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霹雳行动”以色列在乌干达恩德培机场营救人质（全文）！

“霹雳行动”以色列在乌干达恩德培机场营救人质（全文）！

本次行动的指挥官约尼·内塔尼亚胡

行动前以色列军官在布置细则

参加本次行动的美制C-130

在本次行动中唯一牺牲的、也是这次行动的指挥官约尼·内塔尼亚胡的幕地。他被以色列人民视为英雄。

被击毙的一名恐怖分子的家属在痛哭
霹雳行动--恩德培机场营救事件(一)

　　 当那架法国大型客机刚被劫持，以色列内阁就指示其情报机构——摩萨德研究出可行的对策。由于默默无闻的摩萨德特工们干得十分出色的跑腿性工作，恩德培机场的闪电袭击和营救人质行动取得了令人惊愕的成功。其行动之大胆、奔袭距离之遥远，展露了以色列打击恐怖主义的能力。

唯一能感到自豪的将军

1974年 9月，以色列总理拉宾挑选了他的老熟人——伊扎克·胡菲少将担任摩萨德第五任首脑。这次任命说明了1973年的重大情报失误仍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因为胡菲是唯一能为其当时的行动感到自豪的人。

当时胡菲是北部军区的司令，在1973年“赎罪日战争”(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前几个星期里，胡菲多次警告政府提防阿拉伯人的进攻，而包括摩萨德在内的所有情报机构都没有看出这一危险。因为根据当时的国防部长达扬提出的理论，阿拉伯人在10年之内没有能力克服自身的缺陷来发动一场新的战争。达扬极度轻视阿拉伯人，居然声称：像他小时候在家乡驱赶蝗虫那样敲敲锅底，就可以把阿拉伯人吓跑。军事情报局的头头们或受达扬影响，或像达扬一样，都确信阿拉伯人不可能进攻以色列，认为埃及和叙利亚“大规模的非同寻常的部队调动是一年一度的军事演习，不值得大惊小怪”。为了证实自己判断的正确，他们便毫不理睬胡菲的警告。

然而，胡菲也决不是个苟且之辈，他是当时唯一的不顾个人遭排斥的风险，敢于在最高层坚持说军事情报局已自负到危险境地的将军。他不依不饶地去找国防部长达扬，要求给他增派一个旅，来加强他的坦克和炮兵部队。达扬虽然认为胡菲小题大做，但总算答应了他的请求。

1973年10月 6日，在埃及军队跨过苏伊士运河之时，叙利亚军队攻打戈兰高地。作为北部前线指挥官胡菲面临的是：一方面是叙利亚军队的猛烈进攻；一方面是国内的惊慌失措、悲观绝望的情绪，认为以色列行将毁灭，几乎毫无出路。但强硬果敢的胡菲首先指挥进行了一场阻击战，而后在一场大规模的坦克战中不顾一切地进行反击，顽强地守住了自己的阵地，收复了谢赫山和戈兰高地，甚至打到了叙利亚境内。

胡菲出生于1927年，他是第一位任摩萨德局长的“萨布拉”（“萨布拉”在希伯莱语中意为“仙人掌上可食用的红色多刺的果子”，这个词被用来指在以色列出生的以色列人，因为据说他们外表多刺，内心则很甜）。与很多同时代的人一样，胡菲在17岁时就参加了犹太秘密军队“哈加纳”的特工部队。在英国托管时期，这支部队在巴勒斯坦进行地下活动。以色列建国初期，胡菲指挥的一支专门对付阿拉伯人的特工部队并入了以色列军队，胡菲便在以军中步步高升：开始是个营长，接着担任某军校教官，后又晋升为一个战功卓著的伞兵旅的副旅长，参与了以色列在西奈和加沙地带的几次冒险行动。1964年，胡菲去美国陆军指挥和参谋学院参加了一个为期 6个月的短训班。1966年作为一名制定计划的高级军官参加了“六天战争”的准备工作。在1967年“六天战争”(第三次中东战争)取得辉煌胜利后，1968年胡菲晋升为准将，一年后又晋升为少将。1974年 7月，胡菲离开了部队，从此销声匿迹了。以色列当局不肯对他的行踪进行评论。直到若干年后，才知道这位从前的伞兵在特拉维夫的摩萨德总部“降落”了。

