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探索者的精神遗产

深圳特区30年：探索者的精神遗产

引子

深圳经济特区的历史，是从1980年8月26日算起的，那一天，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决定“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分别划出327.5平方公里、6.7平方公里、1.67平方公里区域，设置经济特区。”

整整30年过去，深圳，这个当初毗邻香港的小渔村，如今已是广厦林立，霓虹璀璨，车流如织，成长为“中国南部综合经济实力、技术创新能力、国际竞争力最强的现代化大都市”。

回到更早前一点，1979年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广东省提出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以及属于重要侨乡的汕头各划出一块地方试办贸易合作区，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的建议，邓小平非常赞同，他说：

“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

“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

“杀出一条血路来！”

号角由此吹起。人们看到，在其后的30年中，改革英雄有如过江之鲫，开疆拓土，冲锋陷阵，事事敢为天下先，豪情壮举历历不胜枚数。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袁庚的智囊梁宪转述了袁庚屡屡表达的一个观点：“先行一步”的蛇口在改革开放的作为，是应了天时、地利、人和诸方面因素，乃是时代造就，“千万不要夸大个人的作用。”

关于这一点，袁庚曾这样告诉一位为他立传的深圳作家，这里面有三个因素：

一，适逢其时。当时“文革”浩劫，中国的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全国人民渴望变革图强。与此同时，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定。

二，适逢其人。一大批从中央到省市的深受“文革”迫害的领导者，都想改变中国的面貌，“如果没有这批人，中国就不可能进行改革开放。”

三，适逢其地。蛇口与香港毗邻而居，一水之隔。香港又是世界上市场经济发展得最佳的地区之一，政府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所以，“香港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系，一个好样板。我们可以照搬一些香港的成功的东西过来。而其他特区就没有这么好的样板。”

诚哉斯理。这当然不仅仅对应蛇口，放之于深圳的历史，亦是如此。

即便这样，回顾、梳理深圳历史，讨论下一步的发展定位与方向，我们还是再次回到开拓蛇口、建设深圳的那个高歌猛进、激情澎湃的时代，以期在这些改革开放的开拓者与践行者的“精气神”里汲取营养，造就更为坚实的未来。

探索者的精神遗产

在1982年，任仲夷来深圳的次数最多，就是在那一年，针对深圳的发展模式，国内一些报刊刊出《旧中国租界的由来》等文章，指责深圳拍卖土地，是为了搞像清朝那样的“租界”，是严重的“卖国”行为

《望东方周刊》记者刘志明 | 深圳报道

“英雄老矣，油尽灯枯。”这是袁庚的儿子袁中印在提及父亲近况时，用的一个词汇。

袁庚94岁了，正在蛇口安度晚年。袁中印描述说，老人作息无常，有时白天昏睡，有时却在午夜醒来，醒后精神极佳，或是唱歌，或拉着他们做“检讨”，说些过往的旧事，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好，云云。

“世间公道惟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这是袁庚近年说过的话，岁月的无情也终于碾至他的身上。按照袁中印的描述，袁庚原本约140斤重的身骨，瘦得只有100斤左右了。若天气晴好，有时，老人也会被抱上车，到街上转转，甚至会在麦当劳里小坐，吃买给他的甜筒。

屡屡上门的来访者大多被拒之门外。一个特例发生在与《望东方周刊》记者提出见面的前几天，那是袁庚的老友，一个曾给李光耀做过政治秘书的新加坡人，来深圳后非要见袁庚，袁中印同意了，这时的袁庚已无法与人正常交流，只是躺在床上合影留念。

“多伤感啊，还不如不见，”袁中印叹说，而对本刊记者登门拜访的请求，他拒绝了。

改革开放“第一炮”

时间回到1979年7月2日，这一天，蛇口工业区炸山填海，基础工程正式破土动工，“轰隆隆”的炮响，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声“开山炮”。

袁庚是1978年6月赴香港招商局总部工作的，这一年，他61岁。隶属于交通部的招商局是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先驱，由李鸿章创办于晚清洋务运动时期。委派袁庚到招商局工作的是时任交通部长的叶飞，让他过去“打开局面”。

是年10月9日，一份由袁庚以交通部党组名义执笔起草的请示报告，经交通部党组讨论修订后，上报至中共中央、国务院。这就是《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

