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帝是阻碍中国发展的第一历史罪人

长乐居士
古代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曾创造过辉煌的文明，读到或看到这些伟大的遗产，真令人叹为观止。后来，在明末清初，我们落后了，直到现代，虽然我们已经赶了百多年，但还得不停地赶。
为什么中国会落后，这是个很难说清楚的问题，老夫绝无野心想给以全面解答。对于这样有趣的问题，还是忍不住想说几句，当然只能是在某个侧面，说点初步想法。
历史不是少数人创造的，但是有些人却可以对历史的进程施加巨大影响：促进或阻碍其发展。特别是古代中国这样高度专制集权的社会，更给少数人产生大影响造成条件。
这样的人的在中国历代皇帝中确有一些，从年代上说，最早的则是秦始皇帝嬴政。
嬴政开创了集权专制暴政，后世的帝王们延续了这种体制，对中国的发展有很大的阻碍作用，这是嬴政的第一大罪。虽然，正统的中国文化对于嬴政的残暴是持否定态度的，但主要只是对于他太过分的一些残暴行为，对于他的基本面，即集权专制，却并不真正否定。后来有的帝王学他的恶，甚至比他更恶，当然要由这些帝王自己负责，但是，他们实际上是步他的后尘。
开创集权暴政，当然是一大罪孽，但是还有比这更严重的阻碍中国发展的罪行。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嬴政终结了春秋战国以来的百家争鸣学术黄金时期，是他更大的罪孽，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影响之巨是无法估量的。
若以孔子建立自己的学说作为春秋学术黄金时期的开始，把“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庄子、孟子等大批学者出现看作是这个黄金时期达到百家争鸣的繁荣期。而这个黄金时期的结束，也许可以用吕不韦（《吕氏春秋》编写的组织者）和韩非（法家集大成者）之死为标记。
在流传下来的年代比较明确的著名著作中，《韩非子》和《吕氏春秋》是这段时期最靠后的作品了。当然这两位的死亡并不意味着学术的终结，不意味着再没有学者为学术作出贡献，只是缺乏历史明确的记录，无法断言。《吕氏春秋》的实际作者是吕不韦的门客，当吕不韦自杀时，并没有这些门客们被杀戮的记载，有一位为吕不韦哭祭的，也不过逐出秦国而已。他们还有可能到别处去继续他们的学术生涯。但是，灭六国的战争消灭了这种条件。
春秋战国时期的各诸侯国间的战争，多发生在各国边境地区，而灭六国的战争必然会发生在各国的首都及其邻域。这种战争必然会对学术文化的发展有强烈的破坏作用，不再允许学者有安静的环境。所以，秦灭六国的战争结束了中国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是不奇怪的。
吕、韩二位死后三五年，秦灭韩国，然后在十年中消灭了六国。从时间上看，秦灭六国和百家争鸣的终结是吻合的。
接着，嬴政又迁天下十二万户富豪至咸阳。这实际上起到了毁灭六国的文化中心城市的作用。即使学者们没有当富豪被迁到咸阳，他们也失去了可能的资助。
统一中国后数年（213BC），嬴政根据李斯的建议下令：天下所有藏《诗》《书》的都要交到官府烧毁；有敢交头接耳谈诗书，判死刑；敢以古非今的人要连族人一同处死。第二年又坑儒数百人，且使天下都知道这件事，用以杀鸡给猴看。
这样，嬴政就从法律角度为埋葬中国的学术黄金时代画上句号。
从孔子步入壮年期至秦统一中国大约有280年，似乎不算太短，但是，从庄子、孟子、慎到、惠施、申不害这一批学者步入壮年期至秦统一中国只有120年，和希腊的近四百年的学术黄金时代（含希腊化时期）相比太短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成就不及古希腊，也就不奇怪了。嬴政腰斩中国的学术黄金时代是他最大的罪孽，从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看，这个影响极大。
也许有人会辩驳说，你怎么知道如果秦没有灭六国，中国的百家争鸣就一定会延续下去，就会取得更大成就！确实不敢这么说，历史上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是不容假设的。但是，却也不能按相反的结论去假定。
