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问学余秋雨--与北大学生谈中国文化（三）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11:47:47
寻找真实的孔子）
]
‖余秋雨：中国人对于孔子的记忆，大多是他的一些话而不是他这个人。他这个人，由于被历朝历代供奉了一千多年，也就失去了一个活生生的他。我们的记忆，就是要穿过千年迷雾，去寻找真实的他，哪怕一个背影也好。钱锺书先生讲过，你吃鸡蛋，不必去了解生这个鸡蛋的母鸡。这是一个作家的玩笑说法，不能当作真理。实际上，我们即使在选择一种比较重要的生活用品时，也会考虑它的生产者，更何况是精神产品，而且是长期运用的精神产品。对于一个注定会影响我们人生的思想家，我们必须有所了解，否则，对他和对我们，都不公平。
这个道理，可以借孔子的亲身经历来说明。孔子曾经跟鲁国著名乐师师襄学琴，他很聪明，才学了十天，一个曲子就学会了。师襄说，你可以进一步学习其他的技巧了。孔子说：“我虽然学会了这个曲子，但还没有掌握它的规律。”过了几天，师襄说：“你已经掌握了它的规律，可以学习其他的曲子了。”孔子又说：“虽然我把握了它的规律，但我还没有领悟曲子表达的志向，我还要继续练习。”过了一段时间，他已领会了作曲者的志向，但他想知道作曲的这个人是谁。他就跟着乐师不断地弹啊弹，忽而庄严肃穆地凝神深思，忽而怡然自得地举头眺望，突然他高兴地说：“我抓住他了，这个人身材修长，皮肤黝黑，目光深邃，有如君临天下的圣王。就是这个人，我抓住他了，除了周文王没有其他人了！”
师襄恭敬地赞叹道：“这个曲子正是《文王操》。”这个故事说起来有点神秘，孔子学琴学到最后，竟抓住了一个活生生的作曲家。这里边的道理，有深刻的象征意义。所以，我们也有理由在学习孔子的很多学问之后，去把握他这个人。
‖王安安：我读《论语》的时候就觉得，孔子的所有大道理都跟他讲话的情景有关系。有时候我甚至不看他说了什么，就看他在什么情况下说的，想象他说那些话的时候的表情和心态，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玩的老头子，很可爱。
‖余秋雨：这就是哲学态度和诗学态度的区别。哲学态度追求严谨的词语理性，而诗学态度则关注生动的人格状态。
用哲学态度对待古人，古人也就变成了理念；用美学态度对待古人，古人便从理念中释放出来重新成为活人。美学态度是一种亲切态度、俏皮态度、平视态度，可能会引起学究们的不悦，不管他们。因为好的人生就是诗，隔了两千多年还在被人惦记的人生，更是诗。
好吧，那就让我们向孔子走近。
孔子的先人是殷商王朝的王室成员微子，他的墓就在山东微山湖上。他在殷王朝向周王朝转化的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受到周王朝的重用，被周成王封为宋国的国君，在现在的河南商丘一带。孔子说自己是殷人之后，是和微子这个祖先有关的。孔子前五代的时候，为了避祸，来到曲阜地区。曲阜曾一度做过商的都城，商汤建立商朝的时候，建都在亳（今河南商丘），此后三百年中，迁都五次，最后盘庚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由此可见，孔子是有贵族血统的，只是在他前面这几代祖先，已经在兵荒马乱当中败落了。这个过程也与周代的宗法制度有关，所谓“五世亲尽，列为公族”，孔子的家世也就从诸侯而降为公卿，又由公卿而降为士民。整个过程，十分自然又十分典型。这在孔子的文化记忆中，埋下了贵族意识和平民意识的双重结构。
到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情况发生了变化。孔子的父亲是身材高大、力气惊人的一位将军，在一次战争中，他居然靠自己的力气把城门顶起来，立下了大功。我们的大思想家有一个身体健壮的父亲，这事听起来比“家学渊源”更让人开心。我一直认为，一个人对父辈的继承，继承财产是最低等级，继承学识是中间等级，继承健康才是最高等级。这里所说的健康，包括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孔子一生历尽磨难却一直身心健壮，我想与他这位扛起了城门的父亲很有关系。他也凭一人之力，扛起了一座大门。这门，比城门还要大，还要重。
‖司晨：古人讲究“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其实是全面发展，后来读书人就忘记这个教训了，很孱弱，这个影响一直到现在。其实身体好对脑力劳动也有很大帮助，大家还是应该学学孔子的。
‖余秋雨：我听说，司晨是足球踢得很好的北大博士，有资格说这个话。从司晨回到孔子，我们继续，孔子的父亲和母亲年龄相差很大，最常见的说法是他母亲在十七岁生下孔子时，他父亲已经七十一岁了。中国民间一直有“老夫少妻出神童”的说法，不知有没有科学根据，但至少孔子是一个例证。在现代，做过我们北大校长的胡适之先生也是一个例子，他的父亲和母亲的年龄相差也很大。孔子的母亲姓颜，与孔子后来的学生颜回是一个家族的。
颜氏怀了孔子之后，当时有一个规矩，必须到夫家去生育，她在回夫家的半路上生了孔子。现在山东还有一个夫子洞，据说是孔子的出生地。
孔子出生之后三年，他父亲由于年纪太大就去世了。他还年轻的时候，母亲也去世了，所以孔子早年的生活相当孤单，也有点艰难。这是他终于成为一个重要人物的人生起点。他多次讲过这样的话：因为出生贫贱，所以对于各种鄙视，我都能忍受，所有人家不愿意做的事，我都会做。
‖裘小玉：“吾生也贱，故多能鄙事。”
‖余秋雨：对。孔子有些卑贱的童年显然开拓了他的命运。他的童年虽然谈不上大悲大苦，却使他对于人世的苦难有了一种切身的感受，这是他能够立足大地的起点。
孔子说他“十有五而志于学”。十五岁是他的一个转折点，他在那个时候立志于学习，废寝忘食地学习，并且在学习中体会到了很大的乐趣。他当时所在的鲁国，保存着最为完整的周代的礼乐文明，当时有“周礼尽在鲁国”的说法。这给孔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气氛和比较完善的学习内容。
‖费晟：我从一些材料中获得一种印象，孔子还喜欢到轰轰烈烈的社会实践中学习知识。
‖余秋雨：确实，孔子一方面认真读书，另一方面又向社会实践学习。到三十岁的时候，他产生了一种明确的生命意识，对人生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判断，这就是他说的“三十而立”。
孔子对每个年龄阶段都有界定，三十岁是他“立”的年份。这个“立”，根据我的分析，大概有三个内容：第一是他有了比较明确的政治主张，就是重建的礼乐；第二是他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声望，大家对他产生了信任；第三是他具备了一定的专业特长，能够做很多事情。这三个加在一起，使他觉得自己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社会人。
对于这个问题，我希望在座各位稍加注意。你们很可能以为自己早已“立”了，考上北大就“立”了，被同学们叫几次好就“立”了。孔子到三十岁才“立”，你们都不到三十，都“立”了，好像有点早。按照上面说的标准，所谓“立”，必须具备三点，即明确的主张，社会的信任，专业的特长。如果具备了，即可以说，你“立”住了，“立”在社会上了，一生可以真正开始了。
三十而立之后，他为自己制订了三个任务。一是开办私学，他收学生了。用我们现在的话说，这个知识分子，在年纪不大的时候，就有了一个学术团队。这一点非常重要，后来他不管到哪儿问政，到哪儿周游，都有学生追随，而那些学生也需要他这个导师。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学生们的记录，不断产生着我们今天奉为经典的语录。
‖王安安：有时候觉得孔子像一个黑社会老大一样，带着一票人到处跑。这票人里面什么人才都有，又有能打架的，又有能说会道的。孔子被这样一些厉害的门徒跟着，也不显得像丧家犬，倒是挺拉风的。
‖余秋雨：这是你很现代、很有趣的想象了。在古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卫护和学术传递确实需要一定数量的“人体中介”。而且，这些“人体中介”的功能不能过于单一，因此什么样的人都有。好，让我接着说下去。孔子为自己制订的第二个任务是进行比较完整的考察。例如：他到各个地方学习周代的礼仪，对于太庙里祭祀程序的每一个细节，都弄得清清楚楚。他在路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随时都在如饥似渴地学习，这使他的人生阅历和知识结构大大地扩充了。大家听到过，有一次，他带着学生经过泰山的时候，有一个妇人在哭，因为老虎吃掉了她的公公和丈夫，现在又吃掉了她的孩子。孔子问她：那你为什么不搬走呢？她说：我们这儿没有恶政。孔子马上对学生说道：“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他让学生记住，残暴的统治比老虎吃人还要厉害。由此，他进一步确立了以仁为中心的政治观念。
他为自己制订的第三个任务是开始问政。他给各种各样的政治人物和军事人物提出建议，或者给他们讲课，希望他们听了以后能够实践他的仁政主张。
他从三十岁到五十岁这二十年时间里，基本上就做了这么三件事情。
在这二十年中，孔子逐步地走向伟大。像一切伟大的人一样，他有很通畅的输入渠道和输出渠道。输入渠道就是一路问学，“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输出渠道是一路提供政治咨询。但是，那些政治家发现，他的政治主张听起来很好，做起来却要从根本上改变自己，这太难了。因此，谁也不听他的。
‖周双双：刚刚安安说孔子像黑社会老大，很拉风，那是跟他的弟子们在一起的时候。孔子在向那些君主推销自己政治主张的时候，倒真是让我觉得很辛酸。一个很善良的学者，苦口婆心地一直说，那些君主根本就没有在听。孔子那一套人家全不感兴趣，他们全都转过脸去，觉得还不如看看宫女跳舞呢。
‖余秋雨：确实是这样。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解剖一下他与各国君主之间的尴尬关系，说明他为何一次次从“被崇拜”走向“被驱逐”。他三十岁的这一年，齐景公和晏子来到鲁国，齐景公问孔子：“秦国地方小而偏僻，秦穆公为什么能称霸呢？”孔子说：“秦国地域虽然处在边缘，但是行为中正。国家虽小，但志向很大。秦穆公能用五张黑羊皮把贤人百里奚从牢里赎出来，与他交谈三天，就把政务交给他，完全地相信他。秦就是凭着这样的仁义，成就了王业。一个君主如果想仅靠武力称霸诸侯，那是生硬的，无法把自己的潜力发挥出来。”齐景公和晏子听了很是佩服。
几年之后，孔子到齐国，齐景公再次问政，孔子说君臣父子各安其位，各谋其事，国家就能得到治理；如果上下错位，国家就会混乱。这个观点也引起了齐景公的共鸣。
齐景公本想起用孔子，晏子阻挠说：儒家知识分子能言善辩，滔滔不绝，但不受法令的制约；自我感觉良好，不甘居人之下，难以合作；为了讲究礼仪，喜欢破财厚葬，不能作为风俗；喜欢游说乞贷，不能立国；周室衰微，礼崩乐坏，孔子想恢复周礼，“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几代人都难以穷尽他的学说，哪怕到了壮年也不能学通他的礼仪，这怎么能用来指导人民的行动？不久，景公对孔子说：“吾老矣，弗能用也。”等于下了逐客令。
这是个很典型的例子。晏子所说的理由，也就是当时所有的诸侯邦国拒绝孔子的原因。孔子从三十到五十岁的基本状态就是这样，他得到了人们的尊重，但得
