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访十年，无数次死里逃生（你所不知道的城市另一面）（

10年前的今天，我离开了家乡——一个西北的小县城，独自来到省会城市找工作。
此前，我是县城公务员，每天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无所事事地坐在办公室里，“一杯茶，一根烟，一张报纸看半天。”那种一潭死水的日子让我痛苦不堪。我在28岁的时候已经能够预见到自己82岁时的生活情景。这里每天的生活一成不变，我决定离开。
离开县城前的那一个月，我夜不能寝。几乎每天夜晚，我都会跑到县城新开辟的一条街道上散步。黄昏时分，那条街道异常嘈杂，没有店铺，街道两边空旷的土地上，每隔几十米就有一堆唱卡拉OK的人，那些变调而高亢的歌声在县城辽阔的天空中荡漾，常常惹得周边的狗群长声吠叫，相互应和。到了夜半，这条街道就会空无一人，常常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徘徊，路灯将我的身影拖得很长很长，又变得很短很短，路边偶尔会响起几声蛙鸣，几声鸟叫，像玻璃一样划过寂静的夜空，让人头皮一阵阵发麻。
犹豫了一月后，我终于下定决心，离开这座小县城，去外面的世界看看。然而，当时我并不知道我能做什么，我是否能够找到工作。
10年前的今天，我的身上只装着200元钱，踏上了开往省城的长途汽车。这是我所有的积蓄。
我在那座小县城里工作了5年，五年的积蓄仅有6000元钱，然而，不久前，做农民的父亲得了一场大病，不仅花光了我所有的积蓄，而且我还举债几万元。那几万元的外债，按照我当时的工资标准，足够我用一生来偿还。
怀揣着淘金梦想，我离开了家乡。那一刻真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感觉，我知道自己出去后再也回不来了，我知道自己出去后必须取得成功，我无路可退。
那辆残破的长途汽车载着我，和一车散发着脚臭汗腥的淳朴老乡，一步步地离开了家乡。我回望着愈来愈小的县城，回望着那些静默的村庄，泪眼朦胧。
此去，不可预知。
当天黄昏，长途汽车将我倾倒在了火车站。
火车站的每个白昼都异常喧嚣，人流如注，几乎每张嘴巴都在说话，没有说话的也在吃东西。车站前广场的空地上站满了人，乘车的和送人的，脚步匆匆，从这些人群的夹缝中穿过。每一双眼睛都充满了狐疑和戒备，光着上身，身上刺着青龙白虎的男子，穿着吊带装，奶子摇摇晃晃的女子，不时在人群中闪现。端着破碗，瘸着腿的乞丐；惊魂未定，穿着破旧衣衫的少年；大腹便便，神情不可一世的仿大款；破帽遮颜，挑着蛇皮包装袋的民工……火车站是一个城市最复杂的地方，也是一个城市最混乱的地方，各色人等，怀揣心思，将自己的想法紧紧包裹，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身体压缩到最小，每个人都把对方当成了敌人。
那天晚上，我饥肠辘辘，坐在火车站边的台阶上，耳朵嗡嗡作响，汽车引擎声，人群说话声，让我的耳朵变成了一锅粘粥。我清晰地记起了看过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中的一个场景和一句台词：王启明和妻子来到了美国，他们在飞机场看着熙来攘往的人群，悄悄地说：“我们掉进了大海里。”那一刻，我真的就像掉进了大海里，孤立无援，连一根稻草也抓不到。而且，在以后的一个礼拜里，这种感觉愈来愈强烈。
这座城市我一点也不熟悉，我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哪里才有一个工作机会。我对这座陌生的城市充满了恐惧。看着倚靠着蛇皮袋子，打着扑克的农民工，我感到他们比我幸福得多，他们有同伴，他们可以共同抵御外面的风浪和危险，而我只能单独作战；我的委屈无人知晓，我的眼泪只能流进肚子里。那几天里，我一直有一种想哭的感觉。
那天晚上，我和很多农民工一样，睡在车站外的广场上。广场上游荡者一些上了年纪的女人，她们捧着一大推陈旧的报纸在叫卖，两毛钱一张。农民工们买到两张报纸，对接着铺在地面，然后躺上去。我也买了两张，像他们那样铺在身下。我把一个黑色的小包紧紧地抱在胸前，那里面装着我的毕业文凭、获奖证书和出版的两本书籍，那是我幻想着在这座城市里得以立足的资本。
我的城市生活，是从火车站的广场开始的。
那一晚我几乎没有合眼，午夜过后，城市的喧嚣渐渐静息下来，而我的心中却狂澜万丈。我不知道自己以后的生活是什么，能否在这座城市生存下去；如果不能生存，我该怎么办。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一贫如洗，举步维艰，我想起了以前受到的种种不公平的待遇和磨难，我告诉自己就是死，也不会再回到那座小县城。
黎明时分，突然下起了大雨，广场上一片大呼小叫，人们爬起来，手中拽着破报纸，争先恐后地跑到店铺的屋檐下躲雨。这种闹哄哄的情景一直持续到天亮。
天亮后，我开始了找工作。我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看到一辆公交车开来了，很多人跑过去，我也跑了过去，坐上了这辆公交车。我不知道这辆公交车开往哪里，也不知道前方有什么在等待着我。
我没有吃饭，但是感觉不到饿了。在来到省会城市的那些天里，我每天只吃两个烧饼。那时候一个烧饼两角钱，两个烧饼四角钱。我依靠四角钱在这座陌生的别人的城市里度过了打工的初级阶段，让自己的生命得以延续。
公共汽车一路摇晃着，穿过了一座座安装着玻璃窗户的高楼大厦，那么高的楼层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穿过一条条笔直宽阔的马路，马路边是衣着光鲜神定气闲的城里人；穿过了这座城市。公共汽车停了下来，到了终点站，我最后一个走下车子，发现这里已经是郊区。很多天后，我才知道那是南郊，这座城市里很多菜农居住的地方。
要在这座城市生活，先要有一个稳定的居所。我走进了那些狭窄的巷子，一家家打听是否有房子出租。我一口诘屈聱牙的普通话让这些房东们似懂非懂，他们挥挥手臂，像轰赶苍蝇一样地赶走了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态度和蔼的房东，但是他要求必须先缴纳一个月的房租，一百多元钱。我身上仅仅200元，如果交了房租，我连吃饭的钱坐车的钱都没有了。我只好放弃。
我在街巷漫无目的地游荡，像一条流浪的狗。身边走过的每一个人都让我羡慕，他们的脚步通往家庭或者单位的方向，在某一个地方，有一个亲人或者工作在等着他们。而我却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而我什么都没有。
临近中午的时候，我看到了一家旅社，很小的一家旅社，门口还有文革时代留下的大红油漆刷写的字迹，一边是“革命无罪”，一边是“造反有理”。门口有一棵不知道名字的树木，阳光照在树梢上，洒落一地斑点。一个20岁左右的男子懒洋洋地坐在门口的藤椅上，眯缝着眼睛看着巷口走过的人。他是这家旅社的老板。
我在这家旅社住了下来，睡在通铺上，一晚房费5元钱。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通铺这种居住形式了，从房间的这边一直到那边，是一张长长的大床，和我睡在一张床上的有七八个人：几个年龄很大的老人，一个瞎子，两个20多岁的青年。后来，我才知道了，这些老人是捡拾破烂的，那个瞎子是给人算命的，连个青年是刚入道的小偷，他们总是在半夜出去，黎明时分才回来。
旅社登记室门口的墙上有一张地图，经常看地图的是我和一名小偷，这名小偷对外说自己是出租车司机，要了解这座城市的道路。而我则在寻找哪里才有工作的机会。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像一只无头苍蝇一样，在这座城市坚硬的墙壁上四处乱碰，我找过小学校，找过废品公司，找过饭店……而这些单位都毫无例外地拒绝了我。
有一天，我在旅社客人留下的一张小报上看到一则《招聘启事》，那是一家文化传播公司在招文员，公司在东郊。我没有丝毫犹豫，就走出了旅社。
当时，省城的公交车是上车一元，为了省下这一元钱，这五个烧饼的钱，我跟在公交车的后面跑。我跑得气喘吁吁，很多路人好奇地看着我，还有交警跟在我的后面跑，跑了几十米后，看到没有什么情况，他们就停下了脚步。
跑了一个小时后，我又热又渴，路边有一个水龙头，几个女子在旁边洗衣服。我跑过去，顾不上难堪，伸头鼓咚鼓咚喝了一气。然后，继续向前跑。
跑到东郊的时候，已经到了中午，一名男子接待了我，他听了我的介绍后，惋惜地说：“你不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你很优秀，可惜我们这里不需要。我建议你去报社。”但是，当时刚刚从小县城走出来的我，感觉报社的门槛很高很高，我不敢迈步走进去。
大约是我来到省城的第七天，我走到了位于城墙边的展览馆，那里正在举办一场大学生毕业招聘会。我去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展览馆里还有很多人，我完全是误打误撞地来到这里。
那些应聘的都是刚刚大学毕业的学生，他们面容光洁，衣着整齐，脸上还带着稚气的笑容和刚刚长出来的髭须，年轻得令人嫉妒。而大学毕业后几年的社会历练已经让我心态沧桑，额头有了浅浅的皱纹。我看到那些柜台上方悬挂的招聘广告上，全是理科生的职位，我一个中文系的大学毕业生，而且是个老毕业生，极度缺乏自信，举止木讷，蓬头垢面，胆怯懦弱，声音颤抖，谁会要？
我在展览馆通往顶层的台阶上一直坐到了黄昏，看着展览馆里招聘和应聘的人都走空了，我才迟疑地走下台阶，我还是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由于一天没有吃饭，我的嗓子又干又哑，火辣辣地疼痛，我看到一个展览席位的旁边有半瓶没有喝完的矿泉水，我一把拿过来，全部倒进了肚子里。后来，在城市里工作时，我见到那些拾荒者，他们捡到没有喝完的矿泉水瓶，将水倒干净，只把空瓶子装进口袋里。他们也不会喝别人喝剩下的矿泉水，嫌不干净。而我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这些，根本没有想到这个矿泉水的主人会不会有传染病。
黄昏时分，我走出了展览馆，来到了马路对面的广场，那里有一对对依偎呢喃的恋人，有欢笑地放风筝的小孩，有悠闲散步的老人，这是一副标准的城市生活场景，然而，却不属于我。广场的两边是一家家饭店，我看到饭店门口，穿着白大褂身体肥胖的厨师在颠着炒瓢，火焰映红了他们一张张热汗涔涔的脸；桌子四周坐满了食客，他们欢声笑语，觥筹交错，幸福在脸上荡漾，然而，这一切还不属于我。我像一块石头，被扔在了这座城市里，无人问津，无人理睬。
站累了，我想坐下来，顺手捡起花园边的一张报纸，铺在屁股下。肚子很饿，肠胃扭成了麻花，一阵阵疼痛。但是，在这个市区中心，没有我只吃得起的烧饼，这里的每一盘饭菜都要几十元，我吃不起。
为了驱散饥饿，分散注意力，我拿起屁股下的报纸阅读起来，突然看到了报纸下方有一个招聘广告，是这家报社在招聘10名记者。我想起了那家文化传播公司里那名长得很帅的男子的话，也许我真的适合做记者。
我拿着这张报纸，坐上了回旅社的公交车，我决定明天早晨去这家报社应聘。
第二天早晨，我起得特别早，洗脸刷牙后，专门把水洒在头发上，对着旅社门口已经失真的镜子，用手指做了一个三七分的发型。查看过那张不知张贴了多少年的地图后，我就出发了。
那时候大街上还很少有行人，清洁工的扫把和汽车的车轮让街道变得尘土飞扬，我精心设计的发型很快就被弄脏了，这让我心疼了很久，担心因为仪表不佳而被报社拒绝。连续一周来，食不果腹，烈日暴晒，已经把我变成了一个非洲难民。
走到城门里的时候，我迷路了，问了几个打太极拳的阿姨后，才找到了这家报社。那家报社刚刚上班，一名很年轻的男子在办公室里接待了我，他说我是第一个来应聘的人，然后向我要简历。
我不知道应聘还要填写简历，此前应聘的所有单位都是小公司小饭店小作坊，他们从来没有向我要过简历。看到我疑惑，这个年轻人就把一张表格交给我，让我在另一张桌子上填写。
填写完表格后，男子说：“后天考试。”
走出这家报社，我忐忑不安，原来进报社工作还要考试。可是此前我没有从事过一天新闻工作，也不知道还会考试，考什么呢？我茫然没有头绪。
可是，既然让我考试，那就说明我基本上得到了认可。想到这里，我又有些释然。心情轻松后，肚子突然饿了，想起昨天一天都没有吃东西，我大方地走进路边一家饭馆，叫了一大碗面条，吃得汤水四溅，那是我这一生吃得最香甜的一顿饭。
吃完饭后，我来到了书店里，找到一些关于新闻方面的书籍，认真看了起来，并在本子上摘抄。哦，原来新闻就是新近发生的事情；而倒金字塔结构竟然是先写事情经过，谓之为导语；新闻的五要素是五个W……这些我以前闻所未闻。
正在摘抄的时候，一个女营业员走了过来，厉声呵斥我，我红着脸，像做了贼一样把书籍放在书架上，落荒而逃。找到了另一家书店，又依法炮制。
那天，我在本子上密密麻麻抄写了十几页新闻知识。夜晚，我站在旅社外面马路的路灯下背诵。我好像又回到了学生时代。
报名后的第三天，也是我来到这座城市的第10天，报社举行了笔试。
笔试是在报社附近的一所小学举办的，那天来考试的足有几百人，楼上楼下占据了很多个教室。我看到考试前夕，还有人拿着书籍在乒乓球旁边的空地上背诵。那种气氛让我心中一阵阵发紧，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被这家报社录取，如果不录取，下一步怎么办？
考题发了下来，我一阵窃喜，填空题和选择题居然都是我前两天刚刚背诵过的，而后面的写作题更不在话下，我已经出版了两本书籍，自信什么题材的文章都会写。我洋洋洒洒地写了好几页，监考老师不时会来到我身边，看我都在写什么，我心中涌起一阵得意。
考完试后，走在小学校里，听到几个一同来考试的人说，下午要去另一家报社考试，原来那家报社也在招聘。我打听到地址后，就和他们一起来到了北大街的另一家报社里。我因为没有提前报名，报社就给我制定了一个临时准考证。在那个时刻，我感觉报社很人性化，不拘一格，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种氛围。
那场考试题目，我依旧觉得很简单，很快就交卷了。
