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来自达官门第的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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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闻记者有一次问周，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人，他首先是一个中国人还是首先是一个共产党人。周答道:“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其次才是一个共产党人。”周的同事们当然都是中国国民。但是他们大多数首先是共产党人，其次才是中国人。周也深深地信仰他的主义，但是把这种信仰推向极端却不是他的本性。
周的官僚家庭背景也使他同他的同事们有所不同。他的家庭是在旧中国的那一套处世哲学中培育出来的。他的家庭的成员几世纪里都保持了他们的社会地位，用中国的古书教育他们的孩子，把他们安插在帝国官僚机构里。周在青年时期就抛弃了中国社会的哲学基础，但他绝不可能摆脱掉自己身上的旧文化的烙印，他也不愿如此。他对中国的过去，对那些值得保留的“旧社会”的因素，总是保持着一定的尊敬。
周不同于大部分中国共产党人，他对他的过去和家庭反复表示感激。1941年在一次恢复国共两党抗日联盟谈判的间歇中间他对一小群人谈论过。对听众里的中国人而言，他如下的一番话激起了人们发自内心的同感。他深沉地说，他的愿望是打败日本人，那就可以在他母亲的坟前祭奠，他说道:“至于我，我今天的一切和我所期望于自己的一切，都多亏了我的母亲。她的坟地如今在日本占领下的浙江。我多么想能马上回到那里，去清除她坟上的野草。这是一个把自己的一生献给革命和国家的游子能为他母亲做的起码事情。”
也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周的父亲--一个似乎在事业上毫无成就的人--写信向他著名的儿子要钱。周就客客气气地把他微薄薪金的一部分寄了去。1942年他父亲去世时，周在共产党报纸上按家庭传统要求的方式登了一个讣告。这个行动一定会使不少革命同伙们瞠目结舌。
在1972年历史性会见之前许多年，周对一位记者说过，我们两国之间没有正式关系，那是美国的过错。他说任何一个美国人在中国都会受到欢迎，不过这应当是互惠的。他又说:“中国有句古话:'来而不往非礼也。'”他强调说，“这是孔夫子说的，他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把孔夫子作为一个权威来引证，对一个中国共产党领袖来说，似乎有些不相称。但是对于周来说，这件事是完全符合他的特点的。孔夫子认为统治社会的“君子”和“士大夫”有才智、尊严、风雅、仁慈、决心和毅力。周的教养使他具备这些品质。
这些品德使周处理个人的政治关系卓有成效，并帮助他同对手们共处了整整半个世纪。按照一度曾任中共政治局委员的张国焘的说法，周属于这样一类人，为人和顺，善于结交朋友，从不走极端，总是能使自己适应现状。
周的儒家品德也使他得到了中国人民持久的爱戴。他是唯一获得“我们敬爱的领袖”称呼的政治人物。他的深得人心在中国政治中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力量，这在他逝世时表现得最为明显。有一次电视短片里出现了这样的镜头:毛的妻子、极左分子江青在周的遗体前无礼，不肯脱帽，广东一群在街道居委会看电视的人便喊出“揍她！”
邓小平，这位周所选拔的副手，在悼词中那样高度颂扬这位已逝世的总理，致使这篇演说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极左派在标语中呼吁毛予以谴责，说“这个评价应该推倒”。毛那时在政治上虽然是同情左派的，但是据称他回答说:“对周恩来进行任何攻击都肯定会遭到人民的反对。在周的追悼会上所做的悼词里的评价不能改变。人民不支持把这个评价推翻掉。”
