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先生的“贫富共和”论是创新还是忽悠？

秋风先生的“贫富共和”论是创新还是忽悠？
水生
在对二十八年的改革进行了近两年的反思之后，对当今中国存在官员腐败严重、贫富差距拉大和社会分配不公已成为各界的共识。一些原先反对“反思”的“精英”们终于也不得不承认这个现实。在这种情况下，有两个问题就必然会被提出来：一是，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二是，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从目前情况看，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一些掌握话语权的主流媒体和精英学者所发出的声音与网络论坛上社会大众的反应显然是大相径庭的。
近来，茅以轼提出要“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结果引起嘘声一片。徐友渔和杨奎松则发表文章，将产生腐败和贫富分化的原因都归咎于改革前“毛泽东时代”的等级和特权体制。由于他们不得不承认现实情况比过去更加严重，这就明显违反了历史逻辑和许多亲历者的实际感受，从而引起了人们的普遍质疑。如今，著名学者秋风先生又在2007年9月6日的《南方周末》上以半个版的篇幅发表了一篇题为“贫富共和：妥善安排穷人和富人关系的惟一出路”的文章（下称“秋文”）。从未听说的“贫富共和”论也正式亮相，而且还是“惟一出路”，真让人不得不对这些主流精英学者们的“创新”精神佩服之至。笔者在仔细读完秋风先生的文章以后，终于明白，这不过又是一场大忽悠！让人奇怪的是，今天（9月7日）的《南方都市报》又摘要推荐了这篇文章，却只是选择了原文不到四分之一内容，从而让此文更具有欺骗性。为让读者能了解秋文的真实目的，笔者特按其全文内容作出以下评述。
秋文特地用大字在正文前表明，“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既不是富人的经济学，也不是穷人的经济学，而是促进贫富合作与交换、以增进共同福利的经济学；这个社会所需要的政治学，也是旨在实现贫富享有平等权利、共同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政治学”。瞧，谁说主流学者们只会抄袭而不会创新？秋风先生就明确表明了无论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都是可以“与时俱进”根据“需要”而加以变化的。然而，谁都无法否认，任何时代都存在着不同的社会群体，不同的群体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下必然存在不同的需求。即便按秋风先生所说的“富人”和“穷人”来区分，“富人”和“穷人”如何“合作”？双方“交换”什么？什么是双方的“共同福利”？ 成为弱势群体的“穷人” 如何能与居于强势群体的“富人”享有“平等权利”？连在主流媒体上的话语权都已丧失的“穷人”又如何能与“富人”共同“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秋风先生所说的“需要”究竟是“我们这个时代”哪个群体的“需要”？ 只要仔细阅读秋文，就很容易对上述问题找到答案。
其实，从秋文开头的一段话中就可以看出秋风先生提出“贫富共和”论的用心之良苦。他说，“穷人与富人之关系问题，一次又一次被提出来。不幸的是，每一场讨论的参与者，似乎都是激情多于理性。某些人在意的是抢占道德制高点，讨论的情绪化色彩一波高过一波。贫富关系问题似乎正在变成为一个不可解决的问题。这是危险的。避免这种危险的惟一出路是贫富共和。”原来，秋风先生提出“贫富共和”论的目的是为了“避险”！且不说“贫富关系问题”本来就是人类社会几千年来还未能解决的问题。古今中外有多少先贤智者都曾为此而殚精竭虑，又有多少仁人志士都曾为此而奋斗终身，他们都是从探寻贫富问题产生的源头开始思考，从抑富扶贫、为弱者呐喊和努力缩小贫富差距做起，可还没听过有“贫富共和”这一说的。秋风先生究竟感到了什么“危险”？是因为别人“抢占道德制高点”？或者是“讨论的情绪化色彩”太浓？这些似乎都不足以引起常在媒体上占有一席之地的秋风先生如此担忧。秋风先生何不对危从何来、险在何处说个明白？否则，如果立论的前提都不能成立，岂非成了庸人自扰？
秋文第一部分的小标题为“重要的是找到建设性解决之道”。如何找到这条道路？秋风先生也是从“处理贫富关系的前提是认识贫富差异的根源”开始的。对此，他认为基本上有两种政治经济学。
“第一种认为，即使在一个制度公正健全的社会中，由于每个人的自然禀赋不同，也必然会形成贫富分化的格局。”或许，这就是秋风先生认为的“富人的经济学”。他为此还特地举例说明，“假定所有人从完全相同的初始状态开始，比如，每个人都被上天赐与100元。由于人的智力、性格、习惯、偏好等不同，那些富有企业家精神、更为节俭、更为勤奋、更看重未来的人，或者是运气好的人，财富可能积累到500元。另一些人不具备这些因素，只剩下20元。这样的差异是自然的，可以基于功利的目的予以矫正，但穷人与富人在道德上却两不相欠。”
