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一)

(2007-04-16 14:37:18)[编辑][删除]
标签：情感
文化
回忆
分类：岁月拾痕
我的“五七小学”生活
“五七小学”这个概念可能对于很多人是模糊的，年轻人甚至不知何意，但我的记忆中却永远都对其有着深刻的印记，因为它是我的第一个求学时期。
1970年的2月，哈尔滨还是非常冷的，我却非常高兴，因为我要上学了。委主任通知适龄儿童去她家里报名，我拿着户口本高高兴兴地去了。在那里我看到了我的班主任迟亚琴老师---一个委里面有些文化的家庭妇女，我的同班同学就是南岗区邮政公社（相当于现在的街道办事处）7委的全体7岁以上儿童。原来从我们这批儿童开始，我们不再去正规小学上一年级了，我们成了文化大革命新生事物---“五七小学”的首届学生。
炎热的8月终于来了，我要上学了。妈妈花了7角钱给我买了一个新款人造革的提兜（书包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太敢想的奢侈品，有兄姐的可以继承个旧书包）、1角8分买了一只印有农业学大寨字样和战天斗地图案的铁文具盒、2角3分买了一本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一块2分钱的橡皮、2只1分钱的铅笔、6分5一本的学生本买了2本大田字本和2本拼音练习本。我把自己的家当摸了一遍又一遍，看了一回又一回，心里高兴极了。
开学那天是个晴朗的日子，我拎着自己的“书包”和一只小板凳上学了。学校就在花园街32号省委家属院里，院子就是我们的教室，黑板挂在树上。书包就是桌子。孩子们一排排面对黑板坐好后，记得邮政公社的有关负责人讲了一通我们半懂不懂，也根本没记住的话，老师叫我们拍了半天巴掌，委主任又说了点什么，我们就在周围居民的旁观中开始上课了。
上一会儿课，我们就在院子里玩一会儿，男生趴在地上弹玻璃球，女生跳猴皮筋，过得也挺开心。第一天学了拼音a和数字1，我们在不平的“桌子”上把本子戳了些窟窿，用橡皮擦得黑糊糊一片，每个人歪歪斜斜地在本子上乱画了一气。中午玩得满身泥土，丢盔卸甲的我们就意犹未尽地放学了。
我们“五七小学”在最初的日子里，上不上课，什么时候上课全凭老天说了算，刮风下雨就是停课的号令。我们在太阳的庇护下，在院子里上课直到深秋。这其间的酸甜苦辣现在想来余下的就只有游戏般的欢乐了。
公社给我们班在马家街哈医大家属院内找到了一间据说原来是鸡棚的平房。我们终于有了名副其实的教室了。每个学生交了20块“全民备战”时家家都会做的泥砖坯和一块木板，课桌就搭成了，再带上我们在院子里打游击时的小板凳，桌椅也都全了。教室的中间砌了一个炉子，长长的铁皮烟囱从教室的窗户伸出头去，冬季的取暖设施也齐备了。
我们的新课本也发下来了。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语文》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第二课是“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三课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算术》我们也开始学加法了。
班级组织也建立起来了，我由于识字多，还能流利地背诵《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反对自由主义》和《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五篇著作而被选为学习委员，每天早晨带领同学们学习“老三篇”和“最高指示”。
初冬的一天，经过同学的推选，我和张宏伟、刘赤鑫、杨玉玲、王悦5位同学一起第一批加入毛泽东思想红小兵。为了参加第二天的入队仪式，我们5人连夜排了一个舞蹈，名字就叫《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第二天在邮政公社全体“五七小学”学生参加的入队仪式上，就在我们要上台带红袖标并宣誓时，我们才知道，由于王悦的爸爸是哈医大的反动学术权威，她的红小兵资格被取消了，表演节目的时候5个人变成了4个人，临时的变动使我们的舞蹈有些乱，好在都是些小孩子在台上蹦蹦跳跳一阵子就下来了，但王悦好像从此再也不那么活泼了，我作为班干曾去她位于花园商店旁边的二层小灰楼（医大专家楼）家访过，我发现她的一家人都是谨言慎行的。
我的班主任迟亚琴老师是一个挺负责任的老师，待人也很和蔼。记得她给我们上课的时候，有一次看见她扎着白头绳，脸色很不好，原来她的妈妈去世了，就是这样她也没给我们停课，其实那时教学是很不正规的，也没人检查，但她对自己，对我们要求都是很严的，我们也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真正学到了一点东西。迟老师的丈夫是个火车司机，她有三个孩子，她的大儿子叫温良义，就在我们班，因为淘气或学习不好，她经常打儿子，却从来没打过我们任何一个学生。
我们在“五七小学”里度过了我们的启蒙学习阶段，1971年的秋天，迟老师把我们全班送到了铁岭小学。从此我们开始了正规学校的学习，看到了操场，看到了风琴，看到了各种体育器材，也有了除班主任以外的其他科任老师。
“五七小学”是文革特殊时期的一个产物，它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现在想来，它一是缓解了小学校舍紧张的压力，二是解决了城市里一些有文化的家庭妇女的就业问题，这是它的存在价值，但它留给我们这一代人的印迹却是永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