《请示》提出招商局24字经营方针：“立足港澳、背靠国内、面向海外、多种经营、买卖结合、工商结合”，提出“应当冲破束缚，放手大干，争取时间，适应国际市场的特点，走出门去搞调查、做买卖”。《请示》建议：改革上层建筑，简化审批手续，确定招商局就地独立处理问题的机动权；授权可以一次批准动用当地贷款500万美元的权限，从事业务活动。

“那个请示，那样的文字，现在看来极其普通，但在那个年代，是没有太多的人敢讲的。”7月17日下午，在蛇口一家环境优雅的咖啡馆里，55岁的袁中印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

而就在前述《请示》上报中共中央、国务院前不久，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的新中国第一个赴西欧考察的国家级经济代表团于1978年5月出发，对法国、联邦德国、丹麦、比利时、瑞士等五国进行了历时一个多月的考察，其考察报告向中央提供了大量的信息与建议。同年7月至9月，国务院召开务虚会，专题研究加快中国四个现代化进度的问题。

就在这样的大气候下，1978年10月12日，交通部的《请示》获得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批准。同年10月28日，袁庚正式获任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

上任伊始的袁庚在香港考察，注意到一个奇特的现象：招商局的船只不经过任何检查，也不用办手续，就可以直接进出香港码头，在内地与香港之间往来很方便。由此，一个念头在他的脑海里萌生：在内地沿海建立一个出口加工基地。经过调查研究与反复比较，宝安县的蛇口被袁庚看中。

1979年1月31日，由广东省和交通部联合上报的《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获中央批准。中国经济特区的发轫地---蛇口工业区由此诞生。

干出来的“蛇口模式”

梁宪至今还能清晰记起第一次见到袁庚的情形，那是1979年7月初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刚从交通部调往香港招商局工作的梁宪作为外派干部进行照例学习，听常务副董事长袁庚作“形势报告”。

“过去在内地听‘形势报告’多矣，讲者大多正襟危坐，手执讲稿宣读，即使洋洋数万言，往往自始至终也不外‘大好’二字。”梁宪回忆，“袁庚却站立着向大家作报告，手上并无片纸只字。他身体魁梧，目光炯炯有神，不时以手势配合语言，面部还表情多多，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就在这次学习中，梁宪听袁庚讲起了蛇口，袁庚说：“蛇口是个好地方，那里有绵绵细沙的海滩，海滩上有风吹瑟瑟的树林。你们有谁去过夏威夷吗？蛇口，美得就像夏威夷一样！”

此后没几天，梁宪就有了亲临“夏威夷”的机会。这一年的7月中旬，交通部科技局局长高原应袁庚之邀，带领几位专家到蛇口帮助做工业区的发展规划，梁宪一同前往。

工业区指挥部设在紧靠沙滩的一栋小小的两层砖屋内。“那种砖屋有那么五六栋，一字排开，原是蛇口渔民植蚝和剥蚝的地方，”梁宪回忆，“我们在其中一间小屋内开会研究规划，屋内没有任何家具陈设，我们只好趴在地上看地图，站着享用带来的午餐。”

今年70岁的梁宪，1979年6月赴香港招商局工作，深得袁庚赏识，1979年进入蛇口工业区，曾任工业区管委会委员、董事会董事、培训中心主任，1985年调回招商局集团，1999年退休，现为中集集团高级顾问。中集集团是在蛇口生长起来的著名的中外合资企业之一。7月21日上午，在梁宪的办公室里，他向本刊记者忆起蛇口与袁庚，还手指窗外，说当年蛇口开发的第一炮就是在中集大楼的边上炸响。

初入蛇口，按照梁宪的说法，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是，开发者首先要掩埋偷渡者的尸体。“唉，今天又有‘咸鱼’了。”这是他们经常听到的话。“咸鱼”即指偷渡者的尸体。每到这时，他们便用拴有绳子的竹竿把尸体挑到沙滩上埋掉。

袁庚是把蛇口作为一个试验场来打造的。梁宪曾听袁庚说过：“我就是想在靠资本主义最近的地方来试验一下，看我们共产党人能不能搞经济，能不能搞出像香港那样的效率。”

而就在这样一个试验场上，蛇口创造了多个中国第一：

最早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最早开创由一家企业全资开发一个社区的先例；最早在全国采用工程招标的做法；最早改革干部制度，实行聘任制，破除干部终身制；最早开始职工住宅商品化；最早成立由企业创办的股份制保险机构：平安保险公司；最早创办由企业创办的银行：招商银行；最早建立国内第一家不靠国家投资，由中外合资兴建的大型深水港：赤水港。

