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信仰：深入解剖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源ii

回归信仰：深入解剖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源
作者：猗竑
前言
在人类历史上，中国曾经一度领先世界上千年。每一个中国人心中都对这一事实充满了自豪感。然而，以西方中世纪结束为起点，中国很快就被西方社会追赶、超越并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为什么一直领先的中国会被西方超越，并且还被西方列强侵略了上百年，而且直到今天，中国的社会现况依然问题重重？是什么导致我们的社会停滞了2000年没有大的进步？是什么让一个不断强调道德的国度却让人发觉，道德水平甚至出现了倒退？中国社会中到底存在着怎样的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呢？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我试图从中西方文化历史和社会的发展及社会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上去寻找其中的根源。本书意图启发大家思考，希望从社会中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出发，使大家从更深的层面上去考虑我们的社会和人生。
目录
第一章 认知信仰　…………………………………………………………………3
第二章 我们的信仰和文化发展历程　……………………………………………4
第三章 西方的主要信仰发展历程及主要发达国家信仰　………………………8
第四章 新时代运动　………………………………………………………………10
第五章 中国社会存在的主要问题及信仰上的原因　……………………………12
一、 我们的社会缺的是什么？
二、 文化的延续
三、 2000年不变
四、 科学探索
五、 社会的贫穷思维和富人移民
六、 卖国者和汉奸
七、 社会公德、小聪明和大智慧
八、 加害更弱者
九、 慈善
十、 中国足球、贪污和被抬高的职业人
十一、社会监管及藏富于民
十二、总结
第六章 回归信仰——理解“爱”　………………………………………………22
一、 黑暗与光明
二、 五十步笑一百步
三、 理解“爱”并从根本上完善我们的社会
四、 更大的实相
五、 对新时代的灵修者说的话
第七章 结语　………………………………………………………………………26
第一章 认知信仰
信仰是什么？相信我们很少有人会认真考虑这个问题。由于我们的社会意识常常认为我们是没有什么宗教信仰的，所以我们也很少去思考这个问题。甚至有的人会明确的告诉别人，他是没有信仰的。在我们的社会中，这样的人并不在少数，这些人是所谓的无信仰主义者。
事实上每个人都会有信仰。
对于信仰，有各种各样的理解，最通俗的说法是：人们对某种理论、学说、主义的信服和尊崇，并把它奉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和活动指南。
在我看来，信仰最本质的内涵应该是：人们对自己真正是什么的最本质的概念和定义。
如何理解这句话呢？
不管一个人自认为有没有信仰，他都会对自己是什么、人类是什么有一个最根本的定义，他会在心中对自己真正是什么、生命是什么、人类是什么、宇宙又是什么有一个定义，这个定义不一定能被很精确的述说出来，但是在他的生活中，他总在试图去明确这个定义。从一个民族来说，这个族群会赞同自己是一个怎样的民族，有怎样的图腾，以什么为自己的文化背景和立足之本。
这些定义，最终归结并集中到一个问题上：自己真正是什么。
我们习惯中常常认为宗教信仰才叫信仰。但是，信仰更多的是对宇宙、对社会、对人的最高的诠释，包括对社会发展的方向、人生的意义及客观存在的理由的概念性解释，并由此而形成我们对待自己及其他一切事物的标准。一些理论也会帮助我们对自己真正是什么进行一个确认，所以人们往往就认为，信仰就是那个理论，事实上，信仰不是理论，而是我们对自己真正是什么的概念。而作为最基础的源头概念，才是信仰的关键。
可以说，信仰就是每个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中的所有概念的源头。我们如何去定义自己、如何去定义生命、如何定义世界，就会让我们创造一个怎样的自己和社会。
在现实中，那些所谓的无信仰主义者，往往是生活中的拜金主义者和强权主义者。他们更相信看得到摸得着的“实在的东西”，而排斥那些精神性的、无证据的东西。但是，他们并非没有信仰，他们只是将自己的信仰等同于物质、利益或强权了。即：将自己定义为了物质化的人，只有物质才能令其进步和圆满。无信仰本身就是信仰，无信仰代表了另一种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
说到“信仰”，就不得不说“文化”。
文化，就字面来看，就是文字化之意。而“文化”的最深层的意思是指：对信仰的文字化、通俗化理解。即：文化是建立在信仰之上的，对一切客观事物的认知和思考方式。
不论“文化”这个词是什么时候被社会归纳产生的，但其所蕴含的意义从人类能思考开始，就一直存在并产生作用。文化与信仰是伴生的，就如一个人有怎样的概念就有怎样的理解方式和思维模式。文化其实就是一个民族的思维模式的展现。我们的文化一直跟着我们的信仰的路径前进。
第二章 我们的信仰和文化发展历程
信仰是文化的基础和本源，文化展现出对信仰的认知和理解，并向外宣示信仰。信仰是概念，文化是源于此概念之上的思考和思维模式的展现。同时，文化又会反过来加强或改变人们对概念的定义，即加强或改变信仰本身。
中华文明的信仰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随着各时期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理解的不同而进化着，同时，随着地域的不同，也有着相当大的区别。不过在主流文化上，开始的信仰和文化是以“神”为支点展开的。从流传下来的文字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在夏、商之前主要祭祀的是“上帝”、“帝”、“皇天”。在成汤声讨夏桀的缴文《汤誓》就有“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这样的说法。不过这一时期真正留下来的文字记录并不多。另外，盘古开天、女娲造人、大禹治水等神话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亲缘关系，这对维系中华文明的中央集权制度和血脉关系起到了文化和信仰上的支持。
到了西周时期，统治阶级从殷商灭亡的经验教训中得出了民心之向背、民众力量之强弱是政权能否长期存在的关键，重人事、重民事的思想开始给后世的思想家、政治家从中发现人的力量、以及重新思考天与人之间的各种问题留下了广阔的思考空间。在这个时代，就如西方在中世纪，最终以基督的上帝取代众神一样，人们开始用“天”来代表“神”。随着周朝的没落，春秋各诸侯国的争霸让“人”进入到了人们的视野，一方面，“贤人”成为了各诸侯国争取的对象。另一方面，人口许多时候又是诸侯取得争霸胜利的决定因素。“人”与“天”的关系开始被大家纳入思考的重点。早期的“重人事，轻鬼神”的思想开始在人们的心中生根发芽。也就在此时，诸子百家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各家依照各自的学说理论纷纷提出了各自的处世信条，也渐渐形成了各自对信仰的理解。
说到信仰，就不能不说春秋时期的道家的老子（李聃）和儒家的孔子，正是这两位先贤决定了中国之后2000多年的主要文化和信仰。从西汉文、景二帝重黄老之学到后来的汉武独尊儒术，虽然儒道二家此时仍未称教，但是已经被当作处世哲学来信仰。中华文明在汉代经历了最重要的信仰选择。
对于西方“中世纪”的理解，全球的不同的学者分成不同的派别，将中世纪分别看作是西方封建社会的兴起和没落、古罗马文明的沉沦和复兴等。但是也有人将它看作是西方宗教信仰及之后社会文化发展中一段最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西方社会由古希腊的多神信仰归入到上帝一神信仰上。西方文化中也出现了弱化神，转而向科技寻求人真正是什么的答案上来，给了人一种精神信仰似乎被弱化的感觉。中国战国时代末期，奴隶制度瓦解之后，中华文明也进入了自己漫长的“中世纪”。因为正是在这一时期，我们也进入了封建社会，我们的信仰也在这一时期得到进一步明确，我们社会发展的方向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确立。
表面来看，似乎西方文明与我们发生了相同的事情，都在弱化神的作用。然而，我们深入下去，却会发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这一时期的变化是有本质的区别的。西方社会只是追寻人类“真正所是”的方向改变了，本质并没变；而中国文化则基本放弃了对人类真正是什么的探索。西方社会不满足于宗教教义的解释，转而向科技上去试图发现答案，而中国社会则基本不再去追寻这个答案，似乎那已不再重要。或许有人会十分反感我的这一提法，我们通过实例去对比一下。西方科学界在这一时期内提出了许多颠覆神学的科学发现，并导致了无数拥护真相的科学工作者因此而受到精神和肉体上的摧残；而通观中国的中世纪，我们没有提出一个对传统认知有颠覆作用的科学发现，我们的精力完全放在了“为人处世”的方法上。
我们的社会在这里选择了儒家而不是老子，这跟中国文化形成的历史和道家的特点是很有关系的。
首先，由于春秋时期的诸侯争霸，人往往成为了成败的关键，社会对“人”重视逐渐超过了对“神”的重视，使得“重人事，轻鬼神”的无神论在中国形成了一种气候。也培养了诸侯对强权的信仰。强权代表了对资源的高度掌握，是一种物质化的表现，因此，此时的中华文化已经在将“人类”理解为是“物质的追逐者”。其次，老子探寻宇宙的起源和事物运行的规律，提倡无为、不争和天下平等的思想跟当时的统治阶级的强权信仰极不相称。虽然中国至西汉以后的的朝代往往循道而兴，遵儒而亡，但是依然不能够成为主流意识的指导思想。因为对帝王来说，儒家的君臣父子之学说为巩固他们的统治提供了一个方便。显然要比道家提倡的天下平等、无为而治更能展现皇权的权威，也更加符合对物质化信仰的理解。所以儒家思想开始占据主流意识的主导地位。
