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古道---激情、绝望、梦想交织的那些日子

……整整十天的艰难跋涉，我们到达了吾拉音湖畔，烈日下静谧的湖水和皑皑雪山相互辉映，而近在咫尺的克里雅山口则像一扇宽敞的山门横亘在我们面前。

      此时，驮工阿曼趴下了，呕吐不止。朝夕相处的驼工不能再送我们了，临别时，我和驮工依塔洪紧紧地抱在一起，他哽咽地对我说：“王队长，你就像我爸爸一样，以后你再也不要到这里来了，你太累了，看着你我很心疼”。此时我也哭了，我真的累了，身体疲惫不堪，心情无比沉重！

      我们7名队员能否翻过克里雅山口？

      驮工依塔洪和阿曼能否安全回家？

      这些深深揪着我的心!

      空旷的山谷就剩下了我们7个人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感涌上了心头，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已在平均海拔5000多米的高原行走了近200公里的山路、险路、没有路的路。那魂牵梦绕的克里雅山口始终唤醒着我们激情的目标。在美景和幻觉、在梦想和眼泪、在人生难求的体验和收获中，我们不断的点燃着希望跟随着内心的召唤，迈向它。

      2008年8月8日，既北京奥运会的开幕之日，我们终于抵达克里雅山口。作为首次抵达此无人区的探险队，我们在享受着这份惊喜，回味着历经的艰辛时，却不知前方有更大的挑战等着我们…… 

一、我与昆仑古道的情结

      十几年前，我从一本关于昆仑山科考的书中了解到，在新疆于田境内有一条发源于昆仑山中段流入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河-----克里雅河，沿河而上翻越克里雅山口可达藏北羌塘，它自古以来就是沟通新疆和西藏两地的要道，在历史上也称作克里雅山口道，由于这条古道跨越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青藏高原和羌塘无人区，加之险峻的高山峡谷和复杂的气候条件，使得从19世纪以来，许多试图穿越这条古道英雄们，大多无功而返，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

      从那以后，每逢出去徒步或登山，只要谈起新疆，聊起探险，我都会不厌其烦地讲述书中所描述的故事。久而久之，普鲁村、普鲁峡谷、亚洲一号火山、高原湖泊、克里雅山口，这些能充分唤起人们想象力的名词已深深嵌入了我的脑海。二十余年的探险生涯，我登雪山，穿沙漠，去过新疆许多人迹罕至的地方，但从来没有一个地方像普鲁到藏北这条高原秘道让我魂牵梦萦。

      2005年冬天我和几个伙伴冒着零下30度的严寒，穿过冰封的普鲁峡谷进入青藏高原的乌鲁克盆地，考察亚洲一号火山，迈出了穿越昆仑秘道的第一步。

      2006年底，为了实现这一梦想，我参加了“戈尔特斯体验无止境梦想实现”活动，我以昆仑秘道为蓝本，制定了“重走英雄路”探险方案，经过几轮的角逐，最终由于线路风险较高等原因未能胜出。

      2007年5月，还是为了这一梦想，我骑摩托车进入羌塘察看线路，不幸在返回时摔碎了右髌骨。

      2007年6月，伤未痊愈，我又开始和新疆电视台、新疆军区筹划 “重走英雄路”大型电视活动，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活动也未能成行。

      一晃三年过去了，跨越火山，翻越克里雅山口，穿越羌塘进入藏北这条昆仑秘道却一直在召唤着我。

      2007年底，我们组建了探险队，我任队长，老马和杨戈任副队长，海狼任摄像师，老刘、姜姐(女)为队员，出发前一个月来自北京的大边、老宓，小侠(女)也加入了探险队。为了活动的安全实施，我还特地请来了协作马庆。

      2008年7月20日，探险队员和支援队员乘三辆越野车离开了乌鲁木齐。按计划这次探险活动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所有队员沿219国道进入羌塘，侦察探险队走出羌塘的线路，确定探险队和支援队的汇合点，同时也提高队员的高海拔的适应性。

二、穿越普鲁河谷                        

      7月29日，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侦察活动后，探险队在于田县的普鲁村集结。维吾尔族驮工依塔洪和阿曼带着10头驴也加入到了我们的队伍。

      7月30日清晨，昆仑山的气候格外凉爽，我们在村民的目送中悄然地离开了普鲁村，我们的探险之旅开始了。

      今年的昆仑山破天荒地连续下了几天的小雨，常年贫瘠荒芜的昆仑大地在雨水的滋润下焕发出勃勃生机，我走在普鲁河谷蜿蜒的牧道上，望着两旁泛绿的山坡心情格外地轻松。我们的支援队员和新闻发言人奇峰一直把我们送到普鲁村以南6公里的阿拉叫依。