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一种决定论的历史观。它的信徒们相信历史必定走向世界共产主义，相信加速历史的这种进程是他们的职责。他们这样看待自己，所以就避开道德的一切考虑。
而周在政策和政治两方面更喜欢运用他的老练，而不是残忍手段。周作为总理实行了大规模的经济改革。有些改革是有益的，有许多改革是有害的。不过他的改革不一样，没有像他的对手们那样往往过快、过多地实行变革，从而引起社会动荡。周抵制了要求一步登天的过激派的反对，坚持推行一种逐步实现经济现代化的纲领。
周在中国政局中变幻莫测的联盟的问题上，不声不响地运用权力，但取得了巨大的效果。他从不给同事们以谋求更大权力的印象。每当受到毛庇护的强硬路线派结成联盟时，周尽管对他们的新政策感到厌恶，但还是会同他的对手一起工作。他会暂时保持低姿态，等到联盟陷于僵局，他的支持就成了关键。在这时候，他就转向一个采取较温和路线的反对派。
不过，如果别人把党内斗争逐步升级到使用暴力，周也会跟着做。在美国和中国宣布恢复友好关系后不久，一桩很不正常的事件发生了。红军领袖林彪鼓动反对最高领导已经变得很明显了。周和他的盟友就起来镇压他们。林发现自己显然已经失败时，就乘了一架飞机企图逃离本国。周在我们会谈期间告诉我，林的飞机是向苏联方向飞的，不过在航行途中失踪了。他补充说，从此他们再没能发现这架飞机。他于是就微笑起来。
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的“文化革命”，或许是在周掌权的年代中对他进行的最严峻的考验。
毛担心共产党1949年胜利后国家的革命精神和活力已经被腐蚀了，年轻人变得软弱了。他认定只有在动荡中才能使中国保持其革命价值。他号召中国的青年同这种制度进行斗争，宣称“在我们开始干革命的时候，我们只不过是二三十岁的青年人，而那时的统治者们……则是老年，又有经验。他们有较多的学问，但是我们有较多的真理”。
青年人作出激烈的反应。他们中许多人由于缺少教育和经济方面的机会，而感到极度失望。他们焚烧数以千计的学校和工厂。哲学家林语堂把“革命总是毁掉孩子们”这句老生常谈的成语倒过来评论说，“在中国是孩子们在毁掉革命”。
毛的红卫兵模糊的使命是破坏了政治秩序和官僚秩序，周作为总理却处于这种秩序的顶端。在“文化革命”高潮时，有将近50万红卫兵包围了人民大会堂，把周事实上围困了起来。他以惯有的镇定，一连三天两夜忙于在一连串的马拉松式会议上，对付那些围困他的人。火气被平息下来。不久这群人就开始散开了。
1971年基辛格从他秘密的中国之行回来后告诉我，周在谈到“文化革命”时，几乎掩饰不住他内心的沉痛。这并不使人感到惊异。周是第一代共产党领袖，他在革命中为达到平均主义的理想而斗争。他还是一位推行经济逐步现代化计划的领袖。因此，他一方面同情“文化革命”的目的；另一方面他也知道，中国如要在以后几十年满足人民和国防的最基本的需要，就不得不使它的经济现代化。
正如埃德加·斯诺有一次描述周的时候谈的那样，他是“一个建设者，而不是一个诗人”；当他看到红卫兵狂暴破坏他精心奠定的现代化基础时，一定会极其痛苦。
中国可以把周作为保住党和国家统一的伟大的调和者来追忆，而世界则将清楚地记得他是中国主要外交家。他是中国的梅特涅、莫洛托夫和杜勒斯。谈判中他表现出本能的敏捷，善于运用国际力量的原则，并且有热烈的思想信仰带来的一种道德信念。所有这一切同他对外国的深入了解，长期的历史洞察力以及个人的丰富经验，结合起来就产生了我们时代最有造诣的外交家之一。
在外交事务方面毛给周相当的自由。谈到具体的国际问题，毛在我们1972年会晤时一开头就说，“那些不是应该在我这里讨论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同周总理讨论。我讨论哲学问题”。我们会谈中触及了最高领导议程上的一系列问题，但是都是从哲学角度谈的。最有趣的是，在我此后同周的所有会晤中，他常常提到毛所谈的话就是他在谈判中所持立场的指南。
周是两个关键性外交事件的核心人物。这两个事件比其他任何事件都更加开创了今天的全球平衡，这就是中苏分裂和中美建交。导致中苏破裂的争论，实际上归结为一个主要问题，这就是谁要成为共产主义集团的头号人物？苏联作为第一个共产主义大国，在1917年以来的共产主义运动中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而且顽固地要保持它的突出地位。中国可以说是第二个共产主义大国，但是，作为中国人，毛和周肯定不会甘愿接受老二的地位。
