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刺激方案的隐忧

2010年09月08日 05:53 AM
告别刺激方案的隐忧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吉莲•邰蒂      谁想处在美联储(Fed)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的位置，或者是欧洲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行长让-克洛德•特里谢(Jean-Claude Trichet)的位置？    他们正在艰难应对一个险恶的两难困境。随着对双底衰退的担忧日渐上升，进行更多经济刺激的压力也在不断增大。但西方经济体越是沉溺于刺激方案，实施退出战略就越是困难。    难怪市场似乎心神不宁；解决这个难题看上去极其困难。    随着政策辩论愈演愈烈，投资者可能会想到在1911年至1913年担任日本央行(Bank of Japan)行长的高桥是清(Takahashi Korekiyo)。他在上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还担任过日本的财政大臣和首相。    在日本以外，鲜有西方投资者知道这个名字。虽然人们对于可以从日本“失去的十年”(lost decade)中学到什么进行了一番探讨，但很少有人关注那之前的时期。上世纪30年代日本的经历发人深省。它不仅有助于解释日本领导人在“失去的十年”所做的决策；还提供了一个有关退出战略的警示故事。上世纪早期，在打开国门，开始追赶西方工业势力后，日本得到了蓬勃发展。美国1929年的崩盘结束了这段繁荣。随着贸易放缓，银行倒闭，以及因为与金本位挂钩而加剧的信贷危机，日本步入了衰退。    然而，1931年12月，高桥再次出任财政大臣。    他与众不同：一位少年女仆的私生子；曾在美国留学，从央行青云直上，展示出强大的才能。    在“凯恩斯主义者”一词被创造出来之前，高桥就是一位凯恩斯主义者。他利用刺激方案抗击衰退：他放弃了金本位，放松了信贷条件，利用发行新债募集资金，提高了公共支出。    他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效。随着日元贬值40%，出口得到大幅提升。而后，随着年公共支出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0%（几乎较1929年的水平翻了一番），日本经济趋于稳定，即便美国经济继续处于困境之中。    但高桥遇到了两个问题。    首先，刺激方案没能阻止社会割裂、政治动荡和民族主义成为日本社会的显著问题。相反，紧张气氛持续升级，部分原因在于大型企业集团（即财阀(zaibatsu)）是刺激方案的最大赢家。    以三井(Mitsui)为例，随着日本放弃金本位，三井从外汇交易中赚取了数百万美元。    这激起了怨恨，与华尔街银行从定量宽松政策中获利时美国的情形别无二致。其次，意料之中的是，大举支出削弱了人们对于日本国债和日元的信心，产生了脆性。因此在1936年，高桥着手实施退出战略，减少公共支出，收紧货币政策。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这样做是有意义的。但这却让高桥搭上了自己的性命。随着政治紧张局势的爆发，一些对军费开支减少等事情感到极为愤怒的流氓军官暗杀了高桥。这触发了日本向军国主义、疯狂的公共支出和恶性通胀滑落。    今天的政策制定者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但高桥的悲剧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展示了退出战略的政治风险，特别是在涉及到既得利益以及政界人士已经沉迷于刺激援助时。    这也凸显了如今横在西方财政官员之间的巨大断层线。    上世纪30年代的记忆仍然困扰着日本的政策制定者，特别是（但不仅限于）在日本央行。难怪这么多日本领导人如此高度重视社会凝聚力和政策稳定性，即便这种怯懦造成了长达十年的停滞。    许多德国领导人有着相似的本能，部分原因在于对上世纪30年代恶性通胀的记忆。正如一位专栏作家近日在英国《金融时报》所指出的，这是德国最终可能步日本旧尘的一个原因。它也解释了欧洲央行现在的语调。    但在今天的美国，主导辩论的是从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中吸取的教训。伯南克等人已下定决心，避免重蹈无为的错误。    那是可以理解的；比如说，我就承认刺激方案是必要的。