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东南密码》连载 ● 第三部 八路军在晋东南对日作战军事方略回顾 （二）

作者:admin 日期:2008-03-23

 
• 
   
  • …………………………………………………………………………………………………………
    
    肯定不是偶然。这里面有许多参数的累计，思考起来很复杂。史料显示，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出兵山西后，中央军委起初并未选择这里，而是打算把三个师投放到晋北的恒山山脉，并以此为依托，逐步向燕山山脉一带发展，以侧击向冀察绥进攻的日军，配合平绥线和平汉线上国军的正面抵抗。但计划赶不上变化，日军在河北很快击溃了国军，而后一路直取山西，华北军事急转直下。中共深知在没有友军正面抵抗的情况下，以区区三个师四万之众作战，无疑是以卵击石。为避免陷于日军的战略大迂回中，在战略上处于机动位置，于是，中共迅速作出军事调整，决定分兵坚守山西，以山西作为华北抗战的“战略支点”。从后来的运作看，八路军三个师一分为四，迅速散向山西四角的山岳地区，以应对日军侵晋。其意图是，“我们以此四个区域实行战略展开，必将向着进占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之敌取四面包围的态势”（《刘少奇和华北抗战》，山西人民出版社）。这就是晋西北、晋西南、晋东北、晋东南四个根据地。毛泽东把此举形象地比喻为“在山西这个大棋盘上做了四个眼”。
    
    对此，我们不难看出，中共最关注的首先是八路军对日作战的安全问题，随时要求八路军依托山地，保持在敌之侧翼，反对将八路军投入正面防御和进行大规模运动战。这反映出毛泽东对形势判断的担忧，对自己军队本钱的担心。在此我们也能够更好地理解他反复强调的“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争”的内在含义：一是自己要说了算，不完全听蒋介石的，保证有较大活动自由；二是不打硬仗，不拼消耗，只能搞游击战，活动地区首选敌后之山地。这种谋略在党内外曾有过争议，起初并没有占主导地位，后来才逐渐形成共识。历史证明，这种谋略的政治价值极大，中共由此大获成功，军队不仅没有打光，而且连同地盘获得惊人的发展。此后逐渐“坐大”的中共武装，为将来与国民党争夺天下打下了军事和政治基础。此为后话，现在再回到1937年。
    
    从原来设想看，中共计划把129师放到晋西之吕梁山脉，115师暂时置于恒山山脉南段，不利时可以南退至晋东南。但计划赶不上变化，后来129师转移到晋东南。
    
    
    从历史上看，晋东南并非发达地区，其最大特点是交通闭塞，山地众多，地瘠民贫。然而，这里却有着特殊的军事价值。这点，从地图上就能看出来，根本瞒不过军事家毛泽东。据说，在1936年红军东征时，毛泽东就盯住了这块神秘的地方。事后证明，晋东南成了中共最大的一块发家之地。
    
    八路军选择晋东南很好理解，那是看中了其险要地形——山地可以弥补其兵力和战斗力的不足，而适合于其开展游击战和运动战。这是起码的军事常识。而晋东南得天独厚，这里有太行、太岳两座山脉凭靠，南面靠近中条、王屋二山，有黄河襟带，东面是平汉铁路，北面是正太铁路，西面是同蒲铁路，号称“四山三路一水”，历来是用兵之地，战略价值极高。因有太行山南北纵贯，人们习惯地称其为太行、太岳区。地盘虽然包括冀豫部分，但主要区域在晋东南。
    
    人说井冈山险要，其实太行太岳之险要超过井冈山。这里地形封闭，不适合日军的机械化行动，装备劣势的八路军可以凭险抗敌，以缓解战力的不足。太行山南北纵横上千里，东西横跨上百公里，也为八路军游击提供了可能，使“保存自己”有了空间保证。正如一首歌曲所唱：“我们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 另外，太行人民刚直淳朴单纯，重义气，受旧政权伤害很深，容易与亲民的中共相处，并向其提供巨大支持，成为八路军“战无不胜的力量源泉”。既有山险，又有活动纵深，还有人民支持，如此有利的军事条件，八路军为什么不选择呢？
    
