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次山采访乔姆斯基

阮次山：乔姆斯基教授，您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也是一位备受尊重的人类长者，当您回首20世纪的生活，以及迈入21世纪后的经历时，您认为人类在过去的50年中取得的最高成就是什么？

乔姆斯基：在过去的50年中，全世界都经历了许多翻天覆地的积极变化。在中国，就有成千上万的人摆脱了贫困，迅速发展了经济，并克服了许多难题。虽然一些经费问题还有待解决，但变化的确是众人皆知的。这种情况同样也发生在印度等一些其他东亚国家。举例来说，韩国的经济在50年代几乎与一个非洲贫困国家的境况相似，但如今却成为了制造业的世界巨头，经济发展极为成功。

西方世界也一样。西方国家也更加趋于文明。就拿欧洲来说，数百年来，欧洲都是世界上最野蛮的地方。欧洲人最为渴望的就是互相残杀。这也是欧洲能通过这种野蛮文化的形成来征服世界的原因。但自1945年以后，这一局势被扭转了。这不是因为欧洲人的基因产生了变异，而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如果大屠杀再继续下去，世界将因他们而毁灭。

因此他们才开始追求和平、和解。虽然过程还不完美，但是国家的边境概念不再如此清晰，国家制度不再如此严格苛刻，欧洲人可以在欧洲大陆上自由行动，对待人权与女权的态度也有了很大改观。美国的情况也很相似。

但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面临如此严肃的问题，它关乎到人类的生存与毁灭。我们同时面临的威胁有两个，一是自1945年起就威胁着我们的核战争问题，有几次都濒临爆发，虽然我们奇迹般地逃过一劫，但威胁却仍然存在并且不断加剧。我们虽然明知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但却仍然坐视不理。

第二个威胁就是自然灾害，连最为悲观的国际科学学派所达成的共识也有可能低估了它的影响。如果我们不尽快采取一些例如彻底取代矿物燃料这样的激进做法的话，我们将为后代制造出巨大的，甚至是致命的灾难。这也是人类史上面临的新难题。

阮次山：您是犹太人，我曾去过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十次，而我对巴以和平几乎已不抱任何希望。那么您对此又有何看法？

乔姆斯基：世界上有许多冲突都可以找到甚至想象出一个解决的方法。而巴以冲突的解决方案恰好是最容易想象，也最容易描述的。解决的办法非常简单。35年前，几乎所有国家都达成一致，巴以冲突的短期和解问题应当是有一条国际社会与两国公认的国际边界线，其中只需要有些细微调整，因为毕竟这是一条停火线。直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还在支持这一政策，但如今的美国却不同。35年来，美国一直在试图阻止这一方案的实施。在1976年和1980年，美国为此分别否决了两次安理会决议，如今，所有国家都赞成这一和解方案，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提议与此近乎一致。

这其中包括有伊朗在内的伊斯兰国家组织，欧洲，拉丁美洲，也许还包括中国等所有国家的立场。虽然这一方案并不完美，甚至不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但却是一个合理的短期方案。我们面前就摆着解决的方案，这需要美国停止支持以色列对这一议案的否定。

但美国却在外交、军事、经济等各方面都支持着以色列。美国应当与全世界站在一起，也许这很困难，但却并不复杂。然而在全世界面临的首要问题中，这个是最容易找到解决方案的，但巴以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的主要原因，在于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在阻止该问题的解决。

阮次山：如今巴勒斯坦的内部分裂使事态更为复杂。哈马斯与法塔赫之间的冲突使得巴勒斯坦无法达成统一战线。

乔姆斯基：的确是这样，这是巴勒斯坦的问题，但是巴勒斯坦人有选举权，这也是阿拉伯世界中唯一能自由选举的国家，所以我们不可小视巴勒斯坦。2006年1月，哈马斯取得政权，于是美国、以色列和欧洲立即采取行动，惩罚巴勒斯坦人投下错误的选票。这也让你能更清楚地看到西方国家对待自由选举权的态度。

乔姆斯基：这是阿拉伯世界的第一次自由选举，只因为我们不喜欢选举的结果，所以我们就对那里的人民进行惩罚，让他们知道最好不要在自由选举中投下错误的一票。一年后，美国、以色列、以及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试图在加沙进行军事政变，推翻政府。但哈马斯却有所防范，于是自此以后，加沙地区的暴力事件数量就在逐步上升。这直接导致了法塔赫与哈马斯之间的冲突，双方需要和解，这是它们仍待解决的问题。但是在残酷打击之下，加沙地区被由美国支持的以色列完全封锁成为一座监狱，随后，约旦河西岸又被分割成无法生存的数个区域，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根本无法达成共识。