可是，二者在本质上有着非常巨大的差别。因为道家思想主要是对宇宙观、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思考和阐述，管理和治国的方法只是在这思考中得出的一些副产品。它试图全面探究宇宙的本源，也就是所有概念的源头，因而它十分接近于信仰本身，所以它可以当作一种对信仰的诠释，也可以作为治世之道。而儒家思想并不涉及宇宙是什么、世界是什么等最基本的概念，它偏重于“人事”等社会性的问题，它可以看作是一种“术”的追求，一种手段、一种文化，但是，它不能对世界提供一个本源概念，无法上升到信仰位置。所以在后来的社会发展中，中华文化才会由儒、释、道三家共同代表。在这三者中，儒代表了文化。但是，人类并不只存在社会性的问题，还有自然性的东西以及探寻人类真正是什么的疑问。而且，即便到了今天，我们所谓的科学其实还只是一种十分受限的证据论，人生的许多东西无法从科学得到解释。所以，宗教等带有源头论的东西就成了调和这些不可解的事实的最佳途径。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在失去主导之后为什么道家依然能够在民间流行，而外来的和尚为什么可以壮大。因为，佛和道提供给了人们一种人类真正是什么的概念、一种源头的选择，提供了一种对不可知的事实解释、一种心灵的寄托。
孔子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将法律当成便宜的工具，有用时用，阻碍自己时就扔到一边，将儒文化的实用主义展现得淋漓尽致。显然，将他奉为“圣人”的儒者们也将这一条学得淋漓尽致。
由于文化主要是由儒家代表的，它同时也代表了统治者的意愿。所以，往往在统治阶级无法解决问题的时候，才会想到佛和道，一旦问题解决之后，佛和道就又被抛诸脑后。所以，在三者中，佛和道同样沦为了统治者便宜的一种工具，而不是一种一定要遵从的信仰。因此，中华文化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一种追求表面功夫的特性。可以说，中国的中世纪，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弱化“神”的实用主义信仰体系，所谓的“鬼神”，只不过是生活中一种便宜的工具而已。
华夏文明也从儒家的实用主义和道教的三皇五帝的多神论中，归整出自己的一套比较有代表性的信仰。在结合“重人事、轻鬼神”的思想和三皇五帝的传说后，有着复古思想，提倡恢复周礼的儒家文化最终将信仰引导到了强权和祖宗的身上，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称自己为“炎黄子孙”。最终中国人只相信代表物质的金钱、强权和祖宗。
强权信仰、祖宗的信仰和氏族体系，天然维系着一个私有集团的利益。这一信仰，在历史的发展和连年的战火导致的氏族分解之后，被理解为强权、金钱和小家利益，助推了私利主义在社会的泛滥。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思考，为什么三民主义不能够在中国取得胜利？原因是三民主义是源于西方的神的文化信仰，而中国并不存在这样的一个信仰。当一个新的事物与社会意识最根本的源头概念都不一致的时候，就像强要一条鱼离开水而存活，或者硬将一只动物沉入水中想要它在水中生活一样。最终只有失败。
而源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却能够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呢？
巧合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这跟我们的文化传统中的原始唯物主义观点不谋而合，并且极大丰富了中国传统唯物主义。所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但生根，而且立即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了起来，引导中国走出了自己的中世纪。但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趋向于将“生命”归结于“偶然和巧合”，并且不可避免的会被诠释为“生命一次论”。当一个信仰“生命一次论”的理论体系被一个功利的文化捕获，必然会更加加强了那个文化的功利性。从这个方面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一把双刃剑。
说到这里，一定要说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向外表现为追求“共产主义理想”，也就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它之所以能够带领中国取得革命和建国初期社会建设的胜利，完全是因为这一核心。
通观历史，所有成功上位的政权更替，都会打出为最广大民众的利益这一性质的口号。但是毛泽东思想跟那些更替的政权不同的是，它结合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将“共产主义信仰”同人民的利益放在了一起，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了第一位，它有效的利用了马克思主义外向的那一刃。共产主义信仰与其他信仰都有一种“为了某个目标共同奋斗”的凝聚作用，它将人们凝聚到了一个共同的目的上，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分化这个族群的力量。所以不论后人怎么评说毛泽东的后三十年，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在“共产主义”信念下，那三十年，不论在科技上、经济上和社会的精神文明上，都是中华文明历史上目光最长远、进步最快、成果最多的一个时期。
可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一个有着两千年历史的文化传统不可能在几次短暂的、不触及根本的运动中就被完全扭转或改变。历史证明，即使外来文化也要被它极尽追求利益的性质给同化掉。 20世纪80年代之后，代表被打倒的儒家文化的文人们重新站了起来，并且凭借着人民大众的同情心和他们独有的垄断知识传播权的便利，儒家思想又逐渐站到了文化界的前台。
前面已经说过，代表中华传统文化的儒家思想是一个“功利的便利主义实用文化”，注重于术，而不是道，什么方便用于管理和获利，什么就会被利用。辩证唯物主义将“生命”归结于“偶然和巧合”和被诠释为“生命一次论”的特点马上被儒家文化紧紧抓住了。当意识到生命只有一次，机会也许不再的时候，可以立即抓住的利益往往是第一选择，导致了社会更加急于抓住可以抓住的眼前利益，这从另一个方面更加增强了社会的功利性。而传统祖宗信仰的自私性，又将这一功利性放大了。
通观中华文明的发展历史，中华文化和信仰都起源于对共同祖先的认同和一开始的中央集权体系。强权一直是选择的方向，民主从来都不在代表文化主流的统治者的思考范围之内。
所以，现在存在于中国文化中的普遍信仰其实是：人是物质的追逐者，物质决定一切。也就是说，中华文化现在表现出的是一种物质信仰。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追求小家利益和强权。世俗化地说，就是金钱至上，权力至上。
但是，由于有了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传统文化在人的思想统治上出现了一道裂缝。毛泽东思想在传统信仰体系上打开了一个新的门户。随着互联网的推广、普及及西方“新时代运动”的兴起，一种新的信仰体系也开始冲击着中国原有的信仰体系。当今的中国，一种新的争鸣之势又开始崭露头角。
下一章，我们将探究西方信仰及对西方社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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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西方主要信仰的发展历程及主要信仰
西方文化主要起源于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这两个文明的特点就是“城邦文明”。简单来说，就是他们的原始争战和兼并进行得并不彻底，导致了由许多个小的城市形成各自的政权，由于不是中央集权，各城邦之间、城邦的统治者之间的实力差别不大，为了抵御来到于东方的古波斯人的入侵结成了同盟，所以原始的“民主形式”就成了选择，加上古波斯对希腊用兵失利，借着研究希腊胜利的原因，原始民主政治就开始被各路自由的学者们所探讨、研究和完善起来。最初，各城邦往往是由信仰不同神灵的人们聚集在一起组成的，各城邦都有着各自信仰的神灵，所以也形成了古希腊的多神信仰。
公元一世纪，耶酥在犹太教的基础上，建立了基督教，耶稣思想的中心在于“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及“爱人如己”两点。这跟古希腊的民主政治制度和神的信仰相切合，因此虽然开始时受到罗马帝国的打压，但是却在民间一直流传，并且在西方的中世纪中替代多神信仰，成为西方最主流的信仰体系。说到基督教成为主流宗教，还要说一说罗马帝国的灭亡。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被日尔曼部族所灭。问题是，那时分布于欧洲大陆上的日尔曼民族基本处于原始的奴隶社会，甚至没有自己的文字。受罗马帝国压迫的基督教徒带着文字和文明流散到了分布于西欧大陆的各部落中，因此首先得到了部落的拥护。因此，日尔曼部族灭亡罗马帝国之后，基督教也顺势登上了权威宗教的位置上。西方的中世纪可以说是西方的封建社会时期，也可以说是西方信仰的兼并、统一时期。