又等待了三天，这是我来到省城的第13天，这天是两家报社放榜的日子，我身上仅仅剩下几元钱，我做好打算，如果这两家报社都没有录用我，我就跟着旅社那几个老人一起去捡拾垃圾。
我跑得满头大汗，来到了第一家报社，我看到报社前已经围满了很多人，大家都鸦雀无声，默默地在榜单上寻找自己的名字。那张榜单是红色的，异常刺眼。我站在人群外面，第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的名字，我的名字在第一个，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这家报社的记者。我害怕自己看花眼，我再仔细看看，真的是我的名字。我幸福得几乎要晕过去，我背过身去，泪流满面。
这下好了，这下不用去捡拾垃圾了。
我又在大街上奔跑着，惹来很多人不解的目光，一名警察在身后追赶我，大声质问干什么，我回头对他笑笑，又继续奔跑起来。肥胖的警察追不上我，只好气喘吁吁地放弃了。我跑得轻快，我看到天空好蓝好蓝，楼层很高很高，每个人都非常亲切。我跑到没有人的城墙根，跪在草地上，嚎啕大哭。
过了很久，我爬了起来。中午的时候，我来到北大街的另一家报社，看到榜单上依然有我的名字，我依然是第一名。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日放荡走天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
这天下午，我又幸福地吃了一大碗面条。
【第一章：暗访乞丐群落】
我终于可以做记者了，却面临着两难选择。我该去哪一家报社？
这两张报纸都是刚刚走向市场的都市报，此前，在县城上班的我都没有听过它们的名字。我以前看到的报纸都是《XX日报》，里面全是大块大块的空洞文章。每年年终，单位会订两份报纸，一份是省级日报，一份是市级日报，全是关于各级领导的活动报道，形势一片大好，处处莺歌燕舞，人民齐夸政策好。订这两张报纸的钱财政局专款专用，而订阅其余的报刊，则就要自己掏钱了。
我在犹豫着该去哪家报社报到时，一位自诩为报社资深人士的小个子青年说，前一份报纸有前途，集中了这个城市的精锐人马；而后一份报纸挂靠在一家出版社，水平一般。我听信了这个资深人士的话，进入了前一份报纸。这名资深人士也参加了两张报纸的考试，可是我此后一直再没有见到他。印象中的他身材矮小，戴着眼睛，口若悬河，说话的时候高昂着头，一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神情。
我的命运从这里转了一个弯。从现在开始，我要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
当时我身上只有几角钱，这几角钱还不够我在这座城市坐一趟公交车。我揣着这几角钱来到了报社报道，几角钱装在裤子口袋里，被我的手掌拽出了汗水。
值得庆幸的是，报社不但没有收取各种各样繁杂的费用，而且还免费安排食宿。报社有一个食堂，吃饭可以放开肚皮吃；报社还有一个宿舍，免费为记者提供住宿。宿舍里有崭新的被褥床单，电壶脸盆，连新毛巾都准备好了。这个报社就像家庭一样，我从踏进报社的第一步，我就喜欢上了它。
报社的宿舍里一共住了三个人，除我之外，还有两个同样从外地来到这座城市的人，都是刚刚进入报社的记者。而其余的采编人员，有的在城市里有房子，有的嫌报社宿舍的环境不好，自己在外面租房住。
我现在还记得我在报社第一次吃饭的场景。那一次吃的是杂酱面，师傅刚刚给我捞了一碗面条，我背过身去，还没有走到座位上，就风卷残云地将那晚面条吞下肚子里。师傅笑着给我捞了第二碗，还打趣地说：“慢慢吃，别着急，多着呢，看你能吃多少？”我极力压抑着自己的食欲和不断涌上来的唾液，坐在凳子上，端起饭碗，又是几口吃下去了。这次师傅惊讶了，他给我盛了第三碗，疑惑地看着我。我端着饭碗慢慢走到座位上，不到一分钟，第三碗面条又吃完了，这次才品尝到了杂酱的香味，才感到肚子里有了温暖的东西。第四碗面条盛上来的时候，很多人都好奇地望着我，可是我没有感觉到，依然埋头津津有味地吃着自己面前的杂酱面，我吃得全神贯注，不知道身后已经站立了几个人，他们像看怪物一样地看着我……那天，我一下子吃了六碗面条，那是我这十几天来唯一的一顿饱饭。很多年后，当初的同事聚会时，他们还会说起我那天饕餮的情景，而我也一直记得自己那天吃饭的幸福时光。
第二天，报社就给我分配任务，却暗访乞丐群落。
这10年来，我暗访过种种黑色的灰色的行业，与各色人等打交道，而每次都能顺利打进去，而且直抵核心地带。我想，这可能是我天生一张大众化的脸庞，一副喜怒不形于色的神情，还有，外表看起来忠厚老实，木讷迟钝，让人放松了警惕。
很多天后，我问起部门主任，为什么当初选择我去做暗访记者，安排我去打入乞丐内部？主任说：“你刚来报社的时候，又黑有瘦，一副病恹恹的样子，不认识的人真的会把你当成乞丐……还有那天你吃饭的情景。”
原来刚来报社第一天吃饭的时候，主任就站立在我的身后，他说他看到我吃饭的样子，心酸得几乎掉下眼泪。
人生充满了太多的偶然。我因为狼吞虎咽而被主任发现，主任安排我做暗访，此后10年来，我一直生活在暗访这种最危险的新闻形式中，这种另类生活中。也因为暗访，我做了报社最神秘的人物，就连报社一些同事也不知道那些充满了危险的暗访是我做的。因为暗访，我成了传媒江湖中的“无名英雄”；也因为暗访，我一步一个台阶登上了今天的位置。
10年前的省会城市，已经出现了职业乞丐，他们结帮组派，强行索要，市民不堪其扰，但是却又无可奈何。那时候的市民还都普遍认为乞丐是生活所迫，就像传统观念认为妓女是生活所迫一样。
领到任务的当天下午，报社提前支付给我100元钱，做为“活动经费”。我来到了南郊菜农的田地里，走进一个茅草棚里，那时候，当地的农民已经学会了享受，他们把菜地租给来自河南和四川的农民，坐享租金。茅草棚里有一个四川农民在抽旱烟，他的肤色和棚子里的黑暗融为一体，我是通过袅袅升腾的烟雾，才辨认出了他。
我说我想买一身他的衣服，越破越好。他不解地看着我，一连声地说“啥子？啥子？”我说了好几遍，他才听明白了，疑惑地问我床边那套怎么样。那套衣服比较新，没有一个补丁，不合我意。可是我发现地上堆着一条裤子和一个汗衫，都破了好几个洞，可能是他准备扔掉的。我说想买这两件，20元。他大喜过望，连忙说：“要得，要得。”临出门，他还把一双露着脚趾头的黄胶鞋送给了我。
回到报社，换上那套衣服鞋子，摄影记者替我拍过照片后，我就走出报社，开始了乞讨生活。
这些年来，我先后遇到了很多以暗访起家的知名记者，在交谈中得知，他们的暗访都起步较晚。而1999年，很多省市的报纸都还没有走向市场化，更不会有暗访这种揭示社会真相的形式。所以，我相信我可能是中国第一个暗访乞丐群落的记者，也属于中国第一代暗访记者。
多年过后，我还能清楚记得那天去暗访的情景。炽烈的阳光照耀在我的肩上，也照耀着滚烫的柏油路面，高楼大厦的上方，有长长的鸽哨掠过，像竹片划过结冰的河面，听起来异常凄厉。那是我第一次去采访，也就是去暗访，我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人，也不知道今晚露宿何处，还不知道会不会挨打，会不会被乞丐们传染上各种疾病。乞丐们都是社会弱势群体，他们大多数居无定所，食不果腹，而病毒也最容易侵染上他们，肝炎、艾滋等等各种知道名字和不知道名字的疾病。他们的情绪也最不稳定，很多人都有各种精神疾病：暴躁、易怒、破坏欲、报复倾向、仇恨社会、下手不知道轻重。我即将走进这样一个群落里，即将与这样一群人打交道，但是那天我一点也不害怕，强烈的生存本能让我忘记了恐惧，我告诉自己，我必须在这家报社生存下去，必须脱颖而出，付出再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我来到了这座城市最繁华的一条大街旁，把事先准备好的一张纸铺在地面上，上面写着“妻子残疾，又身患重病，夫妻流落在此，好心人帮忙治病”之类的话，纸上放着一个破碗，碗边被磕出了一个豁口。我坐在纸张后面，靠着墙壁，一副奄奄一息垂头丧气的样子。我不敢看来来往往的人群，担心他们从我的眼中读出了欺骗，我只看着他们的鞋子，一双双皮鞋和旅游鞋，都很漂亮，款式新颖。我想着，城里人真的有钱，这些鞋子少说也有几百元，而我从来没有穿过50元以上的鞋子。
几分钟后，来了一对母女，孩子穿着白色旅游鞋，母亲穿着红色凉鞋。孩子大概刚刚上学，她一个字一个字吃力地念完了纸上的文字，然后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了一枚一元钱的硬币，放在了破碗里。我低头看着一双旅游鞋和一双凉鞋离远了，看着母女倚靠在一起的背影，心中一阵悲怆。善良纯洁的孩子怎么能知道这个世界上充满了欺骗和丑恶。我们总是说自己亲眼看到的才能够相信，其实很多时候自己亲眼看到也不能相信，在事物表层的下面，掩盖的是无人知晓的真相。
临到下午的时候，我已经有了20多元的收入，这些钱中，有一元钱的，有五角的，还有一角两角的纸币。我把一元和五角装在口袋里，只把一角两角的纸币放在破碗里，让人相信我一直没有要到钱。
快到黄昏的时候，我的收入已经达到了50元。就这样坐在街边，看着来来往往人群的鞋子，不动声色地坐着，装出一副可怜相，一天就能收入50元。而50元，是上世纪末期这座城市白领一天的收入。
大街上的鞋子渐渐少了起来，商铺的灯光也次第点亮了，我准备起身，又是一天没有吃饭，我已饿得前心贴着后背。突然，一个穿着衬衣长裤，打扮很普通的中年男子来了，他一脚踢翻了我的破碗，破碗在人行道的水泥路面上滚出了很远，然后掉落在柏油路面上。中年男子呵斥道：“老子注意你半天了，他娘的在这里要饭，给谁打招呼了？”
我惶惶不安地从口袋里掏出事先准备好的一包红梅香烟，抽出一根，双手递给他。我满脸堆着谦恭的笑容，弓着腰身，看着这个脸上有着一块刀疤的中年男子说：“大哥，兄弟今天刚来，不知道这里的规矩。您老高抬贵手。”
刀疤男人把香烟叼在嘴角，我划燃火柴点着了，他仰着脖子，眯缝着眼睛，一副神气活现的嘴脸。在北方，如果你给对方点烟，对方会伸出双手，手掌合拢，做出一种挡风的手势，不论有风没风，这是表示对点烟人的尊重和感激。然而，刀疤男人嘴脸丑陋，态度蛮横，双手插在腰间，连动也没有动。他对我表示出极度的不屑。
他斜着眼睛看着我说：“这是老子的地盘，没有老子点头，就不能在这里干活。”现在，他把要饭称为干活。
我从来不知道乞讨还要给有关方面有关人士打招呼，也不知道乞丐居然也有地盘。我以前在西北一个小县城工作的时候，只知道那里的街痞划分有地盘，如果有人在他们的地盘上滋事打架，他们就会“挺身而出”；如果有人在他们的地盘上做生意，就得向他们缴纳保护费。两伙地痞经常会打群架，有时候是因为一方越界收钱，有时候是因为一方想扩充地盘。现在，这些地痞头子都做了城关镇所属几个村的村长，每个人都坐拥几百万。
我一再给刀疤男子赔小心，一再道歉。刀疤男子一直神情倨傲，他在我的身上找到了极大的优越感。后来，他依旧斜着眼睛说：“跟我走！”
他走在前面，高视阔步，像一只骄傲的大公鸡；我跟在后面，亦步亦趋，像一只束手就缚的黄鼠狼。走出几百米远，来到了一座废弃的楼房里。登上台阶，走到三楼，三楼里早早地等着几个人，他们都把脸涂抹得脏兮兮，身上衣服破破烂烂，一看就知道是乞丐。
一名乞丐对我进行搜身，把我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掏了出来，放在地面上：一包红梅香烟，一个一次性打火机，50多元钱，还有几张花花绿绿的传单，那是我用来上厕所的手纸。这名乞丐从烟盒里掏出香烟，给他们每人发了一根，唯独没有给我。
刀疤男人抽着烟，斜着眼睛问我：“哪里人？来这里多久了？”后来我才知道，他的眼睛本来就是斜视，他一直都是斜着眼睛看人。我以前对他存在误解，我应该愧疚，因为斜视不是他的错。
我说出了我们那座县城的名字。他说他去过，然后以一副历练江湖的口吻问我，县城的哪条路上有什么建筑，新开辟的街道叫什么名字。他问得很详细，甚至说出县城一些前几年知名的事情，问我是谁干的？这些人要么是县城成名已久的地痞流氓，要么就是靠着胆大和无耻而在改革开放后迅速掘得第一桶金的大老板。我对答如流，他解除了对我的戒备，拍着我的肩膀说：“以后就跟大哥干。”
也是在以后我才知道，他曾经结婚过，而妻子就是我们县城郊区的女子。后来，妻子跟着别人跑到了省城，他便来到省城寻找，没有找到，身无分文，就进入乞丐行列，做了“大哥”。
大哥不是乞丐行列的老大，老大是帮主。而帮主从来不露面。
我见到帮主已经是一周以后的事情了。
乞丐群落里，等级森严。
帮主的身份是最神秘的，刚入伙的小乞丐是无法一睹帮主大人的尊容的。就像传说中的武侠高手一样，帮主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有的乞丐即使加入组织几年了，还是无法了解帮主，无法知道帮主的背景。甚至有的还没有见过帮主。帮主居住在哪里？我相信整个城市的人，除过见过帮主的乞丐，没有一个人会知道，也没有一个人会猜到。
帮主的下面是几位大哥，大哥就相当于一个小组长，他负责乞丐们的工作安排和日常事务，谁在哪条路上乞讨，谁负责监视，谁负责望风，这些都由大哥安排。大哥还有一个工作内容为协调乞丐之间的矛盾。
大哥的手下有几名打手，打手们都是乞丐群里身手矫健的青年，他们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就是打人，遇到钱不上缴的人，和他们认为不听话的人，看不顺眼的人，就会大打出手。他们是乞丐群落里的城管。
打手的下面是乞丐。而乞丐又分老乞丐和小乞丐。早进入帮会的，就是老乞丐；晚进入的，就是小乞丐。这有些类似于江湖上的弟子排名，不以年龄论，而以早晚论。
我是一名小乞丐。
每天乞讨的时候，我都尽职尽责，任劳任怨，不管风吹雨打，不管烈日暴晒，我都坚守工作岗位。下班的时候，我会把当天乞讨的钱一分不剩地交到老大手中。我清楚地知道，在我乞讨的时候，就有打手在旁边盯梢，甚至多少人给了我钱，给了多少钱，打手都有记录。
老乞丐和小乞丐一共有五六个，每天晚上都睡在一幢废弃楼房的顶层。因为我是小乞丐，我会主动睡在最外面，替其余的乞丐阻挡风雨。老大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不来的时候，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而他只要来，就表示当天晚上有任务。
这个乞丐群体，名为乞讨，实为盗窃团伙。