      阿拉叫依是新疆通往西藏古驿道的起点，也有人说是古代屯兵的卡子，它究竟始于什么年代，没有资料考证。

      离开阿拉叫依后，我们和驮队拉着“一”形状队伍沿着普鲁河谷狭窄的牧道向南行进。常年流淌的普鲁河水是克里雅河上游的一条支流，七月底正是河水最大的季节，我们沿着牧道在河谷一测的山坡上行进，时而爬上很高的山梁，时而再下到谷底。

      行进了20公里后，天色已近黄昏。一处陡峭的河谷挡在了我们面前，浑浊的河水沿着狭窄的河道咆哮而下。我站在谷底，举目仰望，一条依稀可辨的“之”字形牧道一直延伸到高山的顶部，此地海拔已达3500米，眼前的高山起码有200米高。我们要连续翻过三个达坂才能绕过这段峡谷。

      7月31日，太阳还没照到山谷，队伍就出发了。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攀登，我们终于登上了3800米的第三个达坂，俯视普鲁河谷，我们所攀爬的三个达坂直线相距不足一公里。返回普鲁河谷的路异常陡峭，一段段被泥石流冲刷的山坡根本看不到牧道，我侧着身子，紧握手杖一步步地往下挪动。

      下午，河谷两侧高耸的山峰就遮住了阳光，狭窄的河谷显得阴森森的，我们沿着牧道逆流而上，途中遇到了三个赶着羊群下山的普鲁村民，让我们大为吃惊的是，为首的一个老人竟然是赤脚。回想起我们刚翻过的碎石遍地的达坂，再看看我们脚下一千多元的徒步鞋，在感叹昆仑老人的“铁脚”的同时，也感到一丝的内疚。

      河谷越来越窄，河道两侧的高山越来陡峭，牧道也消失了。我踏着大小不一的卵石，时而河东，时而河西，频繁地在河道中穿行，我的双脚都冻得失去了知觉。下午六点多钟，河水越来越大，望着湍急的河面，我们只得在河边扎营。

三、昆仑之子依塔洪

      8月1日，今天是值得纪念的日子， 50多年前160名先遣连战士就就是沿着这条古道进军西藏。

      天刚蒙蒙亮老刘就拉开了我的帐篷，心事重重地告诉我两个坏消息：一是，昨晚丰盛的晚餐消耗了我们5罐煤气。按照这个量计算，加上早餐和烧水一天起码要消耗7罐煤气，我们带的48罐气只能维持7天；二是，他从依塔洪那里得知，在吾拉音湖附近没有牧草。这意味着我们的驴队翻不过克里雅山口。

      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我采纳了老刘的建议，即刻派依塔洪返回普鲁村取煤气罐（我们给依塔洪送了24罐），让他再租两头毛驴，带50公斤玉米上来。

      一切必须按原定计划执行，我们无法等依塔洪，继续沿着河谷向南行进。和依塔洪分手时约定，我们在50多公里外的乌鲁克盆地汇合。

      清晨，来自高原的山风在阴森狭窄的河谷中肆虐地刮着。队员们站在河边换上了涉水鞋子，迈着坚定的步伐沿河道走去。在海拔4000米的山上，河水冰冷刺骨，脚踏下去时，都不由自主地喊出声。在水中长时间行走的队员们似乎忘记了疲劳，忘记了高山缺氧，他们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自己的两条腿上。尽管万般小心，急流下暗藏的石块还是把队员们的腿碰得青一块紫一块。激流、寒冷加上疲劳使得协调能力较差的姜姐在河道中几度失去了平衡。

      穿过狭窄纵深的普鲁河谷，越往上走，河谷就越开阔起来，湍急的普鲁河也逐渐变成了小河流水。和依塔洪分手的第二天，也就是8月3日，我们踏上了一条宽阔的路基，这便是通往苏巴什的大道。

      苏巴什海拔4200米，维吾尔语意为河水之源，它也正是普鲁河的源头。在河岸平坦的高台上，有一个用石块垒起来的大院子，院子内有十几间用石块隔成的长方形的屋子，这便是当年筑路大军的指挥部。半个多世纪的风吹雨淋，屋顶早已荡然无存，为了避风我们的帐篷干脆就搭建在屋子里。

      建好营地后，阳光还没落去，我急忙拿出相机，轮番给队员们拍“标准照”，当有队员不情愿时，我就劝说他：“照片以后有用”。没想到此话一出，立刻召来了一片质疑声。其实，探险活动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出发前每个队员都要照一张全身和一张半身的照片，照片的用途不言而喻，不是上英雄榜，就是上……