‖费晟：一个人在知道“应该”和“能够”之后就会采取一些果断的行为。孔子其实也做了一段时间的官，在任上也很有魄力。比如杀少正卯那件事，到现在还会引起争议。《荀子》里对这个事的记载说，少正卯“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就是说他心地聪明但是很险僻，行为怪癖却很果敢，言语虚伪但是能说得天花乱坠，对那些不该了解的怪事却记得很广博，做大逆不道的事却有很多人响应，所以不能留下，孔子非杀他
不可了。《庄子》里的记载却说少正卯在鲁国与孔子齐名，很有信众，导致孔门三盈三虚，也就是说孔子的弟子多次满员，又多次倾巢而出，去少正卯那边从学去了。把孔子说成是因争学生争不过，产生嫉妒而公报私仇。《庄子》这个说法很有意思，不过我不是很相信。
‖余秋雨：那是在他五十岁以后的事了，当时鲁国的政治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孔子开始做官，做了四五年。
他在鲁国做过司法方面的官员大司寇，也代理过国相。看得出来他做官很有能力，也有决断，比如你所说的诛杀少正卯。我赞成你的想法，孔子做这件事不像是挟私报复，因为他一生真诚地嫌弃小人伎俩，倡导君子政治，不可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做一件明显违背自己理念的事。如果那样做，他就不是孔子了。我觉得，孔子为官最出色的表现，是在外交领域。他在当时诸侯邦国的外交事务中有突出的地位，因为各国在名义上还都是周王朝的诸侯国，如果正式场合的行为不符合礼仪，就意味着跟野蛮人一样，是非常丢人的事情。于是在外交场合，大家都需要一个通晓礼仪的人来担任指挥，而这个指挥往往就是孔子。作为一国的代表，却能成为整个外交场合的指挥者，孔子很为鲁国争光。特别是在鲁国和齐国国君的一次聚会上，他多次指出齐国不合礼仪的地方，使齐景公大为恐惧又极为惭愧，于是归还了原先侵占鲁国的一些土地，并且向鲁国道歉。外交方面的成绩，应该是孔子能够在鲁国做到“代理国相”的一个重要理由吧。
我想与大家讨论的是，孔子的直接问政、做官，这对于他的思想完成，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他这么一个知识分子，直接地参与政治，正面意义何在，负面意义又何在呢？
‖裘小玉：我觉得所谓“知识分子”，就是以非官员身份探究国事的一批人。可能中国知识分子入世，就是从孔子开始的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直接出来当官，积极的作用在于可以实践自己的政治主张、政治理想，重新审视自己的学说。负面的意义就是可能会
让他们丧失独立性，失去立场。如果知识分子太过清高，不能理解现实，深入政治实践之中，还可能导致文人误国。
‖余秋雨：我们在运用很多概念的时候，稍稍一碰，就会遇到一般用法和学术用法、西方用法和东方用法、传说用法和当代用法的差别。“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就是这样，越闹越复杂，让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算不算知识分子，能不能谈论知识分子了。我觉得按西方概念，主要是两条脉络，一是德国康德的说法，认为知识分子是“敢于在一切公共场合运用理性”的人；二是一百年前从法国产生的一个概念，认为知识分子是能够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批判的人。这两条脉络都有道理，但我更偏向康德，因为他主张知识分子是可以靠自己的理性和勇气进入公共空间，改变公共空间，并创造主流意识形态的人。
因此，我们没有资格批评孔子热心从政是对知识分子独立性的自我取消。他行使过独立批评的权利和义务，但没有用，因此他要用局部示范方式来体现他的批评。在中国古代，有些“清流”和“隐士”看似独立却总是在精神观念和治国方略上隔靴搔痒，于事无补，而一旦被统治者重用则大多清谈误国，一败涂地。这些人与孔子相比，差得远了。孔子的政治实践，并没有磨损他的政治理想。而且，他还会为了理想不沉溺于一地，不断行走，使人生充满动感。
‖刘璇：有人概括这样的知识分子用了两个有点诗意的概念：庙堂上的理想和驴背上的诗情。也许这就是知识分子与专业官员的不同。换句话说，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实施他的政治主张的时候，是带着一种整体关怀的。这个整体关怀寄托着他们厚重的理想。
‖余秋雨：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官一直做下去，孔子会怎样？按照能力，孔子应该能当上宰相，从而成为管仲、晏婴这样的人。但是这么一来，他就不再是孔子，也就没有这个伟大的“士”了。所以，我赞成知识分子为了自己的理想投入一定程度的实践体验，却又不主张被权力吸引，把官一直做下去。幸好，由于一些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孔子不得不离官而去。离开得好，从此他又回归了自己的文化本位。
孔子遇到的问题直到今天还存在。中国知识分子把理想付诸实践，有不少人也会做官。但是，官场权力又最容易销蚀知识分子在精神层面上的使命，因此仍然要退回到自身思考的独立性。究竟有多少人出而实践、退而思考？又在什么契口上完成这种转化？转化的结果是不是一定回到文化本位？……这些问题，永远存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利钝高下，也都与此有关。
一路冷遇成就的伟大）
‖余秋雨：造就孔子真正的伟大，是他从五十五岁到六十八岁之间的行程。没有周游过列国的孔子，就不是孔子。毕竟已经是一个老人，毕竟已经是一个大学者，毕竟已经是一个门徒众多的资深教师，就这样风风雨雨不断地往前走，一走十四年。这个形象，在我们后辈看来，仍然气韵无限。
孔子的这一行程，可说是“中国文化的第一行程”，值得我们记一记。中国文化的组成，除了靠一堆堆文字之外，还靠一排排脚印。大家都知道，我特别看重包含着很多脚印的文字，或者说，包含着很多文字的脚印。
好，现在看看由谁来说说孔子的出发？
‖费晟：我记得孔子当时离开鲁国是被迫的。当时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世卿手里，孔子为了削弱他们的势力，采取“堕三都”的措施。结果季孙氏和叔孙氏的城堡被毁以后，孟孙氏就以武力对抗，堕三都的行动就半途而废了，孔子与三家之间的矛盾也就变得非常尖锐。当时的鲁国国君也不争气，迷恋女乐，很多天不管事，孔子很失望。鲁国举行郊祭的时候，祭祀后按照惯例要送给大夫们的祭肉也没有送给孔子，说明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也只好离开鲁国，开始在各个国家之间乱转，还是挺凄凉的。
‖余秋雨：对，他就是这样出发了。但请大家注意，不要泛泛地为历史人物伤心。一切伟大的行程，往往是从无可奈何的凄凉开始的。
他行程的第一站是卫国，这里的状况比较好，人口不少。还没有到都城的时候，学生看到四周有那么多人，就问孔子，人多了，我们接下来应该对他们做什么呢？孔子的回答只有两个字--“富之”，让他们富裕起来。学生接着又问，他们富了以后，我们再为他们做什么呢？又是两个字--“教之”，就是开始进行教育。
不要小看这四个字，只有非常成熟的政治家，才会用最简单的语言回答复杂的问题。如何治理一个国家？先让人们富裕起来，再推行教育，就这么简单。
由于孔子已有的名声，卫国的国君很快就知道了他的到来。在宫里会见的时候，国君就问孔子过去的薪酬有多少。孔子在鲁国薪酬很高，有六万斗米（粟），这可是很大的一个数字。卫国的国君也很慷慨，立即就说，我们也给六万斗。但是对于孔子政治上的建议，他基本上不听，充耳不闻。这一点，或许也可以概括孔子后来十四年的共同经历：他到的每一处地方，统治者对他都很有礼貌，都愿意给他很高的物质待遇，但对于他的政治见解却几乎都不予采纳，做官更是没有可能。
‖王安安：我想孔子其实也不在乎什么待遇。他想要的别人不给他，不想要的硬塞给他，这真是太悲情了。
‖余秋雨：在卫国度过了比较无聊的几个月后，孔子只是在政界和商界认识了一些名人，也不多。不巧的是，其中一位他认识没多久的人竟然和朝廷的叛乱案件有关。于是孔子和他的学生也成了卫国的监视对象，一头雾水的孔子只好离开了。这也是孔子以后要反复遇到的惯例：开始的时候总是被热烈欢迎，走的时候却总是声声长叹，叹息了以后又重新燃起希望向另外一个地方走去。孔子似乎一直就陷在这样的一个怪圈当中。有人称这是失败之旅，但孔子内心认为，并不是他的失败，而是他遇到的那些统治者的失败。
离开卫国以后不久，孔子到了一个叫做匡的地方，在现在的河南省境内。孔子在匡地被一批人围住，说他长得像一个叫阳虎的人。阳虎在这儿打过仗，曾经攻击过匡人。结果孔子他们也就在匡地被困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以后孔子一行在其他地方也经常被困，有时是军队，有时是暴民，被围的理由各不相同，但每次都有死亡的危险。孔子和他的学生，永远在追求，又永远在逃奔。
‖王牧笛：孔子这十四年，也可以算作一场文化苦旅，他惶惑如丧家之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比如他当时在陈蔡之地被困的时候，虽然绝粮，却依然带着他的学生唱歌、弹琴，这样一种君子之乐，应该也是成就他伟大的一个重要因素。
‖刘璇：孔子说他五十而知天命，我记得钱穆先生曾经说过这个天命是什么：对外我知道现实是不可以掌握，不可以用我的主张的；对内我也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我自己不管别人用不用，我都要继续我的行为，用我自己的主张去实践它，传播它。孔子这十四年，对他个人而言，对后代知识分子而言，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树立了一个知识分子处世修身的典型。
‖余秋雨：刘璇在这个关口上说到天命的问题，非常合适。孔子走来走去，处处碰壁，其实正是在实践他对天命的感悟。钱穆先生的说法有点绕，其实孔子所谓知天命，就是不断地领会现实对自己的容忍程度，也就是探索自己能够在现实中的发挥程度。这也可以说是对自己生命行为的“边界触摸”。触摸的结果，知了自己，也知道了“天”的意思，因此也知了“命”。
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君子和西方英雄的重大区别。西方英雄是挑战型的，根据自己的强烈意志，向长天大地挑战，向命运挑战，即使头破血流也成了悲剧英雄。这是从古希腊悲剧中就可以看到的形象，黑格尔说，他们的悲剧的不可避免，正是一种他们自己不知道的必然性在起作用。中国君子不是这样，他们不欣赏这种悲剧性，而是要在大悲剧产生前了解必然性。在中国君子看来，这种必然性，也就是天人谈判的一种中庸合约。孔子因为在五十岁时就知道了这个道理，因此对后来的行程就不觉得苦了，因为一切磨难都是“边界触摸”，都是在实践天命。
请不要把孔子的这种行为方式看成消极。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特别成熟又特别勇敢的文明态度。探索天命本身就是一种勇敢，比那种不管天命的自我牺牲更勇敢。请注意，探索天命并不是贪图自身安全，恰恰相反，孔子常常寻找一种有价值的不安全，寻找自己“可为”和“不可为”的红线，并且进一步寻找如何在“不可为”当中寻找“可为”的可能性。
‖周双双：我觉得刚刚余老师提到的中国君子和西方英雄的对比很有启发。西方的英雄形象，往往在一个非常大的悲壮事件当中，明知道前方是毁灭，但是为了尊严和荣誉，他们坚持到生命最后一滴血的流尽。而孔子这种行为，不是在一个轰轰烈烈的事件当中了，也不追求过于响亮的荣耀，而在一个绵延的坚持当中一步步寻找，这同样也是一种英雄的行为。
‖余秋雨：孔子在遇到麻烦的时候，并不是一头撞向危险，而是想到自己的使命。在匡地被围五天五夜，有学生问他：我们难道就这么完了吗？孔子说：周文王已经没了，文明的重担显而易见落到了我们的肩上。如果先王和上天不想延续文明和道德，那就不可能让我们学那么多东西。既然让我们学了，就是暗示我们有延续的希望。只要这个文明要延续，现在包围着我们的那些人就不能对我们怎样，因为这是先王的意志，也是上天的意志。