谁为盟主的问题存在于实质和象征这两个标准上。当苏联是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共产党国家时，它的领袖们可以要求中国人跟着他们的外交走，因为中国要依靠苏联的核保护伞来保护自己。苏联的领袖们还利用他们的核垄断进行赤裸裸的威胁。在共产主义世界里，苏联为盟国提供了保护伞，同时还把剑悬在他们头上。因此，中国人要发展自己的核武器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他们向苏联要求技术援助，苏联虽然勉强同意了，后来却又撤销了。
以象征的标准去看，中国领袖们感到，在同苏关系的任何事情上都没有平等，都是向野蛮人卑躬屈膝。1957年莫斯科会议之后，周强烈抱怨说，赫鲁晓夫应该学习中文，好使他们的谈话不至于总用俄文进行。赫鲁晓夫恳求说，“不过中文太难学了”。周气愤地答道，“你学汉语总不会比我学俄文更难吧！”
争论之激烈到1961年苏共代表大会上才公开化。赫鲁晓夫力图谴责顽固坚持斯大林的做法而不顾克里姆林宫新路线的阿尔巴尼亚。周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观察员，起而反对了赫鲁晓夫。他也许考虑过，假如今天独立思考的阿尔巴尼亚遭到谴责，那么明天中国也会遭到谴责。
赫鲁晓夫以通过代表大会对斯大林主义进行集体谴责来作答。然后周就向斯大林墓献了花圈，上面写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这种事情上，赫鲁晓夫比任何人都敢作敢为，他竟然操纵通过了把斯大林遗体从列宁墓搬出来的决议，这是他的最后还击。周退出了党代表大会，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分裂就变得无可挽回了。周在几年之后说，“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阴魂现在已经在克里姆林宫里定居下来了”。
到60年代末，中国发现，由于中苏分裂，自己处于孤立，并为敌对势力所包围。在我作出推进同北京和解的最后决定以前，我曾试图把自己置身于周的地位。事实上，他往每个方面看去，都会看到实际的或潜在的敌人。
他往东北看到了日本。日本人虽然对中国并不具有军事威胁，不过他们的经济实力使他们具有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的可怕潜力。
他往南看到了印度。因为中国在一系列边境冲突中击溃其军队，他瞧不起印度人。但是他知道，印度是世界上第二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在苏联的支持下可能成为一个危险的威胁。
他往北看到了苏联。它有能力在轻而易举的打击下，像动了30分钟外科小手术一样，摧毁中国微弱的核力量。它在中国边界上陈兵40多个完全现代化的师。它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把部队增加了3倍以上。
他越过太平洋看到了美国。他作为一个共产党人，把美国看成意识形态上的死敌。不过，作为一个中国人，他认识到在亚洲和太平洋所有邻国中，只有美国一家现在或将来都没有侵略中国的意图。最重要的则是美国是唯一有力量牵制那不共戴天的北方敌人的国家。
所以，恢复邦交的谈判桌摆好了，并不是因为我们任何一方喜欢对方的哲学，而是因为保持敏感的力量平衡对我们双方的利益都是必不可少的。他们需要我们，我们也需要他们。当周一收到我关于打开关系的信号时，他就像毛的一首诗说的那样，“只争朝夕”地行动起来。
斯大林令人生畏的外交部长维雅切斯拉夫·莫洛托夫有一次警告一个美国记者说，“如果你们认为我们是难对付的，那么你们就等着有朝一日同周打交道吧！”当我们碰头时，我发现周并不是莫洛托夫描述的那种不妥协的谈判者。作为一个献身革命的共产党人，他把我们看作是意识形态上的敌人；但是作为一个务实的中国人，他承认需要我们。
