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周恩来连看三遍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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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3月，文化部在全国26个城市举行了“国营电影厂新片展览月”活动，映出故事片、新闻纪录片20部，检阅新中国电影事业结出的第一批硕果，其中就有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翠岗红旗》。本文详细介绍了该片拍摄时的历史背景，披露了当时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独辟蹊径惹非议
《翠岗红旗》主要描写的是1934年红军长征后，留在江西苏区翠岗的红军战士江猛子的新婚妻子向五儿，其父亲、妹妹均遭敌团长萧镇魁迫害，自己也被迫改换名姓流落他乡。为抚养刚出生的儿子，向五儿到地主封之固家当奶妈，她多次帮助游击队免遭敌人袭击。影片临近结束已是1949年，身为解放军师长的江猛子率队剿匪重返家乡，萧镇魁企图以险死守，被抓上山的向五儿设法让儿子小鸿下山汇报情况，将敌军一举歼灭，一家人终得团聚。
应当说，在当时颇为集中涌现的以革命斗争为题材的影片中，《翠岗红旗》堪称别具一格。它的主人公不是像刘胡兰、赵一曼那样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而是向五儿这么一个在革命处于低潮时仍保持气节的红军家属，所着力表现的也不是敌我双方你死我活的血肉拼杀，而是刻画了向五儿在逆境中坚定等待毫无音讯的丈夫、将幼儿抚养为革命后代的生活侧面，这正是该片的成功与独到之处；这在当时此类题材影片极易失之表面与概念的状态下殊显难得。
诚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该片为具有强烈政治指向性的革命历史电影，注入了一些人性内容，是刚起步的新中国电影为赢得广大观众理解革命、同情革命，进而支持革命的一种叙事策略，实践证明是成功的。
然而，影片上映不久，虽曾一度受到好评，许多从苏区长征北上的将校观看影片后触景生情，失声痛哭；不过，也招致了颇为尖锐的批评，主要批评意见认为影片在红军北上后，没有表现出党对人民群众的领导，过多展示了敌人的残暴，没有写出“老苏区的人民的斗争”，没有表现出人民群众对革命者和红军家属的支持，尤其是诘难主人公向五儿缺乏“典型性”，是个“等待（胜利）的女性形象”，而不是“富有斗争性格的英雄”。
后来有曾撰写过批评文章的作者坦言，当初头脑中有一种英雄人物的“模式”，对任何人物都凭着一些“条条”和“框框”去套、去衡量，其结果必然是一把尺子量万人衣，是不可能合身的。
这些并不恰当的教条主义式的评论在上海各大报刊发表之后，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他专门指出：《翠岗红旗》这部影片使人很受感动，有的地方催人泪下。向五儿在白色恐怖如此严重的情况下，依然坚强不屈，等待红军归来，这怎么不是英雄形象呢？他还对该片主演于蓝说：“毛主席和我一起看了三遍，主席很称赞，并嘱咐干部不要忘记老苏区人民。”
这一讲话精神传出后，引起热烈反响，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电影文学组就该片专门召开了一次讨论会，邵荃麟、周立波、艾芜、王朝闻、钟惦、陈荒煤等著名作家、评论家出席并发言，对影片作出了公允评价，指出描写党的领导应看作品中所反映的历史条件和具体情况而定，不能说每一部作品都要求有党的领导人物出现；典型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向五儿在敌人残暴的压迫下始终没有低头，一直盼望着红军回来，不是消极等待胜利，是为革命做了工作的，可以成为老区人民的典型。
就在这次讨论会上，杜谈作为编剧曾在介绍创作经过时有所检讨，称自已写了“硬骨头和软骨头之间的人物”。于蓝听了很反感，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说，还在发言中以自己深入生活的感受予以反驳。
直到多年以后了解到这部影片的全部遭遇，特别是知悉第六届卡罗维发利电影节本来要给《翠岗红旗》最佳影片奖，但由于中国电影代表团主要领导者之一有“左”的思想，极力反对才改为摄影奖，这时于蓝才恍然大悟作为党员作家的杜谈当年所以要做那样的检讨，是迫于强大压力而不计个人得失，由此更为敬重这位虽勤奋写作但后来再也没有发表过作品的老同志。
两支创作力量通力合作
像当时通行的做法一样，《翠岗红旗》的摄制工作，汇聚了来自解放区与原来生活在旧上海的艺术家。主演于蓝与副导演马瑜就是延安鲁艺培养出来的革命文艺工作者，而担任导演、摄影的张骏祥、冯四知，以及饰演江猛子、萧镇魁、封老四、封之固的张伐、陈天国、夏天、白穆等，则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在上海从事电影工作。正是这两支创作力量互相尊重、通力合作，使该片的创作取得了圆满成功。