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1世纪是地球的重要启蒙时期，西方出了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和耶酥等，印度出了释迦牟尼，而中国则出了老子、孔子、孟子等一大批思想家、教育家。最终，基督教不但成为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权威宗教，也逐渐成为代表了西方价值观的文化体系。如果要说中华文明与西欧文明的最大差异，我觉得就是这一点：中华文明的文化与精神信仰体系是分离的，而西欧文明的文化与精神信仰是一体的。
说到现在世界公认的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其基本教义如果拿来与《道德经》比较，就会发现，四者在对起源的认识上是基本一至的，只是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将源头神化，而《道德经》将起源假设为“道”。各教中还有比较多的相似点。但是这些不是这里的讨论重点。
伊斯兰教于公元6世纪在阿拉伯半岛诞生，它的典集中除了最高经典《可兰经》外，也包括了基督教的大部分经典。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与道家的最大差别在于，他们的起源是一个神，具有人格特征，只要有人格特性，就会有私，只要有私就会有所偏，虽然西方主流宗教并不承认他们的宗教是有私的，但是却不停的强调“只能信仰我”。但是，正因为它们的有私，为其统合社会的文化与宗教信仰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中国的女娲本来也负担着“造人”的责任，但是，她却不是传说中的源头。而老子《道德经》的“道”所代表的源头却由于不具备人格特点，对信仰没有强制性，而渐渐离开了主导意识。
日本曾是一个受儒家和佛家文化影响深远的国家，但是它却选择了一条与其他东亚国家不同的信仰体系，他们不像中国变成了一个看似只有文化没有信仰的国家，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对人们强调一种“必须遵守”的强制力，而不像儒文化，只是一种便利文化，于已有利则用，于已不利就弃之不用，他们的“武士道精神”的信仰强力支撑着他们的社会文化。
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信仰跟共产主义信仰一样，都有一个“共同为之服务”的主体，人们因信仰而聚集在这个主体之下。信仰在这里，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团结的精神支柱。所以我们反思中华文明史的时候，不难发现，没有精神信仰的中国历史是一个分分合合的历史，其中的一心谋私者、卖国求荣者数不胜数，甚至成为了人们看待中国历史的一个主要印像。
另外，由于西方的信仰主体彰显的是一种“爱”，因此，在西方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很快就超越了自私自利的发展模式。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西方社会对内，在寻求着一种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而资本主义的本质——信托责任，其目的也是在体现一种“对神的爱”及一种“爱人如已的爱”。在他们追求一种公平、公正的社会体系的同时，这一责任所代表的精神在西方社会中也得到充分的体现。
由于作者只想讨论信仰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因此对西方社会信仰的探讨至此就告一段落。下一章我想简述一下当下涌动的，由西方社会开始的新时代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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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新时代运动
新时代运动是一个二战以后兴起的思想文化运动，新时代运动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了：哲学、科学、心理学、音乐、绘画艺术、超能力、通灵、水晶研究、外星人、古文明等题目。
新时代运动在六十年代于欧美地区逐渐蓬勃。藉由重新审视科学、宗教、东方神秘主义、灵修，加上“指导灵”及许多有道之士将许多“宇宙智能”带到人们的视野中，逐渐形成一种崭新生命观及宇宙观，新时代运动现在已在全球各层面如文化、电影、著作、艺术等方面，以极快的速度向全球推开。曾经风靡一时的电影《2012》就源自其中。
新时代也被理解为占星学所说的水瓶座时代，这个命名方式和地球的「岁差运动」有关。岁差运动是一个星球除了公转和自转之外的一种周期性运动。地球除了自转和公转之外，其轴心还有一种转动运动。我们可以想象一个陀螺转动时，除了会自转和在地上移动之外，其轴心还会自行画圆圈地转动。地球的轴心也一样，地球的轴心要转完一个圈大约需要二万至三万年，而所谓「ｘｘ座时代」是指地球的轴心刚好指着那一个星座。现在地球的轴心指着双鱼座，于是现在被称为“双鱼座时代”。由于一次岁差运动周期是二万多年，所以每个星座时代便有二千多年。现在正是“双鱼座时代”进入“水瓶座时代”的交接期。也就是说，地球的轴心正慢慢地转向水瓶座。
许多新时代运动的支持者相信，到了水瓶座时代，我们会有新的圣人诞生以及新的代表性宗教出现并成为主流的信仰。
据许多占星学家的分析，双鱼座时代正如这个星座的形态和意义一样。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思想各走极端。所以在双鱼座时代里，我们一方面极端看重物质性的发展，例如先进的科技、繁荣的经济；另一边，我们之中也有人不断地追求心灵的发展。这两种不同的思想在双鱼座时代里有着非常明显的对立及矛盾。但到了水瓶座时代，全人类会进入一个更为融和的境界，之前各走极端的物质性的发展及心灵性的发展，将会在水瓶座时代中融合为一，最后会达到人类身和心的全面进化。
新时代思想普遍认为：
1、人类以及所有生物都是具有意识和灵魂的。
2、灵魂和意识在人类死亡后并不会消失，而会继续存在并转世学习。
3、意识和信念创造人生的经验、事件、甚至整个物质宇宙。
4、“爱”是整个宇宙的基础，是所有存在的本源。存在于地球的所有不幸与暴力，都是低进化度生　　命群体所要经历的一个学习过程，通过“黑暗”去了解“光明”，通过“无爱”去知道“爱”。
新时代思想十分重视灵魂出体现象，原因在于灵魂出体正是意识和灵魂存在的一个重要证据，而意识不灭以及转世的系统也可以从灵魂出体现象中推论和印证。
底特律慈善大学宗教学教授约翰·萨里巴（Jhon A. Saliba）在其著作《基督教对新时代运动的反应》中指出：
1. 它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组织。它没有中央和领袖，没有法定的专家实体，因此也没有普遍统一的政策。
2. 它不是一个要占领哪个国家或地区的秘密组织。
3. 它没有强迫任何人接受其思想或加入其群落，其成员大部分为成年人。
4. 它与恶魔主义之间没有直接联系。除非你假定任何非基督教（传统宗教）的观念一定同恶的、魔鬼的势力有关。
从以上四个特征看，新时代运动既没有统一的教义，也没有自上而下的组织和领导，所以把它看作文化思潮或民间性的社会运动更为合适。
由于互联网的普及，新时代运动也在2000年前后开始在中国大陆流传开来，现在，这个群体正在逐渐扩大中。
在广泛接触新时代思想之后，我将其归结为：这是一种对宇宙本源的重新诠释；对人类真正是什么和生命的本质是什么的追索；以及对自由和爱的终极追求。在接触的过程中，会加强个人原有的信仰，或者培养起个人的新信仰。它给沉闷的旧宗教信仰注入了一丝新鲜的血液。这个运动对社会意识走向和传统宗教信仰的影响，只能通过时间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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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中国社会存在的主要问题及信仰上的原因
一、我们的社会缺的是什么？
信仰是最高形式的信念，是我们对这个世界认知的最基本的概念，我们会依照我们对世界的最基本的概念去创造我们的生活实相。因此，有怎样的信仰，就会导致怎样的社会状况。
中国社会存在哪些明显的问题？是不是都跟信仰有关呢？这正是本章所要探讨的问题。既然信仰是信念最集中的表现，而信念引致生活中的种种现象。那么，社会存在的种种现象必然与信仰的方向有着不可割裂的联系。
中国文化主要的纠结在于对道家和儒家的理解之上。因此有必要对二者进行一些对比。
儒家信奉的教条可简单总结为“仁、义、礼、智、信”几个字，虽然看起来很光鲜亮丽，但是，却是失去了对“道”的理解之后追求表面事物的最集中的表现。在《道德经》第38章中对德、仁、义、礼的评述，很明确地点明了追逐德、仁、义、礼的人只重视追逐虚假、表面的事物，是失去了对道的理解之后的表现，一个比一个更加远离了道的本意。因为儒家思维重的是一种“术”，而不是“道”；只是一种不包含基本概念的思维模式。所以，他们不能够悟出“道”的真谛，只能追逐那些他们看得到的表面的事物。
任何阶级社会，文化总在展现统治阶级的信念。
儒家文化所展现的正是士大夫阶层和追求进入这个阶层的人们的信念和意志。然而，就如信仰是文化的概念源头一样，中国文化中的物质性信仰并不是因为儒家产生后才有的，相反的，是因为先有了这样的信仰，才产生了适合它的文化。因此，不论中国出不出现一个儒家，都有与它相类似的学说被奉为文化代表。只是儒家在发展过程中，更加加强了此一信仰的物质追逐性。中华文化在宋、明两次强化儒文化之后，已经完全将信仰理解为：人是强权、金钱的追逐者。不论它还说了些别什么，统治阶级和世人都依照它的这一信仰创造自己的生活。
道的本质是“爱”。《道德经》中所有名词性的“道”字我们都可以用“爱”字来替代。
当一个思维模式不能够理解“道”的时候，它只能通过一些形式来表达它的认知。由于失去了对“爱”的理解和认知，所以，我们的文化现在总在强调“孝道”。在这里，我提个问题，当爱是一种常态的时候，人们还需要时时用“孝”来教导吗？“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孝只是爱的一种表现，只有那些不理解“爱”的思维模式才会强调“爱”的某个表现。同样的，如果一个文化是了解“大爱”的，那么它有什么必要时时宣布说，我们是“仁、义、礼、智、信”的呢？这些都是“爱”自然表现出来的品德，如果真的有“爱”，根本不用去说这些，它们就自然地流露出来了。
