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贤治：未曾消失的苇岸

(2007-06-12 22:04:04)
我与苇岸，说不上很深的交情，而且往来几年，全在纸片上。最先是因为一平的书稿，他充当联络人。说到关系，他还曾在一篇关于散文期刊的短评中，带及我与友人合编的《散文与人》，再就是一些零星的翻译事宜。此外，通过几回电话，我从此记住了一个风琴般浑厚的略显克制的男中音。最后一次通话，那传来的声音依旧平静，开始便说让他感到遗憾的两件事：一件是他答应要给一位我熟识的友人写评论，结果没写成，为此并要我代致歉意；另一件，是他手头有一个东西未及完稿。接着，才告诉我他得了肝病，次日就得住院，说是来日无多了，于是向我告别。这种诚意与笃定，使我长久地陷于无言。大约过了半年，北京便有消息说，苇岸不在人世了。
他在这个他并不满意却又热情爱恋着的喧嚣的世界上生活，总共不足四十个年头。
这是一颗充实的种子，但我怀疑他一直在阴郁里生长，虽然内心布着阳光。当他默默吐出第一支花萼，直至凋谢，都未曾引起人们的足够的关注。他的书，连同他一样是寂寞的。
蒙他见赠，《大地上的事情》在我的书架上蒙尘已久，一直未及翻阅。只是到了他去世前夕，我才打开它，来到他那旷阔的、安静的。经由他细细抚摩过的世界。这时，我沉痛地感受到了一种丧失：中国失去了一位懂得劳动和爱情的善良的公民，中国散文界失去了一位富于独创性的有力的作家。
说苇岸是一位作家，首先因为他是从人格出发，从心灵的道路上通往文学，而不同于一般的作家，是通过语言的独木桥走向文学的。至于文人无文，惟靠官职和手段谋取文名者就更不用说了。是爱培养了他的美感，所以，语言的使用在他那里才变得那么亲切，简单朴素而饶有诗意；所以，他不像先锋主义者那样变化多端，而让自己的文体形式保持了一种近于古典的稳定与和谐。对于他，写作是人格的实践活动，人格与艺术的一致性要求，使他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历史原点。这样的作家，注定要留在趋骛新潮的批评家的视野之外。他不可能成为显赫的王子。
在苇岸的散文中，我们发现，关于具体的人事，他写得十分少，简直吝啬。而且这些文字，大体上是献给他的亲人和朋友的，完全出于情感的支配，仅是一个海子就有数篇之多。但是，对于大自然，对于其中的许许多多的小生命，他乃不惜笔墨，描写种种细枝末节，充满关爱之情。这里不是“齐物论”式的，不是物我两忘，也不是借物言志。他没有那种艺术的功利主义。把自然人格化，也许在他看来，这样的人类也太傲慢了。他的散文不是中世纪田园诗式的，没有陶潜一类中国士大夫的闲适与陶醉，他是清醒的。在他的作品中，人与自然是共时性的存在，是对等的，对话的，处在恒在的交流状态。在心灵的交流中，给予者同时也是获得者。爱作为观念，对苇岸来说是完全来自西方的，不是“三纲五常”的衍生物。这是博爱。平等、民主、公正，都是从这里辐射出去的。所谓人文精神，它的内核，就是对生命的爱。凡·高有一句话是苇岸喜欢的，说是“没有比对人类的爱更富于艺术性的事业”。他的散文写作，从发生的意义上说，无疑最接近艺术的本源。