      不知谁在帐外大喊了一声：“依塔洪回来了！”在帐篷里准备晚餐的我真不敢相信自己耳朵，急忙冲出了帐篷。依塔洪真是铁人呀，从普鲁村到这里足有50多公里山路，我们艰难地跋涉了三天，可他一天就赶到了。寒暄后才知道，他当天就返回了普鲁村，并搭车去于田县城买了包谷，用卖羊皮的钱买了几个西瓜，返回到普鲁村已到了夜里12点。为了在苏巴什赶上我们，他没有休息就出发了。也就是说，从昨天和我们分手，他整整在山里奔走了两天没合眼。探险对依塔洪来说似乎太遥远了，甚至他都说不出这两个字来，在他眼里为我们干任何事情都是劳动，都是为了养家糊口。

      晚上，阵阵高山风吹得帐篷哗哗作响，虽然习惯了野外生活的我还是久久不能入睡。我由衷地佩服依塔洪，心想，我们这些号称资深的户外老驴和他比起来真是太渺小了。依塔洪作为一个世代生活在昆仑山中的村民，凭借他的虔诚和忠厚被昆仑山所接纳，使他成为了一名昆仑山的儿子。而我们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充其量只是触摸了昆仑山的一角，要想让昆仑山接纳我们，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路要走，还要面对更多更残酷的挑战。

四、翻越硫磺达坂

      硫磺达坂海拔5114米，是新藏高原北部边缘上的一个标志性的达坂，翻过达坂就进入了乌鲁克盆地。我们必须用一天时间翻越硫磺达坂到色格孜库勒湖，因为全程33公里的线路上没有水，这对每个队员来说都是一次不小的考验。

      8月2日，凌晨6点我就把队员们叫了起来，匆忙吃了点东西就出发了。

      我们沿着干枯的河道向南走去，一个多小时后我们沿着一条向西南延伸的路基进入了一个由彩色沙岩山构成的峡谷地带，常年风雨的侵蚀，两边的砂岩千姿百态。海拔急剧的升高，前方几公里处就是让人谈虎色变的硫磺达坂。这一达坂的名字和火山喷发有着某种联系，据说当年部队在这里测绘时，硫磺的气味很重，故起名硫磺达坂。连续几个小时的攀爬，我的全身就被汗水浸透了，出发时带的一升水已消耗过半，想到后面的路程，我强忍干渴一步步向达坂攀登。

      在高原，人的红血球数量剧增，血液浓度也变黏稠，缺少饮水血液会变得更黏稠，这样会大大加重了心脏的负担，严重时会引起心衰。我们在路边就发现了一头刚死不久的野牦牛。

      北京队员老宓的状态很不好，早晨起来就发现老宓的脸肿了一圈，两只胳膊上起满了可怕的大红疹子。快到达坂顶部时，他有点支持不住了，把身上唯一的负重—莱卡照相机也放到了毛驴背上。

      从苏巴什到硫磺达坂距离不足10公里，我们用了近5个小时。当我们站在达坂顶上，回首眺望，四天来用双脚丈量的大地是一望无际的高山。虽说是盛夏，在5000多米的达坂上没有一点暖意，原本被汗水湿透的队员们不时地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站在大坂向南望去，远处的雪山在云雾中时隐时现，在雪山和我们脚下的高山之间夹着一个长约50公里，宽约15公里的洼地，这便是青藏高原上著名的乌鲁克盆地。此时，离色格孜库勒湖还有23公里路程，我们不敢久留，急忙沿着当年修筑的路基向东走去。路边除了满目荒凉的沙砾几乎没有什么植物，没走几步就能看到一具具骆驼或毛驴的白骨，不难想象当年筑路大军所历经的磨难。

      行走了2个多个小时后，离远处的阿其克库勒湖越来越近时，我们离开了路基，向正南的色格孜库勒湖方向走去。一天滴水未进的小毛驴似乎嗅到了湖水的气味，一路小跑地向湖边奔去，而队伍在平坦的乌鲁克盆地上也拉开了很长的距离。

      经过一天33公里的高海拔跋涉，天黑前我们终于到达了湖边，将营地建在附近的一条小溪边上。     

五、乌鲁克盆地的火山、湖泊和风雪

      色格孜库勒湖是乌鲁克盆地三大湖泊中唯一的淡水湖，它与西面的阿其克库勒湖紧密相连，如今的色格孜库勒充其量是一个个水洼连成的“湖”。实际上，早在几十年前湖水已基本干枯，只是在夏季阿其克库勒的渗水和来自南面雪山融水的注入，色格孜库勒才形成了一个个水洼。

      此地正是日本探险家橘瑞超在第三次中亚探险时所选择的营地。二十世纪初，橘瑞超也就是在这个季节，带领普鲁村雇佣了30多个驮工、几十头毛驴和马匹，来到了乌鲁克盆地，试图找到一条进入西藏的高原秘道，但没能如愿以偿。当他历经艰险翻越硫磺达坂到达色格孜库勒淡水湖时，驮工都跑完了，毛驴和马匹几乎都死了，就连橘瑞超自己也得了高山病差点死在那里。