胡菲并不是搞情报工作的天才。一位在特拉维夫的工作会议上结识了这位摩萨德新任首脑的德国特工人员曾对胡菲作了这样的描述：“在乍一接触的几小时内，人们不禁感到纳闷。这个人怎么会爬上这么高的职位?他沉默寡言，总是洗耳恭听别人的讲话，看上去反应有些迟钝，像是某个集体农庄的农民。但是，接触的时间越长，这个人给你的印象越深刻。什么东西也逃不过他的眼晴，他善于判断。”这位德国特工还补充了一句：“我相信他的部下日子不会好过——胡菲是个铁石心肠的人物。”

此话看来不假，这位圆脸庞、短胖身体、其貌不扬的将军，性格内向，待人冷冰冰的，差不多到了抑郁寡欢的程度。他在摩萨德的中下层朋友不多，他几乎同所有的人都保持一定的距离。但他工作勤勉、认真，具有突出的组织才能和惊人的记忆力。尤其是他那直率的态度和过人的胆识，使他赢得了部下的好感。胡菲做事喜欢雷厉风行，一丝不苟，对懒散拖拉的作风毫不留情。每当有特工人员抱怨这位上司“过于认真苛求”时，胡菲总是用一句标准的名言来回答：“如果事情恰恰取决于此，他就没有犯第二次错误的机会了!”

胡菲在担任摩萨德首脑的任期内，摩萨德的秘密外交和反恐怖主义斗争互相呼应，并在非洲的纵深地区达到了成功的顶点。胡菲自己也引以为豪地认为自己最显赫的业绩是：突袭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从劫机者手中救出103名以色列人质。这一营救事件曾被列为1976年世界十大新闻之一。

霹雳行动--恩德培机场营救事件(二)

　　 抓一些犹太人作人质

瓦迪埃·哈达德是激进组织——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简称“人阵”)的创始人之一。他鼓吹对以色列采取恐怖行动，把每一个以色列人都列为打击对象，把世界每一个角落都作为恐怖活动的战场。哈达德成功地导演了数次劫机和扣留人质的行动，在全球布下了恐怖主义的阴影。1976年 6月10日，哈达德在南也门首都亚丁的一栋高楼里，又在策划一次新的恐怖行动，哈达德想抓一些犹太人作人质。

参加策划这次行动的人员除了“人阵”的一些头头外，主要还有德国恐怖组织“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的成员温弗里德·伯泽。讨论的焦点是选择哪家班机。以色列的“埃勒·奥勒”和西德的“汉莎”航空公司不予考虑，因为它们都曾被他们成功地劫持过班机，这两家公司都戒备森严起来。最后选定了“法航”客机——法国人的检查向来是极为马虎的。但是，劫机用的武器和炸药不能从戒备很严的以色列特拉维夫机场带上飞机，而要在中途站，最好是在雅典上机，因为那里的旅游班机多，希腊国内新近又出现了自由气氛，所以不大可能遇上严格的检查，再加上“人阵”的头头已获知，转机时携带的手提包不再受检。

剩下的关键问题是应当把“法航”飞机劫持到哪个国家的机场?这一点哈达德早已胸有成竹，他首选对象是乌干达的恩德培。虽然乌干达总统伊迪·阿明曾是以色列的朋友，1971年 1月阿明发动军事政变时，以色列军事顾问曾对他鼎力相助。但是，自从以色列拒绝向乌干达提供用以进攻邻国坦桑尼亚的武器之后，阿明立刻翻脸，成了憎恨犹太人、钦佩卡扎菲的人物，因为利比亚提供了武器。

1972年，伊迪·阿明同以色列断交，把前以色列大使馆转赠给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作为据点。哈达德的“人阵”也获准进入乌干达安营扎寨，在首都设立了堂而皇之的正式办公室，不言而喻，阿明总统定会对巴勒斯坦人的劫机行动持合作态度。
哈达德指定德国人温弗里德·伯泽任特遣行动的现场指挥。他自己则打算在索马里指导劫机行动。当飞机在恩德培降落，他即率一个小组飞抵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接过帅印。

云集亚丁的恐怖分子们，把1976年 6月10日这一天剩余的时间统统花在一些技术性问题上。他们查阅了国际航空交通常识手册(这是“人阵”总部的必备资料)，从中选定了具体的航班：“法航”139 号班机，这是一架空中快车，是从以色列飞往巴黎的。劫机日期定在1976年6月27日。