老大只要在夜晚一出现，这伙乞丐的眼睛就贼亮贼亮，像狼的眼睛一样，在黑暗中也能看清楚。后来我才得知，这伙乞丐有的已经结婚生子，他们把妻子孩子放在家中，独自出来乞讨，等到攒到一大笔钱后，才准备回家。有的乞丐是全家乞讨，只是和妻子分开居住，但每隔几天就会会面一次，第二天早晨又会在这幢楼上出现。还有一个少年，是叔叔带着他出来的，他的叔叔也是职业乞丐，听说是在另一个老大的手下“干活”。他的叔叔假扮瞎子，每天拉着一把破二胡，而这个少年则假扮残疾人，像耍杂技一样把双腿架在后背上，用屁股挪动身体来乞讨。晚上没有人的时候，他就会把双腿从后背上拿下来。
原来，在这座城市里，有这样一批职业乞丐，或者叫职业小偷，而我们居然一直不知道。我们走在大街上，一直以怜悯同情的眼光看着这些乞丐，其实他们一点也不值得怜悯同情。
来到南方后，我因为采访，曾经去了安徽阜阳的一个村庄，那个村庄全村人都在外地乞讨，很多人来到广州深圳。那个村庄里，家家户户盖起两三层的崭新小楼，春节时候，乞丐们都回到家中，他们发给孩子的压岁钱都是五十和一百的。那个村庄里，谁家有个傻瓜儿子或者残疾女儿，就可以发大财，这些傻瓜和残疾可以出租给出外乞讨的人，一年租金五万到十万。
我承认，城市中有真正生活无着的乞丐，但是并不很多。自从出台了《救助条例》后，乞丐们完全可以拿到救助站免费提供的一张火车票回家，全家团聚，但是他们不愿意回去，他们躲避救助，为什么？因为他们是职业乞丐，他们在乞讨中尝到了甜头。
如何消灭城市里的职业乞丐？唯一的办法就是不要滥发慈悲。
如果你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丢失了钱物，身无分文，举目无亲，你应该怎么办？你如何才能回家？
你可以拨打110，警察会将你送到就近的救助站。告诉救助站你的家庭地址，救助站与当地相关部门联系后，确认了你的身份，就会为你无偿提供一张回家的火车票。如果你有自立能力，救助站会送你上火车；如果你没有自立能够，救助站会将你送交到你所在地区的救助站。
可惜，很多人不知道救助站会提供这些服务。在陌生的城市受困后，茫然不知所措。
但是，职业乞丐们知道。他们经常和救助站打游击，逃避救助。他们利用人们不知救助站的心理来乞讨行骗。他们在大街上铺一张纸，上面写着“丢失钱包，想回家”，或者是“只要五元钱，想吃饭”，欺骗那些善良的人们。我曾经在火车站拍摄到一个带着孩子的乞丐，他称钱包丢失，自己是教师，身边还放着《教师证》。发现我拍照后，他气势汹汹地抢夺相机，并追打我。在答应删除照片后，他才放弃了对我的攻击。回到单位后，我按照他教师证上的姓名和地址，打电话给当地教育局和学校查找，发现根本没有这样一个人。
我把这种乞讨方式称为示弱型。
除此而外，职业乞丐的乞讨方式还有很多种：
一种是智能型的。这类乞丐类似于诈骗。他们假扮成和尚或者尼姑，见到你就会亮出一个金光闪闪的牌子，说是开光金牌，保佑你一生平安，要你买，每个价格不菲，几百元钱；或者说寺庙要修建，你如果赞助了，就会功德无量。我曾经跟踪过两个假尼姑，她们走到无人的僻静马路上，就脱掉了袈裟，换上了女装，还对着镜子化妆。有一次出差到华东一座城市，住在酒店里，在酒店餐厅吃早餐时，遇到两个假和尚。酒店的早餐很贵，吃一次要几十元。两个假和尚笑嘻嘻地来到我的身边，看着我刚刚剃的光头问：“你是不是和尚？”我立即知道了他们是骗子。因为和尚从来不会自称和尚，都是自称出家人。果然，在得到我否定的回答后，他们就掏出了开光金牌，说看在我光头的份上，只收100元。我没有买，借着上厕所的机会，拨打了110，后来，两个假和尚被抓走了。还有的乞丐身上装着一些假古董，见到你说这是祖传的宝物，或者是从建筑工地刚刚挖出来的，因为家中急着等钱用，便宜卖给你。你如果买了，就上当了。如果真的是文物，国家会出很高的价钱收购，根本犯不着偷偷摸摸地出售。
一种是自虐型的。这类乞丐我们见过很多，他们假扮成各种残疾人，装出一副可怜相，诱骗人们的同情心。我曾经在黄昏时分跟踪过两个盲人，我想看看他们夜晚住宿在哪里。他们一个扶着另一个的肩膀，前面的一个还拿着拐杖，不断敲击着路面。太阳将他们的脸晒得黧黑，他们胡子拉碴，皱纹密布，让人心生怜悯。可能是他们发现了有人跟踪，就坐在路边的草地上喝水，不愿起身。我只好走到他们身边，和他们攀谈，他们说夜晚睡在火车站桥洞下面，现在想坐公交车回去。我好心帮他们去十几米开外的公交车站看站牌，查询是否有去火车站的公交车。一回头，看到他们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奔向路边一辆出租车。唉！自以为老江湖的我，也被乞丐骗了。
一种是强盗型的。这是一帮小孩子，他们在闹市区见到单独行走的女孩子或者老人，就会跑上去抱着他们的腿，不给钱绝不松开。小孩子的背后是大人，可能是他们的父母，也可能是组织的头领。小孩子要到了一定量的钱后，躲在暗处的大人就会走出来，把小孩手中的钱要走。我在南方一座城市上班的时候，每天夜晚下班都要路过一个火锅城，火锅城的门口每次都有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在强行乞讨。那个男孩流里流气，有一次抱着一个漂亮女孩的屁股要钱，还用手揉搓，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有一天，我在一家麦当劳吃饭的时候，突然看到那两个男孩女孩和一对夫妻模样的人也在吃麦当劳，他们吃的是全家福套餐，价钱很贵。而我们同事在一起的时候，都舍不得吃这么贵的。
一种是温柔型的。生活在城市的人，都会见过这类乞丐，他们会在夜晚出现，一般是夫妻两个人，有时候怀中还会抱个孩子，见到你就温柔地说：“大哥大姐，有件事麻烦你。”你如果停下脚步，他们就会进一步说：“给两元钱，给孩子买个面包吃，孩子已经一天没有吃东西了。”如果孩子真的一天没有吃东西，早就饿得哇哇大哭。这类乞丐一般是以家庭为单位出动的，如果遇到不给钱的女孩子，男子还会恐吓威胁。
一种是卖艺型的。这种乞丐会一点简单的技艺，或者是打竹板，或者是吹笛子、拉二胡，还有的会写毛笔字。会后面几种技艺的，还有一点乞丐的职业道德，他们在街边表演，让人施舍，这有点“卖艺”或者“行为艺术”的味道。而会打竹板的最为可恶，他们结帮走派，来到店铺门口，说一些编好的吉利话，不给钱就赖着不走。这样一群穿得破破烂烂浑身散发恶臭的人，站在店铺门口，会严重影响生意，老板没有办法，只好给他们钱。
最近几年，乞丐的乞讨方式与时俱进。有人穿得整整齐齐，胸前挂个牌子，上写“寻求小说出版”或者“举办画展”，需要钱。这类假借作家和画家的乞丐，同样可恶。
职业乞丐从来不需要你买饭，只需要你给钱。一个在竞争激烈的城市里能够生存下去的人，需要你的同情吗？
总而言之，见到乞丐别给钱，他们比你有钱得多。
夜晚的城墙脚下，常常会有一群上了年纪的老人，他们在卖旧衣服旧鞋子。那时候我一直不知道这些旧衣服鞋子哪里来的？后来才知道都是小偷偷来后卖给他们的。
因为我就曾经做过一次这样的小偷。跟着老大的这个团队。
这个乞丐群落分工明确。我们每天睡觉很晚，也起床很晚。午后的时候，我们才会出动，有的去踩点，这一般是打手干的活；有的去乞讨，这是老乞丐和小乞丐的干的活。打手踩点好了后，我们夜晚就会出动。我们像鬼子进村一样，见什么偷什么，我们扫荡过处，万木萧条，一片白地。
我们偷的最多的是人家晾晒在阳台上的衣服和放在门外的鞋子。老乞丐有一种特制的工具，连接起来，顶端有一个钩子，伸出去，三楼阳台上的衣服也能够偷到手。由于城市小区防守比较严密，保安们又态度蛮横，荷尔蒙激荡，打架很凶，我们惹不起，我们的打手根本就不是对手，他们在我们的面前是狼，在外人的面前就是绵羊，所以我们的活动范围都在城中村，这里没有人管。城中村的房屋最高也就是三层，城中村的居住环境都很拥挤，鞋子一般都放在门外，所以，我们大军扫荡过后，草木无存。
然后，打手们会把这些偷到的衣物卖给城墙脚下摆摊的老头老太太。
我们有时候也会撬门扭锁，这些都是打手们事先踩点好的地方。和职业小偷不同，职业小偷开锁只需要几秒钟，而我们不会开锁，我们就只能撬锁。每次出动的时候，老大身后都会别着一把羊角锤，见到明锁，就用羊角锤撬开，而见到暗锁就束手无策。这是一群世界上最笨的贼。
有一天夜半时分，我们来到一户人家的门前。事先打手说，这家很长时间没有人住，他白天从窗缝看到里面有电视机和碟机，还有电冰箱。那个时侯，能买全家用电器的可不是一般家庭，一个碟机就要七八百元。电冰箱更是贵的离谱。这家肯定有“货”。
这帮土匪如果进去了，就会将里面洗劫一空，他们会叫来人力三轮车将所有东西搬走。那时候，城市里充斥的全是人力三轮车，人们叫它们“招手停”，他们拉货拉人来者不拒，他们才不管拉的东西是什么来路。我很着急，一路都在想着怎么才能制止他们。
这个踩好的点位于一幢楼房的一层，整幢楼房都是黑压压的，像一座巨大的墓碑。四周也静悄悄的，偶尔会传来若有若无的鼾声。老大走到了门前，伸手取出了羊角锤，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我突然看到了对面那户人家的窗台上有一个啤酒瓶，我故意将啤酒瓶拨落了。啤酒瓶落在地上，破碎的声响在寂静的夜晚听起来异常嘹亮，楼顶上有人醒来了，拉亮了电灯，我们的身影映照在对面人家的窗户上，那户人家的男主人发出粗声粗气的呼喝：“谁？干什么？”然后就响起了凳子被碰到的声响，他起床了。
老大第一个逃跑了，我们也跟在后面呼啦啦地逃窜。回到那幢废弃的大楼顶层，老大质问是谁把啤酒瓶碰落了，有人说是我，老大抬手打了我一个耳光，打得我眼冒金星。老大骂道：“你笨得像猪，还能当贼？”
老大性情暴戾，他动不动就会大打出手，下手极重。那一双摸了30年锄把的手，长满了老茧；而一颗被老婆欺骗了的心，又极为冷酷。我见过他有一次打那个少年乞丐，因为少年乞丐偷藏了10元钱，被他发现了，他用脚踹，用拳击，打得少年乞丐满脸是血，还不准哭喊。10元钱，是我们所能乞讨到的单次最高金额。
而这次老大居然没有对我痛下杀手，原因在于他知道我是知识分子，而农民都对知识分子有一种天生的敬仰。
和这些乞丐生活在一起，精神极度空虚，有一天，我在大街上捡到一张报纸，拿回来看。我就像高尔基所说的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看得很仔细，连中缝的小广告也不放过。这些天来，没有看到一行文字，我的眼睛和心灵都极度饥渴。我又仿佛回到了当初做公务员的时光，对报纸上的文字有着病态的兴趣。
一名老乞丐顶着一头乱发凑过来，狗看星星一般对着报纸看了半天，然后疑惑地问我：“你识字？”我点点头，老乞丐惊讶地说：“哎呀呀，这里还有一个秀才啊。”西北农村都把识字的人叫秀才。然后，所有的人都叫我秀才了。他们对秀才总是很尊敬的。
因为识字，我在乞丐群体里的地位迅速提高，大家遇到什么烦心事，都会找我商量，不外乎就是家长里短鸡毛蒜皮之类的事情，母亲和媳妇吵架了，儿子不孝顺了，邻居家的房子盖得比自己家的高了，地里的庄稼被人家多种了一行……这点小事在识字的人看来，就不叫个事，可是在这些不识字的乞丐眼中，就是大得不得了的事情，他们想破脑袋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干活的时候，我就开导他们，眼光放长远点，不要只盯着眼前这点芝麻大的事情。他们都很敬重我。
其实，这些乞丐很多以前都是可怜人，有的是受到村干部欺负，有的是家中突遭变故，当然还有些属于好吃懒做，觉得乞讨赚钱快，就投机取巧走上了这条路。但是，即使再贫困，他们也不至于沦落到吃不起饭穿不起衣的程度，也不至于要去偷盗。我对他们既同情又愤恨。
我识字的事情很快就在乞丐群落里传开了，有一天，老大突然对我说：“帮主要见你。”
我有点紧张，不知道帮主是多大的“官”，也不知道帮主是个什么样的人，大家谈起帮主的时候，都很诡秘，而相互之间又不敢谈论帮主的事情。
“帮主在哪里？”我问。
老大面无表情地说：“去了你就知道了。”他脸上的刀疤闪闪发光。
知了躲藏在街树上长声嘶鸣，店铺里坐在柜台后的小老板，和街道两边贩卖水果的小贩，都神情萎靡没精打采。街道上的车辆也都在悄无声息地驶过，屁股后面连一缕黑烟也不冒。三轮车夫们把车子支在大树下，坐在车厢里打瞌睡。一切都静寂而诡异，这种情景很像我看过的那些美国西部片中的小镇，沉寂中杀机四伏。
我跟在老大的身后走，老大不屑于和我走在一起，在乞丐群落里，他是我的顶头上司，他有向我摆谱的资格。他腆着肚子，迈动着碎步，却上身保持笔直不动，双手向后甩，走得很领导。以前在小县城上班的时候，我们的局长就是这样在我们几间办公室里走来走去，去乡镇视察的时候，他也是这种走路的姿势，这种姿势很“扎势”，有风度，也有威严。
我们局长有扎势的资本，他一年收入至少上百万，多少人有事求他，宠着他，巴结他。在我们老家，当官的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人群的中心，都是大家羡慕的对象。当官就表示有钱，当官是发财的最重要的也是最主要的一条途径。后来我来到南方，才发现人家南方人根本就不把当官的当那么一回事。在南方，人人平等，你做你的官，我做我的生意，或者我捡拾我的破烂，我们两不相干。当官的如果胡作非为，我可以告你不作为，我可以举报。南方人都为人低调，尤其是当官的和那些身价千万亿万的富翁；而老家人特别喜欢摆谱，有一点点权力就发挥到极致，身上装上100元就敢冒充大款。
我经常在想，为什么那些贪官污吏大都出现在贫困地区？为什么越是贫困地区，当官的越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现在我有一点想明白了。
老大一路上没有和我说一句话，我们走了十几分钟后，走进了公园里。公园后面有一片树林，树林里阒无人迹，地面上铺着一层积年的落叶，落叶间蠕动着蚯蚓、蚂蚁和蛇。我突然害怕起来，老大为什么带我来这里？是不是暗中还有人埋伏着，准备对我下毒手？而他一个人不是我的对手。我头脑中飞快地将自己这几天的经历回想了一遍，感觉到没有露出什么破绽。
我正在疑惑的时候，老大停下了脚步，看看四周没有人，便搬开了脚下的一个窨井盖，然后示意我走下去。我不敢下去，我不知道他要耍什么阴谋。老大踢了我一脚，恶狠狠地骂我道：“妈的，快点！”我长长地吸一口气，咬着牙关走了下去。到了这一步，是沟是崖都要跳下去，一切听从老天爷安排。
