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回家的路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08:27:59
每次回家总会有不同的感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思想也渐成熟起来,对一些社会问题的洞识更加透彻，我变得有些叛逆不再像儿时温顺了，我学会了怀疑不再逆来顺受,我懂得了反思和批判。
家是我们心灵的归宿，离家久了总会不由自主地想家、思念亲人，我们得了恋家症。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这样写道：“家”这个词仅当人类从野蛮进入开化时获得了重要意义，然而它马上就随着人的文明而失去了这一意义。家的衍生也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我们对家都有一种非常亲切地感觉，也许家对于国人来说更加亲切，因为古代中国的社会是以“家”和“国”为核心的，是身份的社会、等级的社会，家族是社会的基本细胞，父权在家庭中又是居于绝对的核心地位。或许基于这种历史的沿袭，中国人对家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远远比西方人更加强烈的冲动。
第一次离家是高中到县城读书，年少的我实在是抑制不住那种强烈的思家的欲望，那是我第一次想念亲人而流泪。以后频繁的离家让我对家越来越亲切，让我对 “走”这个字更加地敏感了。如今我在异地读书，回家的路是越来越远了，但那种回家的冲动却越来越强烈了，父母老了，我长大了。
我是听着《父老乡亲》长大的，相信同龄人对这首歌曲都很熟悉，我热爱我的家乡，并深沉地爱着这片土地，爱着勤劳善良的父老乡亲。儿时的爱是纯真的无暇的，如今的爱是痛苦地爱、深沉地爱、更加理性的爱，因为爱得切所以痛的深。我厌恶家乡的方言尽管我现在每天都要讲，它没有任何地方特色，是一种近似普通话却声调离奇的语言，说起来特别难听，是一种流寇的“杂种”方言，这种批判绝非过于严厉，它通过愚蠢的教育者（范畴定义在语文教师群体）对年轻一代的毒害是无法估量的。①在火车上这种公共场合交际本应该用普通话但是每当我踏上回家的列车，车厢内一片混乱到处充斥着徐州方言就连列车员也不用普通话这令我很反感。我热爱家乡美丽的自然风景，纵然没有青山绿水但也有鸟语和花香。我在不同场合也不止一次地说过我家乡的政治环境深恶痛绝，我的热爱和理性不能容忍自己的家乡被一群愚昧无耻的官僚统治和蹂躏。朴实的民众不是既得利益者，在一定程度上讲他们是受害者，是这种腐朽的官僚体制运行的牺牲品，在一份简单的关于法律意识现状的调查问卷过程中，我发现我们基层的民众麻木的有些近乎无知，有些人由于胆怯甚至拒绝问卷和访谈，大多数人对“法律是什么”这一问题并不明确，他们不太过多地关注很难给自己带来多么直接利益的法律，即使它们偶尔关注一下法律也是因为自己或亲友遇到了麻烦，可能要吃官司，他们是被动地认知法律。如果当下法律的运行和传播单纯靠政府的宣传和官僚的把持，靠民众去阅读对他们来说似乎很抽象的法律条文，那么这与我们立法的初衷是相悖的，我们的法律运行是艰难却失败的。民众的法律意识单纯和淡泊的可怕，在内心他们没有所谓的权利意识和法制观念，记得十年前在我读小学时当时就向我们灌输：要敢于同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要学法、懂法、守法，不断增强自己的法律意识。现在想想觉得幼稚可笑，我们基层民主自治组织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暴露了严重的问题，行政官僚消极的不作为和积极的胡乱作为将基层的民主自治环境蹂躏的不成样子，强行拆迁、肆意征地、胡乱收费…… 总之乡土中国不再是费孝通笔下的“长老统治、无为而治”了，各种矛盾在深层次日益加剧。政府权力全把握于官僚手中，官僚有权侵夺普通公民的自由，官僚把政府措施看为自己图谋利益的勾当。②或许这是对中国官僚的最好写照，在某些贫困的地区，有些人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有病看不起甚至无助地等待死亡的厄运，适龄儿童无法正常地接受义务教育，这是谁的罪过？难道他们生下来就有罪吗？无耻的行政官僚干着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民众为何还要这般地感恩戴德？我们为何不能习惯民主？宪法不是说民众是国家的主人，行政官僚是我们的公仆，他们为何又地粗鲁蛮横？我向来是不赞成“官僚”这一词，我认为用公务员一词似乎更加合理，纵观世界各国中国人对官僚一词情有独钟，国民敬官、畏官，自古官官相卫，谈官色变。中国从来都没有官的正式注解，故而行政诉讼我们通常又称 “民告官”，我却从来没听那个人说这是“主告仆”，这让我很反感，这是国民奴性的表现，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偏要歌颂功德，民众做了奴隶还要感恩戴德地去感激奴隶主,这是国民的弊病。
