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日军三天杀我同胞三万 太平洋战争最大暴行厂窖惨案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22:34:40
“厂窖惨案纪念馆” 占地68亩，建筑面积1600平方米，布展面积800平方米。记者看到，陈列布展内容分为“日军侵华”“血腥屠杀”“奋起反抗”“铁证如山”“警钟长鸣”“珍爱和平”等六个部分，展出的有历史史料、历史图片、幸存者自述音像资料、历史实物等，展出的70余件文物中，有56件从民间征集而来。
据南县厂窖惨案纪念馆负责人介绍，当时日军在湖南战场屡屡受挫，亟需一场胜利加强自己的信心，摧毁中国军民的抗日锐气，扭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被动局面，侵略者带着一种残忍的报复心理，灭绝人性地制造了这起大惨案。
不能忘却的纪念：与厂窖惨案幸存者的对话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也是南县厂窖惨案发生67周年。1943年5月9日到12日，厂窖镇的上空是黑色的，黑得以至于让很多老人都不愿去回顾那段历史而拒绝记者的采访。然而，当年厂窖惨案那段悲怆的历史又是红色的。从1984年开始，厂窖惨案遇难同胞纪念馆被定为湖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湖南省全民国防教育基地以及我市众多高职院校、高级中学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厂窖镇人民政府将5月10日定为“厂窖惨案遇难同胞凭吊日”，每年来厂窖惨案遇难同胞纪念馆和纪念碑凭吊的人们络绎不绝。
为了缅怀先烈，为了纪念这段无法忘却的历史，为了刻录那些催人奋进的力量，记者来到曾经震惊中外的厂窖惨案发生地--南县厂容镇，开始了“红色之旅”的采访。
馆长邓德安：讲述厂窖惨案历史
馆长邓德安，年近六旬，虽未亲历厂窖惨案，但通过30年对厂窖惨案资料的收集、对幸存者的采访，以及对纪念馆的管理，让我不得不佩服他的坚韧和细致。
1943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为了打通宜昌至武汉的长江航线，迫使国民党重庆政府投降，发起了”江南歼灭战”，由湖北进攻湖南。然而，日军“江南歼灭战”的第一期作战就是以“厂窖惨案”作为最后的终结战争。
65年前的5月9日，厂窖镇上空乌云密布，大雨滂沱。厂窖村民的心情好像这阴霾的天空一样沉重，这似乎预感着一场灾难即将来临。随后，日军的枪声开始稀稀疏疏的传来。当时，来厂窖逃难的还有2万多百姓及国民党溃军。这一切来得太快，厂窖镇一片慌乱。
“从5月9日至12日，灭绝人性的日军在厂窖残酷杀害同胞3万多人，摧残致伤3000多人，强奸妇女2000多人，烧毁房屋3000多间，烧毁船只2500多艘。”邓老在讲述这一连串数字时，强忍住内心的愤怒。他接着说，5月9日凌晨，数百名日本兵向永固垸一带扑来，将很多厂窖村民绑到禾场上，用东洋刀砍，用枪尖刺。当日军撤离后，幸存者挖坑埋葬死者达到1000多人，“千人坑”便由此得名。
邓老继续向记者说道：在厂窖镇的黑洲子一带，当时有五六千难民逃到那里。日军飞机朝黑洲子里投弹扫射，步兵、骑兵往黑洲子里冲杀，一共杀害3000多人，鲜血染红了河水，“血水库”就形成了。
