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之子与自然之敌

　　所有生物均是由其所处时代和地域的自然环境决定的。任何一个物种的存在，都需要一些最基本的自然条件。同时，不同物种所需的具体生存条件又很不一样。对人而言非常舒适的环境，对于其他的物种就未必合适。《庄子·齐物论》早就说过：“民湿寝则腰疾偏死，然乎哉?木处则惴栗恂惧，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民食刍豢，麋鹿食荐，且甘带，鸱鸦嗜鼠。四者孰知正味?”离开特定主体的“正处”、“正味”是不存在的，不能用一种标准统合其他。宋明理学家语录中常云：“鸢飞鱼跃，活泼泼的。” 环境的多样性决定了物种的多样性。万物各得其所，这个世界才是活泼生动的。

　　从这种意义上说，任何一个物种的生灭，都不是由它们自己决定的，而是受制于整个大自然。恐龙的灭绝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有些学者倾向于从偶发事件中寻找原因，比如彗星撞击之类的。这样一来，恐龙灭绝就成为一种突发性事变。但彗星撞击可以造成局部区域的灭绝，却无法解释整个恐龙家族的消失。实际上更有可能的是，这主要是由环境变化造成的系统性渐进性过程。恐龙是爬行动物，其性别的产生对温度的依赖程度是很大的，如果气温偏高便会产生雄性，气温偏低则会产生雌性。因此，一旦气候转变，其繁殖力就会出现问题;而气候转变同时也会导致其免疫力降低，并造成其他物种灭绝，使其无法获得食物。大自然的改变带来的结果不是一种，而是全方位的。当它们共同作用于一个物种身上时，灭亡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

　　物种是环境造就的，它也就必须适应于环境。这不能完全用进化论来解释。从理论上说，恐龙一样具有进化的能力。现在有些学者一味地强调恐龙进化为鸟类，却不考虑这种新环境是适合鸟类生存的，而不适合恐龙生存下去这个事实。或者说，即使我们承认鸟类是由恐龙进化而来的，但它毕竟已经是鸟，而不再是恐龙了。后者作为一个物种确实是消失了。这个例子对于我们理解人类自身的命运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如果说地球年限大约一百亿年，其中存在生命的时间二十亿年，我们大体可以将其划分为几个阶段：生命初期主要是单细胞类生物，然后慢慢转化为复杂的生命体。这是通过自然环境的改造实现的。人类在实验室里可以改造一种细菌，地球同样在改造生命，只是需要的时间较实验室里长得多，改造过程缓慢得多而已。人类的产生也是地质变化的结果，而不是简单的进化。人类生存时期的环境，包括空气、土壤、矿产的分布等，造成了人类产生的必然性。这就像实验室里要改造一种细菌，就要创造一种特定的环境，不能随意选用温度、湿度，或者培养液。因此，单细胞生命也好，多细胞生命也好，都是地球这个环境产生的。人类处于地球有生命之后的十亿年期间，相当于中年成熟阶段，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当地球发展到衰竭阶段，人类也是无法生存的。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要否认生命演化是多方面的，但地球自身变化和内在环境的改变确实对生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人类确实是“万物之灵长”，是自然界各物种里最具智慧的。但反过来，这并不意味着人可以为所欲为，因为他/她的地位是经过大自然筛选出来的，如同恐龙以前统治整个地球一样，最终仍然不能脱离大自然的控制。如果环境变化太大，人类的免疫能力出现问题，连最基本防卫都没有了，就不可能生存下去。人想战胜大多数疾病是不可能的，现在我们掌握的知识固然不足以做到这一步，即使从更长远的景象来看，这也已经超出了人类的控制能力，是做不到的。有生就有灭，宇宙也是如此，何况小小的人类!近代以来，人类致力于改造自然的大工程，就像培根说的那样，要“拷打大自然”，逼它说出自己的秘密;随着大自然的秘密开始逐渐显露，人也就愈发狂妄自大，认为自己可以驾驭整个世界。事实上，很可能我们终于有一天会发现，大自然最后的秘密即是，没有任何物种可以驾驭自然本身，但那个时候也就是我们作为人类消失的时候。

　　今天，人类已经走出地球，奔向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这使得我们忽发奇想，认为有一天当地球已经不再适合人类居住，或者遇到其他灾难的时候，我们可以移民其他星球。但是，我们知道，人在星际飞船上生活久了就会得病。很简单，人是地球环境变化数亿年的产物，一切都是为了地球这种环境而产生的。即使同在一个星球，也还存在着“水土不服”的问题，何况要整个搬到外星球去呢?火星上的山、海都与地球不同。就算我们在上面造一个海，也根本不可能像地球的循环海。它的运转速度、大气，整个就会大变。因此，移民外星球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事实上却是个极为漫长的过程(且这一过程完成后，是否仍可在今天的意义上称之为“人”，亦须思量)，上帝是否愿意再给我们数亿年的时间，恐怕就只能看他老人家的心情而定了(但坦率地说，凭人类在地球上的表现，如果我是上帝，便不会再给他/她一次胡作非为的机会)。