阮次山：但如果放宽这些条件的话，双方将有可能和解吗？

乔姆斯基：这不是我能决定的问题，但这是一个选择，而它们应该得到选择的机会。

阮次山：您认为这两次战争以及随后的地区冲突，让我们学到了什么？我们可以从中吸取什么教训？

乔姆斯基：欧洲人得到的教训比较直白，因为他们如果再次发动世界大战，全世界都会被毁灭。因此欧洲各国都开始逐步调解国家关系并逐渐走向一体化，并由此获得了半个世纪的和平。但在那些所谓发展中国家的第三世界里爆发的冲突，却令人毛骨悚然。

比如在刚果（金），虽然没有确切的数据，但是约有400到500万人在过去10年间的冲突中丧生。其原因就是有许多跨国公司和其他国家支持着那些残忍的武装分子。比如说卢旺达就为了开采矿产资源而支持这场战争。几乎所有我们在使用的手机，原材料都来自这场刚果大屠杀中。而类似的情景在其他国家还在反复上演。

不幸的是，我们仍然没有从中吸取避免战争的教训。就看美国，如今就依然身陷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这两场战争之中，并且很有可能在伊朗开辟第三战场。我刚从南美洲的哥伦比亚回来，哥伦比亚的人权问题是西半球最糟糕的，但同时却能得到最多的美国军事援助。由军队、预备军、游击队等造成的冲突和大屠杀一直以来都严重威胁着哥伦比亚的安全。我还没有提到中非地区，像这样的地方比比皆是，所以我们依然没有吸取教训。

两位20世纪的代表人物，伯兰特·罗素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在1955年发表宣言，向全世界发出郑重警告，人类如果不放弃战争，就必定会走向灭亡。这并非言过其实，他们是在敦促全世界汲取教训。但面对警告我们却完全置之不理。

直到今天，仍然有许多受人尊敬的主流的领袖人物，如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他向世人警告世界末日即将到来，如果我们不放弃战争，销毁核武器，这一天就迫在眉睫。美国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和亨利·基辛格等人都支持这一观点。与那些空口无凭的环境威胁论不同，这些警告都十分紧急，并且经常在各地发生，就拿耐人寻味的伊朗问题来说，美国和许多西方政界人士都认为伊朗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者。这听上去很有意思，但他们的确是这样认为的。这又牵扯到中国。

几周前，美国曾警告中国要承担起国际责任，而所谓的国际责任就是听从美国的命令。美国对伊朗进行了远远超过联合国安理会允许程度的单方面制裁，而中国则被警告需要服从这一决议，虽然中国并没打算这样做，且没有义务去履行这种责任。这一理论也表现在一些地方势力上，比如说土耳其就完全无视美国对伊朗进行的制裁，并新建了一条连接伊朗的输油管道。巴基斯坦也保持了同一姿态。

阮次山：您指责美国在外交政策上应采取双重标准，但他们却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乔姆斯基：美国一直都是这样，从来没有过所谓的双重标准。

阮次山：美国是否从历史中吸取了教训呢？

乔姆斯基：是的，美国吸取的教训就是依靠暴力途径通常都能解决问题。这是历史的教训，也是强国能够变得富有和强大的原因。就拿美国这个主宰世界的力量来说，或是英国、法国、德国也可以，它如何能成为一个富有的强国？最开始是通过消灭当地的土著人。我们的开国领导人们对此也毫不避讳。“这些不幸的印第安土著人被我们残忍而无情的屠杀了”，这句话出自西部扩张中伟大的军事家，美国国务卿，后来又当任美国总统的约翰·昆西·亚当斯。

这种暴力在当时很平常。所以历史的教训就是暴力是可行的途径。而这也正是美国所学到的。虽然这种途径不能持久，就拿纳粹德国来举例，暴力途径一开始似乎非常奏效，但不久之后就起到负面作用。不列颠帝国曾经获得过很大的成功，一个欧洲的小岛国控制了世界的一大部分版图，成为世界上最富有、最发达的国家，令人难以置信。而这一切都是通过暴力而得来。

暴力在短时间内的确有效，这与抢劫在短时间内能让人致富是同一个道理。但这是一个错误的教训。而人们应该吸取并且让政府接受的教训是遵守道德规范，虽然这已经被编入国际法律，但却无人遵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就是成立了联合国，以及随之签署的《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等公约。现代意义上的国际法庭也随之成立。

虽然表面上这一切看上去都相当合理，但问题在于许多国家并不履行其承诺，只是空走形式，虽然其承诺表现的都是合理、明智的理想。于是说服统治阶层不辜负这一承诺的重担就落在了每个公民的肩上，而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已经做到了这一点。这也正是许多国家比50年前更加文明的原因，但我们仍然任重道远，而且会不时遭遇倒退，正如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