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历史背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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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历史背景（2）
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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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方针理所当然地受到广大群众干部其中包括许多德高望重的老同志的强烈反对。1977年5月，华国锋主持下的中共中央转发了邓小平批评“两个凡是”的信件，局面开始有所改变。两个多月后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被撤销的所有职务，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一中全会又选举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副主席。十一大后揭批“四人帮”的工作也有了进展。特别是在胡耀邦主持中央组织部期间，大批“文革”中受迫害的干部得到平反，回到领导工作岗位。但是由于处理重大案件的大权掌握在中央专案组手中，仍有许多重大案件得不到解决。
1978年2月举行十一届二中全会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这次中央全会我列席了，五届人大我是代表)。这时候国务院也得到了改组。许多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老同志在国家机关中担任了领导职务。我国的经济建设工作开始步入正轨。但是当时思想上受“两个凡是”的禁锢，讲的还是反对“资产阶级法权”、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那一套。我参加了五届人大华国锋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文件的基本调子改变不了，我只能做到讲一通拨乱反正的言论，在起草组内同一些人争论一番，但改变不了他们的观点，只能做到“我讲了，我的灵魂得救了”。
至于揭批“四人帮”中遗留下来的许多大是大非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比如“天安门事件”性质问题，广大群众和党员干部要求平反，但是汪东兴、吴德、张耀祠出来反对，因此不但许多1976年清明节去天安门追悼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革命青年还在囚禁之中，而且又有人因为发表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批评吴德的言论而以犯了“恶毒攻击罪”被投入监狱。党内民主和社会上的民主，继续受到极大的压抑。党内民主和社会上的民主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党内个人崇拜和个人独断没有受到批判，而吹喇叭、抬轿子者也不乏其人。对粉碎“四人帮”后继续出现的这样的局面，广大群众干部当然极不满意。
但是“四人帮”的覆灭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毕竟是一个大解放。人们比以前敢说的话多了，谁也恢复不了“天安门事件”被镇压后那种对人民实行高压政策，而人民暂时无可奈何的局面。人们积极行动起来。进入1978年之后，局势有所进步，同时，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尤其重要的是思想路线尚未端正。1978年5月《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全国各地区、各部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文章一发表就受到某些人的攻击，在讨论中遇到了颇为顽固的抵抗。在前进的道路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思想不同的主张，需要开展一次讨论，让各种思想、各种主张碰撞较量，才能求得一个解决。
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高兴地得知有一个中央工作会议即将召开，而且收到了要我出席这个会议的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