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在新中国建立前夕，人民政协开会商讨国歌。著名画家徐悲鸿和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委员力荐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毛泽东、周恩来当即表示支持他们的意见。但有人认为新中国就要成立了，而此歌的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已经过时了，主张改词。周恩来发言，提醒大家要居安思危，安不忘危，留下这句话，让我们耳边警钟长鸣。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１９３５年，剧作家田汉作词；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创始人聂耳作曲。这首歌原为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影片《风云儿女》描写的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中国的东三省，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一些知识分子从苦闷、彷徨中勇敢走向抗日前线。田汉在写完这部电影故事以后，便遭反动派逮捕，主题歌词是写在一张香烟的锡箔衬纸上。聂耳主动拿去歌词，在他去日本前完成歌谱初稿，到日本后不久，把歌谱全部完成寄回。歌曲随电影的放映，更由于救亡运动的开展，流传于全国每一个角落，被称为中华民族解放的号角。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义勇军进行曲》新词。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议，撤销1978年3月5日全国人大会议通过的新词，恢复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

  聂耳１９３３年由田汉（右）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两人在上海时的合影。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田汉（1898年3月12日—1968年12月10日）原名寿昌，曾用笔名伯鸿、陈瑜、漱人、汉仙等。1898年3月12日生于湖南省长沙县。话剧作家，戏曲作家，电影剧本作家，小说家，诗人，歌词作家，文艺批评家，社会活动家，文艺工作领导者。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多才多艺，著作等身。原籍湖南长沙。早年留学日本，1920年代开始戏剧活动，写过多部著名话剧，成功地改编过一些传统戏曲。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

    聂耳。原名聂守信，号子义，又作紫艺。聂耳是云南玉溪人，1912年2月出生于云南省昆明。毕业于昆明云南第一联合中学（1927）、云南省立第一师范（1930）。自学小提琴、钢琴等乐器，与友人组织“九九音乐社”。后因参加革命活动被迫离滇赴沪，曾在商号当店员。1931年4月考入黎锦晖主办的“明月歌舞剧社”，任小提琴手。1932年7月以黑天使名发表《中国歌舞短论》，因对黎氏作中肯批评，被迫离团。1932年11月入联华影业公司工作，参加“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组织“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组。1934年4月入百代唱片公司主持音乐部工作，同时建立百代国乐队（又名“森森国乐队”）。
　　1935年1月任联华二厂音乐部主任。因白色恐怖决定经日本去苏联学习，不幸于7月17日在日本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溺水逝世。年仅23岁。

聂耳 聂耳１９３２年为舞台剧伴奏

 国歌六十年曲折历程：1978年歌词曾被修改

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是田汉1935年2月在狱中创作的电影剧本《风云儿女》的主题词，配曲是由聂耳先生写成的，当时主要为了激励中华儿女前仆后继，奋勇抗击日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前夕代国歌的确立。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建马叙伦为组长、叶剑英和茅盾(沈雁冰)为副组长的筹备会议第六小组，负责拟定新中国的国歌方案。郭沫若等人起草的“征求国歌词谱启事”经毛泽东、周恩来修改审定后，《人民日报》、《天津日报》、《光明日报》等各大报纸连续刊登八天。国内各报和香港及海外华侨报纸也纷纷转载。9月21日，第六小组共收到应征国歌632件，歌词694首，都不尽人意。25日，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召开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马叙伦等主张暂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徐悲鸿等许多委员表示赞成，只有郭沫若、田汉等人认为歌词中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合时宜”，提出要修改的意见，郭沫若还拟就了三段，但绝大多数人不同意。毛泽东也认为:我国人民经过艰苦的斗争，取得了伟大胜利，全中国也快解放了，但还受帝国主义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的压迫，要争取完全的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留原歌词好。故，他后来在一份有关国歌的文件上批示:拟用，居安思危。周恩来说:“用原来的歌词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周恩来和大家一起放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27日，政协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的决议。

(二)“文革”时期国歌实际上的废弃。新中国成立以后，《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唱了17年。1966年2月文化大革命”始，江青及其同伙大搞“影射文学”，抓住田汉编的京剧《谢瑶环》中有“为民请命”、“载舟覆舟”等词句，断章取义，加以歪曲，上纲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在全国各报刊点名批判，进而把田汉与周扬、夏衍、阳翰笙一起，诬蔑为30年代到60年代存在的一条又粗又黑的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田汉还被扣上了“叛徒”的帽子，予以批斗、游街、关押。1966年12月，田汉入狱。1968年12月10日田汉含冤惨死狱中。他的全部作品都遭到禁止。在外交场合仍演奏《义勇军进行曲》的曲谱、不唱歌词。后来，国歌就逐渐成了有曲而无词、只能奏而不能唱的纯演奏曲。“文化大革命十年时间，《东方红》逐步取代《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实际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则被废止。