老大跟着我也下来了，然后他移动了窨井盖，重新盖好，让外面无法看出这里面有人。窨井里很黑，双手所触的都是黏糊糊的苔藓，空气中散发着一种发霉的气味，窨井里又很冷，有一股凉气直透骨髓，我禁不止打了一个冷战。沿着台阶走下十多米，就是一个平台。老大打开了小电筒，我看到脚边是各种各样大小不一的管道，这是城市的生命管道，各种管道里分别流着这座城市所需要的水、液化气、光缆信号，还有一些我所不知道的东西。老大带我来这里干什么？
黑暗中有一缕风吹过来，但又不知道风来自何方。老大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又小心翼翼走出了十几米，拐弯，突然看到了远处有盈盈灯火。原来这里还有人。谁住在这里？他为什么要住在这里？
这里住的是帮主。
没有人知道我们帮主住在这里，只有我们群落里的少数几个乞丐。
帮主留着长长的胡子和头发，感觉就像野人一样。帮主生活在现代化城市里，他却把城市当成了原始丛林，那些高楼大厦是一棵棵树木，而那些生活在阳光下的人都是猛兽。帮主不出去，帮主生活在这深深的洞穴里，像鼹鼠一样。没有人知道他在这里生活了多久，也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会生活在这里。我是在逃离了乞丐群落后，才从警察的口中知道了，帮主选择窨井作为自己藏身之所的原因。
后来，这个窨井被发现后，报社的摄影记者专门来到了窨井里，拍摄了大量照片。这些照片通过摄影记者专用的渠道发送出来，立即引起了强烈轰动。那时候的网络还不发达，我的稿件仅仅在我们当地的报纸上刊登，也只传播在这座城市里，没有被网络转载。
那天面对着帮主，我很平静，一点也不恐惧。我看着他乱蓬蓬的头发和胡子，倒觉得他很慈祥。我看不出他的年龄，但是他的脸上没有刀疤，他比老大对我的态度要好得多。他和蔼可亲，就像北方农村里那些冬天蹲在村口袖着双手晒太阳的老头。帮主的身边还有一个女人，我不知道她是谁，他们是什么关系？
帮主问我：“你识字？”
我答：“是的。”
“你以前是干什么的？”
“在村子里当民办教师。”
“为什么会出来？”
“两年没有发工资，欠人一沟子烂账，不出来就会饿死。”我说。上世纪最后几年，正是教育最青黄不接的几年，教师叫苦连天，学生逃学打工。而民办教师处于社会最底层，每月几十元的工资也会一拖就是一年两年。
“老家在哪里？”帮主问。
这些话题此前我已经给老大说过一次，现在我开始紧张起来，担心说漏嘴，引起帮主和老大怀疑。如果他们有了疑心，动了杀机，在这个地下十几米深的洞穴里，我无处遁逃。我偷偷地向两边观看，看有什么趁手的家伙，万一冲突起来，我就操在手中，拼死一搏。
值得庆幸的是，帮主和我拉了几句家常后，就说：“以后就在我这里干。”
我没有听懂，疑惑地看着帮主蜡烛光下那把飘到胸前的胡子。老大解释说，以后给帮主打理帮中的大小事务，主要是财产分布。因为我识字，因为我会算账。
此后，我的职务得到提升。我从一名最下层的小乞丐，一跃成为组织里的财政部长，夜晚也能够睡在帮主的洞穴里。那么，以前的财政部长去了哪里？我不知道，也不敢问。
和帮主睡在洞穴里的，除了我和几个大哥外，还有那个女人。那个女人其实很年轻，模样也俊俏，就是有些神志不清，说话也黏黏糊糊。她没事的时候就在洞穴里走来走去，圆滚滚的屁股表情丰富，忽儿甩到左边，忽儿甩到右边。两个大奶子像两只兔子一样在胸前跳跃。她和帮主一样，有时候披条床单，有时候一丝不挂。
白天，洞穴里只有帮主和那个女人，别的人都要出去干活，我的活路还是乞讨。讨多讨少都无所谓了，没有人再凶神恶煞地管教。但是，我的行动照样受到限制。有一次，为了检验是否有人监视，我在黄昏“下班”后，故意朝公园相反的方向走，走出几十米，后面跟来了一个不认识的人，突然冲到我面前说：“干什么去？”
“拉肚子，找厕所。”我轻描淡写地说。那个人是打手无疑。
我们经常在大街上见到乞丐，有的是一个人，有的是两个人搭伴，其实这些乞丐的后面都有人在监视，监视的人躲藏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他会监视着乞丐的一举一动，也会监视到我们。那一双躲藏在暗中的眼睛阴险毒辣，乞丐们都非常害怕他们。
几年后的一次，我跟踪一个残疾孩子乞讨。这些年来，我先后暗访过至少五次乞丐群落。那个残疾孩子每到夜晚九点左右，就有一辆面包车开过来，拉走孩子。我打的继续跟踪，一直跟着面包车来到了一个小区里。残疾孩子被抱上了一幢单元楼里。后来，我守候在这幢单元楼里，居然发现这里有好几个残疾孩子，每天被面包车接送乞讨，每个大人监视一个乞讨的残疾孩子，而他们的帮主，是一个腿脚残疾的中年男子。
接下来的事情更为恐怖，这个瘸子经常会带着手下人去乡下转悠，见到单独行走的孩子，或者残疾孩子和智障孩子，就拉上面包车，一直拉到城市里……做成他们乞讨的工具。
和几个老大朝夕长处，慢慢就熟悉了。我工作兢兢业业，也深受上下一致好评。有一次，和其中的一个老大一起出窨井的时候，我故意说：“这些帐真难做，以前的财务哪里去了？”
“被做了。”这名老大说，“他手脚不干净。”
这名老大接着说，以前的财物在算账的时候，总会偷偷留点钱，埋在公园里一棵树下，被跟踪的人发现了，夜晚回到窨井的时候，帮主就和几个人割了他的舌头，刺瞎了眼睛，趁着夜深扔在了郊外的荒沟里。“就算不死，也离死不远了。”
我毛骨悚然。
这里如此危险，随时会有杀身之祸，为什么乞丐们还会留在这里？因为他们的钱都掌握在帮主手里。这就像那些克扣工人工资的黑工厂一样，如果你离开，就表示没有一分钱拿；如果你继续干，可能有一天老板发了慈悲，会发还你们存放在他手中的钱。
乞丐们都是帮主的包身工。
帮主外表慈祥，内心狠毒。老大的刀子拿在手中，而帮主的的刀子藏在心中。
帮主手下足有四五十个乞丐，我从组织里每天的收入中能够判断出来。这些零钱都存放在帮主身边一个巨大的铁罐子里，这个铁罐子以前应该是装汽油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搬到这里。铁罐子只能帮主动，别的人动就会受到处罚。每隔几天，帮主就会派人背着一袋子零钱去银行换成整钱，然后又把整钱藏起来。
如果你有一天看到有人在银行里存零钱取整钱，那可能就是乞丐。
你把一元钱的零钱交给乞丐，乞丐积少成多，存进银行里，而这些乞丐们存进去的零钱还会在市面上流通。银行的工作人员与外界的大老板连通，大老板把这些零钱又兑换出去，然后“批发”给大大小小的小老板，小老板走到饭馆、菜市、商场里，又把零钱换成整钱，因为饭馆、菜市、商场里的这些生意人没有零钱就没法做生意。最后，你买菜买肉，你去饭馆吃饭，零钱又回到你手中。不过，这时候的一元钱已经不是一元。
大老板从银行那里拿钱，要给手续费；小老板从大老板那里拿钱，也要给手续费；菜摊档主从小老板手中拿钱，还是要给手续费。经过道道关卡，你的一元钱再到你手中，就可能只剩八角钱了。
听说做这种生意的大老板一年净赚百万，小老板也会年收入二三十万，银行里做这种生意的个别人，收入比大老板更高。
还是那句老话：钱别给乞丐！
帮主平时很少说话，而说话时每个人都害怕。曾经有一个老大，因为手下的人每天都要的钱很少，没有达到老大的期望，老大说：“你以后就不要来了。”那个老大比帮主年轻，但是他被吓得浑身筛糠，哭着说让帮主再给他机会，帮主哼了一声，转过身去，给了他一个屁股。我不明白，一句“不要来了”为什么就会把他吓成那样？
几天后，这个老大的团队上缴的钱数突然增加了，我想，他们可能是夜晚去偷盗，或者去抢劫了。
有时候，月明星稀，树影婆娑，帮主会带着大家钻出窨井，来到地面上。那个傻子女人是不能带出来的，帮主担心她会到处乱跑。
我们躺在积年的枯叶上，一句话也不说，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心思，和在窨井里一样，气氛照样很压抑。我偷眼望着帮主，看到他面容沉静，双眼眯缝，一副很沉醉的神情。既然如此喜欢外面的世界，他为什么要守在窨井里不愿出来呢？
风轻轻地吹过树林，树叶窸窣作响，远处闹煎煎的市声，经过树林的层层过滤，已经听不见了。清朗的月光照在树林上空，把斑驳的树影投射在地上，也投射在地面上这几个躺着的人身上，他们的身体都变得斑驳陆离，一种极大的恐惧突然攫住了我：他们是人吗？为什么他们如此诡异？也许他们都是鬼，他们已经死去多年，而这些天里，我是和一群鬼魅生活在一起。
身边突然有了响声，帮主跃身而起，身手异常敏捷，像一只猿猴，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帮主已经奔出了十几米远，像一只雕一样扑身下去。再起身时，手上提溜着一条一尺多长的蛇。他的手捏在蛇的七寸之处，蛇努力地扭摆着身体，发出嘶嘶的叫声，却又无可奈何。帮主用长指甲划开蛇的身体，把蛇胆掏出来，一口吞了下去。蛇的身体落在地上，还在努力而徒劳无益地摆动着。
帮主以前是小陇山中的药农，采药捕蛇是他的拿手好戏。很多天以后，和我关系最好的一位老大告诉我说。
在这里，我整天像一条沉默的狗，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说一句话。老实说，从走进窨井的第一天起，我就想着赶快逃离这里，这里杀机四伏，恐怖笼罩在窨井的每一寸空间里。
可是，我没有机会离开。我的身边每时每刻都有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人。白天乞讨的时候，我看着脚边的蚂蚁，都感到很羡慕，他们可以自由往来，没有监督，他们可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可是我不行。
窨井是乞丐群落里重要头领的家，也是我的家，可是这个家却让我心存恐惧。
后来做记者，走南闯北，也曾经见到过一个拾荒群落的家，也是在窨井里。我一走进那个窨井里，就禁不住浑身哆嗦，刚开始做记者时暗访乞丐群落的情景一幕幕闪现出来，一种阴冷从每个毛孔里渗入，让我颤抖不已。如果让我再做一次乞丐，再走进一次窨井中，我都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这种勇气。当时完全是一种顽强的求生欲望支撑着我。后来，我感到了后怕，深深的后怕。
窨井里冬暖夏凉，外界的炎热和寒冷无法穿透厚厚的地表，确实是一个天然上佳的居住地。然而，只有我们完全陌生的一群人，才会选择这里居住。他们的生活，我们一无所知。
睡在窨井里的时候，我照样很知趣地睡在最外面。最里面是帮主和那个女人。有一天夜晚，我突然被那个疯女人的叫声惊醒了，不，应该是呻吟声。在窨井的这些天里，我每天夜晚都处于半睡眠中，我担心会在睡梦中遭逢不测。那个女人的呻吟声夹杂着帮主狗一样的喘息声，像波浪一样阵阵涌来，可是我没有任何反应，恐惧已经让我的欲望荡然无存。我侧耳听到那些老大们都睡得很香，有的还拉着鼾声。他们大约早就习惯了疯女人夜晚的喘息。
我还看到老大们对这个疯女人好像都很害怕，他们看她的眼神躲躲闪闪。疯女人是窨井里唯一的一道风景，可是他们不敢欣赏。
这个疯女人怎么会来到这里？
虽然我身处红尘滚滚的城市里，却与这个城市格格不入。我不知道在乞丐群落的外面，都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相信报社肯定也一直在找我，可是他们找不到我，他们不知道我就在地下，在窨井里，在一个谁也找不到的地方，在谁也不知道的隐秘的角落里。
我想起了几个月前美国轰炸我驻南使馆，我在饭馆里听到这个消息后，看到有的人把菜碗摔碎了，还有人把热水瓶从楼上扔下来，群情激奋。现在，几个月过去了，情况有什么变化，美国是怎么解释的？我在进入丐帮前一天的中午，还在看中国女子足球赛，她们以5：0的强大比分战胜了挪威队，现在，比赛早就应该结束了，中国队得了第一吗？
我与外界完全失去了联系。在这里，我只能寻求自救。
每天晚上挨着我睡觉的那个老大，是刚刚提拔的。他也只是比我早两个月才有资格睡在窨井中。他看起来年龄已经很大了，额头和脸颊上的皱纹密密麻麻，像被刷子刷过一样。后来我知道，他已经沿街乞讨五六年了。
以前的财务怎么死的，帮主的身世，也全是他告诉我的。他还偷偷地告诉我说：“帮主是个大混球，手里有命案。”那时候我一直以为这位老大说的命案是残害财务的案子，不知道他说的是另外一搭事情。
现在已经忘记了当初是怎么和这位老大走到一起的，怎么想也想不起来。反正人和人之间有一种叫做感应的东西，你看到某一个人，就感到亲切，就想和他交往，这就是感应；你见到另外一个人，就有一种排斥，甚至连他说话的声音都不想听到，这也是感应。当初看到那些老大时，我就让认定了这个人是好人，他的嘴角有两撇愁苦的纹路，就像一对小括号。他不像他们那么凶恶霸道，他就像一个刚刚从天地里回来，摔打摔打干净了裤脚尘土的农夫。事实上他就是一个农夫，被人欺负（他一直没有告诉我欺负的情形，受了什么样的欺负）后，就跑到城里做了乞丐。这些也是他以后告诉我的，他说他想走，可是拿不出放在帮主手中的“提成”。
他姓吴，我那时候一直称他吴哥。
吴哥的手下有六个乞丐，都是假扮残疾人的少年，帮主给少年们规定的任务是每人每天要乞讨到100元。别的老大手下如果有人没有完成任务，就会遭到毒打、饿饭等惩罚，第二天还要照样去干活，可是吴哥从来不打这些少年，完不成任务的时候，他也会假扮成瞎子上街乞讨，拿着个破碗，拄着根竹竿，靠在公交站台上一遍又一遍地说：“大爷大哥行行好，给我一元不嫌少，回去你捡金元宝……”
有一次，吴哥和我说起以后出去的情景，他说他有一对儿女，让他儿子跟着我学写字算账，“女儿就算了，女儿总归是人家的人，花那闲钱干啥？”
我想起了那次帮主给一个大哥说“你以后再不要来了”，那位大哥吓得浑身筛糠，我问为什么会这样？吴哥说：“那就是说，要把他做了。”
原来帮主如此阴险恐怖。
一场大雨过后，天气变得凉快。大街上的人都穿上了长衣长裤，可能已经到了立秋时节，可是我不知道今天是几月几号，乞丐的生活每天都是一样的，乞丐的时间都是静止的。
有时候，坐在街边，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从面前走过，看着他们鄙夷不屑的眼神，听着他们呵斥我的声音，我感觉不到丝毫委屈，我已经完全把自己当成了一个乞丐，我也真的是一个乞丐了，乞丐是这个世界上脸皮最厚的人。他们为了钱而什么嘲弄都不在乎，所谓的自尊自强在他们的心中荡然无存。
有时候，看到那些给我的破碗里丢了一元钱的人，我想，如果这不是钱，而是一本书该有多好，随便什么书籍都行，哪怕是一张有字的纸片也行，我的眼睛和心灵太饥渴了，太需要文字来滋润了，那些字正腔圆、正大光明的方块字。我想起了茨威格的小说《象棋的故事》，如果能够给我一本棋谱，我现在也能炼成一个象棋高手。如果给我一本卦书，我就会炼成一个算命高手。现在，再难看懂的书籍，我也愿意看，我也完全能看懂。我相信。
