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正面战场若干战役略评

1.淞沪会战
淞沪会战的意义并不单纯是军事上抗击日军数月之久，以打破其"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而是在战略上获得非常成功。当时国民政府考虑华北平原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及大兵团运动，并距日方东北补给基地较近，附近又有冀东等伪组织活动，所以形势于我不利。如果日军依靠东北为后方，占据华北、西北，然后南下，则情况殊难预料。如我方能借全面开战，引诱日军投入重兵在淞沪间我既设国防工事前与我争夺，不但能牵制日军在华北行动，同时还可能使日军触犯列强在华利益引起国际干预。这一战略相当高明，并获得完全的成功。日军因出于意外，战略决策失误，并不得不逐次投入兵力，战事迁延至三月之久。占领上海南京后，势成骑虎，只能夹兵溯长江而上攻击武汉，导致其整个战略的失败。陈诚在《八年抗战经过概要》中总结认为："......（我）以主力毅然使用于淞沪方面，因上海乃我经济重心，中外观瞻所系，故我不惜任何牺牲，予以强韧作战，双方作战重心，乃由华北移至华中；相持三月以上，使我长江下游工厂物资，得以内运，国际观感，为之一新，所获政略上之成功尤伟。此役强韧之作战，大出敌作战指导预想之外，以战略观点言，敌拥有便利上海洋交通，易于发挥陆海空联合之威力，我则后方交通未辟，集中迟缓，本难发挥优势，而欲与敌在上海阵地战，似非得计；然就全国地形言，如当时在黄河流域与敌作战，殊不若在长江流域，利用湖沼山地，较为有利也。由此战役演成之结果，使敌被我诱引，不得不逐次被动增援，而形成上海敌我主力三个月之激战，使在华之敌军，不能任意行动，造成华北有利之形势，尤其使山西之我军，有准备之余裕，结果在山西之敌军，始终不能越黄河一步，此实为我战略上最大之成功"、"淞沪会战后，敌乘势迫南京，并以一部迂回芜湖，我为改变不利态势，乃以离心退却，诱敌北上，至三月间，演成徐州会战，敌以南北夹击之姿态，被我由合肥方面之威胁，阻止南路敌之暴进，乃对北路之敌造成台儿庄大捷。其后，敌图遮断陇海路，经力图挽回，掩护大军撤退，旋敌被阻于河讯，乃改变其作战轴线，转由长江两岸溯攻武汉，复鏖战五月之久，使我争取有利时间，而转入第二期作战。"
但此役在战役指挥和战术水平方面，缺点也很多。有些缺点因初次与日军交手故，为不可避免，而有些缺点却是主事者不知兵所至。所谓不可避免者，如"张治中等于淞沪之战备及作战指导，偏重街市攻击及防御工事之构筑。未以敌舰船为主目标，预行准备。违反两栖作战之原则"（张秉均编着，《中国现代历次重要战役之研究--抗日战役述评》，（台）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印）、"对于街市阵地之攻击，既未实施攻击准备炮击，又无足够的随伴炮兵及战车支援，竟以步兵强袭敌坚固房屋工事。欲速不达，殊堪惋惜"（同上），以及由于平时训练差，同样的武器命中率远不及日军（见《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而所谓因主事者不知兵所至者，如蒋介石部署张治中之第九集团军三师与夏楚中之九十八师与日军在失去争夺，沿江仅部署刘和鼎杂牌军和地方保安队，致未日军所乘，在狮子林、川沙和吴淞登陆，国军遂不得不由攻势转入防御。台湾战史将责任往张发奎身上一推，谓："吴淞乃本战场之锁钥重地。张总司令仅以保安一团附重炮一个连担任守备，实属疏忽。"另如，当敌金山嘴登陆，占领松江一带，国军撤至大场时，"我军已成强弩之末，急待后撤。然委员长意气用事，严申命令，有敢擅自撤退的，军法从事"（《李宗仁回忆录》）。结果一败涂地，连吴福、锡澄间既设国防工事都来不及应用，南京也迅速失守。
南京在长江湾曲部内，地形上背水，从水上可由江面用海军封锁和炮击南京，从陆上也可由芜湖截断我后方交通线，然后以海陆空协同攻击，则南京将处于被立体攻击包围的形势。而当时国军新败之余，根本无力与日军争夺南京。蒋介石幻想调停，坚持要守南京，"固不知彼，连自己也茫然得很"（《李宗仁回忆录》），结果徒招损失，并未能争取多少时间。白崇禧借替唐生智说公道话而婉转批评："南京失守后，曾有人纷纷指责唐氏，平心而论，以残缺疲敝之师是不能与优势战胜之敌相抗的。唐之错误在于事前未能知己知彼，谨慎考虑， 详细计划，贸然承担守城重任，虽勇气可嘉，终不免受全国舆论之指责，则殊为不值矣。"
2.忻口会战
阎锡山部署重兵于娘子关沿太行山经雁门关至偏关一线，是单纯防御的作战方针。这和蒋介 石手下陈诚等的意见不一致。陈诚于7月23 日曾将战地参谋长毛侃的意见转给军政部，不同  意阎锡山的部署，主张在察绥方面配置强大机动兵力，在开战前恢复察北，占领南口、独石 口、张北之线。8月20 日，大本营颁发作战指导方针，规定第二战区："应以南口为旋回之轴，以万全、张北、康保等地方为外翼，......则平津方面之敌，决不敢轻易南下"。不过，张家口、南口均很快失陷，山西战事遂演成以保卫太原为核心的防御战。
国民党方面的战史著作，至今不承认八路军在太原会战中所起的作用。不仅根本否认林彪部在平型关所取得的胜利，而且指责"刘伯承部第三八四旅陈赓擅自闪开正面，南避太行山区。致第三军司令部及第二十三集团军之先头旅遭敌袭击，后续部队未及集中，被敌逐次击破，影响战局甚大"（《中国现代历次重要战役之研究--抗日战役述评》，张秉均编着，（台湾 ）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印）。八路军是否承担正面作战任务，以及115、129、120 师战绩如何，我不想一一重复，大陆战史书上都有。只看当时国民党方面的评价就可以了：
10月17日，何柱国致电蒋介石，报告八路军战绩："窃以晋北方面中路突入之敌已受挫折，我林师在广灵、灵邱、平型关、沙河镇等处将敌背后截断，宁武、朔县岱县及其以北地区有贺师之宋支队及职军屡次迂回截击，敌人已感恐慌。"何应钦在1938年3 月对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军事报告中也承认："第八路军在敌后方游击，亦迭与敌以重创"。白崇禧在其口述回忆中，一方面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敌后抗战持否定态度，但另一方面也不得不自毁立场地承认："再者，又有人认为打游击乃保存实力之作法，殊不知于敌后游击，任务极为艰巨，因补给困难，且多半以寡抵众，以弱抵强，故必须官兵加倍淬砺奋发，机警勇敢，绝非保存实力者所能胜任。"
3.徐州会战
日军占领南京之后，并未以全力对向浙皖境内撤退的国军实施追击，而是调头进攻津浦线，其目的在清除南北两路侧翼之威胁，保障下一步作战行动的自由及占领区的安全。从军事理论角度来看，这一选择完全正确。但在实施过程中，日军南北两路配合极差，先是以南路主攻，北路助攻，结果南路受阻于淮河，又改成北路主攻，结果造成华北方面军孤军南下的态势，受挫于台儿庄。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日军）津浦南段打小蚌埠时，北段不动；北段打台儿庄时，南段不动"。日军华北、华中双方指挥系统不统一的毛病暴露无疑。日军在同一路的两支部队之间也缺乏相应的配合。第五师团受挫于临沂，始终无法与第十师团会合，而第十师团不顾一切孤军深入（先是韩复渠不听命令，擅自撤退，但却给第十师团以错觉，以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但韩被杀后，第三集团军抵抗转为激烈，第十师团却视而不见），完全是不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的架势。无论从行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犯了兵家大忌。