但是儒家文化的性质决定了它只能紧抓住那些表面的东西不放。所以儒家思想下的中国文化直到今天也不能够自然的表达“爱”，我们的社会经常给自己的文化下定义为：不善常表达“爱”。这正说明了我们的文化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开始失去了对爱的理解。然后才有《道德经》中的“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这样的总结。而我们也发现，2000多年来，我们社会提倡什么，我们社会就总缺乏什么，从来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因为，我们总在追逐着失去了对“爱”的理解后，那些本应由“爱”的自然流露而展现出来的某个表象。
原来，我们的社会缺乏的是对“爱”的理解和信仰。
所有不抱着政治目的的人看毛泽东那个时代，总觉得那时比现在似乎总多了什么，这不正是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展现出来的“大爱”吗？当时的政策给予了人民极大的自由。有人就会说：“那个时期什么能说有‘大爱’？社会一片混乱，武斗、迫害层出不穷，根本看不出“爱”来。”但是这恰恰说明了由于我们社会和文化不能理解这份“大爱”，导致从这个文化中成长的人民也接受不了这份“大爱”。由于不理解，而将这份“大爱”引向了错误的用途，将给予我们的自由和权利用在谋取个人私利上、用在争权夺势上，所以才会出现那么多的，而且十分严重的乱相。
到了今天，为什么这么多人怀念毛老人家？仅仅是因为“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吗？或是更多地因为怀念那个时期展现的“大爱”？
二、文化的延续
许多人觉得儒文化的最大的贡献在于让中华文化延续了2000年，事实是不是如此的呢？我想来比较一下中西方主要文明的文化延续史。
西方文明的代表罗马帝国是因日尔曼部族的入侵而灭亡的。然后由于要重现古罗马帝国的兴盛，西方兴起了文艺复兴运动。之后，西方文明基本是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两个文化信仰间相互倾轧。古罗马帝国被灭亡时，它还处在奴隶社会，它被日尔曼部族势力灭亡之前，社会制度已经落后于生产力的需要，已经由于内部的矛盾而导致社会日益动荡和严重恶化，所以日尔曼部族的入侵助推了西方社会向封建社会的步伐。但是处于奴隶社会的古罗马的文化，在被基督徒引导下的日尔曼部族看来，并不显得高明多少。因此，古罗马文化被弃用，文明出现断层就不难解释了。
而中华文明，被异族大规模入侵是在进入封建社会几百年之后，入侵的异族尚处在奴隶社会甚至原始社会，那些原始人一进入中原大地，立即被封建社会所展现出来的文明给倾倒了，因此，他们不由自主的溶入了这个更为先进的文化之中。因此，并非儒家文化支撑了中华文明的延续，而是中华文明的进步支撑了中华文明的延续。中华文化只是因为“被”儒家文化代表，让人们以为这是儒家文化的功劳。在上文已经说过，中华文化，即便不被儒文化代表，也会被与之有相同信仰的学说代表，因为，中华文明的信仰就是强权与物质，它总会吸引到相同的思维模式——相同的文化。
因此，中华文化的延续是因为中华文明的本质决定的，而不是某家的功劳。
当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叩开中国的大门之后，我们曾经引以为豪的“文明同化”的招式就失灵了，这正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以上的结论。
三、2000年不变
西方国家的中世纪延续了大约900多年，然后在14世纪资本主义开始萌芽，这跟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期基本同时出现，甚至还晚于中国。然而，为什么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得起来，中国却被扼杀了呢？在我看来，正是由于信仰的物质化，导致文明更倾向于追逐物质利益，而不是追求进步，所以一个相对稳定的阶级结构就成了整个社会的追求。
说到这里，就要说一说中华文明的重农轻商。商人不断的四方移动，在统治者看来，产生了难以控制的不可预测因素，这对维护一个简单、稳定的阶级结构造成了严重威胁。在强权看来，人民越是相对稳定，对强权的稳定就越有利，因此商人一直是受到中华文明打压的一个团体。
相反，西方社会由于一直维系着宗教与文化统一的信仰，中世纪的宗教压迫让人们转向从科学和实践中去寻找信仰的证明。其中，证明地球是圆的，这对地心说、日心说是一个有力的支持；而大航海的兴起正是资本主义萌芽的一个重要诱因。西方的航海家们一方面是想开辟新的航道，另一方面也在想通过新航道的开辟来证明地球是圆的这一事实。
而中国的大航海，并不担负着探索事实的目的，相反的，只是统治阶级向外展现国威的工具，所有的中国人甚至没有从海平面的变化中推断出地球是圆的。当郑和七下西洋之后，明朝的统治者就失去了航海的意愿，从此中国关上了探索的大门，也关上了进步的大门。
相对于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更加人性化的对待各阶层的人民，这也体现了人类对“爱”的理解。没有精神性的信仰，失去了对“爱”的理解，中国社会放弃了自己进步和更加强大的机会。
2000多年的不变，是一种伟大的尝试，也是一种巨大的失败。因为，变化才证明了存在，变化正是存在的意义。但是，对于一个只追求强权和物质的文化来说，这是它所不能够理解，同样也不支持的。
四、科学探索
科学探索是什么？粗看起来，科学探索是一种为了丰富人类生活、为人类生活提供便利，而通过实践和发现去总结客观规律的活动。但是它的目的和意义是不是就是为了丰富人类生活和提供便利呢？
我们现在常说的科学一词，源自于西方文化。其实，中国最初的科学发展跟西方的很类似，并且曾经领先于西方文明。二者都是从巫医的寻找治疗疾病和进行祭祀、预测的方法开始的。可以说，它是为了延长人的寿命，追求一种能力的展现。说白了，就是人们追寻一种展现“神”的能力的过程，是人们对自己真正是什么的理解的一种展现。
以我们的四大发明为例，火药是道士们为了追求长生不老进行炼丹活动时发现的；对于古代的人来说，知识和资讯往往是高高在上的贵族们的特权，他们享有对“神”的祭祀权，因此能够掌握着文字和知识。造纸术和印刷术正是人们对知识和资讯的渴求，要发明出一种廉价、易用的传播方式，使它们的出现成为了可能；指南针的出现，是因为人们祭祀时要定好方向，因此指南针的特性让它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中。由这四个例子，我们多少可以发现，古代的科学发明都跟“神”有关，更明确的说，跟人类想实现并行使“神的权利”有关。
中国的中世纪，由于信仰和代表思维模式的文化的变更，“神”变成了一种工具，而不再是一种信仰，人们对追求“神”的答案和“自己真正是什么”已经不再迫切，因此科技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相反，西方文明在经历了中世纪之后，人们对从宗教教条上去寻求答案已经不太认同，想通过自己的实践探索和发现去证明自己的信仰。因此，这一时期提出了许多违反了宗教教义的科学学说。二者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甚至是相抵触的，其实都在干一件事——证明人类真正是什么。西方社会在证明“自己所是”的时候，各种科学发明和发现喷涌而出。因此，对比中国和西方二者的中世纪，我们可以发现，对信仰的选择，决定了科技的发展。
直到今天，新中国成立60多年后，我们的科技发展水平还很置后，我们只是将科技当成了完善物质生活的一个手段，当成能够立于世界舞台不被淘汰的一种方式。我们对科技进步追求的渴望程度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
每个人都会在某个时候问过：“我到底是什么？人真正是什么？”
信仰与文化统一的西方文明，他们认为自己是上帝的子民，他们要追寻上帝的步伐，要实现上帝的能力。通过几百年来的不断努力，在科技上不断实现着原来人们根本想象不到的能力，不断给了他们继续探索的动力。现在的科技水平对于中世纪来说，基本已经等同于“神迹”。而中华文明由于追求的是强权和物质，当达到了某个程度，人们就放弃了继续前进。其实，我们的社会2000多年没有大的变化，原因也在于此
五、社会的贫穷思维和富人移民
最近，我们惊觉，我们所谓的财富精英和知识精英们正纷纷寻求出国、移民，中国社会的财富正不断被转移到国外。但是我们的一些所谓的学者说：“人才没有国界，外资进入也带来了巨大的财富。”
对学者们这样的说法，我提出一个问题：“外资的落户是为了图利中国吗？还是为了将更大的财富带回他们的国家？”
我们的学者为了个人利益，已经完全成为了金钱和强权的代言人。但是，我们又能够对此说什么呢？正是我们的文化和信仰，培养出了这样的学者。我们的文化和信仰，同样也培养了我们所有人。没有一个在这个文化中成长的人不受到它的影响。正是我们全社会的人都有相同的信仰与思维方式，才造就了今天的中国现况。
当大家在教育小孩：“你什么理想都可以没有，只要以后赚到很多的钱。”的时候，我们正在加强这一信仰和文化（思维模式）。同时，我们也在加强我们社会的种种问题。
为什么大众会对金钱如此着迷，然而，我们的民众却对富人如此的仇视呢？
我们的信仰与文化对商人的打压，同时也将我们的富人的思维方式给泯灭了。
一方面，大众对富人有一种深深的羡慕，另一方面，却又不由自主地仇视富人。一方面想成为富人，一方面又在否定富人。在这矛盾中，人们失去了对富裕的理解。
其实这是底层大众对强权的一种仇恨，被转投到了富人的身上。
大家都以为，富人都是强权的得利者，而大家都是强权的受害者，因此，社会中存在仇富现象就十分容易理解了。
然而，社会中有无数的机会让人们可以不通过利用强权就能够致富。并且，无数的人因此而富裕起来。但是，社会意识中固化的仇富心理，让大多数人忽视了这个致富途径。当人们说到富人，就会想到贪污、腐败和权利寻租。社会中充斥着这样的思想，让所有有能力的人都对其产生了恐惧和担忧，逃离这个可怕的地方成了大部分有能力的人心底的想法。
