的坚守，他们现在大部分都已有所成就：
吕焕斌，湖南省广播电视电影局副局长兼湖南广电集团副总经理、湖南经济电视台台长（当时的制片人，现副厅级）。
丁晖，湖南电影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当时的编导，现副厅级）。
刘惠东，湖南广电集团副总经理，湖南电视台副台长（当时的分管副主任，现相当于副厅级）。
张华立，湖南广电集团副总经理，湖南电视台娱乐频道总监（现副厅级。焦点老人，老编导，没和我直接同事）。
吴澧波，原湖南经济电视台副台长、湖南电视台生活频道副总监（当时的编导，后副处级），现经商开公司。
施华耕，湖南电视台新闻中心主任（现正处级。焦点老人，老主持人，没和我直接同事）。
傅湘林，湖南电视台电影频道总监（当时的主持人，现正处级）。
方列，湖南电视台体育频道副总监（当时的编导，现副处级）。
晓凌杨，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当时的编导，老吕离开后的制片人，后为央视焦点访谈一组编导）。
邱天，湖南电视台娱乐频道节目部主任、艺术玩家节目制片人、艺术玩家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当时的编导，杨离开后做过焦点改版后栏目副制片人，现正科级）。
杨蔚然，湖南电视台电影频道主任（当时的见习编导，现正科级）。
肖亚飞，湖南电视台节目中心制片人（当时的见习编导，现正科级）。
苗丹，湖南电视台节目中心制片人（当时的后期制作，现正科级）。
我，中央电视台永远的打工记者（当时的编导）。
还有两三个人，我不知道去向，如赵斌、廖俊军（当时的摄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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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半以后，我离开湖南有线台来了中央台。这次离开，我觉得倒是没有对单位的忠诚和背叛问题。
我到湖南有线台后很快得到了当时分管新闻的廖治安副台长的亲睐，不到一年，即1996年年底，在廖台长极力坚持下，台里发红头文件给我安排了一个副科级的职务，让我担任了报道部《有线新闻网》节目的责编。当时同时提升为报道部责编的还有现任湖南经济电视台副总编辑的罗芳红、现任央视新闻频道《360度》主编的徐红。
1997年10月，台里还给我评了中级职称。
但1998年6月的离开，我是得到了主管新闻的副台长廖治安同意的，而且把工作关系留在了台里，随时可以回台。当时廖台长很开通，说：做电视的如果不能在中央台干几年也是遗憾，既然你能去，就去锻炼几年吧，反正你随时可以回来。
正因为如此，我在央视的几年里，我老婆孩子一直都住在有线台宿舍。
离开有线台，我没有遗憾，毕竟，我是往常人心目中的高处走了。
湖南有线台报道部的一些同事的现状是：
李浩，湖南电视台总编室主任（当时的部门主任，后任副台长，现正处级）。
周石星，深圳卫视总监（当时的部门主任，后任都市频道总监，湖南经视副台长，正处级）。
汪湘陵，长沙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当初的记者，后任长沙市广播电视局副局长，正处级）。
穆勇，湖南电视台电影频道总监（当时的记者，后任新闻中心副主任，现正处级）。
谷良，湖南经济电视台台长助理（当时的记者，后任责编、主任、台长助理）
罗芳红，湖南经济电视台副总编辑（当时的责编，后任副主任、主任，现副处级）。
周新天，湖南经济电视台经济中心副主任（当时的记者，后任责编、制片人，现正科级）。
王成刚，湖南经济电视台制片人（当时的副主任，现副科级）。