为袁庚立传的深圳作家涂俏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关于解放思想，他自己反复跟人讲：我是干出来的。”

在深圳建一座童话般城市

就在袁庚在蛇口大刀阔斧进行举世瞩目的改革的同时，1981年3月18日，梁湘从广州出发，到了深圳，同年出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

按照梁湘秘书邹旭东的描述，这天的行程，梁湘应该是一路颠沛,“那时候，从广州到深圳还没有柏油路，全是沙土路，在东莞县还要渡两次船。”而深圳这个如今已是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大都市在那时还只有东门一带有一条200多米长的破旧狭窄、没有路灯的街道。

梁湘到深圳之前，自深圳设市后的短短两年时间里，已换过两套班子。深圳原是一个镇，隶属宝安县，是县城所在地。1979年3月，宝安县改为深圳市，张勋甫为书记；1980年6月，广东省委决定，吴南生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张勋甫任市委常务书记，同年8月，深圳成为经济特区。

在此背景下，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与省长刘田夫把目光转到梁湘身上。生于1918年的梁湘是广东开平人，时为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第二书记。梁湘早年奔赴延安，是延安党校培养出来的老干部，建国后长期在广州工作，曾任广州市公用局局长、市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市计委主任、副市长等职。

梁文森介绍，在刚获知被派到深圳工作时，梁湘并不乐意，“他觉得在广州那么长时间，对广州更熟悉，到深圳，他心里没底。”邹旭东回忆，1981年1月的一个夜晚，任仲夷把梁湘叫到办公室，两人促膝长谈，内容已不可知，“但对深圳来说，那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夜晚。”

62岁的梁湘走马上任，成为升格为副省级的深圳市第一任市长。很快，深圳特区的建设就在梁湘手上打开局面。深圳作家涂俏介绍说，到1986年5月梁湘离职，无数的高楼已经建成，十几条马路的建设已全部开动起来了，“这个老人用了4年半的时间，建了一座童话一样的城市。”

拓荒牛：顶着巨大压力

算起来，邹旭东比梁湘到深圳的时间还要早些，那是1980年10月，他从省委办公厅派到深圳，也是给市领导做秘书，后来梁湘来了，从1982年2月起，就给梁湘做秘书，直到1986年5月梁湘离任。

至今，71岁的邹旭东仍保存着52本工作日记，记录着梁湘1982年至1986年间所有的工作日程。邹旭东说，现在退休在家，他也准备写一些东西，以工作日记为基本材料，回顾1986年以前的事情。尽管后来邹旭东曾做过10年的深圳市司法局局长，“我认为还是那段历史最值得回忆。”

那是一段莽野拓荒、高歌猛进的岁月。邹旭东回忆了一件事，1983年8月8日，深圳市在香港做贸易的深业公司开张，邹旭东陪梁湘到了香港，当晚有台风，次日早上起床后，他见酒店外的大树都被连根拔起，打开电视看，才知道深圳的工棚全被刮倒了。邹旭东赶紧去给梁湘报告，根据梁湘的安排，从上午9时开始给深圳打电话，直到下午1点才挂通。

邹旭东回忆，当时深圳市约有400门手摇电话。邹旭东说，他做秘书工作，最怕通知开会，因为副局级以下的干部，家里大部分没有电话，每到这时，只能骑着单车挨家挨户去通知，“因为这些情况，一些港台商人都不愿意来投资。”

梁湘到深圳后，计划发展2000门电话，投资几百万元的电信大楼也很快建成，但是之后市里便没钱买更高级的设备了，无法解决程控交换的问题。梁湘指示深圳市邮电局和英国大东电报局进行合作，而“出卖主权”、“泄露国家机密”的非议随之四起。后来，还是在中央领导的支持下，与大东电报局合资的深大电话有限公司才于1983年11月得以成立，从而解决了深圳市通信发展的资金、技术与体制障碍。

“这个电信问题，也不完全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之争，但传统的观念，还是很顽固。”邹旭东说， “他把什么都放下了，只知道工作。”在邹旭东看来，直接给梁湘以极大支持的，是任仲夷，“遇到压力，他也只能找任仲夷谈。”