后来在孔子离开陈国到蔡国去的路上，不小心进入了战场，出不去了，被围困在里面，七天都没有吃东西，饿坏了。但是他还在唱歌，还在弹琴。当时也有过一段令人难忘的谈话。
孔子说：我们不是犀牛，我们不是老虎，为什么永远在旷野里流浪？--这段话好像在抱怨，也好像在启发学生回答这个问题。
子路说：是不是我们仁德不够，别人不信任我们？或者是我们的智慧不够，别人无法按照我们的方案来实行？孔子回答说：如果天下的仁德都能获得人们信任的话，怎么可能有伯夷和叔齐的悲剧呢？如果天下的智慧都能被人接受的话，怎么可能有比干的灾难？他告诉子路和其他学生，不能以他人的接受不接受，来判断自己的仁德和智慧。
孔子接着又问子贡：我们怎么会走到绝路上？子贡说：老师啊，是不是你的理想太高了，一般人接受不了？我们能不能把理想降低一点，让一般人都能接受，那该多好。孔子看了他一眼说：你错了，天下最优秀的农民，不一定有最好的收获。天下最优秀的工匠，不一定都能够让人们满意。我们即使找到了循序渐进的办法，一步步把我们的理想都实现，也不见得能被天下的人完全接受。子贡，如果为了求得人们的接受就降低我们的标准，你的志向也太低了吧？
最后，轮到了颜回，孔子也问了他同样的问题。颜回说：老师的理想这么高大，一般的人不接受，那才证明老师是真正的君子。如果我们的政治方案不完善，别人不接受，那是我们的耻辱；但是如果我们的方案很完善，别人不接受，那是他们的耻辱。孔子一听就笑了，觉得颜回讲得真好。他开玩笑说：颜家的后生什么时候赚了钱，老头我来负责给你管账。
子路、子贡和颜回当中，颜回最让孔子满意。颜回认为，真君子本来就难以被人接受。按照颜回的说法，真君子不但要走，而且要以一种高水平的方式走得很远，再回头看看一路上被接受的程度，这也等于考察了百姓。在人民的接受度和我们的理想之间，就是真君子的立身之所。
‖丛治辰：我倒是不大喜欢颜回，这个人可能太会做人。他这个看法不就是从孔子对子路和子贡的回答里综合来的吗？八面玲珑。道理是说得没错，但是他的行为方式我看不上。比较起来我更喜欢子路的坦诚、率直和反省态度。跟子路的回答相比，我觉得孔子都没有足够的反省，这个老头在这里有点逃避责任。
‖余秋雨：我尊重你对孔子和颜回的意见，但是，我觉得不能把他们的谈话作一般人情世故的解读。颜回的回答恰恰碰撞到了孔子哲学的核心--中庸之道，也就是在“不被接受”和“设法接受”这两者之间嵌入一种追求。“不被接受”是预计中的，这就是因为我们高于民众的高度。所以既要面对民众，又要考验民众。
孔子我们还要讨论，因为他还在路上。
黄昏晚风萧条（1）
字体 [大 大中小]
‖余秋雨：孔子在年岁已高的时候花费十四年时间游历各国，充分显示了他强大的生命力。
生命力不仅仅指身体，更是指他全身心面对不同空间、不同事物时的一种能力，一种敏感，一种兴趣，一种试探，一种回应。这一切加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生命存在真实性。
比孔子晚生九十年的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曾追寻着他自己所崇拜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足迹，出发上路，不断地走，从埃及走到巴比伦，走到古波斯，一直走到印度。他把父亲的遗产用完了，回到古希腊，被控告挥霍财产。在法庭上，他朗读了一路上写的《宇宙大系统》，征服了法官和听众，不仅打赢了官司，还获得了高额奖赏。这个官司给欧洲后来的学者带来了巨大的启发，代代相继出行，一直到法国的思想家卢梭等人。他们在旅途中写下了大量的著作，完成了他们的思考。他们甚至认为，自己在不行走时就不能思考。
‖王牧笛：余老师好像一直很强调这种行走在大地上的知识分子生命状态，您写《文化苦旅》似乎就有点践行这种理念的意思。
‖余秋雨：是的。我很早就发觉，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委靡，既有外在原因，也有内在原因。当外在原因发生了变化，他们还是不行，那只能是内在原因了。内在原因初一看是互相伤害，实际上是自我禁锢，造成了生命状态的畸形。直到现在，大量“伪精英”、“伪斗士”的出现，都是使足了劲在狭小的圈子里装腔作势、尔虞我诈。这种状态实在让人不敢对比两千多年前孔子一行。我觉得，下一代知识分子若想走出陷阱，应该远远地追慕孔子和他的学生的风范，走到万千世界中去，面对千姿百态的生态和心灵，学会感受，学会思考，学会表述。
孔子的政治主张当时几乎没有被任何统治者所接受，他已经从五十五岁的壮年变成了六十八岁的老人。他终于决定结束这十四年的流浪，回来了。回来以后，作为一个老人必然遇到的痛苦，一个一个接踵而来。他刚回到家里，得知自己的妻子已经在一年前去世。他五十五岁离家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妻子。妻子等了他十几年，却在他到达的前一年去世。我们无法想象老人踏进家门时的情景。在没有便利通信的时代，妻子直到临死也不知道丈夫还能不能回家，但她还是把一切井井有条地收拾了。十四年的主动别离，对于这一对已经年老的夫妻来说，代价实在太沉重。这中间的默默牺牲，其悲壮程度，不亚于古希腊悲剧。在孔子回家的第二年，独生儿子孔鲤也去世了。中国家庭伦理基石的奠基者，失去了自己的家庭。还有一个襁褓中的孙子，他将延续孔门的千年血脉。
‖王湘宁：好在他还有子路，有颜回，这些跟了他那么多年的学生，还能够让他有个寄托。
‖余秋雨：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又过了一年多，孔子最喜欢的颜回也去世了。他对妻子的去世和儿子的去世并没有强烈的表达，但对颜回的去世，他就向着上天哭喊了：“噫！天丧予，天丧予！”老天啊，你要了我的命啊，你要了我的命啊。又过了一年，忠心耿耿的子路也死了。那时卫国发生内乱，子路闻讯，赴难就义，死得很惨烈，被人家剁成肉酱。差不多同时，他的另一个学生司马耕也去世了。一个老人，一个老师，和他的学生已经完全不能分开。学生的去世，对他的打击非常大，比他十四年来在每个国家吃闭门羹还要难受得多。
至少，在吃闭门羹的时候，他还有很多幽默。他曾在郑国和学生失散了，站立在城门口，学生们在找他。有人告诉他的学生子贡说：东门有个人，疲惫惶惑有如丧家之狗，大概就是你们要找的人吧？子贡顺着这个人的指点找到了孔子，并把这个人的话告诉他，孔子笑了，说：说我像丧家之狗，是的啊，是的啊！可见这是一个懂得幽默的老人。但是回来以后，他幽默不起来了。面对亲人和学生的一个个去世，他感到非常紧迫。他回来后任务很重：一方面，他的名声越来越大，拜到他门下的学生越来越多，他来者不拒，要给他们开课；另一方面，他还要大规模地整理古典文化，六经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整理的。他用心最多的是《春秋》，这是一部编年史，中国编年史的体裁最早就是由此开创的。在思想内容上，《春秋》还提出了大一统、尊王攘夷、王道等等重要和核心政治观念。
‖裘小玉：这些，也就是后来最深入人心的政治观念。如果没有这些思想，可能汉武帝也不会那么容易就接受儒家吧。
‖余秋雨：一部编年史变成了一部政治学，这个学术现象很值得我们注意。中外一些顶级哲人的思维，是通过讲述往事来体现的，这比“裸露状态”的哲理更有价值。因为失去了时空定位的哲理，往往只是一些离开树枝的落叶而已。孔子以编年史的方式表达的政治观念，证明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实行过的，因此已经具有实践参证。
孔子在写《春秋》的时候，有人在西边狩猎获得了麒麟，他听到以后，心中一震，说：“吾道穷矣。”他感到上天给了他一个信号，他已经靠近大限了。因为麒麟是仁兽，仁兽被猎，就意味着一个重要人物要结束他的生命了，他觉得这就是自己。于是，他那一天在《春秋》上写了四个字：“西狩获麟。”《春秋》就此结束。
《春秋》后面的篇章，是他的学生补写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自己的“编年史”也结束了。他开始得病，得病以后更觉得自己真的要离开了，所以他唱了一首歌：“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泰山要倒下来了，梁木要断裂了，哲人要枯萎了。七天以后，他就离开了人世，活了七十三岁。
先秦时期人们的寿命都不长，但奇怪的是，“仁者寿”，智者亦寿，先秦诸子的寿命都很长。墨子活了八九十岁，孟子八十四岁，庄子八十四岁，荀子七十八岁，比起来孔子算少的了。当然，也有不正常死亡的，比如韩非子，死的时候只有四十多岁。总的说来，先秦诸子以高寿完成了一座座思想大厦的建造，而这个思想大厦当中，最被历史记忆的还是孔子这座大厦。
‖司晨：我记得鲁哀公还专门作了诔文悼念孔子，这好像是最早的诔文。中国的事情很奇怪，伟人活着的时候大家都不大看重他，死了之后，才纷纷醒悟那个人好伟大。
‖余秋雨：这种情况现在还是这样，活着的人总是有“争议”，因此大家只把他看成“争议”一方，不予尊重。等到一死，“争议”结束，立即“伟大”。但孔子的死确实是一件大事，因此当时的葬礼比较隆重。
孔子生前特别强调周礼当中的丧葬之礼，这一点和道家的区别比较明显。道家觉得人生就是一片浮云，哪儿来，哪儿走，哪儿起，哪儿止，无所谓。可以消失在流沙荒漠，可以消失在草泽江湖。但对孔子来说，人生不是一朵云一股气，而是一个庄严的过程，要用隆重的仪式来终结它。
孔子重视丧葬之礼，在横向上，他可以通过丧葬方式来维系生灵之间的互尊；在纵向上，可以通过丧葬方式来护佑家属之间的传代。他的学生因为认真学习了这方面的知识，所以孔子本人的丧葬仪式之隆重，我们可想而知。
鲁哀公作为一个国君专门撰文悼念这么一个士，已经开了一个先例。但是，更让后世关注的，是学生们的守墓方式。这种守墓，要在墓边守三年，穿衣、吃饭都有特殊规定。墓边还搭建了窝棚，这些学生的家庭也要搬过来陪。来了那么多家庭，亲戚和相关服务人员也随之而来，结果就搬过来一百多家，成了一个不小的村落。
学生们就这样整整守了三年。本该告一段落了，但子贡还要继续再守三年。子贡守在那里，其他学生也来看望。结果，一个延续多年的仪式就构成了雏形。
‖王安安：我到曲阜去，还看到孔庙里收藏了孔子用过的衣服、帽子、琴、书、车，不知是真是假。后来很多皇帝都亲自去曲阜，祭奠孔子，孔子身后真是很受重视，活着的时候根本没法比。
‖余秋雨：那是到了汉代以后，孔子不仅仅是一代代学生们的纪念对象，而且成了很多王朝提倡的一个精神坐标。有许多皇帝亲自来祭孔，亲自来扫墓。最先来的是汉高祖刘邦，后来有东汉的光武帝、明帝、章帝、安帝，北魏的孝文帝也来了。唐高宗、唐玄宗都来过曲阜，后周的太祖，宋真宗，直到清代的几个皇帝，清圣祖、清高宗也都来了。祭孔，已经成为一种“国家仪式”。
‖费晟：那些学生为孔子守墓非常真诚，但后世的皇帝祭孔子就显得有点矫情了。孔子的学生为他守墓的时候，孔子依然是一个鲜活的形象，可是当后世把孔子的学说政治化以后，展现出来的就是一个冷冰冰的形象。孔子的学说被附上政治含义以后，一定程度上可能丧失了它作为一个学说的独立性，被片面和畸形地发展了。
‖余秋雨：于是我们眼前出现了两个孔子：一个是我们喜欢的，作为思想家的孔子，这个孔子的自然生命了结在他的七十三岁，留在了他的著作和他的一代代学生们心上，而不是祭坛上；另外一个孔子是被偶像化了而膜拜的那个孔子，他的学说被统治者们引到了另一个侧面。尽管仍然是他的学说，但是由于挪移了重心和部件，使学说的本体结构发生了一点变化。
‖王安安：这些皇帝确实是利用孔子，把孔子哲学变成一种国家的意识形态。但是我想，是不是也正因为政权的力量，孔子的儒家学说才会被普遍认识、普遍接受？那么皇帝的推崇是不是也起到了一定的好的作用呢？
‖余秋雨：从宏观上讲，中国那么多的朝代，那么多的皇帝，他们的民族不一，政见不一，血缘不一，共同地尊重一个人，这个人不是皇帝，也不是神，而是一个文化人，这不管怎么说也是一个人类文明奇迹。我认为中华文化作为古文化唯一留存到今天的重要原因之一，就与他的名字有关。