“最没想到的是连瓦连堤的村民也难逃日军魔爪，有个叫杨凤山的家里躲了60多个村民。后来被日军发现了，赶出20多个妇女进到另一所民房，放火一把烧光。‘千人坑’、‘绝户堤’等等，当年日军犯下的滔天罪行，让人惊恐发指。”邓老十分激动，双手微微颤抖无法握住茶杯，声音哽咽。
幸存者郭鹿萍忆往事：奇迹逃生
从日军刺刀下逃生的郭老撩起衣服，露出了被日军刺刀刺穿过的腹部，肚脐上面大约6厘米处，一块肉深深地陷了进去，不仔细看，就跟长了两个肚脐眼似的。
“我家当年是开药店的，父亲在镇上是有名的中医，经常走街串巷去给村民看病。我那时也有17岁了，在父亲的药店帮忙。”郭老慢慢开始回忆当年的往事，这位83岁高龄的老者记忆力惊人，“5月7日，我在河边玩耍，看见好多飞机和汽艇。等我回到家里的时候，发现了很多外地的逃难群众和一些穿着军装模样的人，觉得大事不妙，于是跟父亲商量把母亲和几个弟弟妹妹送到桃江的亲戚家里避难。”
“9日早上，我看到家门外一片混乱，非常害怕，没有开店门，跟着父亲去乡下的李枝生家里避难。没想到，李枝山家里全是跑来避难的村民，有100多个吧。我们当时没有想到日军会杀人，只是怕从飞机上扔下的炸弹会炸到我们头上。后来，有几个鬼子冲进李枝山家里，把人全部赶到了李家外的禾场里，我当时躲在床底下，没有被鬼子发现。”，“后来，屋外哭喊声一片，我怕鬼子会放火烧屋子，我就偷偷跑出来看。不料刚从床底探出头来，头被鬼子手里拿的木棒猛地击了一下，当场晕过去。”郭老指着左眼上方直径为3厘米左右的伤口。
65年过去了，伤口依旧清晰，呈紫黑色。“两个日军把我拖到德伏小学的操坪里，命令我跪在墙边。当时墙边还跪了一排的人，大概有10多个。为了躲避鬼子的刀枪，怕受皮肉之苦，我早有防备，穿了一件厚棉衣。当日军刺第一刀时，刺得不深。再者，我是侧身挨墙而倒，后背被墙壁抵住，刀子是斜着刺进我身体。不过，有一个狡猾的鬼子担心我没死，又在我的胸前补了4刀、痛得我晕死过去。”此时，郭老起身撩起上衣，记者清晰可见他身上的4刀5个刀眼。这5个刀眼成了郭老身上无法抹去的伤疤，也成了他心里永远的仇恨。
直到那天下午2点，郭鹿萍逐渐有了知觉，发现周围横尸遍野，惨不忍睹。他用尽全力爬到一片蚕豆地里和两具遇难者的尸体一起呆了3天。因为那时经常还会有鬼子到处巡逻来补刀灭口。
“是一个叫聂老三的人救了我，后来他把我送到李枝生家里。李枝生也是福大命大，身上被砍了8刀也没死，他的女儿懂一点医术，把我们救活了。以后我就在李枝生家里做长工，报答他们的救命之恩。”郭老最后向记者说道。
与幸存者白展贵对话：被逼为日军做挑夫
记者：您额头上的伤疤是怎么弄的？
白展贵：当年鬼子用枪座打的。
记者：65年前有关厂窖惨案的那段记忆您深刻么？
白展贵：那时我正12岁，在汀浃州给地主戴保林看牛糊口。汀浃洲就在厂窖垸东部，靠近太白洲和思乐，当时是个小口岸，住了有一百多户人家。
记者：最让您记忆深刻的是什么？
白展贵：记得（当年）5月8日下午，约有四五百日军从北边攻占了思乐与汀浃洲。当天日军就开始杀人，戴保林一家7人被杀掉了6人。记得最清楚的是，邻居严老倌的独生崽也被杀了。
记者：您当时还只是个12岁的孩子，觉得恐怖吗？
白展贵：的确很恐怖，但恐怖的还有好多。我看见几百名东洋鬼子把汀浃洲围住，厂容镇的前后都靠近河渠，四面环水，被包围后的人们想跑都跑不掉，大部分惨死在鬼子的枪弹下。后来，一场大火把整个汀浃洲烧成了废墟，连一间破屋也没留着。
记者：您是如何逃出这场劫难的？
白展贵：镇上的人被活活烧死大概400多人，还有部分外地难民。我幸免于死，但被日军抢去当了三天挑夫。
记者：当挑夫的这三天你看到了哪些惨烈的场面？
