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坛争议人物——吕日周

吕日周：我在三十年改革中的三点体会
吕日周
来源：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

现在从中央到地方最发愁的事情是“落实”二字，每次开会都要说大抓落实，落实、落实、再落实，就是因为落实抓不好。我在下面工作时就发明了一个落实的公式，“抓住不落实的事+追究不落实的人=落实”
今年是改革30年，在这些年里，我从农村队长、村支书，到县委书记、市长、省体改委主任、市委书记，再到省级干部，到现在的改革创新研究会会长，可以说一直从事着改革实践，我就琢磨着以改革为题，就改革30年来的几点体会来和大家做个交流。这30年来我个人的经历就是解决问题，我和学者不一样，学者是讲道理的，我是解决问题的。群众遇到了什么问题，我们千方百计地解决什么问题。这引起了很多风波，经常让领导把我叫回去说，你的方法不对，你不要再这样做了，这样做对你的反映很大。我知道不是方法不对，而是创新方法有人接受不了，就说：方法不好，但是效果好。过去方法好，但是效果不好。我去长治之前，上访人山人海，经过半年的工作，没有一个人到北京上访、没有一个人到太原上访，市委市政府的大门拆了，没有人站岗，老百姓也没有围攻过一次政府的大门。有一次我骑着自行车在市里转，突然有一个同志拦住我说：“吕书记啊！我有一封信。”我说：“好，你放在我自行车前面的篮子里就行了。”他就放在我的篮子里，我也就骑自行车就走了。我坚信一条，为人民服务就得解决问题。今天，我主要谈以下三点体会：
三个口号贯穿三十年改革
第一点就是这30年中党中央重视改革案例，这就是重视人民的实践，把实践作为第一标准。
具体表现为：有改革，作评估；有争议，作结论；有认可，发文件。推广小岗村经验就是最好的证明。我本人在改革30年，经过了六任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一些做法受到霍士廉、罗贵波、李立功、王庭栋、李修仁、王森浩、王茂林、卢功勋、郑社奎、张长珍、胡富国、孙文盛、郭裕怀、田成平、刘振华、张宝顺和孟学农的认可与推广。我个人的感受是他们都是按照中央的精神重视案例，支持我所领导的地方和部门的改革。没有这样的支持，我也不可能取得成绩。在改革实践中我也感觉有的地方存在一些问题，就是：有改革，缺评估；有争议，缺结论；有认可，缺演绎。这很误事。
毛泽东当年说，领导干部就是要出主意、用干部。我认为在新时期，光说这两句话、这两个内容不够了，我想再加一句，领导干部就是要出主意、用干部、做案例，领导干部要做出案例来，给我们党的改革增加一些内容。
一切的改革都是从案例出发的，邓小平还搞了“四化”，“四化”中的年轻化、知识化最为重要。我就是那个时候走上领导岗位的，没有邓小平的“四化”，就没有我们这一批人。1983年一批年轻人走上领导岗位，这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范畴。有同志说中国搞了经济体制改革但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这30年是齐头并进的，但是现在更需要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光有经济体制改革，那改革是取得不了成功的。没有1983年那一批年轻的“四化”干部的上台，我们改革30年来取不到这么大的成绩。
回想这30年来，我提出三个口号，这三个口号伴随了整个30年改革的全过程。
第一个口号，政府搭台，人民唱戏。我在原平当了六年县委书记，就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思路，在这个县进行了改革。后来，我到了新建的朔州市当市长，我和同志们一块研究，提出了“小政府、大服务，小政府、大社会”的口号。
后来我到了长治市做市委书记，提出了“政府创造环境、人民创造财富、党来创造纪律、人才创造业绩、企业创造市场、社会创造特色”一整套的口号。我一直就认为，政府不是创造财富的主体，政府是创造公共产品、创造环境的，政府通过创造环境为企业和社会服务，让全社会来创造财富。
我到哪里工作都不主张政府去招商引资，政府是要创造环境，把环境创造好了然后让社会、企业家去招商引资。这就是我的思路，当然我也不反对别人招商引资，他有他的办法，看最后谁的效果好就是谁的办法好。我的方法是在城市里种树，我在城市里慢慢种林，那鸟就飞来了。我曾经到广州来，广州的领导跟我说了一句话，“政府种草、企业养牛”，这个观点很符合我的想法。政府创造环境，政府的哪一个部门影响了环境的创造，那么这个部门就是当地人民的敌人。我就提高到这个地步，你必须是要为人民创造环境。
我曾经做过三个碗，每个碗上面写着一句话。
第一个碗上的话是“吃税人多、纳税人少是一个地方穷困的主要原因”；第二个碗上写着“企业家是党政官员的衣食父母”；第三个碗上面的话是《龙年档案》的作者柯云路写的，“政府好坏企业知”。好政府还是坏政府，企业家最知道，要定期让企业家来评论政府。我在长治当市委书记的时候，本来按老规矩开会时是县委书记坐第一排，我让企业家坐第一排，让银行家、金融家坐第二排，县委书记只能坐第三排。这样就创造了环境，处理好了政府和企业家的关系、政府和金融家的关系。
我们的这些做法得到了很多的支持，大批领导干部都支持过我，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什么也干不成。但是，肯定也会有教训，这个教训是什么呢？有改革，缺评估；有争议，缺结论；有认可，缺演绎；这就很误事。
中国改革的三个基本国情