秋风先生如此说法，其实是想说明，社会个体之间的自然差异是产生贫富分化的根源。其实，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也无论是哪一种政治经济学，都承认个体之间的差异都可能造成个人之间贫富的差异。但笔者还从未见过有哪一种“政治经济学”会公然将这种个体之间的差异说成是造成贫富差异的主要根源或决定性根源。“王候将相，宁有种乎？”这种从“一个制度公正健全的社会”中的假定的“相同的初始状态”出发而举出的案例，无非是想说明，“富贵由命，生死在天”，富人与穷人的贫富差异是“自然的”，双方在道德上“两不相欠”。只是秋风先生没有能够再具体地说明一下，除了“运气好”的“天意”以外，案例中的成功者究竟是如何将100元增值到500元的？除了“劳动”（包括其投资经营活动）以外，究竟还有什么办法能让原始资本如此增值？可以肯定地说，只要他的经济活动并不是全部“自然的”，就必然会有“社会的“因素介入到生产、交换、经营和其它的社会活动关系之中去。在这种纷繁复杂的社会条件下，双方的贫富差异还能够是完全“自然的”，而且与社会道德“两不相欠”吗？决定社会成员贫富差异的根源究竟是“自然的”还是“社会的”？秋风先生所说的第一种“政治经济学”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秋文接着说，“第二种政治经济学则相信，富人的财富乃是剥削而来的，穷人是因为受到剥削才贫穷的，所以富人在道德上就是坏的。”这明显是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许就是所谓的“穷人的经济学”。就是不知秋风先生说话为何总要如此躲躲闪闪？值得注意的是，秋风先生在此时使用了一个偷梁换柱的手法，就是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对“资本”与“劳动”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结论，也就是说将“资本家富有”与“劳动者贫穷”的根源偷换成了“富人”与“穷人”之间贫富关系的根源。而这二者的内涵与外延显然是各不相同的。或许是因为秋风先生担心说“劳资共和”过于露骨而难以被人们接受，而说“贫富共和”则不容易被人们发现其真实目的，所以，秋文在这篇大谈“贫富共和”论的全文中通篇竟就是找不到“劳”“资”二字。与秋风对“第一种政治经济学”没有说半个“不”字相对比，他对“第二种政治经济学”可是持明显的批评态度。
秋文断言，“尽管‘主流经济学’今天似乎成过街老鼠，但它在过去十几年至少已经取得一项成就：没有多少人公开地信奉第二种政治经济学了。愤怒谴责富人的时评家们竭力把自已与这种观念撇开，声称自已并不想批评那些通过企业家精神获得财富的人。”秋风先生的自我感觉实在是太好了，不仅是依然还在为“过街老鼠”表功，而且还顺手向“第二种政治经济学”打一巴掌，还不忘为那种莫名其妙的依靠所谓“企业家精神”而致富的人献一下媚。你难道还不清楚，中国的百姓从来就没有什么不分青红皂地“仇富”情绪。正是那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与腐败官员和不法商人相勾结而形成的“腐败铁三角”的所作所为，也正是如你所说的那“第一种政治经济学”的荒唐可笑，从而让多少人不得不感叹马克思和毛泽东多年前的预言，又有多少人重新开始研究和信仰马克思主义，从各个论坛上对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讨论经久不衰就可为此作证。如果大多数人都已不信奉“第二种政治经济学”，那么，当今社会又何以能让某些人“抢占道德制高点”，又何以能让这种讨论“一波高过一波”，更何以能让“主流经济学家”们成为“过街老鼠”？更何以能让你秋风先生惊呼“危险”而急急忙忙地提出什么“贫富共和”论？
摘录秋文中以下的段落，或许不用加以评论就可以让人们更加看清楚秋风先生提出“贫富共和”论的真正目的。
“不幸的是，除了一些特别明显的个案之外，通常情况下很难准确判断，某个具体的富人的财富，究竟出自哪一个源泉。”“你如何判断，这些人的财富是市场正常运转自然产生的，还是特权不公平地带来的？”“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假如把贫富关系作为一个政治问题、一个社会治理问题来考虑，则真正重要的，本来也不是仔细追究每个人的财富的来源是否正当。”“富人群体在正常的市场源泉之外，借助特权攫取财富，那并不说明他们是道义上的‘坏人’，而很可能是因为制度扭曲，那些权力不受约束的官员才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因此，如果人们希望改变不公正的现状，恢复公正的秩序，重要的就不是去追究富人群体过去做错了什么，而是理性地面对财富配置的不均乃至不公局面，深思建设性解决之道，避免财富占有量不等的人群之间的仇视、冲突乃至社会断裂。这个建设性解决之道，就是贫富共和。”
秋风先生的这些话说得多么地好啊，笔者不禁要为这些话击节鼓掌。因为笔者发现，如果我们的社会认同秋风先生的这一高论，那么，将上述文字中的“富人”二字改成“穷人”，将更加符合逻辑。特别是当“穷人”被迫成为“强盗”、“窃贼”或“骗子”时，一旦走上法庭，如果律师能将上述文字抄入辩护词中，法官们肯定将会哑口无言。如若不信，请读者将改过后的文字念一遍试试。由此可见，当一个学者因为既得利益所致而将法律、法制和法治都抛之脑后时，将会出现何等荒唐的结果。