　　传统中医认为，人体是模仿自然的。这个“环境”，具体来说即是以人生存的地球为中心所观察到的自然，包括了天地在内。人的形象被认为是“圆颅方趾”，圆颅像天，方趾像地，所以整个人体就是自然的缩影。所谓天圆地方的说法今天看起来当然是有问题的，因此，人体取象于天地之说也被认为是胡说乱道。但是我们要知道，“天圆地方”是对人类眼中的世界的描述。换言之，它所讨论的不是天地本身的形态，而是对人而言，它们意味着什么。这个“立场”(用其字面意义)是非常重要的，它实际上是人站在“自然”之中看自身，也可以说，它为人在自然之中定下了一个位置，并谨守这个位置。它不像我们今天对于宇宙的认知，是越出人的本位的。但是超出地球这个大环境，天苍苍者，何所谓“天”?这些概念也就没有意义了。因此，中医有关天地的看法不只是和现代学术在具体观点上的差异，而是对于自然全套不同的观念的差异。

　　在传统医学看来，人的经络就像河流，肌肉就像土壤，骨骼像山。这才构成一个支架。当人构成这个支架的时候，也就成为地球的小复制品。但这是一个有生命的复制品，是和周遭环境融为一体的复制品。离开地球这一环境，人也就绝对不是这个样子。在一个孤岛上，生物群落一定和我们已知的不同。如果我们把岛外的东西引进去，且它能够在若干年后生存下来，完全融进岛内环境中，成为其中的一部分，那么它自己也就成为一个独特的东西了。同理，正是由于物种是由环境创造的，同在地球上的生命才会有一些非常相近的东西，如循环系统。毛泽东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不全不足以构成一个生命。

　　这里值得提一下中医的脏腑、经络概念。脏腑是看得到的，经络是看不到的，因此很多人认为这是胡说。但经络的道理其实并不难解。以地球为比，脏腑如同五大洲，这是看得到的。但是，五大洲的内在联系是什么?不同物种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什么?这是人类至今仍然无法完全解释的，可是我们又分明感到，它们是互相制约，互相影响的。这种内在的联系也不能完全用气候变化解释。比如发生地震前几天，甚至半个月，有些动物就感受到了。感到的不一定看到，眼见不一定为实。其实地球上的各个部分(包括空间和物种)之间存在着的这种相互之间的呼应实际上就和经络一样。也可以说，地球(乃至整个宇宙)中也存在着自己的经络。我想有一天如果对此有一深刻的认识，则中医所说的经络也就不再神秘了。

　　实际上，中医里几乎任何一条理论都可以从自然中找到印证。我们知道，陆地上最富有生命的地方是原始森林。当人们走在里面的时候多感到闷热潮湿，因为经过的是森林里的下部。《内经》云：“浊气在下。”这里是由腐烂的树叶、有机物、水湿等混合而成的环境。在人体中，便如同腹部一样，乃是水谷浊气之所。树从这里吸收养分，通过树干到达树冠(如同人吸收的营养通过肝和脾胃到达肺)，便产生清气，即《内经》所云“清气在上”。然后，再通过树叶的光合作用变成另外一种能量而布散到全身(如同人呼吸的清气和脾胃转输的养分融合而布散全身最后归于肾)。正是这种气机的转换造成了原始森林多雨和富含水源的环境，才孕育了多种生命。但这种机制如同人的身体一样需要呵护，内体机能破坏到一定成度就很难恢复了，通过简单的植树造林恢复原始生态是不容易办到的。

　　人与自然的另一重相似之处在于，人是寄居在地球之上的，这正如细菌寄居在人体上一样。人身上的微生物一方面依附人生存，另一方面又帮助人维持身体的平衡，如大肠杆菌帮助消化，皮肤上的螨虫帮助除掉皮屑，而每种细菌或者病毒都有各自的区域。这些细菌“在其位”是有益的，“出其位”就会诱发疾病，如大肠杆菌到了血液里就会引起败血症。人也存在于一定的区域中，不可能在地下或火山口生存。同时，地球上除了人之外，也还存在着大量的其他物种，它们各有各的生存区域，大家如都“不出其位”，也就可以共同维持自然的相对平衡。但人在过度开发自然的过程中，不但侵吞了许多其他物种的生存区域，更从大的方面改变了地球环境本身，其可怕的后果已经逐步在我们面前展开。新的自然环境将产生很多新的物种——包括病毒，而近几年来大型流行疾病的出现表明，它们对于人类这样一个“旧物种”的危害是不可低估的。