第二点就是改革30年来党中央给我们留足了改革空间，这就是号召人们大胆创新，勇敢地去探索实践。
党中央给我们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在坚持与完善之间、在对党负责和对民负责之间、在发挥领导干部模范带头作用与坚持法制之间留足了充分的空间，使我国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发展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践行了中国式社会主义。
我在改革实践和理论抽象中，认真学习过吴敬琏、王珏、厉以宁、林子力、吴象、贾春峰等同志的理论研究成果；也认真学习过陆子修、温元凯、温铁军、张瑞敏、仇和、内蒙古卓资县县长张楚、山东枣庄市市长陈伟、河北成安县县委书记王晓桦、年广九、步鑫生等改革人物的实践经验。
没有实践、没有案例，中央也不可能凡事都具体地提出该如何做，但有的同志是不发文件就不做，也不知道怎么做。比如说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现行农村土地制度，但同时又提出了要完善土地制度，土地要进行流转。基层要大胆地进行实践，因为中央给我们留足了充分的空间，也指明了方向。1979年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之后，这是改革不可逾越的界限，但不逾越并不意味着没有事干，中央同时还指出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导下大胆地突破现在的模式，不断地去创新适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新模式。
我觉得中国的国情是三个大方面。
第一个国情，中国搞了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不行，但是又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就说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必须要研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所以我们要恭恭敬敬地向资本主义学习一切我们应该学习的东西，这就是中国国情的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国情，中国要搞社会主义，必须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但是我们的党怎么领导？江泽民同志说，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所以，我们是研究共产党怎么更好地领导、如何更好地发挥我们党的宗旨，我们是要研究这个方面的问题。
第三，既然要坚持党的领导，就必须要坚持民主集中制，这是党的工作制度、生活制度和组织原则。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借鉴学习，但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我们必须要坚持民主集中制，这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原则。但是，坚持民主集中制，同时也要完善民主集中制，所以，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来完善民主集中制。
我在长治当市委书记时，提拔干部时就是把提名权交给全社会，比如某地要提拔一个局长，谁想当都可以来报名，可以毛遂自荐，也可以他人推荐，但你为什么要报名、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都必须上电视说清楚。记得曾经有一个领导给我打电话，说我给你推荐一个人怎么样？我说行啊，谁推荐都可以，领导推荐当然也可以啊，但是有一条规定，推荐人以及推荐的理由都要在报纸上电视上公布。这个领导一听就说那就算了。我说那不行，还是推荐吧，他再三说算了算了。推荐之后，组织部要进行审查，审查完了之后进行情况调查，按照组织程序来办，调查完之后到常委会上完成一个程序，进行差额票选，我觉得干部必须有度量衡，就是差额票选，没有别的方法。我觉得这些就叫完善民主集中制。
我们要在理论和实践的空间里做工作，我在三年市委书记的岗位上，每一天的报纸上都有批评的内容。上海一家出版社出了一本书，统计这三年里我在报纸上批评的领导干部有970个人，从我本人到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宣传部长、县委书记。党有三大优良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我觉得可以再往前进了一步：第一点，理论联系干部自己的实践案例。我在下面工作的时候，每一个领导干部讲的时候必须要联系自己的实际，而且在电视上讲，全市人民都要看的，如果没有联系自己的实践就立即让他下台。第二点，密切联系群众，就是要密切联系那些最需要解决问题的群众，尤其是哪些上访的群众。第三点，要公开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了。当时有人给我提出“批评”，“吕书记，我给你提出一条意见，你就是不注意你的身体健康”。话说得很好听，但是这种批评有什么用呢？我说，你再说这样的话我就登在报纸上。他当然就不敢了。新闻媒体的监督只要在党的领导下就可以，从工作出发，没有什么多大的风险。