温弗里德·伯泽率领一个小组由亚丁飞往科威特，尔后再去巴林。小组成员包括一名新入伙的德国女恐怖分子英格里德·西普曼和两名年轻的“人阵”游击队员。在巴林，伯泽为自己和那名女伴购买两张飞往雅典的头等舱机票，并预订续飞巴黎的联运票。还有两位成员预订了两张由巴林搭乘新加坡航空公司SQ763A号班机经过雅典，尔后换乘“法航”班机到巴黎的普通机票。他们四人身藏7.65毫米口径的左轮手枪，手提两个印有“伊拉克制造”字样的小箱子，箱内藏有为恐怖行动预备的手榴弹和炸药。

空中快车被劫持

1976年 6月27日这天，风和日丽。从特拉维夫飞往巴黎、中途在雅典着陆的“法航”139号大型客机上，气氛特别宜人。班机上载有250多名乘客和机组人员。52岁的帕斯科·科恩带着妻子、女儿，正兴致勃勃地乘机去巴黎度假。机上像他们这样去旅游胜地消假的乘客也为数不少。法国女公民朱利亚·阿基泽拉特刚从耶路撒冷看望姐姐回来，这会儿也飞往巴黎。多拉·布洛克是一位75岁高龄的老太太，正想赶往巴黎参加小儿子的婚礼。唯有13号座位上那位年纪较大的先生与众不同，只见他不时神经质地用手帕擦着额头，不安地握着身边那位漂亮的年轻女伴的手。13号的这位先生曾对夫人说去外国“洽谈贸易”，可事实上，他是私约了自己的女秘书，前去巴黎偷情觅爱。

“法航”139号班机按计划飞抵雅典。新上来 52名转机旅客，他们的手提行李没有受检。中午12时许，这架银白色的空中快车，沿着雅典机场的跑道徐徐升空，直刺苍穹，在科林索斯海湾深蓝色的波涛上空，甩下一道弧形的白色尾烟。

老太太多拉·布洛克第一个发现异常现象。她转过身对同行的儿子小声耳语道：“你看，那两个阿拉伯小伙子带的箱子那么大，足可以藏武器炸药。”艾兰宽慰了他的老母亲。不过他心里也很纳闷：母亲平素胆子并不小，天晓得她现在产生了什么念头。

8 分钟后，提示旅客系紧安全带的信号灯还没熄灭。突然，头等舱内一男一女跳将起来，拔出手枪，左手挥舞着手榴弹。一名女乘客歇斯底里地惊叫起来。总机械师刚刚打开驾驶舱门，迎面撞见恐怖分子的手枪，一下子愣住了。那个瘦高个男人把他推回驾驶舱，随后跟进来抓起麦克风。

“我的名字叫阿什迈德·基贝西，”他的英语中杂有德语腔调：“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加沙旅接管了此次飞行的指挥权。如果你们保持安静，没有什么可疑的举动，就会安全无事!”

与此同时，普通舱内的两名年轻的“人阵”成员也拔出手枪。他们同那两名德国恐怖分子重新调整了机内旅客的座位。头等舱和普通舱前几排的乘客，必须坐到后排去。全体乘客必须双手抱着后脑勺——恐怖分子解释说，这是出于安全原因。每个乘客还必须单独出列，接受全身检查，护照统统没收。没收的东西中还包括所有诸如发夹、小刀这类“带尖头的物品”。

旅客们被指令把舷窗上的遮阳板拉下，这样就看不见机身下到底是山还是水。此时，机舱内既没有人惊慌失措，也没有人歇斯底里。只有几位女客在低声啜泣。

飞机盘旋了几圈，逐渐降低了飞行高度，徐徐降落。化名阿什迈德·基贝西的伯泽通知“法航”139 号班机的乘客们说，飞机已经降落在利比亚的班加西。劫机者释放了一名孕妇。机组人员准备了晚上的冷餐，其中有以色列特产，并根据部分旅客的愿望，提供了“素食”。

6 小时后，飞机重新起飞。伯泽对“旅客的合作态度”表示感谢，并宣布飞机将飞往“最终目的地”。于是几位乘客打起赌来，猜测目的地可能会在哪儿：亚丁?阿尔及尔?还是古巴?没有一个猜想到恩德培。星期一凌晨，即1976年 6月28日当地时间3时，空中快车降落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的恩德培机场上。

霹雳行动--恩德培机场营救事件(三)