汤恩伯兵团逡巡犹豫，不敢果断侧击及迂回包围濑谷支队，几乎丧失了战机。李宗仁在对此极为不满（见《李宗仁回忆录》）。最后在蒋介石4月5日"该军团居敌侧背，态势尤为有利，攻击竟不奏效，其将何以自解？"的催促下，汤兵团方加入战斗。台儿庄大捷后，蒋介石主  张抓紧时机，追击日军，并造成有利的决战态势（蒋的顾问法肯豪森也力主追击），故调动  大军，麋集徐州。日军"由各战场抽集十师以上兵力，以争取徐州会战之优势"（《中国现  代历次重要战役之研究--抗日战役述评》，张秉均编着，（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印），如非国军在李宗仁等指挥下，未冒险与敌决战，而跳出日军的包围，后果不堪设想。台湾战史也认为"（日军）南北对进，指向黄口，妄图一举围歼我军于徐州。顾其南面之兵力不足， 而且进路迂远，我军遂由其背后安全突围。显见其滥用间接路线，违反简单、迅速之原则。假如由津浦路及以东，南北对进，则距离较短，地形更平，迅速形成包围，我军将无退避之 余裕。"（同上）
4. 武汉会战
日军一零六师团在南浔线及瑞武公路一带遭遇薛岳部顽强抵抗，损失惨重，苦战月余，前进  缓慢，最后靠施放毒气才占领隘口。从日军的角度看，战术上颇有可取之处：以一部袭取麒  麟峰，牵制国军，集中主力沿瑞武公路突破覆盆山，进出隘路，逐次击退国军抵抗，符合隘  路战战术。但国军若非在战役指挥上存在一些失误，本来可予日军更沉重的打击。张秉均在  《中国现代历次重要战役之研究--抗日战役述评》中认为，“覆盆山之战，道岩隘、梅山、  覆盆山乃至桃花尖之线阵地，各山北坡急峻，断崖颇多，而且敌人登山后及进出隘路时，步  炮兵协同困难，乃我军最有利之战场，当时我军配备于瑞武公路两侧之兵力不足，致覆盆山  要点一再失陷，纵敌进出隘路，战局逆转，殊堪惋惜。第九十一、第一四二师远向小坳、火  炎坳进攻，对于顽强之日军，不易奏功，实不如用于覆盆山南侧，乘敌进出隘路而歼灭之为  有利”。这个看法是有道理的。
日军一零六师团以轻敌姿态深入万家岭西北，企图包围我左翼守军，结果国军集中兵力，尤  其是将叶肇之六十六军加入战斗后，终于获得外线作战之优势，造成“万家岭大捷”，重挫  日军。此役破灭了日军突破南浔线的企图，达成了战役上的目的。不过，以数倍于敌并将敌  严密包围的情况下，结果“我集中围攻未将该敌悉数歼灭，至为痛惜”（薛岳1938年10月1  2日致蒋介石电），可以看出国军在训练及战术上的不足。
江北日军兵分四路包抄武汉，李宗仁的意图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先在太湖、宿松、黄山、  广济间狭隘地带将溯江西进之敌，聚而歼之，然后转移兵力，各个击破。但实际操作中五战  区仍然是分兵堵击，节节抵抗，陷入逐次使用兵力的困境。李病假后，白崇禧在广济间狭隘  地带设伏诱歼了日军（包括辎重部队）3000余人，是为五战区歼敌最多的一次战斗。由于兵  力没有厚集，不能予第六师团以致命打击，所以无法改变整个局面，而最后田家镇要塞不保， 武汉也不得不弃守。张秉均在《中国现代历次重要战役之研究--抗日战役述评》中认为，“田家镇要塞战直前应以力保要塞为主眼，第四兵团应变更部署，集中主力与第二军协力围攻  敌第六师，以达战略持久之目的；乃竟以主力反攻据点，被敌牵制反消耗，尤以调第二十六  军北攻松阳桥，陷要塞于孤立；第二军初战又使第九师与第五十七师重叠配备，未能发挥统  合战力，遂被敌各个击破，殊堪惋惜”。
此役中央军的表现极差。负责信阳至罗山一线守卫的蒋系十七军团长兼第一军军长胡宗南不仅“没有很好地利用北依淮河、南靠大别山的有利地形作战，各军师实行专守防御，没有掌  握战场的主动权，作战非常被动”，而且“只保全自己的部队（第一军），把友军作为牺牲  品”，“没有指挥道德”（《抗战中的武汉》）。李宗仁命胡宗南部坚守桐柏山平静关，掩  护鄂东大军西撤，而胡宗南却退守南阳，致使信阳失守。
李宗仁上报军事委员会，要求严办  胡，结果不了了之（见《李宗仁回忆录》。胡宗南以第一师起家，中原大战时打得冯手下悍  将孙良诚闻第一师而色变，内战时河口镇一战也曾重创红军第十、十二师，战斗力是不弱的。
抗战开始时也比较积极，徐州会战时一战区围歼进攻兰考的土肥原部，胡部打得算不错的，只是黄杰没有能及时切断敌归路）。五战区命令汤恩伯之第三十一集团军埋伏桐柏山南麓，  为总攻击部队，汤也拒不奉命，而全军退往舞阳。同样，九战区若非薛岳以“如果沙河镇部  队撤不下来，你要负全部责任，你如果再向后退，我就杀了你，我杀了你，委员长杀我”严  厉斥责俞济时，则七十四军也不会为掩护其它部队出力（七十四军由王耀武接任后，在赣北  、长沙会战都打得很好，可见也不是战斗力的问题）。
5. 南昌会战
会战前，敌我力量对比，前线兵力，敌方为3个师团，我方为39 个师；后方屯积兵力，敌方  为1个师团，我方为15 个师。再就敌我态势而言，敌军战线两翼突出，中央凹陷，我方两翼  收缩，中央凸起；敌在两翼保持攻势，我在中央处于有利态势。还有地利一条：这一地区的  地理形势恰似一架房盖，九岭、幕阜两山状如脊檩，为我方占据，鄱阳、洞庭两湖畔形同房  檐，乃敌前进通路；我处房顶，敌处廊檐。总之从以上三个方面看，力量对比，我优敌劣，  态势、地利两个条件亦都利于我不利于敌。敌从两翼任一方面进攻，我方都可以居高临下的  姿势侧击敌后。在这样的情势下，只要国民党的统帅机关决心作战，敌军以现有兵力进攻南  昌，绝难得逞。结果却是南昌很快失守，日军达成其战役目的。
鄱阳、洞庭两湖之间地区，是通往我国是中南、东南的军事要冲，是国民党战场上最敏感的  地区，敌人把这一地区视为国民党的政治神经，敌我双方都对该地倾注着极大地关注。日军  精锐之师第11军配备在这一地区，国民党的精锐部队亦大部集中在这里。本来国民党第9 战  区在这一地带配有3个战役集群和一支战役预备队：以九岭、幕阜山为依托的中央地带4个军  8个师（下称甲集群）；洞庭湖畔6个军15个师（下称乙集群）；鄱阳湖畔4个军10 个师（下  称丙集群）；预备部队3个军6个师；共计17个军39个师，战前态势亦不失有利地位。只要这  3 个集群建立强固支点，一个攻势防御的战役体系就构成了。即甲集群设立武宁、修水支点  （下称甲支点）；乙集群设立通城、平江支点（下称乙支点）、丙集群设立高安、奉新支点  （下称丙支点）。这３个支点构成了两把铁钳，敌军从任一方面进攻都将遭到钳形夹击：如  敌从粤汉路进攻，乙支点拦头，甲支点击敌侧背；倘敌从南浔路来攻，丙支点拦头，甲支点  袭敌后路。这种情形下的南昌战役，就全盘皆活了：敌军在突破我修河阵地后，将在丙支点  面前碰壁，迫敌于高山（九岭山）、大河（修河）之间；这时，甲集群插入德安、九江之间  地区：这样敌之进攻南昌，便演成了我之攻击九江。这种情势一经出现，敌第11军除非急调  江北部队别无他途。而江北敌军的调出，我第5 军战区则可乘机发动攻势。如此，敌军从外  线进攻逆变为内线防御，我则由内线防御转为外线进攻。敌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是担心出  现这种局面的。他在1月31日发出的《第11 军会战指导策略》其要领就在于破坏国民党军甲  、丙两个集群的战役联系（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二卷第  二分册，第114页，第115-117页）。敌军所以得手，完全是国民党军自己造成的，它的甲、  丙两个集群，压根就未造成这样的支点，并且连战役组织也未形成。