      8月3日清晨，营地边的小溪结了一层薄冰，在冰下缓缓流淌的溪水比起昨天清澈了许多。老宓的情更加糟糕了，大红疹子又出来了许多，对他的这种过敏症状大家众说纷纭，依我看并不是吃了野蘑菇或饮用了小溪的水，而是毛驴身上的一种特殊东西引起的。据说这种过敏非常可怕，严重时喉咙都过敏，导致呼吸困难窒息而死。在这远离人烟的高原，一旦老宓病情进一步恶化后果不堪设想。

      对于初次进入昆仑山的老宓来说，一路上他经受了比我们更多磨难和痛苦。经过商议我们决定明天送他要返回普鲁村。早饭后我带领老宓、海狼涉过小溪向对面的山梁走去。

      站在海拔4900米的山梁上，环视乌鲁克盆地，色格孜库勒一潭潭蓝绿各异的水洼似乎与东边的阿其克库勒湖连成了一片，在山梁和南边高耸的雪山之间镶嵌着一块硕大的绿色草地，山梁的东南方向，一座梯形的山包醒目地耸立在阿其克库勒湖旁，这便是我们向往已久的昆仑山亚洲一号火山。

      夏季，乌鲁克盆地处处都充满了生命的迹象：绿色的草地，蓝色的水湾，欢唱的水鸟，野牦牛踏出的道道足迹，无不给这片广袤的高原盆地带来了勃勃生机。

      下午回到了营地，老宓的病情又加重了，他的大腿内侧新起来许多红疹。这一现状验证了我的判断，毛驴身上某种东西引起的过敏不容置疑，因为在去山梁路上他始终在骑毛驴。摄影师吕俊是我们这支队伍中最辛苦的人，几天的劳累他也病倒了，晚上体温达到了39度，为了控制病情，我给他服用了一倍计量的阿莫西林。

      晚上，我来到了依塔洪的帐篷，让他选派一名驮工和两头毛驴护送老宓下撤。在我们的行程中，乌鲁克盆地也是个折返点，再往前走，一旦出现问题安全返回的可能性就不大了。

      8月4日清晨，经小侠一夜的精心护理，海狼的烧退了。为了安全起见，副队长老马放弃了穿越，决定护送老宓返回普鲁村。

      告别队友，我们踏上了翻越克里雅山口征程。队伍分成两路，扬戈、老刘、依塔洪、阿曼赶着毛驴沿小溪北岸走向脱破拉尕特达坂，我带领姜姐、小侠、海狼、马庆涉过小溪，直奔亚洲一号火山。两条路相隔2公里左右。因为前方的情况不明，我们没法约定汇合的地点。

      出发后不久，我突然发现，匆忙中把探险队仅有的两部对讲机都带上了，导致我们无法和扬戈带领的队伍联系。这一致命的疏忽令我一路忐忑不安。广袤的乌鲁克盆地并不是一马平川，向东行进不久便是地图上标为“喀拉塔什勒克”的火山地带，喀拉塔什勒克是维吾尔语，意为黑石滩。它位于一号火山的西面，长约8公里，宽约4公里，喷发出的火山灰和熔岩堆积出一个个山包，沿着阿其克库勒南岸一直延伸到色格孜库勒湖畔。受其南边雪山融水的滋润，夏季的黑石滩成了一片肥沃的土地，一尺多高泛黄的针毛草在阳光下呈现出一片金色。我们在山包间穿行，别说2公里，前后队员拉开200米距离就看不到对方。

      由于昨晚的抓饭太油腻，加上缺氧引起消化系统紊乱，一路上我的肚子又胀又痛，每走两公里要方便一次。当到达了一号火山脚下时，我两腿发软，但在摄像师吕俊的导演下，还得充演员，咬着牙往上攀登。从底部到海拔4921米的一号火山顶部，相对高度150米。为了拍摄效果，摄像师给我们选了一条最陡峭的线路。

      一号火山也称阿其克库勒火山，是中国最年轻的火山。据记载，1951年5月27日上午9时50分曾经再次喷发，据说当年筑路大军亲眼目睹了那次火山的喷发，新疆日报也记载了喷发情况。站在山顶，俯视火山口，它犹如一个直径约120米，深约60米的巨大的锅底，坑的南边有一个熔岩溢出的缺口，由于地势东高西低，熔岩大都流向了西侧的阿其克库勒和色格孜库勒一带，形成了现在的黑石滩。坑的四周有许多熔岩洞，红色和黑色的火山岩如铅浇铁铸一般阴森凝重。坑的底部和熔岩洞附近，狼粪和动物的尸骨随处可见。