　　 人质滞留恩德培机场

飞机徐徐驶近机场的一栋旧大楼。几扇舱门同时打开了。但是，人质并没有获得自由。他们被迫穿过乌干达士兵“夹道欢迎”的队列，走进旧机场楼大厅。大厅里空空如也，肮脏不堪，满目尘土。乌干达士兵搬来了椅子和电扇。天气又闷又热。伯泽用扩音器对大家说：“我想提醒诸位，你们仍然处在我们的监护之下。”

当天下午5点，乌干达总统阿明亲自来看望人质，他说，把所有的人领出飞机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他本人将继续关怀人质的生命安全。旅客们有礼貌地报以掌声。

在乌干达国土上的第一顿晚餐，吃的是土豆、嚼不烂的烤肉和香蕉。每位吃素的旅客可得到双份香蕉。以色列人帕斯科·科恩想开个玩笑活跃气氛，说：“能跟我一道旅行可是你们大家的福气!我是专门研究怎样从虎口脱生的。我在纳粹大屠杀时大难不死，也参加过所有的中东战争。相信我吧，这儿的遭遇不过是小事一桩。”可是，谁也没有心思对他的诙谐发笑。天色渐渐黑了，大多数旅客坐在椅子上打盹，或者靠在自己的手提箱上躺下，试着能不能入睡。

1976年6月29日下午4点左右，劫机者宣读了他们的要求：释放53名身陷囹圄的同志，其中40名囚禁在以色列，其余的关押在联邦德国。并说如果在中东时间7月1日下午2点以前得不到答复，就杀死人质，炸毁飞机。人质们没有对这些要求作任何评价，但许多人垂下了脑袋。众所周知，以色列政府一向不同恐怖分子谈判。为了维护这一原则，他们是不惜牺牲国民生命的。

晚上，又迎来了一顿棒喝。温弗里德·伯泽出现在大厅里，手持麦克风，用平静的语调通知：“我现在点名，将在座的分为两组。如果您听到自己的名字，请站起来到侧厅去，我们这样做，同民族没有任何关系。”

“同民族没有任何关系。”这句话足矣，任何进一步的解释都是多余的。250 名人质无一人吭声。点名开始了，那个女恐怖分子默默地站起身，走进侧厅。点名程序几乎持续到半夜，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分开了。不由得令人回想起纳粹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和大屠杀。发号施令的偏偏又是一个德国佬。

1976年 6月30日，几名人质开始拉肚子，厕所都“客满”了。天气益发炎热，电扇吹出来的风也是闷热难忍的。

恐怖分子同意释放47名妇女和儿童。不久，法国派代表来到恩德培。从内罗毕飞来一架“法航”客机，终于接走了那47人。对他们来说，充当人质的厄运已经结束了。

但是，剩下的人都心神不宁，惶惶不可终日——他们知道，恐怖分子的最后通牒明日就到期了。恩德培机场的每一个人都能感觉到，恐怖分子提出的要求和恐吓，并不是吓唬人的儿戏。

7月1日，恩德培机场的人质们对监禁生活渐渐地习以为常了，他们有的在大楼俯瞰维多利亚潮的景致，有的望着不远处停着的几架苏联制造的米格飞机和大楼右边耸立着的新建成的指挥塔台，有的躺在铺位上假装安睡。人们不时地看看腕上的手表，但又不想掩饰自己焦灼不安的神态。

“现在是中东时间11点差 5分。”终于有人说话了：“耶路撒冷必须做出决定，最后通牒的期限快到了。”这些天来，人质们从不谈论这个话题：以色列政府会不会接受劫机者的条件?他们每一个人都很清楚，以色列政府一向不同恐怖分子谈判，为什么单单这次会例外呢?