但是我也感到，在这些方面，我们还要注意解决三个问题，今后应在党与民、党与官、党与廉的三大问题上进一步推进加强党的建设，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伟大事业。
首先是解决党与民的关系，就是我们党和老百姓的关系。要注意解决干部的作风，干部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人心方面问题不少。光解决干部的作风还不行，还必须要带动老百姓参与执政。执政是人民的执政，我们不能代替人民执政，一定要正确坚持代表、带领、带动人民参与执政和党管干部的原则，把某些地方代替人民执政和代替人民管理干部的错误倾向扭转过来。最近我去四川雅安考察，发现他们研究出很多方法，比如说投票都是在秘密投票间里，别人看不到，从而保证了选举的公正性。
第二是解决党与官的关系，就是党与干部的关系。执政党必须运用“自逼机制”使上来的干部必须为民干活，通过“追责机制”使不干活的干部不要停留在现在的岗位上。另外，要把表现好、老百姓认可的干部通过创新的民主集中制提拔到各级领导干部岗位上。我做市委书记时使用了“自逼机制”，我在工作岗位上就提出了几句话，“谁不干干谁、谁不吃苦苦谁、谁不打扫卫生打扫谁、谁不调整经济架构就调整谁”。
第三是解决党与廉的关系，这里不仅要抓案例，更重要的是在体制上、制度上下深工夫、苦工夫。比如说对于广大干部的福利待遇货币化，又比如说我们干部队伍太庞大，要启动“转业干部”的体制解决减少干部后提高待遇问题，再比如说要明确因贪处分干部的度量衡标准，并严格执行之。
用渐进的方法推动改革取得突破
第三点就是改革30年来党中央重视推动改革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充分认识到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作为纽带的方法的重要性，用渐进的方法推动改革取得重大突破。
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三个代表”、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因此，我们党的制度、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同时在党的领导下，广大干部每天都在实践，辛辛苦苦开会，辛辛苦苦工作，但是为什么现在仍然出现方方面面的问题呢？我认为最主要是要解决方法问题，不解决具体的方法，这就很难把党中央的方针路线落到实处，必须找到科学的工作方法。科学发展观必须要有科学的工作方法来配套。
我说的科学工作法也就是五步工作法：第一是要发现问题，把干部派到基层去发现问题，发现不了问题不能回来。第二是公开问题，把问题上报纸、上电视、上文件、不能遮掩。第三要举一反三解决面上的所有问题。第四是要追究责任，我不赞成问责，我赞成追责，追究责任，一直追到底，把每个问题的最核心的根子挖出来。第五是形成案例，进行教育，不仅在本地单位、本地区进行教育，甚至于在全省、全国、全党进行教育。
改革必须要搞，现在不搞今后会痛苦，这一辈子人痛苦，下一代人也会痛苦。改革不要怕吃苦，最终党和人民会肯定你。我的感受就是这样。我的讲演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皇甫平”系列评论作者周瑞金先生曾在《“吕日周现象”透视》一文中这样评价吕日周：
平心而论，吕日周是个有个性的平凡人。他出生农村，上世纪60年代末大学毕业，是党和国家培养的带有那个时代鲜明烙印的知识分子。他满怀报效祖国的激情，充满一展抱负的时代使命感和责任心。一旦遇上改革开放良机，国家大批起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人才，他便脱颖而出，跨进执政党领导干部行列。他30多岁当上县委书记，40多岁当了朔州市首任市长，接着调任山西省体改委主任，2000年就任长治市委书记，2003年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对那一代知识分子来说，吕日周这样的仕途经历，尽管中间也有过曲折和委屈，但总的说来是顺利的，称得上是时代的幸运儿。
客观地说，吕日周又是个不甘平庸的传奇人。无论在可以大展鸿图的一线任上，还是在相对沉寂的二线岗位，他都满怀激烈，奋斗不息。他决不随波逐流，混日子，当个光说空话不做实事的官员。在长治市委书记任上的三年，是吕日周从政生涯中的华彩乐章，是他人生所积累、所铸造的改革意识、民主观念、施政作风、人格素养的一次成功实践和集中喷发，也是他从政的才能、学识、见解、经验的一次夺目升华。他独树一帜的“传媒治市”举措，改写了一页历史，创新了舆论监督，使他成为“中国舆论监督第一人”。
现场互动
「现场提问1：」中国有一个很不好的逆淘汰机制，就是想作为、敢做事的人就很容易出事，出了事就要承担责任就下台了，反而是不做事或少做事的人不会出问题，所以就蒸蒸日上了。吕日周先生给我们介绍了他的几次提拔是多么不容易，对于这样不利的逆淘汰机制，你有怎样的看法？