如一个有才情的、在学术上初露头角的青年遇害，人们当然都会非常惋惜。其实也没有谁敢肯定如果这位有希望的青年活下去，必有惊人的巨大贡献，但也不会有人断言，这个青年若活者必会变平庸的弱智。从年代上看，春秋战国时的学术黄金时代也还只是个青年，随着嬴政的统一战争而突然结束，只能看作是夭折。
另一方面看，希腊黄金学术时期的结束和斯巴达人入侵直接有关，在原希腊殖民地延续下去的希腊化时期（欧几里得、伊壁鸠鲁、阿基米德等都是这个时期的学者）的结束则和罗马的入侵直接有关。这种学术黄金时期的消失的入侵多有直接关系。可见没有战乱，学术黄金时期继续延续的可能性是极大的。
如果百家争鸣的环境和条件能多存在一二百年，谁敢没法断定中国的学术黄金时代不可能取得更大的，（是不是可以和古希腊学术相媲美，是另一回事）。认定嬴政扼杀了中国古代的学术黄金时代，没有冤他。
简而言之，秦始皇帝嬴政有两大妨碍中华民族发展的大罪孽：开创专制集权暴政，扼杀中国学术黄金时代。
中国学术黄金时代的夭折——中国历史上最不幸事件之一
长乐居士
一，中国学术黄金时代是夭折，还是寿终正寝？
有网友认为，百家争鸣的学术黄金时期在战国后期已经显出弱势，似乎东方人成就最高也只能达到这样的地步。因而把罪过都归之于秦始皇帝嬴政是不公平的。按这种说法，即使有个好的环境，学术黄金时代也要在230BC前后结束。这样说是没有道理的。
在战国末期仍有许多学术钜子出现。秦灭韩开始了大规模残酷的战争，在此前十年之中去世的有荀卿、韩非等，其中韩非子方是中年人。他们的学生，以及其他比较年轻的、尚不知名的学者，更不知道有多少。写《吕氏春秋》的学者也不在少数。稷下学士们虽然因君主不再有兴趣而星散，但学者们也不会一下子就消失。《荀子》中有《非十二家》，可见当时尚有许多学派，并不是一片萧瑟。虽然，战国即将结束前十多年的战争形势，已经缺少了大学术家出现的外在条件，仍有这样的景象，只能说那时学术的发展有相当强的生命力。
在战国中后期，齐宣王和齐襄王注重学术，在齐国首都临淄的稷门前聚集大量的学者，称稷下学士，他们的许多观念言论存于《管子》及《晏子春秋》之中。吕不韦在当了秦国掌权之后，吸引了一批学者，编写了《吕氏春秋》。还有，荀子曾在楚国春申君领地工作写作。这些看来都好像是些特例。但是，特例多了，也就成了惯例了。四大公子养士，只有春申君一位有资助过荀卿的记录，但谁也不能肯定说，其他三位，信陵、平原、孟尝，就不曾资助过名气较小的学者。更不能断言，如果战国时期延长，就不会有别的贵族资助学者们。
在这样形势下，学术继续发展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既然如此，就不能说孟、庄、荀、韩等出现已经达到巅峰，以后只能走下坡路，也不能说如果有好的环境，也不会再出现新的高峰。
所以不能认为中国学术黄金时代是寿数已到，行将就木，中国黄金学术时期确是夭折。
二，战国后期学术界有折中混同的趋势吗？
在这里需要对一个问题做些说明。有些学者（其中不乏相当知名的）认为在战国后期，百家争鸣已经进入了尾声，在这个时期，中国的学术界呈现出一种折中、混同和融合的趋势，如果真是这样，只能认为学术总水平已经衰退了。但事实上恐怕不是这样。确实，在后期的一些著作中，如《吕氏春秋》中有折中、混同的趋势，可以作为这类观点的例证之一。参与《吕氏春秋》创作的学者很多，可能具有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在成书前整理、修改时，为保持全书的统一，有时难免不得不在各种不同观念的文章中掺入一些折中的观念。但是，这并不能代表那些学术水平较高的学者们自己在折中或混同。
一些学者由于某种原因聚集在一起，各人的观点可能有很大的不同，很难称之为一个学派。一个有一定学术成就的学者，只可能是某一学术流派的。各种学派的、矛盾的观点不可能同时体现在一个有成就的学者的学说中。但是却可能出现在《吕氏春秋》这样的书中。当然不能由此证实参与《吕氏春秋》写作的作者们学说混同了。
在战国末期，秦国的兵车四处横行，学者们不得不聚集在一些安全港中，如聚集在远离秦国的齐国，或在极有权势的秦国丞相吕不韦门下。在这种环境中，学者们独立著书立说的权力有了某种限制，于是就出现了杂混式的著作。
《管子》也是集体创作的成果。也难免出现类似的情况。在读这类著作时，不要把他看作一个学派的经典，而最有意义的是看到其中有哪些观念是春秋战国各主要学派的主流学说中都不曾有过的新东西。
混杂的只是一些著作，而不是学术本身。你不能拿着一本有各派学说的论文集哀叹学术折中了或混同了。
