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家大湾：敏感与鉴别—在“林副统帅”家乡反弹琵琶“讲政治”之二

林家大湾：敏感与鉴别
—在“林副统帅”家乡反弹琵琶“讲政治”之二
华中科技大学现代领导科学与艺术中心教授陈海春
我在上课时告诉学员们，评价一个领导者政治上是否头脑清醒，主要看三点：一是对政治方向的把握，二是对政治格局的把握，三是对政治事件的把握。而要做到这三点，一是要具有极强的政治敏感性，二是要具备极强的政治鉴别力。这就需要人们有很好的鼻子，有了它就可以嗅出政治方向的变化；需要人们有很好的眼睛，有了它就可以洞察政治环境的变化；需要人们有很好的脑子，有了它就可以判别政治格局的变化。从林彪从政生涯来看，他既有成功之处，否则不可能爬到那么高的位置；也有失误之处，否则不会仓皇出逃客死他乡。让我们来看看林彪的故事。
先来做个人格心理学关于“人生故事”的理论铺垫。该理论认为，故事是按照时间组织的用符号表示的对人类行动的说明。这个定义有三层意思：一是故事是按照时间为序列的，是特定时空的产物，不过在讲述时可以顺叙，可以倒叙，也可以插叙；二是用符号表示，它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一种用不同符号的记录，可以是口述的，也可以是书面的，可以是书本的，也可以是舞台的；三是它重在对人类行动的说明和解释，可以讲它是什么，也可以讲它为什么，还可以讲它原本应该怎么。人们借助故事来筛选或理解经验，他们设置情节、情景、人物来解释人们是如何和为什么做他们所做的事情。故事必须具有人物，人物必须要有目标，而且人物还不能顺利达到目标，否则就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尽管从原则上讲，任何基于目标的人类行动序列都能构成故事，但是人们只有选择性地描述某些事件和可能性，而选择的策略就是向故事中注入可能的危险性，以引起人们的好奇、关注和欣赏。也就是说要有冲突，“没有冲突，就没有故事”。目标是故事的核心，冲突是故事的显现，故事特别针对具有目标的人物和不同人物彼此冲突的目标。（《人格手册：理论与研究》，第十九章：个人叙述与人生故事）
——讲讲林彪在政治上头脑清醒的故事。什么是发展？发展就是一个人有得有失的不断变化的过程。人的发展大多数时间是连续的，但也有许多间断点，而这些间断点往往就是影响一个人发展状况的“里程碑式的事件”和“里程碑式的人物”。林彪与毛泽东的相识、相交、相怨、相恶，一句话，林彪与毛泽东和他缔造事业的关系，影响了他的一生，使他从弱不禁风的富家子弟磨练成身经百战的元帅，从一人之下亿万人至上的顶极位置变位蒙古草原上的一抔黄土。
林彪这个人不仅善思考，他还有一个本事，就是勤于将自己思考的东西写成文字向毛主席汇报。这样做有几个好处，一是逼着自己把问题想得更透一些，交给领导的东西是不可以马虎的，这有助于将自己的头脑始终保持清醒；二是让毛主席知道他在想什么，想的深度如何；三是让同样善于思考的毛主席与自己产生共鸣，产生好感。当然，林彪早年并不是一个完全投其所好的人，例如，在1930年元旦，林彪借新年之际给毛泽东写了封信，信中就写了诸如“红旗能够打多久”的悲观论调。毛在收到信后，用了一天的时间写了一封长达七千字的长信，这就是后来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为题发表的著名文章。现在许多人谈起这封信都是说毛对林的批评，其实我以为这不过是毛与林早期党内的正常交往和对问题的辨析而已，而且有一个人让自己的节假日中动动脑子也不是什么坏事，要不然这篇文章就不会成为毛泽东的“农村中心理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标志性产物。再来看一个故事，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出师华北地区前线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中国抗战开始以来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它用事实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政治意义巨大。林彪一夜之间成为抗日英豪，民族英雄，他的名字家喻户晓。但林彪并没有沉溺在胜利的喜悦中，他从我军的战斗状况、日军的战斗力、我军的伤亡人数及友军（国民党军队）的表现等方面入手，写了一篇涉及12条经验教训的《平型关战斗经验》，在该文的结尾中，他说：“这一切经验与教训都值得我们学习、运用在今后的抗战中，这些都是我们争取抗战胜利的必要条件。”这个文章写完后又是首先呈送毛主席审阅。你能说林彪在政治上头脑不清醒吗？
政治上头脑清醒就要善琢磨，熟悉林彪的人都说，他一天24小时除了睡觉，脑子很少有闲着的时候，总是在思考问题。让我们看看林彪爱读地图的故事。林彪专注于思考是出了名的，尤其是勤于堪察，爱读地图。他说：“要经常读地图，熟读地图可以产生见解、产生智慧、产生办法、产生信心。读的方法是把地图挂起来，搬凳子坐下，对地图看，从大方面到活动地区，从地区全貌到每一段的地形特点。从粗读到细读，逐块逐块地读，用红蓝笔把主要山脉、河流、城镇、村庄、道路标划出来，边读边划；等地图划烂了，就差不多把地图背熟了。……在熟读地图的基础上，要亲自组织有关指挥员和参谋对作战地区和战场进行堪察、核正地图，把战场的地形情况和敌我双方的兵力部署都装在脑子里去，做到闭上眼睛面前就有一幅鲜明的战场图，离开地图也能指挥作战。这样，在你死我活、瞬息万变的战斗情况下，可以比敌人来得快，争取先时，先敌一着，掌握主动，稳操胜券。” 再讲一个林彪教杨成武如何当师长的故事。西安事变后，抗大学员毕业，陆续分配工作，军委决定任命杨成武为一军团一师师长。杨成武过去一直做政治工作，希望仍干老本行，军委仍坚持原任命并委托作为校长的林彪同杨谈话。林彪对杨成武说了九条：1、要勤快，2、要摸清上级的意图，3、要调查研究，4、要有个活地图，5、要把各方面的问题想够想透，6、要及时下决心，7、要有一个很好的很团结的班子，8、要有一个很好的战斗作风，9、要重视政治，亲自做政治工作。
