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冉：困扰鲁迅终生的“剽窃门”公案

原题《鲁迅另一面：曾身陷“剽窃门”  与兄弟因钱失和》

　　回望中国文坛的历史，鲁迅无疑是一颗璀璨夺目的巨星，他的杂文嬉笑怒骂，自成一派。他时常以幽默浪漫示人，对与自己失和的亲人主动伸出友好的双手，然而被指抄袭与兄弟失和的陈年旧事却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一直到死，他都不能释怀。

　　鲁迅逝世后的70多年来，不同的时代环境赋予了他不同的色彩。近日，尘封50年的许广平手稿本《鲁迅回忆录》面世，还原和纠正了1961年该书出版时曾被删减和改动的一些段落、细节及提法，以求完整呈现真实的鲁迅。书中的陈年往事为我们揭开了这位“文坛斗士”的另外一面。

　　鲁迅长相酷似瘾君子

　　鲁迅究竟长什么样子，也许这并不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几张广为流传的照片里，我们都可以看到“短发竖立，目光犀利，眉头紧促，面堂消瘦，一撇人字胡，或沉思或眺望，没有笑容，凝重而严峻”的鲁迅。事实上鲁迅并不是这样，“为什么我们看到的鲁迅遗容是这么消瘦的，其实是鲁迅没有戴全口的假牙，因此两腮是瘪进去的，他的身材也并不高大，只有161公分。”鲁迅的长孙、58岁的周令飞这样解释道。如果说照片上的失真是无意间造成的后果，那么政治生活中的鲁迅形象便是人有意为之了。

　　“文革”时期，有位名雕塑家请许广平为鲁迅雕塑提意见，许广平说：“雕得很好，但是否太严肃了”，并拿出随身带去的照片。雕塑家为难地说，“大姐，你的建议很好，但这不是群众需要、宣传需要的鲁迅 ”。结果，雕像还是以横眉立目的形象展示了。

　　那么，许广平心中的鲁迅是什么样子呢，手稿中是这样描写的：

　　鲁迅是一个平凡的人，如果走到大街上，绝不会引起一个人的注意。论面貌、身段、外面的衣冠等，都不会吸引人的。至多被人扫射一下，留下了淡漠的印象：在旧时代里的一位腐迂，或者是一个寒伧的人；一位行不惊人的朴素得连廿世纪的时代似乎也遗忘了的从乡下初出城的人士一般。

　　而他的面色灰暗，乍一看有似长期吸毒（鸦片烟）的瘾君子，更加以具有平常严峻的面孔，初看起来，不了解的会当他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不容易相处的人。在去杭州的时候，因此吃过亏，更加使当时的军警严厉的搜查。

　　1927年9月，鲁迅和许广平途经香港，香港的海关人员依照惯例上船检查。两位身穿绿制服、如狼似虎的检查员，把鲁迅的书籍和皮箱翻了个底朝天，甚至撕碎装鱼肝油的纸匣，捅穿饼干坛子的封口，最后还是收了他二十块钱的贿赂，才放过了他。鲁迅很诧异，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凶狠地检查他，船上的茶房说：“你生得太瘦了，他疑心你是贩鸦片的。”鲁迅愕然。

　　然而对于自己的相貌，鲁迅自己可不这么认为。美国作家萧伯纳访华，见到鲁迅说：“都说你是中国的高尔基，但我觉得你比高尔基漂亮。”听了这样的赞美之词，鲁迅调皮地回应道：“我老了会更漂亮。”

　　鲁迅的幽默和浪漫体现在他的每一件小事上。鲁迅与许广平为了能够结合在一起，于1926年8月离开北平，分别到厦门与广州任教，他们相约，奋斗两年打下基础，将来能够生活在一起。他们在四个月里往返书信多达80多封，差不多平均36个小时就写一封信。在厦门大学里种有相思树，一天鲁迅坐在树下思念许广平，看到一头猪跑来吃相思叶，正在热恋中的鲁迅看到代表爱情的相思树叶被猪吃，正义感油然而生，和猪当场展开决斗。当时有位教员看到这场景，鲁迅对那位教员说他与猪决斗的理由是不能告人的。最终鲁迅受不了两年约定的折磨，于1927年1月18日辞去了厦门大学的工作来到广州与许广平聚会。