白展贵：这几天里，鬼子继续向厂窖、全成、莲子港进犯。我被逼跟着一群日军从莲子港出发，挑夫的工作就是到厂容、汀浃洲等一些地方捞中央军丢到水里的枪。鬼子一边抓挑夫捞枪一边杀人，到最后，这些挑夫的命几乎都送光了，约一千把人，路上到处是死尸。日军竟以钉刺小孩当娱乐，他们在莲子港宿营之后，呼啦啦吆喝几声，把抓着的3个小孩抛入空中，然后用刺刀刺，其中一个六七岁的小孩，顶刺十余刀，连肠子也拖出很长一截，看不得。
幸存者易云甫自述：见证火烧莲子港
厂窖惨案发生前两天，村里的农民还在忙着插秧。我家当时住在堤边上，吃完午饭我去河边挑水。上堤时，看见很多汽艇往上游开。我当时只有13岁，不懂事，对眼前的所见感到好奇，一边看热闹一边数着河里的汽艇，一共有100多只。每只艇上面有三四个兵，一个兵驾驶，两个兵架起机枪。
鬼子兵上岸后，开始在村里扫荡，察看地形，从5月9日开始杀人放火、强奸妇女、抢夺财物。
5月份地里的苎麻还未打，难民们躲在麻地里。地里有一条条水沟，我和一些人睡在沟里，用杂草掩盖在身上。鬼子在我身旁踩过，我忍住不吭声，一旦被发现准没好下场。
5月10日下午下大雨，弟弟易金华只有两岁，在田埂上哭，被鬼子发现了。鬼子扬起长长的刺刀要向易金华刺去，我父亲跪在地上求饶，求鬼子放过他。鬼子转过身来扬起大刀要杀父亲。父亲继续求饶，最后鬼子把父亲抓去当挑夫，搞了两个多月。之后，我为了躲避鬼子的杀害，躲在藕塘里，用荷叶遮住身体，只撮开一个小孔出气。
5月11日，厂容镇烧得一片灰烬，村民们经过八孔闸，脚常常踩到死尸，死尸所发散出来的气味刺鼻，村民只能用烧艾叶来遮臭。河里2000多只船被烧毁，尸体浮满河，一股血腥气：我们家当年至少有两个月没有在河里担水吃。
最惨无人道的是，邻居高华锋有一个不满周岁的小孩，胖胖的很讨人喜欢。这个小孩被一个鬼子看到了，一刺刀举起小孩，先后在三间屋里玩，然后将小孩扔进了火海里。
红色人物潘文林 十年筹拍厂窖惨案电影
记者通过电话采访到了潘文林。
潘文林是常德安乡人，年近六旬，系湖南省作协会员、《新金融》杂志社总编辑。因为他小时候听说过很多关于厂窖惨案的故事，长大以后，心中逐渐萌生出一个想法，想要去厂窖，把当年发生的惨案给一一记录下来，准备创作一个电影或电视剧本，用艺术手段“还原”历史，告诉国人要不忘国耻。
近十年来，潘文林心中一直存在一个遗憾，由他编著的厂窖惨案电影剧本《洞庭血证》因为资金的问题一直都没有拍摄出来。
“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的电影版本至少有十个以上，文艺界人士创作的脚本不计其数，但是描述厂窖惨案的电影脚本也却没有一个，这实在太让人伤心了。”
潘文林与厂窖惨案纪念馆馆长邓德安是多年老友,他们的情缘结于1998年的春天。潘文林回忆道：“当年，我和德安两人骑着自行车，沿着日军侵犯的路线，从厂窖的龚家港一直骑到日军最后离开的肖家湾。整整花去一周的时间进行采访，用笔和相机记录那段让人痛心疾首的历史。回到长沙后，向众多文艺界的知名友人学习、取经，第一次大胆尝试创作电影剧本。”他告诉记者，剧本的创作过程很顺利，创作的时间也短，可能是跟他实地采访和记录离不开，更与他那份爱国热情分不开。
在电影的取名上，潘文林显得尤为重视，起先电影的名字叫《厂窖大惨案》，后来再三思考后才改为《洞庭血证》。
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里，潘文林要拍摄《洞庭血证》这部电影的梦想一直都未放弃，其中也数度遇挫，每次都是因为资金不足，让影片拍摄一再搁浅。潘文林向记者说道：“商业大片可能追求的是收回成本、赚取利益。但是，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类影片，为的是对过去历史的怀念和已逝先人的尊重。我不需要赚钱，只希望把历史记录下来就行，给当代的青少年树立一种神圣的、深刻的爱国主义情结。”