真有一种近乡情更怯的感觉，离家的路越来越遥远，回家的路越来越崎岖，思乡的情感越来越复杂，面对这片沧桑地土地握有一种想哭得冲动，我的心在滴血，因为爱所以恨。
一个年轻的学生，面对如此龌龊、腐败的事实，他又能够做些什么呢？他完全可以视而不见眼前的这一切，但是他还有未泯的良知，他不能。他要做敢于说皇帝没有穿衣服的那个孩子。
柏杨说中国人是丑陋的、愚昧的，中华文化中有一种毒素，在世世代代地毒害着我们的子民。这么一个庞大的国度，拥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一个庞大民族，却陷入贫穷、愚昧、斗争、血腥等等的流沙之中，难以自拔。我看到别的国家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心里充满了羡慕。③这也是中国人被这种流寇的文化和传统压抑地不会笑了，笑得是那么地难看和牵强。
再过几分钟就是新的一年了，写篇文章、发发牢骚给新年末日做个交待。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不会发牢骚或许我们永远长不大。时间在无情地流逝而我们却是无奈的。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④
今夜祈求所有的人平安！
注：
①．需要说明的是在我的家乡徐州（苏鲁豫皖的交界处），由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我说这个地方的语言是一种流寇的杂语言，不三不四的东西。在我的记忆里这一带的教师尤其是语文教师基本上是用方言执教，一个人的幼年时期是非常重要的，是知识和思想的启蒙阶段，一个人的可塑性往往与年龄的大小成反比，因而这种畸形的凭借方言的进行的语文教育对我们年轻一代甚至将来对我们的下一代的毒害是非常深的，我无法不怨恨，因为我和我的兄弟姐妹就是受害者，希望能够唤醒教育者的良知，停止对年轻人的毒害。北京学者陈步雷先前发表过一篇文章《语文教育的弊端》，有兴趣的读者朋友加以搜索阅读。
②．参见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详细参阅第一篇“论所谓官僚政治”。
③．参见柏杨《丑陋的中国人》之“丑陋的中国人”，古吴轩出版社。
④．参见海子《海子诗集》之“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除夕夜于家中
家是我们心灵的归宿，离家久了总会不由自主地想家、思念亲人，我们得了恋家症。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这样写道：“家”这个词仅当人类从野蛮进入开化时获得了重要意义，然而它马上就随着人的文明而失去了这一意义。家的衍生也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我们对家都有一种非常亲切地感觉，也许家对于国人来说更加亲切，因为古代中国的社会是以“家”和“国”为核心的，是身份的社会、等级的社会，家族是社会的基本细胞，父权在家庭中又是居于绝对的核心地位。或许基于这种历史的沿袭，中国人对家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远远比西方人更加强烈的冲动。
第一次离家是高中到县城读书，年少的我实在是抑制不住那种强烈的思家的欲望，那是我第一次想念亲人而流泪。以后频繁的离家让我对家越来越亲切，让我对 “走”这个字更加地敏感了。如今我在异地读书，回家的路是越来越远了，但那种回家的冲动却越来越强烈了，父母老了，我长大了。
我是听着《父老乡亲》长大的，相信同龄人对这首歌曲都很熟悉，我热爱我的家乡，并深沉地爱着这片土地，爱着勤劳善良的父老乡亲。儿时的爱是纯真的无暇的，如今的爱是痛苦地爱、深沉地爱、更加理性的爱，因为爱得切所以痛的深。我厌恶家乡的方言尽管我现在每天都要讲，它没有任何地方特色，是一种近似普通话却声调离奇的语言，说起来特别难听，是一种流寇的“杂种”方言，这种批判绝非过于严厉，它通过愚蠢的教育者（范畴定义在语文教师群体）对年轻一代的毒害是无法估量的。①在火车上这种公共场合交际本应该用普通话但是每当我踏上回家的列车，车厢内一片混乱到处充斥着徐州方言就连列车员也不用普通话这令我很反感。我热爱家乡美丽的自然风景，纵然没有青山绿水但也有鸟语和花香。我在不同场合也不止一次地说过我家乡的政治环境深恶痛绝，我的热爱和理性不能容忍自己的家乡被一群愚昧无耻的官僚统治和蹂躏。