　　困扰终生的“剽窃门”公案

　　生活中以幽默浪漫示人的鲁迅，在学术上却是异常严谨的，有一件陈年旧事一直是鲁迅心中难以拔掉的那根刺，一直到死，他也没能释怀。这件事就是闹得沸沸扬扬的“剽窃”事件。

　　近日，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读书》杂志前任主编汪晖写于20多年前的博士论文《反抗绝望》，被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彬彬指存在多处抄袭。此事的个中曲直我们暂且不论，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汪晖研究对象的“鲁迅”，也曾陷入“剽窃门”丑闻中。

　　新出版的手稿中有这样一段话，鲁迅日记中在1931年7月11日写着那么简单的几个字，“为增田君讲《中国小说史略》毕。……增田君原是从日本盐谷温先生那里学过《中国小说史略》的，根据他的证明，益信盐谷的教材取自鲁迅，而不是如当时一些中国无聊文人所说：是鲁迅盗窃他的了。

　　此段文字正是为了澄清一桩指责鲁迅所著《中国小说史略》，涉嫌抄袭日本教授盐谷温作品的公案。

　　“剽窃门”事件的关键人物是被称为中国闺秀派代表作家的凌叔华。

　　1925年10月1日，《晨报副刊》在报头用了一幅敞胸半裸的西洋女人黑白画像，无署名，主编徐志摩也未声明画的来源，只是在同日刊载的凌叔华所作小说《中秋晚》后的附记中，顺便说“副刊篇首广告的图案也都是凌女士的”。10月8日，《京报副刊》上登载了署名重余的文章，指出该画是剽窃英国画家比亚兹莱的。另一件事是， 11月7日，《现代评论》又发表了凌叔华的小说《花之寺》，14日《京报副刊》出现了署名晨牧文章，暗指《花之寺》是抄袭契诃夫的小说。此时，因在“女师大风潮”中与鲁迅有了过节的《现代评论》主编陈西滢，与凌叔华正在热恋当中，便开始疑心这两篇文章都是鲁迅所作，目的是屡屡使他们难堪。

　　于是不久后，陈西滢在《现代评论》上发表题为《闲话》的文章说：“我们中国的批评家有时实在太宏博了。他们俯伏了身躯，张大了眼睛，在地面上寻找窃贼，以致整大本的剽窃，他们倒往往视而不见。要举个例吗?还是不说吧，我实在不敢开罪‘思想界的权威’。”所谓“思想界的权威”，是当时某些人送给鲁迅的“封号”。

　　不出十天，他又写了《西滢致志摩》一文在《晨报副刊》上公开发表，其中攻击鲁迅说：“他常常挖苦别人抄袭。有一个学生抄了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刻骨镂心地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在我们看来，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也就罢了，何苦再去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地把人家刻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

　　《西滢致志摩》是1月30日登出来的，2月1日鲁迅便写出了他在这次论战中最长的、也是最尖锐的一篇文章，你的不是信吗，我的就叫《不是信》。在这篇长达8000字的文章中，鲁迅说，“这‘流言’早听到过了；后来见于《闲话》，说是‘整大本的剽窃’，但不直指我，而同时有些人的口头上，却相传是指我的《中国小说史略》。这回那罪名却改为‘做你自己的蓝本’了，比先前轻得多，仿佛比自谦为‘一言半语’的‘冷箭’钝了一点似的。”

　　对于抄袭的指责，鲁迅也做了回应，“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就是根据它，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都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

　　“鲁迅终身不能忘此仇恨”

　　直到将近十年之后，鲁迅依然对此事耿耿于怀，1935年12月，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里再次旧事重提：

　　在《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的序文里，我声明了我的高兴，但还有一种原因我未曾说出，是经十年之久，我竟报复了我个人的私仇。当一九二六年时，陈源即西滢教授，曾在北京公开对于我的人身攻击，说我的这一部著作，是窃取盐谷温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的；《闲话》里的所谓“整大本的剽窃”，指的也是我。现在盐谷教授的书早有中译，我的也有了日译，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我的“剽窃”来呢？呜呼，“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且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

　　陈西滢并没有就此应答，1936年，还是由胡适出面为陈西滢作解释。胡适在写给苏雪林后来又公开发表的一封信中道：“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先生（陈西滢）当日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俍工译出了，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温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 然而这时，鲁迅已经去世65天了。

　　其实，鲁迅与盐谷曾有来往，但并不密切。他们自1926年开始通信，1928年在内山书店曾偶然会面，但盐谷从没有发表过鲁迅“剽窃”或“抄袭”他的言论。那么，他是不是没有看到鲁著《史略》？事实是，盐谷看过。