邓德安数十年守护纪念馆只为那份爱国热情
厂窖惨案遇难同胞纪念馆建在纪念碑旁，是座红墙青瓦的两层楼房。纪念馆里陈列着当年日本侵略者屠杀同胞的东洋刀、刺刀、枪支、炸弹，以及当年报纸对屠杀惨案的报道。一件件物品、一幅幅图画重现出当年惨绝人寰的屠杀景况。从1984年开始，厂窖惨案纪念馆被评为湖南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后被评为湖南省全民国防教育基地、益阳示范高等专科学校教育基地、安乡县芦林铺中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厂窖惨案发生于1943年5月9日．是当时侵华日军在中华民族的土地上制造的仅次于“南京大屠杀”的全国第二大惨案。厂窖人民永远忘不了侵略者的罪恶。
厂容惨案纪念馆馆长邓德安告诉记者，厂窖惨案是国耻，也是一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教材。它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没有共产党，人民就要遭殃。近年来，镇党委、镇政府修起了厂窖惨案遇难同胞纪念碑、纪念馆，组织编印了《厂窖惨案血泪史》，挖掘了风车拐、永固村等5个千人坑，摄制了《厂窖惨案觅踪》、《今日厂窖》等电视片。
在黑白花纹相间的大理石建造的厂窖惨案遇难同胞纪念碑前，馆长邓德安介绍：纪念碑高19．43米、碑座高5．9米。碑高、座高提醒我们后人，永远记住日军在厂窖犯下滔天罪行的日子--1943年5月9日。
“在2000年9月，日本一漱敬一郎一行八人来到厂窖纪念碑前凭吊，说明他们在为当年所犯下的罪行忏悔。”邓德安向记者说道。
今年5月10日，南县团委举办的纪念厂窖惨案65周年凭吊活动在厂窖惨案纪念馆举行。在凭吊现场，纪念馆馆长邓德安的话，引起广大师生以及当地市民的深深感触：“在这里凭吊的人，在纪念碑下为无辜惨死的同胞落泪祈福；在纪念馆里为侵略者的暴行愤怒！为3万同胞对付不了3千鬼子兵而痛心疾首” 。
县文物所长谈国鸣谈打造南县红色文化
南县文物管理所所长谈国鸣告诉记者，厂窖惨案纪念馆是南县一个重要的红色文化教育基地，不仅能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对青少年来说也有极大教育意义。今后，在这块红色基地的建设中，厂窖惨案纪念馆要继续维修和扩建，充实内容。将主馆加宽，分为展览馆、留言题词及捐献展室、全景画馆几个大功能区域。同时，也要扩建纪念广场，除现有的纪念碑、警钟亭外，增建“惨案浮雕墙”、“千人坑”、“血水河”、“绝户堤”、“死人湾”等浓缩景点。
老干部彭天保独居寨子仑16年开辟德育基地
在益阳市寨子仑，有一位退休老干部叫彭天保，独居寨子仑16年。记者曾先后两次上山对70岁的彭老进行采访。这位脸庞饱满、额头高宽、抽烟神态等跟毛主席长相想象的彭老整整花了16年开辟了寨子仑德育基地。彭天保重点向记者介绍了益阳南县厂容惨案碑文的修建。他指出，日本人犯下的这场仅次于南京大屠杀的罪行，不该被人遗忘。
1992年彭老退休以后，16年来，他结草为庐，省吃俭用，先后投资近百万对寨子仑进行前无古人的探索和开发。将寨子仑建成中小学生的德育基地，培养青少年的爱国主义精神。“我是热爱祖国的，从不说自己有多么崇高或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理想，但是我是一名党员，我的一生是在这里长大的，一片乡土养育一方人。别看我70岁了，我还有点余力，守护寨子仑，我会坚持到最后。”彭老向记者说这段话时，眼神坚定。