佯装谈判


7月1日上午，以色列政府一面佯装要与劫机者谈判，一面召开特别会议，商讨解救行动。国防部长西蒙·佩雷斯宣布开会：“先生们，政府今天做出了决定。”接着，他用简洁明了的语言说明：在格林威治时间10点20分，即最后通牒期满前40分钟，耶路撒冷已经通知巴黎，以色列将同恐怖分子进行谈判，并请法国人从中斡旋。

会场一片沉默，一张张面孔表情忧郁，到底作出了让步!在公开舆论的压力下让了步，在人质家属的请求下让了步……人们所急切期望的结果倒是恐怖分子有望获胜，这对今后的劫机者无疑是一个鼓舞。

佩雷斯打破了沉默的僵局：“我现在想问一下，诸位对解救行动有什么建议?哪怕是荒诞离奇的念头也不要紧。”

总参谋长莫迪凯·古尔将信将疑反问了一句：“这么说，我们是在讨论一次与政府决定相悖的行动?”佩雷斯答道：“我想谈的正是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营救行动。”与会者一下子振奋起来了，一致认为采取军事行动是唯一的选择——尽管这样做也很难取胜，因为其中实在有太多的难题。佩雷斯和与会者询问摩萨德头头胡菲假如前往营救，特遣行动小组会在地面上遇到什么样的抵抗?假如前去营救的飞机在途中需要加油的话，应该作何准备?在劫机者觉察到有情况并匆忙杀害人质时，特遣行动小组是否有机会跑到前面?等等。

胡菲向政府作出的回答是生硬的。他说他现在还不知道，但他愿想些办法来解决问题。事实上，从得知飞机被劫的那一刻起，以色列内阁就指示其情报机关研究出可行的对策，胡菲一直同佩雷斯保持着联系。胡菲驾驶的情报机器高速转动起来，搜集有关的情报。现已想办法搞到了恩德培机场尽可能详尽的全部资料。摩萨德特工人员从某家参加过恩德培机场建筑的以色列公司搞到了该机场的平面图。几个月前打入乌干达的特工人员已报回他们对局势的估计。驻在乌干达邻国肯尼亚的特工人员，已奉胡菲之命，进入最高战备状态。

法国驻乌干达的大使把“以色列人答应谈判”的消息送到了机场大楼。第一个听到这个消息的是机长米歇尔·巴科。他立刻跑到人质那里报信。人们从铺位上、椅子上跳起来，互相拥抱着，亲吻着。他们笑着，同时又哭了。

下午2点，劫机者释放了100名法国人质，允许他们飞往巴黎。于是，以色列人质又可以回到旧机场大楼内比较舒适的大厅里。气氛似乎缓和多了。

下午4点，胡菲得到确切消息：劫机者已同意把最后答复期限延长72小时，改为7月4日下午2点。这一来，为摩萨德和军方营救人质赢得了求之不得的3天时间。

1976年7月2日早上，一波未平，又起一波。伊迪·阿明又出现在机场，他鼓动众人质写一封信，要求他们的政府接受恐怖分子提出的条件，尽快把巴勒斯坦人从监狱里放出来。此信必须在中午1点写出来，并立即在乌干达电台宣读。

人质们开始讨论究竟应该怎么办。最后，大家一致同意采取一种妥协的方法：信还是写，但此信不能对以色列政府施加压力。至于阿明想在1点钟发布消息的要求，人质们极其冷静地把它当成了耳边风。

午餐，又是香蕉和一块硬似皮革的烤肉。突然，多拉·布洛克爆发出一阵剧烈的咳嗽声，脸色顿时发青，老太太的嗓子眼里卡着一小块肉丁。于是，乌干达医生决定把她立即送进医院，救护车来了，她儿子艾兰想跟着上车。那个德国女恐怖分子一眼看见了，向他打了个手势，呵斥道：“你留下!你母亲用不着你照顾。”救护车载着多拉·布洛克，驶向首都坎帕拉姆拉戈医院的急救站。

临阵磨刀

经过反复琢磨推敲，摩萨德和以军总参谋部确定了营救人质的行动计划，将在7月3日深夜进行突然袭击。电子计算机为这次特遣行动选择了一个化名——“灰烬”。胡菲摇了摇头，这听起来不太吉利。他对第二个化名比较欣赏。“霹雳”，这次行动由此得名。

从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到乌干达的恩德培有4000公里之遥，飞机必须途经肯尼亚，而且需要在肯尼亚加油。胡菲马上意识到，需要与一个人取得联系，他就是布鲁斯·麦肯齐。麦肯齐原是一位英国商人和农场主，已在肯尼亚定居。他是肯尼亚总统乔莫·肯雅塔总统的好友，也是肯雅塔内阁中唯一的一位白人。麦肯齐帮助肯尼亚创立了国防和安全机构，同时一直向英国的情报机构报告非洲的形势。他与摩萨德的关系也很不错。