「吕日周：」我们中国有一种病，邓小平说得非常清楚，就是体制病。我们中国的制度好、理论好，方针路线目标都是好的，但是我们的体制方面很难和我们的制度、理论配套，所以我们得的是体制病。你刚才问的问题，属于干部体制方面的问题，我们的干部制度是好的，我们要选择德才兼备的四化干部、科学发展以人为本的干部，但是我们现在的干部体制还在改革过程中，还没有完全到位，所以那些积极参与改革的干部，尽管你做得对，上级也不一定一下子就知道你做得对，他还要经过一定的观察才能知道你做得对还是错，在这个过程中搞改革的人肯定是要付出牺牲和代价。牺牲和代价正是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共产党员就应该是这样的。今天牺牲了，明天党一看你做得对，还会提拔你、重用你，人民永远都会记住你。你个人付出了牺牲和代价，但暴露了体制的问题，使旧体制尽快得到改革。这样的同志也是贡献。
「现场提问2：」我是通过南方周末知道你的改革事迹，我对你非常钦佩。中国还有仇和等地方官员也在进行改革，你对这些改革有什么看法？
「吕日周：」你刚才说到仇和同志，他比我小12岁，我们是朋友，他在江苏的改革，我去那里学习过。今年我还花了半年的时间，带了几十个专家到昆明去考察他的改革。我认为仇和同志是我们党的宝贝，是一位敢干事、能干事，也愿干事的领导干部，他的这种案例要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还有四川雅安市委副书记张锦明，最近我也去那里调查过，她推进基层民主的改革，对传统的方法有所突破，已经从村到乡，乡再向镇发展，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民主政治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是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市场经济是配合民主政治的，是车之两轮、人之双脚，缺一不可，所以中央特别重视民主政治的发展。邓小平说了，现在的问题是权力过分集中，如何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发展党内民主，再到社会民主，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现在我注意到贵州等地方，已经进行很多大胆的试验，这个试验是成功的。我在那里进行过实实在在的考察，我认为他们的改革是成功的，也会逐步地得到中央的认可。我们现在正在实践当中，当然暴露的问题也会比较多，最终肯定是要靠制度来解决问题。但是，现在的案例你不能靠制度，因为制度没有这些案例，没有这些创新的东西，只能靠领导干部的不怕牺牲，就像成千上万的仇和那样的领导干部。当然，创造案例的只能是少数人，所以创造案例的干部不要和别人去比如何升官，我觉得一个领导干部都有三个目标：第一个目标，要让老百姓说好。第二目标，要让历史说好。第三个目标，要让领导说好，让领导把你提拔了。我也有这三个目标，我也希望领导把我提拔了。但是，你得把这三条的位置摆明白，第一是让老百姓说好，第二是让历史说好，最后才是尽量能提拔，提拔不了不要不高兴。当时领导不想提拔我了，就给我做工作，说让我去做个政协委员，我说我不当，我真是不想当，但是我没有意见。我真的没有意见，我一个农民的儿子，已经是厅级干部了，还能有什么意见？
勇气过人 充满争议--记山西长治市委书记吕日周
2002年08月19日 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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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仲伟志山西长治报道
从李向南到吕日周
在长治市新闻中心工作人员武素萍的记忆中，自《羊城晚报》今年5月初首次充满热情地报道市委书记吕日周的政治实践之后，她似乎每天都要接待两三家来自全国各地媒体的记
者。尽管随后的大多数报道基本是《羊城晚报》报道的翻版，但那些雷同的描述并不妨害一个事实——吕日周走着一条令人难以置信的治政之路。
长治正成为一个象征。中国的传媒人在长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感动。尤其是一些地方报纸，动辄以十几个版面的篇幅推出吕日周专题，对这位地方官员的品质与智慧推崇有加。而《南风窗》刊发的吕日周下乡笔记《太行山的十一个寒夜》，更是使很多读者泪流满面——从那些朴素的文字中，我们看到了这位勇气过人的市季书记的另一面：久违的焦裕禄和孔繁森的影子。
然而，现实中的吕日周充满争议。
吕日周的仕途与中国的改革节奏非常吻合。1983年，在山西省委农工部工作的吕日周，被破格安排到山西省惟一的改革试点县原平担任县委书记。他根据当地农民的改革实践，创造发展了一种崭新的城乡经济组织形式，即风靡一时的“政府搭台，群众唱戏”。三年之后，他使穷困的原平县“咸鱼翻生”，实现财政收入相当于周边12个县的总和。柯云路成名作《新星》主人公李向南的改革经历即取材于此。作为李向南的原型，吕日周成为八十年代的风云人物和一代改革者的缩影。1989年，吕升任朔州(地级)市长。
当迷恋上大气功师的柯云路的作品越来越让人看不懂时，官越做越大的吕日周也从“新星”变成了“老星”，但其抱负不减当年。在上个世纪的最后10年里，吕任山西省体改委主任，著述甚丰。据说，那10年他把中央政策研究透了，很多想法与中央的部署不谋而合，甚至还稍稍超前，同僚们直说他“中央有人”。