由于编剧杜谈的大力推荐，刚刚在东影头次“触电”拍摄了影片《白衣战士》的于蓝，被确定为向五儿的扮演者。当一直在北方生长的她和马瑜一起动身前往陌生的南方拍片，不禁兴奋而又紧张。
清晨抵达上海下火车时，马瑜告诉她：“上海的黄包车可和北京不一样，是双人座，咱们得同坐一辆车，你不要不好意思。”于蓝还笑着说了句：“当然得入乡随俗了！”可真的坐上了黄包车，于蓝仍然感到有点不自在；更令她莫名惊奇的是在黄包车上看上海的景色，最打眼的是家家户户和所有的店铺都在街边涮洗马桶！
后来为了更多地了解上海，时任上影厂长的钟敬之，曾专门带他们到百老汇大楼以及“乡下人”必须去看的大世界参观，还饶有风趣地讲起来自延安的某位导演到上海拍片，自己去逛大世界被妓女拉走的笑话……
最令于蓝印象深刻的是，还是因拍摄《翠岗红旗》与上海电影同行的合作。相比诸多在旧中国就享有盛誉的大明星来，她起先曾自觉自己真是个地道的“土包子”，然而在后来的实际接触中，感到他们还是很随和热情的。
来上海的当天晚上，导演张骏祥就热情地邀请于蓝、马瑜与他共进晚餐。这位赫赫有名的大导演待人十分平等、谦和，不时说一些有趣的小故事调节气氛，不过尽管如此，相互之间还是比较客气生疏的。真正使于蓝感到和张骏祥缩短了距离，还是他们到江西选看外景、深入生活途中曾遇到的一件小事。
当时他们乘船沿江而上，在九江下了轮船后，因到下榻处还有相当路程，张骏祥提议坐黄包车，而于蓝则坚持步行。这一下让张骏祥愣住了，连忙悄悄拉住于蓝，低声问：“你们共产党是不是有纪律，不许坐黄包车？”他那纯真的表情，使于蓝明白如果真有纪律，他也要放弃乘坐黄包车了，马上摇头解释说没有这样的纪律，只是个人不习惯坐黄包车。
张骏祥望了于蓝一阵，确定她所说的是真话，歉疚地说：“那我坐车先走了。”这一情景使于蓝感到，张骏祥确是真诚地愿意了解、尊重来自解放区的革命文艺工作者。
更令于蓝没有想到的是，在随后的深入老区体验生活进行拍摄准备时，这位从国外归来、又在国统区工作多年的著名导演，其工作程序与来自延安的文艺工作者竟不谋而合极为相似。虽然富有拍片经验，但张骏祥对自己不熟悉的时代和历史背景，首先要求的也是调查访问。
张骏祥到达江西目的地后，就提出要了解这一地区苏维埃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和抗战时期不同的相关景物的情况，并做出了详细的调查提纲。于蓝手头至今还保存着这一提纲的详细记录，十分真实地反映了这些老艺术家努力“转型”，努力了解和表现“工农兵”的时代新要求的思想状况和急切心情，择要如下：
一、苏维埃时期的一般情况
1、红军符号、标识、歌曲、编制、敬礼。
2、土地分配方法与地主如何处理。3、各级组织及军民关系。4、少先队、赤卫队的状况？5、扩红是何种方式？
6、几次围剿中老百姓的生活情况。
二、红军北上后的情况
1、毛主席对日宣战内容的文章。2、红军北上，老百姓反应如何？3、北上后，地方政府的情况如何?
4、当时群众的服装、化妆、用具与现在有何不同？
三、国民党时期
1、剿共团怎样组织的?
2、地主有怎样的暴行?
四、抗战时期
1、国民党的情况。2、游击队是如何组织的?
3、老百姓对游击队及匪军关系如何？……
创作融入爱与憎
对于作为演员的于蓝来说，更多的准备工作是访问和接触红军家属以及幸存的干部、党员，了解当时不能随红军北上留在苏区的人民群众是怎样度过各种苦难而生存下来的，因为《翠岗红旗》这部影片正是反映他们是怎样历经艰苦和危险等待而又迎来解放的日子。她怀着急切的心情，在短短的一个月里，采访了从省委书记到普通群众约三四十人。
每一个受访者从娓娓而谈到声泪俱下，讲述了红军北上抗日之后，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敌人极为残暴，杀了很多人，很多家庭都绝代了，整整长达15个年头，无数家庭亲人离散音信全无，但他们始终没有忘掉共产党。
59岁的钟姓老人，妻子被敌人打死了，他想国民党总有“没”的时候，我们会有翻身的时候，就把国民党联保主任的布告揭下来，藏在房子的顶板上，等着共产党回来以求血债血偿。正是党在他们心灵深处播下的革命必胜的信念，使苏区人民经受住了白色恐怖下最艰苦的磨难，这也是《翠岗红旗》影片的真实历史背景。
令于蓝感到收获最为丰厚、同时也受到极大震撼的是，接触到了类似向五儿遭遇的对象。一个叫苦香的妇女，1929年起就做妇女工作，1934年红军走时已担任宁都、兴国的县委宣传部长，因病留了下来，打了两个月的游击，后被介绍去后方医院。当时有七十多人要隐蔽到群众家中，有三十多名伤员无论如何要跟她走，到大佛山去坚持斗争。敌人四面烧山，她弹尽粮绝被抓到，说自己是洗衣队的。一个叛徒认出了她：“你讲呀，你过去很会讲话呀！”她除了咬定自己叫苦香，别的什么也不说。敌师长与团长都要她答应做姨太太就放她出去，她坚决不肯，说：“要不放我回家，要不死刑。”敌人把她送到南昌押了一个月，判了十二年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