　　1930年北新书局出了一本汪馥泉译的《中国文学研究译丛》，其中收录了盐谷氏的《关于明代小说“三言”》一文，文中说：“我前学年度在大学里讲中国小说史……看到从前著《宋元戏曲史》的王国维氏及近来著《中国小说史略》的北京大学鲁迅氏（周树人）等未曾见过的书籍，现在日本存在着……”当事人自己亲自看过，并没有剽窃的疑问，反倒是无关之人热情高涨，世间真是不乏怪事。

　　盐谷不但看过《史略》，而且还曾用作自己授课的教材，1997年8月举行的北京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上，一份报告中介绍了日本红学家松枝茂夫的经历：

　　“到东京后进入东京帝大，投入盐谷教授的门下……在这最后一年，盐谷教授讲授了鲁迅的《小说史略》一年，松枝出席听讲，在讲授结束的二月份，出席者签名留念时，松枝也签了名。这本原书现存于天理大学图书馆收藏的节山文库中。盐谷对《史略》的成就给予相当高的评价，并把它当做教材使用。”这又与手稿中的部分内容有一种契合。

　　许广平眼中的“兄弟失和”

　　关于周氏兄弟的反目，从1923年8月开始，社会上就流传着各种各样的猜疑：有人说是鲁迅趁周作人不在，调戏弟媳，遭到羽太信子的拒绝后，兄弟失和；也有人说周氏兄弟因为文化上的观点不同，再加上羽太信子的从中挑拨，造成了那样的结果；还有学者考证，鲁迅对日本弟媳持家的“暴发户”行为极为不满，二人因为家里时常入不敷出产生矛盾，终于反目，而周作人只是附和妻子罢了。诸如此类，让世人好奇不已。

　　在手稿中，是这样描述的：

　　家内人不断的大小轻重的生病，都常常要请医生到来，鲁迅就忙着应付这些差事。从没有计算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那么他们每月收入有六百上下（鲁迅三百，周作人二百四十），稿费在外，都哪里去了呢？鲁迅说：“她们一有钱又往日本商店去买东西去了，不管是否急需，都买它一大批，食的、用的、玩的，从腌罗卜到玩具，所以很快就花光了。又诉说没有钱用了，又得借债度日。”

　　可解答一部分人的意见，以为他们兄弟不和之原因所在，是物质关系。鲁迅在八道湾住的时候，初时每月工资不欠，比周作人还多，又忠心耿耿的全部交出，兼以向朋友告贷，这样的人，在家内开支是一个得力助手，要得的。后来开始欠薪，加以干涉到人事方面，就妨害了主人的权威，讨厌起来了。鲁迅还经常借债维持整个大家庭的开支，如果节约一些，不是免得多向外借一些吗？有时借款是辗转托之他人，向银行纳高利贷来的。

　　鲁迅除了负担八道湾绝大部分家用之外，连日本人信子的父亲羽太家：每月家用的接济，儿子重久三次到中国和在日本不时的需索以及军营的所需费用，及第三个女儿福子的学费，也都是由鲁迅每月收到工资，即行汇出的。后来鲁迅被赶出八道湾之后，常常感叹地说：“我幸亏被八道湾赶出，生活才得有预算，也比较的不愁生活了。”对照以往生活的紧张情况，后来可以量入为出，也可以接济一些急需求学的青年，可说利用资财得更有意义了。

　　兄弟二人反目后，对失和的原因都讳莫如深，而鲁迅还是一直关心着周作人。1925年10月12日的《京报》副刊上，周作人翻译了一首诗歌：《伤逝》，文章特意标出，这是诗人悼其兄弟之作。21日，鲁迅用抒情式的语言写了他唯一一部以爱情为主题的小说，标题正是《伤逝》。两个星期后，他又写了小说《弟兄》，内容是张沛君照看生病的弟弟靖甫的故事。许寿裳在《关于〈弟兄〉》中指出，“这篇写张沛君为了兄弟患病，四处寻医，种种忧虑奔走的情形，大部分是鲁迅自身经历的事实”。“鲁迅通过小说，是向周作人伸出热情的手，表示周作人如有急难，他还愿意像当年周作人患病时那样救济。” 周建人后来在书中这样写道。与周作人的关系成为鲁迅始终惦记的一件事。

　　1935年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时候，鲁迅还让三弟周建人转告作人：“遇到抗日救国这类重大事件，切不可过于退后。”对于他的创作，鲁迅也每每说“周作人的文章是可以读读的。”每逢周作人有新作品产生，出版了，他必定托人买来细读一遍。兄弟虽然反目成仇，但骨肉之情终究难以割舍。

来源:《文史参考》第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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