在山西当今官员队伍中，1969年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的吕日周是公认的调研与写作奇才，而且非常善于演讲。早年在雁北地委政策研究室工作时，他的文章就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并被选入中学教材。从参加工作到1999年底，吕日周正式出版改革发展方面的专著18部，计500余万字。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吕日周更像一个思想家。但奇怪的是，这样一位长于理性思维的官员，其工作方式往往被下级官员视为简单粗暴和一厢情愿。当他成为地方利益格局调整的决定性力量的时候，他最擅长的似乎就是破坏官场生态和固有的游戏规则。吕日周在山西原平县就是这样的角色，现在官至正厅、市委书记，人也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但仍被一些人称为“不成熟的政治家”。
两年的极限实验——吕日周2000年2月12日起担任长治市委书记——已经让许多人疲惫，尽管它在长治创造了某种奇迹。有人说，这际上在长治推行的是地地道道的“人治”和“权治”。
“极端”吕日周：
马甲、自行车和党课
今年3月，吕日周在长治推行“不文明马甲”，堪称惊世骇俗之举。那些有随地吐痰、乱扔废弃物等十种不文明行为者，一经发现，即被罚穿印有“不文明行为人”字样的马甲。一旦穿上这种马甲，不但要课以罚款，还要“株连”单位领导等一起在媒体曝光。此举引来了方方面面的批评，但它的确使一个混乱肮脏的城市变得整洁起来，据说马路上仅有的几个烟头，也被天天一大早出门捡垃圾的吕书记捡走了。
“不文明马甲”最终被取消，不过吕日周还有其它办法。一位出租车司机说，老吕抓市容市貌，天天早晨满大街上转，遇到垃圾就捡，看到下水道堵塞就下手掏，捡完掏完就拿出本子记。到后来，就有一大堆领导跟在他后面捡垃圾。所有的单位都小心翼翼，生怕被市委书记扫了自己的门前雪。但是，诸如此类市政方面的着数，与吕日周在政治领域的“创造”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
纵然吕日周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官员，但他在上任之初那种张扬与无所顾忌还是出乎人们的想像。2000年2月26日，在全市经济工作会议上，吕日周毫不客气地批评他刚刚面对的长治官员队伍：“精力不够集中，方法简单化；‘官场经济’表现不少，‘官品’观念纠正不多；琢磨人的不少，琢磨事的不多；跑领导的不少，跑市场的不多；争功的人不少，揽责任的人不多；碌碌无为的不少，敢作敢为的不多。”“干部没有朝气，只有暮气，不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而是傍晚将西落的太阳，甚至已经落山了，看不见光明。”
这样的开场白，几乎就是对长治的全盘否定。这还不够，吕日周又尖锐地指出，某些官员搞的是“四个代表”——一代表自己，二代表老婆，三代表子女，四代表情人。听者一片哗然。
当时吕日周面对的长治，是一个典型的欠发达省份中的欠发达市。1999年，该市在全国224个地级市中排名第156位，在全省6个省辖市中，其人均GDP、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绝对值三项指标分别排在倒数第一、倒数第二和倒数第三。在他眼前的长治政坛，不良的风气像瘴气一样悬浮，使他焦急而愤怒：“作为长治的干部，看着长治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我们又怎能安步当车，不思进取？！”
然而，愤怒并不能驱逐和改变那些已成痼疾的懒惰与无责任倾向。他决意从整顿公务员队伍、转变机关工作作风着手改革。他认为，制约长治发展的最大顽症就是“懒”，“群众懒是由党员造成的，党员懒是由干部造成的，干部懒是由班子造成的，班子懒是由一把手造成的。懒干部造成懒环境，懒环境造成了长治的懒步伐。”
他带头治懒，骑自行车下乡。据说，有一天吕日周骑着自行车来到壶关县，看大门的根本不相信是市委书记来了，就是不让进，更让县领导尴尬的是，吕日周骑车来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坐自己的高级轿车，于是到处找自行车骑。但有些人当领导时间长了，自行车已经把持不住。
而吕日周一天骑个百八十里是家常便饭。去年五·一长假，吕日周带着一位干事下乡——由于平时政务繁忙，他一般是利用节假日下乡——六天骑了500里，还专拣偏远山道走。他说，长治的出路，就在于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不了解基层和人民，我们怎么制定政策？制定出的政策又怎能起到积极效果？人民又怎能对我们满意？怎么会对我们共产党人和干部有感情？”
一些人说，或许老吕是真不想做那种被老百姓戏称的“蜻蜓干部”——“坐在车里转，隔着玻璃看，支书家里好吃饭，拍拍肩膀好好干”——但有车不坐，岂不更影响效率？老吕未免有些矫枉过正。吕日周置若罔闻，继续骑他的自行车，用双脚与“蜻蜓干部”的四个轮子赛跑。跟随他下过乡的干事说，回来后屁股往往要疼好几天。
吕日周治懒的另一绝，就是讲党课。他上课的时间都是选择在早晨五六点钟，据说听者最多可达数千人，一片睡眼惺忪。听书记讲完课，大家正好接着打扫卫生，然后正点上班。他每个月要讲七八次党课，走到农村就在农村讲，走到矿山就在矿山讲，不用讲稿，即兴发挥。
下乡的两种版本
一个著名的细节发生在吕日周的下乡期间。去年腊月二十八，吕日周提出到长治最贫困地方看看。他们一行人来到太行山深处的沁县新店村，召集了12名老人表困难、提意见。老人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官，紧张不安地说几句市委市府领导英明，没啥困难，其它就不再说什么。眼看天近晌午，吕日周就说，大家一起吃个饭吧，拿起窝窝头就啃。老八路杨耀庭夹起一筷子酸菜，就想往吕日周的碗里送，可手抖得厉害，菜突然掉在了满是泥土的地上。老人难堪得很，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谁知吕日周竟伏下身去一把捡起来，一口吃掉。在场的很多老人，眼泪当时就流了下来。几十年的干群隔阂，让老吕的一口菜给抹平了。