对金钱和强权的信仰，也滋生了社会上一夜暴富和不劳而获的思想。使人们失去了对诚信经营、逐步壮大的兴趣，更不要说展现“爱”了。看看我们的周围，且不说三氰奶、地沟餐。环绕在我们周围的，对我们的钱包虎视眈眈的骗子和各种期诈手段，让我们每个人都过得胆战心惊。
许多人说：“这是我们社会的道德败坏。”
其实，大家想的都错了。
正是因为我们的信仰和文化追逐强权和物质，导致了对“爱”的理解的缺失，导致了我们迷恋于“爱”的某些表面现象，并且习惯性的将其物质化，曲解“爱”的本意。所以我们2000多年来一直不知道如何解决那个“我们提倡什么，我们就缺少什么”的问题。
由于有上面种种负面的想法，不但我们的人民丧失了对富裕的理解，包括政府在内，都无法提出一种切实有效的藏富于民的方法，也很难能提出这样的方法。因为，追逐强权和物质的过程中，人们也强化了一种自私自利的本性，利他的思想会在人们的实践中被自私自利所掩灭。
六、卖国者和汉奸
我们不但惊奇的发现，我们提倡什么，我们的社会就缺失什么。而且，我们还可以发现，我们的历史上，卖国和汉奸竟然能够成为一种不在少数的社会现象。更有甚者，现在我们的许多专家、学者也在干这样的事，以至于当我们看到“专家说……”、“学者说……”的时候，就不由自主的想到他们在歪曲事实，他们在谋取私利。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卖国和汉奸行为成为了我们的主流。
“为什么那些人能够于国家、大义于不顾，能够为了那点看似根本没有什么价值的蝇头小利而将国家和人民的巨大利益给出卖了呢？难道他们没有道德、忠义、廉耻吗？”这就是我们经常在问的问题。然而，我们从来不问，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做出如此令人痛恨的事情？只是他们没有道德、忠义、廉耻这么简单吗？为什么历史将一批又一批的卖国者、汉奸、奸臣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之后，依然有这么多人前仆后继地做着同样的事情？是他们个人的问题吗？那么，那些行为又受到什么信念的支持呢？
他们难道是从一个封闭的山洞中来的吗？他们不是在这个文化氛围中成长的吗？
最后，我们会发现，他们的思维模式跟我们是一样的。或者说，我们的思维模式跟他们是有交集的。
原来，正是由于我们的社会思维模式——文化出了问题，我们的国家才会前仆后继地出现汉奸、卖国者。
说到这里，顺便再带上我们的另一个标签——“内斗”。养观赏鱼的人都知道，那些观赏鱼也喜欢“内斗”。它们不跟比它们弱的鱼种斗，不跟比它们强的鱼种斗，就爱自己斗自己。我们的中华文化在这个方面就只达到了地球上出现的最原始的脊椎动物的水平上。我们为什么爱“内斗”？因为我们对同一文化的人没有安全感，对跟我们有同一思维模式的人没有安全感。因为大家都是自私的，大家都了解到，同一文化中长大的人是最危险的。卧榻之侧，岂能容他人鼾声四起？
我们的历史中很少有成功的合作案例。即使是同一集团的，一旦大业有成，内部便开始杀声四起。这样的故事已经深入了中国文化的骨髓，甚至不用人提醒。
一个唯利是图的文化必然会培养出一个唯利是图的社会现实。
是什么原因让我们越提倡什么，我们就缺什么；越反对什么，什么就越疯狂呢？
原来，我们对自己的概念是：“我们是追逐强权和物质的生命”。我们的思维模式围绕着这一概念形成了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祖宗信仰又加强了社会私欲的比重。当一个人的信仰是小家和私利，那么，那些所谓的道德、忠义、廉耻对他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因为，他忠于他的信仰，他是在追求强权和物质，他也同时在为了小家利益而奔忙。而且，说不定到时候他还能够代表某个阶层行使权利，光宗耀祖。
失去了对“爱”的理解，倡导着那些表面的东西，我们也失去对正确方向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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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社会公德、小聪明和大智慧
我们的社会，几乎没有公德之心，在发达地区会好一些。大家也许会马上跳出来否定我。因为大家都会设想，如果有一个需要展现公德心的时候，自己一定会将它展现出来的。但是真的出现了那样的情况，许多人又会选择转身。大家会说这正是因为我们的经济水平低，大家整天为生活奔忙，没有时间关心这些事。
到底是为生活奔忙没有时间关心这些事，还是因为没有时间关心这些事而导致生活奔忙呢？
我们的人民对生活有着严重的危机感，当我们停下脚步来想检讨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被萦绕心头的危机感困扰得又将注意力全放在了谋生之上，从而让我们失去了认真分析我们自己、我们的社会的机会。这又使得我们更加加重了对生活的危机感。一来二去，我们怎样努力都无法让那些困扰着我们的问题得到解决。
这却又加重了我们对物质的迷恋，使得我们离那个“道”更加远了。
当大家都迷恋于物质的时候，私心占据了社会的主导。社会的思维方式将“自私自利”当成了“道”，所以对别人“无道”就出现了；所以，社会中的绝大部分人就陷入了“危机感”中；所以社会中的种种问题就被归结为了“经济问题”。我们回过头来看，经济问题是不是依然是一个“物质问题”？我们陷入了物质的问题之中，我们迷失在物质之中，然后，我们又想在物质上去寻找解决方案。然而，物质问题只是我们失去了对“道”的理解之后的一个产物，我们却想在物质问题中去寻找解决方法，我们的社会就一直在这个“物质迷宫”中打转，无法解脱。
社会公德就如“道德、仁、智、信”那些东西一样，只不过是“道”的一个自然地展现，我们失去了对“道”的理解，我们也失去了社会公德。然而，一个失去对“道”理解的文化是无法明白这个道理的，所以大家就将一切的原因归结为：“我们的经济水平低下，大家整天为生活奔忙，没有时间关心这些事。”所以自私损人的事就可以被大家接受，没有社会公德的事也被大家不以为然的做着。
这样的行为跟汉奸是不是很相似？所以，我们才会那么容易生产出那么多的汉奸。
说到社会公德就要说到我们民族的“小聪明”。
许多人对别人说我们中国人有小聪明、会变通感到沾沾自喜。却不知道，正是我们的“会变通”和“小聪明”让我们的社会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耍小聪明正出于自私的心理。大家觉得，只要对自己有利，能够方便自己，那就是好事。但是，当小聪明成为了一种常态，就变成了没有一个人获益，大家又回到了原点之上。但是，社会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管理和控制成本。更不要说那诚信的流失和由此产生的对人民的伤害。
当我们沾沾自喜的时候，我们的社会成为了一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社会。跟着而来的是一个没有了诚信的社会，大家很自然地对所有的事都产生了怀疑。这无疑增加了大家的生活成本，巨大的社会资源因此被浪费。
那么，这样的小聪明是真的聪明吗？
大凡从国外发达地区回来的人都说外国人傻。其实不是他们傻，他们的文化让他们知道，那点小聪明换来的是巨大的资源浪费。不是他们傻，而是他们不为也。
我们的先贤说，大智若愚。这一思想没有在我们的社会中发扬光大，却在不知道这个道理的西方社会被自觉地执行并开花结果。我们再一次发现，我们赞美什么，我们就缺什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早就失去了对“道”的理解，所以我们只好走歪门斜道。
八、加害更弱者
最让我们难以理解的是，我们的社会竟然会多次有人会向弱小的儿童伸出罪恶之手。再万恶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曾有这样的针对儿童的暴行。一向提倡“道德、仁、义、礼、智、信”的我们的社会怎么了？
正因为我们的社会失去了对“道”的理解，我们追逐物质利益，放弃了“爱”，所以我们的社会才会产生出这样邪恶的“魔鬼”。当自私自利成为了社会的准则，追求极端的自私自利就成为了必然。然而，追求物质的人也成为了物质的奴隶。每个人每天围着“金钱”打转，每个社会人都成为了金钱的奴隶。
今年发生的五起杀害小学生的案件，看似是一个个没有联系的个案，但是它们的背后却指出了我们社会的文化和信仰到了今天，已经极度不适应人们的生存发展现实了。
没有“爱心”的社会，每个人只将自己理解为物质的人。物质不论多么强横，终有毁灭之时。因为没有“爱心”；因为将一切都看成了物质；因为觉得人生只有一次，所以那些加害者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因为是物质总要毁灭的。
发展到今天，我们的这个文化下的社会加在人们的身上“危机感”和压力太大，许多人选择了自杀，我国早在好几年前就成了自杀率最高的国家；许多人选择了出逃，有一点办法的人都选择移民；没有办法的人怎么办？只有选择忍受或者选择暴力——暴力是一种呼救。
九、慈善
我们觉得，慈善是一种会得到“回报”的施舍，所以许多人在做善事的时候斤斤计较。因为回报是不可预期的，但是付出是即刻的。我们也会以同样的心理去看待其他文化的慈善事业。我们的“福报”的理念来自于佛教。
我们将所有方便管理的东西都拿了过来，结果，我们离那个“道”却越来越远。
带着“福报”的想法去行善，让我们离“福报”却更加远了。我们从东汉开始实践这个福报，我们带着施舍之心去行善事。它一方面加强了文化对社会阶级的分化的要求，一方面让中国社会更加远离了“福报”。从东汉以后，中国文明多次接近于被灭亡。每一次都伴随着针对国民的大屠杀。
我们远离了“道”，社会无“道”、概念无“道”、文化无“道”，新兴势力和入侵者也回报“惨无人道”。
我们羡慕并赞美着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将所有资产捐献的善举，却以我们的功利之心去分析他们的行为，而不能理解其中的意义。我们对“行善”的本质毫不理解，我们的社会也很难出现那样的义举。
行善是一种展现我们之内“神”的权利的行为，一种“道”的展现。但是我们却将它歪曲为是为了得到“福报”这蝇头小利。当我们追逐着“福报”这条小溪的时候，我们离曾经停留过的大海却越来越远，我们的路也越走越窄。