不仅如此，从隋唐开始的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考试的内容有不少变化，但越到后来越偏重于儒家学说。那些学生可能只是为了做官，并不是为了孔子，但是却用极大的精力去背诵儒家经典，好像是孔子滋养了他们，实际上却是无数年轻的生命滋养了孔子，滋养了《论语》，滋养了儒家学说。孔子的学说基本上是治国平天下的学说，这些人考上后拿了孔子的学说真的去做官，那么无论在考试层面、文官选拔层面，还是官场实践层面上，孔子变成了一个“大孔子”。这个孔子和原来的孔子是有距离的，他成了一个横跨时空的惊人文化现象，这是人类历史上没有别人可比的。
我们为这个事情高兴，但在心底里，还是喜欢那个一路被人拒绝、一路自我安慰、一路唱歌弹琴、一路颇为狼狈的孔子。
顾炎武先生说：“仲尼，一旅人也。”顾炎武先生自己也走了很远的路，最后终于体会到：孔子再伟大，在本性上只是一个旅行者，一个走路的人。这个称呼很亲切。由此可以庆幸，那个真实的孔子并没有失去，还有人懂得他。
君子的修身与治国）
‖余秋雨：今天我想问大家：你觉得孔子对历史的最大影响是什么？
‖王牧笛：在我看来，孔子是后世读书人的典范，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为人师表，垂范后世。当然，他的女性观在如今应该被抛弃了。
‖费晟：孔子提倡一种以家庭伦理为基点和核心的中国式的思维方式，在我看来，这是与西方文化最大的差别之一，它和西方那种终极关怀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路径。两千年来所有的中国人安身立命之处都是以家庭为原点。
‖余秋雨：你说得不错。孔子很重要的思想就是以家庭伦理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的重建。他把家庭的模式，扩大到整个社会结构。本来，研究社会结构是政治家的事情，一般老百姓不会关心，也缺少思考的资源。没想到孔子创造了一个可亲可爱的思维方式，那就是把人人都能体验的家庭生活方式当做一个象征体，推而广之，使宏观政治问题变成了家庭问题的放大，使一般民众也具备了思考的基点。后来孟子也用了这个思维模式，推己及人，推小及大，借由普通民众能够感受到的境遇，来设想一个社会和一个国家。在一般中国人看来，家庭的血缘伦理是自然的，难以动摇的，不能在父子、兄弟的尊卑关系之间有任何苟且。由此扩大，政治也渐渐变成了一种“自然伦理”。我觉得这是一项高明的理论策略。
中国人的家庭伦理观念，与农耕文明有关。农耕文明不同于海洋文明和游牧文明。对游牧文明来说，马背是家，帐篷是家，远方有水草，那么远方就是我要去的地方。海洋文明呢，永远在向往彼岸，彼岸在何方，可能永远不知道，因此可能回来，也可能永远不能回来。中国的农耕文明是精耕细作的文明，从春耕到秋收有好多程序，非常复杂。它延续的前提就是聚族而居，一家老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聚族而居就要讲究伦理结构，有了这种结构才能完成生产的程序和财物的分配，才能协调彼此的关系。孔子找到了这个结构，并把它扩充来治理天下。他的逻辑结构是从修身开始来齐家，然后是治国平天下。
孔子找到了一个起点，一个平台。例如中国民间信奉的第一道法规是孝，把对父母不孝的人骂成是“狼心狗肺”，也就是脱离了做人的最低限度。孔子就把这个关系推延到了君臣关系当中，也就是从“亲亲”直通“尊尊”，形成了整体的“治国”观念。
这个观念又进一步要求人们在社会伦理中“扮演”家庭伦理，构建一种简单、严谨、快乐的仪式。这个仪式就是“礼乐”仪式。整个国家像家庭一样和睦有序，充满温情和乐观，而且可以有音乐、舞蹈、诗歌伴随，这就是孔子的理想。
这个礼乐社会靠什么支撑起来？靠君子。如果没有君子，就缺少人格的基点，缺少过渡的桥梁，缺少实践者、评判者和监督者，无论是礼是乐，都缺少执掌者和引领者。因此，孔子把君子人格的养成，看成是他的社会理想的核心构建。大家从他的言论中都看到了，他一直以极大的热忱在呼吁君子之道。
‖裘小玉：君子之道的内容很丰富，例如确定了君子的人际交往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到现在仍有价值。孔子的中庸之道则给君子之道提供了行为准则，那就是中和，不能偏激，不能走极端。
‖余秋雨：对。但遗憾的是，当他的学说被皇帝们推崇的时候，皇帝们只是看中了他的以家庭推演出来的政治图谱，全国就是一个家，我是家长，我的权威像天赋血缘一般不可动摇，所有的人都该像服从父亲一样服从我。
对于孔子学说的人格基础--君子之道，历代朝廷虽然也会讲，却不会由衷地重视和执行，因为他们绝大多数本身不是君子，他们更多地信赖丛林原则和好汉原则。
我在《摩挲大地》一书里面有一篇专门论小人的文章，在海峡两岸都曾经产生过极大的影响。不是因为我写得好，而是因为在中国人的社会中，作为君子对立面的小人，势力太大了。君子，尽管被呼吁了两千多年，却还是“稀有动物”。我是个现代学者，但实在找不出任何一个国际学派中的概念可以替代君子和小人的划分。有一些西方学者也感觉到了这个区分，但怎么划分也没有君子和小人之间的划分那样清晰有力。
‖丛治辰：那篇文章我还记得，余老师在那里面讲到一个小人，为太子娶亲接新娘，看到新娘的形象实在太好了，就半路转了个身，把她献给正当政的国君。太子妃变成了太子的娘，实在叫人叹为观止。
‖余秋雨：我引用了很多历史资料，也包括外国的资料，来提醒广大读者，我们在区分社会上种种是非、善恶、利钝、真伪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背后的人格界线，也就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
君子和小人的区别，比好人和坏人的区别更深刻。很多敌对营垒里的人，很可能是君子；很多与我们完全站在一起的人，很可能是小人。因此，这种划分能够使社会历史从表层的是是非非中解救出来，增加一层关系高尚和卑下的人格坐标。
从一开始就醒目地强调君子和小人的区别，这是中华文化无与伦比的优点。但是，这种区别在实践中很难掌握，往往只停留在一种不确定的感觉上。结果，很多读书人都自称是君子，即使不是也很难否定。读书读得幸运的，通过科举考试做了官，大多会陷入权谋，权谋太过便成了小人政客，但是，“太过”的分界又在哪里？读书读倒楣了成了鲁迅笔下孔乙己这样的人，穷困潦倒还以君子自恃，天天用“君子固穷”这样的话安慰自己，但他们的生态已经造成了对“君子”这个名号的讽刺。
‖刘璇：读书读得好的去当官，开始搞权谋，读得不好的就变成孔乙己。这样一想，真是叫人有点悲观。那如果读书人里都出不了君子，又该怎么办呢？
‖余秋雨：我也有点悲观。正因为君子和小人的外部界线永远不清晰，因此真正的君子也只能埋没在小人堆里难于显现。
我只希望，那些埋没在小人堆里的君子能够互相认识。尽管周围都是密密层层的肩膀，但在肩膀和肩膀的缝隙中，却看到了一种与自己近似的眼神。
为此，我们还需要重温一下孔子对君子和小人的划分。
孔子在这个问题上的划分很多，我在这里只能随口说几个方面，例如在外部标志上，在人际关系上，在道义使命上，君子和小人的区别。
在外部标志上的对比。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这是无法掩饰的直觉形态。就像我们进一个屋子，还没有搞清楚里边究竟藏了什么，但一眼就可以看出是敞亮的，还是局促的。君子为什么能够坦荡荡呢？孔子解释道，因为君子是仁者，所以不忧；君子是智者，所以不惑；君子是勇者，所以不惧。
在人际关系上的对比，孔子讲了不少。例如，“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等等。可见他特别重视在人际关系中看人品。如果有一个大学者，著述甚丰，但细想起来，从来没有怎么帮助过别人，反而几度坏了别人的事，那么，这个大学者在本质上很可能是一个小人。在这些对比中，“和而不同”和“同而不和”的界线、“周而不比”和“比而不周”的界线最为深刻。这两条界线，保障了君子们在和睦中的独立性，否定了小人们在趋同中的攀比，因此也证明了那种没有不同意见的千篇一律，只能滋生小人而不是君子。
在道义使命上的对比，孔子觉得最为根本。他提出了一些简明原则，例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怀德，小人怀土”等，认为君子不同于小人的基本点，在于能够超越利益和境遇，追求道义和仁德。
你们看，虽然孔子并没有为君子和小人确立严格的定义，却从反复的对比中让大多数中国人感悟到了这两种人的差别所在。这是一笔延续两千多年的丰富精神遗产。我希望同学们在儒家关于君子和小人的对比上投下更多的时间来体会。
‖王牧笛：刚刚余老师讲的是君子之道，我知道孔子还特别强调一个东西，就是“中庸之道”，它又该怎么理解呢？
‖余秋雨：如果说君子之道侧重于人格论，那么中庸之道便侧重于方法论。中庸之道是反对极端主义和单边主义的一种制衡哲学。我估计，你们的父母一辈，甚至祖父、祖母一辈，都会有人误会中庸之道是不分是非地搞折中，是谁也不得罪地和稀泥，这完全搞错了。人类太容易走极端了，能不能在两个极端之间找一条最有分寸、最恰当、最合适的路？其实儒家的好处就是相信这条路的存在，即使一时找不到，它也存在。这种信念，变成了一种理想，一种信仰，因此方法论也就变成了目的论。
我特别需要提醒年轻学生的是，要认识中庸之道的意义，首先要认识极端主义的祸害。我们在说极端主义的时候，不能完全指称那些恐怖主义分子。实际上我们每个年轻人都有可能沾染极端主义思维。极端主义的初极形态就是追求“痛快”，追求“危言耸听”；极端主义的高级形态就是争取成为站在悬崖峭壁上的“英雄”。为什么是站在悬崖峭壁上的呢？因为这些人越要吸引观瞻，就要把对立面看得越大、越强，结果把自己脚下的土地越逼越小。我见过发动农村族群械斗的首领“文革”时期的造反派头头，以及目前某些极端民族主义者和族群分裂主义者，几乎都是这样。他们为什么能成为首领？因为提出的口号特别刺激。特别刺激的口号一定是狭隘、苛刻、夸张的，那就成了“原教旨主义者”，或者说“基本教义派”，容不得任何修正、宽容和妥协，并把丝毫修正、宽容、妥协看成是叛变。这种思维，把满世界都看成是仇敌，那就只能把自己看成是无以立足的孤独者了。不少人喜欢仰望这种形象，于是他们也就扮演这种形象，到后来，让别人和自己都没法活。中庸之道否定了这种扮演，笑眯眯地解救了这些人，也解救了他们的所谓“仇敌”。世界上的活动空间很大，人类的生存方式很多，何必玩这种极端？极端主义认为，“离佛一尺即是魔”，这种理论看似保护了佛的纯洁性，其实是孤立佛、限制佛，让佛失去了话语空间和行为自由，能做的只能是对一尺之外的所有物象进行呵斥和打斗，那么佛也就不再是佛。中庸之道正相反，认为“离魔一尺即是佛”，佛的世界无比广阔，一切人都能被佛光普照。
正因为这样，孔子把中庸之道看成是最高、最广的道德。他在《论语》中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他由此进一步认为，“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也就是说，那些永远在玩弄极端概念、陈述刺激话语的“英雄”，基本上是小人。这话，希望大家记住。我为什么历来不与极端主义辩论？因为心中早有孔子的这个判断。
学习中庸之道，我建议大家多读儒家经典《礼记》中的《中庸》篇，这是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们所记述的，很有价值。我在这里先为大家读一段：“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我一直认为，中庸之道，是21世纪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最佳哲学，可惜很难让外国人领会。我还认为，中庸之道加上君子之道，是儒家的灵魂所在，也是中华文化的灵魂所在。