朴实的民众不是既得利益者，在一定程度上讲他们是受害者，是这种腐朽的官僚体制运行的牺牲品，在一份简单的关于法律意识现状的调查问卷过程中，我发现我们基层的民众麻木的有些近乎无知，有些人由于胆怯甚至拒绝问卷和访谈，大多数人对“法律是什么”这一问题并不明确，他们不太过多地关注很难给自己带来多么直接利益的法律，即使它们偶尔关注一下法律也是因为自己或亲友遇到了麻烦，可能要吃官司，他们是被动地认知法律。如果当下法律的运行和传播单纯靠政府的宣传和官僚的把持，靠民众去阅读对他们来说似乎很抽象的法律条文，那么这与我们立法的初衷是相悖的，我们的法律运行是艰难却失败的。民众的法律意识单纯和淡泊的可怕，在内心他们没有所谓的权利意识和法制观念，记得十年前在我读小学时当时就向我们灌输：要敢于同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要学法、懂法、守法，不断增强自己的法律意识。现在想想觉得幼稚可笑，我们基层民主自治组织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暴露了严重的问题，行政官僚消极的不作为和积极的胡乱作为将基层的民主自治环境蹂躏的不成样子，强行拆迁、肆意征地、胡乱收费…… 总之乡土中国不再是费孝通笔下的“长老统治、无为而治”了，各种矛盾在深层次日益加剧。政府权力全把握于官僚手中，官僚有权侵夺普通公民的自由，官僚把政府措施看为自己图谋利益的勾当。②或许这是对中国官僚的最好写照，在某些贫困的地区，有些人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有病看不起甚至无助地等待死亡的厄运，适龄儿童无法正常地接受义务教育，这是谁的罪过？难道他们生下来就有罪吗？无耻的行政官僚干着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民众为何还要这般地感恩戴德？我们为何不能习惯民主？宪法不是说民众是国家的主人，行政官僚是我们的公仆，他们为何又地粗鲁蛮横？我向来是不赞成“官僚”这一词，我认为用公务员一词似乎更加合理，纵观世界各国中国人对官僚一词情有独钟，国民敬官、畏官，自古官官相卫，谈官色变。中国从来都没有官的正式注解，故而行政诉讼我们通常又称 “民告官”，我却从来没听那个人说这是“主告仆”，这让我很反感，这是国民奴性的表现，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偏要歌颂功德，民众做了奴隶还要感恩戴德地去感激奴隶主,这是国民的弊病。
真有一种近乡情更怯的感觉，离家的路越来越遥远，回家的路越来越崎岖，思乡的情感越来越复杂，面对这片沧桑地土地握有一种想哭得冲动，我的心在滴血，因为爱所以恨。
一个年轻的学生，面对如此龌龊、腐败的事实，他又能够做些什么呢？他完全可以视而不见眼前的这一切，但是他还有未泯的良知，他不能。他要做敢于说皇帝没有穿衣服的那个孩子。
柏杨说中国人是丑陋的、愚昧的，中华文化中有一种毒素，在世世代代地毒害着我们的子民。这么一个庞大的国度，拥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一个庞大民族，却陷入贫穷、愚昧、斗争、血腥等等的流沙之中，难以自拔。我看到别的国家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心里充满了羡慕。③这也是中国人被这种流寇的文化和传统压抑地不会笑了，笑得是那么地难看和牵强。
再过几分钟就是新的一年了，写篇文章、发发牢骚给新年末日做个交待。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不会发牢骚或许我们永远长不大。时间在无情地流逝而我们却是无奈的。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④
今夜祈求所有的人平安！
注：
①．需要说明的是在我的家乡徐州（苏鲁豫皖的交界处），由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我说这个地方的语言是一种流寇的杂语言，不三不四的东西。在我的记忆里这一带的教师尤其是语文教师基本上是用方言执教，一个人的幼年时期是非常重要的，是知识和思想的启蒙阶段，一个人的可塑性往往与年龄的大小成反比，因而这种畸形的凭借方言的进行的语文教育对我们年轻一代甚至将来对我们的下一代的毒害是非常深的，我无法不怨恨，因为我和我的兄弟姐妹就是受害者，希望能够唤醒教育者的良知，停止对年轻人的毒害。北京学者陈步雷先前发表过一篇文章《语文教育的弊端》，有兴趣的读者朋友加以搜索阅读。
②．参见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详细参阅第一篇“论所谓官僚政治”。
③．参见柏杨《丑陋的中国人》之“丑陋的中国人”，古吴轩出版社。
④．参见海子《海子诗集》之“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除夕夜于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