邹旭东回忆，1982年的几个周末，任仲夷经常以医治牙病的名义到深圳，住在深圳市迎宾馆里，每到这时，梁湘会去找任仲夷谈心，“他们在一起，可以从下午一直谈到晚上，谈什么东西我们也不知道。”

在邹旭东的印象里，在1982年，任仲夷来深圳的次数最多，就是在那一年，针对深圳的发展模式，国内一些报刊刊出《旧中国租界的由来》等文章，指责深圳拍卖土地，是为了搞像清朝那样的“租界”，是严重的“卖国”行为。

“只有改革，否则寸步难行”

顶着同样巨大压力的，还有袁庚。

梁宪回忆，招商局开发蛇口的报告是由广东省联合交通部上报的，但是，当时交通部领导层中对此事的认识并不一致，“对袁庚挑剔得就比较多”，“今天这个调查组来了，明天那个领导来了。他们也不是有意与你为难，很多是认识的不同。所以，对袁庚与蛇口工业区的开发，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回忆起来，一个最大的难题是人的问题。“交通部派干部过来，就会存在这些干部的观念、素质适不适应的问题，对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认知问题，是否具备搞经济与企业经营管理知识的问题。派他们过来，开荒建房子还能够应付，但与外国人打交道，用到英文、商业谈判与现代企业管理的知识，就焦头烂额了。”

怎么办？梁宪回忆，袁庚下了大决心，他给中组部写信，表示要在全国公开招聘干部。后来，蛇口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杭州、天津、西安等地招聘了大批干部。在北京时，袁庚还曾专门到北大、清华等高校动员毕业生来蛇口。

“最核心的问题是人的问题，人的背后又涉及到体制，人和体制是关联到一起的，”梁宪说，“比如，工资制度不适应，住房制度不适应，干部制度不适应，社会保险制度不适应，工程建设制度不适应，这一个个的问题摆在面前，只有改革，否则寸步难行。”

梁宪回忆，在蛇口做生意的第一个人，乃是一个厨房管理员。1980年春节，有电视台到蛇口采访，问梁宪他们是怎么过的年，梁宪说过的是一个“洋年”，因为在蛇口根本买不到本地的东西，鱼、肉、蔬菜全都要从香港带过来。后来，还是袁庚改变了这种局面，他问那个厨房管理员：“方金水，你开个小卖部怎么样？”

方金水很慌张，说：我是党员，怎么能做买卖啊？！

袁庚坚持让他试一试。就这样，一个经营日用品与小食品的小卖部在一节破集装箱里开张了，结果，“直到夜里12点钟还在做买卖呢。”

梁宪说：“袁庚就是有这么一种创新意识，这种创新乃是奠基于社会的实际需要。”

“如履薄冰”与“背水一战”

作家涂俏与袁庚结识，是在2004年，那时候，她还在一家报社做记者，“改革开放25周年，我的领导说，深圳历史中有两个老人不能忘记，一个是袁庚，一个是梁湘，梁湘已经去世，你就去找袁庚吧。”

第一次跟袁庚聊天，涂俏就被袁庚打动，已经离休在家的袁庚向涂俏列数了他在改革开放中的三个“遗憾”，其中一个即是在申请开发蛇口工业区早期用地时，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曾把36平方公里的南头半岛都划给了袁庚，袁庚没敢要，只是要了蛇口2.14平方公里、开发用地约300亩的范围，“结果这成了他此生最大的遗憾” 。

在给袁庚写传记后，涂俏的注意力又转移到已于1998年病逝的梁湘身上。

算起来，蛇口的改革曾领先一步，比深圳还要早一年又七个月，后与深圳齐头并进，成为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两面鲜亮的旗帜。1990年，蛇口工业区划归深圳南山区。

而忆起袁庚与梁湘，涂俏说：这两位老人有些不同，袁庚总说的一句话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梁湘则常说：“背水一战，孤注一掷”。

涂俏说，1981年，袁庚就开始宣传“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观念了，他不经请示，就在蛇口开发区树起一块写有这些文字的大牌子。

“在这一点上，袁庚是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的，”涂俏说，“他曾说：大不了我再回到秦城监狱去。”

7月21日，本刊记者在蛇口看到，书有“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两行大字的牌子，至今仍树立在南海大道和工业一路交叉口，不远处，就是蛇口码头，隔海相望，能望见对岸香港起伏的矮山。