杨耀庭说，快过年了，老伴想给他添件新衣服，但翻箱倒柜也只找出一块两毛钱，只好买了双袜子，算是过年的新衣了，“吕书记，你是咱老百姓的官，我想问你，政府说让咱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为什么我这个为革命负过五次伤的人还翻不了身呢？”
吕日周坐不住了。他给老人们深鞠一躬，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作为长治的一把手，我对不起大家。目前的经济状况不如人意，根本问题是干部与人民的要求有差距。”走的时候，他掏出身上的1000元钱送给杨耀庭：“收下吧，这是人民发给我的工资。”
不止一个人给记者讲过这个令人感动的故事。记者相信这样的故事在吕日周身上肯定经常发生。但是，在长治，也有人给我讲了下乡的另一种版本。大意是说，吕日周每次下乡吃饭，必然要对在座者拼命灌酒，要求大家说出对谁有意见，然后一一记录，回头就开始对照记录“整顿”。吕日周下乡嘘寒问暖，实为明查暗访，他利用这种手法，已经处理了相当一批不称职的干部。
不过，这两种含义不同的版本都反映出同一个动机——吕日周整肃干部队伍的决心越来越坚定。在今年5月29日的全市各级机关作风整顿动员大会上，他说，要实现7年时间再造一个长治的目标——财政收入由原来的14亿变成5年后的28亿，今年必须完成20亿——要求干部必须有一个好的作风，要有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精神、早起迟睡的思想、身先士卒的行为。“今年一年要修水泥路，大约需要人民币十亿左右，不靠变作风，哪来这十亿人民币呀！”
从今年1月到5月，长治市先后有800多名干部由于“工作不力”受到批评，160多人丢了官职。在这800多人中，很多是角色的开关还没有来得及扳转就被当头一棒。
传媒治市
长治大大小小的官员，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是看《长治日报》。他们并不是特别关心国内外发生了什么，他们是在看吕日周是否又在报纸上点了自己的名。
8月8日，长治市委宣传部的一位干部举着当天的报纸对记者说：“你看看你看看，沁县县委书记和县长的公开检查。”
两个官员的两篇检查，占去了第一版的三分之一版面，原因是在全市“村村通”工程检查中，沁县工程进度慢，完成里程全市倒数第一。当天上午，吕日周就对此做了批示；当天下午，市委、市政府分别召开会议，“传达贯彻吕日周同志的重要批示精神”，要求全系统各部门立即行动起来，深入沁县查找懒的问题，分析懒的原因，促进沁县各项工作的发展。
第二天，长治市各职能部门和直属单位由主要负责人带队，全部深入沁县，按照吕日周的要求“查懒”，工作方式就是“深入群众中间，倾听群众反映，从本系统入手，发现问题，揭露问题，剖析原因，解决问题”，事后要写出调研报告。这是典型的吕日周风格。当然，他还忘不了嘱咐大家，要严格按照市委、市政府深入基层九条铁律办事，不给对口单位和基层群众增加任何麻烦。
同时，《长治日报》追踪报道，发表评论员文章，大造“查懒”声势。
长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长治日报社社长王占禹回忆说，吕日周上任第三天，就召集报社主要领导人座谈。与其说是座谈，还不如说是批判。吕日周说，《长治日报》不能做老好人，不能谨小慎微，要求他们办一张能够改良长治新闻空气和政治空气的“真正的报纸”。
有市委书记撑腰，报社胆子大了一些。2000年4月12日，《上党晚报》报道了壶关县某乡党委书记在工作时间聚赌被捉的消息。当天吕日周批示：“抓住反面典型，一追到底，全市人民展开讨论，怎么处理这个乡书记。”《长治日报》从第二天开始在头版展开大讨论。最终，那位乡书记被免职。在此之后，《长治日报》不断出击，连战连捷。
2000年8月，中共长治市委宣传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舆论监督的暂行办法》，要求除涉及国家安全、机要和保密工作外，一切公务活动都必须接受新闻舆论监督。吕日周说，在长治，不允许有不接受新闻监督的单位，不允许有抵触新闻监督的个人，不允许有对新闻监督弄虚作假的行为。
吕日周每天早上6点必须看到《长治日报》，并当即做批示，上班后就责令有关部门迅速落实解决方案。市委书记对新闻监督的重视，大大出乎长治日报社领导层的意料。总编辑弓德旺说，他们对吕书记有一个从不适应到适应的过程，对吕日周所要求的新闻监督也有一个从不得力到得力、从不经常到经常的过程。“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也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
吕日周对《长治日报》依旧不满意。从吕日周2000年8月以来的一些批示中，足以看出这位市委书记对《长治日报》的身心投入。
——“贵报内容离长治太远，如再不改，就改名叫《世界晚报》。”
——“我已多次批示，不作无头案报道，你们为什么不听？这是无能的表现。今天一上班，两报全体开会，检讨报纸。”
——“尚书记(主管宣传的市委副书记)，我曾批示50-60次，但是只要我不批示，稿子就变样，就没有新闻监督的内容。你可否在全国范围内招聘主编，谁能把《长治日报》办成全国第一流的新闻监督报(就用谁)，否则人们来长治学习什么？”