三，中国学术黄金时代太年轻了
说春秋战国黄金学术时代夭折，意味着它还很年轻。八世纪左右，古希腊文化开始进入辉煌时，埃及和两河流域已经有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合适的书写载体在古埃及和两河流域的流行超过了千年，已经有了大量知识积累。在希腊学术黄金时代开始时，学者们多到埃及和巴比伦去游学，据记载，希腊哲学的开山祖泰勒斯和稍后一点的毕达哥拉斯都曾到埃及和巴比伦去学习数学、天文等知识。这样，他们就能站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起飞。
当然这丝毫也没有要贬低古希腊文化伟大成就之意，学习先进来促进自己学术的发展，是最正常不过的事。在此只是想说，中国春秋战国学术黄金时代延续时间本来就比较短，再加上没有邻域伟大文明可借鉴，学者们得自己从头作起，这样的成长必然要慢一些。当秦始皇的战车碾碎这种学术环境时，应该承认中国的学术黄金时期还是青少年，也许是早熟的少年，即使这样也是夭折。
四，中国的学术还有无可能进一步发展？
有些人认为，即使有好的学术环境，中国的学术也不会有大发展。例如，在中国不会产生民主思想等。春秋战国时期没有产生民主观念，在中国后来也没产生，这是事实。但是，以秦始皇晚统一中国几年就会出现民主社会来讽刺老夫，则没什么道理。古代中国文化和古希腊相比还是有值得一提的。
例如民本思想，在那时已经有着相当的发育，像孟子的“民为贵”等。这不等于民主，但是，和希腊奴隶主民主相比，也有其高明之处，古希腊思想中认为人分奴隶和奴隶主是天然合理的。而“民为贵”“性善”说则透着人类天生平等的微光。可惜这种思想没有进一步发展。反过来，古希腊奴隶主民主不但有了观念，而且已经有了制度。
也许有人会说，古希腊文化中相当重要的成分是自然哲学，而在中国春秋战国文化中这一方面是极弱的，即使延长中国的学术黄金时代，也只是在人际关系政治等内容上打圈子。这样说也不尽合理。
在儒、法等学说中，自然哲学确实几乎没有，但是，在战国后期出现的《管子》中，就有这方面的内容。在这部书中，讨论了万物之本源为道、气、精、五行等多种说法，其中以在《管子．水地》中说水为万物本源最具有自然哲学意味。该章讲道：水是大地的血液，如同人体中血液在筋脉中流通；因为有水，草木才能生根、开花和结果；鸟兽有了水，才能形体肥大、羽毛丰满、才能有美丽的文理；水也是人的根本，男女精气结合，也离不开液体；认为万物生养都是靠水的，故水是“万物之本源”。在今天看来，其论证似乎有些可笑，但是确是基于对自然现象进行分析后提出来的，属自然哲学的范畴。
有趣的是古希腊自然哲学的鼻祖泰勒斯，就是主张水是万物之原的，据西方学者们说法，古希腊学者们的论证也就是上述那种水平。《管子》的这个内容应该反映了某稷下学者的观念，也许应该把写出这种观念的那位学者看作中国自然哲学的开山祖。泰勒斯的弟子。 阿拉克西曼德主张“无限(the boundness)”是事物之本源，阿拉克西米尼则主张空气是万物之原，他们有师承关系，都属于爱奥尼亚学派；还有赫拉克利特主张火是万物之源。《管子》中出现了好几种对万物之源的看法，很有类似的意味。如果希望有较大进展，是需要时间的，而秦始皇发动战争，没留下时间。
在《管子．七法》讨论军事问题时，强调了计算的重要性，说不明白计算，要想成大事，就和过河涉险而没有船一样。《九章算术》代数学水平是当时世界最高的，学者认为其中主要部分是秦汉之前写成的，在西汉及以后，只是对其进行了一些整理和补充。
《墨经》中关于逻辑学、认识论、光学、几何学等的论述都是极有趣的，当然其中大部分都是朴素的、自发的，但是，谁能说有个较好的环境，一定就不会再深入？！学者研究认为《墨经》是战国后期墨子学派精英们的作品，其时间也就应该是秦发动大规模战争前。曾显赫一时的墨家竟很快莫名其妙地消失了，为什么会消失，是个谜。不论怎样说，都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大损失。
在战国中后期出现了不少深刻新颖的观念。例如在《吕氏春秋.持君览》说古代知母不知父，衣服、宫室、舟车、城郭皆无。《韩非子.五蠹》说古代人胜不了禽兽虫蛇，是有巢氏教人盖房，燧人氏教人钻木取火等。这些在今天看来都是常识性的东西，在那个时代，则是很了不起的。