潘介泉，不知。（当时的记者，后任制片人，副主任）。
马晶，湖南广电集团办公室副主任（当时的记者，后任责编、主任，现副处级）。
黄自笑，湖南广电集团办公室（当时的记者，后任副主任）。
龙映晓，湖南省委宣传部科长（当时的记者，现科级）。
胡拥军，湖南省委宣传部杂志执行总编（当时的记者，现副处级）。
彭海波，中国教育电视台2套总监（当时的记者，后任旅游卫视副总监）。
康晓辉，不知。（当时的记者，后任过副主任）。
佘树忠，湖南电视台电影频道广告部主任（当时的记者，现正科级）。
欧阳国忠，北京某公司总经理（当时的记者，后任多个栏目制片人、执行制片人）。
吴文刚，湖南广播电视局办公室科长（当时的记者，后任制片人，现正科级）。
徐红，央视360度栏目主编（当时的责编）。
邓文初，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当时的记者，后任责编）。
邓翔，中央电视台（中央科教电影制片厂）10套编导（当时的记者，后任责编）。
刘军辉，海南新大洲公司上海总部投资部经理（当时的记者）。
刘立，湖南潇湘晨报特稿部记者（当时的记者）。
谭柯，不知（当时的记者）。
文为明，央视法治在线栏目编导（当时的记者）。
左柯，湖南经济电视台主编（当时的记者）。
张欣，北京某影视公司主编（当时的记者）。
还有一些人，忘记名字了。
还有我。
3
从1998年7月起，在中央台焦点访谈一组，我干了两年。在这里，我为我们组拿回了第一个中国新闻奖。尽管这个奖拿得很有运气的成分，并不说明我的能力有多高，但毕竟是组里第一次拿到这样的大奖，领导和同事还是不得不承认我有拿奖的运气，因为我在湖南就已经拿过一次中国新闻奖。
可是，那时的我有太多的不懂事，还是或多或少地给同事和领导留下了一些不佳印象，特别是普通话不标准经常遭人笑话，还有一些非常不良的习惯，比如夏天晚上不回组里安排的住处而在办公室值班床上半裸体睡觉，在对编机前编节目时脱鞋摸臭脚丫子，等等，受到了不少女同事的深恶痛绝，以至于女同事不敢再在值班床上睡觉，不敢使用我使用过的编辑机。制片人阿关为此非常严肃地专门找我谈过两次话，搞得我此后一直在组里灰溜溜地，慢慢地与一些同事有些疏远，加上2000年栏目大批法某功，几乎大部分时间都是播出这样的节目，而我没有什么节目播出，我便有了离开的想法。
向阿关提出想走的时候，阿关很吃惊，问我真想好了？我回答他想好了。他说很多人想来都来不了，你真的这么轻率放弃？我说我这个人没什么追求，放弃就放弃吧。于是，阿关问我想去哪里。我说想去新闻采访部门。阿关问我想去做哪类新闻，我说想去政法新闻。阿关因此在2000年5月把我推荐去了社会新闻部的政法组。
就这样，我背叛了阿关这样兄长般的领导和包容性非常强的新闻评论部，从此走上了一条崎岖的人生道路。
现在，阿关是央视新闻评论部的副主任。
其他一些同事，现在的状况是：
柏杨，央视办公室秘书处副处长（当时的编导，后任制片人）。
魏驱虎，央视某公司官员（当时编导，后任副制片人）。
王同业，央视焦点访谈一组制片人（当时的编导）。
刘爱民，央视东方时空时空连线制片人（当时的编导）。
包军昊，央视新闻会客厅制片人（当时的编导）。
余伟利，央视新闻评论部中心组制片人（当时的编导）。
汪力，央视新闻调查副制片人（当时的编导）。
凌泉龙，央视经济频道综合部制片人（当时的摄像）。
晓凌杨，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当时的编导）。
王文雁，央视新闻会客厅策划（当时的编导）。
黄瑛、李玉强、姚宇军、黄洁、郭峰、喻晓轩等现在均仍为焦点访谈编导、王守城、张林刚、邹德隆、张预北等现在均仍为焦点访谈摄像。
还有我。
4