我们的分歧是巨大的，但是我们的共同利益更大。我们的任务是减少分歧，而不是使其加剧。中国领导人要使由于同苏联破裂造成的敌视的包围有所和缓。我们相信结束中国政府“愤怒的孤立状态”已是迫不及待的了，我们也看到了通过三角外交有助于遏制苏联的机会。尽管我们在改善关系上存在着共同利益，我们仍必须在公报中确定我们的关系，还有大量的技术问题要解决。
我在谈判中认识到，要周突然放弃基于意识形态的外交立场，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不过我知道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把民族利益放在意识形态之上。这正如他对基辛格说的，“舵手一定要见风使舵”。
当我们讨论到美国在日本和太平洋的驻军时，我知道这是个特别敏感的问题。我注意到，中国人呼吁从日本撤出美国军队并废除美日共同防御条约。我当时指出，尽管我们的政策同中国的意识形态是相抵触的，但它仍然符合中国的民族利益。在提到苏联时，我说:“美国可以从日本的水域撤出，但是别人会进入日本水域浑水摸鱼。”我继续说:“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就要寻求同克里姆林宫妥协，或者重新武装。”
我知道，周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或许会同意我的分析，但是他作为一个意识形态专家决不会明确地表示同意。他以特有的巧妙方法作答。他沉默了一会儿，便不予评论地改变了话题。会议室里谁都不会误解，他的沉默除了表示同意之外，没有别的意思。
我同周一对一的正式会晤超过15个小时，此外我们还一起在午餐、晚餐及其他公开活动上相处了许多时间。他有四件事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这就是:他的精力、准备、谈判技巧和在压力下的沉着。
他的精力是非凡的。我注意到，在我们一些冗长的会谈中，双方年纪轻一点的人由于无间歇地开会而有睡意，翻译的声音也低沉了。但是73岁的周却始终都很敏捷、顽强而又机警。他讲话从不离题，从不拖泥带水，从未要求中途休会。如果我们下午的会议解决不了联合公报措词上的分歧，他也不把问题留给助手，而是亲自同基辛格不分昼夜地利用余暇消减分歧。第二天上午，他看上去还是好像刚从乡间度过悠闲的周末回来一样。他在处理涉及重大问题的艰苦工作中反而身心健旺起来。权力和责任感使他保持年轻。
他像我会见过的任何领袖一样，都是事先作好了充分准备。他在讨论之前就作好了种种研究，只是遇到一些高度技术性的问题才问助手。
基辛格对我说过，周的谈判本领会使我感到惊奇。他说得对。大部分谈判涉及象征性的问题和实质性的问题。在我同毛会晤之后，周和我坐下来举行我们第一次全体人员参加的会谈，周就提出了一个象征性的问题，来巧妙地测验我的决心，看看我是否由于来了中国而正在放弃我过去强烈坚持的旧观点。
他说:“正如你今天下午对毛主席说的，我们今天握了手。但是约翰·杜勒斯却不愿这样做。”
“不过你说过，你并不要同他握手。”我反驳说。
“不一定，我是想同他握手的。”周回答说。
“那好，让我们握手吧！”我伸手，隔着谈判桌又一次握了他的手。
周似乎挺喜欢这个话题。他继续说:“杜勒斯的助手瓦尔特·贝戴尔·史密斯先生曾经想采取不同的做法，但是他没有破坏福斯特·杜勒斯的纪律，因而他不得不用右手端咖啡。由于人们是不用左手握手的，他使用左手摇了摇我的胳膊。”大家都笑了。接着，周又说:“不过，我们不会责怪你们。因为当时国际上的看法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坚如磐石的集团，西方国家也是一个坚如磐石的集团。现在我们知道了，事实并非如此。”
“我们打破了旧格局，”我赞同说，“我们对每个国家都要根据它本身的所作所为来判断，而不是把它们全部混为一谈，说因为它们有着同样的哲学，就全部是漆黑一团。由于我曾在艾森豪威尔政府里待过，我应该诚实地对总理说明，我的看法是同那时杜勒斯的看法相似的。但是从那时以来，世界发生了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也必须改变。”
