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 我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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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童年
冰心
选自《冰心七十年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我生下来7个月,也就是1901年的5月,就离开我的故乡福州,到了上海。
那时我的父亲是“海圻〔圻(qí)〕边界。”巡洋舰的副舰长,舰长是萨镇冰先生。巡洋舰“海”字号的共有四艘,就是“海圻”“海筹”“海琛”“海容”,这几艘军舰我都跟着父亲上去过。听说还有一艘叫做“海天”的,因为舰长驾驶失误,触礁沉没了。
上海是个大港口,巡洋舰无论开到哪里,都要经过这里停泊几天,因此我们这一家便搬到上海来,住在上海的昌寿里。这昌寿里是在上海的哪一区,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母亲所讲的关于我很小时候的故事,例如我写在《寄小读者?通讯(十)》里面的一些,就都是以昌寿里为背景的。我关于上海的记忆,只有两张相片作为根据,一张是父亲自己照的:年轻的母亲穿着沿着阔边的衣裤,坐在一张有床架和帐楣的床边上,脚下还摆着一个脚炉,我就站在她的身旁,头上是一顶青绒的帽子,身上是一件深色的棉袍。父亲很喜欢玩些新鲜的东西,例如照相,我记得他的那个照相机,就有现在卫生员背的药箱那么大!他还有许多冲洗相片的器具,至今我还保存有一个玻璃的漏斗,就是洗相片用的器具之一。另一张相片是在照相馆照的,我的祖父和老姨太坐在茶几的两边,茶几上摆着花盆、盖碗茶杯和水烟筒,祖父穿着夏天的衣衫,手里拿着扇子;老姨太穿着沿着阔边的上衣,下面是青纱裙子。我自己坐在他们中间茶几前面的一张小椅子上,头上梳着两个丫角,身上穿的是浅色衣裤,两手按在膝头,手腕和脚踝①〔踝〕读huái。上都戴有银镯子,看样子不过有两三岁,至少是会走了吧。
在上海那两三年中,父亲隔几个月就可以回来一次。母亲谈到夏天夜里,父亲有时和她坐马车到黄浦滩上去兜风,她认为那是她在福州时所想望不到的。但是父亲回到家来,很少在白天出去探亲访友,因为舰长萨镇冰先生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派水手来叫他。萨镇冰先生是父亲在海军中最敬仰的上级,总是亲昵地称他为“萨统”(“统”就是“统领”的意思,我想这也和现在人称的“朱总”“彭总”“贺总”差不多)。我对萨统的印象也极深。记得有一次,我拉着一个来召唤我父亲的水手,不让他走,他笑说:“不行,不走要打屁股的!”我问:“谁叫打?用什么打?”他说:“军官叫打就打,用绳子打,打起来就是‘一打①〔一打(dá)〕量词,12个为一打。’,‘一打’就是十二下。”我说:“绳子打不疼吧?”他用手指比划着说:“吓!你试试看,我们船上用的绳索粗着呢,浸透了水,打起来比棒子还疼呢!”我着急地问:“我父亲若不回去,萨统会打他吧?”他摇头笑说:“不会的,当官的顶多也就记一个过。萨统很少打人,你父亲也不打人,打起来也只打‘半打’,还叫用干索子。”我问:“那就不疼了吧?”他说:“那就好多了……”这时父亲已换好军装出来,他就笑着跟在后面走了。
1903~1904年之间,父亲奉命到山东烟台去创办海军军官学校。我们搬到烟台,先住在市内的海军采办所,所长叶茂蕃先生让出一间北屋给我们住。南屋是一排三间的客厅,就成了父亲会客和办公的地方。我记得这客厅里有一副长联是: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
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语出《左传?昭公十二年》:“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后泛指一切古书。
我提到这一副对联,因为这是我开始识字的一篇课文!父亲那时正忙于拟定筹建海军学校的方案,而我却时刻缠在他的身边,说这问那,他就停下笔指着那副墙上的对联说:“你也学着认认字好不好?你看那对子上的山、竹、三、五、八、九这几个字不都很容易认的吗?”于是我就也拿起一枝笔,坐在父亲的身旁一边学认一边学写,就这样,我把对联上的22个字都会念会写了,虽然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这“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究竟是哪几本古书。
不久,我们又搬到烟台东山北坡上的一所海军医院去寄居。这时来帮我父亲做文书工作的,我的舅舅杨子敬先生,也把家从福州搬来了,我们两家就住在这所医院的三间正房里。
这所医院是在陡坡上坐南朝北盖的,正房比较阴冷,但是从廊上东望就看见了大海!从这一天起,大海就在我的思想感情上占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我常常心里想着它,嘴里谈着它,笔下写着它;尤其是三年前的十几年里,当我忧从中来,无可告语的时候,我一想到大海,我的心胸就开阔了起来,宁静了下去!1924年我在美国养病的时候,曾写信到国内请人写一副“集龚①〔集龚〕截取龚自珍的诗句或文句拼集成一副对联。龚自珍(1792—1841),浙江仁和(现在杭州)人,清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 ”的对联,是:
世事沧桑心事定
胸中海岳梦中飞
谢天谢地,因为这副很短小的对联,当时是卷起压在一只大书箱的箱底的,“四人帮”横行,我家被抄的时候,它竟没有和我其他珍藏的字画一起被抄走!