南昌战役方向的甲、丙两个集群，没有联系，没有呼应，没有协同，没有一致行动；各集群自身也未能组成战线。既没有统一的指挥，也没有一致目标。位于内线作战的丙集群，没有  纵深配置，没有战役支点，没有机动部队；只在修河沿岸设有三道重叠配备的阵地；整个防  线像一只孵化的蛋壳，碰一下就垮。这里的4个军10个师未能坚持12 小时；位于外线地位的  甲集群，处于互不联系状态，没有形成集团战斗力，且没有确定的战役方向，这里的4 个军  8个师，置于无用。而位于钳制方向的乙集群7个军15个师，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还有，鄱  阳湖东岸第3战区的11 个师，则隔岸观火，不作配合。总观全局，国民党在南昌战役中，配  合方向的部队不配合；钳制方向的部队不牵制；主要方向的外线部队不出击，内线部队又仓  皇撤退（以上据《中日血战三部曲》）。
张秉均在《中国现代历次重要战役之研究--抗日战役述评（续）》中认为：“第十九集团军  之敌情判断错误，竟将其主力（第七十九军两师，第三十二军三师）配置于缭河东方铁路线  附近，距敌之主渡河点-永修方面-过远，不能适时参加主力战。而且作战指导要领不明确，  究在河畔或后方某一预备阵地与敌决战，无坚定之决心与充份之准备，遂陷于追随敌人，仓  皇应战之窘境。而且第七十九军与第四十九军之作战地境与修水防线斜交，遂演成背赣江作  战之不利态势。尤以该两军各以一师为第一线，各占领十五公里以上之正面，两军主力均远  在后方一日行程以上，违反当时以军为战略单位，军长应直接指挥战斗之精神（当时编制军  之实力远不及敌一师，师之实力不及操典上之一团），致未能发挥综合战力形成有组织之战  斗”。这也部份反映了国军在南昌战役中决心不定，指挥混乱的情况。
6. 反攻南昌
日军在攻克南昌后，将主力及特种部队转用于鄂中战场。南昌仅驻守一个旅团，高安驻两个步兵联队，奉新、靖安、安义等地驻军为一个师团，兵力极其薄弱。据张秉均编着的《中国现代历次重要战役之研究--抗日战役述评（续）》中所言，“南昌三面环水，容易防守，惟为遮断我浙赣湘铁路，必须扼守向塘；为掩护江湖水道及南浔铁路，又须张其右翼，守备瑞昌、武宁、靖安、奉新及锦江北岸各要点；而其兵力仅两师又两旅，只能采取据点式防御配备，仍不免兵力分散，而且间隙甚大，为其无法克服之弱点”、“敌之兵力部署，以第一零六师守备奉新、靖安、安义，以第一零一师扼守湘赣公路、浙赣铁路及南昌诸要点，殆判断我军主力由奉新方面侧击南昌，致其第一零一师之兵力分散，形成破绽，授我奇袭之好机”。
不过，经一周的争夺战，虽然国军始终占据优势，却不能解决战斗。侵华战争初期之日军，战斗力顽强，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即“敌之防御战斗，其步兵顽强，有“守则必固”之信念，而且适时逆袭，使我军渗入困难，进展迟滞，遂获得待援反攻之余裕。五月初，其第一零一师、第一零六师协力反击，挫折我俞（济时）、高（荫槐）集团军之攻势，随即回援南昌，机动适切”（同上），但国军攻势疲软，行动迟缓，也是失败的原因之一。如担任攻击主攻任务的七十九师师长，在已经一周战斗，敌已开始动摇的关键时刻，信心不足，擅自行动，于29日竟率部南退合山、李庄，贻误战机。而国军赣江以西之俞（济时）、高（荫槐）集团军也没有适时切断南浔铁路，断敌后援。
5月10日，顾祝同电告蒋介石南昌会战失败原因，主要有：“（1）未能用奇袭出敌不意；（2）限于地形，无迂回钻隙余地，不能避免攻坚；（3）炮、工兵太少，步兵装备不全，攻坚无力；（4）敌飞机活跃，并用毒气，因地形关系，我损伤过大；（5）各师奉命限点攻击，准备多不周到，致动作不能协调一致。”（《第二次中日战争纪事》）
南昌的争夺战，从战略上讲，如蒋介石所说，“不在南昌之得失，而在予敌以最大之打击”，“我军作战之方略在消耗敌人，而不被敌人消耗，避实击虚，造成持久抗战之目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还是部份地达到了战略上的目的。
7. 随枣会战
襄阳--汉口段汉水（又称襄河）以东，平汉路以西之湖北省境，大洪山、桐柏山平行由西北斜向东南；平汉路花园伸出的公路，在两山之间经安陆--随县--枣阳而达汉水可曲的襄阳（襄花路）。这一地区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为古今兵家之必争。武汉陷落后，我国东部平原除新黄河以西的豫境外，相继沦为敌手，中国抗战的战略后方，被迫转入西部山地、高原地区。在这种情势下，敌武汉集团或北攻或西进，襄东地区首当其冲，倘敌北攻许（昌）、关（州），进取中原，这里是阻敌前进的第一线阵地：国军一方面可以桐柏山、大别山为支点正面防御；一方面以大洪山为依托侧击敌后。倘敌西进，襄枣地区仍有重大军事价值。通往我国西部的交通，长江北有三条路：北路沿陇海路进潼关；南路溯长江入川；中路溯汉水入陕。敌军无论走那条路，襄东地区都是敌人的重要进攻目标。襄阳，枣阳素为四战之地：东出武汉；西控商洛；北进南阳；南制江陵。倘敌由北路攻潼关，襄枣地区为敌主攻方向的左翼，这里的任务有两个：一为占领南阳，威胁河洛；一为经老河口--兰关--兰田，包抄潼关之背。倘敌走南路，溯长江取重庆，襄枣地区则为敌之右翼战线，其任务亦有两个：一为掩护武汉后方；一为以溯江入陕之姿势进行战略牵制。总之从防御敌人进攻来说，欲保中原和西部后方，襄江以东地区切切不可疏失。就国军而言，应强固大洪山、桐柏山阵地，以此为依托，不断向敌举行攻势，以求缩小敌人占领区，造成威胁武汉的形势。就敌方而言，则在于务求逐我出大洪山、桐柏山，以保障武汉占领区的安全。这样便形成了敌我在襄河以东地区的反复争夺；在这种争夺中，不断地变换着敌我双方的攻防态势和主动被动的战略地位。如果做得好，我们就可以达到战略上消耗敌人的目标。
总括前述，无论是防御敌人的战略进攻，抑或敌我战略相持，襄东地区都具有重大军事价值，这一地区的得失，都将关系到战争全局。
襄东地区属国民党第5战区防地。战区总兵力（含第1战区配属部队）计18个军，所辖43个步兵师又3个独立步兵旅，2个骑兵师又1个独立骑兵旅，6 个游击纵队（旅级建制）。如以2个旅折合1个师，共计步骑50个师。另有2个独立炮兵团。约250000 人。全战区分为江防兵团、右翼兵团、左翼兵团、预备军、豫鄂皖边区游击部及第1 战区配属部队。（参见蒋纬国主编国民革命战史第3部《抗日御侮》第6卷“随枣会战国民指挥系统表”）李宗仁4月30日电蒋介石言日军出兵“不下三师团”，实际上日军3个师团均为甲种师团，四四编制，即每师团辖2个旅团4个联队12个步兵大队，共计36个步兵大队。如以1/6 部队守备原防地计，参战部队最多不超过30个步兵大队。另配属1 个骑兵联队，野战重炮兵1个联队，战车1个大队、轻装甲车4个中队。日军甲种师团编制定员为20000余人，实际人数多为13000余人不等，以此估算，敌参战人数不足40000人。空军参战兵力亦很有限。敌华中派遣军所辖空军为第3飞行集团，该集团编有独立飞行第17（侦察）、第18（司侦）中队，飞行第77（战斗）、第45（轻轰）、第75（轻轰）战队，敌空军编制,中队飞机9架，战队12架，共54 架。总之，敌襄东作战兵力并不大（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二卷第二分册）。
日军的作战计划以围歼汤恩伯集团为主要目的，但汤部先退唐河，再退南阳，敌始终未能予以合围歼灭。最后5战区发动反攻，大致恢复了信阳--随县--安陆--云梦--皂市--汉川之线。日军没有达成其战役目的，当然是失败了，李宗仁在5月25 日致电蒋介石说：“敌军冈村中将事先夸称，此次攻击襄樊之战略极为巧妙，先以增援之两师团主力，使用于大洪山与平汉线以西之地区，吸引我军主力于桐柏山与大洪山之间，然后采取两翼之大包围，左翼由钟祥沿汉水向北挺进猛攻，另以两联队编成迂回兵团，由信阳进逼桐柏，企图一举歼灭我五战区之主力。敌军部对此计划迭电嘉许。现冈村因受我军之猛烈抵抗，并能活用机动战术之攻击，未能于五月删日以前之限期内成功，且受极大之损失，恼羞成怒。”