日子平静地过去，流水一般，我每天干活，像没有思维的机器一样。
有一天回到窨井里，没有见到那个被帮主吓得浑身筛糠的人，我问吴哥，吴哥摇摇头。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个人，不知道他是被暗害了，还是逃跑了。
我盼望着他是逃出去了，然而可以穿着人穿的衣服，轻松而惬意地走在这座城市温煦的阳光下，想吃什么就到摊点买点什么，拉面扯面，夹馍面皮，还有大盘鸡，尽情地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超市商场，卖衣服的卖玩具的，想进哪家就进哪家，如果有老婆孩子，那就都带上。做一个能够仰起头来走在阳光下的正常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
那天晚上我一直没有入睡，我想着怎么能够逃出去。身边的老大们都睡着了，烛光也慢慢暗淡下去，此刻，就在地面之上，车水马龙，人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而地下却是一片死寂。疯女人爬起来了，一丝不挂，她的身体在烛光中看起来异常单薄，像皮影一样飘忽而不真实。她轻悄悄地，没有任何声音，她的身影投射在洞壁上，很大很大，像一朵乌云。她的头发很长很长，随着身体的晃动，一张异常惨白的脸就从头发中露出来，没有血色，还有长长的尖尖的牙齿。我突然想起了以前看过的那些旧小说，女鬼只有在有半夜时分才会醒来。难道这个疯女人是鬼？她一直藏在地下，不敢走出去。这些男人以前也可能是人，后来被这个女鬼吸食了精魄，也慢慢变成了鬼。
走进窨井的这些天，我从来没有见到疯女人说过一句话，鬼是不说话的，鬼也不会说话。原来，身边真的是一群鬼。我是一直和一群鬼生活在一起。
烛光更加黯淡了，然后奋力一跳，便彻底熄灭了。我感觉到女鬼在慢慢接近我，跪在了我的身边，长长的头发耷拉到了我的肚皮上，我想爬起身，可是浑身没有力气，像泥巴一样酥软。女鬼在黑暗中狞笑着，我看到她的两排牙齿在黑暗中闪烁着瘆人的光芒，然后慢慢地伏在我的脖子上。我想大喊，可是张开嘴巴，却发不出声音。我的脖子一阵钻心的疼痛。女鬼抬起头来，嘴巴上沾满了血迹……
“啊……”我终于喊出了声音，也睁开了眼睛，却发现原来是一场梦。烛光还在摇曳，身边睡的还是几个老大。
刀疤站起身来，他的身影在窨井里看起来异常高大，他用脚踩着我，一脚又一脚，嘴里狠狠地骂着。我不敢反抗，只把身体蜷缩成一个虾米，双手抱着头颅。刀疤踏了几脚，还不解恨，又把脚尖伸进我的手臂之间，踢我的头，我发出了痛苦的叫声。吴哥也起来了，他匍匐到帮主的面前，向帮主说：“也是个恓惶娃，就饶了娃这一回。”他一遍又一边地说，并伏下身体一遍遍地叩头，帮主终于发话了，他说：“停下子，再打就出人命了。”刀疤这才住手。
我的脸上有血流出来，摸在手掌黏糊糊的，全身火辣辣地疼痛，还不知道什么地方被打伤了。我扭头看到帮主面朝里面睡着，而那个疯女人一直睡得很香甜，一动也不动。
我一定要离开这里，呆在这里早晚会送命的。
第二天，我把自己要出去的想法偷偷告诉了吴哥，自从看到吴哥替我求情的那一幕，我感觉到他是一个绝对能够靠得住的人。吴哥说，他也早有这个想法，只是考虑到钱还在帮主手中，他不愿意就这样空着手跑出去，家中一儿一女还等着他养活。
我说，钱不要也行，赶快出去，出去后什么都好了。
吴哥说，他不甘心，他不甘心这些年乞讨的钱都送给帮主这个大混球。
吴哥还说，他只要自己的那一份钱，拿到钱后，他就回家，在村中盖一座两层高的小洋楼。夜晚吃过饭后，就搬张藤椅坐在楼顶上，吸着旱烟叶子，不，那时候就不吸旱烟了，改吸过滤嘴的红塔山，看到飞机从头顶上飞过了，就给飞行员说：“伙计，也来一根吧。”
我说，人家飞行员才不要你的烟，飞机上不让吸烟。
吴哥认真地说，那就让他带回家吸嘛！怕啥？老哥有钱嘛！
我想起了那个疯女人，我问吴哥窨井里怎么会有一个女人。
吴哥说，这个女人以前也是草花头（乞丐），是个哑哑，是别的男草花头发现她夜晚睡在公园里，就把她绑架了，带进窨井里，进献给了帮主。以后，她成了帮主的女人，也是帮主才能碰的女人。
没有人知道疯女人家在哪里，也没有人知道她的经历，她来自哪里。
我想起了以前在小县城的生活，那时候，大街上常常会有疯子出现，他们浑身散发着恶臭，衣不蔽体，喜气洋洋地走着，还有些载歌载舞，逶迤而来，飘然而去。饿了，他们就在垃圾堆里寻找吃的；渴了，就拧开水龙头喝。曾经有一个女疯子，高大丰满，长发披散，肌肤白皙。神经没有错乱之前，她一定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可惜成了疯子，据说，这些漂亮女孩都是因为感情的问题才会成为这样。
那个女疯子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她经常不穿上衣，裸露着两个乳房，有些好心的老太太给她披上家中不穿的衣服，她马上就会脱下来。那时候，很多少年都是从这个女疯子的身上学习了生理卫生知识，而少女们见到她就会羞红了脸。后来，这个女疯子渐渐消瘦下去，接着，她的肚子又慢慢鼓了起来。再以后，她就消失了，不知道去了哪里。
县城的疯子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消失，然后隔段时间又会增多。知情的人说，当上面来人检查工作的时候，有关人士就会满大街搜索疯子，将他们赶上大卡车，趁着夜半，赶往邻县，然后倾倒在邻县的大街上，疯子们就消失了。而邻县有上级来人，又会把这些疯子一股脑儿扔回来，疯子们又增多了。
我想帮主窨井中的这个女人，可能也是被人从外地扔进了省城里，然后被乞丐们绑架后送进来的。直到现在都能看出她是很漂亮的，她有过丈夫吗？她的父母会不会一直在寻找她？她难道要在窨井中生活一辈子？一辈子都做帮主的泄欲工具？
后来来到南方，我深深感到了什么叫人性化管理，什么叫以人为本。有一次，我去救助站采访，同行的还有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我看到一幢高大整洁的大楼里，里面住的全是智障人，从50多岁的老人到几岁的孩子，救助站先送这些智障人去康复中心治疗，有的能够减轻病情，有的则无能为力。病情减轻的，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然后让家人来接；家人经济困难，无钱来领的，救助站则会坐上几天几夜的火车，将智障人送到家中。而那些病情没有丝毫减轻的，就会一直生活在救助站里。
同一片蓝天下，同一方土地上，用范伟大哥的话来说就是：“做人的差距咋就这么大捏？”
吴哥的梦想就是回家，他说他经常梦见一对儿女站在家门口等他，夏天也梦见，冬天也梦见。夏天的时候孩子的皮肤被晒得乌黑，冬天的时候孩子的手脚都被冻裂了。
我说，既然这么想家，就赶快回家啊。你是老大，没有人监视你，你什么时候想走就能走。
吴哥说，他的钱还在帮主那里，他要到钱才能回家。什么地方都没有家好，“三十亩地一头牛，婆娘娃娃热炕头。”
我不知道吴哥有没有婆娘，我也没有问。他只是向我说起过一对儿女的情况，从来没有说起过婆娘。
吴哥还说，等到有一天他要到钱了，就和我一起回他家，他家在黄河岸边，全堡子有几十户人，有一所学校，就是没有老师。我当过民办老师，去他们那里教书合适。
我问，学校一直没有老师吗？
吴哥说，以前有过一个，从外面堡子来的，不会教书。有一次，乡上来人检查工作，听这个老师给学生讲课，他站在讲台上给学生喊：“刺啦啦——啊（汉语拼音a），念。”娃娃们大着嗓门一齐跟着念：“刺啦啦——啊。”“刺啦啦——喔（汉语拼音o），念。”“刺啦啦——喔”。下课后，乡上的人就问：“你怎么前面还有刺啦啦……？”这个老师就说：“我这是跟着录音机学习的。”然后，他就把乡上的人带到他的房子里，按下了录音机的放音键，磁带陈旧，录音机卡带，就发出了“刺啦啦——啊”的声音。
我笑出了眼泪，这是我这些天里第一次开怀大笑。
吴哥说，唉，就连这样的老师，都留不住啊。村子小，周围十里就只有这样一个村子，没人愿意来教书。你来了肯定教得好。再怎么说，教书比你当草花头（乞丐）好得多。
我没有言语，我知道我不会去那个黄河岸边的村子去教书，我担心说出来会让吴哥失望。
我问吴哥，我怎么知道所有人都怕帮主？
吴哥说，传销你知道吗？这也跟传销一样。
吴哥说这些话的时候是一个午后。那天，我正在街边乞讨，突然下起了雷雨，满大街都是惊慌失措的人群，斗大的雨点砸在柏油路面上，激起一泡泡的尘烟。我慌慌张张收拾好破碗，将一把硬币塞进裤兜里，一路叮叮当当跑进了附近一幢还没有盖好而又废弃的楼层里，突然就看到了吴哥和他那几个小乞丐的身影，原来，这里是他们的根据地。
那几个小乞丐都是残疾，有的缺脚缺手，有的瞎了眼睛，看起来呆头呆脑，一句话也不说。我问吴哥这些孩子怎么来的？吴哥说，他也是从别人手中接手的，听说孩子们都是偷来的。我心头突然一阵发紧，吴哥没有再说，我大概想到了他们是怎么会成为残疾的。
10年后，有一部叫做《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的电影，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看到那些孩子乞讨的情景，我突然就想起了10年前与吴哥交谈的那个雨后的下午。心头又是一阵揪疼。吴哥，还有那些残疾孩子们，他们现在去了哪里？
自从进入窨井后，我和帮主很少说话，我每天只是把当天的收入和支出、乞丐们的生活费用整理好后，写在一张纸上，然后交给帮主。帮主对我也是一句话不说。
有一天早晨，我照例准备出去乞讨，帮主突然说：“你等等。”
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有些紧张。
等到窨井里只有他、我、疯女人三个人了，帮主才说：“这段时间你干得很好，以后我就带你去美国。”
我没有吭声，把讥笑埋藏在心中，脸上却不动声色。我想：你能带我去美国？你带我去美国干什么？继续当乞丐？
帮主继续说：“等到我们每人攒到10万元，就带你们去美国，睡在这里的每个人都有份。”他用手指在窨井里划了一个圈。
我继续不动声色地听着，感觉这个满脸胡子的疯子在说梦话。美国太遥远了，有的人想去美国，是那些贪官们和富翁们。难道这一群乞丐也能去美国？笑话。10万元就能去美国？我听说有些福建和广东的人想去美国打黑工，最少要交给蛇头20万，蛇头才会带你去美国。
帮主看到我面无表情，就问：“怎么？你不信？”
我赶快点头说：“信，信。”
帮主又轻描淡写地说：“我有亲戚在美国，钱多得很。亲戚在美国开工厂，造电视机，过去了大家就在他工厂里工作，都当工人了。”
我连忙又点点头。
走出窨井，走在公园僻静的路上，我突然明白了吴哥所说的“传销”的意思。传销的上线总是在说做到多少多少业绩，就能出国旅游，就能居豪宅，下面的人就像打了鸡血一样亢奋。在这个乞丐群落，帮主给每个人用红蓝铅笔画了一个美国梦，帮主说，只要你听话，这幢楼房就是你的，这间工厂就是你的，所以大家就都很听他的话，都想到美国去当工人。
10年前的美国，那是很多中国人的梦想，何况这些处在社会最底层的没有文化的乞丐们。
自从知道了吴哥的根据地后，我每隔几天就装着解手，去吴哥那里转转。我知道有一双看不见的眼睛在盯梢着我。监视在乞丐群落里无处不在。
吴哥说他不想去美国，他只想回家。他说，就算他去了美国，那一对儿女怎么办？我没有戳破帮主的肥皂泡，我没有说你们根本就不可能去美国，甚至连深圳珠海都去不了。出国是需要护照的，你们哪个人有护照？你们又知道护照是怎么办理的？到特区要边防证，你们谁又办过边防证？没有正当职业又怎么会给你们办理边防证？
但是我又不知道帮主为什么用美国梦蒙骗大家？他到底在耍什么阴谋？
吴哥问我帮主的钱都放在哪里？
我说，你想干什么？
吴哥说，我只是随便问问，我们那么多钱放在他一个人手中，会不会有事？
我说，帮主每隔几天就让人把零钱换成整钱，藏起来。窨井的角落有个铁罐子，铁罐子下面有个洞，钱都藏在洞里面。
吴哥没有说话，只用一双因为浑浊而显得忧伤的眼睛望着天空。
后来，我一直后悔那天把藏钱的地点告诉了吴哥。如果没有告诉他，也许就没有以后发生的事情，我也就不会这样深深追悔。
当天晚上，也许是到了第二天黎明时分，睡在最外面的我，突然听到了一阵打骂声和求饶声，刚开始还以为是做梦，后来声音越来越大，我惊恐地睁开眼睛，突然看到吴哥倒在地上，脸上全是鲜血，像一层红纸糊在脸上。他呻吟着，喘息着，声音很大，像拉动了风箱。
看到吴哥伤成了这样，我忘记了害怕，我问帮主：“怎么了？”
帮主没有说话，我又看着烛光中刀疤那张异常狰狞的脸，刀疤说：“他妈的偷老子们的钱。”
吴哥有气无力地说：“我只想回家，我只要我那一份。”
那天我出去得很早，我临走时看到吴哥躺在地上，向我露出了凄凉的微笑。我抓着吴哥的手，吴哥的手冰凉冰凉，像一截铁器。我想对他说，吴哥，等我回来。可是我不敢说。帮主像一只盯着老鼠的老鹰，蹲在墙角。刀疤像个流氓一样斜着身子站在身边，一条腿直立不动，一条腿不断抖动着。事实上，他就是一个流氓。
吴哥也想对我说什么，可是终于没有说出来。他握着我的手摇了摇，然后就松开了。
那天，阳光很旺，而我的心中充满了悲哀。大街上有人放鞭炮，还有一队吹吹打打的人迎面走来，吹唢呐的摇头晃脑，像一个大头娃娃；敲锣鼓的蹦蹦跳跳，像一根弹簧。那种场景很像电影《小二黑结婚》和《白毛女》中欢庆解放的情景。这些满脸笑容的人们，是否知道，此刻就在他们脚下的窨井里，有我的兄弟奄奄一息地躺在那里？
我想冲过去，把窨井中发生的一切告诉他们，可是看看自己这身破烂的衣服，又犹豫了，我是一个乞丐，他们会相信我吗？在他们的眼中，我是乞丐，是一个神经错乱者，他们会相信吗？他们会相信有人住在窨井中吗？
我独自向自己每天乞讨的那条马路上走，身单影只，一片苍凉。今天的天空特别晴朗，今天大街上的人都喜气洋洋，可是这一切和我没有任何关系。我被这个城市遗忘了，我们这群人也被这座城市遗忘了。
我刚刚走到平时乞讨的那个台阶上，刚刚在面前放好破碗，还没有来得及抬起头来，脊背上就挨了重重的一棍，打得我差点晕过去。我惊恐地抬起头，看到身边站着一个手持长棍的保安，他神气活现地抖动着手中的长棍喊道：“滚开，今天不准要饭。”
我拿起破碗，像一只挨了砖头的狗，落荒而逃。
很多天后我才知道，那天是一个什么外国元首来到我们这座城市。有关人士要求市民上街欢迎，所有乞丐都不准上街。
不能干活，我只能向窨井的方向走。否则，出去一整天，没有要到一分钱，会受到帮主的呵斥和老大的殴打。还有，我心中一直牵挂着吴哥，我不知道他伤势怎么样了？他现在在干什么？