秋文在提出“贫富共和”这一具有“创新”精神的概念之后，竟然一下子就将文章转向了亚里士多德的罗马时代。秋风先生提出，“罗马文明可作我们的借鉴”。他声称，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的某卷某某章中讨论过这个问题，并自说自话地将城邦制国家中的寡头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共和”说成“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富人与穷人的共和”。令人遗憾的是，经常引经据典的秋风先生这次却连一句引文都无法列出，只能牵强附会地将自已个人的推测作为依据。唯一的例子就是据说罗马的“平民”能参与推举“护民官”。在当时还存有大量奴隶的时候，这种由寡头、贵族和平民组成的“贫富共和”难道也值得我们借鉴？尽管如此，秋风先生还硬要将“近代以来各国的法治、宪政之道”说成“同样是在深化共和这一主题，在解决自由权与权力的关系问题之外，也致力于妥善解决穷人与富人的关系问题。比如，在代议民主制的制度的制度安排中，人头和财富可以各自发挥作用，既同时表达，又相互制衡。在这样的架构中，穷人、富人共同推进社会、国家的公共利益。此一利益增长的过程，通常会同时增进双方的权利和利益，至少不会损害任何一方的权利和利益。”这真是一种多么和谐诱人的景象呀！近代以来，有如此通过“贫富共和”而解决贫富关系问题的国家吗？请秋风先生举几个具体的例子看看。这不是明显的忽悠又是什么？
当我们被一些人启发、劝导要“争取民主，反对专制和独裁”时，往往会被精英们告知，民主是等不来的，必须要自已去争取，要与“专制和独裁”进行坚决的斗争。笔者对此也毫不怀疑。但在处理贫富关系问题时，我们却一再地被精英们告知，“斗争哲学是一种毁灭的哲学”。秋文在这一标题下说，“贫富共和之道，以整个社会、起码是主流社会‘贫富共和’的精神为前提。而滋养这种精神，首先需要清理潜藏在不少人心底的斗争哲学。”
秋文指称，“这种斗争哲学教导人们说，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利益是相互对立的，只能玩一种零和游戏，一方之所得就是另一方或其它所有人之所失。因此，一个群体要改变自已的位置，就必须通过斗争消灭对方。”对秋风先生所说的这种斗争哲学，笔者还是第一次听说。不知在我们的社会中，在哪里会有谁公然会如此教导别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讲矛盾双方的斗争时，总是讲对立统一规律的，并没有讲过什么“零和游戏”。反倒是那些“主流经济学家”们信奉的所谓经济人理论和市场竞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与秋风所说的“斗争哲学”有点相似。不知秋风先生的观点是否正是由此而来？
如果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立统一规律来讲“斗争哲学”，贫富之间既然存在“差异”也就必然存在“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必然会通过某种形式的斗争，通过双方的谈判、斗争和较量，在新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统一。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处理贫富关系问题，首先都是从处理劳资关系，改善劳资之间的一次分配不公状况开始的。国家与社会的二次分配只能起到一定的保障和补充作用。劳资双方的矛盾和斗争就是这样逐步发展到现在的情况。可以说，没有劳资双方长期的多次的较量和斗争，就没有今天劳资双方的暂时平衡。劳动者进行的罢工斗争，至今在世界各地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当然，如果说如秋风先生所说的那种“弱肉强食”和“你死我活”生存竞争的自然丛林法则那样的“斗争哲学”，人类走向毁灭也是必然的。但是，如果要批评的那种“斗争哲学”，需要的不是改变“第二种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而恰恰需要改变的是“第一种政治经济学”所信奉的市场竞争的丛林法则。
至于秋风先生提出“贫富共和的前提是，主流社会形成一种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所说的‘和谐利益观’，即每个穷人与每个富人的利益其实不是互斥的，而是和谐的，互补的。与他人和平地共同生存，这是每个人最根本的‘正确利益’。这样的观念，会引导、约束每个人克制自已的欲望，不以剥夺对方、消灭对方作为追求自已利益的手段。同时，面对利益的可能冲突，也知道理性地作出妥协。这种基于理性的妥协精神，乃是贫富共和的精神基础。”笔者认为，这段话应当由秋风先生去对中国的富人们去说。因为在当今中国，穷人是绝大多数，是弱势群体；富人是极少数，是强势群体。如果不是为了忽悠穷人，无论是从紧迫性还是可操作性而言，穷人们已经忍耐和等待了太久太久了，现在最需要“理性地作出妥协”的就是富人，富人们应当对此率先垂范。至于秋风先生所说的“贫富共和”论，如果仅仅依靠富人们的自律，那肯定就是对穷人的忽悠。
纵观秋文的全部内容，秋风先生所担忧的还是富人中一部分人的违法乱纪行为会受到穷人们的追究，担心富人们的利益受到穷人们的侵害，这就是其提出“贫富共和”论的初衷。笔者深为秋风先生的这种胸怀富人的悲悯情怀所感叹。但是，如果中国忘记了邓小平先生所提出的“先富帮后富”和“实现共同富裕”，秋风先生作为“惟一出路”提出的“贫富共和”论将会走向何处，我想，中国未来的社会实践将会说明一切。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2007年9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