在社会新闻部政法组，制片人陈杰还真把我当成了大人才，因为我是从最牛皮的访谈出来的，而且是阿关这样台里的精英推荐来的。陈杰对我十分的器重，组里的同事也因此对我非常客气。我到组里没几天，就解决了编制指标问题，而且，陈杰特批给了我每月1500元的房租补贴。
可是，我在政法组干了半年多一点，我又萌生了去意。
2003年4月，我又成为了陈杰的部属，这是后话。
5
2000年11月这次我离开央视政法组，当时的真正原因是离家将近三年，我有些想安心过日子了，而且，蚊子面临小学毕业该上初中，我该尽尽做父亲的责任了。
我没有回湖南有线台，也没有去湖南经视。
这是因为，我离开有线台时的台长已经换人，支持我去央视的廖台长也已经不在有线。
而吕焕斌这时已经成为经视的副台长，我为自己以前没有追随他而愧疚，无颜再去找他。
为此我找了好朋友王平。他当时是湖南台新闻中心副主任。
因此，2000年11月，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我回了湖南台，被安排在重点报道部做编辑。
之所以安排我去这个部门，是因为这个部门其实就是为央视供稿的部门，也是王平分管的部门，安排我去这个部门，是他的权利范围，也可以发挥我熟悉央视的优势。
这时，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让我不想在湖南台干下去了。
以前我在湖南台，是正式职工，这次从央视回来，却变成了聘用职工，而且是新闻中心的中心聘职工，待遇什么的都差了一大截。
而且，我过去在焦点的同事和搭档丁晖，这时候已经变成了新闻中心的主任！说老实话，这个问题我不是很看重，过去的同事能做官，也许还能关照自己。
但是，两个月后，也就是2001年1月，我还是离开了湖南台，离开了一直与我私交甚好的王平。
6
这次我去的地方是刚刚创办的湖南潇湘晨报。
我成为了这家报纸的首任时政新闻部主任。
报纸初创时的方案里，本来是没有时政新闻部的。当时，这份报纸甚至根本就不准备做时政新闻，而是打算完全以社会新闻打天下。我一直认为，是因为我的极力呼喊和促成，当时的执行总编辑、来自四川华西都市报的柳祖元和社长、总编辑龚曙光才同意成立了这个部门，也才意识到必须做时政新闻。
当时我所任职的时政新闻部，总共才区区6个人。听说，现在这个部已经是晨报人数最多的部门。
我在潇湘晨报做时政新闻部主任只做到了2001年9月，但我可以不谦虚地说，我为这份报纸搭好了一个崭新的时政新闻架子，完全不同于省内其他报纸时政新闻的架子。而且，这也是潇湘晨报完全有异于四川那些都市报的地方。
另人遗憾的是，9个月后，我离开了这份如今已成长为湖南最牛皮报纸的报纸，以至于龚曙光愤怒地斥责我是晨报的叛徒，永世不得再成为晨报员工。老龚如此光火的原因，是因为，我投奔了当时晨报的最大敌人长沙晚报。
其实，晨报本应该是我重新开始的起点的，我相信，如果我能够坚守下去，我的命运不会是今天。
据我所知，晨报时政新闻部之后的主任分别是：
刘立、谢立松、张树忠。之后是谁，我不知道。当时我部里的记者贺正举，听说现在已经做了报社总编室主任，刘立后来还做过热线新闻部主任、新闻中心副主任（我在的时候没有中心这一级），现在听说又变成特稿部的记者了，谢立松后来去了长沙晚报子报东方新报做编委，现下海开公司去了。
7
去长沙晚报，是因为晚报的总编辑邬恩波和当时的总编助理、现在的副总编辑潘开政亲自请我吃了一次饭，并许诺给我安排一套100多平米的新住房，并在适当时候安排相应职务。
当时，我已经铁下心要安心过日子，晚报是党报，如果给职务的话，也是长沙市委正式认可的有行政级别的官员，而晨报当时前景未明，职务也属于聘任制，两相比较，我选择了晚报。
当时之所以对住房也有兴趣，是因为我去晨报之后仅仅一个月，湖南有线台就以我已不是广电人为由，收回了我居住多年、每月房租仅10多元的住房。无奈，我只好住到了马王堆我老婆单位分配的一套2居室的住房。
说到房子，得插空说几句。