——“死人办报纸，官话连篇，没有新意，只有死味！总结不出教训，此栏停办。”
——“从这张报纸看，长治没有问题，大家都是好东西。可爱的总编，你们骗得我多高兴，长治形势没问题，不需要监督。卢书记，先宣传部，后报社传达我的意见。这张报纸在走下坡路；办报的旧思想病复发了，又走了官僚式的道路。把官放在前，民放在后；‘会’放在前，‘市’放在后；‘吹’放在前，‘揭’放在后；不深入，不研究，不分析，照样照登，何其省脑、省心、省力。如再不纠正，谁看这张报？不在办报上下工夫，只在卖报上喊嗓子，是笨人！活人办死报！整顿一星期，清退无能者，大范围吸收人才！”
有一天早晨5点，吕日周就把总编辑叫到办公室：“这是一份由无能总编、无能编辑、无能记者办的无能报纸！”不仅如此，他还在大会上公开批评《长治日报》。
在这种情势之下的《长治日报》，有些人心里难免犯嘀咕：作为一份地方党报，批评各个部门等于堵塞自己的财路，以后的发行和广告怎么办？何况，他们面对的还是一个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的地方政体。
最终，一位出色的领导者的能力和决心，在这种混沌封闭的环境中显现了巨大的作用。吕日周坚信新闻监督是澄清吏治的有效方式，而长治日报社社长王占禹则对记者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有什么样的书记，就有什么样的报纸。”
“秦来英事件”是长治新闻史上的一道分水岭。
2001年3月，《长治日报》的子报《上党晚报》披露，壶关县店上镇一所偏远山村小学教学楼已成危房。吕日周看到文章，当即在报纸上签署处理意见，对分管副市长秦来英进行严厉批评，要求她“必须立即到该山村蹲点，在7日内解决该小学存在的问题”。第二天，《长治日报》和《上党晚报》发表了吕日周的批示。秦来英当时正在一个穷县做调研，见到报纸哪敢怠慢，立即收拾行李赶到壶关县，使学校危房问题顺利解决。吕日周举一反三，“不解决学校危房就让干部住危房”，无人再敢懈怠，长治的所有学校再也不用为住危房发愁。
这样的事情已不胜枚举，但反弹也从未中断。有人说，《长治日报》变成了大字报，变成了吕日周个人意志的载体。还有人问，长治以媒体治市，用媒体监督党政部门的工作，那么纪委干什么去了？人大干什么去了？从人治“回归”法治
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变化。在长治，一部新闻监督地方法规正在起草之中。这部地方法规将使长治的舆论监督从不确定的状态中走上法治的道路。据长治市委宣传部的负责人介绍，这部法规最晚可于今年底通过省人大批准实施。当地人士普遍认为，吕日周完成长治的新闻监督立法工作，将比他做一个“监督书记”的意义大得多。
另一个变化非常微妙。吕日周依然认为长治的最大问题是干部作风问题，而非产业结构或三农问题，不过现在他这样说：今后干部转变作风，要从“人治”走向民主和法治。
他把自己身体力行的“三深”、“三敢”、“三带”归结到人治范畴：“领导干部的带头、带领、带动，这是人的作用。人的作用在长期来讲是不完全可靠的，多数情况下只能解决表面的、局部的、临时性的问题。只有通过民主和法制才能解决根本问题。要让人民管住咱们的干部，要启动‘五大监督’。”
所谓“五大监督”，首先是长治市委和市政府进行党内监督和行政监督，然后是以人大牵头的法制监督、以政协牵头的民主监督、以新闻媒体牵头的新闻舆论监督，还有民主党派监督。
吕日周说：“这些监督不光是组织监督，还包括组织里边的个人监督。人大代表都要定计划，这是我们作风整顿的一项内容。明年的人大监督要继续像选市长那样，把市长、副市长纳入人大的投票当中。原来我们是监督副市长，今年张兵生市长主动报名，说他也要加入这个被监督的行列，让大家投票，这是英雄气概！要敢于让人监督，没人投票了就下台。”
他要求五大监督都要开出落后名单，哪个人、哪些单位、哪件事有问题都要抓住不放，“提拔干部到今年3月就告一段落了，位子没有了，就剩下处理干部了。所以，为了保住位子也得变作风。”
虽然吕日周依旧言之凿凿，但他的思路好像正在发生调整。在实行两年多的“媒体治市”之后，似乎已经回到正常体制的轨道中来。
但是，在吕日周来到长治之前，所谓“五大监督”就应该是市委、市政府等几大班子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应该是重要内容。问题是，在现实条件下，那种循规蹈矩的制衡关系恰恰容易造成吕日周深恶痛绝的“安步当车”与不思进取。
不可否认，正是吕日周的剑走偏锋才给长治带来了积极变化。吕日周的“人治”不但没有像某些人所担心的那样拖累经济，反而使长治经济持续增长。2001年，财政总收入接近18亿元，比上年增长19.03%，为1996年以来增幅最大、增长最快的一年。如果吕日周出于某种考虑走上一条更稳妥的中间化道路，人们不知道这对长治是否是幸事。
事实上，吕日周对《长治日报》的批评与改造，只不过使这份地方媒体恢复并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其本身就具有的功能——这种功能是党和国家赋予的，而吕日周并没有也不可能创造出新的舆论监督机制。也许他比其他人更清楚这样的道理：恢复并利用报纸的功能，比创造发明一套新制度成本更低，更有效率。
很多人寄望于那部即将出台的地方新闻法规，希望《长治日报》监督权力的来源从市委书记的意志转变为法律的授予。但是，吕日周在长治的实践告诉人们，在我们的社会中，往往不是无法可依，而是缺少法律的落实。