苇岸自称“观察者”。他仔细耐心地观察大自然中季节的转换，对古老的时问有一种敏感。而他所掌握的时间，总是同播种、劳动、繁殖联系在一起的，直到生命终结，他仍然系念着与农事有关的二十四节气。没有形而上学的时间。他观察和赞美太阳，月亮，大地和小麦，自然中最可爱的生灵：胡蜂和各种蜂类，蝴蝶，麻雀，其他飞鸟，林木以及鸟巢……在《我的邻居胡蜂》中，他详细地记录了胡蜂的活动，还有极其悲壮的告别场景。在胡蜂离巢以后，文中这样写到书房窗外的情景；“它们为我留下的巢，像一只籽粒脱尽的向日葵盘或一顶农民的褪色草帽，端庄地高悬在那里。在此，我想借用来访的诗人黑大春的话说：这是我的家徽，是神对我的奖励。”他写蜜蜂：“它们就在我们身边，似一种光辉，时时照耀、感动和影响着我们，也使我们经常想到自己是普通劳动者和合生忘死的英雄。”他写到处流浪而与自然一体的放蜂人：“他常于现代进程之外，以往昔的陌生面貌，出现在世界面前。他孤单的存在，同时是一种警示，告诫人类：在背离自然，追求繁荣的路上，要想想自已的来历和出世的故乡。”他去看白桦林，说：“我相信，白桦树淳朴、正直的形象，是我灵魂与生命的象征。”在这里，正直是生存的首要条件、方向，同时构成了品质。他赞美羊，因为那是“人间温暖的和平精神”。由此，他谴责“羊奸”，“贼鸥”之类，谴责强暴与阴谋，为动物界的不幸和无情的搏噬感到震惊，悲悯和愤慨。他的和平主义、非暴力主义是一贯的。托尔斯泰作为他一生崇拜的人物，曾经把非暴力主义比喻为“构成人类共同生活的全部学问的拱顶”。而他，则把自我牺牲精神看成为“人类精神衍进中的一次伟大变革，它的意义不会亚于火的使用和文字的诞生”。苇岸是崇高论者，因此，他无须“躲避”而由衷赞叹圣雄甘地和马丁·路德·金。尊重生命个体，彼此平等相待，是民主政治的人性基础。在生物界那里，他发现并描写了这种天性：善良，淳朴，谦卑，友爱，宽容，和平，同时把它们上升为一种“世界精神”，从而加以阐扬。
二十世纪是革命的世纪，也是恐怖的世纪。在最后的五十年间，人为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便占去了大半的时间。鉴于长时期的暴力崇拜，苇岸把非暴力主义与自我牺牲视为“新的真理”，应当不是概念的简单演绎；在付出了几代人的自由这一巨大的代价之后，爱和同情成了政治罪恶的解毒剂。对于他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经由内心的探索所得到的结论，虽然不敢完全赞同，但我必须承认，这是一个负责任的结论。
为了拥抱大地，人们选择旅行。美国国家公园之父、环境保护运动的发起者约翰·缪尔，就是著名的旅行家。苇岸也喜欢旅行，而且常常独自上路。他借此亲近大自然，从有名的风景区到偏僻的角落，亲近日常生活中的人们。他赞美他们。我们看到，那接受赞美的一切，都是他所关注和信仰的。小镇上的人在见面时的小小握手礼，是那般地叫他感动，甚至认为，一个天边小镇的存在，便足以让喧嚣的商业世界感到卑微。他的有关旅行的文字，并非山川风物的随行的投影；而是从行进中发现那些渐渐变得遥远的、陌生的事物，业已失落的东西。他把这些记录下来，那意思，大约总该是为了保存人类精神世界的原质。在《美丽的嘉荫》里，他写道：“望着越江而过的一只鸟或一块云，我很自卑。我想得很远，我相信像人类的许多梦想在漫长的历史上逐渐实现那样，总有一天人类会共同拥有一个北方和南方，共同拥有一个东方和西方。那时人们走在大路上，如同走在自己的院子里一样。”在旅行中，他会切实获得一种家园感，更深入地领悟如利奥波德——被誉为二十世纪的梭罗——所称的“大地道德”。
梭罗在瓦尔登湖，利奥波德在沙乡，他们都在共同阅读大地，书写大地。至今，地球作为一个共同体的观念，已经被愈来愈多的人们所接受。环境保护运动，作为国际性的运动方兴未艾。但是，与生态学和一般的有机论者不同的是，他们所提倡的不仅仅是科学和哲学；土地应当被热爱和被尊敬，这种观念，在他们这里已经作了伦理学的延伸。于是，最重要的，不容回避的问题，到最后变成了对自身的道德要求。如何看待生命的原则？如何看待物质与精神？如何做一个诚实的人，而且彻底地诚实？在持久性的价值探索的旅途中，苇岸随同伟大的灵魂一起艰难跋涉。