我在有线台的时候，台里给我安排了一套房子，而且在1997年交了省广电厅统一在现在金鹰城集资建房的2万多元钱。后来我来了央视，想着老婆孩子住到马兰山那边离市区太远，而我自己是不是会回去也无法预料，为此把集资款退了，而在1999年买了老婆单位在马王堆的福利房。这套房子装修以后便一直空在那里，老婆孩子一直住在有线台。
住到了东城的马王堆，我每天得骑着摩托到南城的晨报上班，而且，作为部门主任，每天回家最早也得在晚上10点以后。从东城到南城，得走长沙的二环线，我每天都是一身的灰尘。而到晚报的话，我自己的住房离报社只有不到两公里，要是单位能分房，则就住在报社院子里，这对当时已经打算安心过日子的我来说，应该诱惑不小。
晚报的房子当时在长沙是很不错的新房子，而且就在报社院子里，美化和环境都不错。事实上，后来晚报的确也分给了我一套三居室的住房，不过这房子很出乎我的预料，竟然是那种毛坯房，地面、隔墙都得装修时自己重新做的那种，我一看，天啊，没有10几万搞装修，别想住进去呀。我当时的想法是，这房子又不是卖给我，只是给我租住，我何必花这么多钱去装修啊？何况，我当时压根就没有一种对单位忠诚的心态，心里想着：天知道我在这能干几年啊。为此，我看了房子后就把房子退给了报社。
也许，如果当时装修了这套房子并且住了进去，为了房子考虑，我也会在晚报长久呆下去了。
可是，我没有装修并住进这套房子。也许上天也知道从未忠诚单位的我不会在晚报长久干下去吧？
果然，在晚报总编室做了3个月编辑、在社会新闻部做了半年副主任、在机动记者部做了将近一年负责人（没有安排主任的副主任）之后，我毫不犹豫地离开了长沙晚报。
离开晚报，我至今也没有太多后悔，毕竟，在这个论资排辈的官僚机关，我绝对不会有什么作为。
8
离开长沙晚报，最主要的原因是正在读初一的蚊子在2001年9月考上了北京的一所艺术中专学校。不到13岁的孩子一个人到北京生活、学习，让人无法放下心来。为此，在她到北京几个月后，我离开长沙晚报，再次来到了北京。
来到北京，本以为能够很容易地找到工作，却没想到遇到了一些麻烦。在北京呆了近一个月，我没能进入自己心仪的单位，而由于脸皮有点薄，也不好意思去找以前央视的领导和同事。无奈之下，只好放弃了在北京照顾蚊子读书的打算。
这时，回长沙已不太现实。湖南电视台是无脸再去了，两家好一点的报纸——晨报和晚报，是我背叛不久的地方，更不可能回去。
怎么办？
我只能把眼光投向南国广州。
广州一直是我向往的地方，记得90年代初我就曾到这里闯荡过几个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经过一番努力，2003年1月，我进入广东新快报，成为了要闻部的一名编辑。
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我职业生涯里最舒适、最满意的一段日子。住在羊城晚报员村四横路宿舍，每天下午4点乘直达公交去上班，晚上12点和一帮同事AA制租车下班，一日三餐按时正点的热饭热菜和没有压力、悠闲自在的生活，很快使我胖了起来，大肚腩在这时也冒了出来。
3个月的试用期过得很快，报社按时和我签定了劳动合同。可是，就在我打算扎根广州干下去的时候，一个来自北京的电话又一次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
9
电话是我曾经的领导、一直非常欣赏我的陈杰打来的。
原因是，央视将开办新闻频道，而陈杰将领衔主持一档叫做《法治在线》的专题节目，这档节目正在招兵买马，而我以前一直做专题，正是他们非常需要的人才。他说，这是一个你重新进入央视的机会，如果这次你不抓住机会，以后恐怕就难以再来了。
我考虑了整整半个月。我当时是非常不想离开广州的，广州清闲的工作、不高但也不低的收入和悠闲的生活深深吸引着我，何况，报社领导张洪潮、郑杰，部门领导张翔等人对我都不错，同事们的关系也很融洽。