可是，回到窨井后，他不见了。
我感到极大的恐惧。
窨井里只有帮主和那个疯女人。帮主看到我回来了，很不高兴，他完全不了解外面发生了什么，他恨恨地说：“大白天的，不去干活，跑回来干什么？”
我好像站在空中楼阁中，正在惶恐不安中，突然看到脚下伸出了一架云梯，心中狂喜。我说：“脚上扎了一根刺，走路难受，有没有一苗针让我挑挑。”
“没有。”帮主生硬地说。
我慢慢地走出窨井，心中打定了主意，赶快跑。如果晚跑一步，等到刀疤们回来，我可能就再也走不了了。我可能就会和吴哥一样，在这座城市里神秘消失。
走出公园，我故意先向相反的方向走走，然后猛然扭头往回走，看有没有人跟踪。还好，没有发现可疑的人。我又扭过头来，向前走几步，突然就看到了刀疤，他穿着整齐，衬衣西裤，衬衣的下摆塞进西裤里，像一个办公室上班的白领。大概因为今天不能乞讨，他也准备回到窨井中。
刀疤也看到了我，他大概没有想到我会出现在这里，脸上带着疑惑惊讶的神情。我没有多想，连忙转过身去，一路狂奔。
我觉得自己跑得很快很快，路边的人群像河水一样向身后流去，耳边是呼呼的风声。跑到街角，一回头，刀疤竟然就在距离我十几米的远处。几十天的乞丐生活，让我本来就不强壮的身体更加瘦弱，让我体内仅有的营养消耗殆尽。而刀疤就不一样，他天天都能穿着干净的衣服，堂而皇之地坐在饭店里，想吃什么就来点什么。我跑得气喘吁吁，而刀疤在身后紧追不舍。
又跑了几十米，我的头脑在飞快地转动着，如果我和他在大街上打起来，会不会引来警察？会不会有人来帮我？不会的，肯定不会的，一个穿着体面的人殴打一个乞丐，没有人会帮助乞丐的，甚至连警察也可能不会管的，乞丐的命贱若蝼蚁。我注定又会被他们抓进窨井里。
一辆出租车停在路边，我身上没有装一分钱，我已经顾不上这么多了，我向出租车司机招招手，出租车司机看到了我，又漠然回过头去，出租车后面冒出一股轻烟，开走了。
我只能拼命向前跑。
后来我跑到了一个公交车站，一辆公交车刚刚启动，就在车门即将关上的那一霎那，我跳上了公交车。公交车轻快地开走了，隔着玻璃窗，我看到站台上刀疤被气歪的嘴巴和那道闪闪发光的刀疤。
我刚刚松了一口气，就听到公交司机坚硬而冷漠的声音:“钱！”
我的身上没有一分钱，今天的“生意”还没有开张，我没有钱。我看着这个留着两撇小胡子的青年说：“大哥大哥，我没有钱，以后一定给你补上。”
公交司机冷冰冰地说：“没有钱就在下一站下车。”
我想，无所谓了，下一站距离这站少说也有几百米，刀疤再怎么跑，也跑不过公交车。到了下一站，我再上一辆公交车，如果只让我坐一站，我再转车。几十天的乞丐生活让我有了极强的生存能力，也将我的脸皮锤炼得厚若城墙。
我向车后走去，车上的人都用鄙夷不屑的目光看着我。车上有两个空座位，可是空座位的旁边坐的都是两个漂亮女孩子，她们目视前方，没有看我，但她们分明却又看着我，她们故意把身体向空座位的这边挪了挪，抗拒我过来。我知趣地站着，听着老式公交车轰隆隆的引擎声，看着窗外飞驰的风景，一种幸福的感觉涌上心头，眼泪模糊了双眼。
自由，真好！
几分钟过后，公交车停止了，我被司机赶下车。然而，这里已经不再是帮主的地盘，这里距离那块罪恶之地已经很远很远，我呼吸着自由的空气，心灵像花朵在开放。我看着街边的房屋，街边的店铺，还有街边一个个行走的人，这一切美好得像电影中的镜头。
10年过去了，我还能记得那天的情景。那天空气中有一股甜丝丝的气味，那天大街上的每个人都喜气洋洋，那天的阳光是橘红色的，那天的天空是湛蓝色的。
然后，我打听报社的位置，走向通往报社的方向。
那天，我走到报社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了，我站在报社门口，突然泪流满面。
我想起了第一天报道的情景，想起了第一次吃饭的情景，还想到了第一天夜晚走在报社这条道路上的情景，我像巴尔扎克笔下的艾斯提捏一样说：“巴黎，我来了！”
短短的几十天，已经恍若隔世。
那时候，正是报社最忙碌的时候，记者们刚刚采访回来，忙忙碌碌地坐在办公室写稿，10年前北方报社的记者们还没有用电脑，每月从总编办公室领取几叠方格稿纸，几杆圆珠笔。每家报社都有好几个录入员，这些录入员通常都是女孩子，她们把记者写好的稿子输入电脑中，她们经常要在记者潦草的字迹前揣摩半天，绞尽脑汁；她们都用五笔输入法，一双小手像翅膀一样在键盘上飞翔，那种姿势常常让不会电脑的农村记者羡慕不已。这时候也是编辑们正忙碌的时候，他们要打开各种网页，搜寻当天的热点新闻。
我走过一间间办公室，看到的都是埋头忙碌的身影，我一直走到了楼层最里面的主任办公室。
主任也在忙碌着，突然一抬头看到了我，他哎呀呀叫一声，扑过来将我抱在怀中。我浑身散发着酸臭味，可他不管不顾。等到松开了手，我们的眼中都充溢着泪花。
这一抱，让我们以后成为了生死之交。几个月后的一天，当他说自己要去南方闯荡，问我去不去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说：“走。”
主任的叫声惊动了整层楼梯上班的人，很多人跑过来，问候我。他们中有的我刚刚认识，有的面容陌生。老总也来了，他握着我的手说：“一直在找你，一直找不到，后来我们只好给警察报案了。”
我说：“我正好想找警察，那些乞丐是黑社会。”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香很香，我一倒下去，就坠入了黑暗中，我全身放松了，任黑暗托扶着我。我像一根羽毛，飘荡在风中。随风而安。
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我被推醒了，睁开眼睛，看到刺眼的阳光照射在窗户上。主任说：“快起来，警察在等你。”
身边站立着一名警察，身材魁梧得像一块钢板，我跟着他走出了报社的宿舍，钻进了一辆警车里。警车驶入公园，公园里站着几十个穿制服和没穿制服的警察，个个面色凝重。公园已经戒严了。
我带着警察来到了那个窨井盖的旁边，窨井盖还在完好地盖着，此刻，帮主和老大们都还没有起床。他们的早晨从中午开始。
一个小时后，窨井盖被从下面顶开了。守候在窨井边的警察扑上去，出来一个，抓住一个。几个老大全被束手就擒。
老大们被带往公园外的面包车里，刀疤突然看到了我，他的眼睛几乎喷出火来，恨恨地说：“原来你是警察，老子看走眼了。出来后老子剥了你的皮。”我的背脊掠过一层寒意。
一名警察一巴掌把刀疤的话打回嘴巴里，刀疤不再言语。
几名警察钻进窨井里。一会儿，帮主被带出来了，他看到我，低下了头，面如土色。疯女人也被带出来了，一名警察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披在她的身上，疯女人挣扎着喊：“不去！不去！”她也被带进了警车。
这个黑社会性质的乞丐群落至此全部落网。这个案件曾经轰动一时。
一个月后，警察告诉我，帮主是一名杀人潜逃犯。三年前，他因为桩基地的事情与邻居发生了纠纷，一撅头将邻居打死了。家乡不敢呆，他就跑到了省城里，又担心遇到熟人，此后就选择窨井作为自己的居住地。
帮主后来被枪毙了。
刀疤和几个老大都被判处程度不等的有期徒刑。现在，不知道他们出来了没有。即使出来了，我来到南方，远隔千山万水，刀疤也不会找到我。
吴哥没有死，他那天走出窨井，准备监管残疾少年乞讨，没有想到当天限制乞讨。由于伤情过重，他昏倒在马路上，被好心人送到了医院里。警察侦破这起黑社会性质的丐帮时，吴哥提供了大量的证据。
疯女人没有消息。
10年过去了，不知道吴哥还好不好，他回家了吗？孩子也都长大了吧？他们那个黄河岸边的学校，是否来了新的老师？
【下一集：暗访妓女群落】
暗访乞丐群落后的半个月，省城发生了一起凶杀案，一名妓女被嫖客残杀在出租屋里，从现场的种种线索分析，系嫖客所为。然而，想要在偌大的城市里找到嫖客，却如大海捞针。
几乎在同一时间，很多城市里都发生了妓女被杀害的案件，为什么凶手都盯上了妓女？妓女真的像外界想象的那么有钱吗？他们的工作是不是充满了危险性？这些问题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那时候的妓女还是很神秘的。
为了了解妓女的生活现状，我开始打入了妓女群落。
现代妓女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很多人都会认为是改革开放后，人们观念更新，才出现了妓女，卖淫行业才死灰复燃。其实错了。我曾经采访过南方一座城市的前高官，他说早在文革时期，这座城市的某一个地方，有一片树林，每到晚上，就有几百名妓女聚集在那里，等待着嫖客挑选。嫖客都是骑着自行车来，看上哪个妓女，就载着她离开。后来，这片树林被高楼大厦所取代。
我想，那时候妓女的经营方式类似于今天的“站街女”。
按照我10年来多次对妓女的暗访，我觉得妓女可以分成这么几类：第一类的营业场所在酒店，环境幽雅，收入丰厚，他们不会出台，只在酒店里做生意。这些年里，很多酒店里有了外国妓女，以俄罗斯妓女居多。第二类在桑拿房里，环境较好，收入比第一类少很多，也不会出台。第三类在发廊里，环境较差，收入略少于第二类，一般不会出台。最后一类就是俗称的“站街女” ，风险最大，收入又最少，而凶手盯上的也是这类妓女。
我的暗访对象也只放在第四类妓女身上。
此前，我看过很多描写妓女的书籍，都把妓女写成生活所迫，有的甚至是大学生，为了支付学费才来卖淫。我经过多次暗访后发现，这些书籍都是扯淡，是一些无聊文人坐在家中拍着屁股想出来的。支付学费的方式有很多种，可以去做家教，可以去兼职，为什么非要选择卖淫的方式？生活所迫可以去打工，可以去做小生意，又为什么非要卖淫呢？
还有的书籍把妓女写成了古代小说中的杜十娘和国外小说中的玛格丽特，什么看淡金钱，义字当先，为了爱情，水深火热也敢闯，这更是扯淡。妓女阅人无数，那颗心早就不会对某个男人动情，只会对钱动情。曾经沧海难为水，和无数男人有过肌肤之亲的妓女，又怎么会对某一个男人动真情？
将尊严和人格彻底摔在地上碾为齑粉的人，你还希望她会有人的感情吗？因为她没有了尊严和人格，她就没有道德底线，她就什么事情都会干出来。这些都是我多次暗访妓女后的感悟。
近几年，很多城市的不法医院出现了“处女膜修复”手术，听说生意都很不错，而顾客绝大多数都是妓女。妓女修复了处女膜后，又开始冒充纯洁无暇的处女，害羞地恋爱，腼腆地结婚。妓女们都是表演高手，她们一定会欺骗很多青春期的对爱情充满了憧憬向往的男子，可是，这样的婚姻以后会幸福吗？答案不言而喻。
在这座城市里，有一条街道，每当夜晚来临的时候，大街上就出现了无数袒胸露背的身影，她们或者长发披散，妩媚动人；或者短发拂肩，风情万种。她们站在街边，站在叫卖糖炒栗子的灯影里，站在商店饭店光线暗淡的台阶上，看到有男人走过来就问：“要不要XX？”
她们中，有的人一个晚上会有好几单生意，有的人夜夜都在空跑。她们可以跟着男人去很远的地方，去男人的家中，或者在就近的小旅社开房；她们又可以把男人带进自己租住的小房间里，或者是和别人合租的房间里。她们的背后，可能有黑恶势力在暗中撑腰，也可能是自己单打独斗。
她们的生活千篇一律，她们每天却都在接触不同的男人。她们很快就忘记了男人的面容，却不会忘记男人送到手中的钞票。她们有的干这行已经很久了，眼光练得非常毒辣，一眼就能看出男人是否有钱，性格是否残暴；她们有的性格扭曲，暴躁易怒，破罐破摔，完全不能用常人的标准来理解；她们中还有的刚刚入行，胆小怕事，懦弱畏缩，男人不给钱也不敢吭一声。
这条街道的妓女数以百计，她们都住在街道附近城中村的出租屋里。
这座城中村里有一幢异常气派的楼房，共五层，房屋足有上百间，租客大多都是妓女。为了暗访妓女生活状况，我也在这幢楼房里租了一间房屋。
这幢楼房因为鹤立鸡群，所以价格比周围的房屋租金都贵。
那幢楼房一到夜晚就成了妓院。尽管天气炎热，但家家房门紧闭，窗帘严实，从门缝窗缝里传来丝丝缕缕女人或雄伟或细小的呻吟声。站在天井中央，像在欣赏一曲宏大的交响乐。绵绵不断的声浪，冲击着我的耳膜，折磨着我的忍耐力。
很多时间里，我会坐在门房的屋檐下。北方的房屋建筑有个规律，不管院子里是华堂大厦，还是低矮茅屋，都喜欢在院子出口处盖个门房。我在屋檐下看到小姐们走进走出，一个个风姿绰约，摇曳生辉，她们的衣服短得不能再短，薄得不能再薄，走路的姿势也极尽夸张，浑身散发着一股妖气。
如果妓女走在大街上，你很容易就能分辨出来。为什么？因为她们的身上有一股妖气。这股妖气只能感受出来，只能揣摩出来，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
夜晚的这家大院，就像走马灯一样，各种角色在粉墨登场。如果小姐独自走进来，后面几十米处一定跟着一个探头探脑的男子；如果有男子从这个院子里走出来，隔几分钟后就一定有刚刚和他工作完的小姐走出来。那些男子就像上公共厕所一样“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就这样风雨兼程。”
夜半过后，妓女们陆续回来了，有的赚钱了，兴高采烈，隔着老远就对着楼上喊：“老公，下来吃宵夜。”有的垂头丧气，回到出租房里，很快就熄灯睡觉。
出租房里除了妓女，还有各种各样的人。有的是妓女的丈夫，有的是妓女临时姘居的男友，有的是背后保护妓女的人，还有的是依靠妓女养活的人。
刚刚搬进这间出租屋的时候，有三个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个是小兰，来自于这个省某山区僻远县的一个村庄。我以后见过她的身份证，家境应该不好。小兰长得不错，身材又细又高，大概在170厘米左右，身上“三突出”，脸上有几颗小黑痣，脚上穿着很厚很厚的凉鞋。那时候很流行这种像老戏中的靴子一样的凉鞋，那个夏季时髦的女孩子几乎一人一双这样的鞋子。小兰的眼睛细长，眼角上翘，看起来总好像在笑。
有一天，小兰带进来一个瘸子，那个瘸子应该有30多岁，穿着西装，没有扣纽扣，他一走动，西装的下摆就像翅膀一样扇动。他一进房门就将小兰扑到在床上，小兰挣扎着，但是徒劳无益。那天夜晚小兰的窗户没有关，她可能是还没有来得及关窗户，就被瘸子压在了身上。隔着窗户，我看到瘸子揭开小兰的裙子，小兰发出了哭声。
我当时一直在做思想斗争，我要不要冲过去，要不要报警，要不要救小兰。如果是别的纯洁的女孩子，如果不是妓女，我一定会冲过去，然而，那个房间里此刻媾合的是妓女和嫖客，我该不该管？直到现在我还在想着，那天我该不该管？
几分钟后，那个男子起身了，系好了裤子，他粗暴地对小兰说：“哭什么？以后有我罩着你，就没人敢欺负你了。”然后瘸着腿走了出去，没有给钱。