长期以来，摩萨德一直通过内罗毕情报站与肯尼亚的安全机构保持着极好的关系，令胡菲对此处特别感兴趣的原因是：内罗毕是非洲大陆最重要的几个首都之一，设在这里的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机构中充斥着来自各个国家的外交官和间谍。肯尼亚成了摩萨德在非洲从事情报活动的战略中心。

胡菲精心建立的秘密关系终于得到了报偿，麦肯齐促使肯雅塔总统批准了以色列把肯尼亚作为行动中转站的要求。这位年事已高的肯尼亚总统提出的唯一条件是：以色列特遣部队抵达恩德培后，请务必顺便摧毁乌干达的空军。停在恩德培机场的苏制米格飞机，早就使肯尼亚人感到十分头痛。内罗毕传来的信息，解决了“霹雳行动”策划者所担心的一个核心问题：以色列营救人质的“大力神”式运输机在飞往恩德培的途中必须加一次油，这样就可以在内罗毕加油了。肯尼亚还允许以色列作战医院的飞机在营救行动成功之后在内罗毕作短暂停留。

几小时之内，10名摩萨德和军事情报机构的特工人员就乘飞机来到了内罗毕。一部分筹建中转站，为“霹雳行动”做好准备工作，一部分则冒充商人或游客，划着小船从肯尼亚渡过维多利亚湖抵达恩德培，去侦察机场地形和士兵分布情况，并画出进出机场的路线图。
胡菲一再强调，务必是突然袭击，“霹雳行动”才有成功的可能。于是，保密成了至关重要的问题。偏偏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麻烦事：一名刚刚飞抵内罗毕的摩萨德特工，在马路上同一位老朋友不期而遇。那人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工，曾和他一起接受训练。“你在这儿干什么?”美国人问道。他知道，这位以色列人并不是派驻内罗毕的谍报人员，通常只受命执行特遣任务。

以色列人根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他冷冷地望着这位同行，意识到美国人已经揣摩到摩萨德可能有什么行动。于是，以色列特工当机立断，决定采取“防范行动”。在一同进餐时，他悄悄地在美国人的酒杯里下了烈性催眠剂，使他在48小时内丧失了“战斗力”。事后，美国方面对这种“卑鄙的伎俩”愤怒地提出抗议，指责摩萨德对友好的兄弟组织施展手腕。不过，对以色列人来说，美国人的这种愤怒情绪，比起这次特遣行动的方式和步骤万一被美方提前泄露出去而造成的后果，要好受得多。无论美国总统，还是中央情报局局长，都没有事先得到有关这次“霹雳行动”的情报。

7月2日晚上，在特拉维夫以北的佩塔提克郊外的一个废弃的空军机场上，约尼·内坦尼亚胡中校正率领一支精锐的突击队进行突袭恩德培的演练。他们奉命首批着陆，随即攻占机场大楼。约尼命人“仿造”了一个“恩德培机场区”。用沙袋垒起的一堵围墙，尺寸同乌干达机场的旧楼相仿，沙袋墙有3个入口，“主楼大厅”旁还设有一个“侧厅”，沙袋墙附近有一道一米高的栏杆——所有这些都与恩德培机场实地状况毫无二致。以色列人将乘坐的“大力神”运输机，停在这群模拟建筑的1400米处。他们之所以选择这个距离，目的是让飞机停在手提式武器的射程之外。约尼手里拿着计时秒表，对部下进行测试。一辆吉普车从“大力神”的机腹内冲出，驶向沙袋墙。士兵从车中跃出，开枪射击。

“从头开始!”约尼吼道：“还要加快速度，要大大地加快速度!”时间一再缩短，但是约尼仍然十分提心，乌干达士兵如果看到一辆外国吉普车从一架外国飞机里冲出来并径直驶向机场大楼，肯定会开枪的。

有人向约尼建议说：“乌干达军队的连以上军官都配有一辆黑色的梅赛德斯轿车。要是驾驶一辆这种车，一般的士兵便会自动立正。”

约尼随即命人去搞了一辆梅赛德斯旧车，两小时后，轿车开到了演练现场。

从“大力神”到沙袋墙的时间，最终压缩到了100秒，实在是无法再短了。

霹雳行动--恩德培机场营救事件(四)
　 大获全胜

1976年7月3日早晨，以色列总理办公室的气氛十分紧张。摩萨德头头胡菲力主将这项营救行动按计划实施，国防部长佩雷斯也决心要干到底，而有些优柔寡断的拉宾芾恚丝倘闯斐痪觥Ｅ謇姿构亩聪戮鲂模骸叭绻晒α耍憬晌幻⑿邸！弊芾淼幕卮鹗牵骸叭绻怀晒Γ颐谴蠹抑荒芤檀侵啊！本环枷攵氛芾碇沼谂陌澹龆ㄍ獠扇√厍残卸?/P>