可是，那段时间，陈杰几乎每天一个电话问我考虑得怎么样了。
这种情况下，我当时也想了很多。再去北京，能照顾蚊子；再次进入央视，能够找到久违的自豪感，洗却离开央视后的那种虎落平阳的自卑；甚至还有希望以记者身份参加奥运会，等等。
最后，我还是说服了自己，终于在2003年4月中旬离开广州重上北京，加入了《法治在线》。
这个阶段蚊子一直在北京读中专。为了蚊子在北京找到有家的感觉，我决定在北京定居，因此在2003年年底，我在北京购买了一套住房。2004年9月，一家三口终于住进新房，结束了流浪的日子。
2004年6月，随着央视裁员工程的完成和人事制度的改革，我成为了央视首批签约员工。
这个时候，我响应台里号召自行参加了焦点访谈栏目制片人的竞聘。竞聘当然以失败告终。可是，我的新上任的部门主任为此对我大光其火，说我参加竞聘没有通过节目组，也没有通过部门，属于无组织、无纪律行为。这事，让我感觉到我在央视已无升迁的可能，多年的电视生涯，也使我的厌倦情绪越来越浓烈，加上不断传来湖南台那帮老同事一个个升官的消息，我再次浮躁起来，产生了离开电视的想法。
2005年1月，我放弃了同央视续签合同的机会，自行离职。
这一离开，没有想到的是，一把年纪而又没有其他特长也没有经商资本的我居然成为了一个难以找到合适工作的失业者。
10
在社会上漂泊一年半，我到多个收入极少、地位极低的单位打过零工，一家人生活才勉强维持了下来。经过这一洗礼，我不知不觉地步入了中年，却也想明白了许多。
幸亏老天开眼，让我很偶然地知悉了经济频道正面向社会招考记者的消息。
我参加了有5、600人参加的笔试。
我参加了有200来人参加的面试。
我参加了有将近100人参加的二次面试。
于是，在2006年的5月，我进入了现在所在的栏目，并在7月正式签约。这样，我又成为了央视的一员。
11
忠诚，是我近日在网上看《魏文斌和他的电视湘军》一书后领悟到的一个其实非常浅显的道理。
我领悟得太晚了，以致在走了很大的一个圈之后，又回到了1998年7月的起点。
既然已经领悟到了忠诚单位、忠诚领导的道理，我想，我惟有用行动来践行了。
当然，我说的忠诚是有前提的，首先是这个单位是一个很有成长性的好单位，其次是你的领导非常地欣赏你。在单位好，领导又欣赏你的时候，你的回报当然应该是忠诚，不要随意离开，不要对你的老板背叛，即便老板对你有一时的误解甚至反感，你都要坚定不移地忠诚他、维护他，说不定那是人家在考察你。
只有这样，当你的老板上到更高一层的时候，你才会跟着步步上升。
我觉得，进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单位，还不如进一个刚刚成立、规模不太大的中型单位，并且要死心塌地地忠诚这个单位。这样的单位成长性好，上升的空间很大而且非常快速，而历史悠久的大单位，人才众多，论资排辈严重，哪怕你很忠诚，但上升的空间非常狭窄，时间漫长。
即便付出了同样的努力，也许干上10来年，你在大单位还是办事员，但在那种新成立不久的单位，你也许已经做到部门主管甚至子单位的老板了。
就像当年的湖南经视，成长性是如此之好，据我所知，湖南经视10年前的那批元老，现在已基本上都是湖南电视界的掌权人了。
还有像湖南的潇湘晨报，创办几年，就迅速超越了长沙晚报、三湘都市报等等老牌报纸，成为了湖南报业老大。
在长沙晚报，撑死也只能做到副总一级，这还不知道需要多少年的等待和排队。而潇湘晨报的元老们，随着报纸的成长，不仅能很快做到副总一级，而且他肯定还会扩张发展，子报子刊的老总们当然都会从那批元老中间产生。
其实，虽然说是元老，到现在也不过进入了5年啊。在一个单位做了5年就能独当一面负责一家子报子刊，在长沙晚报是不可能的，在央视更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