小兰一直在哭，哭了十几分钟后，她擦干眼泪，也出去了，继续接客。
后来我知道了，那个瘸子是这个城中村的老街痞，做这种皮肉生意，有时候也拉皮条，妓女们每做一单，不管是不是他拉的生意，他都是要抽份子钱。他的手下有好几个妓女。
第二个女子名叫小雯。不知道来自四川还是重庆，她说话的时候喜欢说“啥子，啥子？”一笑就有两个小酒窝。小雯个子不高，眼睛很大，浑身就像吹涨的气球，每一处都圆滚滚的。
小雯不是一个人租房住，和他住在一起的还有一个男人，也是四川和重庆的口音，喜欢说：“格老子的，格老子的。”这个小个子男人夏天总喜欢耷拉着一双拖鞋，穿着极大极大的短裤，短裤里足以塞进一头大肥猪。他经常光着上身，身上条条肋骨像键盘一样凸起。这个男人没有工作，也什么都不干，他白天昏睡，夜晚吃完小雯做的晚饭后，就嘴角挑着牙签出去打麻将了，而小雯也去找男人了。
我之所以在院子里上百户人家中注意到他们，是源于一次打架。
有一天黄昏，我听到院子里响起一个女人的哭声，声音异常尖利，还有什么东西抽打在身上的声音。我循声望去，就看到了小雯和那个男人。很多人都出来了，但没有人去管，大家都兴高采烈地看着，希望会有更好看的事情发生。从别人的交谈中，我隐约明白了事情的原委。这个男人是小雯的老公，也可能是男朋友，他每天夜晚去村子里的麻将馆去赌钱，没有钱就向小雯要。小雯钱赚得很不容易，竞争又激烈，昨天晚上没有一个男人来，没有赚到钱。男人要不到钱，就打小雯。
村子里的几家麻将馆昼夜不息，灯火通明，里面的常客除了小雯丈夫这种老赌徒，再就是妓女们。赌徒们先用钱从麻将馆老板处买到筹码（一种圆圆的像瓶盖一样的东西），然后才能打麻将。最后，赢到筹码的赌徒就从老板那里领钱。
小雯丈夫水平极差，每次都被杀得大败而归，却屡败屡战，乐此不疲。结果，小雯辛辛苦苦赚到的皮肉钱都被丈夫送进了麻将馆，养肥了麻将馆老板和那些赌徒。
第三个女子名叫唐姐，我这是跟着别人叫的。唐姐大概30多岁，不好看，大门牙，扁平脸，一脸苦相。真想不到，像这种容貌怎们能够做这份“工作”？但是唐姐自称自己服务态度好，“那些小姑娘不会做的，我都会做。我结婚好多年了，经验是她们不能比的。”有一次，唐姐向我这样炫耀说。
唐姐说话不考虑，什么话都敢说。她说她发明了一种新的方法，取悦嫖客。北方缺水，尤其这种城中村，经常会停水，堂姐说她把牙膏涂在男人那个东西上，“吃起来就是牙膏味。”这句话让我恶心了很久，牙膏居然还有这样的用途！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一见到牙膏，就会想到唐姐说的这句话。
唐姐好像是西北另外一个省份的人，说话是用舌根发音的。衣服也穿得很普通，看到人家穿吊带装，她也在路边地摊上买了一件，结果她穿上去后，看不到美感，只看到肥肉块块饱绽，惨不忍睹。
这些妓女中，唐姐很爽快，问她什么就说什么，毫无顾忌。
唐姐的房间里还有一个老头，老头足有70岁，走路都颤巍巍的，浑身干巴响。以前我以为老头是唐姐的父亲，堂姐说：“这房子是老头租的，我在他这里住。有男人一来，老头就出去了。”
城中村里有好几家发廊。从那个时候开始，发廊已经不理发了，改成了按摩松骨。所谓的按摩松骨，就是媾合的代名词。
发廊里的妓女经常坐在玻璃门的后面，袒胸露乳，每个发廊都有专门的工作服，这种服装也不知道是谁设计的，但是绝对是针对妓女设计的，领口极低，开叉极高，却又把最重要的部位遮挡住，留给人无限的想象空间。穿着工作服的妓女坐在门后，看到有男人走过来，就喊：“来呀，来呀。”也有的妓女看到男人来了，故意走出发廊，挺着颤巍巍的奶子，扭摆着丰满的屁股，看到吸引了所有人的视线，又装着若无其事地走回来。
因为有了站街女，发廊的生意大受影响。因为站街女便宜，三十元五十元都可以，而发廊开价就是一百元。来来往往城中村的人都是农民工，他们当然会贪图便宜。于是，发廊女对站街女痛心疾首，她们看着站街女，当面就叫“婊子”、“破鞋”。站街女比人家低一个档次，经常是听见了装着没有听见，落荒而逃。
我一般都睡得很晚，总是要院子里安静了之后才会回到房中。有一天凌晨，楼下响起了敲门声，声音很重，整幢楼都听见了，但是没有人去开。这幢楼里掩藏着多少罪恶啊，都担心会被暴露在阳光下。我相信那一刻很多房间里的人颤抖不已，惊恐不安。所有的灯光都关掉了，有人偷偷地打开后窗，跳了出去。
敲门声依然响起，我好奇，就来到了门房后，隔着门缝，看到暗淡的路灯光下，一个女子孤苦无依地站着，我问了声“谁？”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回答说：“大哥，快开门啊。”
我打开门，门外的女子一下子倒进来，我看到她的脸上都是血迹，衣衫破烂，光着脚板。是小兰。
我问小兰：“怎么了？怎么了？”
小兰哇哇哭着说：“我被人打了，脚扭了。”
我看到小兰的右脚肿起好高，站都站不稳，我背起她就走了出去，寻找诊所。
这条街巷有一个社区医疗，可是现在已经关门了，隔着栅栏防盗门敲了很久，没人答应，估计里面没人。我又背着她向巷口走，巷子里没有出租车。
站在巷口，好容易拦住了一辆出租车。出租车司机疑惑地看着小兰裸露出的胸脯和大腿，又看看我，犹豫迟疑。小兰说：“我身上没有一分钱。”我说：“我有钱，快点开往附近的医院。”
坐在出租车上，突然看到了路边有个准备关门的诊所，我喊“停，停。”背着小兰走了进去。
诊所里是一个老医生，戴着老花镜，脸上垂下两嘟噜肉，看起来好像学识渊博。他脚踩在小兰的右脚面上，手掌扶着她的膝盖，突然一发力一扭，听到格巴一声响，小兰呻吟一声，错位的关节扶正了。老医生又给小兰脸上身上的伤痕涂了药。
“多少钱？”我问。老医生伸出了三个指头。“三十。”“三十？开玩笑？三百。”
我只好给了300元。
坐在回去的出租车上，小兰说她今晚接客，被客人抢了。
几个小时前，小兰站在街边拉客，过来了一个男子，很瘦小，衣服穿在身上，就像挂在树杈上。他比小兰要矮半个头，神情猥琐，一副没有睡醒没有洗脸的样子。
两人谈好了价钱，小兰就向出租屋的方向走。走了十几米，看到男子没有跟过来，小兰又走回去问怎么回事。男子说，去宾馆啊，去你家我担心被你男朋友打。
小兰觉得这个男人挺风趣的，又瘦瘦小小，就放松了戒备，决定跟着他走，男子叫来了一辆出租车，出租车走了十多分钟，来到了一个宾馆门前。那个宾馆有三层，门口竖着三杆旗杆，飘着不同颜色的三面旗帜，貌似三星级酒店，其实就是一间私人旅社，入住其中，连身份证都不用看。
小兰刚进房门，就被门后一个男子卡住脖子，摔在床上，然后撕开她的衣服。惊惶万状的小兰看到那个男子很强壮，满脸都是红色疙瘩。就在那间房间里，小兰遭到了轮奸。为了掩盖小兰的叫喊，他们把电视的声音开得很大。
完事后，小兰等着他们给钱，瘦子拿起小兰的衣服，把她的手机和仅有的几十元钱拿走了。小兰哭着说：“行行好，行行好，手机给我。”瘦子一巴掌打在小兰脸上，小兰像一件衣服一样被摔倒在地板上。她还没有起身，强壮男就踩在她的脸上，边踩边骂“臭婊子”。
瘦子说：“跪在地上，面朝墙壁，不准回头。”小兰依样照做。刚刚跪下，强壮男又踢了她一脚：“回过头来，老子就打死你。”小兰歪倒在地板上，又哭着跪好了。
过了好长时间，小兰感觉不对劲，偷偷回望，看到房间里只剩下她一个人，强壮男和瘦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走了。
小兰心疼她的手机，那个新买的手机是诺基亚3210，那时候要1000多元，现在已经被淘汰了。
小兰哭着走下楼梯，扭伤了脚，摔倒在地，她不敢让人知道自己的身份，没有去找宾馆经理，她一路走回家，走到出租屋的时候已经快到黎明了。
小兰那次被洗劫后，他去找那个瘸子，那个瘸子说：“以后再遇到这种事情，你就打我电话。”
几天后，小兰拉到了一个男子，回到出租屋，结束后那个男子只给20元。小兰说，说好的50元，怎么只给这么少？男子说，他从来都是20元。说完后就准备出门，小兰拉住他，他一甩手就给了小兰一个耳光。小兰拿出电话拨打了瘸子的号码。几分钟后，瘸子带着几个人在院子里拦住了正和小兰纠缠的那名男子，一顿暴打，男子跪地求饶，掏出了身上所有的钱。
那天我正好在院子里，我看到了那场惨不忍睹的殴打场面。为了取悦小兰，瘸子用他另一只完好的脚，一脚又一脚地踢在了男子的身上，以一副英雄救美的姿态给小兰报仇，那名男子全身浴血，身上能肿的地方都肿了，刚开始还在连声求饶，后来连求饶的力气也没有了。看到大获全胜，瘸子像个骁勇善战的公鸡一样，趾高气扬地站在小兰面前，吹嘘地说：“这里没有我摆不平的事情。”然后就带着那几名地痞走了。那几名地痞都光着膀子，前胸后背都纹着张牙舞爪的龙。
此后，瘸子堂而皇之地来到了小兰的出租房里，小兰不再哭泣。
后来，我才知道了瘸子属于一个什么公司的职员，这个我现在已经忘记了名字的公司都由本地的老少流氓组成，他们充当妓女们的保护神，另外还负责讨债。妓女们如果遇到纠纷，他们就会闪电般地冲过来，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但是妓女们要交给他们保护费。
听小兰说，保护费是一人一天20元。交了保护费的妓女们，此后就不再害怕小流氓的骚扰和不给钱的嫖客了。
事实上，10年前的街痞首领流氓头子们都依靠妓女发财了，那时候的妓女行业刚刚走向明朗，这些街痞首领和流氓头子都开设妓院，广纳妓女。妓院是最容易打架滋事的地方，但是因为有流氓头子罩着，妓女们就会相对平安无事。而次一等的流氓们则傍上了站街女。
认识瘸子让小兰免于受到欺负，但是认识瘸子却让小兰在犯罪的路上越走越远，直到最后被人杀害。这已经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省会里有很多来自外地的妓女，姿色好的就进了酒店和夜总会，姿色差的就当站街女。在这个院子里，南腔北调，什么口音都有。而嫖客也是这样，形形色色，千奇百怪。
小雯还是经常被那个打麻将的丈夫打，在丈夫的眼中，麻将牌比小雯要亲密得多。为了免于挨打，小雯每天的生活变得非常单一：不断接客，不断赚钱。
每天下午，还没有到吃晚饭的时间，小雯就早早出来了，孤独地站立在街边，穿着长袖长裤，遮挡着被丈夫打伤的胳膊和腿脚。有熟悉的妓女路过这里，问候一声：“这么早就上班了？”小雯凄凉地笑笑，背过身去擦掉涌上来的一滴眼泪。
小雯什么客人都拉，年龄大的，年龄小的；长相丑的，长相俊的；穿着整洁的，衣着邋遢的……为了拉到更多的客人，小雯不得不降低收费标准，这让很多妓女牢骚满腹愤恨不已，她们说小雯破坏了行规。小雯甚至连20元的活也接，她们说小雯是猪，“什么都吃，连垃圾都不放过。”
那时候我坐在门房的屋檐下，经常能够看到小雯出出进进的身影，她的身后十几米处跟着一个个能够做她爷爷的人，小雯刚开始的时候见到我还有些腼腆，后来就坦然了，对我笑笑，我看到小雯的眼睛很空洞，好像看开了一切。有一次，她带进了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头，一会儿老头就出来了，他手扶着拐杖，对着小雯将大讲人生观价值观和革命理想，教育小雯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当时我正在喝汽水，那汽水一下子喷上了屋顶。
还有一次，我坐在门房屋檐下，看到小雯和一个穿着中山装的干部模样的人走进去了，那时候的中山装已经很少有人穿了，那人头发一丝不苟，一副道貌岸然的神情。小雯和他的丈夫就居住在门房的对面，距离门房不到十米的距离。他们进去了很长时间，还没有出来。大约一个小时左右，我听见了小雯不耐烦的声音，嫌那个干部模样的人在她的身上抠来抠去。干部很不高兴地喊了一句：“我掏了钱呢。”
又过了大约十几分钟，他们出来了。干部走在小雯的身边，教诲小雯说：“年纪轻轻的，做什么不好，为什么要做这行？”
尽管小兰在拼命挣钱，但是丈夫的手艺确实是太臭了，他总是输，输了后就向小兰要钱，小兰又不敢不给。他们这种关系让很多人无法理解。人们无法想象，小兰为什么会找到这样一个好吃懒做，只会打麻将又技术极臭的男人？也无法想象，这个男人为什么会逼着自己的老婆一次次去接客卖淫？
后来暗访中，我发现这种事情其实很多，很多男人吃软饭，靠妻子卖淫来生活。还有的妓女在外包养小白脸，丈夫一点也不知道，这都是那些长相俊俏的妓女。人类最隐秘最肮脏的一面，在这些妓女之间袒露无遗。他们在一起的时候，经常交流谁接到的客人多，谁保养的小白脸漂亮。
我曾经见过一个妓女，容貌非常漂亮，每隔几天，就有一个猥琐的老头子来她的出租屋过夜。这些妓女们一般都不会留人过夜的，以免夜晚有警察查夜。很长时间里我一直猜不透他们是什么关系，而且当这个妓女接客的时候，老头子也会在里面，拉张门帘遮挡住自己。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们属于什么关系。
这个妓女群落中，有太多我们想不到的事情，我们不能用常理来判断这个群体，因为这是一群没有道德底线、没有善恶标准、没有是非观念的人。我们的不可思议在她们的眼中很正常，我们的正常在她们眼中反而匪夷所思。
有一天，因为给钱少，小雯又遭到丈夫打骂。大家对他们的吵架打架已经习以为常，没有人照理。我当时完全是出于义愤，从十米外的门房屋檐下走进他们的出租房，小雯看到我，好像大海中溺水的人突然抓到了一颗救命稻草一样，抓住了我的胳膊，躲在我的身后。我说：“做丈夫的，怎么能整天打自己老婆？”小雯的丈夫气势汹汹，脖子上的青筋条条暴起，他一副真理在握的神情，斜视着我说：“你算什么人？格老子打堂客，管你鸟事？”
这个浑身干巴骨头的男人，听不进我的任何解释，他认为老婆是他的，他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后来我知道这个男人和小雯都是来自四川大凉山，都没有上过学，他们所有的人生经验都来自祖辈的口耳相传，
怪不得他喜欢大老婆，怪不得老婆不敢反抗。
挨打过后，小雯很快就忘记了，该做什么还做什么，该给丈夫做饭还做饭，该给丈夫洗衣还洗衣。丈夫也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妓女妻子提供的这一切。
我常常在想，当有一天小雯老了，不再做妓女了，她会怎么总结自己这一生的经历？她的丈夫会为自己这一生的所作所为悔恨吗？这些年的妓女经历，会在他们心中留下无法抹去的印痕吗？
也许不会，因为他们觉得这一切很正常，他们觉得这一切不是耻辱。就像小偷永远不会认为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偷一样，小偷认为别人有，而我没有，我把别人的拿过来天经地义。也许小雯的丈夫认为，妻子闲着也是闲着，让她出去拉客赚钱，反正什么都不会少，何乐而不为呢？