但此次战役，国民党军以50个师对敌30个大队（营），兵力占有很大优势，按常规是应该打几个好仗的。实际打得并不理想，整个战线混乱不堪，乃至惊慌失措，准备放弃襄河以东地区。就军事上而言，弱点就在于缺少战役准备，没有切实的作战计划，实战中没有主要战役方向，兵力使用没有重点，士气低落。此次战役敌人采取的战术是两翼包抄：第16师团（含骑兵第4旅团26联队）沿汉水左岸行左翼迂回，第3师团一部（铃木支队的1 个半大队 从 〉）沿桐柏山北麓行右翼穿插；两敌在唐、白河之间的唐河城、新野城构成双层堵截线。第3师团主力和第13 师团则从随枣大道左侧山地实施正面攻击。在这一部署中敌军两翼部队实际上是冒险深入，这两小股孤军应该是国民党军捕捉的目标。但很可惜，当敌军向两翼运动时，汉水沿岸10个师100 余公里的纵深阵地，让敌军轻易通过，桐柏山北麓68军，被铃木支队1.5 个大队吓溃。而当两翼之敌占领新野（敌骑26联队  团〉）、桐柏（铃木支队）后，又不体察敌情，为两股小 所威慑，汤军6个师又2个旅计70000余人，全线撤退。所以，从战役指挥角度来看，此役缺点也很显然。
8.第一次长沙会战
第一次长沙会战，国民党军根据最高统帅部“湘北方面作战应先立于不败之地，以利用湘北有利地形及既设数线阵地，逐次消耗敌人，换取时间。敌如进入第二线阵地（平江、汨罗线），我应以幕阜山为根据地，猛袭敌侧背。万一敌进逼长沙，我乘其消耗既大，兵力已疲之际，以预先伏置于长沙附近及其以东地区之部队（一军），乘敌立足未定内外反攻，必能予敌以致命打击”的命令，置重兵于两翼，适时反攻。这在战略上应该说是正确的。张秉均编着的《中国现代历次重要战役之研究--抗日战役述评（续）》认为：“湘北方面，恪遵最高统帅之指示，适时放弃汨罗江阵地，选定决战场于长沙附近，敌遂知难而退，不战而屈，乃我军战略胜利之关键”，不无道理。
此役的战绩国民党方面宣称“我伤亡三零八五八人，失踪四八八三人，日军伤亡三三四八零人”（《抗战胜利四十周年论文集》，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国军与抗战”，范英文），这个数字显然失真。此役日军出动30个步兵大队（营），最多30000 人左右，而国军也并未与日军发生大的战斗。（关于正面战场消灭日军数量，台湾方面的数字是276万余人，而目前大陆和日本学者关于整个中国战场消灭日军数目，有105万、133 万、138万、198万几种，无论哪组数字都与台湾的数目不符。我看到过的当时国民党宣传机构所编的“长沙会战”的资料，歼灭日军的总人数当时就已经达到230 多万的惊人数目了！） 日本方面声称毙俘国民党军48000余人（何应钦编着：《八年抗战经过》，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也不无夸张。
此役国民党军作战序列部队为52个师，日军兵力30个营，兵力相比，国民党军以1.7 个师（强）打敌1 个营，应该说占有相当大的兵力优势，如能加以适当运用，应该可以予日军相当大的打击。战前国民党军的部署，其甲集群（新墙、汨罗方面）的阵地配置是合乎战术要求的，在重叠的阵地两翼配有外线机动部队，具有攻势防御的特点；丙集群（武宁、修水方面）处于战役机动位置，威胁着敌军侧后；乙集群（南昌方面）即可正面御敌，又可外线机动。总之是一个纵深大、弹力强的防御配系。但是战斗打响后，蒋介石震惊于营团之失，因而决心动摇，作出全线撤退的决定（蒋介石甚至一度决心放弃长沙，因薛岳坚持乃罢）。作为全军的最高统帅，被不大的敌情变化（敌4 个营的纵深迂回）所威慑，未免过于怯懦，过于缺乏胆识。
日军的优点，是计划周密，行动果敢。其战役总结说：“第11军以少数兵力果敢地进行作战，收到了很大战果。按兵力来说，可能被认为是冒险作战，但是当时第11军的作战课是根据我以1个大队，可以和敌军1个师对抗的程度和战斗力量来判断的。当然和中国军队相比，日军有比较优势的航空兵力相助，炮兵力量一般也占优势。”（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二卷第二分册）日军的这个优点同时也是它的弱点。日军以1个营对国民党军1个师，虽然表现了军队的耐战力，但其作战线必然板结不牢，因为日军基本上是分散使用兵力，以营为战术单位，数个营便可对某个地区举行合击。日军战术上这种弱点，是由中日战争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所规定的。日本以少兵临大国，战争的基本特点，是战场幅员辽阔，日军兵力单薄；实战中战线长，网眼大，薄弱点比比皆是，处于内线的国民党军，随时都可跳到外线去，任其作战计划周详，终难免兜空。包围多歼灭少，击溃多俘获少，这是日军作战的大弱点。对此，日军常常感到苦脑。第11军8月15 日的《江南作战指导大纲》有如下记述：“秘密：（一）……（二）最近敌军逃跑很快，因此对战术和准备的保密有很大的重要性；（三）一般敌情乃所谓从对峙状态到发起攻势，须在最短时间内一举突破敌第一线，进入预定目标。此点第一线各兵团在编制、装备、战术上都须特别注意；（四）下略”。（中华民国中资料丛稿（译稿）《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二卷第二分册）日军指挥机关的确绞尽脑汁，但终无法克服其自身的上述弱点。
对此，国民党指挥机关仅从逃避对方合击的消极角度加以利用，而未能从歼灭敌有生力量的积极方面加以运用。如能从积极方面利用，战机是不少的。如，日本Ａ兵团右翼梯队上村支队4个营（3000人），向国民党纵深孤军深入80公里，当其于9月23日在营田上岸时，日军主力还远在新墙右岸，直到27日，上村支队适才与其主力取得联系。在此以前的四天内，国民党第9 战区的指挥机关如能集中兵力围歼该上村支队，歼其一部或全部是完全可能的。另外，日本Ａ兵团左翼梯队奈良支队5个营（4000 余人），竟在国民党军甲、乙、丙三个集群之间窜来窜去，当它闯进修河、汨罗江分水岭地区--渣津、长寿街之线时，已是四面受敌了，它周围的国民党军队计有第72、第78军（修水方面），第37、第52、第79、第73、第20军（平江地区），共7个军16 个师，在这种情势下，只要在献钟、长寿街筑成一道阻击线，就布成了关门打狗之势，果能如此，奈良支队决难逃脱。另外，奉新方面，日军Ｂ集团佐枝支队4个营（3000余人），钻进国民党军第58、第60、第32、第49、第74军，计5个军11 个师之间的高安地区，脱离主力（奉新以西的第106师团）45公里，也是绝好的战机(以上见《中日血战三部曲》）。总之，赣湘地区的作战，国军不乏歼敌战机。但它的指挥机关，往往不求歼敌，唯图自保，令人遗憾。从白崇禧对第一次长沙会战的评价：“敌颇有勇往迈进，向目标进攻之冒险精神，恃其装备之优势向前突击，惟其主战场两侧之威胁，尤其左侧之威胁并未排除，而竟冒险深入，犯过于轻敌之病。幸其知难而退，可算机敏。”、“至长沙附近，知进入我袋形阵地之不利，毅然全师而退；其退却时，准备充份，部队掌握确实，迅速脱离战场，此为指挥官者所当重视。”（《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七十三年五月版）也可以看出，此役对日军的打击实在并不向国民党自己宣传得那么大。
9. 桂南会战
大陆方面对正面战场的国军历次战役，过去（文革及文革以前）因阶级斗争观念过重，在宣传不够、过份贬低其积极方面的意义等现象。而自八十年代以来，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宣传又因为统战等原因，存在宣传过头、只讲优点少提缺点的情况（学术研究领域中似乎也越来越多地出现这种情况，这和研究者“急功近利”，热衷于“翻案”也不无关系）。比如反映昆仑关战役的一些传记或影片似乎就存在着这种“反弹过度”的缺陷。实际上，昆仑关战役是整个桂南会战失败的大背景下的一个局部的不完全胜利而已，虽然我们有为此胜利而自豪的理由，但若大肆夸耀，吹捧过头，不免令人有管中窥豹的感觉，仿佛将黑暗中的一点荧光当成了太阳。