      阿其克库勒湖位于一号火山西北2.5公里处，面积超过12平方公里，阳光下碧波闪闪，在荒芜的盆地中显得格外抢眼。据资料介绍，乌鲁克盆地有14座火山，但我们所能看到有明显特征的就三座，成“品”字形遥相呼应。位于东北9公里处的二号火山锥体规模较大，相对高度264m，从形态上看火山口中部裂开，可以反映火山沉寂后再度复活的历史。三号火山位于乌鲁克库勒东北1.3km处，也保存了较为完整的火山锥体，相对高度仅70米，但它不具备一号火山那样典型的锅底坑，只是在北高南低的锥顶部有十几米深的内陷，并有积水痕迹。从一条直达锥体顶部的清晰的小道可以判断，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锥体顶部存有积水，是这一地区野牦牛赖以生存的水源地之一。

      一晃一个多小时过去，下午3点，我站在火山口的最高处，用望远镜仔细搜寻，仍然没能发现驴队，此时，原本忐忑不安的我心又提到了喉咙口，我顾不上腹痛，带着姜姐跑下火山向乌鲁克湖方向奔去，没转几个山包，跟在后面的海狼三人也看不到了。如果天黑前不能和扬戈带领的队伍汇合，我们五人的处境将会非常危险，因为，我们出来时随身只带了一瓶水和一点路粮，所有的行装都在驮包里，我们随身的衣服难以抵御夜间的寒冷。

      在海拔4800米的高度快速行军，加上神经高度紧张，肾上腺素快速分泌，心跳达到了120次，口干舌燥，只觉得嘴里发苦。一个小时后，我登上了乌鲁克湖北岸的山包，终于看到了一公里外缓缓移动的驴队。

      乌鲁克湖长7公里，最宽处3.6公里，它是盆地中最大的湖泊，水面积几乎是阿其克库勒湖的一倍。到达湖边，望着清澈见底的湖水，我真想痛饮一番，但湖水又咸又涩，毛驴都不肯饮用。腹泻了一天的我，试着撩起湖水洗了洗屁股，那感觉，犹如伤口上撒了一把盐，又蜇又痛。

      穿过乌鲁克湖北岸的盐碱滩，在一公里外的山坡，遇到了孤零零的扬戈和散落在地的驮包。扬戈告诉我：老刘到三号火山顶上找我们去了，依塔洪和阿曼去找水了。今天早晨临出发时，依塔洪要带两桶水，阿曼坚持说乌鲁克湖边有泉水，可到了湖边后才发现，这里除了有稀疏的牧草外，根本没有可饮用淡水。在这个高度，毛驴一天不喝水可以生存，人一天不喝水是致命的。

      直到太阳落山依塔洪才回到营地。原来，在营地以南4公里处有一条汇入乌鲁克湖的河流，1:10万的军用地图上有标定，可依塔洪到达时才发现河流已经干枯，他继续朝南绕过乌鲁克湖，在离营地9公里外的雪山下找到了泉水。

      在返回的路上，依塔洪一直被两只饿狼跟随，为了防止意外，依塔洪把毛驴都拴在了营地附近。一天一夜没吃没喝的毛驴已是疲惫不堪，只有翻过脱破拉尕特达扳，进入阿克苏河谷，毛驴才有救。

      日落西山，在晚霞的映照下，静谧的乌鲁克湖和广袤的盆地显得异常的古老而安详。我独自站在营帐旁，久久凝视着渐渐退去的余辉，心灵得到片刻安宁的同时，也为后面的行程担忧。

      脱破拉尕特达坂海拔5030米，我们几乎没有怎么费劲，就翻过了达坂，8月5日下午3点我们到达了海拔4810米的阿克苏河谷。阿克苏的维吾尔语意为白水河，在新疆，只要称阿克苏的地方，无疑就有一条清澈的河流。两天滴水未进的毛驴，不知是听到了水声还是嗅到了水的气味，离着好几公里就开始往河边狂奔。

      沿着河谷南行一个多小时，到达阿克苏卡子。这里的河谷较为开阔，河边平坦的草滩上有一间用卵石垒砌的房子，无疑是筑路人的窝棚。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房屋已面目全非，仅存的是残缺的墙壁。

      午后晴朗天空没有一丝云，强烈的阳光照得人暖洋洋的，我、老刘和海狼顾不上建营，脱去了衣服就跳进河里，在冰冷的河里尽情地沐浴。上岸后，我感到从没有过的轻松，躺在河边睡了过去。

      傍晚，一阵狂风后，乌云向河谷压来，气温迅速降到零度以下，一会儿鹅毛大雪铺天而降。依塔洪和阿曼紧忙把还没吃饱肚子的毛驴圈进了卡子。原来，聪明的毛驴子能预感到危险的来临，会本能地往家里（普鲁村）跑。

      队员们都静静地坐在帐篷里，听着风雪敲击帐篷发出的哗哗响声，透过门廊望着漫天飞舞的大雪，心里也变得着沉重起来，全都默默不语。前面就是海拔5500米的阿塔木达坂，这雪照这样飘下去，我们还能翻过达坂吗？ 