在题为《作家生涯》的数十则随笔中，温和的苇岸以热烈的爱惜臧否人物，裁判世上的事物和事件，这是他的其他散文所少见的。他高度赞赏坚持“正义第一”的托尔斯泰、毛姆、索因卡，拥有与大地相同的心灵的梭罗，素食主义者萧伯纳，而不满于意识形态化的诗人。面对历史上上百万妇女儿童由于政府的暴行而归于毁灭和死亡的事实，他严肃地探讨并肯定非暴力主义的可能性，赞成把悔过和自我克制作为国家生活的准则，但决不主张在暴君面前保持沉默。他赞赏苏联作家发起的“贝加尔湖运动”，为了大地的安全，认为有必要辨明人类生存的危机点，积极创造“新神话”。“农村永恒”，这是他所不断祈祷和呼唤的。他反对美国式的农村城市化的做法，主张在改善农村生活条件的同时，保留农业文明的美好的遗产。这不是乌托邦。至少苇岸确信，一个作家，只有生活在俄罗斯乡村那样的地方才会写得好。他敢于幻想，但是深知希望的限度。在《进程》《马贡多与癞花村》等文章里，他反复揭示人类文明进程中的物质与精神的相悖现象。而他，是始终自奉俭省而忠于精神的。“在西方思想家那里，有一种说法：只有那些生活在1789年以前的人，才能体会出生活的美满和人的完整性。”他感慨地说道：“我觉得新时期以来的一二十年内，在精神的意义上，中国再现了西方几个世纪的进程。这是一个被剥夺了精神的时代，一个不需要品德、良心和理想的时代，一个人变得更聪明而不是美好的时代。”世界为什么需要作家？如果作家不能够使自已变得美好的话。于是，我们见到，苇岸对自己的要求是那般严格，简直近于苛刻。临终前，他让他妹妹记下最后的话：“我平生最大的愧悔是在我患病、重病期间没有把素食主义这个信念坚持到底（就这一点，过去也曾有人对我保持怀疑）。在医生、亲友的劝说及我个人的妥协下，我没能将素食主义贯彻到底，我觉得这是我个人在信念上的一种堕落。”为了免于堕落，在内心的战场里，他对自己作着何等残酷的斗争！然而，对于他人，对于世界，他一直坚持着奉献。同样在临终前，他请求说，在撒骨灰的时候，让友人能为他朗诵他所心爱的法国诗人雅姆的一首诗。诗的题目是《为他人的幸福而祈祷》，是十四篇祈祷组诗之一：
天主啊，既然世界这么好地作着自己的事情
既然集市上膝头沉沉的老马
和垂着脑袋的牛群温柔地走着：
祝福乡村和它的全体居民吧。
你知道在闪光的树林和奔涌的激流之间，
一支延伸到蓝色地平线的，
是麦子，玉米和弯弯的葡萄树。
这一切在那里就像一个善的大海洋
光明和宁静在里面降落……
天主啊，既然我的心，鼓溅着如花串
想进发出爱和充盈痛苦：
如果这是有益的，我的天主，让我的心痛苦吧……
把我未能拥有的幸福给予大家吧，
愿喁喁倾谈的恋人们
在马车，牲口和叫卖的嘈杂声中
互相亲吻，腰贴着腰。
愿乡村的好狗，在小旅馆的角落里，
找到一盘好汤，睡在阴凉处，
愿慢吞吞的一长溜山羊群
吃着卷须透明的酸葡萄。
天主啊，忽略我吧……
最后的瞬刻，凝聚了一个人的一生的全部光华。在中国，有哪一个青年，哪一个人，曾经采取与此相类似的迎接死亡的仪式？
这就是苇岸，二十世纪最后一位圣徒。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组织的报告，有一个有意味的题目是：只有一个地球。大地使苇岸辽阔，而个人在大地上的位置，又使他如此的朴实谦卑。他说：“我是生活在托尔斯泰和梭罗的‘阴影’中的人。”正是向善、勤劳和节制，使他们一起成为恪守“大地道德”的人。显然，苇岸没有完全被先哲的影子所笼罩。他毕竟生长在中国的大地上。他有他独特的忧思。