昆仑关战役被歼灭的日军系第五师团一部。第五师团系日军甲种师团的精锐之师，四单位制，驮马装备，轻型武器，步兵火力旺盛，机动性能强，适于山地作战。（南宁战役）战前回国补充，兵员满额，武器好，弹药充实。全师团战斗兵4 个步兵联队（团），12个步兵大队（营），约15000余人；另有炮兵、工兵、骑兵、辎重兵各1个联队，约6000余人。共约21000人。但迄1939年12月17日前，第五师团所属12个步兵大队（营）已经派出了7个；中村支队2、及川支队5。师团长手下控制的兵力只有5个步兵大队（营）。其中，及川支队派出山县支队（共4 个大队）西进龙州，中村支队以四塘为据点，留置步兵第42联队第2大队并配属迫击炮、山炮兵各1个中队、速射炮、工兵各1 个小队守备该地。同时，各以一部兵力分别驻守宁宾公路沿线的九塘（骑兵联队）、八塘（第21联队第3大队）、四塘各要点。
国军12月17日前完成集中后，共计25个师，另4个独立团，总兵力相当于26 个师；野战重炮兵计3个营另2个连；飞机共115架。其他特种兵除外，共约20 万人左右。其中主攻昆仑关的第五军为第一流编制、装备：军辖3个步兵师，每师13000余人；军直属坦克兵、重炮兵、骑兵。汽车兵各1个团；通讯兵、工兵、辎重兵各1个营；另有3 个补充团。全军约5万人。
日军第五师团系驮马部队，轻型武器装备，没有野战重炮兵，没有装甲兵；国民党军仅以第五军论，该军装备有坦克兵1个团，炮兵团装备有野战重炮兵（15厘米）1个营，仅该军重武器就大大优于日军。日军陆军航空兵因南宁机场修建未竣，尚不能参战，海军第3 联合海空队，只负责对战场以远的目标攻击，不能直接配合地面部队作战；国民党军航空兵飞机达115架，可直接配合地面部队作战。而陆军兵力，日军第五师团第9旅团（第21旅团已丧失战斗力）在连日战斗消耗后约有6000余人，台湾混成旅团派出的4 个半大队约4000人，总兵力不超过11000人；国民党军共计26个师，20万人左右，2个师打敌1个大队（营）。人数、装备、火力均不逊于对方，甚而优于对手，结果如何呢？
自12月21日以后，国军将昆仑关、九塘、八塘之敌2个步大队分别包围起来，日军第21旅团长中村正雄。不得不率其全部兵力赶往增援，25日中村被击毙。24日、25日两天，敌台湾混成旅团的4.5个大队赶来增援。这时，国军已将六塘以北的敌军5个大队全部兜进了包围圈，而敌援军的行进序列、战斗队形也被全部打乱。25日以后，是整个南宁战役中敌人最困难的时候。假如这时能适时投入预备队，集中兵力、兵器，猛打猛冲，不给日军以喘息之机，消灭包围圈内的敌军5 个大队是完全有把握的。但是，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攻击松缓下来。25日-28日四天，没有大的战斗。当29 日再发动强大攻势时，敌人的三批援军已在这四天中整顿好了战线，致使六塘以北的敌军5 个大队逃出了危机。此后，敌军战线渐趋稳定。而当1940年1月下旬，敌第21 军的援兵赶到后，转取攻势时，国民党第38集团军又由于疏失，致使敌第18师团战役迂回得手，轻取甘棠。甘棠之轻弃，使国民党军队昆仑关阵地陷入困境，因而导致全线崩溃。
台湾方面的战史书认为：“第五军攻击昆仑关以前，先策定战术上必要之搜索计划，乃进步之措施。而各部不忍牺牲一小部实施威力搜索，竟误认敌主阵地在八塘，遂致攻击计划之基础错误，展开正面过广，兵力分散，未能乘敌援兵未到，一鼓歼灭之，实堪惋惜。”（《中国现代历次重要战役之研究--抗日战役述评（续）》，张秉均编着，（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印）蒋介石在柳州军事会议上讲话，认为桂南会战“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们上级指挥官战斗意志薄弱，而且大家骄慢怠忽，竟至精神颓丧，决心毫无，乃致遭此失败的耻辱！”并处份了叶肇等人。
从整个形势看，由于国民党军的抵抗和反击，及日军战略上的拙劣，虽占据南宁，但截断中国西南交通线的目的并没有达到（因为池田新路已开通，日军虽占南宁，已失却其重要价值）。而且兵力损失在一个师团以上，根本无力固守已占领地区。但国军没有好好利用自己的优势，将一场歼灭战打得虎头蛇尾，实在不能令人满意。
10.冬季攻势
与桂南战役同时展开的冬季攻势，也打得虎头蛇尾。第三战区肩负断绝日军长江供给线的任务，以14个师的兵力并配属重炮部队，攻击大通、贵池等地。在荻港至湖口的长江沿线，日军仅一个一一六师团，而且分散驻扎在各个据点。结果各部完成突破后即互相观望，屯兵不前。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还以桂南会战已开始，部队“即令到达江边，亦必无继续作战的能力”（《总顾问福尔根（苏籍）对第三战区冬季攻势作战经过之报告》）为借口，开战三天后即下令停止攻击转入守势。三战区以四倍于敌的优势兵力，无所作为，实在可叹。
从战术上来说，此役国军也死板得很。张秉均在《中国现代历次重要战役之研究--抗日战役述评（续）》中说：“我最高统帅明察全局，洞若观火，遂发动冬季攻势，粉碎敌‘安定后方、培植伪政权、以华制华’之阴谋，并吓阻其继续进攻之企图。至于牺牲惨重，固由于装备与训练不足，实亦以未恪遵最高统帅之指示：‘避实击虚，乘间蹈隙，向敌后方挺进，运用革命战术’之所致”，从某种意义上也说明了这个问题。蒋介石对此也曾批评说：“此次冬季攻势失败，最大的一个原因，即由于前方部队逐渐使用兵力，而非集中全力攻击，以致没有一个县城被我们打下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但日军对此役国军表现给予了较好的评价：“中国事变八年间，彼我主力正式激战并现决战状态，当以此为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并认为经此役后，“在华官兵都亲身感受到中国军队的抗战力是不可侮的。”（《作战日记编成的支那事变》）如果说，在冬季战役前国军抗战还是积极的，只是在战略指导、战役指挥、战术水平方面存在种种缺点和错失而已，那么此后国军在抗战中的表现，不仅上述缺点和错失没有改进，连抗战意志也逐渐失去了。台湾学者也认为，“总而言之，一九三九年‘冬季攻势’在抗战过程中实可视为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政府领袖对抗战前途持乐观态度，对国军作战力亦趋向高估，认为日本蕞尔小国终必无法应付长期作战所需的兵源及财源。因此，只要我国积极迎战及求战，必可使日本放弃侵华的野心。唯在‘冬季攻势’失败后，政府对战局渐趋悲观，不独承认敌人的潜力充足，同时也看出本身在军事上的重大弱点，遂认为中国除非能获得巨额美援，否则将无法取得战场上的胜利。此种心理转变对抗战后半期我国的政策及战略均产生了相当影响。”（《抗战胜利的代价─抗战胜利四十周年学术论文》，许倬云、丘宏达主编，联合报社出版。齐锡生文）
11. 枣宜会战