　　当人面临着死亡的时候，体内的很多正常细菌都会减少，异常细菌则会增加。这不是细菌变了，而是人的内在环境变了，正常细菌已经没有办法再依存人体。我们现在的做法是大量使用抗生素，以图消灭异常的细菌，重新恢复身体平衡，无异于缘木求鱼。记得在内蒙古草原上有一片牧地，因为过度放牧，导致植被减少，草原黄鼠大量繁殖，而它们以草根为食，又导致草原的进一步沙漠化。为此，人们大量投放毒饵，希望消灭黄鼠(如同大量使用抗生素消灭细菌一样)，结果发现草原黄鼠短期减少之后又大量繁殖增加。因为毒饵杀死的不仅仅是黄鼠，还包括狐狸、黄鼠狼、鹰之类的黄鼠的天敌，使草原对黄鼠的天然免疫屏障丧失，从而创造了更有利于草原黄鼠生长繁殖的环境。后来人们通过禁牧恢复草原植被，又引入狐狸等天敌，对黄鼠大量存在的地方进行局部捕杀，使草原得以恢复。由于草茂盛的时候不利于黄鼠打洞，又有天敌，黄鼠的繁殖也就得到了抑制。从医学角度看，投放毒饵消灭黄鼠的做法就好像大量使用化疗药物治疗肿瘤一样，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草原上本来就有黄鼠，而人体本身就是要产生肿瘤细胞。在一般情况下，肿瘤细胞是无害的，但当体内环境适宜的时候，它就会迅速地发展起来。治疗肿瘤就如同治疗草原黄鼠一样，需要多种手段，首要的原则就是尊重自然规律本身，恢复体内的平衡，而不是杀掉所有的细菌。同样，人在地球上也应该学会和其他物种共处。消灭人家也就是消灭自己。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是“万物灵长”，不是人要消灭万物，而是要从万物中习得智慧。事实上，最早的医学对人体和疾病的认识，都是通过对动物的观察得来的，而动物的外在表现其实是自然而然，顺应自然的表现。动物对自然有一种超敏性，它在应对自然状态时，要发展出一套有利于自己生存的策略，所谓的适者生存，生物的进化都是朝最实用的方向发展的。因此中医对于人和自然关系的看法恰恰和现代观念相反，它强调要顺应自然才能长寿。这是一种良性循环，是大自然的回馈。

　　当我们认识到自然与人(包括其体内环境)的关系，对于疾病就要产生另外的看法。首先，病是有区域性的，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就会产生不同的病症。西藏人到了四川马上头晕，四川人到西藏也会出现头晕症状，但二者的原因又不同。后者是因为供氧不足，前者则恰恰相反。人都有自己适应的环境，一但遇到一个新环境，容易产生应急变化。不过人有自我修复能力，一般人缓几天就会过去。这样，治疗也就需要有针对性。又如肠胃病，江浙地区就和四川不一样。江浙虽然很热，但是不像四川那样频繁出现闷湿天气。四川盆地水汽弥漫，阴暗潮湿，所以产生的肠胃病要多些，特别是慢性肠胃炎，要比江浙地区多得多。所以四川的胃病可以用干姜、附片达到一种温阳散寒的作用，而江浙气候偏温，气机容易懈怠，治疗肠胃病就应该偏重于平补和利湿。这就叫“对症下药”。而中医里讲的“症”，绝不是孤零零的，而是人体内外环境交流的结果。因此，北方中医下药，用附子，一百克、两百克都敢用，但是南方就只用几克。谁对谁错?不能按照一个标准切下来，要因地制宜。

　　由于人们所处自然环境、社会条件、生活方式与个人性格等的不同，即使得同样的慢性疾病，致病原因也不一样。同理，人类对自然的改造，产生的后果也不仅仅是诸多自然灾害的出现，它所导致的气候变异也在悄悄改变人体的内在结构，而产生不同的疾病。古人所处的气候、食物和生活方式与现代人有根本的区别。以肩周疾病来说，由于交通工具不发达，古人运动量远过于现代人，气血损耗严重;其居住条件更加阴冷潮湿，寒湿内侵，所以古人认为肩周炎、颈椎病多是风寒湿阻滞手阳明经所致。现代人出门有汽车，缺乏劳动，又住高楼大厦，远离寒湿，饮食多滋腻，寒湿所致的颈椎病、肩周炎在临床上占的比例越来越少。同样是手阳明经受阻，其产生的原因有本质的区别。同样，很多慢性病如哮喘、咳嗽、胃病等等，与以前的病因都产生明显的变化。我们如果不能透彻分析其原因而采取针对性的治疗方案，仅仅借用古人的观点和处方，取得的效果也将越来越差。有人针对中医提出所谓的“废医存药”的意见，认为中医的医理说不通，只有药物有疗效，真是无知者无畏。事实上，今人用古方多无效，乃是因为对疾病缺乏动态的认识所致;同样，如果西医忽视这一问题，也一定会被淘汰。