六、“幸会”野牦牛

      清晨，天还是阴沉沉的，一夜大雪，阿克苏河谷成了白色的世界，唯有欢畅的阿克苏河像一条蓝色飘带，在白色的世界里显得格外醒目。依塔洪和阿曼默默地在一边收拾驼包，他们告诉我今天的路很长，达坂也很高，我们必须尽早出发。

      阿克苏河谷是野牦牛的天堂，出发不久，河对岸便出现了一头野牦牛。当我们向他靠近时，牦牛低着头，一个劲地翘起尾巴，向我们发出攻击信号。依塔洪告诉我们，在昆仑山不怕成群的牦牛，就怕单独的牦牛，因为孤牦牛往往是被牛群赶出来的公牦牛，具有很强的攻击性。

      往上走，河谷渐渐开阔，野牦牛也已越来越多。我们的出现打破了河谷原有的宁静，成群的野牦牛像发起冲锋的坦克，快速向雪山奔去。我们目送着渐渐消失的牦牛群，无不为这主宰高原的强悍生灵而赞叹。

      海拔越来越高，我们沿着河谷南行8公里后，来到了一个河岔，涉过西南方向的主河道，沿着一条东南走向的河谷向阿特塔木达坂走去。此时已是中午，海拔已超过5000米，在强烈的紫外线的辐射下，路上的积雪完全融化，河谷中的气温也逐渐升高。长时间的缺氧，我有点昏昏欲睡的感觉。在等待后面驴队期间，我顾不上吃喝，躺在地上就睡了过去。

      原来，走在后面的驮工被两头野牦牛拦住了去路。驮着行李的驴队从牦牛身边走过，牦牛没有任何反应，可依塔洪和阿曼准备过时，牦牛作出了攻击姿态，他俩不敢硬闯，只得从山上绕了过去。

      经过10多个小时的艰难攀爬，我们终于登上了海拔5550米阿塔木达坂。站在大坂上，我们仿佛走进一个红色世界，红色山坡，红色岩石，红色夕阳，把达板装扮得格外壮丽。向东望去，洁白的雪山，宽阔葱绿的克里雅河谷，与红色的达坂构成了一幅美妙的画卷。身处美景之中，我忘记了一路的疲劳，兴奋地拿出了相机。同时，我也深为我们的队员骄傲，我们站到了比博格达顶峰（5445米）还要高的大坂上。

      下达坂的路非常陡峭，不到三公里就降到了海拔4950米的克里雅河谷。太阳已快落山，依塔洪带着队伍快速地向东南方向的河道走去，我、老刘、海狼和马庆向东直插克里雅河。夕阳下的克里雅河谷格外的美丽，成群的羚羊、野牦牛、野驴点缀着葱绿的草地，我们在动物中穿行，仿佛进入了一个远古的牧场。河谷中有一座鲜为人知的古遗址—阿塔木帕夏古堡，它像守护这片大地的卫士，面对阿塔木达坂，静静地耸立在陡峭的克里雅河西岸。

      正当海狼想站到河床边缘拍摄古堡时，可万万没想到，他的出现，惊扰了正在河床底部吃草的野牦牛，重达一吨多的野牦牛尾巴一翘，朝着海狼就冲了上来，海狼大喊一声，我们拔腿就跑。河床又陡又深，可一眨眼功夫，野牦牛就横在了我们面前，吓得我们一动不动地与近在咫尺的牦牛僵持了几分钟。牦牛最终姗姗而去，而我们几个却瘫在了地上。

      晚上，躺在帐篷里，与野牦牛狭路相逢成了我们的话题，我半开玩笑地埋怨海狼：“可惜啊，怎么不把这么精彩的镜头摄下来呢。” 

七、让毛驴“殉职”的绝望达坂

      克里雅河谷夹在两座西北走向的雪山之间，河谷西侧雪山长80公里，雪山的另一面便是和田河的发源地，东侧的雪山长达100公里，两座雪山南边的隘口便是克里雅山口。从地图上看，翻过阿塔木达坂后，通往克里雅山口的路都在较为平坦的河谷之中，可依塔洪却说在阿塔木古堡到克里雅山口之间有个“大达坂”。在新疆，达坂通常是指途径的山口或山梁。

      我们在河谷中攀爬，除了两侧巍峨的雪山之外，前方的视野被一座座山梁挡住，每当我们登上一座山梁，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似乎是同样的另一座山梁。在一座接一座的山梁渐渐耗尽我们体力的同时，我也体会到了“大达坂”的含义。这不但是一座真正的达坂，而且，对我们这伙精疲力竭的人来说，它也是一座“绝望达扳”。在达坂上队伍拉开了很长的距离，走在后面的姜姐和扬戈渐渐消失在我的视野之外。队伍中最大的一头驴也走不动了，不时地卧倒在地下。在昆仑山，毛驴是最好的运输工具，它不但能走崎岖的山路，也能适应5000米以上的海拔，这一点马匹和骆驼都望尘莫及。