]
‖余秋雨：中国人对于孔子的记忆，大多是他的一些话而不是他这个人。他这个人，由于被历朝历代供奉了一千多年，也就失去了一个活生生的他。我们的记忆，就是要穿过千年迷雾，去寻找真实的他，哪怕一个背影也好。钱锺书先生讲过，你吃鸡蛋，不必去了解生这个鸡蛋的母鸡。这是一个作家的玩笑说法，不能当作真理。实际上，我们即使在选择一种比较重要的生活用品时，也会考虑它的生产者，更何况是精神产品，而且是长期运用的精神产品。对于一个注定会影响我们人生的思想家，我们必须有所了解，否则，对他和对我们，都不公平。
这个道理，可以借孔子的亲身经历来说明。孔子曾经跟鲁国著名乐师师襄学琴，他很聪明，才学了十天，一个曲子就学会了。师襄说，你可以进一步学习其他的技巧了。孔子说：“我虽然学会了这个曲子，但还没有掌握它的规律。”过了几天，师襄说：“你已经掌握了它的规律，可以学习其他的曲子了。”孔子又说：“虽然我把握了它的规律，但我还没有领悟曲子表达的志向，我还要继续练习。”过了一段时间，他已领会了作曲者的志向，但他想知道作曲的这个人是谁。他就跟着乐师不断地弹啊弹，忽而庄严肃穆地凝神深思，忽而怡然自得地举头眺望，突然他高兴地说：“我抓住他了，这个人身材修长，皮肤黝黑，目光深邃，有如君临天下的圣王。就是这个人，我抓住他了，除了周文王没有其他人了！”
师襄恭敬地赞叹道：“这个曲子正是《文王操》。”这个故事说起来有点神秘，孔子学琴学到最后，竟抓住了一个活生生的作曲家。这里边的道理，有深刻的象征意义。所以，我们也有理由在学习孔子的很多学问之后，去把握他这个人。
‖王安安：我读《论语》的时候就觉得，孔子的所有大道理都跟他讲话的情景有关系。有时候我甚至不看他说了什么，就看他在什么情况下说的，想象他说那些话的时候的表情和心态，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玩的老头子，很可爱。
‖余秋雨：这就是哲学态度和诗学态度的区别。哲学态度追求严谨的词语理性，而诗学态度则关注生动的人格状态。
用哲学态度对待古人，古人也就变成了理念；用美学态度对待古人，古人便从理念中释放出来重新成为活人。美学态度是一种亲切态度、俏皮态度、平视态度，可能会引起学究们的不悦，不管他们。因为好的人生就是诗，隔了两千多年还在被人惦记的人生，更是诗。
好吧，那就让我们向孔子走近。
孔子的先人是殷商王朝的王室成员微子，他的墓就在山东微山湖上。他在殷王朝向周王朝转化的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受到周王朝的重用，被周成王封为宋国的国君，在现在的河南商丘一带。孔子说自己是殷人之后，是和微子这个祖先有关的。孔子前五代的时候，为了避祸，来到曲阜地区。曲阜曾一度做过商的都城，商汤建立商朝的时候，建都在亳（今河南商丘），此后三百年中，迁都五次，最后盘庚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由此可见，孔子是有贵族血统的，只是在他前面这几代祖先，已经在兵荒马乱当中败落了。这个过程也与周代的宗法制度有关，所谓“五世亲尽，列为公族”，孔子的家世也就从诸侯而降为公卿，又由公卿而降为士民。整个过程，十分自然又十分典型。这在孔子的文化记忆中，埋下了贵族意识和平民意识的双重结构。
到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情况发生了变化。孔子的父亲是身材高大、力气惊人的一位将军，在一次战争中，他居然靠自己的力气把城门顶起来，立下了大功。我们的大思想家有一个身体健壮的父亲，这事听起来比“家学渊源”更让人开心。我一直认为，一个人对父辈的继承，继承财产是最低等级，继承学识是中间等级，继承健康才是最高等级。这里所说的健康，包括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孔子一生历尽磨难却一直身心健壮，我想与他这位扛起了城门的父亲很有关系。他也凭一人之力，扛起了一座大门。这门，比城门还要大，还要重。
‖司晨：古人讲究“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其实是全面发展，后来读书人就忘记这个教训了，很孱弱，这个影响一直到现在。其实身体好对脑力劳动也有很大帮助，大家还是应该学学孔子的。
‖余秋雨：我听说，司晨是足球踢得很好的北大博士，有资格说这个话。从司晨回到孔子，我们继续，孔子的父亲和母亲年龄相差很大，最常见的说法是他母亲在十七岁生下孔子时，他父亲已经七十一岁了。中国民间一直有“老夫少妻出神童”的说法，不知有没有科学根据，但至少孔子是一个例证。在现代，做过我们北大校长的胡适之先生也是一个例子，他的父亲和母亲的年龄相差也很大。孔子的母亲姓颜，与孔子后来的学生颜回是一个家族的。
颜氏怀了孔子之后，当时有一个规矩，必须到夫家去生育，她在回夫家的半路上生了孔子。现在山东还有一个夫子洞，据说是孔子的出生地。
孔子出生之后三年，他父亲由于年纪太大就去世了。他还年轻的时候，母亲也去世了，所以孔子早年的生活相当孤单，也有点艰难。这是他终于成为一个重要人物的人生起点。他多次讲过这样的话：因为出生贫贱，所以对于各种鄙视，我都能忍受，所有人家不愿意做的事，我都会做。
‖裘小玉：“吾生也贱，故多能鄙事。”
‖余秋雨：对。孔子有些卑贱的童年显然开拓了他的命运。他的童年虽然谈不上大悲大苦，却使他对于人世的苦难有了一种切身的感受，这是他能够立足大地的起点。
孔子说他“十有五而志于学”。十五岁是他的一个转折点，他在那个时候立志于学习，废寝忘食地学习，并且在学习中体会到了很大的乐趣。他当时所在的鲁国，保存着最为完整的周代的礼乐文明，当时有“周礼尽在鲁国”的说法。这给孔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气氛和比较完善的学习内容。
‖费晟：我从一些材料中获得一种印象，孔子还喜欢到轰轰烈烈的社会实践中学习知识。
‖余秋雨：确实，孔子一方面认真读书，另一方面又向社会实践学习。到三十岁的时候，他产生了一种明确的生命意识，对人生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判断，这就是他说的“三十而立”。
孔子对每个年龄阶段都有界定，三十岁是他“立”的年份。这个“立”，根据我的分析，大概有三个内容：第一是他有了比较明确的政治主张，就是重建的礼乐；第二是他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声望，大家对他产生了信任；第三是他具备了一定的专业特长，能够做很多事情。这三个加在一起，使他觉得自己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社会人。
对于这个问题，我希望在座各位稍加注意。你们很可能以为自己早已“立”了，考上北大就“立”了，被同学们叫几次好就“立”了。孔子到三十岁才“立”，你们都不到三十，都“立”了，好像有点早。按照上面说的标准，所谓“立”，必须具备三点，即明确的主张，社会的信任，专业的特长。如果具备了，即可以说，你“立”住了，“立”在社会上了，一生可以真正开始了。
三十而立之后，他为自己制订了三个任务。一是开办私学，他收学生了。用我们现在的话说，这个知识分子，在年纪不大的时候，就有了一个学术团队。这一点非常重要，后来他不管到哪儿问政，到哪儿周游，都有学生追随，而那些学生也需要他这个导师。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学生们的记录，不断产生着我们今天奉为经典的语录。
‖王安安：有时候觉得孔子像一个黑社会老大一样，带着一票人到处跑。这票人里面什么人才都有，又有能打架的，又有能说会道的。孔子被这样一些厉害的门徒跟着，也不显得像丧家犬，倒是挺拉风的。
‖余秋雨：这是你很现代、很有趣的想象了。在古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卫护和学术传递确实需要一定数量的“人体中介”。而且，这些“人体中介”的功能不能过于单一，因此什么样的人都有。好，让我接着说下去。孔子为自己制订的第二个任务是进行比较完整的考察。例如：他到各个地方学习周代的礼仪，对于太庙里祭祀程序的每一个细节，都弄得清清楚楚。他在路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随时都在如饥似渴地学习，这使他的人生阅历和知识结构大大地扩充了。大家听到过，有一次，他带着学生经过泰山的时候，有一个妇人在哭，因为老虎吃掉了她的公公和丈夫，现在又吃掉了她的孩子。孔子问她：那你为什么不搬走呢？她说：我们这儿没有恶政。孔子马上对学生说道：“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他让学生记住，残暴的统治比老虎吃人还要厉害。由此，他进一步确立了以仁为中心的政治观念。
他为自己制订的第三个任务是开始问政。他给各种各样的政治人物和军事人物提出建议，或者给他们讲课，希望他们听了以后能够实践他的仁政主张。
他从三十岁到五十岁这二十年时间里，基本上就做了这么三件事情。
在这二十年中，孔子逐步地走向伟大。像一切伟大的人一样，他有很通畅的输入渠道和输出渠道。输入渠道就是一路问学，“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输出渠道是一路提供政治咨询。但是，那些政治家发现，他的政治主张听起来很好，做起来却要从根本上改变自己，这太难了。因此，谁也不听他的。
‖周双双：刚刚安安说孔子像黑社会老大，很拉风，那是跟他的弟子们在一起的时候。孔子在向那些君主推销自己政治主张的时候，倒真是让我觉得很辛酸。一个很善良的学者，苦口婆心地一直说，那些君主根本就没有在听。孔子那一套人家全不感兴趣，他们全都转过脸去，觉得还不如看看宫女跳舞呢。
‖余秋雨：确实是这样。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解剖一下他与各国君主之间的尴尬关系，说明他为何一次次从“被崇拜”走向“被驱逐”。他三十岁的这一年，齐景公和晏子来到鲁国，齐景公问孔子：“秦国地方小而偏僻，秦穆公为什么能称霸呢？”孔子说：“秦国地域虽然处在边缘，但是行为中正。国家虽小，但志向很大。秦穆公能用五张黑羊皮把贤人百里奚从牢里赎出来，与他交谈三天，就把政务交给他，完全地相信他。秦就是凭着这样的仁义，成就了王业。一个君主如果想仅靠武力称霸诸侯，那是生硬的，无法把自己的潜力发挥出来。”齐景公和晏子听了很是佩服。
几年之后，孔子到齐国，齐景公再次问政，孔子说君臣父子各安其位，各谋其事，国家就能得到治理；如果上下错位，国家就会混乱。这个观点也引起了齐景公的共鸣。
齐景公本想起用孔子，晏子阻挠说：儒家知识分子能言善辩，滔滔不绝，但不受法令的制约；自我感觉良好，不甘居人之下，难以合作；为了讲究礼仪，喜欢破财厚葬，不能作为风俗；喜欢游说乞贷，不能立国；周室衰微，礼崩乐坏，孔子想恢复周礼，“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几代人都难以穷尽他的学说，哪怕到了壮年也不能学通他的礼仪，这怎么能用来指导人民的行动？不久，景公对孔子说：“吾老矣，弗能用也。”等于下了逐客令。
这是个很典型的例子。晏子所说的理由，也就是当时所有的诸侯邦国拒绝孔子的原因。孔子从三十到五十岁的基本状态就是这样，他得到了人们的尊重，但得
‖费晟：一个人在知道“应该”和“能够”之后就会采取一些果断的行为。孔子其实也做了一段时间的官，在任上也很有魄力。比如杀少正卯那件事，到现在还会引起争议。《荀子》里对这个事的记载说，少正卯“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就是说他心地聪明但是很险僻，行为怪癖却很果敢，言语虚伪但是能说得天花乱坠，对那些不该了解的怪事却记得很广博，做大逆不道的事却有很多人响应，所以不能留下，孔子非杀他