2006年，在益阳卫校
刘毅“抛砖引玉”唤起青少年的爱国意识
记者：您是益阳卫校的医学教授，怎么想到要到益阳寨子仑修建抗战罹难同胞纪念墙？
刘毅：作为医生，可能对救死扶伤，对生命的失与得了解得更透彻。之所以修建抗战同胞纪念墙，在墙上刻录下厂窖惨案的碑文。我只想去记录下来，记录这段历史，留给青少年一代一本鲜活的历史教材。同时，也源自自身的爱国情结，每年都要上寨子仑很多次，与当地的村民讲述抗战时期的那段历史时，我时刻警醒自己，我们要不忘国耻，要牢记历史。
记者：您觉得厂窖惨案这段历史对青少年一代的爱国主义教育有什么意义？
刘毅：对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方式和内容都十分重要。我们记录厂窖惨案这段历史，并不是心怀仇恨，而是想唤醒民族意识。目前全国各地都有民间组织自发的挖掘和保护当年日本人在中国的种种暴行的资料。可见，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教育题材，尤其值得青少年一代去思考去学习。修建抗战罹难同胞纪念墙，只是对爱国热情表达的一种方式，如同“抛砖引玉”来唤起大众的爱国意识。
［记者手记］红色之旅，感动之旅
为了纪念抗战胜利63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我踏上了南县厂窖这片红色土地。第一次来到厂窖镇，仰望着眼前的厂窖惨案遇难同胞纪念碑，默默无声地经历着一切，观察着一切，述说着一切。而我是那么的渺小。
我静静肃立在纪念碑前默哀三分钟，用手抚摸着以坚硬的筋骨背负着65年沧桑的水磨石，渐渐陷入沉思。光阴无情，岁月流逝，但总也抹不去后人对厂窖惨案的追思，也阻止不了后人为3万冤魂的凭吊和敬意。心想，我的这次红色之旅的采访是沉重的，是感动的。因此，厂窖镇上部分村民对于我的采访表示拒绝，我并未抱怨，更多的是一种体谅。
在厂窖惨案纪念馆馆长邓德安的带领下，采访在郭鹿萍郭老家里进行。考虑到对方已有83岁高龄，我将原定的三个小时的采访整整缩短了一个小时。我惊叹于老人的记忆力，65年前的战乱往事，他清晰如昨，讲述有理有序。当他讲述自己身上的4个刀口5个洞眼时，我分明看到了他眼角的泪花。
通过这次采访，我与厂窖惨案纪念馆馆长邓德安成为了好朋友，邓老那么和蔼，我称作他为“邓叔叔”，一个年近六旬的老人主动将我送上回益阳的客车。那一刻，我难掩住内心的激动，哽咽着向邓叔叔承诺：只要纪念馆需要人手帮忙，我会立刻在第一时间奔赴厂窖。
同时，在这次采访中，也得到了厂窖镇华中村村民王建平的大力帮助，这位憨厚的村民主动给我当起了“车夫”。当时从厂窖镇到华中村有十多里路途，田埂和乡村小道上无交通车辆通行。老王开着自己的摩托车一同与我前往白展贵白老的家中采访。我自感惭愧，但更多的是一种感动。
历时三个月的资料整理和采访，这或许是我从事新闻工作以来，持续时间最长、搜集资料最全、得到帮助最大、所学知识最多的一次最有意义的采访。因为经历过，所以倍加珍惜，均归于一种成长。
在抗战胜利65周年纪念日和厂窖惨案67周年纪念日里回顾这段历史，重提这段历史，并不是往厂窖幸存者的”伤口上撒盐”，而是想通过他们的讲述给我们青少年一代上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