    再看集总，它开始跟着第二战区司令部活动，由五台到临汾，1938年2月才从临汾东移过来，长期驻扎在麻田、砖壁、王家峪一带。这里一度成为抗日的中枢，成为华北地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被誉为“第二延安”。那么，为什么要把集总、中共中央北方局也放到晋东南呢？这些很值得研究。我的分析有几点：
    
    一是晋东南的地理位置特殊，靠近华北前沿，从长治到邯郸，出山西可入冀南。从晋城到沁阳，沿太行山南麓可入冀鲁豫边。守则有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作为屏障。对于朱彭指挥华北抗战十分有利，这是从华北全局考虑。
    
    二是朱彭在抗战之初兼任第二战区东路军正副总指挥，其职权除了指挥中共武装外，还负责节制驻晋东南的国民党军队（简称“国军”）。国共双方为了配合作战，需要协调关系，自然集总离国军不宜太远。
    
    三是从安全考虑，这是更重要的一点。毛泽东认为在强敌侧翼游击最为安全，而当时晋东南位于正太路以南，正好处在进攻晋南之敌的右翼。
    
    这些条件决定了集总的选址。
    
    事实上，集总一直处在游移不定中，先随第二战区行动，国民政府军委会于２月１７日命令第二战区发动攻势。当日，在临汾土门，阎锡山将属下国军分为东、南、北三支，准备反攻太原。朱德被任命为东路军总指挥，统一指挥晋东南国共两军。其作战任务是“以一部固守晋城、陵川、黎城东阳关一线，主力袭击榆次、太谷及同蒲路北段”日军。接着，朱、彭回到马牧商议后，决定将八路军总部移驻太行山中，以便于指挥东路军。而后，二人分头行动——19日，彭德怀向东抵晋东南之高平县；20日，朱德率总部机关出发，21日到安泽，——已属古上党界，3月2日朱正式就任东路军总指挥后继续向太行山转移，先后在沁源县南孔滩、上寨村，屯留县西村，沁县郭村、白家沟、小东岭，——在这里朱彭再度会合，并举行大型军事会议；而后继续移动，又经武乡义门、寨上村，沁县南涅水，屯留故县镇，潞城北村驻扎，而后活动于七八个县，而停留时间较长之地有砖壁、王家峪和辽县麻田。在1938年12月，集总改称八路军前方总部。其军事作用显而易见，但也引发过争议。后来左权牺牲，总部力量大受削弱，等到彭德怀被调回延安，八路军总部在1943年就与129师合并而消失了，由129师一统晋冀豫。
    
     （二）八路军129师在晋东南抗日的策略与阶段
    
    游击战的潜台词是：承认对手过于强大，而自己弱小，不与对手正面硬拼，而采取了非正规战法——出其不意，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其目的是在袭击、疲扰敌人的同时，保存自己有限的力量，并适时壮大。换句话说，就是“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其要点着重于创造根据地和扩大军队，“为进行游击战争创造条件”。这种战法对于不足万人的八路军非常合适，是弱者的首选。 
    
    总结八路军在晋东南的活动，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37年冬—1941年
    
    1937年初冬，129师主要展开于晋东南长治一带，而后选择了其东北部之武乡、黎城、襄垣（此后成为其腹心之地）。接着派宋任穷、刘志坚、王新亭率工作团和军队在长治、晋城一带活动；北方局军委书记朱瑞在豫北活动，唐天际则拉起晋豫边游击支队，活动于晋城、豫北一带。
    
    八路军首先面对的就是一个“六路围攻”。1937年12月，日军第20师团采用分进合击、远距离奔袭的战术，由北、东部（太谷、榆次、寿阳、阳泉、平定、昔阳等地）分兵六路，进攻晋东南。中共称之为“扫荡”，称自己的活动为反“扫荡”。“围攻”与反“围攻”，扫荡与反扫荡，这就是敌我双方的主要“过招”方式。在战争中，日军掌握有主动权，采用分路合击法，每股少到一个大队，多到一个联队，通过四面合围，对付中共武装的游击活动。此招是日军高层经过精心策划后的做法，手段老辣，其缺点是兵力不足。
    