枣阳为鄂北重地，扼襄花公路之要冲，为武汉屏障。宜昌位于长江三峡出口，更是重庆的门户。枣宜会战之前，中国方面已经对日军企图有所觉察。1940年3月24 日，蒋介石致李宗仁、汤恩伯电报中有：“敌......确有进攻荆沙宜昌之企图”、“望该部从速准备”等语，要求汤恩伯部“届时由鄂北直出汉宜公路，予敌以歼灭之打击”（《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战前，日军武汉集团之十一军共有7个师团，2个独立混成旅团。其中甲种师团（即4 单位制师团，师团辖2个步兵旅团司令部，4个步兵联队。联队以下各级均为4 单位制，联队辖3个步兵大队，1个炮兵中队，约2000人；大队辖3个步兵中队，1个机枪中队，约600人；中队辖4个小队，约160人。特种兵亦为4单位制：炮兵联队辖4个大队，约1200人，骑兵联队辖4个中队，约600人；辎重兵联队辖4个中队，约600人；工兵联队辖筑城、架桥、爆破队，约500人。共1.2万人）有第3、第13、第6师团，共3.6 万人。乙种师团（即3单位制师团，师团辖3个步兵联队，与甲种师团相比，减少2个旅团司令部和1个联队，每联队约2000人，联队建制与甲种师团同。特种兵亦为3单位制：炮兵联队辖3个大队，约900人；骑兵大队辖3个中队，约400人；辎重兵大队辖3个中队，约600 人；工兵建制与甲种师团同。共8000人）有第33、第34、第39、第40师团，共3.2万人。2个独立混成旅团（独立混成旅团，所辖5个步兵大队，每大队810人。大队辖4个中队，每中队197人。另有炮兵队620人（炮18门）；工兵队176人；通信队175人。共5000余人）共1万人。全军共计7.8 万人。敌第十一军派出的参战部队，主力系江北集团，江南集团抽调部份兵力参加，计为第3、第13、第39 师团和池田、石本、小川支队、平野、古东、田中大队。其第3、第13师团为甲种师团，每师团有步兵12个大队，炮兵1个联队4个大队，第39 师团为乙种师团，有步兵9个大队，炮兵1个联队3个大队；该3个师团共有步兵33个大队，如以1/3守备原防地，2/3参战，则参战部队为22个步兵大队，设炮兵全部参战。池田支队，系第6师团派出，支队长为步兵第11旅团长池田直三，辖步兵3个大队，炮兵1 个大队。石本支队，系第40师团派出，支队长为步兵第40旅团长石本贞直，辖步兵3 个大队，炮兵1个大队。小川支队，系第34师团派出，支队长为步兵第216联队长小川权之助，辖步兵2个大队。平野、古东2个大队，系独立混成第14旅团派出。田中大队，系第33师团派出。以上共计步兵33个大队（营），炮兵3个联队（团）11 个大队（营）。配属部队：第十一军直辖炮兵第6旅团，战车第7、第13联队（团）。协同部队：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直辖第3飞行团，海军中国方面舰队第1分遣支舰队及第2联合航空队。总计约3万余人，山炮级以上火炮约150余门，战车（坦克、装甲汽车）约50辆，飞机约100架。另据日本公布的史料，称此次宜昌战役的参战兵力，各部建制多不满，步兵仅相当于编制健全的20个大队（营）。
国民党方面：江南设有第九战区，辖47个步兵师；江北设有第五战区，辖26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1个骑兵旅；沿江设有长江上游江防司令部，辖13个步兵师；另有第1 战区在豫南部的5个步兵师、1个步兵旅，和中央军委会配属给第五战区的11个步兵师。以上共计步、骑兵103个师，另有1个步兵旅、1个骑兵旅，总数为104个师，80余万人。
上述我敌兵力对比，总兵力，我以80余万人，对敌7.8万人，10 倍于敌；就建制而言，我以104个师，对敌82个大队（营），平均1.2个师对敌1 个大队（营）。就宜昌战役的参战兵力而言，我以46万余人，对敌3万余人，15倍于敌；就建制而言，我以57 个师，对敌33个大队（营），平均1.7个师对敌1个大队（营）。步（骑）兵，国民党占有很大优势；炮兵，国民党也是占有优势的；唯装甲兵和空军，优势在敌方。（以上据《中日血战三部曲》）
日军之战役计划企图以多层包围兜住国民党军主力，一举歼其于枣阳、樊城、新野、唐河四点之间地区。但日军合击圈内的国民党军队有39个师30余万人，以3 万人的兵力企图在纵（200─300公里）横（280公里）数百公里的广大战场上去包围30 余万人，绝对是力所不能及的事。国军如能坚决作战，集中兵力，歼敌一路或一路中的一部，应该说是有把握的。
此役之第一阶段（即襄东枣阳），国民党最高当局对敌情判断是正确的，战术上实施反包围法，即阻绝前地交通，延长敌后联络线，逐次消耗日军，然后依正面之强韧抵抗，转移主力于两翼，围歼敌人于预期之地点，也是二期抗战中运用较成功的战法（如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即成功地运用了此种战术。而在抗战胜利后的国共内战中，国军也屡屡采用此种战法。铁流兄在“核心机动与围点打援”一文中有较详细的论述。不过，我认为，所谓“核心机动”应该是指集结重兵集团于要点附近，适时出击与敌寻求决战的战法，如国民党国防部原来拟定的依托徐蚌线寻求决战的计划，即属此类。这和“反包围”，如孟良崮战役的战法，似有所不同）。《中国现代历次重要战役之研究--抗日战役述评（续）》中“我最高统帅控制机动兵团于叶县、确山间地区，遂反包围敌军于襄东平原，立于有利之地位，虽未能击破敌军，乃战力战术上之所限，在战略上并无遗憾”的看法，不无道理。
但国军在反攻部署上，企图在北迄唐、白河两岸，南至大洪山纵长100 余公里的战场上，将敌军全部收进了包围圈，实行南北夹击。这个网张得过大。其时国军并不具有一役歼敌数个师团的作战能力。如果采取战场分割，各个击破，则有可能歼敌一部。另外，各军进攻互不协调。8日至16日的作战中，南线张自忠军5个师，遭敌2 个师团攻击，受重创；北线汤恩伯等部15个师，打敌1 个师团而不能奏效；其他各军则不进入战场，整个战线松松垮垮。及至敌军击破张自忠军后转锋向北时，北线也被敌打塌，结果是被敌各个击破。而当敌军在枣阳地区完成集中，援军陆续到达后，国军匆匆撤退，对敌军行动的下一步，既无判断，也无戒备，使敌顺利集中于樊城、枣阳地区，控制了这一地带汉水各渡口，并取得了邓县--新野--唐河--泌阳之线以南纵横100 余公里的广大地区。为战役下一阶段的进行，创造了有利条件。
此役之第二阶段（即襄西宜昌），国军表现无可称道之处。尤其是当敌军放弃汉水东岸阵地而倾师西进时，6月8日，汤恩伯军及第84军，分别从南阳、老河口方向向大洪山运动，企图攻击敌军侧后，以钳制敌军西进。当其向枣阳地区接近时，遭到留置在大洪山地区的敌第49师团（共5个大队）的迎击。该两部国军行动十分消极，约10 个师的兵力在敌军5个大队（营）的阻击下而退回。这样国军汉水东岸的40 余个师，对保卫宜昌的作战，没有起到任何配合作用。
不过最大的问题还是军委会战略战役指导上存在的种种缺陷和不足。苏联顾问福尔根在1940年7月10日呈报蒋介石的报告，对宜昌失陷提出相当严厉之指责，略谓：“（1）情况判断不正确，误信敌不占宜昌之说，......，无形使前方各级将领，尤其军委会之心理，遭受很大影响，形成消极及动作异常迟缓等现象。（2 ）对于部队作战，缺乏坚强与连续一贯的领导，尤其军委会方面为然。（3 ）极端迟缓，一切处置照例，耽误时机，以致凡事落在敌后，未能制敌机先，敌则处处制我机先。（4 ）缺乏监督及贯彻目的之严厉要求，尤其军委会方面如此。军委会一切命令，往往刚刚下达到部队去，便刻从事变更与修正，事实上无异取消自己甫经发出之命令。（5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公然不执行军委会命令。”福尔根认为：“军队作战指挥问题，乃我军最落后的问题之一”。证之后来蒋氏在国共内战中的指挥表现，可知福氏之批评确是一针见血。
12. 上高会战
前述国军在昆仑关战役中的表现，虽然作战勇敢（杜聿明、郑洞国回忆录中的均提及战事之惨烈，荣誉一师几乎被打残了），但战役指挥及战术上都存在重大缺点，因而从单纯军事角度来看，上高会战可值得称道之处似乎更多一些。事实上，在国民党正面战场上，打得比较漂亮的会战，除台儿庄、第三次长沙会战以外，应该以上高会战为最了。上高位于锦江上游，俯瞰赣东平原。是日军占领南昌后之唯一侧方威胁所在。日军占领上高，可相机拊长沙之背，或进攻赣南。此役日军采用分进合击的老办法，分三路进攻，“欲以两臂合抱之态势先捕捉我军主力于高安、上高间地区而歼灭之”。但南北两路均被李觉之七十军等部击退，从而形成对中路日军的反包围之势。由于正面七十四军的坚强抵抗，中路敌占领上高，击破七十四军之企图始终未能得逞。最终在国军严密包围下，全线不支，不得不于41年3月24日黄昏在北路215联队掩护之下开始突围。但25日夜又被国军将突围与增援支之敌再次包围，终于大部被歼灭。