      8月7日下午5点，当我们爬上了海拔5400米的最后一个山梁时，视野豁然开阔，近在咫尺的雪山在夕阳的照耀下闪烁着刺眼的光芒，远在天边的克里雅山口在云雾中时隐时现。这也许就是依塔洪所说的“大达坂”，除了石头就是黄土，看不见丁点绿色，镶嵌在洼地处三个碧绿的水潭在贫瘠的河谷中显得格外地醒目。

      按计划，我们当天要赶到吾拉音湖畔，可姜姐和扬戈走得太慢，太阳快落山时，我们到达了距吾拉音湖还有7公里的一个小溪水边，此时，海拔已是5470米，我们已经在5000多米的高度行进了27公里。

      饿了一天的毛驴，低着头啃着少的可怜的牧草，但最大的那头毛驴一动不动地卧在地上，依塔洪盛了一盆包谷放在了它的嘴边，可它却只是嗅了一下没有吃得意思。依塔洪惋惜地说，这头毛驴要死了……。我们明天就要翻过克里雅山口了，可一路陪伴我们的毛驴即将毙命在这渺无人烟的高原，我慢慢走了过去，轻轻地摸了摸即将离开我们的毛驴，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夜里，朦胧中的我被一阵急促的驴蹄声惊醒，霎时间，整个营地被炸开了锅，受了惊吓的毛驴在帐篷外来回奔跑，一道道手电光划破了漆黑的夜空，杂乱驴蹄声，依塔洪和阿曼的吼叫划破了宁静的河谷。我意识到外面的驴群遭到狼群的袭击，下意识地抱着头，卷着身体趴在帐篷里。 

八、绝地逢生

      早晨起来听依塔洪说，昨夜几只饿狼闯入了营地，幸好我们人多不然毛驴就要遭殃了。在昆仑山，狗熊、雪豹、舍利等猛兽都很难见到，狼成了主宰这片大地的猛兽，别说是毛驴，就连体型巨大的野牦牛也难于抵御狼群的攻击。

      按照昨天拟定的方案，我领着驴队快速向克里雅山口奔去。在海拔5500米的高度急行军，憋得我喘不过起来，感觉比万米长跑还难受。行军半个多小时我率先到达了吾拉音湖出水口。

      吾拉音湖南北长约7公里，由5－6个小湖泊串接而成，每到夏季，东西两侧的雪山融化，形成多条小溪汇入了湖中，在湖泊周围也形成了成片的沼泽。虽说是盛夏，高原的清晨气温也在零度以下，河边上也结了一层薄冰，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不由分说脱去鞋子和裤子走进了冰冷刺骨河里。短短的几十秒，我们的腿霎那间就失去了知觉，上岸后，大家急忙用手搓着失去知觉的腿脚，骑毛驴过河的依塔洪见此情景，解开了棉衣，把小侠的双脚抱在怀里。

      时间一分分地过去，我很焦急，想在预定的2个小时内赶到克里雅山口。渡过克里雅河后我没等大家调整过来就催促驴队前行。可是没走多远，阿曼突然趴在地下呕吐起来。依塔洪说，昨天夜里怕狼再来袭击毛驴，他俩一夜没睡，早晨起来阿曼头疼的厉害，也吃不下饭。看着阿曼痛苦的样子，我只能让队伍停了下来，当即决定让他俩返回。

      整整十天的同甘共苦，我们就要分离了，前方未知的艰险在等待我们，而依塔和阿曼将要踏上漫长的回家之路。此刻，我们都哭了，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依塔洪含着眼泪对我说：“王队长，你就像我爸爸一样，以后你再也不要到这里来了……”。阿曼已泣不成声，我们紧紧地拥抱着，他用生硬的汉语，一个劲地重复着“王队长”三个字。

      望着渐渐远去的驮队，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感向我袭来，我再次感到了人在大自然中的渺小。我们七人背着沉重的背包喘着粗气沿着吾拉音湖岸一望无际的沼泽，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克里雅山口走去。虽说进入高原已久，但负重行军没走多远就感到胸闷，两条腿就像灌了铅似的。我们穿过了沼泽和吾拉音湖附近的几个水潭，直到2点左右登上了一块高地，此时海拔已达5446米，根据地图的判断这个制高点应该是克里雅山口，这是也新疆和西藏的交界点，跨过去就进入了藏北的羌塘。

      2008年8月8日是北京奥运会的开幕之日，也是我们实现自身梦想的日子，我站在克里雅山口感慨万分，我为我们队伍感到骄傲，我们感谢我的伙伴和亲人。我们拿出了队旗，面朝克里雅河谷留下了历史性的照片。