    那么，八路军如何破解对手的这种战法呢？先看这次操作——刘伯承指挥其主力386旅（陈赓旅）及次一级的单位——汪乃贵支队、秦赖支队避敌锋芒，转到外线（敌占区）与敌展开周旋，寻机歼敌，小股游击队则在外线不断偷袭，拖其后腿。这样日军无功而返，只好撤退。这是129师在晋东南第一次与日军较量，带有试探性，斩获不多，但战术运用灵活，游击本领初显，其自信心也体现了出来。
    
    1938年2月，日军与国军进行临汾会战，为了夹击国军，日军第108师团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攻陷了晋东南东大门——东阳关，接着沿长邯公路占领其中心长治，并在其周围布置三个联队驻守，把长治作为“战略预备队理想的集结地域”。从此，晋东南的城市、交通线落入日军之手。很快，第108师团与北路日军联手攻陷了临汾，控制了同蒲路南段，并继续进犯黄河各渡口。至此，国军大规模的正面抵抗结束，退守到晋西、中条山、晋城一带凭险抵抗，而弱小的八路军逐渐壮大，其影响渐渐显露出来。
    
    作为回应，东路军于３月24日至28日，在小东岭召开国共将领联席会议。而后，决定第18集团军129师打一伏击。其做法是：将分散的部队适当集中，预先踩点，对敌重兵集结的交通干线和战略要点展开猛烈的破击战。首先选择的是位于涉县和黎城之间的响堂铺，朱德特邀与会国军将领在附近高地参观。３月３日上午，徐副帅指挥优势兵力伏击了日军第14师团的两个汽车中队，结果，仅用两个小时就歼敌１７０余人，为友军作了“示范性表演”。观战后，国军将领对八路军“大开眼界”，赞叹不已。之前之后还进行了两场规模更大的伏击——长生口、神头岭之战，算下来是三战三捷。其中神头岭打得规模较大，歼灭日军第16师团林清部队和第108师团一部达1400余人。日军称此战为“支那第一流游击战术”、“八路军典型游击战”。据陈赓事后回忆，“是役，对进攻山西长治腹心一带之敌军精神打击特大”，“提到神头之役，仍无不余悸尚存，谈虎色变”（《抗战的回顾•八路军回忆史料》）。这是八路军留给晋东南日军的一顿“记心干粮”。
    
    从战术上讲，这都是伏击战，从目的上讲，是破击战，其目的是为了破坏正太、白晋铁路和长邯、曲高公路，迟滞日军的运兵补给，打乱其进攻节奏。请注意，破坏敌之交通干线，并在此伏击敌人，这是八路军的重点。日军通过保持交通畅通，来维持其机械化部队的快速反应能力，随时给对手以打击；而八路军则拼命破坏其交通，袭击其辎重或者移动部队，待成功后搬运战利品迅速撤走。
    
    在遭到八路军、国军打击后，日军把晋东南看成其心腹大患，逐渐重视起来，下决心要把这些游击武装肃清。1938年4月，日军集中了3万多人，从北东西三个方向分九路前来攻击，这就是晋东南历史上著名的“九路围攻”，日军称之为“治安肃正”行动。
    
    这时，面对强敌犯境，朱、彭作为东路军领导，充分调动了属下军队，除了直属之中共第18集团军和决死第一、第三纵队外，还暂时节制国军多部，主要包括第３军、第47军，第17、第94师和骑４师等部。在朱、彭统一指挥下，八路军和多路国军分路对敌，利用有利地形，堵住了其中六路，只有屯留、长治、平定之敌侵入了根据地腹心，却不断遭到阻击袭扰。八路军依旧是老套路，主力（129师769团、386旅和115师344旅689团）撒开腿脚，由辽县（今左权县）以南转至日军合击圈外的涉县以北地区，不与敌对垒，隐蔽待机；而后由外线转向内线，尾追敌人，寻机歼灭孤立之敌。16日晨，129师和344旅两部采取急袭战术，沿浊漳河两岸实施“重心夹击与平行追击”，而后在武乡长乐村河滩超越日军后，将其分割为数段，压缩在浊漳河河谷里。随后，各部队向日军发起冲击。据资料显示，战斗相当激烈，八路军使用了苏制转盘机枪，歼灭日军甚多，传统的说法是毙伤2200人，八路军自己也损失很多，第772团团长叶成焕阵亡。等发现辽县日军千余人来援时，129师主动撤出战斗。此战具有决定性意义，剩下的三路敌人受挫后纷纷撤走，连下元熊弥师团长也坐飞机撤走了。国共两军乘胜追击，又在多处歼灭日军。值得一提的是，八路军344旅在高平的张店截歼日军不少，并乘机攻入长治城。日军仅仅在长治城里住了三四个月时间就从南门撤走了。这样，“九路围攻”被打破。此役价值很大，共收复晋东南18座县城，其中包括长治、晋城。评定成绩，国军当然也有份，为了条理，主要战绩且搁到国军篇里详述，这里不表。
    
