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作《秘密报告》的情况又有新说法

俄罗斯2006年2月15日出版的《论据与事实报》刊载历史学家罗伊·麦德韦杰夫的文章《20大之谜》，对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作《秘密报告》的情况进行了新的解释。
50年前，1956年2月14日召开了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代表们集合到莫斯科还不知道在会议议程的最后一天，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要作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甚至连赫鲁晓夫本人也不知道在一个国家开始作报告，而在会议要结束时实质上作的已经是另外一个报告。
斯大林1953年3月逝世后，由谁接替他这一问题摆在了苏联精英的面前。最危险的觊觎者拉弗连季·贝利亚却在同年夏天被成功铲除了，争夺权力的下一回合在苏共中央书记赫鲁晓夫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格奥尔基·马林科夫之间展开，1955年后者被成功地赶下台，但马林科夫依然极具影响力，首先是因为他早在斯大林时代就在苏共中央作干部工作，能对党政机关产生巨大的影响。
谁之罪？
事实上，希望攫取权力者在任何国家都首先不得不与别的精英达成协议。在苏联的现实中这就意味着谁把更加有保证的稳定安全的工作让给党政高官，谁就会像赌博一样把庄家的钱赢光。精英再也不愿像在斯大林时代那样，生活就是每夜工作和胆战心惊地期望别被拘捕。在这样的局势下国家召开了预定在1956年2月召开的例行的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
当然，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是提前开始的，1955年的最后一天，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决定成立旨在解决“恢复名誉问题”的特别委员会，更正确点说是对镇压的规模（首先是在党的最高官员中）做出评价，并报告代表大会的准备情况。此前曾揭发过“人民的敌人”，现在则以同样的热情着手这项工作的《真理报》前编辑，中央委员会书记皮奥特·波斯别洛夫主持特别委员会的工作。仅仅一个月，长达70页关于过去那些岁月镇压情况的报告就摆在了赫鲁晓夫的办公桌上。当时的情景被描绘得异常可怕，仅仅在1937至1938年因被指控从事反对苏维埃政权活动而被拘捕的就达150多万人，其中近70万人被枪决！国家、边疆区和州的领导者在同期更换了2至3次。谁该为这一切承担责任？由编入工作报告的文件可以直截了当地得出结论，是斯大林个人的罪责！
2月9日，在代表大会开幕前的头5天，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听取了波斯别洛夫委员会的报告，“老近卫军”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坚决反对在代表大会上提出斯大林和党的责任问题；党的领导人中的少壮派本身听后很震惊，坚持相反的意见；赫鲁晓夫向大家许诺调停，“不再津津乐道往事”。
代表们没料想到会发生这些争端，赫鲁晓夫只是在代表大会开幕的前一天才接受作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但报告的文本还没有，当前需要写出文本，这样起草报告是对准备党的重要文件全部思维准则的粗暴破坏。赫鲁晓夫考虑到讲话文本有可能出现“同志们”通不过，决定冒险作一次即席讲话。赫鲁晓夫亲自收到委员会的结论后处理得极其独特，代表大会举行的时候，他把速记员叫来口授了这样一些“补充内容”，把大会报告本身的内容作了相当大的更改。
“魔术师赫鲁晓夫”的启示
20大议程的最后一天，1956年2月25日，宣布召开秘密会议。赫鲁晓夫的报告令几乎所有与会者都感到非常意外，报告作完，被震惊的会议厅里死一般沉默，甚至在那之后，在报告人离开讲台的时候也没有掌声，后来在大克里姆林宫长长的大厅里有寥寥无几的掌声。
秘密会议进行情况没有作速记，录音就更不用说了，代表们同样被禁止作任何记录，就在那时，有的代表注意到赫鲁晓夫相当频繁地“离稿”，毫无顾忌地随意发挥。总之，可以断定，我们很可能永远无法得知赫鲁晓夫在讲台上究竟讲了些什么，但有一点却十分清楚，他冲着自己的对手马林科夫，成功地彻底展开了“主攻方向”！不仅是斯大林，而且还有他，即马林科夫，宣布他对红军1941年吃败仗，对“医生谋杀案”，对在军队里实行镇压负有责任。
最后的结果，赫鲁晓夫成功地战胜了马林科夫，1957年，马林科夫被免掉一切职务，派遣到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国家电站作站长。赫鲁晓夫在22大所作的报告经过精心编辑，印刷成封面印有“禁止翻印”的红色小册子，被分送到苏联的所有城市和乡村，苏联的所有成年人很快都了解了报告的内容。过了一段时间，报告的文本传到了国外，在波兰和匈牙利引发了大规模的退党和骚乱，最后的结果，加速了“社会主义体系”的瓦解。而赫鲁晓夫本来所希望的只不过是处理掉对手……
历史学博士鲁多利夫·皮霍亚：“沉重的忧虑感”
1956年我曾是列宁格勒州一所乡村学校的校长，5月4日或5日，包括我约有40人被召集参加“区积极分子”的专门会议。在苏联，当局与居民的联系方式是，某种重要的消息不仅要传达到党员（我不是党员），而且要传达到知识界的代表、进步工人等等。区委会书记说，现在要传达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谢·赫鲁晓夫在党的22大上所作的秘密报告。他预先通知在他传达过程中不许作任何记录，传达完后不讨论。然后，他坐在桌子前，打开一本红颜色的小册子……
我们被惊呆了，听了四个小时的传达，然后默默地坐了几分钟。沉重的忧虑感弥漫在屋子里。召集开会原来是如此。我们，那个时代的苏维埃人，没有幼稚得缺心眼儿，我当然了解大清洗的事，我的父亲就死在集中营里，只不过是赫鲁晓夫作报告以前，那些事谁都不敢公开讲。一般说来，社会对斯大林逝世后国内发生的变化，直到1956年春仍处于一无所知状态，镇压受害者的名誉恢复了，但似乎是秘密进行的。比如说，就在不久前还在集中营关押的人，会从区国民教育科派遣到我们学校安排工作，国家给他提供住房，但对那些人为什么被关押不作解释，自然也就更谈不上道歉了。很快我去了一趟列宁格勒看望一些朋友，并且我原来与区党委的一位书记有些交往。可以说，北部一个首都党的干部也是处于张皇失措状态。现在，那次事件五十年过去了，许多人还在问，赫鲁晓夫为什么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宣读报告？为什么不直接向人民传达？后来出生的人们对此不理解，可是，那时候的生活方式就是这个样子。各种各样写有国家负面消息的信件，从列宁时代开始就在党员中间流传过，在分送传达赫鲁晓夫的报告之前，当局恰恰同样通报了谁都不许说的关于拘捕贝利亚的消息，出版物，甚至人人都可看的《真理报》都违反了党的道德。无论什么，假如上层认为必需向党员说明，那么，其他老百姓无论是谁都简直就用不着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