下午，召开了内阁会议，让那些迄今尚未介入的内阁成员了解此事。他们为之愕然，有的疑虑重重。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最终，180 名内阁部长一致同意了这项解救人质计划。其实，纵然他们不同意，“霹雳行动”也已是脱弦之箭。因为，就在内阁开会定夺之时，4架飞机已从以色列最南部的机场升空，向恩德培飞去。

在恩德培机场的候机楼里，人质们迎来了失去自由的第六个夜晚。一个个都精疲力竭、疲惫不堪地躺着。有不少人大概是因为饮食不当，上吐下泻，止也止不住。厕所里无水冲洗，粪便流得满地都是。被扣留的105名犹太人质生活在极为恶劣的条件下，污秽的大厅、闷热的空气、堵塞的厕所，尤其是什么希望也看不见，情绪降到了冰点。

当晚9点，“人阵”首脑瓦迪亚·哈达德来到机场。他召集部下开了个会。乌干达总参谋长也参加了。会上，哈达德感谢大家的出色工作，尤其对乌干达人大加赞许。同时，他再次提醒大家，警惕以色列的特别行动。

22点左右，哈达德乘车返回坎帕拉阿明总统官邸( 自从阿明用专机把他从索马里接来以后，他一直住在总统官邸)。恐怖分子在机场大楼入口处站岗，乌干达士兵在楼外巡逻，大楼里的灯光像往日一样通宵不灭。一切似乎平安无事。

23点30分，第一架以色列“大力神”运输机的轮子，在恩德培机场的沥青跑道上着陆。为防止被探照灯照到，飞机驶出跑道，向候机楼滑行。经过7小时飞行之后，特遣队比预定时间晚了1分钟。

“大力神”的安全降落比约尼想象的要顺利得多。跑道旁的照明灯大多亮着。指挥塔台内，雷达观察人员显然是在睡大觉。据乌干达调查委员会备忘录记载：机场指挥官卡班达声称，民用雷达探测范围不超过30公里，因此根本就无法投入使用；而性能较强的军用雷达一到夜间就关机。

“出发!”约尼同8个部下挤在那辆黑色的梅赛德斯车内，驶出“大力神”的机腹，两辆越野车尾随在后。特遣队员们觉得几乎像是回到了熟悉的家乡：四周灯火辉煌，迎面就是那栋旧机场大楼，实地的各项距离都同沙袋演练场上的距离一模一样。就在这时，突然出现了一支乌干达士兵巡逻队，他们打手势让汽车停下，全然没有显示出对这辆“首长座车”有任何恭敬之意。

以色列人操起装有消音器的冲锋枪就是一梭子，3 名乌干达士兵没有开口就一命呜呼了。就在此时，“大力神”2号机也以一种随时能够紧急复飞的姿势进入了跑道。当从指挥塔射来的探照灯光熄灭时，“大力神”3号机正在跑道上空几米处徐徐降落，因为进行过训练，所以在黑暗中也安全着陆了。

两名站在候机楼外放哨的恐怖分子，发现有情况，正准备开枪射击的一瞬间，以色列人已开枪将他们打倒。梅赛德斯轿车在大楼前猛地刹住了，特遣队员从车内跳出，约尼身先士卒，冲进了大楼，他首先扣动板机，一枪击毙了刚想转身的德国恐怖分子伯泽。紧接着丧命的是巴勒斯坦人贾贝尔。那位德国女恐怖分子慌忙投出手榴弹。手榴弹滚到19岁的迈默尼的铺上。紧接着，她身中数弹，倒在窗户旁。大厅里面，两名“人阵”游击队员用自动步枪和手枪慌乱射击，但马上就被特遣队员雨点般的子弹打倒。

枪声大作，人质处于一片慌乱之中，帕斯科·科恩猛地扑向妻子和小女儿，想用身体保护她们，结果被一颗子弹击中大腿。

那位德国女恐怖分子在中弹前，将一颗手榴弹扔在小伙子迈默尼的铺上。小伙子吓得灵魂出窍，一跃而起，向盥洗室方向窜去。

“我们是以色列军队!”一名特遣队员用扬声筒反复呼喊道，“我们是来接你们回家的，请你们就地卧倒，就地卧倒!”