    总之，国共这对宿敌为了民族大义，在反“九路围攻”中，能够再度携手，共同对敌，实在难能可贵；从配合和谐上看也有可圈可点，此为抗战史上国共最大规模合作的成功范例，值得后人作为军事经典剖析。
    
    现在，再回到长治城。黄镇率八路军民运工作团20余人很快进驻这座大城，驻潞安高等法院（府衙后），后转到北城一民房里，主要负责筹粮款和征兵；——据黄镇后来回忆，工作团成员有刘昭、黄远、杨殿奎、杨兆春、余达富、王南等等，都活到革命成功，或高干，或高知。当时的行政长官为晋系专员续继川和长治县长聂士庆，表面上大家还维持着一个团结的面子。等后来，第五专区才进驻东街师范院内。
     
    晋东南根据地也得到了全面巩固，八路军大致控制了太行山北部（又称“太北”），在太行山站稳了脚跟；而后晋冀豫军区及其所属的5个军分区成立，对外称129师后方司令部。司令员、政委分由倪志亮、黄镇担任。此举标志着游击军对晋东南北部地区的掌控完成。同年4月下旬，朱德根据毛泽东指示，抓住日军空虚的机会，在上寨村发出命令八路军从晋东南出太行，开辟平原根据地。第129师主力及第115师第344旅乘机分兵，以多股部队开始东下太行山，到冀南、豫北平原上发展去了。——这是八路军从山区到平原的第二次战略展开。从中可以体现出晋东南的地理地形价值，退可凭险守卫，进可下山跃进。
    
    7月初，日军第25师团一个机械化联队从豫北上来，经天井关，西攻阳城、沁水，3日，在两城间的町店一带停下来休息。这里北依山岭，南即河沟，一条山沟公路曲折蜿蜒于水流中。日军很大意，竟然未向东西两面派出警戒，就跳到河沟里洗澡，把100辆汽车搁在公路上。此时，第344旅已奉集总命令，急行军由长治追到町店，旅长徐海东抓住战机，把3个团和晋豫边纵队分成4支，突然从山岭上对懈怠的日军发起攻击，战斗异常激烈。翌日凌晨，日军后续部队数百人赶来，遭到预先埋伏的八路军阻击，并遭重创，30余辆军车被击毁。下午，翼城增援之敌约千余人在重武器掩护之下，进入町店战场，黄昏时分在黄崖遭到阻击，战斗呈现出混战局面。晚9时，日军不支，在其援兵掩护下，向沁水西窜，战斗遂告结束。此役共毙敌700人，伤200余人，缴获战马1000余匹。而后344旅北移至高平一带。
    
    此时已是1938年春夏之交，晋东南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局呢？
    
    情况还处在胶着状态，敌友我三方势力共同存在，各霸一方。日军败走后不久，又于1939年7月卷土重来，重新占领了长治、晋城等10多座城池。长治成为敌在晋东南的最大屯兵场，至少在城内外驻有一个联队以上的兵力，还成立了一个伪政府组织——上党道尹公署，驻扎在大北街基督教堂（今长治市人民医院斜对面）。日军第36师团司令部从太原移驻长治，成为129师的劲敌。虽然驻长治日军不断轮换，但牢牢控制着这座城市。日军利用这些城池，凭借其机械化装备，控制着进出晋东南的铁路、公路交通线，由于其兵力有限，就顾不了那些广大的农村。这就是他的点线布兵。在作战能力上，仍占有绝对优势。国军则主要驻扎在长邯路南部（太南）和太岳南部（岳南），生存条件相对要好；八路军129师则控制了太北，344旅则主要活动于太南部分地区，周边已扩展到平汉、正太、同蒲沿线和豫北，生存条件相对要差些。三方犬牙交错，国共联合对敌，“双打对单打”，形成了抗战时期的一大军事奇观。
    