现在再回来说这所海军医院。它的东厢房是病房,西厢房是诊室,有一位姓李的老大夫,病人不多。门房里还住着一位修理枪支的师傅,大概是退伍军人吧!我常常去蹲在他的炭炉旁边,和他攀谈。西厢房的后面有个大院子,有许多花果树,还种着满地的花,还养着好几箱的蜜蜂,花放时热闹得很。我就因为常去摘花,被蜜蜂螫①〔螫(shì)〕书面语,同“蜇”。了好几次,每次都是那位老大夫给我上的药,他还告诫我:花是蜜蜂的粮食,好孩子是不抢别人的粮食的。
这时,认字读书已成了我的日课,母亲和舅舅都是我的老师,母亲教我认“字片”,舅舅教我的课本,是商务印书馆的国文教科书第一册,从“天地日月”学起。有了海和山作我的活动场地,我对于认字,就没有了兴趣,我在1932年写的《冰心全集》自序中,曾有过这一段,就是以海军医院为背景的:
……有一次母亲关我在屋里,叫我认字,我却挣扎着要出去。父亲便在外面,用马鞭子重重地敲着堂屋的桌子,吓唬我,可是从未打到我的头上的马鞭子,也从未把我爱跑的癖气吓唬回去……
不久,我们又翻过山坡,搬到东山东边的海军练营旁边新盖好的房子里。这座房子盖在山坡挖出来的一块平地上,是个四合院,住着筹备海军学校的职员们。这座练营里已住进了一批新招来的海军学生,但也住有一营的练勇(大概那时父亲也兼任练营的营长)。我常常跑到营门口去和站岗的练勇谈话。他们不像兵舰上的水兵那样穿白色军装。他们的军装是蓝布包头,身上穿的也是蓝色衣裤,胸前有白线绣的“海军练勇”字样。当我跟着父亲走到营门口,他们举枪立正之后,父亲进去了就挥手叫我回来。我等父亲走远了,却拉那位练勇蹲了下来,一面摸他的枪,一面问:“你也打过海战吧?”他摇头说:“没有。”我说:“我父亲就打过,可是他打输了!”他站了起来,扛起枪,用手拍着枪托子,说:“我知道,你父亲打仗的时候,我还没当兵呢。你等着,总有一天你的父亲还会带我们去打仗,我们一定要打个胜仗,你信不信?”这几句带着很浓厚山东口音的誓言,一直在我的耳边回响着!
回想起来,住在海军练营旁边的时候,是我在烟台八年之中,离海最近的一段。这房子北面的山坡上,有一座旗台,是和海上军舰通旗语的地方。旗台的西边有一条山坡路通到海边的炮台,炮台上装有三门大炮,炮台下面的地下室里还有几个鱼雷,说是“海天”舰沉后捞上来的。这里还驻有一支穿白衣军装的军乐队,我常常跟父亲去听他们演习,我非常尊敬而且羡慕那位乐队指挥!炮台的西边有一个小码头。父亲的舰长朋友们来接送他的小汽艇,就是停泊在这码头边上的。
写到这里,我觉得我渐渐地进入了角色!这营房、旗台、炮台、码头,和周围的海边山上,是我童年初期活动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