　　近年来的气候变化越来越大，风暴之类的恶劣天气比原来频繁得多，而疾病也在发生剧烈的变化。我从小就在四川，从没见过近些年来那种疾风暴雨。华佗的《中藏经》里面讲：“天之喘疾风暴雨。”天发喘了，气不平了，才会产生那种疾风暴雨，人会不受影响吗?有很多哮喘病人在四川发哮喘，在北方就不发哮喘了。为什么?是一种环境诱发他，没有那种环境的时候他就不发喘了。但是病还在不在呢?当然还是存在。同理，几年前我治咳嗽的思路和现在的思路大相径庭，处方差距也很大。此无它，气候之移人也如此!

　　不过，万变不离其宗。中医一方面必须变，不变则死;但另一方面，其变化又有内在理路可寻，否则只是乱变，没有章法，也是自取灭亡。贯穿变与不变的内在理路，仍要回到自然观。中医治病方法多为自然法则。比如，如何除水?一可以用加热法，二可以用风干法，三可以用疏通法——挖沟引流。同理，治疗因湿所生的病也就这么几点。张仲景说：“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其实就是引流法。张仲景的理中丸四逆汤用温阳散寒法治肠胃病，后世的胃苓汤用利水法治脾湿腹泻，李东垣用羌活防风风干法治脾阳不振湿胜作泻，不出这三条办法。中医治疗其实就是一种最原始的唯物主义观点，但这又是最正确。现在发明的烘干机、甩干机，无非是这个原则。所以，人不能脱离自然界最原始的东西，只是使用手法不同而已。

　　近些年来人们突然发现，“医学”越来越“进步”，可是医疗水平似乎并没有水涨船高，相反，似乎还有大不如前之势。这里边的原因很多，包括病菌本身也在适应新的环境，更重要的是我们对疾病的认识越来越趋于微观化、孤立化，对于人体作为一个系统以及他和整个外部大环境的认识不够。这实际上已经远离了自然法则。而事实上，医学是处理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学问，不管是中医、西医、蒙医、藏医，或者其他民族的传统医学，都是基于对自然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所有的这些医学都可以互为所用而不应有什么对立，这也就是我所谓的“自然医学”。

　　正是在此立场上，这种医学也突破了过去那种仅仅注意于身体、病毒本身的认知框架。人类的健康并不是立足于一般意义上的新药发明等“纯粹的”医疗事业，而是立足于我们怎样对待我们生存的这个环境。今人过于短视，为了一时的“发展”不惜破坏自己最终的生存根基。反思古人的观点，真是比我们高明了不知多少倍。所谓“天人合一”，就是对自然的认识。我们是自然之子，不应该是自然之敌，不能过分改变环境。我们都说，中华民族是黄河、长江的子孙。这是两大主动脉，我们是依靠它们的供养才有中华文明的。可是，拦河修坝，这两大主动脉都被卡断了，这种变异不可预知，但是一定非常可怕!我们知道，自然界也有自我修复能力，因为地球实际上也是个生命体，它不是无知无识，任人宰割的。自我修复能力是自然界得以维持下去的根本原因，治病也是这样，它很多时候是通过人体的自我修复能力，比如一个创伤，不管是西医中医，解决的都只是去除其不能愈合的问题，而不是造成愈合本身，愈合需要机体的自我修复。自然也是如此，水不足就加，多了就减。现在把河道堵塞之后，上面的水壅塞不通，自然界得到的反馈是水过多了，反而造成给水不足，导致整个流域水源减少(雨量减少)，进一步加重缺水状态。从我们中医角度讲，这是肯定的。我们发现，很多原来修的水库短短几十年就没水了，实际上就是因为壅塞不通了，就像把血管一下子堵起来，好像局部血液增加，实际是壅塞不通，整个血管就萎缩了。其实自然界本身是有储水功能的，很多水是存在地下的。我们中医讲循环，地下水就相当于人体的肾水，它必须藏得深，不然就造成荒漠，源泉枯竭，影响是非常可怕的。

　　人在掠夺地下水的同时，也产生一些内在变化，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太多，而又过于自以为是。我甚至觉得挖金属、挖矿藏，都是对地质的改变。现在我们把地下挖得太空了，也许有一天会后悔，可是悔之晚矣!我相信，随着人对自然掠夺的加剧，人的寿命有可能从上升变为下降的趋势。漠视自然变化对人的影响，必然导致严重后果。其实自然给人类最大的财富是清洁的空气、水源和丰富无污染的食物，我们应该像爱护自己身体一样爱护环境，事实上，爱护身体最终要落实到爱护环境上，这样人类才可能在这个星球上长期存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