三十多年前，袁庚就是从那里踏波而来。■

深圳往何处去：关于现实与未来的论争

“深圳不应再走以GDP为中心以及‘深圳速度’的老路了，应该创造一个幸福的深圳”

《望东方周刊》记者刘志明 | 深圳、香港报道

7月23日下午，香港杏花 ，本刊记者与呙中校在地铁站旁一家麦当劳里相见。

这个生于1975年的湖北青年，现在就职于香港，而我们的话题，仍旧是与几年前轰动一时的那篇题为《深圳，你被谁抛弃》的网文相关，那时候，呙中校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我为伊狂”。

深圳“抛弃论”

发生在2002年与2003年之间的“抛弃论”事件的高潮部分，是当地媒体促成的时任深圳市领导与网民“我为伊狂”于2003年1月9日的会面。回忆起来，呙中校记忆深刻的是当时一位陪同会面的深圳市政府官员的话。

“他说，其实，深圳也没那么多危机，没那么严重，按照深圳市的经济基础，十年二十年都会发展得不错。”呙中校回忆，而他现在的评述是：“的确，按照深圳的经济基础，这几年保持10%以上的增长率都不成问题，而自写那篇网文后的这些年，我觉得深圳的发展一直都‘四平八稳’。”

呙中校是在1999年底来的深圳，他是武汉大学的毕业生，先在武汉工作了三年，来深圳后，在一家财经网站任职，后又到一家金融公司做金融分析研究。像生活在这座城里的其他一些年轻人一样，呙中校以“我为伊狂”名字活跃在一些网络论坛上。

“那段时间，深圳金融业非常低迷，2002年，股市行情很不好，深圳证交所停发新股，一些金融人才开始往上海走，”呙中校回忆说，“我在这个行业当中，有很直接的感受，就想写一篇关于本行业的文章。”

文章还在构思当中，2002年9月，呙中校利用休假机会去了一次上海，“上海当时要成为金融中心，气势逼人，深圳则与之相反，很低迷，我发现它已经不是一二十年前那种特区的状态了。”

从上海回来，由感而发，一篇题为《深圳，你被谁抛弃》的长达1.8万字的文章很快完成，在这篇文章中，呙中校从金融、高新技术产业、国企改革、政府效率、治安、城市环境等多方面直指深圳发展积弊。当年的11月16日，一个普通的星期六下午，呙中校把它放到了网上。

一石激起千层浪。只过了一个月时间，就有数万网友阅读了这篇文章，“甚至传闻深圳90%以上的机关工作人员都读过，而市里的大小会议上，《深圳，你被谁抛弃》也成为不能不谈的话题。”

“抛弃论”在那一时期，不仅在深圳坊间庙堂热议，也成为国人瞩目的焦点。而这种争论发生的一个背景，是随着2001年11月中国成功“入世”，人们对“经济特区”是否要继续存在下去存有争议。有人甚至认为，经济特区执行国内税、关税等优惠政策，与WTO的精神相违背，“入世”之后，经济特区的这些优惠政策都该取消。

失落的情绪弥漫在深圳人身上。

而随着会面的大幕落下，呙中校的个人命运也发生一连串的逆转：不久，他即被所在的公司辞退，后在一家地产公司短暂任职，2004年底，以“专才”身份被香港一家杂志社招揽，担任财经版块编辑。

这5年来，呙中校频繁奔走于深港之间，对“双子城”的融合与差异感触直接而又深刻，现在，他侧重关注的话题之一是深圳能向它的这位近邻学习些什么。

“特”与“不特”：胡鞍钢厉有为之争

“谈这个问题，你应该去找前市委书记厉有为，因为争论，他都跟胡鞍钢拍桌子了。”82岁的经济学者梁文森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

胡鞍钢与厉有为之争发生在1994年春至1995年秋，这是一个轰动一时的事件。资料显示，1994年3月，经济学家胡鞍钢写了一份上呈高层的报告，认为特区不能再“特”了，不能再无限制享受优惠政策，必须要对中国经济特区的政策进行彻底调整，坚决取消各种减免税和优惠政策，取消不利于缩小地区差距、优惠于某些地区的经济特区。

胡鞍钢认为，“公平竞争是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中央政府是市场竞争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者，不能带头破例，对某些地区实行优惠政策或提供垄断??任何地方都不得享有法律和制度之外的经济特权，即使是经济特区也不能享有和保留经济特权。”