小雯家中没有电视机，她买不起。这个院子里很多妓女家中都有电视机，是那种两三百元就能买到的组装电视。城中村狭窄的街巷里，经常会有骑着三轮车，叫喊“收旧家具旧电视”的男子，三轮车慢悠悠地驶过去，凹凸不平的路面将他们的叫喊声颠得又细又长，像皮筋一样。这些旧电视被这些收购的男子以极低的价格送给废品收购站，废品收购站又卖给家电修理部，家电修理部重新修理，更换不能用的部件，然后换上新制的壳子，这样，一台外表看起来崭新的电视就组装成功。这些电视无法走进大商场，就在一些小商铺里出售。妓女们购买的都是这样的电视机，她们随时准备离去，离去的时候就只带着银行卡和安全套，别的什么都不会带走。
这样的电视存在极大的危险性，经常会坏掉，严重的会爆炸伤人。
小雯家中没有电视机，她却又特别喜欢看电视。有时候她涎着脸来到别的妓女家门口看电视，总会遭到人家的白眼。我的出租房里有一家小电视，这架没有牌子的电视肯定是以前居住的妓女留下来的，她就经常过来看。有时候，看着她跟着电视里的歌星一起唱歌，亮晶晶的眼睛里充满了神往，我就觉得她还是一个孩子。
她的丈夫沉醉在麻将中，他才不管自己的妻子赖在谁的房中。
就这样，我和小雯渐渐成为朋友。
和小雯一样锲而不舍的还有唐姐。唐姐也是爱岗敬业，恪尽职守，然而由于先天条件太差，唐姐的生意很不景气，她一直在惨淡经营。
在这个院子里，唐姐属于最节省的一个，他连在外面吃一碗面条的钱也舍不得掏。他总是要回到出租屋来吃，而那个老态龙钟的男人总会将唐姐伺候好，一日三餐必不可少，房租也从来不会要唐姐掏一分钱。
大家都知道唐姐极度吝啬，妓女们遇到她的时候，就故意说：“你什么时候请我吃一顿饭啊。”唐姐总是搪塞说：“下次，下次。”然后落荒而逃。
也有妓女看到唐姐走来，就故意在她的面前吐口水，在她的背后说：“这么老还出来卖，真是个老婊子。”唐姐听见了也装着没听见，她知道自己斗不过她们。
妓女们都很狠，发作起来就像雌老虎，不见到血是不会罢手的，她们把压抑和屈辱都变态地发泄在斗殴中。曾经有两个妓女打架，一个高个，一个矮个，矮个非常刁蛮，她拿起凳子砸在高个的脸上，高个去医院缝了十几针。这种事情一般男人都不敢下手，但是妓女就能下手。妓女打架从来不会惊动警察，她们总是私下解决。后来，高个找了一群人，矮个也找了一群人，双方在院子里摆开战场，互有输赢。再后来，公司出面，矮个赔了高个几百元，息事宁人。
有一次，我问唐姐，今年多大了？唐姐丝毫也不隐讳地说：“你看看我有多大？”我还没有回答，她就接着说：“我43岁了，女儿都上大学了，要不是女儿，我才不会做这行。”
堂姐说，她以前在工厂上班，后来工厂改制，她下岗了，丈夫吃喝嫖赌，自己赚的钱还不够自己花费，她一气之下就离家出走了，和丈夫断绝了来往。
我问唐姐：“女儿一个月能花费多少钱？”
堂姐说：“最少也要一千多块。”
我说：“大学生可以做家教啊，你何必现在还要给她钱。”
唐姐愣了愣，说：“夹脚？什么夹脚？”
我一时语塞，不知道该说什么。她也难堪，也不知道说什么。
后来别人说，唐姐是从农村来的，大字认识不了几个。什么女儿？她就不会生育，和丈夫离婚了，自己跑出来。
妓女们的话是不能相信的，她们每个人都有说谎的天赋。
我在报社没有编制，没有正式职位，国家财政不会拨款，我们拿的是计件工资，如果没有稿件见报，我当月就没有收入。然而，暗访妓女群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月两月是没有结果的，我决定撤离。
半个月后，我回到了报社。为了生计，我不得不写那些杀人放火凶杀抢劫交通堵塞下水管道爆裂垃圾没有人清理之类的新闻，每天忙得像个陀螺，经常在黄昏时候才吃早餐，而经常在吃早餐的时间已经风风火火地赶往第一现场。只有在做了记者后，我才真正体会到了废寝忘食的真正含义。胃病是记者的职业病，那就是废寝忘食造成的。
尽管离开了那个城中村，但是我还一直和小兰、小雯、唐姐联系着，电话中她们问我做什么工作，我说自己是网络工程师。她们感到很神秘，都会发出感叹声。网络工程师是干什么的，她们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我说自己是网络工程师来源于一个笑话：蜘蛛先生和蛆虫小姐谈恋爱。蜘蛛妈妈说：“你怎么找了个环卫工？”蜘蛛先生说：“人家确实是环卫工，但是人家身材苗条。”蛆虫妈妈也对蜘蛛不满意，对女儿说：“你怎么找那么黑的一个？”蛆虫小姐说：“人家皮肤是黑点，可人家是网络工程师。”
一个月后，那条站街女聚集的街道受到综合治理，站街女们鸟兽散，隐身在大街上熙来攘往的人群里。综合治理结束后，她们又冒出来了。这次的人数更加庞大，除了站街女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犯罪分子隐身其中。
我听到了很多发生在这条街巷的故事。一个嫖客在这里找到妓女，妓女高大丰满，嫖客很满意，到了旅社，嫖客才发现妓女原来是个男子假装的。结果嫖客的钱和手机被洗劫一空。几个嫖客合起来，专门抢劫妓女。他们中的一个人出面把妓女钓到野外，埋伏的另外几个人一哄而上，妓女的财物就被抢光了。
那时候的手机都很值钱，最便宜的也要1000多元，所以小偷和劫匪都盯上了手机。那时候的男人们很喜欢在皮带上挂着一个小盒子，小盒子里装着手机，结果给小偷提供了极大的行窃方便。妓女们离不开手机，再穷的妓女也要买一台手机，而劫匪就专门抢劫妓女的手机。
警察对这个地方打击了几次，但是总是死灰复燃，这条街巷成为了这座城市的盲肠。
有一次，小雯打电话说，那次打架的那个矮子被人杀了。我问被谁杀了？小雯说不知道，被发现时已经死了，脖子被割了几刀，在旅社发现的，肯定是嫖客。但是，别说嫖客，矮子叫什么名字都没有人知道，哪里人也没有人知道，这个案件注定是个悬案。
站街女们人心惶惶。站街女的生命安全再次成为很多人关注的话题。
妓女们也在想办法对付那些凶残的嫖客。妓女和嫖客的矛盾始终是不可调和的，嫖客总想花最少的钱，干最多的事；而妓女们却总想干最少的事，赚最多的钱。
为了保证生命安全，一些关系好的站街女就联合起来，遇到有嫖客要人，她们就会说：“我们一起去，只收一个人的钱。行不行？”
嫖客中绝大多数都是民工，初中和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乍一听着这话兴奋不已，这不是有便宜可占吗？来到了民工的住处，却是一个妓女坐在门外监视，或站在旁边袖手，一个妓女提供有偿服务。民工大呼冤枉，妓女据理力争，如果想多占便宜，就哀求再给一个人的钱。这实在也是妓女们没有办法的办法。这种办法浪费时间，收效甚微，确实得不偿失。
接连几次的整治后，报社每天都会把最新的消息登载在报纸上，结果，这条淫荡的街巷全城人都知道了，更多各种各样心怀鬼胎的人涌到了这里。
这其中，就包括各种犯罪团伙和各种社会渣滓。妓女们被抢被杀的案件比原来更多了。
由于这个城中村受到了清理，妓女们像失去了蜂巢的马蜂一样，在周边地区继续寻找可以落脚的地方。有的住进了居民楼，有的几个人合住，有的则每晚昨晚生意后，栖身旅社。
没有了固定住所的妓女们，面临着更大的生活挑战。
唐姐一如既往地站在街边，看到有单个男人经过，就主动贴上去，问：“耍去啊？便宜。”在这些站街女中，像唐姐这样采取主动攻势的人比较少，而唐姐对钱具有超出寻常的追求和兴趣，又是一个没有底线的人，如果有人给钱，她都敢脱光衣服在大街上溜达。
但是，唐姐性价比不高，尽管便宜，就像一颗萎缩的苹果一样，还是少人问津。
小雯也便宜，小雯的客人就多些。
城中村整治后，小雯和丈夫、还有另外一对妓女和丈夫，住进了居民楼的一间小房子里。小房子里支两张床，相距没有一米。午夜过后，这两张床上就睡着两对夫妻。彼此连一点最细微的声音都能听到。
然而他们不在乎，妓女没有羞耻心。有羞耻心的人不会当妓女。
由于四个人住在一间小房屋里，小雯就只能选择“出台”。其实出台是桑拿坐台小姐的专用术语，她们坐在吧台后面，站街女是没有吧台可坐的，她们是站在街道上，所以，她们出去做生意应该叫“出街”。
小雯也被抢过。比小兰幸运的是，他没有挨打。“你问问这些人，哪一个没有被抢过？”小雯指着身旁十几米开外一群衣着暴露、举止张扬的女子说。
“不是有公司罩着吗？”
“现在公司管不上了，很多人都出台，公司的人来了，人家早就走了，都是骑着摩托车。”10年前的这座城市，还没有“禁摩令”。抢劫的人骑着摩托车，而地痞们靠的是双脚。
小雯说她会“看人”，“我看人能看个八九不离十。”
小雯选择的客人一般还是年龄大的，50岁以上的，这些年龄一大把的人没有刑事犯罪能力。即使双方打斗起来，那一把老骨头也不是正值青春期精力旺盛的小雯的对手，身材圆滚滚的小雯，手劲很大，她能够把猕猴桃拽在手中捏出汁来。
一些小孩子小雯也接，小孩子也不具备犯罪能力。小文说起过最可笑的一件事是，有一天晚上，她在出租屋里刚刚接过一个孩子的父亲，过了一会儿，这个孩子又来了。“你猜我怎么知道的？父亲给的钱上面有一道算式，是一张50元。孩子给的是100元，我拿出先收的那张50元给他，他惊得跳了起来，说这张钱是我们家的，这是我昨晚写的算式，怎么会在你这里？”
20岁左右的男人最危险。由于这个嫖客群体中，民工占据了绝大多数，而民工又是一个极不稳定的群体，极度的贫穷让一些人心灵扭曲变态，产生了仇视社会的心理。还有人因为婚姻不满意，转而仇视所有女性。几年前警察破获了一个系列杀人案，凶手杀害的都是妓女，而杀人的动机居然是妻子抛弃了他。
小雯说她有一套识人的本领。她先看眼睛，再看神情。如果眼睛滴溜溜转，神情变换快，这样的人，给再多的钱也不去；如果眼神沉稳，表情木讷，这样的人一说就去。
谈价格也有学问，如果对方将价格开得很高，可能就有问题。如果对方一直在讨价还价，那可能就不是劫匪。
选择地点更有讲究，小招待所小旅社坚决不去，给再多的钱也不去。酒店可以去，可是嫖客们能住酒店，就不会找站街女。如果是在没有安全的地方，他们就会选择在河边树后，废弃的楼房地，蚊蝇飞舞的草地上。当然，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价钱会大打折扣。
小雯还说，她出台的时候，从来不喝客人的饮料，不吃客人提供的食品，害怕有迷药。曾经有一个妓女，喝了客人提供的一杯可乐，醒来后发现身上的钱、手机、戒指、项链都被偷走了。
“我们这类人的首饰都是假的。”小雯说，“能戴得起首饰，谁还出来站街？”
为了保护自己，妓女们有人练习起了女子防身术，据说可以一招毙命。更为搞笑的是，有人把武馆开在了这条街巷，武馆其实也就是一间小店铺，里面摆张桌椅，放着几根木棍和舞台上使用的，一抖就会仓啷啷作响的破铁片，门口贴着一副对联“拳打江东猛虎，脚踢北海蛟龙”。印象中这好像是被燕青打死的那个任原所摆擂台的对联。小兰打电话告诉我这种情况时，我曾经去看过，看到了号称总教头的男子。说是总教头，其实就只有他一个人。这个留着小胡子的男子嘴上功夫好生了得，他眉飞色舞口若悬河夸夸其谈，他说他的分馆开遍全国各大城市，有妓女出没的地方，就有他的武馆存在。古代是“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现在是“凡有卖淫之处，皆有小胡子武馆”。
小胡子正在向我吹嘘，走来了几个小流氓，小流氓们自学过几天拳脚，走在大街上都要横着膀子，看到不顺眼的就想上去打一架。小胡子的武馆开在了他们眼皮子底下，他们又怎么能不滋事？馋猫枕咸鱼，别怪流口水。
小胡子落落大方地迎上去，双手抱拳，朗声说到：“青山八字开，绿水四面来，欢迎江湖上的朋友。”小流氓们说：“别来这一套，有什么本事使出来，老子今天就是踢摊子来了。”小胡子脸上露出难堪。
一个膀大腰圆的小流氓说：“老子和你过过招。”然后就蹲了一个马步。小胡子做出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踩着丁字步，摆出好像白鹤亮翅的招式。突然，身后另外一个小流氓踢了小胡子一脚，“去你妈的”，小胡子被摔了一个狗吃屎。
小胡子爬起来后叫喊：“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踢出那一脚的小流氓从门口捡起一个半截砖头，小胡子吓得哎呀呀跳下台阶，一路狂奔，像在躲避鞭子追打的耕牛，小胡子在后面紧追不舍……这种场景惹得街巷两边的人哄堂大笑。
这座城市的小流氓非常多，他们整天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看到外地人，就想方设法诈骗；诈骗不成，就变成明抢。火车站和这条街巷，是小流氓集中的地方。
和小雯和唐姐她们辛苦做生意赚取皮肉钱不同，小兰和这些小流氓走得最近，她走上了歪门邪道。
也是从那一年开始，这个城市里出现了大量假钞，假钞种类繁多，不但有100元、50元的大钞，还有5元钱的纸钞和一元钱的硬币。那些收到面值较大假币的人，就来到郊区的小商店晃悠，看到小商店的店主是老头老太太，或者是没有见过世面的农村妇女，就会拿出100元假钞来买一盒香烟，或者一瓶啤酒，等到店主给他换来一大堆真钱，他就会骑着摩托车赶快逃离。
而收到面值较少假币的人，则会拿着假币乘坐公交车，那时候这座城市里的公交车还可以自己坐在旁边收零钱。这些人往往把一张二十元或者十元钱的假币塞进公交车收款机里，然后坐在第一排的位置上，堂而皇之地收零钱，收够零钱后，就慢悠悠地下车。据说，因为假钞太多，逼得公交公司列出了“上车一元，不找零钱”的条文。
然而，一元也有假币，我曾经收到过一枚一元硬币，装在裤子口袋里，一场大雨过后，衣服淋湿，假币也原形毕露，它竟然生锈了。
后来走南闯北采访，才知道这些大面值的假币是从沿海一带流入内地的，而那些一元假币，则是内地一个小城市生产的，我曾经去过那座小城市，出租车司机坚决不收一元钱硬币，而无人售票的公交车也全部换成了售票员，也是坚决杜绝一元硬币。
大量假币从地下渠道流入了这座城市，不法分子们的犯罪活动也猖獗起来。我也采访到了大量假钞换真钱的事情，今天写出来，让大家了解骗人伎俩，增加防骗意识。
有的人拿着一百元的假钞，骑着摩托车来到乡下，这一般是在早晨10点左右，这个时间里，家中上班的上班，下地干活的干活，一般只剩下了老人和小孩。坏蛋们把摩托车停在院子门口，不熄火，然后指着窗台上或者墙壁下的一个空瓶子说：“老人家，我要加油，没有东西装油，把你窗台上那个啤酒瓶子卖给我。我给你五元钱。”老人就说：“一个瓶子啊，你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