但如果留意到高桥故事带来的警示，这对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和投资者也不无裨益。    它可以提供历史对照，并提醒我们：即便是在不存在政治极端主义的情况下，退出战略也会是何等艰难。    译者/杨卓 2010年09月09日 06:24 AM 经济学家该补历史课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吉迪恩•拉赫曼       当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与著名历史学家、英国《金融时报》特约编辑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就如何更好地应对此次经济危机产生分歧时，弗格森教授的回应幽默而谦和。他写道：“猫也可以看国王，有时历史学家也能挑战经济学家。”    我自豪地拥有一只巨大的灰色夏特鲁斯猫，同时也是一名历史系毕业生。我相信，是推翻这种隐含的智力等级的时候了。猫必须伸出爪子去抓挠国王，撕破他们帝王式的自命不凡。经济学家的自负需要受到挑战。首先，人们必须以更加怀疑的眼光，看待他们由模型和方程式支持的所谓科学严谨。    当全球经济欣欣向荣的时候，经济学家的声望稳步上升。他们是全球化时代的大师。各国政府、咨询机构和投资银行竞相聘请经济学家，认为他们拥有关键技能和信息。相比之下，历史学家仅被视为演艺人员和讲故事者。他们是档案蛀虫，缺乏科学方法——在电视上效果不错，但需要用PowerPoint陈述时手足无措，对政府或董事会也帮不了什么。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经济学界内部进行了一些自我审查和反省。另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表示：“如果界定科学的标准是其有能力预测未来，那么经济学界多数人未能预见危机来临这个事实，应该引起严重关切。”然而，斯蒂格利茨得出的结论温和得令人失望：经济学家只是必须寻找新的“范式”——想必随后就能恢复科学预测了。    对于受过历史学教育的人而言，从斯蒂格利茨的初始观察中可以得出另一个明显的结论：把经济学视为“有能力预测未来”的一种“科学”的整个尝试是错误的。    当前的辩论让我想起上世纪80年代中期已故学者杰弗里•埃尔顿(Geoffrey Elton)的一次餐后演讲。时任剑桥大学(Cambridge)现代史钦定讲座教授的埃尔顿主张，历史学家的角色是专注于特殊和特定的事情，戳破社会科学家的自命不凡，凭借持续而徒劳的努力，从对过去的研究中得出普遍而预见性的规律。当时，在满屋子的烟雾和酒味中，我觉得这是对历史学家角色的一种保守而负面的定义，有点奇特。我们似乎只要举手称：“朋友们，实际情况要稍微复杂一些。”    但在当前的知识氛围下，我觉得埃尔顿似乎传达了重要的信号。他在捍卫经验论，并为人们对历史研究的合理预期设定界限。除了少数几个轻信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外，历史学家们知道，他们的研究结果不能被用来预测未来。历史可以让人知古鉴今，提供智慧，但它不可能提供与物理定律相当的社会学定律。然而这似乎是许多经济学家的抱负——他们出名地遭受着“物理嫉妒”的折磨。    一些人可能回应称，此类评判夸大了“硬”科学的硬度和经济学的软性。或许如此：但话说回来，根据物理定律建造的建筑物似乎稳稳当当，而根据经济学“定律”构筑的政策和贸易体系却有着坍塌的恶劣习惯。    然而，经济学家似乎不太可能抛弃如下信念：与物理或化学等硬科学类似，他们的学科能够取得“进展”，解决问题。2004年，美联储(Fed)现任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在有关“大缓和”(Great Moderation)的著名演讲中阐释了这种信念。他辩称，“宏观经济波动性大幅下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货币政策借助经济思维的进步而改善了。    随后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可能打击了某些经济学家的信心，尤其是其学科的信条。但是“大衰退”似乎不太可能说服很多经济学家放弃更为根本的信念：预见性的“规律”的确是存在的，只是还有待发现。    然而，或许经济学家们是时候从历史（或更准确的说，从历史学家那里）汲取一些教训了，而不是寻求模仿物理学家。    对历史的认真研究可以追溯至公元前5世纪的希罗多德(Herodotus)。然而，今天的历史学家对自己预期实现的目标远比现代经济学家谦卑。历史学家知道，过去从未有重大问题最终得到彻底解决。他们知道，人们会从新的角度去重拾、修改和审视每一个重大而有趣的问题。每一代人都将重新诠释历史，并得出自己的结论。    对寻求做出决定的实干家而言，这种看待世界的方式似乎不那么有用。但或许是时候找到其它东西，来取代那些伪科学家（或称经济学家）所兜售的轻率定论了。    译者/君悦 日本"失落的10年":表象与实质2009年 9月 21日 星期一 17:54 BJT(Al Breach是路透专栏特邀撰稿人,以下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