“一柄锋利的匕首戳在了深圳最敏感的部位上。”有人当时这样评述道。但是，胡鞍钢的这份报告并没有在深圳引起反响。

同年6月，在中央党校讲课时，胡鞍钢将其“特区不能再‘特’”的观点予以公开，9月，在上海做报告时，他再次阐述了其相关观点。

深圳仍是保持沉默。首先做出回应的是国务院特区办公室的刘福垣，1994年10月7日，他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刘福垣与胡鞍钢观点截然相反，认为非但不能取消特区之“特”，而且，特区还应更“特”。同年12月，胡鞍钢撰文说，要“以学者的无所畏惧的气派”来驳斥刘的论说。1995年7月，在厦门召开的特区研讨会上，胡提交了题为《特区还能再“特”吗》的论文。

深圳终于回应了。第一个站出来驳胡鞍钢的，是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厉有为。生于1938年的厉有为是1990年12月从湖北省副省长任上调到广东任职的，先任深圳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兼市委党校校长，1992年11月任深圳市长，1993年4月开始任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是深圳建市以来的第五任掌舵者。

厉有为的回应是1995年8月7日发表在《深圳特区报》头版头条的长文《深圳的实践说明了什么---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访谈录》，厉有为说：“现在有人否定特区，主张取消特区，说什么特区培养了特殊利益集团，是和中央争利分利的特殊利益集团，是用寻租的手段发展的。政治寻租是向中央要特殊政策；经济寻租是向京官行贿。这不仅仅是把脏水泼在特区建设者身上，而且还把中央领导诬陷在里边了。东北话叫‘埋汰人’。”

厉有为谈到深圳特区创建15以来取得的成就，说，成立特区时，中央只给了1.5亿元的开办费，以后就不再给了，到了1988年后，深圳经济有了一定的实力，开始向国家上缴财政收入。厉有为算了四笔账：

一、1988年后，深圳向中央、省财政上交34亿元；二、国家直接从深圳取得的海关税、海关代征税，铁路、邮电、银行在深圳实现的效益15年来超过500亿元以上； 三、各省市在深圳投资企业，现在已经在收获；四、在深圳外地就业人口有210万，据几个省统计，目前在深圳的打工者每年寄回家乡的钱人均最少达到3000元，也就是说，打工者每年最少寄出了60亿元到全国各地。

此后，这场论战再经几番较量，直到是年秋才止息。

“不同阶段，争论的话题与焦点不同”

1991年，一个名叫黄东和的来自湖南永州的年轻人第一次来到深圳，随后又到厦门大学读研究生，毕业后再次来到深圳，就再没有离开。在深圳，黄东和另外一个名字更为知名：老亨。

自1997年定居于深圳，直到2005年，老亨都是在做公务员，因为工作稳定，又有兴趣，“就观察与研究起深圳这个社会，把深圳历史都翻了个遍。”2001年，老亨建了一个叫做“因特虎”的网站。因同样喜于激扬文字，他与“我为伊狂”、金心异一度被称为因特虎“三剑客”。

倏忽20年过去，老亨是这样描述他所经历的深圳的变化的：“1991年时，深圳很有商机，只要有钱倒卖肥皂、电子表这些东西，就一定能赚到钱，到了1997年再来的时候，这种机会已经过去了，生意就不好做了。”

老亨回忆，他第一次来深圳，深圳还像一个庞大的工厂或集贸市场，当时内地人过来，“能进工厂的进工厂，进不了工厂的就回去，熙熙攘攘，都在买卖东西。”1997年，深圳已是一个初具规模的工业城市了，已经没有了农村，但生活设施还不配套，幼儿园或老人修养设施还很少，而现在的深圳则已是“一个生活气息很浓厚，生活与经济发展平衡的城市，人们已经开始讲究生活的休闲、品位与闲适了。”

“因特虎”是深圳著名的网络意见平台，聚集着一批思维活跃的年轻人。在老亨看来，2000年以前，从内地来深圳的人群分为两个极端，“一是社会精英，像袁庚他们，还有很多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有能力，很自信，是为了改革与国家前途而来，而另一个层面，则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待业青年，是来打工，只要赚到钱就行，没有把深圳当作自己的家。”根据老亨的观察，2000年以后，这种人群的分层发生了变化，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来到深圳，“就像我这样的，既不像社会精英那样能把控社会，有坚定信念，又不像那些打工者一样赚一把就走。”而他的“因特虎”网站就是聚集了这样一批年轻人。