      翻过克里雅山口后，出乎我的意料，海拔一点都没下降，我们的行军也变得异常的艰难。在海拔5400多米的高度，地上除了黄土和石头，几乎看不到一根草。中午，寂静山谷中没有一丝风，头顶上的阳光照得人昏昏欲睡。我和老刘、马庆三人默默地走在队伍前面，一个小时后，我们到达了一条小河边，我惊奇地发现，河水是朝着克里雅山口方向流去，难道翻过克里雅山口后海拔还在上升吗？我急忙让老刘停下来查看GPS。结果发现，翻过山口后，海拔高度并没有下降。

      我们休息了半个多小时后，扬戈才走了过来，他状态已经非常差，见了我们只说了一句话：“克里雅山口还没到吗”？ 当时我没太留意，继续前行几十米后，突然觉得不对，我们分明在克里雅山口合过影，他怎么能不知道呢？这不是个好兆头，高山脑水肿的前兆就是记忆力极度衰退。扬戈几年前在慕士塔格登山时患过高山脑水肿，此刻，在他体力极度衰退的情况下，旧病极易复发。没有别的选择，我拉下了脸，郑重地告诉所有队员，我们的处境非常危险，接应队到达什么位置我们也不知道，按照第一阶段侦察约定的汇合点，至少离我们还有40多公里，快速行军也要两天。当务之急是我们必须把扬戈背的东西分担了，一旦扬戈走不出去就会拖垮整个队伍。

      下午4点，乌云遮住了太阳，阵阵的狂风横扫着干燥的山谷。从GPS得知我们已偏离了预定线路2.5公里，走还是就地扎营，队员中意见分歧。扬戈是坚决不走了，说出了很多理由，小侠则说如果翻过山梁有水我就走，姜姐只说了一句：走与不走让男人决定。老刘和我坚决要走，原因很简单，一是，我们现在的位置离我们预定的汇合点还有两天的路程，现在才下午4点，不抓紧时间走，等把我们所带的给养耗尽也赶不到接应点。二是，我们已经偏离预定路线，一旦接应队的车上来了我们也会错过。我同时也深知扬戈的痛苦，他的确是走不动了，再走体力会进一步地透支，也可能会更快地引发高山病，但是，如果住在5400多米的海拔，很有可能当天晚上他的旧病就会复发。一旦在这个高度发病，如果不能在几个小时内降低海拔高度，生还的可能就性微乎其微。在救援体系极不完备的中国，即使用卫星电话求救，飞机能不能来还说不准，即使政府调动直升机营救，层层审批，最快也得十几个小时，对高山病人来说已经死亡了。

      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我坚信自己的决定，立刻派马庆登上对面的山梁查看线路。正当和扬戈理论走与不走的时候，突然对讲机传来了熟悉的声音：“老王，老王，你们在哪里？我是宋玉江”。真是苍天有眼，不该我们死呀。我激动地手都颤抖了，在小侠递过来的餐巾纸上记下了宋玉江的GPS坐标。最终确定了宋玉江在我们东南方向2.3公里处。

      原来，接应队昨天从卫星电话中得知我们的处境后，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冒险强渡邦达错湖入水口处的大河，向克里雅山口方向靠拢。天蒙蒙亮，他俩驾驶的哈佛和丰田车趁水小渡过了大河，一前一后沿着山谷向克里雅山口方向摸索前进，哈佛车多次陷入泥潭都被丰田车的绞盘拽了出来。在离克里雅山口6公里的时候，宋玉江为了能和我们电台沟通，他竟然把哈佛车开到了海拔5450米的片石山的顶上。

      我们用尽全力向片石山奔去。在接近山顶时，当我看到夕阳下泛着银光的汽车和随风飘荡的彩旗，我激动万分，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我深深地感谢宋玉江、邢锐和大边，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的成功穿越，我们也难以安全走出昆仑山。

后记

      8月9日，天还没亮我就爬出了帐篷，敲了敲车门，扬戈答应了一声。他安全渡过了一夜，我们大家都为此而松了一口气。

      8月10日凌晨5点我们驶出了羌塘回到了叶城县，第二天一早，我非常意外地接到了依塔洪从普鲁村打来的电话。原来，在吾拉音湖分手后，他们夜以继日地赶路，用了75个小时回到了普鲁村。

      8月11日，我和海狼、姜姐、小侠来到了普鲁村。小侠给村里一个失明的小女孩带去了漂亮的衣服。依塔洪已和驴主人了结赔偿一事，尽管依塔洪百般客气探险队了是给他补偿了2300元，不管怎么说，我们成功穿越的一半功劳属于他们，我们不能亏待自己的朋友。

      8月12日，我们踏上了回家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