    路透瑞士9月17日电---日本"失落的10年"到底有多严重？我们要想以日本为鉴，来判断西方经济体的未来，就得看实际情况，而不是简单看表象。
    日本股市泡沫在1989年底破裂，约一年後楼价开始走低。在巅峰期间资产价格普遍虚涨，股价市盈率在高峰期间远超过50倍，而房屋市场总值居然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三倍。    前述资产泡沫是在经济迅速增长数十年，尤其是信贷迅速扩张後形成的。面向民间部门的银行信贷达到GDP的两倍，在20年间翻了一番。    之後多年，民间部门就忙于应付债务，因此需求变得疲弱，这导致经济屡见衰退。由于需求不振且银行方面惜贷，信贷规模萎缩。    的确，日本当初的困境与现在的西方经济体有重大区别，即当初债台高筑的是日本企业而非日本消费者。但这还是通过薪资、资产价格、股息等方面影响到了消费者。    日本决策层当时出现了重大失误，没有迅速下调利率，拖到1995年利率才降到0.5%。    更重要的是，他们耗费了很长时间才控制住资产价格下滑对银行资产负债状况的严重冲击，直到2002年才终于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但日本决策者还是通过赤字支出的政策刺激了需求，公共债务总额相对于GDP的比率从70%升至眼下的180%，其中很大一部分得益于日本央行融资。    另外，日本社会老龄化、出生率低，加之严格控制移民流入，导致其劳动力队伍和人口开始逐渐减少，进而拖累需求增长，令经济产能过剩的问题更加突出。    虽然决策层失误，但结果其实并不像人们经常说的那麽糟糕，因经济刺激计划、预算赤字和加大货币供应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去杠杆化、产能过剩、"僵尸"银行等因素的影响。    1998-2005年，日本物价趋于平缓且呈温和通缩，消费者物价累计下降3%。而由于生产力稳步改善，实质经济增长、收入和人均支出虽然不是非常强劲，也还算过得去。    换句话说，虽然名义经济似乎很差，但实质经济要好些，而後者才是更重要的。譬如说，如果你还继续住在现有的房子里，并且能够偿付为买房而背负的债务，且收入温和上升，那麽房子的市价变化对你有多大意义呢？    有些人甚至认为，这种经历对日本社会是件好事。以往不顾一切谋增长的思路已经让位，现在人们重新关注生活品质。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已经不再认同"上班族"文化。而失业率也未再大幅上升。**日本带来的启示**    西方应以日本为鉴，是由于目前西方经济体的债务规模也高达GDP的两倍左右，与当初的日本相仿，并且楼市也存在严重泡沫。    那麽日本经验给我们哪些启示呢？最大的教训是，当去杠杆化操作抑制债务增长时，很难看到经济实现名义增长。就算有零利率、基础货币迅速增长、大规模财政赤字等因素推动，名义经济可能还是停滞不前。    简而言之，2008年以前名义经济增长主要是受信贷快速增长推动。而现在没有了信贷快速增长，名义经济状况会很差，但实际情况可能还好。    而且我们有理由相信，西方的情况会比当初的日本好。    就美国而言，楼市的泡沫较小，高峰时也不过是GDP的160-170%，并且调整速度较当初日本要快得多，现在回落到GDP的110%左右；其股市也仅是略微高估，并非像日本当初那样的严重泡沫；而政策面的反应也有力得多，利率快速下调，银行相对迅速地进行了资本重组。    而德国和欧洲大陆许多其他国家，则从未真正出现过泡沫。并且没有一个西方经济体的经济结构，像当初的日本那麽僵化。    那麽西方能从日本学到的教训是什麽呢？那就是，借贷热潮会带来经济荣景，亦即名义经济增长，因此随着借贷热潮消退，必然是大规模去杠杆化、低投资、低通胀。但除非需求完全消失，否则生产力还是会缓步增长。    西方国家如果能避免经济严重萧条，那麽虽然名义经济增长疲弱，但实质增长或许还是能差强人意。(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