不可了。《庄子》里的记载却说少正卯在鲁国与孔子齐名，很有信众，导致孔门三盈三虚，也就是说孔子的弟子多次满员，又多次倾巢而出，去少正卯那边从学去了。把孔子说成是因争学生争不过，产生嫉妒而公报私仇。《庄子》这个说法很有意思，不过我不是很相信。
‖余秋雨：那是在他五十岁以后的事了，当时鲁国的政治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孔子开始做官，做了四五年。
他在鲁国做过司法方面的官员大司寇，也代理过国相。看得出来他做官很有能力，也有决断，比如你所说的诛杀少正卯。我赞成你的想法，孔子做这件事不像是挟私报复，因为他一生真诚地嫌弃小人伎俩，倡导君子政治，不可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做一件明显违背自己理念的事。如果那样做，他就不是孔子了。我觉得，孔子为官最出色的表现，是在外交领域。他在当时诸侯邦国的外交事务中有突出的地位，因为各国在名义上还都是周王朝的诸侯国，如果正式场合的行为不符合礼仪，就意味着跟野蛮人一样，是非常丢人的事情。于是在外交场合，大家都需要一个通晓礼仪的人来担任指挥，而这个指挥往往就是孔子。作为一国的代表，却能成为整个外交场合的指挥者，孔子很为鲁国争光。特别是在鲁国和齐国国君的一次聚会上，他多次指出齐国不合礼仪的地方，使齐景公大为恐惧又极为惭愧，于是归还了原先侵占鲁国的一些土地，并且向鲁国道歉。外交方面的成绩，应该是孔子能够在鲁国做到“代理国相”的一个重要理由吧。
我想与大家讨论的是，孔子的直接问政、做官，这对于他的思想完成，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他这么一个知识分子，直接地参与政治，正面意义何在，负面意义又何在呢？
‖裘小玉：我觉得所谓“知识分子”，就是以非官员身份探究国事的一批人。可能中国知识分子入世，就是从孔子开始的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直接出来当官，积极的作用在于可以实践自己的政治主张、政治理想，重新审视自己的学说。负面的意义就是可能会
让他们丧失独立性，失去立场。如果知识分子太过清高，不能理解现实，深入政治实践之中，还可能导致文人误国。
‖余秋雨：我们在运用很多概念的时候，稍稍一碰，就会遇到一般用法和学术用法、西方用法和东方用法、传说用法和当代用法的差别。“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就是这样，越闹越复杂，让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算不算知识分子，能不能谈论知识分子了。我觉得按西方概念，主要是两条脉络，一是德国康德的说法，认为知识分子是“敢于在一切公共场合运用理性”的人；二是一百年前从法国产生的一个概念，认为知识分子是能够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批判的人。这两条脉络都有道理，但我更偏向康德，因为他主张知识分子是可以靠自己的理性和勇气进入公共空间，改变公共空间，并创造主流意识形态的人。
因此，我们没有资格批评孔子热心从政是对知识分子独立性的自我取消。他行使过独立批评的权利和义务，但没有用，因此他要用局部示范方式来体现他的批评。在中国古代，有些“清流”和“隐士”看似独立却总是在精神观念和治国方略上隔靴搔痒，于事无补，而一旦被统治者重用则大多清谈误国，一败涂地。这些人与孔子相比，差得远了。孔子的政治实践，并没有磨损他的政治理想。而且，他还会为了理想不沉溺于一地，不断行走，使人生充满动感。
‖刘璇：有人概括这样的知识分子用了两个有点诗意的概念：庙堂上的理想和驴背上的诗情。也许这就是知识分子与专业官员的不同。换句话说，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实施他的政治主张的时候，是带着一种整体关怀的。这个整体关怀寄托着他们厚重的理想。
‖余秋雨：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官一直做下去，孔子会怎样？按照能力，孔子应该能当上宰相，从而成为管仲、晏婴这样的人。但是这么一来，他就不再是孔子，也就没有这个伟大的“士”了。所以，我赞成知识分子为了自己的理想投入一定程度的实践体验，却又不主张被权力吸引，把官一直做下去。幸好，由于一些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孔子不得不离官而去。离开得好，从此他又回归了自己的文化本位。
孔子遇到的问题直到今天还存在。中国知识分子把理想付诸实践，有不少人也会做官。但是，官场权力又最容易销蚀知识分子在精神层面上的使命，因此仍然要退回到自身思考的独立性。究竟有多少人出而实践、退而思考？又在什么契口上完成这种转化？转化的结果是不是一定回到文化本位？……这些问题，永远存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利钝高下，也都与此有关。
一路冷遇成就的伟大）
‖余秋雨：造就孔子真正的伟大，是他从五十五岁到六十八岁之间的行程。没有周游过列国的孔子，就不是孔子。毕竟已经是一个老人，毕竟已经是一个大学者，毕竟已经是一个门徒众多的资深教师，就这样风风雨雨不断地往前走，一走十四年。这个形象，在我们后辈看来，仍然气韵无限。
孔子的这一行程，可说是“中国文化的第一行程”，值得我们记一记。中国文化的组成，除了靠一堆堆文字之外，还靠一排排脚印。大家都知道，我特别看重包含着很多脚印的文字，或者说，包含着很多文字的脚印。
好，现在看看由谁来说说孔子的出发？
‖费晟：我记得孔子当时离开鲁国是被迫的。当时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世卿手里，孔子为了削弱他们的势力，采取“堕三都”的措施。结果季孙氏和叔孙氏的城堡被毁以后，孟孙氏就以武力对抗，堕三都的行动就半途而废了，孔子与三家之间的矛盾也就变得非常尖锐。当时的鲁国国君也不争气，迷恋女乐，很多天不管事，孔子很失望。鲁国举行郊祭的时候，祭祀后按照惯例要送给大夫们的祭肉也没有送给孔子，说明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也只好离开鲁国，开始在各个国家之间乱转，还是挺凄凉的。
‖余秋雨：对，他就是这样出发了。但请大家注意，不要泛泛地为历史人物伤心。一切伟大的行程，往往是从无可奈何的凄凉开始的。
他行程的第一站是卫国，这里的状况比较好，人口不少。还没有到都城的时候，学生看到四周有那么多人，就问孔子，人多了，我们接下来应该对他们做什么呢？孔子的回答只有两个字--“富之”，让他们富裕起来。学生接着又问，他们富了以后，我们再为他们做什么呢？又是两个字--“教之”，就是开始进行教育。
不要小看这四个字，只有非常成熟的政治家，才会用最简单的语言回答复杂的问题。如何治理一个国家？先让人们富裕起来，再推行教育，就这么简单。
由于孔子已有的名声，卫国的国君很快就知道了他的到来。在宫里会见的时候，国君就问孔子过去的薪酬有多少。孔子在鲁国薪酬很高，有六万斗米（粟），这可是很大的一个数字。卫国的国君也很慷慨，立即就说，我们也给六万斗。但是对于孔子政治上的建议，他基本上不听，充耳不闻。这一点，或许也可以概括孔子后来十四年的共同经历：他到的每一处地方，统治者对他都很有礼貌，都愿意给他很高的物质待遇，但对于他的政治见解却几乎都不予采纳，做官更是没有可能。
‖王安安：我想孔子其实也不在乎什么待遇。他想要的别人不给他，不想要的硬塞给他，这真是太悲情了。
‖余秋雨：在卫国度过了比较无聊的几个月后，孔子只是在政界和商界认识了一些名人，也不多。不巧的是，其中一位他认识没多久的人竟然和朝廷的叛乱案件有关。于是孔子和他的学生也成了卫国的监视对象，一头雾水的孔子只好离开了。这也是孔子以后要反复遇到的惯例：开始的时候总是被热烈欢迎，走的时候却总是声声长叹，叹息了以后又重新燃起希望向另外一个地方走去。孔子似乎一直就陷在这样的一个怪圈当中。有人称这是失败之旅，但孔子内心认为，并不是他的失败，而是他遇到的那些统治者的失败。
离开卫国以后不久，孔子到了一个叫做匡的地方，在现在的河南省境内。孔子在匡地被一批人围住，说他长得像一个叫阳虎的人。阳虎在这儿打过仗，曾经攻击过匡人。结果孔子他们也就在匡地被困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以后孔子一行在其他地方也经常被困，有时是军队，有时是暴民，被围的理由各不相同，但每次都有死亡的危险。孔子和他的学生，永远在追求，又永远在逃奔。
‖王牧笛：孔子这十四年，也可以算作一场文化苦旅，他惶惑如丧家之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比如他当时在陈蔡之地被困的时候，虽然绝粮，却依然带着他的学生唱歌、弹琴，这样一种君子之乐，应该也是成就他伟大的一个重要因素。
‖刘璇：孔子说他五十而知天命，我记得钱穆先生曾经说过这个天命是什么：对外我知道现实是不可以掌握，不可以用我的主张的；对内我也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我自己不管别人用不用，我都要继续我的行为，用我自己的主张去实践它，传播它。孔子这十四年，对他个人而言，对后代知识分子而言，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树立了一个知识分子处世修身的典型。
‖余秋雨：刘璇在这个关口上说到天命的问题，非常合适。孔子走来走去，处处碰壁，其实正是在实践他对天命的感悟。钱穆先生的说法有点绕，其实孔子所谓知天命，就是不断地领会现实对自己的容忍程度，也就是探索自己能够在现实中的发挥程度。这也可以说是对自己生命行为的“边界触摸”。触摸的结果，知了自己，也知道了“天”的意思，因此也知了“命”。
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君子和西方英雄的重大区别。西方英雄是挑战型的，根据自己的强烈意志，向长天大地挑战，向命运挑战，即使头破血流也成了悲剧英雄。这是从古希腊悲剧中就可以看到的形象，黑格尔说，他们的悲剧的不可避免，正是一种他们自己不知道的必然性在起作用。中国君子不是这样，他们不欣赏这种悲剧性，而是要在大悲剧产生前了解必然性。在中国君子看来，这种必然性，也就是天人谈判的一种中庸合约。孔子因为在五十岁时就知道了这个道理，因此对后来的行程就不觉得苦了，因为一切磨难都是“边界触摸”，都是在实践天命。
请不要把孔子的这种行为方式看成消极。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特别成熟又特别勇敢的文明态度。探索天命本身就是一种勇敢，比那种不管天命的自我牺牲更勇敢。请注意，探索天命并不是贪图自身安全，恰恰相反，孔子常常寻找一种有价值的不安全，寻找自己“可为”和“不可为”的红线，并且进一步寻找如何在“不可为”当中寻找“可为”的可能性。
‖周双双：我觉得刚刚余老师提到的中国君子和西方英雄的对比很有启发。西方的英雄形象，往往在一个非常大的悲壮事件当中，明知道前方是毁灭，但是为了尊严和荣誉，他们坚持到生命最后一滴血的流尽。而孔子这种行为，不是在一个轰轰烈烈的事件当中了，也不追求过于响亮的荣耀，而在一个绵延的坚持当中一步步寻找，这同样也是一种英雄的行为。
‖余秋雨：孔子在遇到麻烦的时候，并不是一头撞向危险，而是想到自己的使命。在匡地被围五天五夜，有学生问他：我们难道就这么完了吗？孔子说：周文王已经没了，文明的重担显而易见落到了我们的肩上。如果先王和上天不想延续文明和道德，那就不可能让我们学那么多东西。既然让我们学了，就是暗示我们有延续的希望。只要这个文明要延续，现在包围着我们的那些人就不能对我们怎样，因为这是先王的意志，也是上天的意志。