(三)“文革”结束初期国歌歌词的修改。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有人认为《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已不能反映变化了的现实，为了填补国歌歌词的“空白”， 1978年3月5日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新的国歌歌词:“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英勇地斗争。前进！前进！前进！我们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前进！前进！进！”

当时就有意见称，新歌词的内容、文字韵律都推敲不够，从文字上看歌词太平，缺乏激情，缺乏形象性，只是把几个口号凑在一起。从韵律上看，新歌词平仄、音韵都不如原歌词，有拼凑的感觉。歌词从头到尾没有提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注明“李焕之配词”等等。虽然有两种不同意见，但修改国歌歌词一事酝酿已久、已是不可更改。国歌征集小组没有采纳不同意见，建议将新国歌歌词提交这次大会通过。1978年修改国歌歌词的建议提到了五届全国人大一次大会，大会成立了国歌征集小组。经过几个月的发动和征集，收到了大批新歌词词稿。经讨论，最后确定由李焕之配的词提交大会代表讨论修改，但也存在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新歌词气势雄伟，高度概括，政治性强，有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党的领导、“奔向共产主义明天”等鼓舞人心的内容。另一种意见认为，新歌词的内容、文字韵律都推敲不够，从文字上看歌词太平，缺乏激情，缺乏形象性，只是把几个口号凑在一起。从韵律上看，新歌词平仄、音韵都不如原歌词，有拼凑的感觉。歌词从头到尾没有提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注明“李焕之配词”等等。虽然有两种不同意见，但修改国歌歌词一事酝酿已久、已是不可更改。国歌征集小组没有采纳不同意见，建议将新国歌歌词提交这次大会通过。同时决定，考虑到国歌不同于一般歌曲，为保持国歌的稳定性，除注明“聂耳曲、集体填词”外，一律不署编配者的姓名。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新的国歌歌词:“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英勇地斗争。前进！前进！前进！我们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前进！前进！进！”

(四)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歌歌词的恢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歌歌词作者田汉得到昭雪平反。1979年6月，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时，作为与会的文艺界代表、著名作家陈登科，向大会提出了一个议案:要求大会讨论通过恢复国歌的歌词。议案拟出三条理由:一是原国歌的词是经历届人大通过决定的。二是现行的新歌词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很粗糙，经过一年多的实践证明，人民群众对这个词反映冷漠，缺乏激情，且不易上口。三是原词作者田汉同志已经平反，并有了明确结论。人平反，作品也应平反并受到充分的尊重。现在抽掉原词，以集体填词充数，这对国家的尊严、艺术的完整都是不严肃的，甚至使人感到有些不伦不类。不过，议案的办理也经过了曲折的过程。当年大会秘书处只讲交付常委会研究，便没了下文。后来在五届三次、四次会议上，陈登科一而再再而三坚持地提。直到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庄严通过现行宪法的同时，通过决定: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撤销本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978年3月5日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定。

(五)科学发展时期国歌的“宪定”。五届人大五次会议后，《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又唱了12年，受到国内外人民的一致认同。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2004年3月14日，十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在第一百三十六条中第二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这样一来，已经传唱近七十年的《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的地位，被宪法正式确认。这既维护了国歌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又能避免像1978年那样轻易地更改国歌的事情再次发生，也增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国家认同感和国家荣誉感。

(六今年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90周年，有些人借机提出要修改歌词引发了对国歌改词的激烈争论。提出重新征集评选国歌新歌词的人认为，在奥运会领奖台、在和平友好外交仪式等场合反复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等国歌歌词已不合时宜，国歌歌词未能传承中华民族文明历史，不能适应中国现实国情、服务中国的未来，也没有面向世界等。但是，2009年3月5日，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小组讨论会上，梅葆玖、于海、倪萍等委员则一致认为，国歌承载着民族的士气，背负着不可忘记的历史，现行版应该保留，即便需要改词也要慎重而行。会议通过李素华委员的“在政协开幕式上将奏国歌改为唱国歌”的提案，这次对国歌改词的论争是民间有些人挑起的，从网络对此事件征求的意见看，绝大多数人都反对修改歌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