此役国军能够集中兵力，先挫败南北路敌军攻势，有计划地使用主力决战兵团，切断日军后路，将其合击歼灭，战役指挥思想非常正确。另外，“七十四军战斗力量坚强”（罗卓英3月29日致蒋介石电）也是一大原因。中路日军第三十四师团22 日集中万余兵力，在飞机掩护下猛攻七十四军阵地，七十四军“拼死力拒，虽血肉横飞、伤亡惨重，仍不稍退，是日一日间敌我伤亡均在四千以上”（第十九集团军参谋处：《上高战役概述》）。此役张灵甫旅表现优异，战后和王耀武均受表彰，并于当年冬升任五十八师师长。此前张灵甫在“德安大捷”中已经出过一阵风头，此役后更是名躁一时。张不久后经蒋介石特批，入陆军大学甲级将官班学习。张当时军衔是少将，按例只能入乙级将官班，经蒋特批，成为甲级将官班唯一一名少将学员。（张灵甫以杀妻重犯，不仅能逃脱国法惩治，还蒙此“异数”，实在是很幸运的。此前陆大还有一位姓张的“异数”学员，张胥行，曾在战术想定作业中，以详细周密超过原案，获得德国教官史培曼所给予的一百二十分的高分！这是陆大战术作业中绝无仅有一个分数。也是堪与麦克阿瑟满分从西点毕业相比的一个“异数”。不过，张胥行英年早逝，在一战区副参谋长任上，牺牲在日军烧夷弹下。）
此役日军出动兵力约两个师团，其三十三师团被击破，伤亡惨重；第三十四师团及独立第二十混成旅团被歼约十分之七，计毙伤日军1.5 万余人。更值得称道的是，此役打破了中日军队“历次会战兵力六比一之惯例”，“我军伤亡比敌军略重，但我军方面实际参加决战之兵力不过七个师，依过去作战敌我军数量比较，不能不认为此次战果相当伟大也”。
何应钦于当年4月4日对中央社记者的谈话中认为：“上高会战在今后作战指导上非常重要，其影响之大，莫可比拟。敌人采取分进合击态势，即可谓外线作战。我军始终固守上高一带既设阵地，依内线作战之原则，先击溃其夹击之一翼，然后转向其主力包围攻击，率将其各路兵力悉行歼灭，可谓为开战以来最精彩之作战。”此“开战以来最精彩之作战”，确为的评。
13. 晋南会战
这个晋南会战，即大陆所说的“中条山战役”，日军以20：1 的微小代价，占领了中条山，完成了作战计划。国军表现，一无是处，无可评论。我记得网上曾有关于“中条山战役”的文章（好像是“勇者胜”兄写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一看。
因为事忙，《略评》一文我本来已经打算告一段落，承蒙草根兄提醒，关于第三次长沙战役似不应遗漏，所以我现在将第二和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情况大略评述一下。其它还有一些比较大的战役如常德、豫中、长衡、桂林等就不再评论了，因为一来最近事情比较多，写这样的贴子要查阅资料，占用时间。二来后期的一些战役，国军表现也乏善可陈，付之阙如倒未始不是一件隐恶扬善的好事。中国远征军入缅的战役，因为手头没有比较好些的地图，无法比照，所以也不打算写了。
14. 第二次长沙会战
1941年1月16 日，日本政府制定的《对华作战长期计划》所提出的夏秋作战，其中在国民党战场的作战主体是第11军的长沙作战。目的是通过“发挥综合战斗力量对敌施加强大压力”，攻占长沙，“予第九战区敌军一次沉重打击”（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长沙作战》）8月26日，日军大本营下达“大陆命第538号”命令，批准这次作战。日军陆军参战兵力据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所载，步兵45个大队，炮兵26个大队；共约50000人，300余门各种火炮。
国民党军陆军参战兵力据蒋纬国编的国民革命战史第３部《抗日御侮》所载，步兵相当于44个师，炮兵（连同师属炮兵）共计344个营；共约38万人，500余门各种火炮。
第九战区计划“诱敌于汨罗江以南、捞刀河两岸地区反击而歼灭之”，但对日军进攻意图估计不足，认为“日军态势兵力之部署，似无攻略长沙之企图”（《第二次长沙会战军令部联络参谋张元祜各项报告》），所以当日军为清除正面障碍以第六师团进攻大云山之国军第四、第五十八军时，决定向大云山增援。结果当9月18 日日军分由新墙、潼溪街、四六方、港口各附近，向国民党军新墙河防线发起攻击时，第四军因兵力不足，所以未经大的战斗防线即为日军当日突破，并续向汨水推进。国民党守军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的3个军（第4、第20、第58军）全线撤退。当日，日军一部在海军输送下，由洞庭湖的湘江口两则青山附近上陆，国民党第96军（军长傅仲芳）的3 个师也即行撤退。19日黄昏，日军突破国民党汨水沿岸阵地，进抵新市、彦家铺、浯口之线。20日，日军主力在汨水两岸集结，整理态势，准备进攻长沙。
第九战区为拒止日军向长沙推进，拟于长沙以北80公里处三姐桥、金井之线实施战役反突击。但九战区一直使用同一套简单密码进行联络，22日7时45 分，日军截获并破译了上述命令，并立即决定争取先机，于当日11时向正在部署中的国民党军发起进攻。至23日，将国民党军战线冲散。24日转入追击。国军74 军王耀武部在捞刀河与日军主力激战，陷入日军包围中，损失惨重，不得不突围而去。27日傍晚日军突入长沙市区东北角，28日完全占领长沙。随即于长沙集结兵力，整理部队；同时派出追击队向株洲方向追击，28日9时30分进入株洲。
至此，日军认为“严重打击”我第九战区的目的已经达到，加之后方补给线被切断，“不能增援补给继续作战”，遂于10月1日全线撤退，6日撤至新墙河北岸，恢复原态势。在湘北主战场激战时，第六战区以34个师的兵力，攻击宜昌，试图迫使日军由湘北回撤，缓解九战区压力。日军进攻长沙作战发起后第3天，即9月21日，蒋介石电令陈诚：“第六战区应向荆宜方面敌人积极袭攻，相机收复宜昌”；22日再电陈诚：“敌人有进攻长沙之企图，第六战区应即攻克宜昌。”
第六战区原有兵力10个军，共28个师。作战开始前，其第79军（3 个师）奉命增援第九战区；作战开始后，得到第五战区第33集团军（辖第39、第59、第77军，共9 个师）的配属；这样，作战期间实有总兵力为12个军34个师，投入作战的兵力为28个师。
日军宜昌守军为第十三师团，该师团系甲种师团，编制定员为21000余人。所辖步兵2个旅团4个联队12个大队，师团直属炮、工、辎重兵联队。但其第26旅团4个大队、直属炮兵联队2个大队，共计约4000余人奉调参加长沙作战，所以宜昌守备兵力实为8个步兵大队、2个炮兵大队，连同其他部队共约17000余人。
陈诚之第六战区作战决心不足，迟至9月30 才发起攻击，这时日军已经达成目的而准备后撤，形势反变成第九战区为保障第六战区攻占宜昌而不得不尽力尾击迟滞日军撤退。第六战区以第26集团军（5个师）从当阳西面发起进攻，攻击宜昌右侧背；第20 集团军（7个师）向江陵发起进攻，捣宜昌左侧背；江防军（7个师）从宜昌正面发起攻击。第33集团军推进至沙洋--荆门之线，遮断了汉宜公路，封锁宜昌之敌突围道路，同时堵住援敌通往宜昌的路线。迄10月5 日，各线攻击进展迟缓，大部兵力被敌抑滞于第一线各据点当面，自10月6日起，各线加强攻击兵力，实施连续猛攻，至9日敌第十三师团陷于危殆之中。对此，日本的史书记述：“重庆军仍连夜猛攻，10月10日2时30 分借双十节开始了总攻击。这时师团司令部做好了最坏情况下的各种准备：烧掉从第一线联队拿回的军旗和秘密文件，摆设师团长以下幕僚们及各部长的自尽用的器具等。同时用密码写好了给军司令官的诀别书。”（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二分册）但10月11日，蒋介石命令第六战区全线退出战斗。结果反攻宜昌作战全功弃尽！