——再来选一个林彪在政治上头脑不清醒的故事。没有必要说林彪在政治上有过几次不清醒的故事，讲一个最终断送他政治生命和自然生命的故事足矣。1969年，中共九大之后，文革中天下大乱的阶段基本告一段落，对于毛来说，下一步就是巩固现有的秩序，促进国内各派势力的联合，实现他老人家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政治理想。然而，作为辩证法大师的毛深知平衡总是相对的，不平衡则是绝对的。当时在毛的视线里，主要是在文革中崛起的两大派势力，一是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人马，曾一度取代中央政治局，九大后势头下滑；二是以副统帅林彪为首的军事系统，控制了中央政治局的一半力量，九大后势头上升。毛从来认为，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只有枪杆子里才能出政权，因此，文革中成长起来的秀才们不足为虑，但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东北虎就不可等闲视之。林彪手下的四大金刚没有一个不是当年在东北“四野”的旧部，把持了军委办事组，掌控总参、空军、海军和总后，到现在我都没有想明白，有毛主席在上，林彪怎么可能搞这样一个清一色的班底，这不是找死吗？林彪这个时候，无论如何低调都难难免有尾大不掉之嫌，更不要说坚持自己的某些主张了，而且是那些让毛十分难受的主张，这就是在历史上著名的设“国家主席”之争。
国家主席是一国元首，对外代表国家，理论上说，一个国家不能没有主席。新中国的国家主席，第一任是毛泽东本人，后两任是刘少奇。在文革中，刘少奇被打倒，国家主席便空缺了，对于毛来说，党的主席已经具有最高权威，重当国家主席实在没什么意思。问题在于，自己如果不当，这个位置理所当然应该落在林彪的头上。但林彪已经名义上掌控了军队，如果再控制政府权力，那么他的势力就远不是当年的刘少奇可比的了，政治格局将严重失衡。作为一个大政治家，毛泽东绝不会允许出现这样的情况，因此，才有了提出的不设国家主席之举，而且在各种场合连讲了五次，并一次比一次不耐烦。以林彪的政治阅历和经验，他不可能看不到这点，也许是利令智昏，也许是旁人帮闲，总之他的政治敏感性和鉴别力降到了零点以下。在1970年庐山会议，也就是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他鼓捣有些人再次提起毛做国家主席之事，惹得毛大发脾气，声称再有人要设国家主席那他就下山。事情成了僵局，林彪也不好再开口提国家主席的事。他又调整主攻方向，先大讲毛泽东为“天才”，后又齐集火力攻击党内有人反对毛泽东是天才，是“陆定一式的人物”，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路线”，矛头直指张春桥。众多的中央委员不明内情，加上对中央文革等人反感已久，便一齐加入了炮轰。江青、张春桥等人极为恐慌，连夜来找毛泽东告状。毛泽东对整个事件是清楚的，只是没想到会闹得这么大。陈伯达等人揭批的一些张春桥不宣传毛泽东为“天才”的“罪证”，实际都是张秉承毛的旨意行事的，这就等于整到了毛的头上。于是毛决定采取断然措施，反击林彪一伙，这才有了后面一系列的故事：首先，打掉手无缚鸡之力的秀才陈伯达；其次，发动批陈整风运动，抓住庐山的事不放；再次，采取“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等舆论和组织手段，分化林彪的势力；最后，亲自南巡，并一路上大谈林彪和他的黑干将的种种不是，以敲山震虎。几个回合下去，林彪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至于让自己乳臭未干的儿子去刺杀毛，这更是下下策。最后，1971年9月13日凌晨2时，蒙古温都尔汗高原上一声巨响，林彪折戟沉沙，机毁人亡，成为“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董必武说：“这是最好的结局。”而1972年，善用古代经典的毛主席，引用白居易《放言王首并序》中的第三首，对林彪其人做了评价：“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从林彪故事中，我们可以获得怎样的启示？第一，政治的故事，往往是参与者博弈的过程，所谓，也就是说，博弈意味着通过选择合适策略达到合意结果。第二，政治的故事，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对当事人动机和行为的解释往往是不一样的，观察渗透着讲故事人的理论和经验。第三，由于“信息不对称，时空不统一”的法则，政治故事永远和实际发生的事情有着很大的距离，人们姑妄言之，你就姑妄听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