后来在孔子离开陈国到蔡国去的路上，不小心进入了战场，出不去了，被围困在里面，七天都没有吃东西，饿坏了。但是他还在唱歌，还在弹琴。当时也有过一段令人难忘的谈话。
孔子说：我们不是犀牛，我们不是老虎，为什么永远在旷野里流浪？--这段话好像在抱怨，也好像在启发学生回答这个问题。
子路说：是不是我们仁德不够，别人不信任我们？或者是我们的智慧不够，别人无法按照我们的方案来实行？孔子回答说：如果天下的仁德都能获得人们信任的话，怎么可能有伯夷和叔齐的悲剧呢？如果天下的智慧都能被人接受的话，怎么可能有比干的灾难？他告诉子路和其他学生，不能以他人的接受不接受，来判断自己的仁德和智慧。
孔子接着又问子贡：我们怎么会走到绝路上？子贡说：老师啊，是不是你的理想太高了，一般人接受不了？我们能不能把理想降低一点，让一般人都能接受，那该多好。孔子看了他一眼说：你错了，天下最优秀的农民，不一定有最好的收获。天下最优秀的工匠，不一定都能够让人们满意。我们即使找到了循序渐进的办法，一步步把我们的理想都实现，也不见得能被天下的人完全接受。子贡，如果为了求得人们的接受就降低我们的标准，你的志向也太低了吧？
最后，轮到了颜回，孔子也问了他同样的问题。颜回说：老师的理想这么高大，一般的人不接受，那才证明老师是真正的君子。如果我们的政治方案不完善，别人不接受，那是我们的耻辱；但是如果我们的方案很完善，别人不接受，那是他们的耻辱。孔子一听就笑了，觉得颜回讲得真好。他开玩笑说：颜家的后生什么时候赚了钱，老头我来负责给你管账。
子路、子贡和颜回当中，颜回最让孔子满意。颜回认为，真君子本来就难以被人接受。按照颜回的说法，真君子不但要走，而且要以一种高水平的方式走得很远，再回头看看一路上被接受的程度，这也等于考察了百姓。在人民的接受度和我们的理想之间，就是真君子的立身之所。
‖丛治辰：我倒是不大喜欢颜回，这个人可能太会做人。他这个看法不就是从孔子对子路和子贡的回答里综合来的吗？八面玲珑。道理是说得没错，但是他的行为方式我看不上。比较起来我更喜欢子路的坦诚、率直和反省态度。跟子路的回答相比，我觉得孔子都没有足够的反省，这个老头在这里有点逃避责任。
‖余秋雨：我尊重你对孔子和颜回的意见，但是，我觉得不能把他们的谈话作一般人情世故的解读。颜回的回答恰恰碰撞到了孔子哲学的核心--中庸之道，也就是在“不被接受”和“设法接受”这两者之间嵌入一种追求。“不被接受”是预计中的，这就是因为我们高于民众的高度。所以既要面对民众，又要考验民众。
孔子我们还要讨论，因为他还在路上。
黄昏晚风萧条（1）
字体 [大 大中小]
‖余秋雨：孔子在年岁已高的时候花费十四年时间游历各国，充分显示了他强大的生命力。
生命力不仅仅指身体，更是指他全身心面对不同空间、不同事物时的一种能力，一种敏感，一种兴趣，一种试探，一种回应。这一切加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生命存在真实性。
比孔子晚生九十年的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曾追寻着他自己所崇拜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足迹，出发上路，不断地走，从埃及走到巴比伦，走到古波斯，一直走到印度。他把父亲的遗产用完了，回到古希腊，被控告挥霍财产。在法庭上，他朗读了一路上写的《宇宙大系统》，征服了法官和听众，不仅打赢了官司，还获得了高额奖赏。这个官司给欧洲后来的学者带来了巨大的启发，代代相继出行，一直到法国的思想家卢梭等人。他们在旅途中写下了大量的著作，完成了他们的思考。他们甚至认为，自己在不行走时就不能思考。
‖王牧笛：余老师好像一直很强调这种行走在大地上的知识分子生命状态，您写《文化苦旅》似乎就有点践行这种理念的意思。
‖余秋雨：是的。我很早就发觉，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委靡，既有外在原因，也有内在原因。当外在原因发生了变化，他们还是不行，那只能是内在原因了。内在原因初一看是互相伤害，实际上是自我禁锢，造成了生命状态的畸形。直到现在，大量“伪精英”、“伪斗士”的出现，都是使足了劲在狭小的圈子里装腔作势、尔虞我诈。这种状态实在让人不敢对比两千多年前孔子一行。我觉得，下一代知识分子若想走出陷阱，应该远远地追慕孔子和他的学生的风范，走到万千世界中去，面对千姿百态的生态和心灵，学会感受，学会思考，学会表述。
孔子的政治主张当时几乎没有被任何统治者所接受，他已经从五十五岁的壮年变成了六十八岁的老人。他终于决定结束这十四年的流浪，回来了。回来以后，作为一个老人必然遇到的痛苦，一个一个接踵而来。他刚回到家里，得知自己的妻子已经在一年前去世。他五十五岁离家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妻子。妻子等了他十几年，却在他到达的前一年去世。我们无法想象老人踏进家门时的情景。在没有便利通信的时代，妻子直到临死也不知道丈夫还能不能回家，但她还是把一切井井有条地收拾了。十四年的主动别离，对于这一对已经年老的夫妻来说，代价实在太沉重。这中间的默默牺牲，其悲壮程度，不亚于古希腊悲剧。在孔子回家的第二年，独生儿子孔鲤也去世了。中国家庭伦理基石的奠基者，失去了自己的家庭。还有一个襁褓中的孙子，他将延续孔门的千年血脉。
‖王湘宁：好在他还有子路，有颜回，这些跟了他那么多年的学生，还能够让他有个寄托。
‖余秋雨：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又过了一年多，孔子最喜欢的颜回也去世了。他对妻子的去世和儿子的去世并没有强烈的表达，但对颜回的去世，他就向着上天哭喊了：“噫！天丧予，天丧予！”老天啊，你要了我的命啊，你要了我的命啊。又过了一年，忠心耿耿的子路也死了。那时卫国发生内乱，子路闻讯，赴难就义，死得很惨烈，被人家剁成肉酱。差不多同时，他的另一个学生司马耕也去世了。一个老人，一个老师，和他的学生已经完全不能分开。学生的去世，对他的打击非常大，比他十四年来在每个国家吃闭门羹还要难受得多。
至少，在吃闭门羹的时候，他还有很多幽默。他曾在郑国和学生失散了，站立在城门口，学生们在找他。有人告诉他的学生子贡说：东门有个人，疲惫惶惑有如丧家之狗，大概就是你们要找的人吧？子贡顺着这个人的指点找到了孔子，并把这个人的话告诉他，孔子笑了，说：说我像丧家之狗，是的啊，是的啊！可见这是一个懂得幽默的老人。但是回来以后，他幽默不起来了。面对亲人和学生的一个个去世，他感到非常紧迫。他回来后任务很重：一方面，他的名声越来越大，拜到他门下的学生越来越多，他来者不拒，要给他们开课；另一方面，他还要大规模地整理古典文化，六经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整理的。他用心最多的是《春秋》，这是一部编年史，中国编年史的体裁最早就是由此开创的。在思想内容上，《春秋》还提出了大一统、尊王攘夷、王道等等重要和核心政治观念。
‖裘小玉：这些，也就是后来最深入人心的政治观念。如果没有这些思想，可能汉武帝也不会那么容易就接受儒家吧。
‖余秋雨：一部编年史变成了一部政治学，这个学术现象很值得我们注意。中外一些顶级哲人的思维，是通过讲述往事来体现的，这比“裸露状态”的哲理更有价值。因为失去了时空定位的哲理，往往只是一些离开树枝的落叶而已。孔子以编年史的方式表达的政治观念，证明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实行过的，因此已经具有实践参证。
孔子在写《春秋》的时候，有人在西边狩猎获得了麒麟，他听到以后，心中一震，说：“吾道穷矣。”他感到上天给了他一个信号，他已经靠近大限了。因为麒麟是仁兽，仁兽被猎，就意味着一个重要人物要结束他的生命了，他觉得这就是自己。于是，他那一天在《春秋》上写了四个字：“西狩获麟。”《春秋》就此结束。
《春秋》后面的篇章，是他的学生补写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自己的“编年史”也结束了。他开始得病，得病以后更觉得自己真的要离开了，所以他唱了一首歌：“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泰山要倒下来了，梁木要断裂了，哲人要枯萎了。七天以后，他就离开了人世，活了七十三岁。
先秦时期人们的寿命都不长，但奇怪的是，“仁者寿”，智者亦寿，先秦诸子的寿命都很长。墨子活了八九十岁，孟子八十四岁，庄子八十四岁，荀子七十八岁，比起来孔子算少的了。当然，也有不正常死亡的，比如韩非子，死的时候只有四十多岁。总的说来，先秦诸子以高寿完成了一座座思想大厦的建造，而这个思想大厦当中，最被历史记忆的还是孔子这座大厦。
‖司晨：我记得鲁哀公还专门作了诔文悼念孔子，这好像是最早的诔文。中国的事情很奇怪，伟人活着的时候大家都不大看重他，死了之后，才纷纷醒悟那个人好伟大。
‖余秋雨：这种情况现在还是这样，活着的人总是有“争议”，因此大家只把他看成“争议”一方，不予尊重。等到一死，“争议”结束，立即“伟大”。但孔子的死确实是一件大事，因此当时的葬礼比较隆重。
孔子生前特别强调周礼当中的丧葬之礼，这一点和道家的区别比较明显。道家觉得人生就是一片浮云，哪儿来，哪儿走，哪儿起，哪儿止，无所谓。可以消失在流沙荒漠，可以消失在草泽江湖。但对孔子来说，人生不是一朵云一股气，而是一个庄严的过程，要用隆重的仪式来终结它。
孔子重视丧葬之礼，在横向上，他可以通过丧葬方式来维系生灵之间的互尊；在纵向上，可以通过丧葬方式来护佑家属之间的传代。他的学生因为认真学习了这方面的知识，所以孔子本人的丧葬仪式之隆重，我们可想而知。
鲁哀公作为一个国君专门撰文悼念这么一个士，已经开了一个先例。但是，更让后世关注的，是学生们的守墓方式。这种守墓，要在墓边守三年，穿衣、吃饭都有特殊规定。墓边还搭建了窝棚，这些学生的家庭也要搬过来陪。来了那么多家庭，亲戚和相关服务人员也随之而来，结果就搬过来一百多家，成了一个不小的村落。
学生们就这样整整守了三年。本该告一段落了，但子贡还要继续再守三年。子贡守在那里，其他学生也来看望。结果，一个延续多年的仪式就构成了雏形。
‖王安安：我到曲阜去，还看到孔庙里收藏了孔子用过的衣服、帽子、琴、书、车，不知是真是假。后来很多皇帝都亲自去曲阜，祭奠孔子，孔子身后真是很受重视，活着的时候根本没法比。
‖余秋雨：那是到了汉代以后，孔子不仅仅是一代代学生们的纪念对象，而且成了很多王朝提倡的一个精神坐标。有许多皇帝亲自来祭孔，亲自来扫墓。最先来的是汉高祖刘邦，后来有东汉的光武帝、明帝、章帝、安帝，北魏的孝文帝也来了。唐高宗、唐玄宗都来过曲阜，后周的太祖，宋真宗，直到清代的几个皇帝，清圣祖、清高宗也都来了。祭孔，已经成为一种“国家仪式”。
‖费晟：那些学生为孔子守墓非常真诚，但后世的皇帝祭孔子就显得有点矫情了。孔子的学生为他守墓的时候，孔子依然是一个鲜活的形象，可是当后世把孔子的学说政治化以后，展现出来的就是一个冷冰冰的形象。孔子的学说被附上政治含义以后，一定程度上可能丧失了它作为一个学说的独立性，被片面和畸形地发展了。
‖余秋雨：于是我们眼前出现了两个孔子：一个是我们喜欢的，作为思想家的孔子，这个孔子的自然生命了结在他的七十三岁，留在了他的著作和他的一代代学生们心上，而不是祭坛上；另外一个孔子是被偶像化了而膜拜的那个孔子，他的学说被统治者们引到了另一个侧面。尽管仍然是他的学说，但是由于挪移了重心和部件，使学说的本体结构发生了一点变化。
‖王安安：这些皇帝确实是利用孔子，把孔子哲学变成一种国家的意识形态。但是我想，是不是也正因为政权的力量，孔子的儒家学说才会被普遍认识、普遍接受？那么皇帝的推崇是不是也起到了一定的好的作用呢？
‖余秋雨：从宏观上讲，中国那么多的朝代，那么多的皇帝，他们的民族不一，政见不一，血缘不一，共同地尊重一个人，这个人不是皇帝，也不是神，而是一个文化人，这不管怎么说也是一个人类文明奇迹。我认为中华文化作为古文化唯一留存到今天的重要原因之一，就与他的名字有关。