我们不知道，当我们依照“道”去行事，我们的社会便会全然改观，幸福和“福报十、中国足球、贪污和被抬高的职业人
2010年世界杯，朝鲜队用精神让我们看到了我们中国足球的差距。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足球发展规律去看，应该是经济越发达，足球水平越高。我们的经济水平远远高于朝鲜，甚至我们已经是世界排名前列的国家，可是我们的足球却成为了全体国人的一块心病、我们脸上的一块疤。
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全世界都成立的规律到了中国就完全错了呢？
许多人在网上叫嚣着要将国足全部换掉，就如他们对贪官的理解一样。他们以为，将所有的贪官全部抓起来，我们的国家就会成为“清廉”的代表；如果将这一批国足队员换掉，我们就能够创造一支强大的足球队。
一个物质信仰的文化，如何能够培养不自私自利的官员和社会人呢？
物质信仰的文化都是极其短视的文化。要让大家在眼前的即得利益和稍微远一点不太有保证但是回报比较丰富的选项上去选择，大部分人会选择眼前即得的利益；要让大家选择即刻可以图利自己一个人的利益或是可以图利全体人但是还不可见的利益的时候，大部分人也会自然地选择个人利益。我们的社会主流，正在展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现象。
当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迷失在物质的信仰和文化中，球员就关注于个人的利益之上，假球、赌球这些可以立即得到可见的利益就成为了每一球员和足球官员的选择；贪污、腐败这即刻可得的利益也成为了官员的选择。在这样的选择中，我们的意识水平日益低下，我们的社会更加混乱。
看看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史，有哪个王朝不是因为社会极度腐化，民不聊生被推翻的？人换了一批又一批，官员也砍了一批又一批。但是社会从来没有改变过。
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在同样的概念和思维方式中长大，都拥有着相同的概念和思维方式，换了这一批人，下一批人会有什么不同吗？换了这一批人，我们的足球就会强大、我们的官员就不贪了吗？
我们的社会还喜欢将一些职业刻意地拔高到很高的程度。最有代表的就是“教师”这个职业。
“灵魂的工程师”，多么高尚的一个称号。
在物质信仰之下的社会，教师只不过是一种职业、一个谋生手段而已。每个人都在为生活奔忙，有多少教师真正能够从灵魂和“信仰”的高度去帮助学生？有多少是深受学生爱戴的教师？当教师只是一种谋生手段的时候，师生之“爱”更多的散发出的是重重的铜臭味。
就如儒家喜欢依附于强权阶层之上一样。在新中国成立并消除阶级划分之后，儒家只好借助拔高自己的职业，建立了一种精神上的了阶层分层。现在，他们依附在权贵身边，又再次成为了强权和物质的代言人。
中国社会的一个有趣的现象，许多人喜欢将社会中的个别现象用来替代社会的主流，对教师的赞誉之辞就来源于此。
中国人由于太过“奔忙”，没有时间照顾自己的小孩，也希望“教师”们能够像自己希望的那样，成为自己的小孩的“灵魂工程师”，从而将自己的责任交给教师，好让自己能够更加全心全意地“奔忙”。所以当个别教师展现出一点爱心来的时候，大家就配合着“文化”一同去推高“教师”这个职业，而不是去推高“爱心”。
这样的事例还被用在了一些典故中，比如“羔羊跪奶”。那本来是动物的本能，却被赋予了过高的赞誉，使得大家只看表面现象，而不问其真实的原理。
所以，我们的文化展现着我们喜欢“表面形式”的特征，我们的社会展现着我们人民的“辛劳”。
当有人一直将本书读到这里的时候，许多人一定已经努力地寻找出好几个“个别”来想进行反驳。我们那个“好事成为新闻和宣传对象”的现象又开始出来了。我们又会发现，我们提倡什么，我们就缺什么。
十一、社会监管及藏富于民
社会现象是社会意识的产物，而社会意识是社会中所有意识的集合。即：社会意识是由我们社会中的每一个人的意识汇集而成的。它指导社会中的每一分子形成了我们的现在的社会现况。它向外表现为社会信仰和社会文化。在社会生活中，它体现为管理、民生、法制和与之相匹配的一整套系统的建设。
我们往往不能够理解，在提倡了“德、仁、义、礼、智、信”2000多年的中国，为什么竟然出现了将帮助了自己的人告上法庭的事件（南京阿婆摔倒事件）？为什么我们的企业会为我们生产出苏丹红、三聚奶、地沟餐等等不可思议的产品出来。而相对的，外国出现这样的情况却比较少呢？更不要说我们的所谓上市公司的造假、作假行为了。我们的“德、仁、义、礼、智、信”到底表现在什么地方？
许多人会说我又崇洋媚外了。会说：“外国如果不是监管得力，这些问题更加严重。”那么，为什么外国为什么能够监管得力，我们就不行呢？
大家或许会说：“那是政府的问题，是制定制度的机构的问题。”
然而，制定政策的人不是石头里蹦出来的，他们都和我们一样，是在相同的文化和社会意识中培养起来的。
正是社会意识的差异导致了我们的社会监管、管理等各方面的问题。因为，这些东西中参杂着许多监管的利益在里面。我们的信仰和文化，我们的社会意识让我们选择了短视和急功近利，所以，我们都知道那些事是不好的，但是我们的监管却漏洞百出，而且处罚无力。
一个社会制度的好坏，是全体社会中的成员选择的，有怎样的文化和信仰，就有怎样的社会制度建设。我们的文化和信仰支持着我们急功近利，支持着我们只顾小家，支持着我们可以为了蝇头小利去伤害整个社会。制定制度的人们自己就想逃避监管；而作为监管和被监管的一份子，谁也说不准那个监管最后会不会落到自己的头上，所以社会大众也默认这样的现实，不试图去改变，甚至我们还为自己能够钻到监管的漏洞而沾沾自喜。
政策制定者们只是将他们理解的人们的需求表达出来而已。因此我们根本没有资格去责怪政府。正是由于我们的意愿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政策。
曾经在几个全国著名的论坛上提出过一个问题：如果你处在那个能够贪腐的位置，你会不会去贪？结果大部分人勇敢的回答：“会”。
我们许多人想当然的认为，只要消灭了一大批腐败分子，我们的国家就会立刻清廉起来；只要那些为富不仁的人离开，我们的社会就充满了爱心。这都是十分幼稚的想法。
许多人将生活的问题归咎于别人的错误，却不知道，其实起因完全在于自己。正是自己选择了自己的生活，不论它是好是坏。
我们几千年来从来没有正视这个问题，我们总想找“清官”、“清天”来为我们伸张正义。总想将所有责任推给别人负责，将错误推到别人的身上，让别人去完成本该自己完成的工作。所以，我们的社会相同的问题竟然能够延续几千年。
既然总想将自己的责任交给别人，那么，我们的处境、我们得到的结果就要自己去承受。
因为我们从来只注重自己的眼前利益，所以，作为得利阶层的人，根本不会去想藏富于民这件事。甚至，制定规章、制度的人都不明白管理和监管的本质是什么？郎咸平说得好呀，“管理和监管的本质是为了保护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最终是藏富于民。”而我们社会展现出来的、正在干的事去是争夺各种利益，我们可以看到那些监管和规章中充满了各种利益，却独独缺少了最广大中下层民众的利益。但是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即便是换了我们上去，最终我们还是会陷入到那个个人利益的漩涡当中。
十二、总结
我要声明的是，翻出这些问题不是为了揭伤疤，而是为了让大家认清我们社会存在的信仰和文化上的问题，从而让大家思考，如何从根本上去转变我们的社会现况。如何让“爱”突破社会中无爱势力的包围？我将这些东西写出来。一方面是为了提醒大家，但更重要的是提醒自己：是每个人自己创造了自己的现况，而不是别人。
我相信，其他的问题也完全能够用这些原理来分析。
下一章，我们将讨论如何回归正确的信仰，从而简单、迅速地转变我们的社会现实，让大家能够真正生活在和谐社会中。并且，也为自己的子孙后代提供一个真正和谐的生存环境。
第六章 回归信仰——理解“爱”
一、黑暗与光明
我想，许多人一定会否认，说：“如果中国社会真如你说的这么自私自利、中国的文化如此不堪，那么我们应该生活在一个完全弱肉强食、完全黑暗的社会中。但是现实并不是这样的，显然是作者你心理黑暗，所以以为别人都跟你一样。你用你的黑暗的心理来评价中国的一切，意图诋毁中国的所有优良的传统，用心险恶、其心可诛……”
我们的文化选择了一个物质化信仰，并不代表 “道”就不存在了。“道”只是被中华文化所曲解。然而，它是万事万物自然遵循的规律，即使它被完全曲解，生命依然会自然而然地将它展现出来。正是由于“道”是这个世界、这个宇宙最本质的东西，它不会因为某些人的理解错误，就产生丝毫的改变。所以，作为“道”的产物之一的人类，不论我们怎么去理解、诠释这个“道”，怎样去定义我们“所是的”，我们都不会改变得了我们就是“道”的化身这一事实。我们不论怎样去经历我们的生命，不论怎样去理解我们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将“道”的真正涵意展现出来。正因为“爱“就是“道”，所以，不论我们的信仰和文化如何扭曲了我们对“道”的定义和我们对自己的定义，我们依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爱”展现出来。这正是我们的社会即使处在一个十分扭曲的理解中，大家依然能够找到“正义的化身”、“优良的代表”出来作为“社会美德”的宣传对象的原因；即便是在最黑暗的年代，也依然有无数的人以实际行动将“爱”展现出来。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多么优秀，而是展现“爱”本就是我们的本质，不论我们自己将自己扭曲到什么地步，就如同再厚的乌云也阻挡不住黎明的到来一样，“爱”依然会自然而然的展现出来，推动社会的进步。
我相信，面对那黑暗的现实、那些不公正，许多人曾经想要站出来，将那发自内心的“爱”表达出来。但是当我们想去展现“爱”的时候，物质信仰下的文化社会中，那巨大的物质迷雾就阻挡在了我们的前面，将我们刚刚要散发出来的那一点点光抿灭掉了。许多人害怕失去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因为我们的社会已经极度物质化了，大家在这样的信仰和文化中成长，已经形成了极度依赖物质的习惯，所以我们往往不敢站出来反对这个文化和信仰。担心、害怕、气馁、直至放弃，我们的社会现象就是这样几千年延续下来的。每个社会中的人都成为了它的受害者。旧的势力不会放弃他们的利益，我们却整日惶惶不安。