当时，在这个人群的老亨、我为伊狂、金心异三人，“都在找出路”，后来的发展路径也大同小异：老亨于2005年辞去公职，现是一家杂志社的副总编辑，金心异是一家财经报纸的编委，而逐渐淡去“我为伊狂”名号的呙中校在香港也已做成资深编辑。

在老亨看来，对于深圳定位与发展路径的争论，从特区成立以来就几乎没有止息过，“不同阶段，争论的话题与焦点也不同。”最初是发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初的要不要办特区、特区“姓社”还是“姓资”之争，1997年香港回归后，国家全方位开放格局也已逐渐形成，“深圳不再是惟一的先遣部队了，而深圳对于自己的发展定位也一直拿不定，就有了失落感。”

尽管如此，在老亨看来，“从2000年到现在，这10年当中，深圳自身惯性发展是非常好的，成绩非常大。比如，深圳的产业升级抓得非常好，它的社会转型，包括从游民变移民，从移民变市民，公民社会的建设与摸索，积累了很宝贵的经验。另外，在全球企业范围，行业内第一的企业深圳就有很多家，他们都找到了市场的点，抓得很准。”

要GDP深圳，还是要幸福深圳

今年5月31日，在深圳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代市长王荣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确定了今后五年深圳发展的目标：“到2015年，本市生产总值超过1.5万亿元，接近新加坡的总量水平；人均生产总值超过2万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9万元。”

对此，曾做过深圳市体改委主任的徐景安有自己的理解。在1987年调任深圳市体改委主任、深圳证券交易所副理事长之前，徐景安曾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69岁的徐景安对本刊记者描述，自1993年离开公职后，他开始投入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研究，“经济在增长，而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在恶化，特别表现在自杀率越来越高，人的精神障碍越来越严重。”2009年4月，由他任主任的深圳市市民情感护理中心开始运作，“到今年7月，接了近5000个电话，避免了18起自杀事件。”

“深圳每年约有2000人自杀，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徐景安说。2010年1月，徐景安的护理中心接到一个男子打来的电话，声称要杀两个外国人，这立即引起徐景安的注意，他坚持约见这名男子，次日在徐的办公室里见了面，是个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他向徐景安描述说，他是皇岗口岸的保安，孩子在从老家到深圳的路上不幸夭折，他的侄子有病要动手术，没有钱，他四处求助，得不到帮助，因此感到社会很冷漠，受到接连发生的校园血案的影响，也想行凶。徐景安努力对其开导，成功避免了这起悲剧的发生。

“这个事情不复杂，”徐景安说，“但是，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渠道，他就杀人了。”

徐景安以及他的团队正在进行的工作也许会对近期发生的深圳富士康跳楼事件有着直接的启示意义。因为成功制止了深圳巴士集团一名司机的报复性自杀行为，徐景安等人的工作得到巴士集团领导层的重视，情感护理得以进入巴士集团与深圳农产品股份公司等企业，“就员工感受与意见进行调查，反馈给公司，然后进行解决” 。

在徐景安看来，深圳特区进行了30年改革，进行了一系列以市场经济为中心的制度改革，快速实现了工业化与城市化，人均GDP已接近1万美元，起到了排头兵的作用。但是，他更为关心的是，深圳下一步该怎么走，下一个30年会是什么样？

7月11日，在广东一个公众论坛活动上，徐景安做了一场题为《深圳未来的选择：GDP深圳还是幸福深圳》的演讲。徐景安说：“2010年，深圳迎来特区30周年。改革开放30年，深圳名副其实地当了中国的排头兵。深圳未来怎么走，更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深圳不应再走以GDP为中心以及‘深圳速度’的老路了，应该创造一个幸福的深圳。”徐景安对本刊记者说。

在徐景安看来，“幸福深圳”就是要制定幸福指数，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道德、环境等各项指标，涉及民生的收入、就业、医疗、卫生、教育、住房、环保、治安，以及他一直呼吁的降低自杀率和精神障碍率都纳入这个指标体系。

“这样，扩大内需，公共服务、政治民主、社会和谐、道德文明都将成为深圳发展与改革的重要议题。”徐景安说。

（本文的写作，参考了陈文定主编《深圳这些年：一座被“筹谋”的先锋城市》以及陈宏著《1979-2000：深圳重大决策与事件民间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