在春秋战国期间，中国的学术进展成绩巨大，但由上面所述可以看出，在战国中后期，还是有很多新的思想、观念出现，还没有形成为后世所承认的一家学说，例如自然哲学学派。在讲历史时，是不应该作假定的，我们无法说明如果中国战国时期的争鸣能再延续二、三百年，我们的祖先们可能在自然哲学或自然科学上作出什么成就来。但是，我们却可以明确地说，战国时期的学术繁荣是被外力破坏而夭折，没有进一步发展的机会了。
战争使中国的学术黄金时代夭折！这个罪过只能加在秦始皇帝嬴政的头上。他的罪孽的根子是消灭文化！不论古今，对不同文化的宽容是十分必要的，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也正是这样的，这是我们还会不断继续进步的重要条件之一。
秦始皇灭六国建秦帝国是失败的尝试——他不是中国统一的象征
长乐居士
前几天发表了拙文《秦始皇帝是阻碍中国发展的历史罪人》，得到不少网友关注，有不少颇有见地的评论。在此对一些在前文中没有说清楚的问题作点补充。
首先要说明的是，批秦始皇绝非标新立异。现有一股歪风，胡乱批古人，在网上以骂岳飞为典型，还有诬李白的。多有无中生有颠倒事非的所谓论据。对秦始皇的批判已经有两千多年历史，最早可追述到陆贾（刘邦的谋士）的《新论.无为》，汉初的贾谊《新书.过秦上下》则已经相当系统了。老夫幼时读书，对于秦始皇无一不作批判，只是近几十年，口风才有变。
有人以为批秦始皇就是否定统一中国，这绝对是错误的。
首先，虽然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但从灭六国（220BC）至刘邦进咸阳（207BC），只不过13年。一个前所未有的统一的皇朝只维持这么短的时间，并不能向人们证明大一统国家存在的可能性及必然性。从记载中看，秦朝灭后，人们仍多以为应该像周朝似的分封许多小国家，项羽就是这样干的。不是他不想当皇帝，他曾有过要取而代之的豪言，他没再建大帝国，只是以为那条路是走不通的，秦帝国的土崩瓦解似乎就证明了这一点，只有分封才是可行的路。真正统一中国的是刘邦，刘氏将统一维持了四百年，这才使人们明确，统一确是可能的，而且是大有好处的。这才有了“分久必和”的观念。
秦始皇统一中国只是一次不成功的尝试，即使秦二世不那么糊涂混蛋，秦帝国也很难长期按秦始皇的模式维持下去。在秦始皇死后，陈胜吴广立即揭竿而起，反秦起义如波涛般席卷关东，这并不是因为秦二世做错了些什么，他还没来得及。秦二世的糊涂只表现在他镇压不力而已，秦帝国灭亡的种子是秦始皇自己种下并培育成熟的。把秦始皇看作中国统一的象征，实际上是一种对历史的误解。把刘邦看作统一的象征相对而言比较合理。
读秦汉之交的历史记载时，常常困惑于为什么刘邦进入关中那样的容易，秦国的军队的抗拒弱的出奇，其它秦国原领土，如陕北甘肃陕南四川等地的驻军和居民，也没有起来反抗的记录。只有一种可能的解释，这就是秦国人，不论是军还是民，也都厌恶了秦始皇的暴政，只是没有领袖引导他们反抗而已。
在秦始皇的统治下，人们若有书籍，除了医书和农书外，不论是“百家”哪一家的，都要上交烧毁;私自在一起谈论这些，要杀头；如果在谈论中表达了对当前有意见，是要把一族人全杀掉的。有人说秦始皇只是反儒家，这是不对的，秦始皇实行的政策是：“天下有藏诗书百家语者，皆诣守尉杂烧之”，可见儒家以外和各家，即使是法家的书也不能持有。秦始皇实行的本来就是愚民政策，而不是单反儒家。这种严酷的反文化的法律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有人赞颂秦始皇的改革，这样改革还是千万不要称颂。幸运的是秦始皇的统治只延续了十几年，若能维持百年以上，中华民族必陷入黑暗，古代的文明也会灭绝。
统一中国并不意味着必须消灭文化。刘邦、司马炎、杨坚、赵匡胤等都曾完成统一大业，也没有把原有的文化中心都消灭掉。秦始皇则是摧残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在秦皇朝，不知道还有什么精神文化，除了法令；也没有了文化中心。前文中所批判的是秦始皇消灭文化及文化发展的条件，而不是统一。
有些人惯于借古讽今，一看到批秦始皇，就立即要和现代某人联系在一起，结果是拥护的有，咒骂的也有，实在大可不必。各有各的帐，各有各的历史作用，以历史上某人来影射现代某人，或颂或贬，也许可能对只有听寓言的水准，或在思维中只知道类比，而不会分析的人，可以起点作用。而对于受过较好教育的、有理性分析头脑的人来说，这种影射不值一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