周坚忍顽强，但是在解决我们的分歧时却是灵活的。在联合公报谈到台湾问题的一节上，我们有十万八千里的距离。我们不愿意也不可能放弃台湾，他不愿也不可能放弃对台湾毫不含糊的主权要求。他想利用我们的联合公报把这个要求确定下来。通过双方达成的妥协，每一方都以不带煽动性的语言来陈述各自的立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基辛格和周都立了大功。周的双眼总是盯着主要问题的，他知道同美国的新关系比在台湾问题上取得胜利更为重要。
在我们整个谈判期间，他始终沉着应对。周同赫鲁晓夫的滑稽丑态和勃列日涅夫的戏剧性表演形成明显的对照。他从不提高嗓门，从不拍桌子，从不为了压人让步而以中断谈判相威胁。我在1976年告诉周的妻子，她的丈夫总是坚定而有礼貌。就是当他“手里握有好牌”时也极为温和，这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我把他的镇定沉着大部分归功于他的锻炼和经历，但这也反映了他那成熟的自信心。俄国领导人明显地认为，在助手面前证明自己的男子汉气概是很有必要的，周却不以为然。
周的谈话并不像毛的谈话那样富于色彩，但他多次用生动的形象来说明他的观点。在我们从机场乘车前往宾馆的途中，他简单明了地说过:“你的手是从世界上最大的海洋那边伸过来的--双方没有往来整整二十五年。”
周是一个有造诣的诗人，有时就用一首诗来表明一个具体观点。提到1972年的总统选举，并表示希望我获胜。周谈到毛的一首题为《咏梅》的诗。周说:“在那首诗里，主席的意思是说，走出第一步的那个人，不一定总是伸出手来同你拉手的那个人。百花盛开的时候，也就是百花就要凋谢了。”周继续说，“你是那个采取主动的人，你也许不会在现在岗位上看到它的成功，不过我们当然会欢迎你再来”。
在我们于北京宾馆举行的最后一次长会上，周再一次用诗阐明了一个观点。他说:“在你楼上的餐厅里，有一首毛主席书写的关于庐山的诗。最后一句是'无限风光在险峰'，你们来中国就担了某种风险。”周的诗境同毛的诗境一样，在伟大的领袖们中间并非不寻常。政治学，从其最高的境界来讲，与其说是散文，毋宁说是诗。
周同蒋及美国调停者在中国内战期间的谈判，对于共产党的胜利是必不可少的。他的拖延战术为增强红军的力量带来了宝贵时间。他那假装妥协的愿望使得蒋的美国保护者们寸步难行。
一个台湾的国民党官员甚至这样说:“只要我们在内战中把周弄到我们这边来，今天被放逐到台湾的也许是毛，而我们就会在北京了。”不管说得多么言过其实，这个国民党官员却提出了一个正确的观点，这就是毛在革命中的作用被估计得过高了。毛不可能独自一人征服和统治中国。要是没有周，他能否做到这一点值得讨论。重要的是，毛实际上不是单枪匹马取得胜利的，是周毛之间的伙伴关系赢得了中国。
毛当初是个反抗地主和军阀压迫的农民，周则是一个同不平等和外国侵略作斗争的知识分子。他们代表中国社会里的两大因素，是在共产主义革命中团结起来的。
他们的伙伴关系虽然在历史上意义重大，不过一开始却是不吉利的。周在1931年来到毛的江西根据地时，是一个失败了的城市反叛者。周立即把军事指挥权拿了过来。毛在几年之后说，他在这个时期里，对党的事务“毫无发言权”。在国民党军队把红军赶出江西，迫使其进行长征之后，这两个人才合作制订了他们的迂回路线和战术。在万里长征跋涉途中，周挺身而出在政治上支持了毛，促成了把毛提升到共产党主席的地位。全世界都知道，他们正式的伙伴关系有四十二年之久。
毛把世界看成是充满矛盾和处在经常变化的状态，他把斗争看成高于一切。周更为务实，更着重于运用有选择的斗争来达到具体的目的。周把他那卓越的行政才能和似乎不知疲倦的个人精力，都用来反对中国五千万官僚分子的占压倒之势的惰性和使之处于一种能控制的程度，好让毛超脱具体事务，做国家的精神领袖。
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说过，“周在毛的面前，像一个伺候一位杰出的国会议员的笨拙的秘书”。周具有优雅风度，很难想象他像个笨拙的人，不过在毛的面前，他确实退居从属地位，至少部分是故意这么做的。他看清了觊觎毛的宝座的危险性。
20世纪中国这两位伟大领袖非凡的伙伴关系，在1972年以“文化革命”的结束和中美恢复友好关系的成功达到了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