苇岸的存在，给中国文学的一个最直接而明白的启示是：作家必须首先是一个优秀的人。他曾经说过“艺术和写作是本体的”，就是说：写作取决于人的存在，是生存的一部分，是生存状态本身。没有第二种状态。艺术不是生命的派生物，更不是意识形态或其他外在于人的事物的仿制品，人生和艺术是二而一的。在中国，如果说曾经存在过少数诚实的、严肃的、坚卓的写作者，那么，我必须指出：苇岸的全部作品所奔赴的关于“大地道德”的主题，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具有开创的意义。冰心是单纯的母爱的赞颁者；周作人笔涉花鸟虫鱼，都是博物学意义的；郁达夫游记，不过是柳宗元山水小品的放大罢了；丰子恺和许地山有一些泛爱主义的散文，其实是从释道的遗教，属于“东方文明”。1942年以后，“人类之爱”在左翼文坛中成了批判的对象，几十年来无人进入禁区。直到1979年以后，文坛始见“人性”的复苏；即使在这个时候，“博爱”的宣传仍付阙如。正如苇岸批评的：中国文学只有聪明、智慧、美景、意境、技艺、个人恩怨、明哲保身等等，“惟独不见一个作家应有的与万物荣辱与共的灵魂”。八十年代中期，主要在九十年代，有个别关于环保题材的报告文学的出现，但是，这些作品都是明显地与道德和心灵无关的。苇岸是一个异数。他丝毫不理会主流意识形态，以及争夺霸权话语的嚣音，而沉静地居于心灵中间，开拓自己的内视野。在艺术上，他赋予它以相当高的品位，从来不曾粗率从事，像一些自命不凡的才子。从材料到语言，都是经他严格选择过的，十分注意整饬。由于精神的充盈，简直的空间结构便有了无比的丰富与弘阔。
苇岸的作品，体现了托尔斯泰对于真理的宗教般的追求，平易而朴素。梭罗给了他以一种务实的哲学，他却舍弃了梭罗的繁琐，和爱默生时代特有的英雄的说教，虽然那时的梭罗已经相当的英雄化。但是，梭罗的《论公民的不服从权利》一样的文字，苇岸是写不出来的；自然，其他的中国作家也不可能写出来。约翰·缪尔的文字不知他接触过没有？除了对大自然的热爱，那美国式的开敞，欢乐，享受等等，应当很难为他所吸收。但是，他肯定受过法布尔的影响。他们都一样尊重渺小的昆虫。只是法布尔局限于昆虫形态生活的描摹，少有人事的补充与诗意的润泽。利奥波德是他所崇仰的，他称引的“大地道德”，可是直接来自《沙乡年鉴》的阅读？其中抗议的激情，好像是苇岸所缺少的；但在指南花之死中，我说是能够读出一种惟苇岸所有的哀伤。苇岸的书，内容和形式都不划一，却恰好保持了生物共同体般的谐美，具有情感的深度。对于生命的爱，就其来源而言，我认为，对于苇岸这样的人，恐怕更多地得自天赋和神赐；如若仅仅是观念的产物，他怎么可能凭着柔韧的美学触角，穿越如此巨大的历史沉积物，把感知能力修建到尚不美丽的人类思想之中呢？
然而，苇岸写得太少了。思想和文学的创造，刚刚开始便告结束，无论如何是可遗憾的。他只出版了一部书。惟一的一部书。但是，中国几千年，近百年，关于“土地道德”，不也是只有这惟一的一部书吗？关于土地的伦理学和美学，不是因为这部书的阐发，才显现了它的最初的原则的吗？许多伟大、圣者，如果是著作家的话，都往往只遗一部书。杨朱无书。我们如何评价他们的存在呢？如何评价他们的精神遗产？英国一位女作家提到一个“知识分子势利”问题，一直为我所铭记。而今，许许多多的文人和非文人都出版了多卷本文集，镶金镂花，装帧讲究，相形之下，苇岸薄薄的一部书，难道我们不该替他感到寒碜吗？但是，如果我们仅仅以数学和物理学的量度，去评估苇岸的分量，我们还会不会因为感觉到了我们的势利而羞耻？
好在这一切与苇岸无关。他是喜欢简单的。他的谦卑，他的对生命自身的尊重，已使一切关于声名的议论变得多余。
苇岸走了。他的品质和精神留了下来。苇岸的存在是大地上的事情。他与大地同在。
（《太阳升起以后》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