但是，社会中依然时时刻刻都有人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甚至不惜用生命的代价将它表达出来。
二、五十步笑一百步
并不是说西方文化就比中国文化好多少，好也仅仅五十步笑一百步的性质。
西方文化中同样也存在着严重的自私自利。因为他们的“上帝”本身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化身。只是它会偶尔良心发现，展现一丝“爱心”。但是就是这偶尔的良心发现，就是这样的一个信仰，就让西方社会飞速地超过了我们，让他们的社会展现出更多的公平和爱。至少就其内部来讲是这样的。
我们惊奇地发现，西方社会内部更多的在追求一种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力求让所有社会成员都在一个平等的平台上发展，让每个人都尽可能的有展现自已的才华的机会。但是对外，他们的剥削和压迫无不用尽其极。
而我们却恰恰相反，我们对外总想展现出一种“仁爱”来。但是，我们对自己人，却同样无不用尽其极。只是，我们对外展现仁爱的动因往往不是因为我们真正的理解了“天下大同”的意义，而是我们很看重自己的脸面。事事无不想要照顾到面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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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解“爱”并从根本上完善我们的社会
展现“爱心”是每一个人的本质特征，并不由于对它的理解错误而有什么变化。所以，即使是在一个完全黑暗的年代，有爱心的人、有爱心的事依然不断地出现。我们的社会中从来不缺少被当成新闻来报道的“善举”正源于此。
然而，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我们的社会总在以“行善”为新闻，说明我们正在走在相反的方向上。如果我们的社会将“行恶”当成新闻，将行善视为理所当然的时候，我们的社会才是真正依“道”而行。
其实要让我们的社会现状转变十分简单，而且也会很迅速。问题是我们是不是愿意从我们自己自身去开始改变，去将那个“道”真实的展现出来。
前文中一直说到“爱”，说 “道”就是“爱”。相信许多人对此是抱有极大的怀疑和反感的。因为200多年前，西方社会就是用这个“爱”字叩开了中国的大门。也一直以这个为先导，以炮舰为后盾，以金元为武器，不断剥削着其他的国家和人民，直到今天也依然如此。
然而，不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绝大部分人对“爱”、对“道”的理解都是不完全的。
我们大多数时间表现出了对自己、对与自己有关的人的爱。但是对其他人的关心，对别人的爱心却不那么受到关注。
我们要如何理解这个“爱”呢？那些自私自利的人是不是就没有了“爱”呢？
要知道，自私自利的人并不是没有爱心，相反，他们很有“爱”，只是偏向了爱心的一个方面，偏向了“自爱”这一头。
“爱”包含“自爱”和“互爱”两个方面。
中国的文化将自己限制在了极度的“自爱”当中，向外展现出十分严重的自私自利。面对社会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我们不停的感叹社会“道德沦丧。”其实不是的，正因为我们失去了对完整的“爱”的理解，我们将一切都推到了“爱”的某个表现上。我们的社会不停的感叹，却不停的一犯再犯。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严重的偏向了“爱”的一个方面，我们的社会几千年来才会发展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按理说我们比西方社会先进入封建社会，我们的社会也应该比它们更加进步才对。然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我们的社会对公平、公正的追求是远远落后于西方社会的。
我们新中国60年，尝试了“爱”的两个不同的方向。
前三十年，我们总在提倡“互爱”、“爱他人”。结果让大家生活在一种沉重的氮氛围中；后三十年直至今天，我们又靠向了“自爱”这一头。社会展现出极度的自爱。我们的同样觉得生活充满了困难。
“爱”就像呼吸一样，“互爱”是呼，“自爱”是吸。当我们偏向于“互爱”的时候，就如我们只呼不吸，不出几下我们就受不了了；当我们偏向于“自爱”的时候，我们只吸不呼，很快我们也会受不了。
在我们对“爱心”还不甚了解的今天，只有平衡了“爱”的两个方面，我们才能够自然地生活于其中。
然而，我们却不能够将这一改变、这一责任推给别人。因为，当每个人都寄希望于别人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会以实际行动去改变。
都想等待别人去改变的结果，最终就变成了没有改变。
我们不需要做出轰轰烈烈地壮举来证明自己的改变，我们只要在生活中多为他人着想，想想自己的行为会不会对其他人，对自己的子孙后代造成伤害。如果会，不管短期来看它会带来多少利益，我们都尽力避免去做它。或者换一种不会造成伤害的方法去实现它。当社会中的一些人如此做的时候，就会有另一些人跟着去做。当这样的人达到了一定的程度，整个社会就会随之整体改变。
我们无法更多的改变其他人，但是我们却可以影响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后代。当我们以身作则，去影响我们的家人、朋友和小孩的时候，这个影响的群体就会以几何层级地方式向全社会扩展开来。
看似一个没有希望的社会，也许只用三、五年，就产生了巨大的转变，而根本的转变也许只需三十年或者更短的时间。我们社会中种种可笑的、匪夷所思的问题将自然而然地消失。那些困扰了我们几千年的问题都将不再是问题。至少，我们会在制度上对不利于他人的情况形成一种切实的约束，从而规范全体民众的行为，进一步促使社会向好。
四、更大的实相
当平衡的爱心能够得到普及，人类看待事物的视角将完全不同于今天。因为“爱”，我们将会找到更加适合人类和谐发展的道路，人类也将超越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人类社会将进入到一个新的纪元中。战争、贫穷、饥饿、伤病、痛苦将成为过去，更大的实相将在此时向人类开启，那些一直困扰着人类的疑问也将开释。
因为，那些疑问背后隐藏着远比原子能更加巨大的力量，如果人类不能够平衡自己的“爱心”，一旦那个力量被人类获得，就如同一个固执的小孩手里拿着一枚拉开了保险的手雷，必将不但毁灭了他自己，也伤害到其他人。
五、对新时代的灵修者说的话
随着新时代运动在中国的兴起，许多人也加入到这个讨论中。然而，我发现许多人并没有能够透视它的本质。包括旧有宗教的爱好者们，也同样在相同的地方遇到阻碍。
佛家说的放下、开悟，道家说无为，以及新时代运动中对“服务”的诠释，均可以用爱心平衡的理论来解释。
放下什么、为什么无为、又服务什么？
放下，是放下自我。只有自爱过度的人，自我才会膨胀，他们看不到自身的问题，他们用自我来保护着自己，将自己限制在一个自己感到安全的范围内，因此失去了更广阔的空间和超脱的领悟，因此也很难达到开悟。“自我”在弱肉强食的原始社会时期确实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保障。但是，人类发展到今天，就如同婴儿车对成年人一样，它已经不再能够为我们带来什么帮助，相反，它会阻碍我们的前进；
无为，是因为大爱。上苍不仁，以万物为绉狗。因为一切在上苍眼里都是平等的，它没有偏爱，所以它不用特别照顾任何一方，因此无为；道家追求一种“无为而治”的“大爱”，但是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只有当人理解了“爱”的本质之后，它才会真正进入大家的意识之中，成为一种展现爱的本能。许多国家都向往着美国式的民主政治，然而却不去学习美国的社会保障的精髓——法律体系。美国人用陪审团制度，以公平、正义和广大人民利益为判案的标准，保障了他们整个民主体系的运行，这一制度，正展现了“无为而治”的魄力；
而服务，是“互爱”的表现。因为人类一直以来，都偏向于“自爱”一方，因此那些新时代的资料才反覆强调“服务”的重要性。目的是为了平衡人的“爱心”。
当平衡了爱，就超越了自我。一切深邃的洞见将很容易被我们所发现。
第七章 结语
许多人对一个人格化了的“神”很反感，在中国这样的人更是多不胜数。这恰恰很容易让中国人很快地领会“平衡的爱心”。因为它不是人格化的东西，却是我们自身与生俱来的东西，并且跟我们的道家的原理想通。
我们的社会中的种种问题、种种难题一直困扰着中华儿女。我们经历了无数次的努力，试图以朝代的更迭、各种改革去建设一个平等的社会。然而，我们的物质导向的信仰和因此而产生的文化却使我们每每折翼。
我们的信仰与文化严重偏向了“自爱”这一头，原因就是这么简单。只是，从来也没有人认真思考过。或许，更多的人对此表示怀疑，因此不愿意去思考这个简单的问题。
我也只能以自己这点微薄的思考，试图去让社会中的更多一些的人关注到这个问题上来。哪怕只有一个人了解了“平衡的爱心”的重要性，就能够使我感到骄傲。毕竟，碌碌无为的我，也做了一件对自己来说有意义深远的事情。
感谢每一位能够看到这里的人！
中西方差别的根源是什么？
根源就是西方人会逃（迁徙），会躲避统治阶级统治压迫。为了防止国家自然终结（民众逃光），他们发展出了人文思想和民主制度。西方历史就是一部迁徙史，古希腊人迁徙到地中海各地，西欧人迁徙到美洲、澳洲，并继续探索迁徙其他星球的可能性。
中国人只有大饥谨的年头才会迁徙，且基本逃不出统治阶级掌控的范围。他们宁可起义造反（于是规模、次数让西方国家无法比拟），也不愿（不知）远距离迁徙以摆脱统治压迫，来架空统治阶级。所以只见改朝换代，不见民主制度出现。
中西方差别的根源的根源是什么？
西方许多国家是海洋国家，具有四海为家、不贪恋故土、见多识广、讲究合作、尊重（相对）民众（否则把船凿了，大家一起死），吸收传播文化快等素质。收获的未知性，使他们又具有积极探索、进取扩张的冲劲。
中国是农业国家（注），具有强烈的故土意识（什么落叶归根等）、重农抑商、缺乏合作（单干作业）、见识保守落后等小农意识。收获的已知性，养成消极等待，不思进取的惰性。
西方人进教堂是为了忏悔，中国人进庙是为了贿赂。仰而无信是国人之所欲.