不仅如此，从隋唐开始的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考试的内容有不少变化，但越到后来越偏重于儒家学说。那些学生可能只是为了做官，并不是为了孔子，但是却用极大的精力去背诵儒家经典，好像是孔子滋养了他们，实际上却是无数年轻的生命滋养了孔子，滋养了《论语》，滋养了儒家学说。孔子的学说基本上是治国平天下的学说，这些人考上后拿了孔子的学说真的去做官，那么无论在考试层面、文官选拔层面，还是官场实践层面上，孔子变成了一个“大孔子”。这个孔子和原来的孔子是有距离的，他成了一个横跨时空的惊人文化现象，这是人类历史上没有别人可比的。
我们为这个事情高兴，但在心底里，还是喜欢那个一路被人拒绝、一路自我安慰、一路唱歌弹琴、一路颇为狼狈的孔子。
顾炎武先生说：“仲尼，一旅人也。”顾炎武先生自己也走了很远的路，最后终于体会到：孔子再伟大，在本性上只是一个旅行者，一个走路的人。这个称呼很亲切。由此可以庆幸，那个真实的孔子并没有失去，还有人懂得他。
君子的修身与治国）
‖余秋雨：今天我想问大家：你觉得孔子对历史的最大影响是什么？
‖王牧笛：在我看来，孔子是后世读书人的典范，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为人师表，垂范后世。当然，他的女性观在如今应该被抛弃了。
‖费晟：孔子提倡一种以家庭伦理为基点和核心的中国式的思维方式，在我看来，这是与西方文化最大的差别之一，它和西方那种终极关怀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路径。两千年来所有的中国人安身立命之处都是以家庭为原点。
‖余秋雨：你说得不错。孔子很重要的思想就是以家庭伦理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的重建。他把家庭的模式，扩大到整个社会结构。本来，研究社会结构是政治家的事情，一般老百姓不会关心，也缺少思考的资源。没想到孔子创造了一个可亲可爱的思维方式，那就是把人人都能体验的家庭生活方式当做一个象征体，推而广之，使宏观政治问题变成了家庭问题的放大，使一般民众也具备了思考的基点。后来孟子也用了这个思维模式，推己及人，推小及大，借由普通民众能够感受到的境遇，来设想一个社会和一个国家。在一般中国人看来，家庭的血缘伦理是自然的，难以动摇的，不能在父子、兄弟的尊卑关系之间有任何苟且。由此扩大，政治也渐渐变成了一种“自然伦理”。我觉得这是一项高明的理论策略。
中国人的家庭伦理观念，与农耕文明有关。农耕文明不同于海洋文明和游牧文明。对游牧文明来说，马背是家，帐篷是家，远方有水草，那么远方就是我要去的地方。海洋文明呢，永远在向往彼岸，彼岸在何方，可能永远不知道，因此可能回来，也可能永远不能回来。中国的农耕文明是精耕细作的文明，从春耕到秋收有好多程序，非常复杂。它延续的前提就是聚族而居，一家老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聚族而居就要讲究伦理结构，有了这种结构才能完成生产的程序和财物的分配，才能协调彼此的关系。孔子找到了这个结构，并把它扩充来治理天下。他的逻辑结构是从修身开始来齐家，然后是治国平天下。
孔子找到了一个起点，一个平台。例如中国民间信奉的第一道法规是孝，把对父母不孝的人骂成是“狼心狗肺”，也就是脱离了做人的最低限度。孔子就把这个关系推延到了君臣关系当中，也就是从“亲亲”直通“尊尊”，形成了整体的“治国”观念。
这个观念又进一步要求人们在社会伦理中“扮演”家庭伦理，构建一种简单、严谨、快乐的仪式。这个仪式就是“礼乐”仪式。整个国家像家庭一样和睦有序，充满温情和乐观，而且可以有音乐、舞蹈、诗歌伴随，这就是孔子的理想。
这个礼乐社会靠什么支撑起来？靠君子。如果没有君子，就缺少人格的基点，缺少过渡的桥梁，缺少实践者、评判者和监督者，无论是礼是乐，都缺少执掌者和引领者。因此，孔子把君子人格的养成，看成是他的社会理想的核心构建。大家从他的言论中都看到了，他一直以极大的热忱在呼吁君子之道。
‖裘小玉：君子之道的内容很丰富，例如确定了君子的人际交往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到现在仍有价值。孔子的中庸之道则给君子之道提供了行为准则，那就是中和，不能偏激，不能走极端。
‖余秋雨：对。但遗憾的是，当他的学说被皇帝们推崇的时候，皇帝们只是看中了他的以家庭推演出来的政治图谱，全国就是一个家，我是家长，我的权威像天赋血缘一般不可动摇，所有的人都该像服从父亲一样服从我。
对于孔子学说的人格基础--君子之道，历代朝廷虽然也会讲，却不会由衷地重视和执行，因为他们绝大多数本身不是君子，他们更多地信赖丛林原则和好汉原则。
我在《摩挲大地》一书里面有一篇专门论小人的文章，在海峡两岸都曾经产生过极大的影响。不是因为我写得好，而是因为在中国人的社会中，作为君子对立面的小人，势力太大了。君子，尽管被呼吁了两千多年，却还是“稀有动物”。我是个现代学者，但实在找不出任何一个国际学派中的概念可以替代君子和小人的划分。有一些西方学者也感觉到了这个区分，但怎么划分也没有君子和小人之间的划分那样清晰有力。
‖丛治辰：那篇文章我还记得，余老师在那里面讲到一个小人，为太子娶亲接新娘，看到新娘的形象实在太好了，就半路转了个身，把她献给正当政的国君。太子妃变成了太子的娘，实在叫人叹为观止。
‖余秋雨：我引用了很多历史资料，也包括外国的资料，来提醒广大读者，我们在区分社会上种种是非、善恶、利钝、真伪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背后的人格界线，也就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
君子和小人的区别，比好人和坏人的区别更深刻。很多敌对营垒里的人，很可能是君子；很多与我们完全站在一起的人，很可能是小人。因此，这种划分能够使社会历史从表层的是是非非中解救出来，增加一层关系高尚和卑下的人格坐标。
从一开始就醒目地强调君子和小人的区别，这是中华文化无与伦比的优点。但是，这种区别在实践中很难掌握，往往只停留在一种不确定的感觉上。结果，很多读书人都自称是君子，即使不是也很难否定。读书读得幸运的，通过科举考试做了官，大多会陷入权谋，权谋太过便成了小人政客，但是，“太过”的分界又在哪里？读书读倒楣了成了鲁迅笔下孔乙己这样的人，穷困潦倒还以君子自恃，天天用“君子固穷”这样的话安慰自己，但他们的生态已经造成了对“君子”这个名号的讽刺。
‖刘璇：读书读得好的去当官，开始搞权谋，读得不好的就变成孔乙己。这样一想，真是叫人有点悲观。那如果读书人里都出不了君子，又该怎么办呢？
‖余秋雨：我也有点悲观。正因为君子和小人的外部界线永远不清晰，因此真正的君子也只能埋没在小人堆里难于显现。
我只希望，那些埋没在小人堆里的君子能够互相认识。尽管周围都是密密层层的肩膀，但在肩膀和肩膀的缝隙中，却看到了一种与自己近似的眼神。
为此，我们还需要重温一下孔子对君子和小人的划分。
孔子在这个问题上的划分很多，我在这里只能随口说几个方面，例如在外部标志上，在人际关系上，在道义使命上，君子和小人的区别。
在外部标志上的对比。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这是无法掩饰的直觉形态。就像我们进一个屋子，还没有搞清楚里边究竟藏了什么，但一眼就可以看出是敞亮的，还是局促的。君子为什么能够坦荡荡呢？孔子解释道，因为君子是仁者，所以不忧；君子是智者，所以不惑；君子是勇者，所以不惧。
在人际关系上的对比，孔子讲了不少。例如，“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等等。可见他特别重视在人际关系中看人品。如果有一个大学者，著述甚丰，但细想起来，从来没有怎么帮助过别人，反而几度坏了别人的事，那么，这个大学者在本质上很可能是一个小人。在这些对比中，“和而不同”和“同而不和”的界线、“周而不比”和“比而不周”的界线最为深刻。这两条界线，保障了君子们在和睦中的独立性，否定了小人们在趋同中的攀比，因此也证明了那种没有不同意见的千篇一律，只能滋生小人而不是君子。
在道义使命上的对比，孔子觉得最为根本。他提出了一些简明原则，例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怀德，小人怀土”等，认为君子不同于小人的基本点，在于能够超越利益和境遇，追求道义和仁德。
你们看，虽然孔子并没有为君子和小人确立严格的定义，却从反复的对比中让大多数中国人感悟到了这两种人的差别所在。这是一笔延续两千多年的丰富精神遗产。我希望同学们在儒家关于君子和小人的对比上投下更多的时间来体会。
‖王牧笛：刚刚余老师讲的是君子之道，我知道孔子还特别强调一个东西，就是“中庸之道”，它又该怎么理解呢？
‖余秋雨：如果说君子之道侧重于人格论，那么中庸之道便侧重于方法论。中庸之道是反对极端主义和单边主义的一种制衡哲学。我估计，你们的父母一辈，甚至祖父、祖母一辈，都会有人误会中庸之道是不分是非地搞折中，是谁也不得罪地和稀泥，这完全搞错了。人类太容易走极端了，能不能在两个极端之间找一条最有分寸、最恰当、最合适的路？其实儒家的好处就是相信这条路的存在，即使一时找不到，它也存在。这种信念，变成了一种理想，一种信仰，因此方法论也就变成了目的论。
我特别需要提醒年轻学生的是，要认识中庸之道的意义，首先要认识极端主义的祸害。我们在说极端主义的时候，不能完全指称那些恐怖主义分子。实际上我们每个年轻人都有可能沾染极端主义思维。极端主义的初极形态就是追求“痛快”，追求“危言耸听”；极端主义的高级形态就是争取成为站在悬崖峭壁上的“英雄”。为什么是站在悬崖峭壁上的呢？因为这些人越要吸引观瞻，就要把对立面看得越大、越强，结果把自己脚下的土地越逼越小。我见过发动农村族群械斗的首领“文革”时期的造反派头头，以及目前某些极端民族主义者和族群分裂主义者，几乎都是这样。他们为什么能成为首领？因为提出的口号特别刺激。特别刺激的口号一定是狭隘、苛刻、夸张的，那就成了“原教旨主义者”，或者说“基本教义派”，容不得任何修正、宽容和妥协，并把丝毫修正、宽容、妥协看成是叛变。这种思维，把满世界都看成是仇敌，那就只能把自己看成是无以立足的孤独者了。不少人喜欢仰望这种形象，于是他们也就扮演这种形象，到后来，让别人和自己都没法活。中庸之道否定了这种扮演，笑眯眯地解救了这些人，也解救了他们的所谓“仇敌”。世界上的活动空间很大，人类的生存方式很多，何必玩这种极端？极端主义认为，“离佛一尺即是魔”，这种理论看似保护了佛的纯洁性，其实是孤立佛、限制佛，让佛失去了话语空间和行为自由，能做的只能是对一尺之外的所有物象进行呵斥和打斗，那么佛也就不再是佛。中庸之道正相反，认为“离魔一尺即是佛”，佛的世界无比广阔，一切人都能被佛光普照。
正因为这样，孔子把中庸之道看成是最高、最广的道德。他在《论语》中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他由此进一步认为，“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也就是说，那些永远在玩弄极端概念、陈述刺激话语的“英雄”，基本上是小人。这话，希望大家记住。我为什么历来不与极端主义辩论？因为心中早有孔子的这个判断。
学习中庸之道，我建议大家多读儒家经典《礼记》中的《中庸》篇，这是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们所记述的，很有价值。我在这里先为大家读一段：“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我一直认为，中庸之道，是21世纪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最佳哲学，可惜很难让外国人领会。我还认为，中庸之道加上君子之道，是儒家的灵魂所在，也是中华文化的灵魂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