    1938年春至1939年秋，是晋东南八路军发展的黄金季节。一是国共合作良好，群众抗日情绪高涨；二是扩军快。据85岁的李慧明老人回忆，军队成倍增长，实力急剧壮大，那时招兵年龄没有明确界限，小到十几岁，大到50岁都可以。后来八路军在与国军的局部冲突（摩擦）中也占尽便宜，缴获甚多，中共军力和其控制的根据地有了迅猛发展。1940年4月的黎城会议，使根据地建设走向深入。6月晋冀豫军区撤销，分为太行、太岳两区，以129师兼太行军区。8月1日，中共把“山西帽子”抛开，把冀南、太行、太岳三块根据地连成一体，成立了统一的行政机构——冀太联办（带有过渡性质），此举意味着“中共统一了三个分散的根据地内的政权”。主任杨秀峰，副主任薄一波、戎子和。同时根据地的“保护神”129师也发展到9个主力旅，平均每旅约9000人，相当于国军一个师，另有太行、太岳、冀南三个二级军区、15个专区、115个县，其核心仍在晋东南。此刻，中共势力正在达到巅峰状态，与三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
    
    据雒春普在《阎锡山与第二战区的“冬季攻势”》论文中指出：1939年12月8日至26日，129师与国军还有过统一行动。作为东路军一支，在黎潞沁一带发起长邯战役，“共毙伤敌伪军700余人，收复黎城涉县两城及敌据点23处”。12月10日，129师386旅与115师344旅（徐海东旅）“分别在武乡以南、沁县东南地区毙敌四百余名，嗣后，连续在白晋路伏击敌运输车辆，先后击敌百余名，毁敌汽车10余辆；同时，385旅（陈锡联旅）“在皋落镇西南地区毙伤敌两百余名，收复皋落镇；1940年2月10日陈旅又于川口村、道佛沟、殿上村附近毙伤敌160余名”。
    
    由于中共神出鬼没的游击战，华北日军很苦恼，使出的新招除了不断对太行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实行“三光”政策外，还在根据地内外增设据点、碉堡，挖封锁沟、修封锁墙，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囚笼政策”。请注意，这是一种军事斗争的“新动向”，其内涵是“设法改变其点线的控制，力图实际占领平原地区并把点线伸入到八路军控制的山岳地区来，同时通过修路筑堡使点线连网，把八路军控制区压缩到最小的程度”，即所谓的“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其目的是把根据地困住、缩小，使八路军无游击的空间，从而陷入被动挨打的困境。
    
    具体到晋东南，日军大修白晋铁路，白圭镇指南关段竣工通车（后修到长治长子门车站），把晋东南分割为太行、太岳两部分；控制临长公路，又把太行、太岳腰斩为四区，分割成“田”字。此招果然阴毒，把八路军的游击空间给限制了，八路军继续扩军成为泡影，而且维持现有地盘和军队规模也变得极其困难。到1940年夏，冀南、太行区大片土地开始变为游击区，太行二分区几乎所剩无几。拿腹心之地武乡来讲，日军占领段村（今武乡县城），把武乡分割成武东、武西两部，武西几乎全部沦陷，八路军退到靠近黎城的武东。据《彭德怀自述》中透露：“大破袭战之前，只剩下两个县城，即太行山的平顺和晋西北的偏关。原来一面负担的群众变为两面负担（既对抗日政府负担，又对伪政权负担）。”就连集总刚刚建立起来的兵工企业，也因日军进占不退而难以保持。情况已变得异常严峻。
    
    如何才能将敌人赶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