蒋介石11日的撤退命令，是不可思议的判断失误。日军参加长沙作战的部队于9 日才返回岳州地区，而原江北部队（第三、第四师团及早渊支队）要投入宜昌作战，须要转运，须要整理补充，须要后勤供应的各种准备，尤其须要涉渡汉江的准备。而国民党军队在汉江西岸荆门--沙阳之间尚有阻援部队第33集团军。在这样的敌情、我情之下，宜昌方面的战场形势三五天之内应该不会有大的变化。事实上，当11日国民党军撤出战斗时，上述敌军仍滞留在汉口地区。这样轻率地放弃了战机，引军自退，实属笨拙之举。
第二次长沙会战对国军而言，本来是一次败仗，但当局却将此役吹嘘成“第二次长沙大捷”。国民党宣称毙敌41537名，俘虏269名（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这一数目明显夸大，因为日军实际上除宜昌战斗外没有经历较大的战斗，而且日军参战总数不过五万人，死亡率达五分之四，也是不可能的。就算以国民党方面所宣称的，日军参战部队十二万人，死亡率达三分之一，也是不可思议的。在台湾的出版物《抗战胜利四十周年论文集》（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中，认为第二次长沙战役“我伤亡五九零七八人，日军伤亡四八三七二人”（“国军与抗战”，范英文，其中数据来自台湾《抗日战争》及《日本战史丛书- 支那事变陆军作战》）；而同书的《抗战重要战役选录》中则认为“敌伤亡达四万一千余人，而我第九战区本军伤亡仅六千余人，惟第六战区方面于反攻宜昌之际损失二万”。日本方面的估计，国民党军“第九战区部队伤亡及失踪约为十万人”（《第二次中日战争纪事》）。大陆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认为此次战役：“中国军队伤亡及失踪达七万人，但日军也遭到一定打击，伤亡二万余人”。总上所述，国民党和日本方面的记录都有夸大对方伤亡的倾向，比较而言，大陆战史中的数据略微可靠一些。
15. 第三次长沙会战
第二次长沙会战后，在11月的“第二次长沙会战检讨会议”上，薛岳总结前两次长沙会战经验，提出“天炉战法”，依旧以“后退决战”、“争取外翼”为战略方针，计划“运用尾击、侧击及正面强韧抵抗，务于浏阳河、捞刀河地区，将进攻长沙之敌军主力，反击而歼灭之”（蒋纬国：《抗日御侮》，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12月，军委会又将73、74等5个军划归九战区，增强其实力。
日军为策应第23军进攻香港，指令第11军再次发动长沙作战。第11军为遂行这一作战，从守备部队中抽出第三师团（信阳方面）、第四十师团（武昌方面）、第六师团（岳州方面）各主力，及第六十八师团（广济方面）一部，共计约3个半师团7万余人。另外，中国派遣军将华北方面军所辖独立混成第九旅团暂拨第11军，以补充其守备力量（战役结束后即归还原属）。
12月24日，日军发起进攻，将国民党新墙河防线突破，继向汨水国民党军纵深阵地突进。国民党军汨水以北之第20、第58军，汨水以南之第37、第99军，逐次抵抗，并渐次向东侧幕阜山区转移。日军突破国民党军新墙河、汨水两道阵地后，直取长沙、至12月31日，突入长沙市区。
国民党军第10、第73军，依托岳麓山有利地形，予敌以压制，阻止其扩大战果。第26、第79、第4、第74军分由益阳、株州、浏阳、衡阳向长沙汇拢。武宁方面的第78 军也南下汨水方面。迄1942年1月4日，国民党军以两个军（第10、第73）占据岳麓山，控制长沙的制高点；4个军（第26、第79、第4、第74）分别进占长沙以南20公里处的金盆岭、长沙以东20公里处的榔梨树；5个军（第20、第58、第37、第99、第78 ）分别布置于汨水、捞刀河之间地区，控制日军退却路线，其中一部占据长沙--平江公路的要点金井（长沙北60公里）。日军陷入三面受困（南、东面敌、西临湘江），一面网开（北面粤汉路两侧无敌情）的形势。在这种情况下，日军被迫于4 日撤出长沙，向北撤退。国民党转入追击，在尾击、侧击、截击和超越追击的过程中大量杀伤敌军，至14日日军退回新墙河以北，15日双方恢复原态势。
此次长沙会战，国军能够获得胜利的原因，一是战略指挥上总结了前两次会战经验，采取了“保持外线有利态势，以确保机动之自由，......，乘其攻击顿挫，同时集举各方全力，一举向敌围击，以主动地位把握决战”（蒋介石12月30日致薛岳电）的方针；二是九战区高级指挥员决心誓死保卫长沙，歼灭来犯敌军。薛岳事先规定除各级指挥官亲往前线指挥以外，还须指定如主官战死则由副主官或次级资深主官代行事务，并对贻误战机者按革命军连坐法议处；三是第10军（军长李玉堂）在长沙鏖战四天，重创日军，阵地屹然不动，使日军攻势顿挫。
就日军来说，失败原因一是阿惟南几在战役指挥过程犯了重大错误。12月30日，日军按原计划应撤兵回防，且香港已于13日被日军占领，原定攻打长沙牵制我军的预期目的已失去意义，但阿惟南几竟下令不顾一切继续南进，准备“予蒋政权以无声的威胁”，“表明皇军尚有余力”（《长沙》作战）。日军当时连续作战一周，部队士气已经下降，兵力又不足，贸然深入，是自取败亡之道。日军一些高级军官也认为再南进是“自暴自弃之作战”，但阿惟南几固执己见。第二个原因对气候之变化没有准备，以致影响战斗行动。湘北冬季一般乾燥无雨，但此期间却雨雪连绵，对防守一方固感到不便，但对进攻的日军来说更感困难。由于天阴云厚，日机不能升空支援地面作战，而道路泥泞，河水上涨又妨碍了机械化部队的行动，日军作战能力因此大减。
虽然第三次长沙会战战略方针正确，也获得了胜利，但在战役计划中也还是存在一些问题，使得国军不能获致对日军的更大打击。九战区将退却终点选在长沙，是不妥当的，由于日军向南深入太远，北面的国军不宜脱离原阵地而远距离南下，而且预备军向东面（浏阳方面）运动也多有不便，故而不易形成包围圈，因而也无法大量消灭敌人。实战结果表明，日军正是钻了这个空子，而逃脱了被歼的厄运。如将退却终点选择在捞刀河，将预备军推进至此线，坚决拒敌，并置有力部队于浏阳地区，这样极便于主阵地与东（浏阳地区）、北（汨水方面的5 个军）两面部队的合拢，因而必能迅速封闭包围圈，结果必能大量消灭敌人。（《中日血战三部曲》）
蒋介石在1943年7月3日恩施军事检讨会上也认为：第三次长沙会战，“敌人在战术方面，可以说已经成功；而其失败，则完全是由于战略的错误，即是由于他不能控制战略要地，不知利用战略的交通要道，而只知冒险轻进，盲目的逞军深入，以致一旦遭受我军反攻，无论侧面背后，到处受我军威胁截击，到处被我军保卫，终至全面崩溃”。而日军之所以“不能控制战略要地，不知利用战略的交通要道”，正是因为日军“以少兵临大国”，
自身的根本缺陷所致。这也是第二次长沙会战、浙赣战役等日军虽获胜利，却不得不主动撤出占领区的原因。
第三次长沙会战，何应钦在《对五届十中全会军事报告》中称，“总计击毙日军五六九四四名，俘虏一三九名”，又将“击毙”与“死伤”混为一谈。《抗战重要战役选录》中认为“此役估计敌伤亡在五万六千以上，我军伤亡亦近三万”，大陆方面战史书也多采用毙伤日军“五万余人”的说法。不过，在《抗战胜利四十周年论文集》（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范英的“国军与抗战”一文，根据《抗日战史》及《日本战史丛书─支那事变陆军作战》的统计，认为此役“我伤亡二七九零零人，日军伤亡三六九四四人，被俘一三九人”。哪个数字更准确，有待更多的资料才能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