所以说中国的文化是一种便利文化呀，用主要是为了便利，而不是为了更好。
谁也没有居庙堂之上的人“受教育”多，但几千年来害人最甚的就是他们。不要把人性想得太好，不要把官性想的太好，你就离真理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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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启蒙与文化启蒙-
----兼提醒刘亚洲将军
一
二十年来，中国经济加速发展，经济实力逐步增强，但代价却是极其巨大而沉重的。如贫富的空前悬殊，社会的极度不空，自然环境遭到了严重的污染和破坏等等。
文化荒芜、思想贫困、制度落后、政治野蛮、道德崩溃等等几个方面相互作用，让社会在丛林化的道路上狂奔而去，让中国越来越成为不适合好人、正人和大人居住的地方。
在很多人那里，金钱利益成了最高的标准，物质享受成了唯一的追求，为此可以泯灭良知、不择手段，为此可以让自己变成衣冠禽兽甚至禽兽不如----人一旦堕落起来，其贪婪奸诈下流恶毒，确非一般禽兽所能及。真可谓官不官，民不民，父不父，子不子，人不人，鬼不鬼！
学习西方，没有把西方的制度优势和政治文明的学到手，反而把西方社会中种种不良的、“三俗”的东西学来了，把西方文化中神本主义的蒙昧和利益主义的恶俗学来了。一句话：把人家的精华扔把了，把人家的垃圾收来了。由于缺乏良法良制的制约，收来的垃圾变本加厉。
二
民主启蒙的历史已经一百多年了，又经历过文革那种极权主义的蹂躏，多数中国人不会不知道“民主是个好东西”，特别是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对民主的优势，对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会没有一定的认识。现在又是互联网时代，纵然受到一定程度的洗脑，效果毕竟有限。
知道“民主是个好东西”却学不到手，最根本的原因，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特别是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严重缺乏学习民主的内在动力和追求民主的道德勇气，他们的政治道德和学术良知已经被特权、被物欲、被一己私利彻底蒙蔽了。
民主启蒙不是不重要，但仅此是不够的，仅此，虽有效，很有限。因为民主作为一种特殊的公益事业，需要追求者具备相当的利他、奉献和牺牲精神，而这正是利己主义物质主义享乐主义者和品行不良者最为匮乏的东西。
此辈即使知道于民于国“民主是个好东西”，也不会奋起追求，不敢付诸实践，甚至出于维护既得利益的需要而反对民主。其中个别人即使某种情况下阴差阳错投身民主队伍，于民主事业未必有利，反而可能有害，比如对民主团体的道义形象造成伤害和破坏。古今中外无数事实一再证明，小人往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往往会把大事好事干小了干坏了。
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人物，需要一批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仁人志士，一批以说真话、求真理、做实事为己任的真人和实干家。当今中国，这样遮奢的人物实在是凤毛麟角，太稀缺了。
三
当今中国，便是敢说真话、敢于亮出“民主是个好东西”这一观点者也是极少数一小撮，刘亚洲将军则堪称其中的佼佼者。发表于最新一期《凤凰周刊》、题为《西部论》的专访中，刘亚洲直言不讳地说：
“一个制度如果不能让公民自由地呼吸并最大程度地释放公民的创造力，不能把最能代表这个制度和最能代表人民的人放在领导岗位上，它就必然灭亡。”
刘亚洲进一步指出：
“没有民主，就没有持久的崛起。民主思想的传播不受国界限制，当然也不受历史限制。中国的精英们要有为后代寻找一条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切实可行的制度的勇气。不一定要成为先烈，但一定要成为先驱。”
“迷信金钱力量的民族，是落后和愚昧的民族。无论是用于内政的安抚还是世界的拓展。拥有经济和文化及意识形态双重优势的民族，才是真正强盛的民族，才是值得拜服的、有感召力的民族。民族竞争是全方位的竞争，是综合素质的竞争。决定民族命运的绝不仅仅是军事和经济力量，而主要取决于文明形式本身。民族的生存决定我们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上述言论，都很精彩，对于中国社会的政治、制度环境的恶劣，刘亚洲将军有着清醒的认识，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忧国忧民、敢说真话的勇气，堪称体制内的异数。我想提醒一下刘亚洲将军的是：
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民主自由的启蒙很重要，中华文化的启蒙和道德良知的建设更重要，这是制度优化的文化基础和道德基础。没有这一基础，民主就学不到手（百年风雨百年血泪已为此作出历史性的证明。）“十年之内，一场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中国将会出现伟大的变局。”这一判断，只怕要落空。
没有一定的社会道德基础和本土文化的支撑，没有一个伟大的领导人和领导集体，没有儒家，纵然侥幸民主了，也会是劣质的；万一出现了变局，只怕伟大无缘，混乱有余，大乱难免。
四
马列主义败坏有余建设不足，自由主义及基督教的蒙昧主义都胜任不了道德建设的重任。（民主制度对社会道德的提升有一定的侧面作用，但自由主义思想本身的道德资源有限，不足以为民主追求提供内在力量。至于基督教，由于违反科学常识和缺乏科学精神，上帝信仰将会越来越象征化和娱乐化，其真实性、可信度将随着科学的加速发展而全面丧失。）
在中国，只有儒家文化才是这一任务的最佳执行者，也只有建立在中华文化特别是儒家基础上的民主，才能优质----这才是真正中国特色的民主。只有在仁本主义的指导下，中国的民主建设才能够顺利进行，才可以学到西方民主真正的精华而去除其不足和弊端。
对于当代中国，民主和儒家不可或缺，民主应该成为现代儒家的政治追求。不要民主、不能融摄民主的儒家，是落后、过时、“非礼”、不义的。当然，民主也不是儒家最高的社会和政治理想。儒家人格理想是成徳成圣，政治理想是王道太平。民主，仅是新王道政治的初级阶段。
至于刘亚洲在《西部论》中说：“独尊儒术就是独尊皇权”，此言大错，是不了解儒学所致。儒家在政治上是民本主义，即使在君主时代，也应坚持“民重君轻”的原则，对民众保持相当的尊重，不能“独尊皇权”，进入民主时代，更应重民意尊民权了。义者宜也，“礼，时为大”，与时俱进乃是礼的重要精神。关此，东海《大良知学》早有透彻的阐述，兹不赘。
拙著《大良知学》（已出）及《论语点睛》、《儒家雄起来》（待出）等，把儒家文化的精华和道德良知的奥秘深入浅出地传达出来了，不失为良好的儒学启蒙书和政治指导书，值得包括刘亚洲在内的有志之士以及众多儒学门外汉好好学习。
2010-8-8东海儒者余樟法
没有一定的社会道德基础和本土文化的支撑，没有一个伟大的领导人和领导集体，没有儒家，纵然侥幸民主了，也会是劣质的；万一出现了变局，只怕伟大无缘，混乱有余，大乱难免.
儒学是一种“常识道德”，还是能蒙住一些人的。对于认知能力较弱的人来说，儒学比较管用。这就是为什么两千年来统治者都用儒学当做工具。