对迈默尼来说，这个警告已经太晚了。一名特遣队员以为他是企图逃窜的恐怖分子，向这个活动目标开了枪。一枪、二枪，迈默尼倒地毙死。另一名人质，家庭主妇艾达·博罗维茨被一颗跳弹击中。

分乘两辆越野车，随约尼的梅赛德斯车后跟进的战斗小组，冲进旧机场大楼的二楼，他们在楼梯上遭遇到了乌干达士兵，立即开枪射击，不到一分钟，乌干达人的抵抗就被粉碎了。

乘2号机和3号机抵达的特遣队员们，此刻已控制了整个机场。他们乘坐装有无后坐力炮的吉普车和装甲车，分关把守，封锁了机场的所有通道，以便阻截乌干达的增援部队。

一个训练有素的爆炸小组摸近机场边缘处的米格机群，他们的任务是阻止乌干达士兵登上战斗机并炸毁机群。真没想到，机群旁毫无动静，以色列不费吹灰之力便安装好炸药，将4架米格-21两架葬身火海，两架受重创；3架米格-17和1架米格-15，还有其他一些型号的战斗机都爆炸起火。熊熊大火冲天而起，照亮了盛夏的夜空。此举摧毁了乌干达空军的绝大部分飞机，正遂了肯尼亚总统的心愿，成为回报他同以色列合作的一方琼瑶。

在这紧张的战斗中，摩萨德头头胡菲这个荣立过卓著战功的老资格军人亲自督战。他在一架波音707飞机上设立了“临时指挥所”，在整个行动过程中，这架飞机一直在恩德培上空盘旋，胡菲通过夜间红外望远镜观看机场行动，与地面上的飞机和战斗成员保持着联系。当胡菲一接到“所有恐怖分子全部被歼灭”的报告后，立刻下令：“现在撤出全部人质。”
大楼外仍然传来零星的枪声。突然，指挥塔台里胡乱射来一阵枪弹。黑暗中，有一发击中了约尼。率领8名先锋冲入虎穴，为解救人质的战斗奠定胜利基础的这员大将在机场阵亡了。
伤员和死者被放在担架上。众人质踉踉跄跄地向救驾飞机走去，许多人仍然晕头转向，尚未从恐慌中清醒过来。23点43分，第一架“大力神”升空。被救的 100多名人质，脸上绽开了笑容。
“霹雳行动”大获全胜，从第一架飞机着陆到最后载着人质的起飞，前后只用了40分钟。佩雷斯得意地称赞这次“霹雳行动”是前所未有的最远距离、前所未有的最短时间、前所未有的大胆作战。当乌干达总统得知这一情况后，他先是气愤至极，谴责以军打死乌干达士兵和炸毁飞机的暴行。但最后却不由得赞扬说：“我作为一个职业军人，认为袭击非常成功，以色列特遣部队真是好样的!”

“霹雳行动”牺牲者的名单，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约尼中校和3名人质外，还有两位。

一位是人质，75岁的多拉·布洛克，她当时呆在坎帕拉的医院里。出于报复，乌干达人将其杀害，草草地葬在坎帕拉市郊的林中。

还有一位就是布鲁斯·麦肯齐。“霹雳行动”过去两年之后，麦肯齐因为他与以色列摩萨德的合作而遭杀害：为乌干达服务的利比亚特工安放的一枚炸弹炸毁了麦肯齐的私人飞机，为阿明总统雪恨。然而，摩萨德却永远怀念麦肯齐。由前任摩萨德首脑梅厄·阿米特领导的“以色列情报老战士协会”，通过集资在加利利南部的几座小山上种植了1万棵树，以纪念他们的英国—肯尼亚朋友。同时，摩萨德表明了它会给予其秘密朋友应有的荣誉。

“霹雳行动”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但政府对摩萨德没有公开的庆贺。摩萨德的头头胡菲因这一成功的行动而成为恐怖分子在以色列的头号打击目标。他的朋友们看到胡菲的座车经常在更换。它们大都装有防弹玻璃，还可随时更换牌照。他的家庭住址和生活习惯，连他最要好的朋友都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