2000年2月，吕日周在沉寂了整整十年之后，出任长治市委书记。随之，他以惯有的“吕氏风格”在长治市发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实验”，而吕日周本人，则在走着一条令人难以置信的治政之路，一份《长治日报》把“吕式”舆论监督发挥得淋漓尽致，也把吕日周推到了争议的浪尖峰顶。而长治，则在这种持续的争议底下，“大部分工作在全省都是第一”，吕日周本人，亦于今年2月，当选为山西省政协副主席。
我们相信，对于应该如何评价吕日周现象的争议仍将会在相当一段时期里存在下去。但是，正如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在我们这样一个日益多样化、日益开放的社会，吕日周同志和他所做的一切能存在并能长期存在这个事实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
在吕日周离任之际，我们试图透过海量的原始材料，力求客观、平实的解读这位在中国政坛上的争议人物及其引发的思索。我们也相信，关注本身，是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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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日周其人
·吕日周这个人·人物档案
《新星》主人公李向南的原型，一个有个性的人，一个有争议的人，一个有起伏的人。
·吕日周的规矩
长治的规矩多。长治也在这些“规矩”的规矩下，变得越来越规矩。
·吕日周的微笑
村小学的孩子们在最前面奏响了手中的乐器，一时间，鼓乐喧天，鞭炮声大作。看着眼前的场景，吕日周站在村民中间，笑了。笑得像个孩子，无邪、灿烂。但他一会儿又严肃了，说坚决反对组织小学生欢迎干部。
·吕日周的眼泪
他没想到，一到市委大院竟看到黑压压地站了一大片，耳闻目睹送行人群流的泪、写的字、说的话，吕日周根本就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了。
·吕日周的升迁
有评论认为，大多数的改革者都不得善终，吕日周的结局恐怕也不会乐观。2003年1月25日，吕日周当选为山西省政协副主席，这样的结果也许出乎许多人的意料。

吕日周和长治舆论监督
·长治日报：中国舆论监督第一报
两年多时间里，长治日报及其子报共刊发舆论监督稿1100余篇，涉及市级干部35人，县处级干部106人，因此被撤职、免职、降级和经济处罚的干部269人……
·上任第三天下达“新闻监督令” 环卫处长成第一个被“监督”掉的官员
12月8日，《长治日报》发表一组文章，大标题为：“只有人民决定干部命运，干部才会对人民负责”。环卫处长李某被就地免职。
·“吕公开”口号：县、乡、村书记抓公开，谁不公开谁下台！
·舆论监督：长治的各项工作都是集体研究、集体决策、集体推动的
报社搞舆论监督，说到底就是监督我。群众给我本人提的上百条意见都上了报。
·平安相处：20多年里只发过30余篇批评报道
吕日周2000年2月12日上任，第3天就把长治日报的领导叫到了办公室，由此拉开了长治带有浓厚吕氏风格的新闻监督的序幕。

吕日周和长治人民
·长治来了个骑单车的书记
在潞城羌城村，一位老汉认出了骑车下乡的吕书记并叫着他：“我从电视上听过你做报告，感到你是个好官，我有许多话想给你说呀！”吕日周说：“我也想听呀！”这位叫李安生的老党员拉着吕日周蹲下来……
·《南风窗》专访吕日周：“跑官”应变为“跑民”
·吕日周挥泪告别长治群众
吕日周离开长治，赴太原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之际，与长治群众挥泪告别。
·长治群众向吕书记告别
·吕日周请农民吃饭 给工人拜年

吕日周的成长轨迹
·年幼时父亲是我为官的榜样
那时候我能接触到的干部非常少，但是听母亲说有的干部就不像我父亲一样，他们不干事情，不惹人，自己也经常捞到一些好处。我从心里看不起这些干部。
·进学堂 是一个比较淘气的好学生
我不会干我认识不了的、不愿意干的事情，即使是干，我也是应付。我要干的，必须是我认识清楚明白了的，是正确的，我才会努力地去干，赴汤蹈火都在所不辞。
·当工人 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下农村 在一个地方当一把手一般都能解决自己的问题
·为官长治：我只是移山的愚公中的一员
一次在岛上看海潮，潮水涌上来，看起来那个力量似乎能改变一切，但是退下去以后呢，什么变了？什么都没有变，但是你能说什么都没变就不要海潮了吗？

吕日周：值得尊敬和警惕的名字
·工作硬伤：两条缺点，一个是急躁，一条是批评人很严厉，不讲究方法
我有时候确实很着急，但我觉得中国不着急的人是太多了，你不急办不成事，所以我常急；我批评人不讲究方法的时候很多吧，你看现在该批评的问题、该批评的对象有多少？别人又都不去批评……
·关于争议：只要是人，都可以给他扣上“有争议”这样一顶帽子
不想带头的领导不少，他们不愿承认别人的带头行动，就会给吃苦的人戴上一顶做秀的帽子。
·吕日周：一个值得尊敬和警惕的“奇里斯玛”
一面是勤政为民，政务公开，舆论监督，一面却是威权政治，清官政治，人治政治。吕日周，将政治的两级高度集于一身。无怪乎，他在社会上产生那么大的争议……
·恐吕日周之迟暮
对他而言，既然以前就不惮于为改革付出代价，现在反正快到“59岁”了，再不奋力一搏更待何时？再付一次代价又何惧之有？
·一家之言：为什么“绝口不谈吕日周”
让我感到透骨凉意的是文章中的这么一句话：“在长治，从要害部门到闲曹细局都弥漫着一种奇怪的气息，官员们面对记者目光诡异，绝口不谈吕日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